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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著撰人名氏 古者左右前後罔非正人，所以嚴其選於近習，慮至深也。後世論親賢士，遠小人，必宫中府中，俱爲一體，而作姦犯科，付之有司，所以嚴其法于近習者，慮亦益遠矣。慶元大臣得君之初，收召羣賢，一新庶政，方將措天下於太平之盛。而宫府之間，近習竊柄，一罅弗窒，萬事瓦裂，國家幾於危壞而不可救。是則立紀綱，嚴界限，防微杜漸，在君相可一日不加之意哉？余於慶元黨禁而有感焉，因記其首末。淳祐乙巳至日，滄州樵川樵叟序。 文公夢奠，語蔡沈曰：『道理只是恁地，但須做些堅苦工夫。』夫能甘其苦於禁盛行之時，而不少堅忍於禁已解之日，豈不甚可惜也？嘗謂慶元黨禍不幸，如大愚、西山身死于謫，雖曰天不愸遺，然全其節，以立千萬世守道者之標準，未爲無所賴也。文公卒于慶元之庚申，學禁弛于嘉泰之辛酉，天也。文公在，天下出處惟公是視，而士節益光明矣。西山臨終，别文公有書曰：『天下不患無人才，但師道不立爲可憂。』噫！師道之立，非必人才扶植之也。長堤屹然，衆流歸順，無復東奔西決之憂，善人之多，良以此也。至此益信善類真足爲天下福，師儒真足爲善類主，而慶元之學禁爲人心禍，真酷且深也。余既以其首末遺帖並刻，因併取侯氏之説，以俟後之君子。 鮑氏以文手跋曰：丙午十月初十日寫樣訖，十六日校于青鎮寓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