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卷。宋洪兴祖(1090－1155)撰。洪兴祖，字庆善，丹阳(今江苏丹阳)人。宋徽宗政和中登上舍第。南渡后，历任秘书省正字，太常博士等职。后出知真州、饶州，兴学开荒，有政绩。因触犯秦桧而编管昭州卒。洪氏好古博学，终身不离书本，著有《老庄本旨》、《周易通议》、《系辞要旨》、《古文孝经序》、《楚辞补注》及《考异》等。此书所以称“补注”，是因为在王逸《楚辞章句》的基础上，对王氏说法在义理上加以阐发、引申，在名物训诂上加以考证、辨析，并纠正《章句》之疏误，补充《章句》之不足，故称《楚辞补注》。它是解释《楚辞》较早、较有价值的注本，朱熹撰《楚辞集注》多取其说，故此书在研究《楚辞》专著中占有重要地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为“于《楚辞》诸注之中，特为善本”。南宋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中对此书撰写过程有详细叙述：“兴祖少时从柳展如，得东坡手校《楚辞》十卷，凡诸本皆两出之。后又得洪玉父而下本十四五家参校，遂为定本，始补王逸《章句》之未备者。书成，又得姚延辉本，作《考异》附古本《释文》之后。其后又得欧阳永叔、孙莘老、苏子容本于关子东、叶少协，校正以补《考异》之遗”。洪氏参校本有二十部左右，并逐步完善，可见其用力勤恳、态度严肃认真。此书兼载《释文》(亦称《楚辞释文》，今佚)，《考异》一卷附《释文》后。今流传本无《考异》，其内容已分散编入《补注》之中。《补注》撰写体例为：先列王逸注文于前，再以“补曰”，表明是洪氏补注部分。此书的学术、文献价值是：一、在《楚辞》校勘、订正上，取得很大成就。至洪氏时代，《楚辞》已流传千余年，几经传写，异文脱简，纷然杂陈、莫衷一是。洪氏参考多种底本，精心校订，力图再现古本原貌。如注《抽思》“愿荪美之可完”句时，曰：“‘完’一作‘光’”。比较二字，“光”与上句“亡”协韵，今多以“光”为是。对《离骚》“曰黄昏以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注曰：“一本有些二句，王逸无注；至下文‘羌内恕己以量人’，始释‘羌’义，疑此二句后人所增耳。”此说甚为合理，并为后世研究者所认同，以此二句为衍文。二、《补注》一书依据底本赅博，征引宏富，保存了唐代以前及洪氏同时代今已失传的《楚辞》著作中的若干遗说，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郭璞(晋人)所注《楚辞》，徐邈(晋人)的《楚辞音》均佚，《补注》多次引用；时人鲍慎思鲍钦止之说亦有所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对《楚辞释文》的征引。《释文》为古本，今佚，由于洪氏的征引，保存了不少极为珍贵的资料。今人游国恩将《补注》所引《释文》，逐条摘录，得七十七条，使后人得见《释文》之一斑。三、对屈原品格，给予很高评价，对贬损屈原之说，给予有力批驳。在《楚辞补注·〈离骚〉后序》中说：“余观自古忠臣义士，慨然发愤，不顾其死，特立独行，自信而不回者，其英烈之气，岂与身俱亡哉!”对班固称屈原“露才扬己”，颜之推诬屈原“露才扬己，显暴君过”的妄言，严斥为“无异妾妇儿童之见。”《补注》也有失当或牵强之处。有的是承袭王逸的误说，将《离骚》的“椒专佞以慢慆兮”的“椒”，解为楚大夫子椒，是极不当的；有的纠正王说，反更显错误，如《九歌·湘夫人》“帝子降兮北渚”之“帝子”，王逸解为“尧女也”，尚能接近作品原旨，而洪氏却说：“帝子以喻贤臣”，反而更违诗意。版本有“宋刻本，十七卷，《天禄琳琅书目后编》著录，原项元汴家藏而入内府，今不知归何处。明复刻宋本，北京、上海、南京、浙江图书馆藏。清康熙元年毛氏汲古阁刻本，北京图书馆、清华大学、杭州大学皆有藏。清后有多种版本。今见普及本为中华书局编辑部据汲古阁刊本，1981年标点排印，白化文等校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