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卷。东汉王逸(约89－158)撰。王逸，字叔师，南郡宣城(今湖北宣城)人，汉安帝元初(114－120)中举，为校书郎，《楚辞章句》约作于此时。汉顺帝时(126－144)官至侍中。著有赋、诔、书、论、杂文21篇，《汉诗》123篇，今多亡佚。原有集二卷，已散佚。明张溥辑有《王叔师集》一卷。王逸撰《楚辞章句》动机有三：一、仰慕屈原的高尚品格及其作品文彩，并哀伤同情其遭遇；二、不满班固对屈原的贬责，为其高明、清洁的品格申辩；三、深感此前对《楚辞》无全面解说，而班固等仅作《离骚经章句》又以“壮为状，义多乖异，事不要括”(《楚辞章句》序)，故作《楚辞章句》。此书是对屈原及其他楚辞作品进行全面解说的著作。王逸之前，西汉淮南王刘安曾作《离骚传》，刘向、扬雄曾作《天问》注解，东汉班固、贾逵曾作《离骚经章句》(今皆不传)，但均只就《楚辞》某篇加以注解。《楚辞章句》全面解说《楚辞》，属开创性工作，也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楚辞》注本。其书编次为：《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上为屈原作品)、《九辩》、《招魂》、《大招》、《惜誓》、《招隐士》、《七谏》、《哀时命》、《九怀》、《九叹》、《九思》。《九思》乃王逸自作自注，故有人疑为后人增入。宋洪兴祖《楚辞补注》云：“逸不应自为注解，恐其子延寿之徒为之尔”。且王逸自序称“作十六卷章句”，更说明原书为十六卷，今传十七卷本，可能为后人增补本。《楚辞章句》原书编次似与今传本编次不同。如今本卷四为《九章》，卷八为《九辩》，而对《九章·哀郢》“美超远而逾迈”句王注云：“此皆解于《九辩》之中”，由此可推断原本是《九辩》在《九章》之前。洪兴祖说：“今本《九辩》第八，而《释文》以为第九。”可能《释文》依据古本编次。朱熹《楚辞辩证》也说：“今按天圣十年(1032)陈说之序，以为旧本篇次混并，首尾差互，乃考其人之先后，重定其篇。然则今本说之所定也欤?”《楚辞章句》每篇皆有序文(其中《离骚》、《天问》各有二序，一前一后)，对作者、写作时间、题义、写作意图等加以说明。对每篇作品采取逐句就词意、典故、句意等加以详解。如对《离骚》“说操筑于傅岩兮，武力用而不疑”句释为：“说，傅说也。傅岩，地名。武丁，殷高宗也。言傅说抱道怀德，而遭遇刑罚，操筑作于傅岩。武丁思想贤者，梦得圣人，以其形象求之，因得傅说，登以为公，道用大兴，为殷高宗也。《书》序曰：‘高宗梦得说，使百工营求诸野，得诸傅岩，作《说命》，是佚篇也’”。由此可见，注释极为详尽。本书具有较高的文献、学术价值。一、序及注文中说法，都是今存的关于《楚辞》的最早文字记录，对后人研究《楚辞》，特别是研究屈原作品，都具有启发和借鉴作用。二、此书保留了不少汉代旧说，并提到刘安、刘向、扬雄、班固、贾逵等人的解说，从中可知王逸之前汉人研究《楚辞》的成果及异说。三、王逸生于楚地，熟悉楚地的文化、风习、山川、物产等情况，加之去屈原时代未远，故对《楚辞》的解释，尤其对《楚辞》中方言的解释，比较符合实际。如解释《离骚》中的“扈，被也”，“羌，楚人语词也”等，均为后人普遍接受。四、此书还从宏观角度，对屈原作品的艺术成就、对后世影响加以论述：“屈原之词，优游婉顺”，“屈原之词，诚博远矣。自终没以来，各儒博达之士，著造辞赋，莫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所谓金相玉质，百世无匹，名垂罔极，永不刊灭者矣”(《楚辞章句序》)。此论影响较深广。此书缺点是：有些说法，武断臆测，失于穿凿。如对屈原作品都立足于“依托五经以立义焉”加以解释，把屈原作品推到“经”的地位，意在褒奖，实则贬损了屈原作品的文学价值。对《离骚经》的“经”的解释，属望文生义。宋、元前版本今不传。明正德十三年(1518)刊本，北京图书馆藏。明嘉靖中复宋本十七卷，上海图书馆藏。明隆庆五年(1571)豫章王孙用晦夫容馆复宋本十七卷，前附《楚辞疑字直音补》一卷，上海图书馆藏。另有明、清、民国年间刊本及日本、朝鲜刊本。《楚辞章句》普及本今见宋洪兴祖《楚辞补注》一书。1981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楚辞补注》铅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