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卷。清朱骏声(1788－1858)撰。骏声字丰芑，号允倩，晚年自号石隐山人，江苏吴县人。少承父教，十三岁受许氏《说文》。十五岁为诸生，从钱大昕游。钱一见奇之曰：“衣钵之传，将在子矣。”就读紫阳书院三年，以通材称于时。嘉庆二十三年(1818)举乡试，七上春官不第，郁郁不得志。后荐主江阴暨阳书院讲席，并历主吴江、萧山等地书院。道光间以举人选授安徽黟县训导。咸丰元年(1851)献所著《说文通训定声》等书，恩加国子监博士衔，升扬州府教授。博学无书不读，娴习经史，擅长诗赋词章，精天文数学，对小学尤为淹通。一生著述繁富，以此书成就最大，另有《诗集传改错》、《春秋左传识小录》、《仪礼经注一隅》、《逸周书集训校释增校》、《夏小正补传》、《小尔雅约注》、《说雅》、《古今韵准》、《说文引书分录》、《易消息升降图》、《学易杂记》、《大戴礼记校正》、《六书假借经征》、《经韵楼说文注商》、《古说字形谬误》、《六十四卦经解》、《离骚补注》、《秦汉郡国考》、《小学识余》等。此书是一部按古韵部改编《说文解字》的书。朱氏在《凡例》中说：“六书，形声之字十居其九，是编就许书五百四十部舍形取声，贯穿联缀，离之为一千一百三十七母，比之为十八部，以著文字声音之原，以正六朝四声之失。这里所说的“母”，指的是形声字的声符。书名《说文通训定声》，表示它包括三方面内容：一、“说文”，以许书为基础加以补充并举例，旨在说明字的本训(即本义)。本训决定于字的形体结构，所以这部分要分析字的形体结构，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体”。象形、指事谓之“文”，会意、形声谓之“字”。这里单称“说文”，也就包括“解字”在内。在此有时还讲“别义”，即关于本义的另外说法，《说文》称之为“一曰”。二、“通训”，这是朱书的核心部分，最为精采，旨在阐述转注、假借“二用”。许慎说：“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朱氏则说：“转注者，体不改造，引意相受，令长是也。”“假借者，本无其意，依声托字，朋来是也。”二人的说法显然不同。依照朱氏的定义，转注就是引申，假借则是同音通假，包括叠字(朱氏称为“重言形况字”)、连绵字(朱氏称为“连语”)与专有名词(朱氏称为“托名标帜字”)。有时还讲到“声训”，朱氏把“声训”也算为假借之类。朱氏以为《说文》和《尔雅》都没讲到转注、假借，他便“专辑此书，以苴《说文》转注、假借之隐略，以稽群经子史用字之通融。”(见《上说文通训定声》的奏折)三、“定声”，就是把文字按古韵归纳为十八部、丰升临谦颐孚小需豫随解履泰乾屯坤鼎壮。这些名称都采自《易经》的卦名。其韵部体系，大体上遵循段玉裁和王念孙之说。这三部分实际上是分别讲字形、字义、字音的。“说文”部分主要是说明字形与字义，字音的关系，而以字形为主；“通训”部分专讲字义(确切地说是词义)的引申和假借，使读者能观其会通；“定声”部分则以上古韵文的用韵来证明古音。凡同韵相押叫做“古韵”，邻韵相押叫做“转音”。全书共收一万七千二百四十字，比《说文》增加近八千字。《说文》中，字有不见于正篆而见于说解中的；有具有偏旁而没有正篆的；有只见于“小徐本”的；有别的书引《说文》的。本书都增补在内。其有见于《方言》、《广雅》和子史传记中的也别列于每部之后，以备考索。这是切于实用的。是书的最大贡献是运用声义相通的道理全面地解释词义。王力说：“朱氏突破了许氏专讲本义的旧框子，进入了一个广阔的天地。如果说桂馥是述而不作，段玉裁是寓作于述，那末，朱骏声则是‘似因而实创’。(见谢增《说文通训定声跋》)表面上，他是遵循《说文》的道路；实际上，他是要做许慎所没有做的、而又应该做的事情。”“他把经史子集的故训都搜罗了，其丰富可比阮元主编的《经籍纂诂》，但是《经籍纂诂》只是一堆材料，而《说文通训定声》则对故训加以系统化；哪些是本义，哪些是别义，哪些是转注，哪些是假借，哪是声训，都区别清楚，这才是科学研究，而不是材料堆积。”(见《中国语言学史》126页、128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是书的缺点是所列通假较滥，对于《说文》的修订，有些地方不妥当。是书始创于道光十三年(1833)，历时十数年，到道光二十八年才完成，二十九年在黟县学署雕版成书。而后同治九年(1870)有补刊本，光绪八年(1882)有临啸阁刊本，今有中华书局影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