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卷。清王引之撰。王引之生平见“广雅疏证补正”。《经传释词》有嘉庆三年(1798年)王引之自序，书稿大约即完成于此时。至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刻版行世。阮元序谓王氏积二十年之功方撰就此书，是书为王氏代表著作。其自序述其撰作动机云：“自汉以来，说经者宗尚雅训，凡实义所在，既明箸之矣，而语词之例，则略而不究；或即以实义释之，遂使其文扞格，而意亦不明。……引之自庚戌(1790年)入都，侍大人质问经义，始取《尚书》廿八篇紬绎之，而见其词之发句、助句者，昔人以实义释之，往往诘为病；窃尝私为之说，而未敢定也。及闻大人论《毛诗》‘终风且暴’、《礼记》‘此若义也’诸条，发明意旨，涣若冰释，益复得所遵循，奉为稽式，乃遂引而伸之，以尽其义类。自《九经》、《三传》及周、秦、西汉之书，凡助语之文，遍为搜讨，分字编次，以为《经传释词》十卷，凡百六十字。前人所未及者补之，误解者正之，其易晓者则略而不论。非敢舍旧说而尚新奇，亦欲窥测古人之意，以备学者之采择云尔。”本书体例是说明虚字的用法，然后从群书中征引例证，以追溯其原始，申明其演变。有时对所征引的例证也加以训释。是书特点主要有三：一、以音求义，不囿旧说。王氏从声音通训诂，形音义互相推求，对虚字遂多确诂，往往有所创获，为前贤所不及。二、引证博赡，详加辨析。三、条理清晰，分类简明。是书分虚词为常语、语助词、叹词、发声词、通用词、别义六大类，较《助字辨略》简括明了。《经传释词》问世以来，即以其精审严谨的学风、确切细致的分析诂解，受到学者的高度评价。阮元序曰：“高邮王氏乔梓，贯通经训，兼及词气。昔聆其‘终风’诸说，每为解颐，乃劝伯申勒成一书；今二十年伯申侍郎始刻成《释词》十卷。元读之，恨不起毛、孔、郑诸儒而共证此快论也。”清方东澍《汉学商兑》亦赞曰：“实足令郑(玄)朱(熹)俯首，自汉唐以后，未有其比。”《经传释词》是一部优秀的训诂著作，也是一部语法学重要著作，杨树达《词诠·序》即谓：“文法之学，荜路蓝缕于刘淇，王氏继之，大备于丹徒马氏。”《经传释词》也有不足之处。从取材范围看，王氏以解经为目的，取材限于《九经》、《三传》及周秦西汉之书，东汉以后书一概不收，使《释词》有较大局限性。从对词义的解释看，《释词》侧重解释虚字的特殊用法，而对通常用法则略尔不论，或语焉不详，使读者对某一虚字难以有全面了解；对某些词语的解释，亦往往有卤莽臆断之弊。从训释方式看，《释词》虽然有从语法角度训释词义的思想，而且已经达到一定的高度，但它仍然主要沿用传统训诂方法研究虚字。用训诂方法研究虚字，是有很大局限性的，尽管《释词》已创立一些虚词分类的名目，但仍以训释词义为主，致使对某些词语的归纳分析还没有抽象到语法高度，对词语的诂解也就难以确切。从编排体例看，《释词》以逐字辨释为主，因此某些同形而异义的词被看作是一个词，某些字形不同而实际是同一个词的，又被看作是不同的词，出现交叉混乱现象。章炳麟《太炎文录续编》卷一《王伯申新定助词辩》及裴学海《古书虚字集释》所附《经传释词正误》，对王书缺失，批评甚是，可资参考。《经传释词》初刻于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为阮元所刻《清经解》本、另有钱熙祚所刻《守山阁丛书》本、鸿文书局所刊《王氏四种》本、商务印书馆印行《万有文库》本、《学生国学丛书》本等。1956年3月，中华书局据清同治七年(1868年)成都书局《高邮王氏〈经传释词〉并惠安孙氏〈补〉〈再补〉合刊》本，将《经传释词》、《经传释词补》、《经传释词再补》三种著作汇印为一册，并一律加新式标点；改编目录，注明正文页数；并作了校记。书后有三种附录：1．《语词误解以实义》(录自《经义述闻》卷三十二)；2．《王伯申新定助词辩》(录自《太炎文录续编》卷一)；3．《经传释词正误》(录自《古书虚字集释》附)。1984年岳麓书社出版李维琦校点本，除点校外，天头上刊录了黄侃、杨树达批语三百七十多条，这些批语或“通以声音”，揭示“一词数义所由生”，或补充未备、纠正错误，颇有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