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四卷。清李塨(详见《周易传注》)撰。该书成于雍正四年(1726)。自序说，后儒治《春秋》学，拘泥于褒贬之说，对日月名氏人师等分例树标，往往与经义不合。事实上，孔子作《春秋》，观其事则成败治乱了然，观其义而予夺褒贬昭然。义见则天子之迹见，改元即位、朝聘会盟、侵伐放杀、昏觌享唁、丧葬祭祀、搜狩兴作、甲兵赋税、封建县邑、利弊隆善，厘然可观。他认为《左传》只记事而不疏义，《公羊传》、《穀梁传》疏义又往往多误，于是作《春秋传注》四卷。李塨曾与著名学者毛奇龄游，又师事清初名儒颜元，故《春秋传注》一书对二人的观点多有采纳。该书有同治八年(1869)刻本。民国时徐世昌等辑《颜李丛书》，将该书采入其中，有民国十二年(1923)四存学会排印本。② 三十六卷。清严启隆撰。启隆字尔泰，乌程(今浙江吴兴)人，明诸生。作者不满于解说《春秋》诸家之穿凿附会，故著此书。他认为，孔子欲讨伐陈恒而不获准，于是退而作《春秋》，借以告诫执掌鲁国政权的季孙、孟孙、叔孙三家；又说《春秋》一字一句皆是鲁史旧文，孔子并未加以删削。此书意在扫除诸家之穿凿，然而矫枉过正，持论不免偏激，且其自身亦未能避免穿凿之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