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春秋时期，一方面我们看到血缘纽带氏族组织还维持着，一方面看到这种关系毕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松弛、解体，氏族成员逐渐突破氏族组织的躯体而以个体小农的面貌出现了。《诗经》里所反映的农民活动，一般都是独立的个体小农。时代越后的诗，主人翁的个体性质也越鲜明。
《周礼》讲到当时的社会，都反映家是基层单位。《大司徒之职》条：“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沟之，以其室数制之。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使；四闾为族，使之相葬。……”《小司徒之职》条：“掌建邦之教法，以稽国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数，以辨其贵贱老幼废疾。”“乃均土地以稽其人民而周知其数。上地家七人，而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五人。凡起徒役，毋过家一人，以其余为羡。”这里举这几条为例。凡给土地、起役徒等，都是以家为单位来进行的。《周礼》中所反映的社会情况的时代性是有争议的。《周礼》的成书时代一般都同意是战国时期，它使用的材料有春秋以前的，但很可能已加进去一些战国时代的色彩。《周礼》中的以家为社会单位，可能反映了春秋战国【170】时代的情况。
《管子·权修》：“天下者，国之本也；国者，乡之本也；乡者，家之本也；家者，人之本也。”《立政》：“分国以为五乡，乡为之师；分乡以为五州，州为之长；分州以为十里，里为之尉；分里以为十游，游为之宗。十家为什，五家为伍，什伍皆有长。”《小匡》：“圣王之治其民也，参其国而伍其鄙。……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制五家为轨，轨有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有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五鄙，……制五家为轨，轨有长；六轨为邑，邑有司；十邑为率，率有长；十率为乡，乡有良人。”管子所反映的社会，也是家是基层单位。尽管国与鄙的组织系统不同，但国与鄙都是以家为基层。《管子》，一般也认为是战国时代的著作，它里面有春秋时代齐国的材料，但基本上反映的也是战国时代的情况。从《管子》看，也看出战国时代是个以个体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社会。
战国时期，五口之家或八口之家的个体小农家庭在社会上已是普遍存在的了。战国初期，李悝在魏国协助文侯进行改革尽地力之教，当时的农民是“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汉书·食货志上》）。可以想象这个五口之家，是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不是个别现象。稍后的孟子的理想社会生活是“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梁惠王上》）。孟子也是以个体小家庭来看当时的社会的。
五口之家、八口之家的个体小农突破氏族躯壳成为社会单位的划时代标志，是商鞅变法。商鞅变法，奖励耕战，鼓励小家庭。他以立法为手段，强迫人民分户组成小家庭，“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史记·商君列传》）。有二男以上就要分家，这是小农中的小农家庭了。
由氏族解体演化出来的个体小家庭，都是小土地所有者。他的小土地来源，主要是由氏族沿袭下来的份地。氏族的份地，原【171】来要定期收回重新分配，后来分到一家长期为一家使用，最后成为一家私有。西周春秋时期，我们看到贵族间的土地转让，个别例子也看到贵族间通过交易进行土地转让，但还没有看到农民间的土地买卖转让。农民买卖土地，战国时期出现了而且还比较盛行。长平之战前，赵国主帅赵括从赵王那里领了金帛赏赐就“归藏于家，而日视便利田宅可买者买之。”（《史记·赵奢列传》）。《韩非子·外储说左上》：“王登一日而见二中大夫，予之田宅。中牟之人弃其田耘卖宅圃而随之文学者邑之半。”赵括买的土地，不可能都是从贵族手里买来的，恐怕绝大部分是个体小农出卖的土地。中牟人卖田，可能是韩非在讲故事，但这类事却是社会现实，韩非只是加以集中概括而已。这些卖田圃而随文学的半邑中牟人，自然也都是个体小农。这都说明一家百亩的个体小农和小农经济在战国时代已是普遍存在的。至于像苏秦那样，“使我有雒阳负郭田二顷，吾岂能佩六国相印？”（《史记·苏秦列传》）。有田二顷恐怕已是小地主了。这样的小地主，当时要靠经营商业，但也是从个体小农演化出来的。
秦统一后，个体小农称为“黔首”。黔是黑的意思。农民在暴日下劳动把脸都晒黑了，得了个黔首的名称。秦始皇对待农业和农民的政策，仍是商鞅政策的继续：重农抑末，奖励耕战，秦始皇一直以重农使农民安居乐业自豪。他在东巡各地的刻石中一再说：“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黔首安宁，不用兵革，六亲相保，终无寇贼”。“黎庶无繇，天下咸抚，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惠被诸产”（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始皇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实田”（见《史记·秦始皇本纪》注引徐广曰）。有人认为这是中国历史上土地私有制的开始。这是对“黔首自实田”这句话的曲解。自实田就是自己呈报自己所有的土地。既如此，那就是私有在前呈报在后。不能说原【172】来没有土地所有权，自实以后私有权才成立。“自实田”引申不出来这个意思。因此，不能用此证明土地私有制的开始。这句话，以解释为在此之前农民已私有着他的土地，自实田，只是要求农民确实的无隐瞒的呈报他所有的田地的数量。自实田，是以土地私有为前提的。
战国秦汉时期的农民，是自由平民。他们可以自由的出卖他们的劳动力。《韩非子·外储说左上》说：“夫卖庸而播种者，主人费家而美食，调布而求易钱者，非爱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非爱主人也，曰：如是，羹且美，钱布且易云也。”庸客是自由的出卖他的劳动力。庸客和主人的关系，是自由的雇庸关系，—没有强制性。主人只有用美食钱布买着他努力耕耘，没有任何强力或权力强迫他卖命耕耘。庸客是自由人。
陈涉是我们熟知的人物。《史记·陈涉世家》说：“陈涉少时尝与人傭耕，辍耕至陇上，怅然久之，曰：苟富贵，勿相忘。庸者笑而应曰：若为庸耕，何富贵也？陈涉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后来，他在大泽乡领导起义时又说了一句：“王候将相宁有种乎？”陈涉和跟他一块庸耕的人，智力是有高低的，胸怀也有不同。但他们在身分上都是一样的，可以说都是自由平民，都一样是在自由的出卖他们的劳动力，身分上没有高低之分。就是和王侯将相来比，在身分上也没有高低。“宁有种乎？”种就是血缘关系。他们是不承认贵族身分的世袭关系，即血缘关系的。大家的出发点是一样的，都是自由平民。自由平民有才智就可以作王侯将相。这正是战国以来，自由平民的写照。《孟子·滕文公上》：“成覸谓齐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孟子的话，反映战国时人只承认人和人只有聪明才智上的差异，成就上大小高低的差异，而不承认身分上的差异。大家都是大丈【173】夫，只要有条件都能作舜。
战国初年，魏文侯的儿子子击和贫士田子方有这样一段故事：“子击出，遭田子方于道，下车伏遏。子方不为礼。子击怒，谓子方曰：富贵者骄人乎？贫贱者骄人乎？于方曰：亦贫贱者骄人耳！富贵者安敢骄人！国君而骄人则失其国，大夫而骄人则失其家，失其国者未闻有以国待之者也，失其家者未闻有以家待之者也。夫士，贫贱者，言不用，行不合，则纳履而去耳，安往而不得贫贱哉！子击乃谢之”（《史记·魏世家》）。
田子方是个平民，国君的养士。他可以对国君的儿子不礼貌，而且还振振有理。国君不可骄，大夫不可骄。国君骄则失国，大夫骄则失家。士有的是贫贱，哪里待我不好就走着，走到哪里都不过是贫贱。这是大丈夫的气概，是自由民的气概。
战国时期，出现了一些游侠，还有四公子养士。这些游侠和士，多半已离开劳动，有些成为社会上的流氓无产者。这些人虽然依附于主人，靠为主人卖命、献策、献计来生活。但在人格上却不能受辱，只要使他们感到受辱他们就会自由的离开。四公子中的赵平原君就有这样一段故事：“平原君家楼临民家，民家有躄者槃散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楼上，临见，大笑之。明日，槃者至平原君门语曰：“臣闻君之喜士，士不远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贵士而贱妾也。臣不幸有罢癃之病，而君之后宫临而笑臣，臣愿得笑者头。平原君笑应曰诺。躄者去，平原君笑曰：观此竖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杀吾美人，不亦甚乎？终不杀。居岁余，宾客、门下、舍人稍稍引去者过半。平原君怪之。……门下一人前对曰：以君之不杀笑躄者，以君之爱色而贱士，士即去耳。平原君乃斩笑躄者美人头，自造门进躄者，因谢焉。其后，门下乃复稍稍来”（《史记·平原君列传》）。此等事，在今天看来是荒唐的，怎能为一笑就杀人！但在战国，在古代社会，这是重然诺，重义气，尊重自由人的人格的时代所养成的一种社会风气。战国时代，尊【174】重自由人的人格、重然诺、轻生命的风气是极盛的。这种风气，说明自由平民中地位有高低、富贵有差异，人格都是平等的。人格不能受辱。士可杀不可辱和大丈夫气概，也正是反映的战国以来养成的自由平民的人格和自尊心理。
两汉的郡县人民，称为编户齐民。他们都有户籍，称为名数。《汉书·万庆传》：“元封四年，关东流民二百万口，无名数者四十万。”颜师古注说：“名数，若今（指唐朝）之户籍。”齐民，谓身分无贵贱之分。《汉书·食货志下》“所忠言，世家子弟、富人或斗鸡走狗马弋猎博戏乱齐民”，颜师古注引如淳曰：“齐，等也；无有贵贱，谓之齐民。若今言平民矣。”汉代的编户齐民，身分是平等的，无贵贱之分。汉代虽丞相之子，都要服役戍边。如淳说：“虽丞相子，亦在戍边之调”（《汉书·昭帝纪》元凤四年条颜师古注引）。盖宽饶“身为司隶，子常步行，自戍北边”（《汉书·盖宽饶传》）。
两汉时期，和战国时期一样，社会上盛行着雇庸劳动形式。
“栾布，梁人也。穷困，卖庸于齐，为酒家保”（《史记·栾布列传》）。有些人一面作雇庸劳动，一面读书，后来都作了大官或学者。如“丞相匡衡者，东海人也。好读书，从博士受诗。家贫，衡傭作以给食饮。”（褚少孙补《史记·丞相匡衡传》）。“倪宽，千乘人也。治《尚书》，事欧阳生。以郡国选诣博士，受业孔安国。贫无资用，尝为弟子都养，时行赁作，带经而鉏，休息，辄读诵。其精如此。”（《汉书·倪宽传》）。东汉时的公沙穆“东游太学，无资粮，乃变服客傭为（吴）祐赁舂”（《后汉书·吴祐传》）。“卫飒，河内修武人也，家贫好学，随师无粮，常傭以自给”（《后汉书·卫飒传》）。“第五访，京北长陵人，司空伦之族孙也。少孤贫，常傭耕以养兄嫂，有闲暇则以学文”（《后汉书·第五访传》）。看得出来，这些雇庸劳动者都是自由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的。【175】
战国秦汉时期雇庸劳动的盛行，是符合恩格斯对古代社会的论证的。恩格斯说：“包含着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的雇佣劳动是很古老的，它个别地和分散地同奴隶制度并存了几百年”（《反杜林论》，见《马恩全集》中文版第二十卷第296页）。
就是佃耕农民，身分上也是自由平民。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大儒东汉末年的郑玄（字康成），就是一佃农。他并不是先作佃农后作学者，而是“游学周秦之都，往来幽、并、兖、豫之域”学成之后，回故乡授徒讲学的同时仍作佃农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年过四十，乃归供养，假田播殖，以娱朝夕”（《后汉书·郑玄传》）。郑玄很可能是有雇工的，雇人替他耕田。不然他不可能一面注书、教学，一面却又下田种地。但无论怎样说，他是个佃农，而佃农是自由人。他自己说“假田播殖”，不会假。
《史记》、《汉书》里刻画了许多起家编户齐民作了大官的人。可以看得出，他们虽然家贫，却都是自由平民，有战国以来的国人、游侠自由平民的气质。举两个例子：
刘敬。《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刘敬者，齐人也。汉五年戍陇右，过洛阳，高帝在焉。娄敬脱輓辂，衣其羊裘见齐人虞将军曰：臣愿见上言便事。虞将军欲与之鲜衣，娄敬曰：臣衣帛衣帛见，衣褐衣褐见，终不敢易衣。于是虞将军入言上，上召入见，赐食。已而，问娄敬，娄敬曰：……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上疑未能决，及留侯明言入关，便即日车驾西都关中。于是上曰：本言都秦地者娄敬。娄者，乃刘也。赐姓刘氏。拜为郎中，号为奉春君。”
娄敬，穿着旧羊皮衣推着小车去服役，过路洛阳要求见皇帝，皇帝也竟然见他，也就由此作了官。娄敬是个小农，是个自由平民。
《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丞相公孙弘者，齐菑川国【176】薛县人也，字季。少时为薛狱吏，有罪，免。家贫，牧豕海上。年四十余，乃学春秋杂说。养后母孝谨。建元元年，天子初即位，招贤良文学之士。是时，弘年六十，征以贤良，为博士。使匈奴，还报不合上意，上怒以为不能，弘乃病免归。元光五年，有诏征文学，菑川国复推上公孙弘，弘让谢国人曰：臣已尝西应命，以不能罢归，愿更推选。国人固推弘。弘至太常，太常令所征儒士各对策。……策奏，天子擢弘对为第一。……拜为博士。……二岁中，至左内史。”
公孙弘家贫，牧猪海上，却能一再应贤良文学招，为博士，后位至丞相，封侯。他是个体小农，是个自由平民。
周代氏族贵族是讲究服饰的，从服装的质量、颜色等方面可以显示贵族的身分等级。商鞅变法时规定：“明尊卑爵制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贵无所芬华”（《史记·商君列传》）。
商鞅这条规定，是为了鼓励以军功取富贵，打击以血缘关系生下来就是贵族的旧氏族贵族。这是对旧氏族贵族特权的突破，但却又赋予军功新贵族以特权。
但贵族特权一经打破，人民都成了自由平民，人人都可以由自由平民起步上升为军功贵族，特权就很难限制在军功贵族阶层。到了汉代，我们便看到以服饰显示身分的规定便被打破了。贾谊曾说：“今之卖僮者，为之绣衣丝履偏诸缘，内之闲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庙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纨之裹，◆以偏诸，美者黼绣，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贾嘉会召客者以被墙。……庶人屋壁得为帝服，倡优下贱得为后饰，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汉书·贾谊传》）。
贾谊反对庶人、天子衣服无贵贱之别，但这却是社会现实；反对，也无法改变。衣服无贵贱之别，只要有钱，愿意穿什么就穿什么，到东汉末年还是如此的。东汉末年的仲长统说：“井田【177】之变，豪人货殖，馆舍布于州郡，田亩连于方国；身无半通青纶之命，而窃三辰龙章之服”（《昌言·损益篇》见《后汉书·仲长统传》）。
衣服无贵贱之别，有钱就能自由穿戴，这是汉代编户齐民身分平等而又是自由民的反映。当然，仲长统“身无半通青纶之命，而窃三辰龙章之服”这句话里，已用了一个“窃”字，表示这是僭越，不应该的。这和东汉以来，贵贱之分又渐渐显著起来可能不无关系。
小农家庭的人口，战国西汉一般是五口。商鞅变法规定，“民有二男不分异者，倍其赋”。商鞅的规定，对秦朝小农家庭人口结构有影响。西汉初年的贾谊说：“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鉏，虑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谇语”（《汉书·贾谊传》）。
战国时代，小农家庭一般是五口之家，李悝所谓“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西汉仍是如此。晁错谈到农家人口时，仍是说“今农夫五口之家”（《汉书·食货志上》）。西汉人口数是：12，233，062户，59，594，978人，平均每户4．87多人，接近五口。刘邦为亭长时，“常告归之田，吕后与两子居田中耨”（《史记·高祖纪》）。刘邦的小家庭，有四口人。陈平“少时家贫，好读书，有田三十亩，独与兄伯居。伯常耕田，纵平使游学。平为人长，美色。人或谓陈平曰：贫何食而肥若是？其嫂嫉平之不视家生产，曰：亦食穅覈耳。……及平长可娶妻，……久之，户牖富人有张负，女孙五嫁而夫辄死，人莫敢娶。……张负，……卒与女。负戒其孙曰：毋以贫故事人不谨，事兄伯如事父，事嫂如母”（《史记·陈丞相世家》）。看来，陈平的家庭，也只有兄、嫂、陈平和新娶的妻四口人。
东汉时期，每家的人口数似略有增多。下面就《续汉志·郡国志》注引伏无忌所记东汉几个不同时代的户口数看东汉每户人【178】口数：
年代户数口数每户口数
光武中元二年4，279，6345-
（公元57年）21，007，820
明帝永平十八年5，860，5735．8+
（公元75年）34，125，021
章帝章和二年7，456，7845．8+
（公元88年）43，356，367
和帝元兴元年9，237，1127．3+
（公元105年）53，256，229
安帝延光四年9，647，8385-
（公元125年）48，690，789
顺帝建康元年9，946，9185-
（公元144年）49，730，550
冲帝永嘉元年9，937，6805-
（公元145年）49，524，183
质帝本初元年9，348，2275+
（公元146年）47，566，772
从上表看，东汉和帝以前，每户平均超过五口，安帝以后大体五口稍弱。我们知道东汉后期户口、垦田多有不实，虚报的多。安帝以后每户的平均口数，可靠性是差的。
影响东汉每户口数增多的，有两个因素可以考虑：一，是儒家的影响。儒家讲求孝。父母在世而分居，被视为不孝。当时有条谚语：“举孝廉，父别居”（《抱朴子·外篇·审举》）。姜肱“家世名族，肱与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著闻，及各娶妻，兄弟相恋，不能别寝”（《后汉书·姜肱传》）。姜肱事继母驾笃孝。继母年少，肱兄弟同被而寝，不入房室，以慰母心（注引谢承书）。又如李充，“家贫，兄弟六人，同食遞衣。妻窃谓充曰：……妾有私财，愿思分异。充……于坐中前跪白母曰：此妇无状，而教充离间母兄，罪合遣斥。便呵叱其妇，逐令出门”（《后汉书·独立·李充传》）。李充有母在，兄弟六人同籍不分居。【179】
兄弟不分居的另一因素，可能是为了使用牛犁耕田。东汉耕犁趋于重大，这是土地集中的结果。土地集中，大土地所有者有财力使用多牛大犁，以深耕增加生产。小农家庭为了抗衡土地兼并和增加生产，出现兄弟共居的家庭形式。这样才能有较多的劳动力和资金（参看于琨奇博士论文《秦汉小农与小农经济》第二章“秦汉小农的家庭结构”）。
总之，战国秦汉时期的小农家庭，一般是有五口左右的人口，有田百亩。他们是自由民，或耕豪民之田的佃户如郑玄和为人傭耕的雇农陈涉，都是自由民。“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是他们的自觉意识。他们不承认贵族是天生的，有为者亦若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