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第三次论战。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在建党的准备工作中，同无政府主义进行了严肃的斗争。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众多的国家，存在着易于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广泛的社会基础。五四运动以前，上海、北京、广州、长沙等地就已经有了无政府主义的组织。五四运动以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人们愈来愈向往社会主义，但一时还分辨不清科学社会主义和其他社会主义的界限。因此，无政府主义乘机发展，许多无政府主义者以社会主义学派自居，创办刊物，建立社团，大肆宣扬他们的主张。1919年2月，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在《进化》月刊发表《评‘新潮杂志’所谓今日世界之新潮》一文，歪曲和攻击了马克思主义。1919年5月，黄凌霜又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发表《马克思学说的批评》一文、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系统的攻击。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强权，反对暴力革命，主张个人的绝对自由，攻击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诽谤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苏俄政府。他们要求立即废除一切国家，实行“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 实现所谓“绝对自由”的“无政府共产主义。”他们还反对在中国建立真正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当时，不但有些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接受他们的主张，而且在工人群众和那些拥护俄国十月革命、赞成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分子中也有些人受了他们的影响。为了批判无政府主义思潮，从1920年起， 《新青年》， 《共产党》、《先驱》等杂志，都陆续发表了很多文章。1921年8月， 《新青年》第九卷第四号上还开辟了“讨论无政府主义”专栏，公布了陈独秀同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论战的六封来往信件。早期共产主义者的这些文章和信件，批判了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的绝对自由、不要任何国家的反动实质，宣传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学说，强调了革命团体的组织纪律性，解释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分配原则，从而初步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界限。这场论战持续了一年多的时间。经过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使许多知识青年和工人群众开始认识无政府主义的反动性，逐步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界限，转到了马克思主义轨道上来，从而进一步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