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子，开元数两三人。

公元712年　本年
六七子，开元数两三人。

”才难，不其然乎！故盛唐李、杜而外，具体仅称高、岑，而高则又亚于岑矣。王、孟律诗虽胜，而古则不逮，其它诸公，仅得一体两体，而亦不能尽工也。又：五言古至于唐，古体尽亡，而唐体始兴矣。然盛唐五言古，李、杜而下惟岑参、元结于唐体为纯，尚可学也；若高适、孟浩然、李颀、储光羲诸公，多杂用律体，即唐体而未纯，此必不可学者。又：唐人沿袭六朝，自幼便为俳偶声韵所拘，故盛唐五言古，自李、杜、岑参、元结而外，多杂用律体，与初唐相类。其仄韵犹可观者，盖仄韵多忌“鹤膝”，声调四句一转；故古声虽没而音节犹可歌咏耳。平韵者虽杜子美“纨袴哉不饿死”、“往者十四五”，亦未免稍杂律体。太白仄韵诸篇又多忌“鹤膝”，他人不足言矣。又：盛唐七言歌行，李、杜而下，唯高、岑、李颀得为正宗，王维、崔颢抑又次之。然今人才力未必能胜高、岑，而驰骋每过之者，盖歌行自李、杜纵横轶荡，穷极笔力，后人往往慕李、杜而薄高、岑，故多不免于强致，非若高、岑诸公出于才力之自然也。又：汉、魏古诗由天成以至作用，故魏为降于汉。初、盛唐律诗由升唐而入于室，故盛为深于初。又：唐人律诗，沈、宋为正宗，至盛唐诸公，则融化无迹而入于圣。沈、宋才力既大，造诣始纯，故体尽整栗，语多雄丽。盛唐诸公，造诣实深，而兴趣实远，故体多浑圆，语多活泼耳。后之论律诗者，皆宗盛唐，而元美之意主于沈、宋，则于古人所谓“弹丸脱手”者无当也，安可与人化境乎？又：胡元瑞云：“律诗大要，体格、声调、兴象、风神而已。体格、声调，有则可循；兴象、风神，无方可执。故作者但求体正格高，声雄调鬯，积习之久，矜持尽化，形迹俱融，兴象、风神自尔超迈。”予谓：此由初入盛之阶也。所云“积习之久，矜持尽化，形迹俱融”，则造诣之功也。何仲默谓：“富于才积，领会神情，临景构结，不仿形迹。”斯可与论盛唐之化矣。又：盛唐诸公律诗，得风人之致，故主兴不主意，贵婉不贵深(谓用意深，非情深也)。冯元成谓“得风人之旨而兼词人之秀”是也。子美虽大而有法，要皆主意而尚严密，故于《雅》为近，此与盛唐诸公，各自为胜，未可以优劣论也。又：盛唐诸公律诗，兴趣极远，虽未尝骋才华，炫葩藻，而冲融浑涵，得之有余。又：盛唐诸公律诗，偶对自然，而意自吻合，声韵和平，而调自高雅。又：盛唐诸公律诗，皆似近非近，可及而未易及。又：盛唐诸公律诗，既景缘情，不必泥题牵带。又：七言律较五言为难。五言，盛唐概多入圣。七言，惟崔颢《雁门》、《黄鹤》为诣极，高适、岑参、王维、李颀虽人圣而未优，李于鳞云“七言律体诸家所难”是也。

是光父在秘书正字任，上《十九部书语类》，孟浩然有诗寄之。

李白在随州，送元演往隐仙城山，有诗及序。

孟浩然预韩朝宗文会．赋诗纪之。

綦毋潜游苏州龙兴寺，为作寺碑铭，房琯撰序。

张守珪至东都献捷，玄宗赋诗褒美。

献捷，会籍田礼毕酺宴，便为守珪饮至之礼，上赋诗以褒美之。

二十七日，玄宗注《老子》，并修《疏义》八卷，制《开元文字音义》三十卷，颁示公卿。

李颀、萧颖士、李华、赵骅、李崿等登贾季邻榜进士第，孙逖知贡举，试《花萼楼赋》、《七月流火》诗。

张九龄封始兴县子，王维为右拾遗，赋诗献之。

李白在襄阳，献书韩朝宗以自荐，未蒙叙用；旋赴江夏，有诗别宋之悌、孟浩然。

作于本年春游江夏时，参见王辉斌《孟浩然研究》第二章第二节“孟李过从”之“黄鹤楼送别”。

司马承祯(647—735)卒，年八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