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卷，附行录一卷。北宋马永卿(生卒年不详)编。马永卿字大年，扬州(今属江苏)人，曾流寓铅山。据《广信府志》载，知其曾登大观三年(1109)进士。据所作《嫩真子》，知其曾官江都丞、淅川令、夏县令，又称曾官关中，但不知何官。刘安世，字器之，学者称元城先生。宋徽宗初年，刘安世与苏轼同北归，大观(1107－1110)中寄居永城，马永鲫方为主簿，听说刘安世学问博洽，上门求教，拜师为徒。受学一年有余，受益非浅。因追录先生之言，编成此书。全书分上、中、下三卷，分条记事，共分乡里、献书、治书、学问、新法、释氏、东坡、金陵、行己、淮南、进言、饮酒、西来、雅谑、变法、唐史、恭俭、任相、薰笼、读书、谏兵、霍光、神武、三代、人材、春秋、西汉、佛书、贤主、公孙弘、遗令、名相、居洛、取国、卜世、求教、诈伪、论诗、人品、酷吏、用兵、围棋、官制、夏至、左氏、殿试、请老、作史、六经、事君、玉堂、高帝、褒贬、论易、子弟、北归、历法、甘露、魏征、宰相、老人、谈易等六十二条。卷首有绍兴丙子(1156)八月，范阳张九成序，谓“先生(刘安世)所学所论，皆自不妄语中来，其论时事、论经史、皆考订是非，别白长短，不诡随，不雷同，不欺于心而终之以慎重。此皆不妄语之功也。”刘安世之学出于司马光，书中多有司马光之遗说，但司马光有疑孟，刘安世则笃信之，确实不盲目诡随。此书虽名语录，但颇及考证，间涉佛道学说，于治经史、育后人、研风俗、述文化等，多可参证。书中亦有偶失之处，如艺祖(宋太祖)制薰笼一事，周必大《玉堂杂记》谓其以元丰后之官制加之艺祖之时，失于附会。安世非为妄语附会之人，当为记忆偶失。李心传《道命录》又论其记程子谏折柳事为虚，谓程子除说书在三月，四月二日方再具辞免，四月上旬非发生之时。《四库全书总目》驳斥说“四月上旬与三月相去几何?执此以断必无方春万物发生不可戕折之语，则强辩非正理矣。又谓朱熹作《名臣言行录》，于王安石、吕惠卿等皆有所节取，独不录安世之言行。是因为安世曾上疏论程颐，又与苏东坡交好，语录中又微及程颐谏折枝事，又好谈禅学等，朱子左袒程颐，故而不是，以为门户之见。今考朱熹《名臣言行录》前后集凡引《元城语录》数条，非为一字不取。可证其书颇有价值。《元城语录》刊行后，颇具影响，明人崔铣以《宋史·艺文志》有刘安世《言行录》二卷，早佚，乃精心搜寻，拾遗补缺，辑成《行录》一卷，附于《元城语录》之后，与之并行于世。清人王崇庆参考诸书，为之注释，名之曰《元城语录解》、《行录解》，“其言之纯者，则益发挥以振开后学之志；少有未醇，亦为之辩难，使学者不昧所从。”(《元城语录解》序)。解中多所发明，间有辩证，亦能伸己见，颇为可取。清人王仁俊又搜集散失，辑有《元城语录佚文》一卷，可资参证。今传本不一，有《四库全书》、《托跋廛丛刻》、《小万卷楼》等丛书本，《惜阴轩丛书》、《畿辅丛书》、《丛书集成初编》本附有《元城语录解》、《行录解》、《经籍佚文》收有王仁俊辑《元城语录佚文》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