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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二内篇二

卷二内篇二

  原道上道之大原出于天,天固谆谆然命之乎?曰:天地之前,则吾不得而知也;天地生人,斯有道矣,而未形也;三人居室,而道形矣,犹未著也;人有什伍而至百千,一室所不能容,部别班分,而道著矣。仁义忠孝之名,刑政礼乐之制,皆其不碍已而后起者也。

  人生有道,人不自知;三人居室,则必朝暮启闭其门户,饔飧取给于樵汲,既非一身,则必有分任者矣。或各司其事,或番易其班,所谓不得不然之势也,而均平秩序之义出矣。又恐交委而互争焉,则必推年之长者持其平,亦不得不然之势也,而长幼尊卑之别形矣。至于什伍千百,部别班分,亦必各长其什伍,而积至于千百,则人众而赖于干济,必推才之杰者理其繁,势纷而须于率俾,必推德之懋者司其化,是亦不得不然之势也,而作君、作师。

  画野、分州,井田、封建、学校之意著矣。故道者,非圣人智力之所能为,皆其事势自然,渐形渐著,不得已而出之,故曰“天”也。  《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是未有人而道已具也。继之者善,成之者性。是天著于人,而理附于气,故可形其形而名其名者,皆道之故,而非道也。

  道者,万事万物之所以然,而非万事万物之当然也。人可得而见者,则其当然而已矣。人之初主,至于什伍千百,以及作君作师,分州画野,盖必有所需而后从而给之,有所郁而后从而宣之,有所弊而后从而救之。羲、农、轩、颛之制作,初意不过如是尔。法积美备,至唐、虞而尽善焉;殷因夏监,至成周而无憾焉。

  譬如滥觞积而渐为江河,培◆积而至于山岳,亦其理势之自然;而非尧、舜之圣,过乎羲、轩,文、武之神,胜于禹、汤也。  后圣法前圣,非法前圣也,法其道之渐形而渐著者也。三皇无为而自化,五帝开物而成务,三王立制而垂法,后人见为治化不同有如是尔。当日圣人创制,则犹暑之必须为葛,寒之必须为裘,而非有所容心,以谓吾必如是而后可以异于圣人,吾必如是而后可以齐名前圣也。此皆一阴一阳往复循环所必至,而非可即是以为一阴一阳之道也。一阴一阳往复循环者,犹车轮也;圣人创制,一似暑葛寒裘,犹轨辙也。

  道有自然,圣人有不得不然,其事同乎?曰:不同。道无所为而自然,圣人有所见而不得不然也。圣人有所见,故不得不然;众人无所见,则不知其然而然。

  孰为近道?曰:不知其然而然,即道也。非无所见也,不可见也。  不得不然者,圣人所以合乎道,非可即以为道也。圣人求道,道无可见,即众人之不知其然而然,圣人所藉以见道者也。故不知其然而然,一阴一阳之迹也。  学于圣人,斯为贤人;学于贤人,斯为君子;学于众人,斯为圣人。

  非众可学也,求道必于一阴一阳之迹也。自有天地,而至唐、虞、夏、商,迹既多而穷变通久之理亦大备。周公以天纵生知之圣,而适当积古留传、道法大备之时,是以经纶制作,集千古之大成,则亦时会使然,非周公之圣智能使之然也。盖自古圣人,皆学于众人之不知其然而然,而同公又遍阅于自古圣人之不得不然,而知其然也。周公固天纵生知之圣矣,此非周公智力所能也,时会使然也。譬如春夏秋冬,各主一时,而冬令告一岁之成,亦其时会使然,而非冬令胜于三时也。故创制显庸之圣,千古所同也。集大成者,周公所独也。时会适当然而然,周公亦不自知其然也。

  孟子曰:“孔子之谓集大成。”今言集大成者为周公,毋乃悖于孟子之指欤?曰:集之为言,萃众之所有而一之也。自有天地,而至唐、虞、夏、商,皆圣人而得天子之位,经纶治化,一出于道体之适然。周公成文、武之德,适当帝全王备,殷因夏监,至于无可复加之际,故得藉为制作典章,而以周道集古圣之成,斯乃所谓集大成也。孔子有德无位,即无从得制作之权,不得列于一成,安有大成可集乎?非孔子之圣,逊于周公也,时会使然也。  孟子所谓集大成者,乃对伯夷、伊尹、柳下惠而言之也。恐学者疑孔子之圣,与三子同,无所取譬,譬于作乐之大成也。故孔子大成之说,可以对三子,而不可以尽孔子也。以之尽孔子,反小孔子矣,何也?周公集羲、轩、尧、舜以来之大成,周公固学于历圣而集之,无历圣之道法,则固无以成其周公也,孔子非集伯夷、尹、惠之大成,孔子固未尝学于伯夷、尹、惠,且无伯夷、尹、惠之行事,岂将无以成其孔子乎?夫孟子之言,各有所当而已矣,岂可以文害意乎?

  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今人皆嗤党人不知孔子矣,抑知孔子果成何名乎?以谓天纵生知之圣,不可言思拟议,而为一定之名也,于是援天与神,以为圣不可知而已矣。斯其所见,何以异于党人乎?

  天地之大,可一言尽。孔子虽大,不过天地,独不可以一言尽乎?或问何以一言尽之,则曰:学周公而已矣。周公之外,别无所学乎?曰:非有学而孔子有所不至,周公既集群圣之成,则周公之外,更无所谓学也。周公集群圣之大成,孔子学而尽周公之道,斯一言也,足以蔽孔子之全体矣。“祖述尧、舜”,周公之志也。“宪章文、武”,周公之业也。一则曰:“文王既殁,文不在兹。”再则曰:“甚矣吾衰,不复梦见周公。”又曰:“吾学《周礼》,今用之。”又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哀公问政,则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或问“仲尼焉学?”子贡以谓“文、武之道,未坠于地”。  “述而不作”,周公之旧典也。“好古敏求”,周公之遗籍也。党人生同时而不知,乃谓无所成名,亦非全无所见矣。后人观载籍,而不知夫子之所学,是不如党人所见矣。而犹嗤党人为不知,奚翅百步之笑五十步乎?故自古圣人,其圣虽同,而其所以为圣,不必尽同,时会使然也。惟孔子与周公,俱生法积道备无可复加之后,周公集其成以行其道,孔子尽其道以明其教,符节匢合,如出于一人,不复更有毫末异同之致也。然则欲尊孔子者,安在援大与神,而为恍惚难凭之说哉?

  或曰:孔子既与周公同道矣,周公集大成,而孔子独非大成欤?曰:孔子之大成,亦非盂子所谓也,盖与周公同其集羲、农、轩、顼、唐、虞、三代之成,而非集夷、尹、柳下之成也。盖君师分而治教不能合于一,气数之出于天者也。周公集治统之成,而孔子明立教之极,皆事理之不得不然,而非圣人异于前人,此道法之出于天者也。故隋唐以前,学校并祀周、孔,以周公为先圣,孔子为先师,盖言制作之为圣,而立教之为师。故孟子曰:“周公、仲尼之道一也。”然则周公、孔子,以时会而立统宗之极,圣人固藉时会欤?宰我以谓夫子“贤于尧、舜”,子贡以谓“主民未有如夫子”,有若以夫子较古圣人,则谓“出类拔萃”,三子皆舍周公,独尊孔氏。朱子以谓事功有异,是也。然而治见实事,教则垂空言矣。后人因三子之言,而盛推孔子,过于尧、舜,因之崇性命而薄事功,于是千圣之经纶,不足当儒生之坐论矣。伊川论禹、稷、颜子,谓禹、稷较颜子为粗。朱子又以二程与颜、孟切比长短。盖门户之见,贤者不免,古今之通患,夫尊夫子者,莫若切近人情。不知其实,而但务推崇,则玄之又玄。圣人一神天之通号耳,世教何补焉?故周、孔不可优劣也,尘垢秕糠,陶铸尧、舜,庄生且谓寓言,曾儒者而袭其说欤?故欲知道者,必先知周、孔之所以为周、孔。  原道中韩退之曰:“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夫说长者,道之所由明,而说长者,亦即道之所由晦也。

  夫子明教于万世,夫子未尝自为说也。表章六籍,存周公之旧典,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又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子所雅言,《诗》、《书》执《礼》”,所谓明先王之道以导之也。非夫子推尊先王,意存谦牧而不自作也,夫子本无可作也。有德无位,即无制作之权。空言不可以教人,所谓无征不信也。教之为事,羲、轩以来,盖已有之。观《易。大传》之所称述,则知圣人即身示法,因事立教,而未尝于敷政出治之外,别有所谓教法也。虞廷之教,则有专官矣;司徒之所敬敷,典乐之所咨命;以至学校之设,通于四代;司成师保之职,详于周官。然既列于有司,则肄业存于掌故,其所习者,修齐治平之道,而所师者,守官典法之人。治教无二,官师合一,岂有空言以存其私说哉?儒家者流,尊奉孔子,若将私为儒者之宗师,则亦不知孔子矣。孔子立人道之极,岂有意于立儒道之极耶?儒也者,贤士不遇明良之盛,不得位而大行,于是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出于势之无可如何尔。人道所当为者,广矣,大矣。岂当身皆无所遇,而必出于守先待后,不复涉于人世哉?学《易》原于羲画,不必同其卉服野处也。观《书》始于虞典,不必同其呼天号泣也。以为所处之境,各有不同也。然则学夫子者,岂曰屏弃事功,预期道不行而垂其教邪?

  《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后世服夫子之教者自六经,以谓六经载道之书,而不知六经皆器也。

  《易》之为书,所以开物成务,掌于《春官》太卜,则固有官守而列于掌故矣。《书》在外史,《诗》领大师,《礼》自宗伯,乐有司成,《春秋》各有国史。三代以前,《诗》、《书》六艺,未尝不以教人,不如后世尊奉六经,别为儒学一门,而专称为载道之书者。盖以学者所习,不出官司典守,国家政教;而其为用,亦不出于人伦日用之常。是以但见其为不得不然之事耳,未尝别见所载之道也。  夫子述六经以训后世,亦谓先圣先王之道不可见,六经即其器之可见者也。后人不见先王,当据可守之器而思不可见之道。故表章先王政教,与夫官司典守以示人,而不自著为说,以致离器言道也。夫子自述《春秋》之所以作,则云:“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则政教典章,人伦日用之外,更无别出著述之道,亦已明矣。秦人禁偶语《诗》、《书》,而云“欲学法令,以吏为师”。夫秦之悖于古者,禁《诗》、《书》耳。至云学法令者,以吏为师,则亦道器合一,而官师治教,未尝分歧为二之至理也。其后治学既分,不能合一,天也。官司守一时之掌故,经师传授受之章句,亦事之出于不得不然者也。然而历代相传,不废儒业,为其所守先王之道也。而儒家者流,守其六籍,以渭是特载道之书耳。夫天下岂有离器言道,离形存影者哉?彼舍天下事物、人伦日用,而守六籍以言道,则固不可与言夫道矣。  《易》曰:“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矣。  然而不知道而道存,见谓道而道亡。大道之隐也,不隐于庸愚,而隐于贤智之伦者纷纷有见也。盖官师治教合,而天下聪明范于一,故即器存道,而人心无越思。官师治教分,而聪明才智,不入于范围,则一阴一阳,入千受性之偏,而各以所见为固然,亦势也。夫礼司乐职,各守专官,虽有离娄之明,师旷之聪,不能不赴范而就律也。今云官守失传,而吾以道德明其教,则人人皆自以为道德矣,故夫子述而不作,而表章六艺,以存周公旧典也,不敢舍器而言道也。而诸子纷纷,则已言道矣。庄生譬之为耳目口鼻,司马谈别之为六家,刘向区之为九流,皆自以为至极,而思以其道易天下者也。由君子观之,皆仁智之见而谓之,而非道之果若是易也,夫道因器而显,不因人而名也。自人有谓道者,而道始因人而异其名矣。仁见谓仁,智见谓智,是也。人自率道而行,道非人之所能据而有也。自人各谓其道,而各行其所谓,而道始得为人所有矣。墨者之道,许子之道,其类皆是也。

  夫道自形于三人居室,而大备于周公、孔子,历圣未尝别以道名者,盖犹一门之内,不自标其姓氏也。至百家杂出而言道,而儒者不得不自尊其所出矣。一则曰尧、舜之道,再则曰周公、仲尼之道,故韩退之谓“道与德为虚位”也。夫“道与德为虚位”者,道与德之衰也。

  原道下人之萃处也,困宾而立主之名;言之庞出也,因非而立是之名。自诸子之纷纷言道,而为道病焉,儒家者流,乃尊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吾道矣。道本无吾,而人自吾之,以谓庶几别于非道之道也。而不知各吾其吾,犹三军之众,可称我军,对敌国而我之也;非临敌国,三军又各有其我也。

  夫六艺者,圣人郎器而存道;而三家之《易》,四氏之《诗》,攻且习者,不胜其入主而出奴也。不知古人于六艺,被服如衣食,人人习之为固然,未尝专门以名家者也。后儒但即一经之隅曲,而终身殚竭其精力,犹恐不得一当焉,是岂古今人不相及哉?其势有然也。古者道寓于器,官师合一,学士所肄,非国家之典章,即有司之故事,耳目习而无事深求,故其得之易也。  后儒即器求道,有师无官,事出传闻,而非目见,文须训故而非质言,是以得之难也。夫六艺并重,非可止守一经也;经旨闳深,非可限于隅曲也。而诸儒专攻一经之隅曲,必倍古人兼通六经之功能,则去圣久远,于事固无足怪也。但既竭其心思耳目之智力,则必于中独见天地之高深,因谓天地之大,人莫我尚也,亦人之情也。而不知待为一经之隅曲,未足窥古人之全体也。

  训诂章句,疏解义理,考求名物,皆不足以言道也。取三者而兼用之,则以萃聚之力,补遥溯之功,或可庶几耳。而经师先已不能无牴牾,传其学者,又复各分其门户,不啻儒墨之辨焉。则因宾定主,而又有主中之宾;因非立是,而又有是中之非;门径愈歧,而大道愈隐矣。
“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夫文字之用,为治为察,古人未尝取以为著述也;以文字为著述,起于官师之分职,治教之分途也。夫子曰:“予欲无言。”欲无言者,不能不有所言也。

  孟子曰:“予岂好辨哉?予不得已也。”后世载笔之士,作为文章,将以信今而传后,其亦尚念欲无言之旨,与夫不得已之情,庶几哉言出于我,而所以为言,初非由我也。夫道备于六经,义蕴之匿于前者,章句训诂足以发明之。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立言与立功相准。盖必有所需而后从而给之,有所郁而后从而宣之,有所弊而后从而救之,而非徒夸声音采色,以为一己之名也。《易》曰:“神以知来,智以藏往。”知来,阳也;藏往,阴也;一阴一阳,道也。文章之用,或以述事,或以明理。事溯已往,阴也;理阐方来,阳也。其至焉者,则述事而理以昭焉,言理而事以范焉,则主适不偏,而文乃衷于道矣。迁、固之史,董、韩之文,庶几哉有所不得已于言者乎?不知其故,而但溺文辞,其人不足道已。即为高论者,以谓文贵明道,何取声情色采以为愉悦,亦非知道之言也。夫无为之治而奏薰风,灵台之功而乐钟鼓,以及弹琴遇文,风雩言志,则帝王致治,贤圣功修,未尝无悦目娱心之适;而谓文章之用,必无咏叹抑扬之致哉?

  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盖夫子所言,无非性与天道,而未尝表而著之曰,此性此天道也。故不曰性与天道,不可得闻;而曰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也。所言无非性与天道,而不明著此性与天道者,恐人舍器而求道也。夏礼能言,殷礼能言,皆曰“无征不信”。

  则夫子所言,必取征于事物,而非徒托空言,以为明道也。

  曾子真积力久,则曰:“一以贯之。”子贡多学而识,则曰:“一以贯之。”非真积力久,与多学而识,则固无所据为一之贯也。训诂名物,将以求古圣之迹也,而侈记诵者,如货殖之市矣。撰述文辞,欲以阐古圣之心也,而溺光采者,如玩好之弄矣。异端曲学,道其所道,而德其所德,固不足为斯道之得失也。记诵之学,文辞之才,不能不以斯道为宗主,而市且弄者之纷纷忘所自也。宋儒起而争之,以谓是皆溺于器而不知道也。夫溺于器而不知道者,亦即器而示之以道,斯可矣;而其弊也,则欲使人舍器而言道。夫子教人博学于文,而宋儒则曰:“玩物而丧志。”曾子教人辞远鄙倍,而宋儒则曰:“工文则害道。”夫宋儒之言,岂非末流良药石哉?然药石所以攻脏腑之疾耳,宋儒之意,似见疾在脏腑,遂欲并脏腑而去之。将求性天,乃薄记诵而厌辞章,何以异乎?然其析理之精,践履之笃,汉唐之儒,未之闻也。

  孟子曰:“义理之悦我心,犹刍豢之悦我口。”义理不可空言也,博学以实之,文章以达之,三者合于一,庶几哉周、孔之道虽远,不啻累译而通矣。

  顾经师互诋,文人相轻,而性理诸儒,又有朱、陆之同异,从朱从陆者之交攻,而言学问与文章者,又逐风气而不悟,庄生所谓“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悲夫!

  邵氏晋涵曰:是篇初出,传稿京师,同人素爱章氏文者皆不满意,谓蹈宋人语录习气,不免陈腐取憎,与其平日为文不类,至有移书相规诫者。余谛审之,谓朱少白名锡庾。曰:“此乃明其《通义》所著一切,创言别论,皆出自然,无矫强耳。语虽浑成,意多精湛,未可议也。”族子廷枫曰:叔父《通义》,平日脍炙人口,岂尽得其心哉?不过清言高论,类多新奇可喜,或资为掌中之谈助耳。不知叔父尝自恨其名隽过多,失古意也。

  是篇题目,虽似迂阔,而意义实多创辟。如云道始三人居室,而君师政教,皆出乎天;贤智学于圣人,圣人学于百姓;集大成者,为周公而非孔子,学者不可妄分周孔;学孔子者,不当先以垂教万世为心;孔子之大,学周礼一言,可以蔽其全体;皆乍闻至奇,深思至确,《通义》以前,从未经人道过,岂得谓陈腐耶?  诸君当日诋为陈腐,恐是读得题目太熟,未尝详察其文字耳。

  原学上《易》曰:“成象之谓乾,效法之谓坤。”学也者,效法之谓也;道也者,成象之谓也。夫子曰:“下学而上达。”盖言学于形下之器,而自达于形上之道也。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希贤希圣,则有其理矣。“上天之载,无声无臭”,圣如何而希天哉?盖天之生人,莫不赋之以仁义礼智之性,天德也;莫不纳之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伦,天位也。以天德而修天位,虽事物未交隐微之地,已有适当其可,而无过与不及之准焉,所谓成象也。

  平日体其象,事至物交,一如其准以赴之,所谓效法也。此圣人之希天也,此圣人之下学上达也。伊尹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觉后知,使先觉觉后觉也。”人生禀气不齐,固有不能自知适当其可之准者,则先知先觉之人,从而指示之,所谓教也。教也者,教人自知适当其可之准,非教之舍己而从我也。故士希贤,贤希圣,希其效法于成象,而非舍己之固有而希之也。然则何以使知适当其可之准欤?何以使知成象而效法之欤?则必观于生民以来,备天德之纯,而造天位之极者,求其前言往行,所以处夫穷变通久者而多识之,而后有以自得所谓成象者,而善其效法也。故效法者,必见于行事。

  《诗》、《书》诵读,所以求效法之资,而非可即为效法也。然古人不以行事为学,而以《诗》、《书》诵读为学者,何邪?盖谓不格物而致知,则不可以诚意,行则如其知而出之也。故以诵读为学者,推教者之所及而言之,非谓此外无学也,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夫子斥以为佞者,盖以子羔为宰,不若是说,非谓学必专于诵读也。专于诵读而言学,世儒之陋也。  原学中古人之学,不遗事物,盖亦治教未分,官师合一,而后为之较易也。司徒敷五教,典乐教胄子,以及三代之学校,皆见于制度。彼时从事于学者,入而申其占毕,出而即见政教典章之行事,是以学皆信而有征,而非空言相为授受也。然而其知易入,其行难副,则从古已然矣。尧之斥共工也,则曰:“静言庸违。”夫静而能言,则非不学者也。试之于事而有违,则与效法于成象者异矣。傅说之启高宗也,则曰:“非知之艰,行之惟艰。”高宗旧学于甘盘,久劳于外,岂不学者哉?未试于事,则恐行之而未孚也。又曰:“人求多闻,时惟建事,学于古训乃有获。”说虽出于古文,其言要必有所受也。

  夫求多闻而实之以建事,则所谓学古训者,非徒诵说,亦可见矣。夫治教一而官师未分,求知易而实行已难矣,何况官师分,而学者所肄,皆为前人陈迹哉?

  夫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又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夫思,亦学者之事也;而别思于学,若谓思不可以言学者,盖未必习于事,而后可以言学,此则夫子诲人知行合一之道也。诸子百家之言,起于徒思而不学也。是以其旨皆有所承禀,而不能无敝耳。刘歆所谓某家者流,其源出于古者某官之掌,其流而为某家之学,其失而为某事之敝。夫某官之掌,即先王之典章法度也。流为某家之学,则官守失传,而各以思之所至,自为流别也。失为某事之敝,则极思而未习于事,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不能知其行之有病也。是以三代之隆,学出于一,所谓学者,皆言人之功力也。统言之,“十年曰幼学”是也;析言之,则“十三学乐,二十学礼”是也。国家因人功力之名,而名其制度,则曰“乡学国学”,“学则三代共之”是也。未有以学属乎人,而区为品诣之名者。

  官师分而诸子百家之言起,于是学始因人品诣以名矣,所谓某甲家之学,某乙家之学是也。学因人而异名,学斯舛矣;是非行之过而至于此也,出于思之过也。故夫子言学思偏废之弊,即继之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夫异端之起,皆思之过,而不习于事者也。

  原学下诸子百家之患,起于思而不学:世儒之患,起于学而不思;盖官师分而学不同于古人也。后王以谓儒术不可废,故立博士,置弟子,而设科取士,以为诵法先王者劝焉。盖其始也,以利禄劝儒术;而其究也,以儒术徇利禄;斯固不足言也。而儒宗硕师,由此辈出,则亦不可谓非朝廷风教之所植也。

  夫人之情,不能无所歆而动,既已为之,则思力致其实,而求副乎名。中人以上,可以勉而企焉者也。学校科举,奔走千百才俊,岂无什一出于中人以上者哉?去古久远,不能学古人之所学,则既已诵习儒业,即为学之究竟矣。

  而攻取之难,势亦倍于古人。故于专门攻习儒业者,苟果有以自见,而非一切庸俗所可几,吾无责焉耳。学博者长于考索,岂非道中之实积,而骛于博者,终身敝精劳神以徇之,不思博之何所取也?才雄者健于属文,岂非道体之发挥?而擅于文者,终身苦心焦思以构之,不思文之何所用也?言义理者似能思矣。而不知义理虚悬而无薄,则义理亦无当于道矣。此皆知其然,而不知所以然也。程子曰:“凡事思所以然,天下第一学问。”人亦竟求所以然者思之乎?天下不能无风气,风气不能无循环,一阴一阳之道,见于气数者然也;所贵君子之学术,为能持世而救偏,一阴一阳之道,宜于调剂者然也。风气之开也,必有所以取,学问文辞与义理,所以不无偏重畸轻之故也,风气之成也,必有所以敝,人情趋时而好名,徇末而不知本也。是放开者虽不免于偏,必取其精者,为新气之迎;敝者纵名为正,必袭其伪者,为末流之托;此亦自然之势也。而世之言学者,不知持风气,而惟知徇风气,且谓非是不足邀誉焉,则亦弗思而已矣。

  博约上沈枫墀以书问学,自愧通人广座,不能与之问答。余报之以学在自立,人所能者,我不必以不能愧也。因取譬于货殖,居布帛者,不必与知粟菽,藏药饵者,不必与闻金珠;患己不能自成家耳。譬市布而或阙于衣材,售药而或欠于方剂,则不可也。或曰:此即苏子瞻之教人读《汉书》法也,今学者多知之矣。余曰:言相似而不同,失之毫厘,则谬以千里矣。或问苏君曰:“公之博赡,亦可学乎?”苏君曰:“可。吾尝读《汉书》矣,凡数过而尽之。如兵、农、礼、乐,每过皆作一意求之,久之而后贯彻。”因取譬于市货,意谓货出无穷,而操贾有尽,不可不知所择云尔。学者多诵苏氏之言,以为良法,不知此特寻常摘句,如近人之纂类策括者尔。问者但求博赡,固无深意。苏氏答之,亦不过经生决科之业,今人稍留意于应举业者,多能为之,未可进言于学问也。而学者以为良法,则知学者鲜矣。夫学必有所专,苏氏之意,将以班书为学欤?则终身不能竟其业也,岂数过可得而尽乎?将以所求之礼、乐、兵、农为学欤?则每类各有高深,又岂一过所能尽一类哉?

  就苏氏之所喻,比于操贾求货,则每过作一意求,是欲初出市金珠,再出市布帛,至于米粟药饵,以次类求矣。如欲求而尽其类欤?虽陶朱、猗顿之富,莫能给其贾也。如约略其贾,而每种姑少收之,则是一无所成其居积也。苏氏之言,进退皆无所据,而今学者方奔走苏氏之不暇,则以苏氏之言,以求学问则不足,以务举业则有余也。举业比户皆知诵习,未有能如苏氏之所为者,偶一见之,则固矫矫流俗之中,人亦相与望而畏之;而其人因以自命,以谓是学问,非举业也,而不知其非也。苏氏之学,出于纵横,其所长者,揣摩世务,切实近于有用,而所凭以发挥者,乃策论也。策对必有条目,论锋必援故实,苟非专门夙学,必须按册而稽;诚得如苏氏之所以读《汉书》者尝致力焉,则亦可以应猝备求,无难事矣。韩昌黎曰:“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钩玄提要,千古以为美谈;而韩氏所自为玄要之言,不但今不可见,抑且当日绝无流传,亦必寻章摘句,取备临文摭拾者耳。而人乃欲仿钩玄提要之意而为撰述,是亦以苏氏类求,误为学问,可例观也。或曰:如子所言,韩、苏不足法欤?曰:韩、苏用其功力,以为文辞助尔,非以此谓学也。

  博约中或曰:举业所以觇人之学问也。举业而与学问科殊,末流之失耳。苟有所备以俟举,即《记》之所谓博学强识以待问也,宁得不谓之学问欤?余曰:博学强识,儒之所有事也;以谓自立之基,不在是矣。学贵博而能约,未有不博而能约者也。以言陋儒荒俚,学一先生之言以自封域,不得谓专家也。

  然亦未有不约而能博者也。以言俗儒记诵漫漶,至于无极,妄求遍物,而不知尧、舜之知所不能也。博学强识,自可以待问耳,不知约守,而只为待问设焉,则无问者,儒将无学乎?且问者固将闻吾名而求吾实也,名有由立,非专门成学不可也,故未有不专而可成学者也。  或曰:苏氏之类求,韩氏之钧玄提要,皆待问之学也,子谓不足以成家矣。王伯厚氏搜罗摘抉,穷幽极微,其于经、传、子、史,名物制数,贯串旁骛,实能讨先儒所未备。其所纂辑诸书,至今学者资衣被焉,岂可以待问之学而忽之哉?答曰:王伯厚氏,盖因名而求实者也。昔人谓韩昌黎因文而见道,既见道,则超乎文矣。王氏因待问而求学,既知学,则超乎待问矣。

  然王氏诸书,谓之纂辑可也;谓之著述则不可也;谓之学者求知之功力可也,谓之成家之学术,则未可也。今之博雅君子,疲精劳神于经传子史,而终身无得于学者,正坐宗仰王氏,而误执求知之功力,以为学即在是尔。学与功力,实相似而不同。学不可以骤几,人当致攻乎功力则可耳。指功力以谓学,是犹指秫黍以谓酒也。

  夫学有天性焉,读书服古之中,有入识最初,而终身不可变易者是也。  学又有至情焉,读书服古之中,有欣慨会心,而忽焉不知歌泣何从者是也。  功力有余,而性情不足,未可谓学问也。性情自有,而不以功力深之,所谓有美质而未学者也。夫子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不知孰为功力,熟为柱情。斯固学之究竟,夫子何以致是?则曰:“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今之俗儒,且憾不见夫子未修之《春秋》,又憾戴公得《商颂》,而不存七篇之阙目,以谓高情胜致,至相赞叹。充其僻见,且似夫子删修,不如王伯厚之善搜遗逸焉。盖逐于时趋,而误以擘绩补苴谓足尽天地之能事也。幸而生后世也,如生秦火未毁以前,典籍具存,无事补辑,彼将无所用其学矣。

  博约下或曰:子言学术,功力必兼性情,为学之方,不立规矩,但令学者自认资之所近与力能勉者,而施其功力,殆即王氏良知之遗意也。夫古者教学,自数与方名,诵诗舞勺,各有一定之程,不问人之资近与否,力能勉否。而子乃谓人各有能有所不能,不相强也,岂古今人有异教与?答曰:今人为学,不能同于古人,非才不相及也,势使然也。自官师分,而教法不合于一,学者各以已之所能私相授受,其不同者一也。且官师既分,则肄习惟资简策,道不著于器物,事不守于职业,其不同者二也。故学失所师承,六书九数,古人幼学,皆已明习,而后世老师宿儒,专门名家,殚毕生精力求之,犹不能尽合于古,其不同者三也。天时人事,今古不可强同,非人智力所能为也。

  然而六经大义,昭如日星;三代损益,可推百世。高明者由大略而切求,沉潜者循度数而徐达。资之近而力能勉者,人人所有,则人人可自得也,岂可执定格以相强欤?王氏“致良知”之说,即孟子之遗言也。良知曰致,则固不遗功力矣。朱子欲人因所发而遂明,孟子所谓察识其端而扩充之,胥是道也。而世儒言学,辄以良知为讳,无亦惩于末流之失,而谓宗指果异于古所云乎?

  或曰:孟子所谓扩充,固得仁、义、礼、智之全体也。子乃欲人自识所长,遂以专其门而名其家,且戒人之旁骛焉,岂所语于通方之道欤?答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道欲通方,而业须专一,其说并行而不悖也。圣门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然自颜、曾、赐、商,所由不能一辙;再传而后,荀卿言《礼》,孟子长于《诗》、《书》,或疏或密,途径不同,而同归于道也。

  后儒途径所由寄,则或于义理,或于制数,或于文辞,三者其大较矣。三者致其一,不能不缓其二,理势然也。知其所致为道之一端,而不以所缓之二为可忽,则于斯道不远矣。徇于一偏,而谓天下莫能尚,则出奴入主,交相胜负,所谓物而不化者也。是以学必求其心得,业必贵于专精,类必要于扩充,道必抵于全量,性情喻于忧喜愤乐,理势达于穷变通久,博而不杂,约而不漏,庶几学术醇固,而于守先待后之道,如或将见之矣。

  言公上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于文辞,而私据为已有也。志期于道,言以明志,文以足言。其道果明于天下,而所志无不申,不必其言之果为我有也。《虞书》曰:“敷奏以言,明试以功。”此以言语观人之始也。必于试功而庸服,则所贵不在言辞也。誓诰之体,言之成文者也;苟足立政而敷治,君臣未尝分居立言之功也。周公曰:“王若曰多方。”诰四国之文也。  说者以为周公将王之命,不知斯言固本于周公,成王允而行之,是即成王之言也。盖圣臣为贤主立言,是谓贤能任圣,是亦圣人之治也。曾氏巩曰:“典谟载尧、舜功绩,并其精微之意而亦载之,是岂寻常所及哉?当时史臣载笔,亦皆圣人之徒也。”由是观之,贤臣为圣主述事,是谓贤能知圣,是亦圣人之言也。

  文与道为一贯,言与事为同条,犹八音相须而乐和,不可分属一器之良也;五味相调而鼎和,不可标识一物之甘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于文辞,而私据为已有也。

  司马迁曰:“《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所为作也。”是则男女慕悦之辞,思君怀友之所托也;征夫离妇之怨,忠国忧时之所寄也。必泥其辞,而为其人之质言,则《鸱鸮》实鸟之哀音,何怪鲋鱼忿诮于庄周;《苌楚》乐草之无家,何怪雌风慨叹于宋玉哉?夫诗人之旨,温柔而敦厚,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戒;舒其所愤懑,而有裨于风教之万一焉,是其所志也。因是以为名,则是争于艺术之工巧,古人无是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于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

  夫子曰:“述而不作。”六艺皆周公之旧典,夫子无所事作也。《论语》则记夫子之言矣。“不恒其德”,证义巫医,未尝明著《易》文也:“不忮不求”之美季路,“诚不以富”之叹夷齐,未尝言出于《诗》也:“允执厥中”之述尧言,“玄牡昭告”之述汤誓,未尝言出于《书》也。《墨子》引《汤誓》。《论语》记夫子之微言,而《诗》、《书》初无识别,盖亦述作无殊之旨也。王伯厚常据古书出孔子前者,考证《论语》所记夫子之言,多有所本。古书或有伪托,不尽可凭,要之古人引用成说,不甚拘别。夫子之言,见于诸家之称述,诸家不无真伪之参,而子思、孟子之书,所引精粹之言,亦多出于《论语》所不载。而《论语》未尝兼收,盖亦详略互托之旨也。

  夫六艺为文字之权舆,《论语》为圣言之荟粹,创新述故,未尝有所庸心,盖取足以明道而立教,而圣作明述,未尝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其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

  周衰文弊,诸子争鸣,盖在夫子既殁,微言绝而大义之已乖也。然而诸子思以其学易天下,固将以其所谓道者,争天下之莫可加,而语言文字,未尝私其所出也。先民旧章,存录而不为识别者,《幼官》、《弟子》之篇,《月令》、《土方》之训是也。《管子。地圆》,《淮南。地形》,皆土训之遗。辑其言行,不必尽其身所论述者,管仲之述其身死后事,韩非之载其李斯《驳议》是也。《庄子。让王》、《渔父》之篇,苏氏谓之伪托;非伪托也,为庄氏之学者所附益尔。《晏子春秋》,柳氏以谓墨者之言。非以晏子为墨,为墨学者述晏子之事,以名其书,犹孟子之《告子》、《万章》名其篇也。《吕氏春秋》,先儒与《淮南鸿烈》之解同称,盖谓集众宾客而为之,不能自命专家,斯固然矣。然吕氏、淮南,未尝以集众为讳,如后世之掩人所长以为己有也。二家固以裁定之权,自命家言,故其宗旨,未尝不约于一律,吕氏将为一代之典要,刘安托于道家之支流,斯又出于宾客之所不与也。诸子之奋起,由于道术既裂,而各以聪明才力之所偏,每有得于大道之一端,而遂欲以之易天下。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故将推衍其学术,而传之其徒焉。苟足显其术而立其宗,而援述于前,与附衍于后者,未尝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其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

  夫子因鲁史而作《春秋》,孟子曰:“其事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自谓窃取其义焉耳。载笔之士,有志《春秋》之业,固将惟义之求,其事与文,所以藉为存义之资也。世之讥史迁者,责其裁裂《尚书》、《左氏》、《国语》、《国策》之文,以谓割裂而无当,出苏明允《史论》。世之讥班固者,责其孝武以前之袭迁书,以谓盗袭而无耻,出郑渔仲《通志》。此则全不通乎文理之论也。迁史断始五帝,沿及三代、周、秦,使舍《尚书》、《左》、《国》,岂将为凭虚、亡是之作赋乎?必谓《左》、《国》而下,为迁所自撰,则陆贾之《楚汉春秋》,高祖孝文之《传》,皆迁之所采摭,其书后世不传,而徒以所见之《尚书》、《左》、《国》,怪其割裂焉,可谓知一十而不知二五者矣。

  固书断自西京一代,使孝武以前,不用迁史,岂将为经生决科之同题而异文乎?必谓孝武以后,为固之自撰,则冯商、扬雄之纪,刘歆、贾护之书,皆固之所原本,其书后人不见,而徒以所见之迁史,怪其盗袭焉,可谓知白出而不知黑入者矣。以载言为翻空欤?扬、马词赋,尤空而无实者也。马、班不为文苑传,藉是以存风流文采焉,乃述事之大者也。以叙事为征实欤?年表传目,尤实而无文者也。《屈贾》、《孟荀》、《老庄申韩》之标目,《同姓侯王》、《异姓侯王》之分表,初无发明,而仅存题目,褒贬之意,默寓其中,乃立言之大者也。作史贵知其意,非同于掌故,仅求事文之末也。夫子曰:“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此则史氏之宗旨也。苟足取其义而明其志,而事次文篇,未尝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其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

  汉初经师,抱残守缺,以其毕生之精力,发明前圣之绪言,师授渊源,等于宗支谱系;观弟子之术业,而师承之传授,不啻凫鹄黑白之不可相淆焉,学者不可不尽其心也。公、榖之于《春秋》,后人以谓假设问答以阐其旨尔。

  不知古人先有口耳之授,而后著之竹帛焉,非如后人作经义,苟欲名家,必以著述为功也。商瞿受《易》于夫子,其后五传而至田何。施、孟、梁邱,皆田何之弟子也。然自田何而上,未尝有书,则三家之《易》,著于《艺文》,皆悉本于田何以上口耳之学也。是知古人不著书,其言未尝不传也。治韩《诗》者,不杂齐、鲁;传伏《书》者,不知孔学;诸学章句训诂,有专书矣。门人弟子,据引称述,杂见传纪章表者,不尽出于所传之书也,而宗旨卒亦不背乎师说。则诸儒著述成书之外,别有微言绪论,口授其徒,而学者神明其意,推衍变化,著于文辞,不复辨为师之所诏与夫徒之所衍也。而人之观之者,亦以其人而定为其家之学,不复辨其孰为师说,孰为徒说也。盖取足以通其经而传其学,而口耳竹帛,未尝分居立言之功也。故曰:古人之言,所以为公也,未尝矜于文辞而私据为己有也。

  言公中呜呼!世教之衰也,道不足而争于文,则言可得而私矣;实不充而争于名,则文可得而矜矣。言可得而私,文可得而矜,则争心起而道术裂矣。古人之言,欲以喻世;而后人之言,欲以欺世;非心安于欺世也,有所私而矜焉,不得不如是也。古人之言,欲以淑人;后人之言,欲以炫己;非古人不欲炫,而后人偏欲炫也,有所不足与不充焉,不得不如是也。孟子曰:“矢人岂不仁于函人哉?操术不可不慎也。”古人立言处其易,后人立言处其难。

  何以明之哉?古人所欲通者,道也。不得已而有言,譬如喜于中而不得不笑,疾被体而不能不呻,岂有计于工拙敏钝,而勉强为之效法哉?若夫道之所在,学以趋之,学之所在,类以聚之,古人有言,先得我心之同然者,即我之言也。何也?其道同也。传之其人,能得我说而变通者,即我之言也。何也?

  其道同也。穷毕生之学问思辨于一定之道,而上通千古同道之人以为之藉,下俟千古同道之人以为之辅,其立言也,不易然哉?惟夫不师之智,务为无实之文,则不喜而强为笑貌,无病而故为呻吟,已不胜其劳困矣。而况挟恐见破之私意,窃据自擅之虚名,前无所藉,后无所援,处世孤危而不可安也,岂不难哉?

  夫外饰之言,与中出之言,其难易之数可知也;不欲争名之言,与必欲争名之言,其难易之数,又可知也;通古今前后,而相与公之之言,与私据独得,必欲己出之言,其难易之数,又可知也。立言之士,将有志于道,而从其公而易者欤?抑徒竞于文,而从其私而难者欤?公私难易之间,必有辨矣。呜呼!安得知言之士,而与之勉进于道哉?

  古未有窃人之言以为己有者,伯宗梁山之对,既受无后之诮,而且得蔽贤之罪矣;古未有窃人之文以为己有者,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既思欺君,而且以谗友矣。窃人之美,等于窃财之盗,老氏言之断断如也。其弊由于自私其才智,而不知归公于道也。向令伯宗荐辇者之贤,而用缟素哭祠之成说,是即伯宗兴邦之言也,功不止于梁山之事也。上官大夫善屈平而赞助所为宪令焉,是即上官造楚之言也,功不止于宪令之善也。韩琦为相,而欧阳修为翰林学士,或谓韩公无文章,韩谓“琦相而用修为学士,天下文章,孰大于琦?”呜呼!若韩氏者,可谓知古人言公之旨矣。

  窃人之所言以为己有者,好名为甚,而争功次之。功欺一时,而名欺千古也。以已之所作伪托古人者,奸利为甚,而好事次之;好事则罪尽于一身,奸利则效尤而蔽风俗矣。齐邱窃《化书》于谭峭,郭象窃《庄》注于向秀,君子以谓儇薄无行矣。作者如有知,但欲其说显白于天下,而不必明之自我也。然而不能不恫心于窃之者,盖穿窬箧箧之智,必有审易更张以就其掩著,而因以失其本指也。刘炫之《连山》,梅赜之《古文尚书》,应诏入献,将以求禄利也。侮圣人之言,而窃比河间、河内之搜讨,君子以为罪不胜诛矣。

  夫坟、典既亡,而作伪者之搜辑补苴,如古文之采辑逸书,散见于记传者,几无遗漏。亦未必无什一之存也。然而不能不深恶于作伪者,遗篇逸句,附于阙文,而其义犹存;附会成书,而其义遂亡也。向令易作伪之心力,而以采辑补缀为己功,则功岂下于河间之《礼》,河内之《书》哉?王伯厚之《三家诗考》,吴草庐之《逸礼》,生于宋、元之间,去古浸远,而尚有功于经学。六朝古书不甚散亡,其为功,较之后人,必更易为力,惜乎计不出此,反藉以作伪。郭象《秋水》、《达生》之解义,非无精言名理可以为向之亚也;向令推阐其旨,与秀之所注,相辅而行,观者亦不辨其孰向孰郭也,岂至遽等穿窬之术哉?不知言公之旨,而欲自私自利以为功,大道隐而心术不可复问矣。

  学者莫不有志于不朽,而抑知不朽固自有道乎?言公于世,则书有时而亡,其学不至遽绝也。盖学成其家,而流衍者长,观者考求而能识别也。孔氏古文虽亡,而史迁问故于安国;今迁书具存,而孔氏之《书》,未尽亡也。

  韩氏之《诗》虽亡,而许慎治《诗》兼韩氏;今《说文》具存,而韩婴之《诗》,未尽亡也。刘向《洪范五行传》,与《七略别录》虽亡,而班固史学出刘歆;歆之《汉记》,《汉书》所本。今《五行》、《艺文》二志具存,而刘氏之学未亡也。亦有后学托之前修者,褚少孙之藉灵于马迁,裴松之之依光于陈寿,非缘附骥,其力不足自存也。又有道同术近,其书不幸亡逸,藉同道以存者,《列子》残阙,半述于庄生,杨朱书亡,多存于《韩子》;盖庄、列同出于道家,而杨朱为我,其术自近名法也。又有才智自骋,未足名家,有道获亲,幸存斧琢之质者,告子杞柳湍水之辨,藉孟子而获传;惠施白马三足之谈,因庄生而遂显;虽为射者之鹄,亦见不羁之才,非同泯泯也。又有琐细之言,初无高论,而幸入会心,竟垂经训。孺子濯足之歌,通于家国;时俗苗硕之谚,证于身心。其喻理者,即浅可深;而获存者,无俗非雅也。

  凡若此者,非必古人易而后人难也,古人巧而后人拙也,古人是而后人非也;名实之势殊,公私之情异,而有意于言与无意于言者,不可同日语也。故曰:无意于文而文存,有意于文而文亡。

  今有细民之讼,两造具辞,有司受之,必据其辞而赏罚其直枉焉。所具之辞,岂必乡曲细民能自撰哉?而曲直赏罚,不加为之辞者,而加之讼者,重其言之之意,而言固不必计其所出也。墓田陇亩,祠庙宗支,履勘碑碣,不择鄙野,以谓较论曲直,舍是莫由得其要焉。岂无三代钟鼎,秦、汉石刻,款识奇古,文字雅奥,为后世所不可得者哉?取辨其事,虽庸而不可废;无当于事,虽奇而不足争也。然则后之学者,求工于文字之末,而欲据为一己之私者,其亦不足与议于道矣。

  或曰:指远辞文,《大传》之训也;辞远鄙倍,贤达之言也。“言之不文,行之不远”,辞之不可以已也。今曰求工于文字之末者非也,其何以为立言之则欤?曰:非此之谓也。《易》曰:“修辞立其诚。”诚不必于圣人至诚之极致,始足当于修辞之立也。学者有事于文辞,毋论辞之如何,其持之必有其故,而初非徒为文具者,皆诚也。有其故,而修辞以副焉,是其求工于是者,所以求达其诚也。“《易》奇而法,《诗》正而葩”,“《易》以道阴阳”,《诗》以道性情也。其所以修而为奇与葩者,则固以谓不如是,则不能以显阴阳之理与性情之发也。故曰:非求工也。无其实而有其文,即六艺之辞,犹无所取,而况其他哉?

  文,虚器也;道,实指也。文欲其工,犹弓矢欲其良也。弓矢可以御寇,亦可以为寇,非关弓矢之良与不良也;文可以明道,亦可以叛道,非关文之工与不工也。陈琳为袁绍草檄,声曹操之罪状,辞采未尝不壮烈也;他日见操,自比矢之不得不应弦焉。使为曹操檄袁绍,其工亦必犹是尔。然则徒善文辞,而无当于道,譬彼舟车之良,洵便于乘者矣,适燕与粤,未可知也。

  圣人之言,贤人述之,而或失其指;贤人之言,常人述之,而或失其指;人心不同,如其面焉。而曰言托于公,不必尽出于己者,何也?盖谓道同而德合,其究终不至于背驰也。且赋诗断章,不啻若自其口出,而本指有所不拘也。引言互辨,与其言意或相反,而古人并存不废也。前人有言,后人援以取重焉,是同古人于己也;前人有言,后人从而扩充焉,是以己附古人也。

  仁者见仁,知者见知,言之从同而异,从异而同者,殆如秋禽之毛,不可遍举也。是以后人述前人,而不废前人之旧也;以为并存于天壤,而是非失得,自听知者之别择,乃其所以为公也。君子恶夫盗人之言,而遽铲去其迹,以遂掩著之私也。若夫前人已失其传,不得已而取裁后人之论述,是乃无可如何,譬失祀者,得其族属而主之,亦可通其魂魄尔。非喻言公之旨,不足以知之。

  言公下于是泛滥文林,回翔艺苑;离形得似,弛羁脱韅;上窥作者之指,下挹时流之撰。口耳之学既微,竹帛之功斯显。窟巢托足,遂启璇雕;毛叶御寒,终开组纂。名言忘于太初,流别生于近晚。譬彼◆沸酌于觞窦,斯褰裳以厉津;堤防拯于横流,必方舟而济乱。推言公之宗旨,得吾道之一贯。惟日用而不知,◆炙忘乎飞弹。试一揽夫沿流,蔚春畦之葱茜。  若乃九重高拱,六合同风。王言纶綍,元气寰中。秉钧燮鼎之臣,襄谟殿柏;珥笔执简之士,承旨宸枫。于是西掖挥麻,北门视草。天风四方,渊雷八表。  敷洋溢之德音,述忧勤之怀抱。崇文则山《韶》海《濩》,厉武则泰秣汃驱;敷政则云龙就律,恤灾则鸠鹄回腴。斯并石室金縢,史宬尊藏掌故;而缥函缃轴,学士辑为家书。左史右史之纪,王者无私;内制外制之集,词臣非擅。虽木天清閟,公言自有专官;而竹簟茅檐,存互何妨于外传也。

  制诰之公。

  至于右文稽古,购典延英。鸾台述史,虎观谈经。议簧校帜,六天、五帝、三统、九畴之论,专家互执;《礼》仇《书》讼,齐言、鲁故、孔壁、梁坟之说,称制以平。《正义》定著乎一家,《晋史》约删以百卷。六百年之解诂章疏,《五经正义》,取两汉六朝专家之说而定于一。十八家之编年纪传。《晋史》一十八家。譬彼漳分江合,济伏河横,淮申沔曲,汩兮朝宗于谷王;翡翠空青,蔚蓝芝紫,水碧砂丹,烂兮章施于采绚。凡以统车书而一视听,齐钧律而抑邪滥,虽统名乎敕定,实举职于儒臣。领袖崇班,表进勒名首简;群公集事,一时姓氏俱湮。盖新庙献功,岂计众匠奔趋,而将作用纪?明禋成礼,何论庖人治俎,而尸祝辞陈!馆局之公。

  尔其三台八座,百职庶司,节镇统部,郡县分治。罗群星于秋旻,茁百谷于东菑。簿书稠匝,卷牒纷披。文昌武库,礼司乐署之灿烂,若辐凑由运轴于车轮;甲兵犴讼,钱货农田之条理,若棋置而列枰以方罫,雁行进蓝田之牒,准令式而文行;牛耳招平原之徒,奉故事而画诺。是则命笔为刀,称书曰隶。遣言出自胥徒,得失归乎长吏。盖百官治而万民察,所以易结绳而为书契。昧者徒争于末流,知者乃通其初意。文移之公。

  若夫侯王将相,岳牧群公。铃閤启事,戟门治戎。称崇高之富贵,具文武之威风。则有书记翩翩,风流名士,幕府宾客,文学掾史。鹞击海滨,仲连飞书于沙漠;鹰扬河朔,孔璋驰檄于当涂。王粲慷慨而依刘,赋传荆阙;班固倜傥以从窦,铭勒狼居。刍毁涂摧,死魄感惠连之吊;莺啼花发,生魂归希范之书。斯或精诚贯金石之坚,忠烈奋风云之气。输情则青草春生,腾说则黄涛夏沸;感幽则山鬼夜啼,显明则海灵朝霁。并能追杳入冥,传心达志。变化从人,曲屈如意。

  盖利禄之途既广,则揣摩之功微至。中晚文人之集,强半捉刀之技。既合驭而和鸾,岂分途而争帜?书记之公。

  盖闻富贵愿足,则慕神仙。黄白之术既绌,文章之尚斯专。度生人之不朽,久视弗著名传;既惩愚而显智,遂以后而胜前。则有爵擅七貂,抑或户封十万,当退食之委蛇,或休沐之闲宴,耻汩没于世荣,乃雅羡乎述赞。于是西园集雅,东阁宾儒,列铅置椠,纷墨披朱。求艺林之胜事,遂合力而并图。或抱荆山之璞,或矜隋侯之珠,或宝燕市之石,或滥齐门之竽,皆怀私而自媚,视匠指而奔趋。既取多而用闳,譬峙粮而聚稿。藉大力以赅存,供善学之搜讨。立功固等乎立言,何尝少谢于专家之独造也哉?募集之公。

  至如《诗》、《骚》体变,乐府登场。《朱鹭》、《悲翁》,《上邪》、《如张》之篇题,学士无征于诠解;呼豨、瑟二,存吾、几令之音拍,工师惟记乎铿锵。则有拟议形容,敷陈推表,好事者为之说辞,伤心人别有怀抱。  金羁白马,酒市钗楼,年少之乐也;关山杨柳,行李风烟,离别之情也,草茜禽肥,马骄弓逸;游猎之快也;陇水呜咽,塞日昏黄,征戍之行也。或以感愤而申征夫之怨,或以悒郁而抒去妾之悲;或以旷怀而恢游宴之兴,或以古意而托艳冶之词。盖传者未达其旨,遂谓《子夜》乃女子之号,《木兰》为自叙之诗。

  苟不背于六艺之比兴,作者岂欲以名姓而自私!乐府之公。

  别有辞人点窜,略仿史删。因袭成文,或稍加点窜,惟史家义例有然。

  诗文集中,本无此例。间有同此例者,大有神奇臭腐之别,不可不辨,凤困荆墟,悲迷阳于南国;庄子改《凤兮歌》。《鹿鸣》萍野,诵宵《雅》于《东山》。魏武用《小雅》诗。女萝薛荔,陌上演山鬼之辞;绮流黄,狭斜袭妇艳之故。乐府《陌上桑》与《三妇艳》之辞也。梁人改《陇头》之歌,增减古辞为之。

  韩公删《月蚀》之句,删改卢仝之诗。岂惟义取断章,不异宾筵奏赋。歌古人诗,见己意也。以至河分冈势,乃联春草青痕;宋诗僧用唐句。

  积雨空林,爰入水田白鹭。譬之古方今效,神加减于刀圭;赵壁汉师,变旌旗于节度。艺林自有雅裁,条举难穷其数者也。苟为不然,效出于尤。仿《同谷》之七歌,宋后诗人颇多。拟河间之《四愁》,傅玄、张载,尚且为之,大可骇怪。非由中以出话,如随声而助讴。直是孩提学语,良为有识所羞者矣。点窜之公。

  又有诗人流别,怀抱不同,变韵言兮裁文体,拟古事兮达私衷。旨原诸子之寓辞,文人沿袭而成风;后人不得其所自,因疑作伪而相攻。盖伤心故国,斯传塞外之书;李陵《答苏武书》,自刘知几以后,众口一辞,以为伪作。以理推之,伪者何所取乎?当是南北朝时,有南人羁北,而事类李陵,不忍明言者,拟此书以见志耳。灰志功名,乃托河边之喻;世传鬼谷子《与苏秦张仪书》,言河边之树,处非其地,故招剪伐,托喻以招二子归隐,疑亦功高自危之人所托言也。

  读者以意逆志,不异骚人之赋。出之本人,其意反浅,出之拟作,其意甚深,同于骚也。其后词科取士,用拟文为掌故。庄严则诏诰章表,威猛则文檄露布。作颂准于王褒,著论裁于贾傅。兹乃为矩为规,亦趋亦步。庶几他有心而予忖,亦足阐幽微而互著。拟文之公。

  又如文人假设,变化不拘。《诗》通比兴,《易》拟象初。庄入巫咸之座,屈造詹尹之庐。楚太子疾,有客来吴。乌有、子虚之徒,争谈于较猎;凭虚、安处之属,讲议于京都。《解嘲》、《客难》、《宾戏》之篇衍其绪,镜机、玄微、冲漠之类浚其途。此则寓言十九,诡说万殊者也。乃其因事著称,缘人生义。

  譬若酒袭杜康之名,钱用邓通之字。空槐落火,桓温发叹于仲文之迁;庾信《枯树赋》所借用者。其实般仲文迁东阳,在桓温久卒之后。

  素月流天,王粲抽毫于应、刘之逝。谢庄《月赋》所借用者,其实王粲卒于应、刘之前。斯则善愁即为宋玉,岂必楚廷?旷达自是刘伶,何论晋世?善读古人之书,尤贵心知其意。愚者介介而争,古人不以为异也已。假设之公。

  及夫经生制举,演义为文,虽源出于训故,实解主于餐新。截经书兮命题,制变化兮由人。长或连篇累章,短或片言只字。脱增减兮毫厘,即步移兮影徙。

  为圣贤兮立言,或庸愚兮申志。并欲描情摩态,设身处地,或语全而意半,或神到而形未。如云去而尚留,如马跃而未逝。纵收俄顷之间,刻画几希之际。水平剂量,何足喻其充周;历算交躔,曾莫名其微至。《易》奇《诗》正,《礼》节乐和,以至《左》夸《庄》肆,屈幽《史》洁之文理,无所不包;天人性命,经济闳通,以及儒纷墨俭,名◆法深之学术,无乎不备。惟制颁于功令,而义得于师承。严民生之三事,约智力于规绳。守共由之义法,申各尽之精能。体会为言,曾何嫌乎拟圣;因心作则,岂必纵己说而成名。制义之公。  凡此区分类别,鳞次部周。夭华媚春,硕果酣秋。极浅深之殊致,标左右之分流。其匿也几括,其争也寇雠。其同也交誉,其异也互纠。其合也沾沾而自喜,其违也耿耿而孤忧。孰鸿鹄而高举,孰鸿鹊而啁啾?孰梧桐于高冈,孰茅苇于平洲?众自是而人非,喜伐异而党俦。饮齐井而相捽,曾不知伏泉之在幽。由大道而下览夫群言,奚翅激、謞、叱、吸、叫、嚎、袀、咬之殊声,而酝酿于鼻、口、耳、枅、圈、臼、洼、污之异窍。厉风济而为虚,知有据而有者,一土囊之噫啸。能者无所竞其名,黠者无所事其剽。核者无所恃其辨,夸者无所争其耀。识言公之微旨,庶自得于道妙。或疑著述不当入辞赋,不知著述之体,初无避就,荀卿有《赋篇》矣,但无实之辞赋,自不宜溷著述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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