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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三内篇三

卷三内篇三

  史德才、学、识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三尤难。千古多文人而少良史,职是故也。昔者刘氏子玄,盖以是说谓足尽其理矣。虽然,史所贵者义也,而所具者事也,所凭者文也。孟子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义则夫子自谓窃取之矣。”非识无以断其义,非才无以善其文,非学无以练其事,三者固各有所近也,其中固有似之而非者也。记诵以为学也,辞采以为才也,击断以为识也,非良史之才、学、识也。虽刘氏之所谓才、学、识,犹未足以尽其理也。夫刘氏以谓有学无识,如愚估操金,不解贸化。推此说以证刘氏之指,不过欲于记诵之间,知所决择,以成文理耳。故曰:古人史取成家,退处士而进奸雄,排死节而饰主阙,亦曰一家之道然也。此犹文士之识,非史识也。能具史识者,必知史德。德者何?谓著书者之心术也。夫秽史者所以自秽,谤书着所以自谤,素行为人所羞,文辞何足取重!魏收之矫诬,沈约之阴恶,读其书者,先不信其人,其患未至于甚也。所患夫心术者,谓其有君子之心,而所养未底于粹也。夫有君子之心,而所养未粹,大贤以下,所不能免也。此而犹患于心术,自非夫子之《春秋》,不足当也。以此责人,不亦难乎?是亦不然也。盖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述者之心术矣。而文史之儒,竞言才、学、识,而不知辨心木以议史德,乌乎可哉?

  夫是尧、舜而非桀、纣,人皆能言矣。崇王道而斥霸功,又儒者之习故矣。至于善善而恶恶,褒正而嫉邪,凡欲托文辞以不朽者,莫不有是心也。

  然而心术不可不虑者,则以天与人参,其端甚微,非是区区之明所可恃也。

  夫史所载者事也,事必藉文而传;故良史莫不工文,而不知文又患于为事役也。盖事不能无得失是非,一有得失是非,则出入予夺相奋摩矣;奋摩不已,而气积焉。事不能无盛衰消息,一有盛衰消息,则往复凭吊主流连矣;流连不已,而情深焉。凡文不足以动人,所以动人者,气也;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也。气积而文昌,情深而文挚;气昌而情挚,天下之至文也。

  然而其中有天有人,不可不辨也。气得阳刚而情合阴柔,人丽阴阳之间,不能离焉者也。气合于理,天也;气能违理以自用,人也。情本于性,天也;情能汩性以自恣,人也。史之义出于天,而史之文,不能不藉人力以成之。

  人有阴阳之患,而史文即忤于大道之公,其所感召者微也。夫文非气不立,而气贵于平。人之气,燕居莫不平也。因事主感,而气失则宕,气失则激,气失则骄,毗于阳矣。夫文非情不深,而情贵于正。人之情,虚置无不正也。

  因事生感,而情失则流,情失则溺,情失则偏,毗于阴矣,阴阳伏沴之患,乘于血气而入于心知,其中默运潜移,似公而实逞于私,似无而实蔽于人,发为文辞,至于害义而违道,其人犹不自知也。故曰心术不可不慎也。

  夫气胜而情偏,犹曰动于夫而参于人也。才艺之士,则又溺于文辞,以为观美之具焉,而不知其不可也。史之赖于文也,犹衣之需乎采,食之需乎味也。采之不能无华朴,味之不能无浓淡,势也。华朴争而不能无邪色,浓淡争而不能无奇味;邪色害目,奇味爽口,起于华朴浓淡之争也。文辞有工拙,而族史方且以是为竞焉,是舍本而逐末矣。以此为文,未有见其至者。

  以此为史,岂可与闻古人大体乎?

  韩氏愈曰:“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仁者情之普,义者气之遂也。程子尝谓:“有《关雎》、《麟趾》之意,而后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吾则以谓通六艺比兴之旨,而后可以讲春王正月之书。盖言心术贵于养也。史迁百三十篇,《报任安书》所谓“究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自序以谓“绍名世,正《易传》,本《诗》、《书》、《礼》乐之际”,其本旨也。所云“发愤著书”,不过叙述穷愁而假以为辞耳。后人泥于发愤之说,遂谓百三十篇,皆为怨诽所激发,王允亦斥其言为谤书。于是后世论文,以史迁为讥谤之能事,以微文为史职之大权,或从羡慕而仿效为之;是直以乱臣贼子之居心,而妄附《春秋》之笔削,不亦悖乎?今观迁所著书,如《封禅》之惑于鬼神,《平准》之算及商贩,孝武之秕政也。后世观于相如之文,桓宽之论,何尝待史迁而后著哉?《游侠》、《货殖》诸篇,不能无所感慨,贤者好奇,亦洵有之。余皆经纬古今,折衷六艺,何尝敢于讪上哉?朱子尝言,《离骚》不甚怨君,后人附会有过。吾则以谓史迁未敢谤主,读者之心自不平耳。夫以一身坎轲,怨谤及于君父,且欲以是邀千古之名,此乃愚不安分,名教中之罪人,天理所诛,又何著述之可传乎?

  夫《骚》与《史》,千古之至文也;其文之所以至者,皆抗怀于三代之英,而经纬乎天人之际者也。所遇皆穷,固不能无感慨:而不学无识者流,且谓诽君谤主,不妨尊为文辞之宗焉,大义何由得明,心术何由得正乎?夫子曰:“《诗》可以兴。”说者以谓兴起好善恶恶之心也。好善恶恶之心,惧其似之而非,故贵平日有所养也。《骚》与《史》,皆深于《诗》者也。言婉多风,皆不背于名教,而梏于文者不辨也。故曰必通六艺比兴之旨,而后可以讲春王正月之书。

  史释或问《周官》府史之史,与内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之史,有异义乎?曰:无异义也。府史之史,庶人在官供书役者,今之所谓书吏是也;五史,则卿、大夫、士为之,所掌图书、纪载、命令、法式之事,今之所谓内阁六科、翰林中书之属是也。官役之分,高下之隔,流别之判,如霄壤矣。  然而无异义者,则皆守掌故,而以法存先王之道也。

  史守掌故而不知择,犹府守库藏而不知计也。先王以谓太宰制国用,司会质岁之成,皆有调剂盈虚、均平秩序之义,非有道德贤能之选,不能任也,放任之以卿士、大夫之重。若夫守库藏者,出纳不敢自专,庶人在官,足以供使而不乏矣。然而卿士、大夫,讨论国计,得其远大;若问库藏之纤悉,必曰府也。  五史之于文字,犹太宰司会之于财货也。典、谟、训、诰,曾氏以谓“唐、虞、三代之盛,载笔而纪,亦皆圣人之徒”,其见可谓卓矣。五史以卿士、大夫之选,推论精微;史则守其文诰、图籍、章程、故事,而不敢自专;然而问掌故之委折,必曰史也。

  夫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先王道法,非有二也,卿士、大夫能论其道,而府史仅守其法;人之知识,有可使能与不可使能尔。非府史所守之外,别有先王之道也。夫子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曾子乃曰:“君子所贵乎道者三。笾豆之事,则有司存。”非曾子之言异于夫子也,夫子推其道,曾子恐人泥其法也。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夫子焉不学,亦问常师之有?”“入太庙,每事问。”则有司贱役,巫祝百工,皆夫子之所师矣。

  问礼问官,岂非学于掌故者哉?故道不可以空铨,文不可以空著。三代以前未尝以道名教,而道无不存者,无空理也;三代以前未尝以文为著作,而文为后世不可及者,无空言也。盖自官师治教分,而文字始有私门之著述;于是文章学问,乃与官司掌故为分途,而立教者可得离法而言道体矣。《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学者崇奉六经,以谓圣人立言以垂教,不知三代盛时,各守专官之掌故,而非圣人有意作为文章也。  《传》曰:“礼,时为大。”又曰:“书同文。”盖言贵时王之制度也。

  学者但诵先圣遗言,而不达时王之制度,是以文为鞶帨绣之玩,而学为斗奇射覆之资,不复计其实用也。故道隐百难知,士大夫之学问文章,未必足备国家之用也。法显而易守,书吏所存之掌故,实国家之制度所存,亦即尧、舜以来,因革损益之实迹也。故无志于学则已,君子苟有志于学,则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必有用也。不知当代而言好古,不通掌故而言经术;则鞶帨之文,射覆之学,虽极精能,其无当于实用也审矣。

  孟子曰:“力能举百钧,而不足举一羽。明足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难其所易,而易其所难,谓失权度之宜也。学者昧今而博古,荒掌故而通经术,是能胜《周官》卿士之所难,而不知求府史之所易也。故舍器而求道,舍今而求古,舍人伦日用而求学问精微,皆不知府史之史通于五史之义者也。

  以吏为师,三代之旧法也。秦人之悖于古者,禁《诗》、《书》而仅以法律为师耳。三代盛时,天下之学,无不以吏为师。《周官》三百六十,天人之学备矣。其守官举职,而不坠天工者,皆天下之师资也。东周以还,君师政教不合于一,于是人之学术,不尽出于官司之典守。秦人以吏为师,始复古制。而人乃狃于所习,转以秦人为非耳。秦之悖于古者多矣,犹有合于古者,以吏为师也。

  孔子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灾及其身者也。”李斯请禁《诗》、《书》,以谓儒者是古而非今。其言若相近,而其意乃大悖。后之君子,不可不察也。夫三王不袭礼,五帝不沿乐。不知礼时为大,而动言好古,必非真知古制者也。是不守法之乱民也,故夫子恶之。若夫殷因夏礼,百世可知。

  损益虽曰随时,未有薄尧、舜而诋斥禹、汤、文、武、周公而可以为治者。

  李斯请禁《诗》、《书》,君子以谓愚之首也。后世之去唐、虞、三代,则更远矣。要其一朝典制,可以垂奕世而致一时之治平者,未有不于古先圣王之道,得其仿佛者也。故当代典章,官司掌故,未有不可通于《诗》、《书》六艺之所垂。而学者昧于知时,动矜博古,譬如考西陵之蚕桑,讲神农之树艺,以谓可御饥寒而不须衣食也。

  史注昔夫子之作《春秋》也,笔削既具,复以微言大义,口授其徒;三传之作,因得各据闻见,推阐经蕴,于是《春秋》以明。诸子百家,既著其说,亦有其徒相与守之,然后其说显于天下。至于史事,则古人以业世其家,学者就其家以传业。孔子问礼,必于柱下史。盖以域中三大,非取备于一人之手,程功于翰墨之林者也。史迁著百三十篇,《汉书》为《太史公》,《隋志》始曰《史记》。乃云:“藏之名山,传之其人。”其后外孙杨恽,始布其书。班固《汉书》,自固卒后,一时学者,未能通晓。马融乃伏阁下,从其女弟受业,然后其学始显。夫马、班之书,今人见之悉矣,而当日传之必以其人,受读必有所自者,古人专门之学,必有法外传心,笔削之功所不及,则口授其徒,而相与传习其业,以垂永久也。迁书自裴骃为注,固书自应劭作解,其后为之注者,犹若干家,则皆阐其家学者也。

  魏、晋以来,著作纷纷,前无师承,后无从学。且其为文也,体既滥漫,绝无古人笔削谨严之义;旨复浅近,亦无古人隐微难喻之故,自可随其诣力,孤行于世耳。至于史籍之掌,代有其人,而古学失传,史存具体。惟于文诰案牍之类次,月日记注之先后,不胜扰扰,而文亦繁芜复沓,尽失迁、固之旧也。是岂尽作者才力之不逮,抑史无注例,其势不得不日趋于繁富也。古人一书,而传者数家。后代数人,而共成一书。夫传者广,则简尽微显之法存;作者多,则牴牾复沓之弊出。循流而日忘其源,古学如何得复,而史策何从得简乎?是以《唐书》倍汉,《宋史》倍唐,检阅者不胜其劳,传习之业,安得不亡?
夫同闻而异述者,见崎而分道也,源正而流别者,历久而失真也。九师之《易》,四氏之《诗》,师儒林立,传授已不胜其纷纷。士生三古而后,能自得于古人,勒成一家之作,方且徬徨乎两间,孤立无徒,而欲抱此区区之学,待发挥于子长之外孙,孟坚之女弟,必不得之数也。太史《自叙》之作,其自注之权舆乎?明述作之本旨,见去取之从来,已似恐后人不知其所云,而特笔以标之。所谓不离古文,乃考信六艺云云者,皆百三十篇之宗旨,或殿卷末,或冠篇端,未尝不反复自明也。班《书》年表十篇,与《地理》、《艺文》二志皆自注,则又大纲细目之规矩也。其陈、范二史,尚有松之、张怀为之注。至席惠明注《秦记》,刘孝标注《世说新语》,则杂史支流,犹有子注,是六朝史学家法未亡之一验也。自后史权既散,纪传浩繁,惟徐氏《五代史注》,亦已简略,尚存饩羊于一线。而唐、宋诸家,则茫乎其不知涯涘焉。宋范冲修《神宗实录》,别为《考异》五卷,以发明其义;是知后无可代之人,而自为之解,当与《通鉴举要》、《考异》之属,同为近代之良法也。
刘氏《史通》,画补注之例为三条,其所谓小书人物之《三辅决录》、《华阳士女》,与所谓史臣自刊之《洛阳伽蓝》、《关东风俗》者,虽名为二品,实则一例。皆近世议史诸家之不可不亟复者也。惟所谓思广异闻之松之《三国》、刘昭《后汉》一条,则史家之旧法,与《索隐》、《正义》之流,大同而小异者也。

  夫文史之籍,日以繁滋,一编刊定,则征材所取之书,不数十年,尝失亡其十之五六,宋、元修史之成规,可覆按焉。使自注之例得行,则因援引所及,而得存先世藏书之大概,因以校正艺文著录之得失,是亦史法之一助也。且人心日漓,风气日变,缺文之义不闻,而附会之习,且愈出而愈工焉。  在官修书,惟冀塞责,私门著述,苟饰浮名。或剽窃成书,或因陋就简。使其术稍黠,皆可愚一时之耳目,而著作之道益衰。诚得自注以标所去取,则闻见之广狭,功力之疏密,心术之诚伪,灼然可见于开卷之顷,而风气可以渐复于质古,是又为益之尤大者也。然则考之往代,家法既如彼;揆之后世,系重又如此;夫翰墨省于前,而功效多于旧,孰有加于自注也哉?

  传记传记之书,其流已久,盖与六艺先后杂出。古人文无定体,经史亦无分科。《春秋》三家之传,各记所闻,依经起义,虽谓之记可也。经《礼》二戴之记,各传其说,附经而行,虽谓之传可也。其后支分派别,至于近代,始以录人物者,区为之传:叙事迹者,区为之记。盖亦以集部繁兴,人自生其分别,不知其然而然,遂若天经地义之不可移易。此类甚多,学者生于后世,苟无伤于义理,从众可也。然如虞预《妒记》、《襄阳耆旧记》之类,叙人何尝不称记?《龟策》、《西域》诸传,述事何尝不称传?大抵为典为经,皆是有德有位,纲纪人伦之所制作,今之六艺是也。夫子有德无位,则述而不作,故《论语》、《孝经》,皆为传而非经,而《易。系》亦止称为《大传》。其后悉列为经,诸儒尊夫子之文,而使之有以别于后儒之传记尔。  周末儒者,及于汉初,皆知著述之事,不可自命经纶,蹈于妄作;又自以立说,当禀圣经以为宗主,遂以所见所闻,各笔于书而为传记。若二《礼》诸记,《诗》、《书》、《易》、《春秋》诸传是也。盖皆依经起义,其实各自为书,与后世笺注自不同也。后世专门学衰,集体日盛,叙人述事、各有散篇,亦取传记为名,附于古人传记专家之义尔。明自嘉靖而后,论文各分门户,其有好为高论者,辄言传乃史职,身非史官,岂可为人作传?世之无定识而强解事者,群焉和之,以谓于古未之前闻。夫后世文字,于古无有,而相率而为之者,集部纷纷,大率皆是。若传则本非史家所创,马、班以前,早有其文。孟子答苑◆汤、武之事,皆曰:“于传有之。”彼时并未有纪传之史,岂史官之文乎!今必以为不居史职,不宜为传,试问传记有何分别?  不为经师,又岂宜更为记耶?记无所嫌,而传为厉禁,则是重史而轻经也。  文章宗旨,著述体裁,称为例义。今之作家,昧焉而不察者多矣。独于此等无可疑者,辄为无理之拘牵,殆如村俚巫妪,妄说阴阳禁忌,愚民举措为难矣。

  明末之人,思而不学,其为瞽说,可胜唾哉!今之论文章者,乃又学而不思,反袭其说,以矜有识,是为吉所愚也。

  辨职之言,尤为不明事理。如通行传记,尽人可为,自无论经师与史官矣。必拘拘于正史列传,而始可为传,则虽身居史职,苟非专撰一史,又岂可别自为私传耶?若但为应人之请,便与撰传,无以异于世人所撰。惟他人不居是官,例不得为,己居其官,即可为之,一似官府文书之须印信者然。

  是将以史官为胥吏,而以应人之传,为倚官府而舞文之具也,说尤不可通矣。  道听之徒,乃谓此言出大兴朱先生,不知此乃明末之矫论,持门户以攻王、李者也。  朱先生尝言:“见生之人,不当作传。”自是正理。但观于古人,则不尽然。按《三国志》庞淯母赵娥,为父报仇杀人,注引皇甫《烈女传》云:“故黄门侍郎安定梁宽为其作传。”是生存之人,古人未尝不为立传。李翱撰《杨烈妇传》,彼时杨尚生存。恐古人似此者不乏。盖包举一生而为之传,《史》、《汉》列传体也;随举一事而为之传,《左氏》传经体也:朱先生言,乃专指列传一体尔。

  邵念鲁与家太詹,尝辨古人之撰私传,曰:“子独不闻邓禹之传,范氏固有本欤?”按此不特范氏,陈寿《三国志》,裴注引东京、魏、晋诸家私传相证明者,凡数十家。即见于隋、唐《经籍》、《艺文志》者,如《东方朔传》、《陆先生传》之类,亦不一而足,事固不待辨也。彼挟兔园之册,但见昭明《文选》、唐宋八家鲜入此体,遂谓天下之书,不复可旁证尔。

  往者聘撰《湖北通志》,因恃督府深知,遂用别识心裁,勒为三家之学。

  人物一门,全用正史列传之例,撰述为篇。而隋、唐以前,史传昭著,无可参互详略施笔削者,则但揭姓名,为《人物表》。说详本篇《序例》。其诸史本传,悉入《文征》,以备案检。所谓三家之学,《文征》以拟《文选》。

  其于撰述义例,精而当矣。时有佥人,穷于宦拙,求余荐入书局,无功冒餐给矣。值督府左迁,小人涎利构谗,群刺蜂起,当事惑之,檄委其人校正。

  余方恃其由余荐也,而不虞其背德反噬,昧其平昔所服膺者,而作◆张以罔上也。别有专篇辨例。乃曰《文征》例仿《文选》、《文苑》,《文选》、《文苑》本无传体,因举《何蕃》、《李赤》、《毛颖》、《宋清》诸传,出于游戏投赠,不可入正传也。上官乃亟赞其有学识也,而又阴主其说,匿不使余知也。

  噫!《文苑英华》有传五卷,盖七百九十有二,至于七百九十有六,其中正传之体,公卿则有兵部尚书梁公李岘,节钺则有东川节度卢坦,皆李华撰传。文学如陈子昂,卢藏用撰传。节操如李绅,沈亚之撰传。贞烈如杨妇、李翱。窦女,杜牧。合于史家正传例者,凡十余篇,而谓《文苑》无正传体,真丧心矣!

  宋人编辑《文苑》,类例固有未尽,然非佥人所能知也。即传体之所采,盖有排丽如碑志者,庾信《邱乃敷敦崇传》之类。自述非正体者,《陆文学自传》之类。立言有寄托者,《王承福传》之类。借名存讽刺者,《宋清传》之类。投赠类序引者,《强居士传》之类。俳谐为游戏者,《毛颖传》之类。

  亦次于诸正传中;不如李汉集韩氏文,以《何蕃传》入杂著,以《毛颖传》入杂文,义例乃皎然矣。

  习固辨论乌乎起?起于是非之心也;是非之心乌乎起?起于嫌介疑似之间也;乌乎极?极于是尧非桀也。世无辨尧、桀之是非,世无辨天地之高卑也。  目力尽于秋毫,耳力穷乎穴蚁;能见泰山,不为明目,能闻雷霆,不为聪耳。

  故尧、桀者,是非之名,而非所以辨是非也。嫌介疑似,未若尧、桀之分也。推之而无不若尧、桀之分,起于是非之微,而极于辨论之精也,故尧、桀者,辨论所极;而是非者,隐微之所发端也。

  隐微之创见,辨者矜而宝之矣。推之不至乎尧、桀,无为贵创见焉。推之既至乎尧、桀,人亦将与固有之尧、桀而安之也。故创得之是非,终于无所见是非也。

  尧、桀无推者也。积古今之是非而安之如尧、桀者,皆积古今人所刨见之隐微而推极之者也。安于推极之是非者,不知是非之所在也。不知是非之所在者,非竟忘是非也,以谓固然而不足致吾意焉尔。

  触乎其类而动乎其思,于是有见所谓诚然者,非其所非而是其所是,矜而宝之,以谓隐微之创见也。推而合之,比而同之,致乎其极,乃即向者安于固然之尧、桀也。向也不知所以,而今知其所以,故其所见有以异于向者之所见,而其所云实不异于向者之所云也。故于是非而不致其思者,所矜之创见,皆其平而无足奇者也。

  酤家酿酒而酸,大书酒酸减直于门,以冀速售也。有不知书者,入饮其酒而酸,以谓主人未之知也。既去而遗其物,主家追而纳之,又谓主人之厚己也,屏人语曰:“君家之酒酸矣,益减直而急售?”主人闻之而哑然也。

  故于是非而不致其思者,所矜之创见,乃告主家之酒酸也。

  尧、桀固无庸辨矣。然被尧之仁,必有几,几于不能言尧者,乃真是尧之人也;遇桀之暴,必有几,几于不能数桀者,乃真非桀之人也。千古固然之尧、桀,犹推始于几,几不能言与数者,而后定尧、桀之固然也。故真知是非者,不能遽言是非也;真知是尧非桀者,其学在是非之先,不在是尧非桀也。

  是尧而非桀,贵王而贱霸,尊周、孔而斥异端,正程、朱而偏陆、王,吾不谓其不然也;习固然而言之易者,吾知其非真知也。

  朱陆天人性命之理,经传备矣。经传非一人之言,而宗旨未尝不一者,其理著于事物,而不托于空言也。师儒释理以示后学,惟著之于事物,则无门户之争矣。

  理,譬则水也;事物,譬则器也。器有大小浅深,水如量以注之,无盈缺也。今欲以水注器者,姑置其器,而论水之挹注盈虚与夫量空测实之理。争辨穷年,未有已也,而器固已无用矣。

  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治学分而师儒尊知以行闻,自非夫子,其势不能不分也。高明沉潜之殊致,譬则寒暑昼夜,知其意者,交相为功,不知其意,交相为厉也。宋儒有朱、陆,千古不可合之同异,亦千古不可无之同异也,末流无识,争相诟詈,与夫勉为解纷,调停两可,皆多事也。然谓朱子偏于道问学,故为陆氏之学者,攻朱氏之近于支离;谓陆氏之偏于尊德性,故为朱氏之学者,攻陆氏之流于虚无;各以所畸重者,争其门户,是亦人情之常也。但既自承朱氏之授受,而攻陆、王,必且博学多闻,通经服古,若西山、鹤山、东发、伯厚诸公之勤业,然后充其所见,当以空言德性为虚无也。今攻陆、王之学者,不出博洽之儒,而出荒俚无稽之学究,则其所攻,与其所业相反也。问其何为不学问,则曰支离也;诘其何为守专陋,则曰性命也。是攻陆、王者,未尝得朱之近似,即伪陆、王以攻真陆、王也,是亦可谓不自度矣。

  荀子曰:“辨生于末学。”朱、陆本不同,又况后学之晓晓乎?但门户既分,则欲攻朱者,必窃陆、王之形似;欲攻陆、王,必窃朱子之形似。朱子之形似必繁密,陆、王之形似必空灵,一定之理也。而自来门户之交攻,俱是专已守残,束书不观,而高谈性天之流也。则自命陆、王以攻朱者,固伪陆、王;即自命朱氏以攻陆、王者,亦伪陆、王,不得号为伪朱也。同一门户,而陆、王有伪,朱无伪者,空言易而实学难也。黄、蔡、真、魏,皆承朱子而务为实学,则自无暇及于门户异同之见,亦自不致随于消长盛衰之风气也。是则朱子之流别,优于陆、王也。然而伪陆、王之冒于朱学者,犹且引以为同道焉,吾恐朱氏之徒,叱而不受矣。

  传言有美疢,亦有药石焉。陆、王之攻朱,足以相成而不足以相病。伪陆、王之自谓学朱而奉朱,朱学之忧也。盖性命、事功、学问、文章,合而为一,朱子之学也。求一贯于多学而识,而约礼于博文,是本末之兼该也。

  诸经解义不能无得失,训诂考订不能无疏舛,是向伤于大礼哉?且传其学者,如黄、蔡、真、魏皆通经服古,躬行实践之醇儒,其于朱子有所失,亦不曲从而附会,是亦足以立教矣。乃有崇性命而薄事功,弃置一切学问文章而守一二章句集注之宗旨,因而斥陆讥王,愤若不共戴天,以谓得朱之传授,是以通贯古今、经纬世宙之朱子,而为村陋无闻、傲狠自是之朱子也。且解义不能无得失,考订不能无疏舛,自获麟绝笔以来,未有免焉者也。今得陆、王之伪,而自命学朱者,乃曰:墨守朱子,虽知有毒,犹不可不食。又曰:朱子实兼孔子与颜、曾、孟子之所长。噫!其言之是非,毋庸辨矣。朱子有知,忧当何如邪?

  告子曰:“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不动心者,不求义之所安,此千古墨守之权舆也。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能充之以义理,而又不受人之善,此墨守之似告子也。然而藉人之是非以为是非,不如告子之自得矣。

  藉人之是非以为是非,如佣力佐斗,知争胜而不知所以争也。故攻人则不遗余力,而诘其所奉者之得失为何如,则未能悉也。故曰:明知有毒,而不可不服也。

  末流失其本,朱子之流别,以为优于陆、王矣。然则承朱氏之俎豆,必无失者乎?曰:奚为而无也。今人有薄朱氏之学者,即朱氏之数传而后起者也。其与朱氏为难,学百倍于陆、王之末流,思更深于朱门之从学,充其所极,朱子不免先贤之畏后生矣。然究其承学,实自朱子数传之后起也,其人亦不自知也。而世之号为通人达士者,亦几几乎褰裳以从矣;有识者观之,齐人之饮井相◆也。性命之说,易入虚无。朱子求一贯于多学而识,寓约礼于博文,其事繁而密,其功实而难;虽朱子之所求,未敢必谓无失也。然沿其学者,一传而为免斋、九峰,再传而为西山、鹤山、东发、厚斋,三传而为仁山、白云,四传而为潜溪、义乌,五传而为宁人、百诗,则皆服古通经,学求其是,而非专己守残,空言性命之流也。自是以外,文则入于辞章,学则流于博雅,求其宗旨之所在,或有不自知者矣。生乎今世,因闻宁人、百诗之风,上溯古今作述,有以心知其意,此则通经服古之绪,又嗣其音矣。

  无如其人慧过于识而气荡乎志,反为朱子诟病焉,则亦忘其所自矣。  夫实学求是,与空谈性天不同科也,考古易差,解经易失,如天象之难以一端尽也。历象之学,后人必胜前人,势使然也。因后人之密而贬羲、和,不知即羲、和之遗法也。今承朱氏数传之后,所见出于前人,不知即是前人之遗绪,是以后历而贬羲、和也。盖其所见,能过前人者,慧有余也。抑亦后起之智虑所应尔也,不知即是前人遗蕴者,识不足也。其初意未必遂然,其言足以慑一世之通人达士,而从其井捽者,气所荡也。其后亦遂居之不疑者,志为气所动也。攻陆、王者出伪陆、王,其学猥陋,不足为陆、王病也。
贬朱者之即出朱学,其力深沉,不以源流互质,言行交推;世有好学而无真识者,鲜不从风而靡矣。

  古人著于竹帛,皆其宣于口耳之言也。言一成而人之观者,千百其意焉,故不免于有向而有背。今之黠者则不然,以其所长,有以动天下之知者矣。

  知其所短,不可以欺也,则似有不屑焉。徙泽之蛇,且以小者神君焉。其遇可以知,而不必且为知者,则略其所长,以为未可与言也;而又饰所短,以为无所不能也。雷电以神之,鬼神以幽之,键箧以固之,标帜以市之,于是前无古人而后无来者矣。天下知者少,而不必且为知者之多也;知者一定不易,而不必且为知者之千变无穷也。故以笔信知者,而以舌愚不必深知者,天下由是靡然相从矣。夫略所短而取其长,遗书具存,强半皆当遵从而不废者也。天下靡然从之,何足忌哉!不知其口舌遗厉,深入似知非知之人心,去取古人,任惼衷而害于道也。语云:“其父杀人报仇,其子必且行劫。”
其人于朱子盖已饮水而忘源,及笔之于书,仅有微辞隐见耳,未敢居然斥之也,此其所以不见恶于真知者也。而不必深知者,习闻口舌之间,肆然排诋而无忌惮,以谓是人而有是言,则朱子真不可以不斥也。故趋其风者,未有不以攻朱为能事也;非有恶于朱也,惧其不类于是人,即不得为通人也。夫朱子之授人口实,强半出于《语录》。《语录》出于弟子门人杂记,未必无失初旨也。然而大旨实与所著之书相表里,则朱子之著于竹帛,即其宣于口耳之言。是表里如一者,古人之学也。即以是义责其人,亦可知其不如朱子远矣,又何争于文字语言之末也哉?  附录书朱陆篇后(据刘刻《遗书》卷二)

  戴君学问,深见古人大体,不愧一代巨儒,而心术未醇,颇为近日学者之患,故余作《朱陆》篇正之。戴君下世今十余年,同时有横肆骂詈者,固不足为戴君累;而尊奉太过,至有称谓孟子后之一人,则亦不免为戴所愚。

  身后恩怨俱平,理宜公论出矣,而至今无人能定戴氏品者,则知德者鲜也。  凡戴君所学,深通训诂,究于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将以明道也。时人方贵博雅考订,见其训诂名物,有合时好,以谓戴之绝诣在此。及戴著《论性》、《原善》诸篇,于天人理气,实有发前人所未发者,时人则谓空说义理,可以无作,是固不知戴学者矣。戴见时人之识如此,遂离奇其说曰:“余于训诂、声韵、天象、地理四者,如肩舆之隶也;余所明道,则乘舆之大人也。当世号为通人,仅堪与余舆隶通寒温耳。”言虽不为无因,毕竟有伤雅道,然犹激于世无真知己者,因不免于已甚耳,尚未害于义也。其自尊所业,以谓学者不究于此,无由闻道。不知训诂名物,亦一端耳。古人学于文辞,求于义理,不由其说,如韩、欧、程、张诸儒,竞不许以闻道,则亦过矣。

  然此犹自道所见,欲人惟己是从,于说尚未有欺也。

  其于史学义例、古文法度,实无所解,而久游江湖,耻其有所不知,往往强为解事,应人之求,又不安于习故,妄矜独断。如修《汾州府志》,乃谓僧僚不可列之人类,因取旧志名僧入于古迹。又谓修志贵考沿革,其他皆可任意,此则识解渐入庸妄;然不过自欺,尚未有心于欺人也。余尝遇戴君于宁波道署,居停代州冯君廷丞,冯既名家子,夙重戴名,一时冯氏诸昆从,又皆循谨敬学,钦戴君言,若奉神明。戴君则故为高论,出入天渊,使人不可测识。人询班、马二史优劣,则全袭郑樵讥班之言,以谓己之创见。又有请学古文辞者,则曰:“古文可以无学而能。余生平不解古文辞,后忽欲为之而不知其道,乃取古人之文,反覆思之,忘寝食者数日,一夕忽有所司,翼日取所欲为文者,振笔而书,不假思索而成,其文即远出《左》、《国》、《史》、《汉》之上。”虽诸冯敬信有素,闻此亦颇疑之。盖其意初不过闻大兴朱先生辈论为文辞不可有意求工,而实未尝其甘苦。又觉朱先生言平淡无奇,遂恢怪出之,冀耸人听,而不知妄诞至此,见由自欺而至于欺人,心已忍矣。然未得罪于名教也。

  戴君学术,实自朱子道问学而得之,故戒人以凿空言理,其说深探本原,不可易矣。顾以训诂名义,偶有出于朱子所不及者,因而丑贬朱子,至斥以悖谬,诋以妄作,且云:“自戴氏出,而朱子侥幸为世所宗,已五百年,其运亦当渐替。”此则谬妄甚矣!戴君笔于书者,其于朱子有所异同,措辞与顾氏宁人、阎氏百诗相似,未敢有所讥刺,固承朱学之家法也。其异于顾、阎诸君,则于朱子间有微辞,亦未敢公然显非之也。而口谈之谬,乃至此极,害义伤教,岂浅鲜哉。

  或谓言出于口而无踪,其身既殁,书又无大牴牾,何为必欲摘之以伤厚道?不知诵戴遗书而兴起者尚未有人,听戴口说而加厉者滔滔未已。至今徽、歙之间,自命通经服古之流,不薄朱子,则不得为通人。
而诽圣排贤,毫无顾忌,流风大可惧也。向在维扬,曾进其说于沈既堂先生曰:“戴君立身行己,何如朱子,至于学问文章,互争不释,姑缓定焉可乎?”此言似粗而实精,似浅而实深也。

  戴东原云:“凡人口谈倾倒一席,身后书传,或反不如期期不能自达之人。”此说虽不尽然,要亦情理所必有者。然戴氏既知此理,而生平口舌求胜,或致愤争伤雅,则知及而仁不能守之为累欤?大约戴氏生平口谈,约有三种:与中朝显官负重望者,则多依违其说,间出己意,必度其人所可解者,略见锋颖,不肯竟其辞也;与及门之士,则授业解惑,实有资益;与钦风慕名,而未能遽受教者,则多为慌惚无据,玄之又玄,使人无可捉摸,而疑天疑命,终莫能定。故其身后,缙绅达者咸曰:“戴君与我同道,我尝定其某书某文字矣。”或曰:“戴君某事质成于我,我赞而彼允遵者也。”而不知戴君当日特以依违其言,而其所以自立,不在此也。及门之士,其英绝者,往往或过乎戴。戴君于其逼近己也,转不甚许可之,然戴君固深知其人者也。

  后学向慕,而闻其恍惚玄渺之言,则疑不敢决,至今未能定戴为何如人,而信之过者,遂有超汉、唐、宋儒为孟子后一人之说,则皆不为知戴者也。

  文德凡言义理,有前人疏而后人加密者,不可不致其恩也。古人论文,惟论文辞而已矣。刘勰氏出,本陆机氏说而昌论文心;苏辙氏出,本韩愈氏说而昌论文气;可谓愈推而愈精矣。未见有论文德者,学者所宜深省也。夫子尝言“有德必有言”,又言“修辞立其诚”;孟子尝论“知言”“养气”,本乎集义;韩子亦言,“仁义之途”,“《诗》、《书》之源”;皆言德也。

  今云未见论文德者,以古人所言,皆兼本末,包内外,犹合道德文章而一之,未尝就文辞之中言其有才,有学,有识,又有文之德也。凡为古文辞者,必敬以恕。临文必敬,非修德之谓也。论古必恕,非宽容之谓也。敬非修德之谓者,气摄而不纵,纵必不能中节也。恕非宽仁之谓者,能为古人设身而处地也。嗟乎!

  知德者鲜,知临文之不可无敬恕,则知文德矣。

  昔者陈寿《三国志》,纪魏而传吴、蜀,习凿齿为《汉晋春秋》,正其统矣。司马《通鉴》仍陈氏之说,朱子《纲目》又起而正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应陈氏误于先,而司马再误于其后,而习氏与朱子之识力,偏居于优也。而古今之讥《国志》与《通鉴》者,殆于肆口而骂詈,则不知起古人于九原,肯吾心服否邪?陈氏生于西晋,司马生于北宋,苟黜曹魏之禅让,将置君父于何地?而习与朱子,则固江东南渡之人也,惟恐中原之争天统也。此说前人已言。诸贤易地则皆然,未必识逊今之学究也。是则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以遽论其文也。身之所处,固有荣辱隐显,屈伸忧乐之不齐,而言之有所为而言者,虽有子不知夫子之所谓,况生千古以后乎?圣门之论恕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道大矣。今则第为文人,论古必先设身,以是为文德之恕而已尔。

  韩氏论文,“迎而拒之,平心察之”。喻气于水,言为浮物。柳氏之论文也,“不敢轻心掉之”,“怠心易之”,“矜气作之”,“昏气出之”。

  夫诸贤论心论气,未即孔、孟之旨,及乎天人、性命之微也。然文繁而不可杀,语变而各有当。要其大旨则临文主敬,一言以蔽之矣。主敬则心平,而气有所摄,自能变化从容以合度也。夫史有三长,才、学、识也;古文辞而不由史出,是饮食不本于稼穑也。夫识生于心也,才出于气也;学也者,凝心以养气,炼识而成其才者也。心虚难恃,气浮易弛。主敬者,随时检摄于心气之间,而谨防其一往不收之流弊也。夫缉熙敬止,圣人所以成始而成终也,其为义也广矣。今为临文,检其心气,以是为文德之敬而已尔。

  文理偶于良宇案间,见《史记》录本,取观之,乃用五色圈点,各为段落。  反覆审之,不解所谓;询之良宇,哑然失笑,以谓己亦厌观之矣。其书云出前明归震川氏,五色标识,各为义例,不相混乱。若者为全篇结构,若者为逐段精彩,若者为意度波澜,若者为精神气魄,以例分类,便于拳服揣摩,号为古文秘传。前辈言古文者,所为珍重授受,而不轻以示人者也。又云:“此如五祖传灯,灵素受箓,由此出者,乃是正宗;不由此出,纵有非常著作,释子所讥为野狐禅也。余幼学于是,及游京师,闻见稍广,乃知文章一道,初不由此。然意其中或有一二之得,故不遽弃,非珍之也。”余曰:文章一道,自元以前,衰而且病,尚未亡也。明人初承宋、元之遗,粗存规矩。至嘉靖、隆庆之间,晦蒙否塞,而文几绝矣。归震川氏生于是时,力不能抗王、李之徒,而心知其非,故斥凤洲以为庸妄,谓其创为秦、汉伪体,至并官名地名,而改用古称,使人不辨作何许语,故直斥之曰文理不通,非妄言也。

  然归氏之文,气体清矣,而按其中之所碍,则亦不可强索。

  故余尝书识其后,以为先生所以砥柱中流者,特以文从字顺,不汩没于流俗;而于古人所谓闳中肆外,言以声其心之所得,则未之闻尔。然亦不得不称为彼时之豪杰矣。但归氏之于制艺,则犹汉之子长、唐之退之,百世不祧之大宗也。故近代时文家之言古文者,多宗归氏。唐、宋八家之选,人几等于《五经》四子所由来矣。惟归、唐之集,其论说文字皆以《史记》为宗,而其所以得力于《史记》者,乃颇怪其不类。盖《史记》体本苍质,而司马才大,故运之以轻灵。今归、唐之所谓疏宕顿挫,其中无物,遂不免于浮滑,而开后人以描摩浅陋之习。故疑归、唐诸子,得力于《史记》者,特其皮毛,而于古人深际,未之有见。今观诸君所传五色订本,然后知归氏之所以不能至古人者,正坐此也。

  夫立言之要,在于有物。古人著为文章,皆本于中之所见,初非好为炳炳烺烺,如锦工绣女之矜夸采色已也。富贵公子,虽醉梦中,不能作寒酸求乞语;疾痛患难之人,虽置之丝竹华宴之场,不能易其呻吟而作欢笑。此声之所以肖其心,而文之所以不能彼此相易,各自成家者也。今舍己之所求,而摩古人之形似,是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西家偕老之妇,亦学其悲号;屈子自沉汨罗,而同心一德之朝,其臣亦宜作楚怨也;不亦乐乎?至于文字,古人未尝不欲其工。孟子曰:“持其志,无暴其气。”学问为立言之主,犹之志也;文章为明道之具,犹之气也。求自得于学问,固为文之根本。求无病于文章,亦为学之发挥。故宋儒尊道德而薄文辞,伊川先生谓工文则害道,明道先主谓记诵为玩物丧志。虽为忘本而逐末者言之,然推二先生之立意,则持其志者,不必无暴其气,而出辞气之远于鄙倍,辞之欲求其达,孔、曾皆为不闻道矣。但文字之佳胜,正贵读者之自得。如饮食甘旨,衣服轻暖,衣且食者之领受,各自知之,而难以告人。如欲告人衣食之道,当指脍炙而令其自尝,可得旨甘;指狐貉而令其自被,可得轻暖,则有是道矣。必吐己之所尝而哺人以授之甘,搂人之身而置怀以授之暖,则无是理也。  韩退之曰:“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其所谓钩玄提要之书,不特后世不可得而闻,虽当世籍、湜之徒,亦未闻其有所见,果何物哉?  盖亦不过寻章摘句,以为撰文之资助耳。此等识记,古人当必有之。如左思十稔而赋《三都》,门庭藩溷,皆著纸笔,得即书之。今观其赋,并无奇思妙想,动心駴魄,当藉十年苦思力索而成。其所谓得即书者,亦必标书志义,先掇古人菁英,而后足以供驱遣尔。然观书有得,存乎其人,各不相涉也。

  故古人论文,多言读书养气之功,博古通经之要,亲师近友之益,取材求助之方,则其道矣。至于论及文辞工拙,则举隅反三,称情比类。如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或偶举精字善句,或品评全篇得失,今观之者得意文中,会心言外,其于文辞思过半矣。至于不得已而摘记为书,标识为类,是乃一时心之所会,未必出于其书之本然。比如怀人见月而思,月岂必主远怀?久客听雨而悲,雨岂必有愁况?然而月下之怀,雨中之感,岂非天地至文?而欲以此感此怀,藏为秘密,或欲嘉惠后学,以谓凡对明月与听霖雨,必须用此悲感方可领略,则适当良友乍逢,及新昏宴尔之人,必不信矣。是以学文之事,可授受者规矩方圆,其不可授受者心营意造。

  至于纂类摘比之书,标识评点之册,本为文之末务,不可揭以告人,只可用以自志,父不得而与子,师不得以传弟。盖恐以古人无穷之书,而拘于一时有限之心手也。

  律诗当知平仄,古诗宜知音节。顾平仄显而易知,音节隐而难察,能熟千古诗,当自得之。执古诗而定人之音节,则音节变化,殊非一成之诗所能限也。赵伸符氏取古人诗为《声调谱》,通人讥之,余不能为赵氏解矣。然为不知音节之人言,未尝不可生其启悟,特不当举为天下之式法尔。时文当知法度,古文亦当知有法度。时文法度显而易言,古文法度隐而难喻,能熟于古文,当自得之。执古文而示人以法度,则文章变化,非一成之文所能限也。归震川氏取《史记》之文,五色标识,以示义法;今之通人,如闻其事必窃笑之,余不能为归氏解也。然为不知法度之人言,未尝不可资其领会,特不足据为传授之秘尔。据为传授之秘,则是郢人宝燕石矣。夫书之难以一端尽也,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诗之音节,文之法度,君子以谓可不学而能,如啼笑之有收纵,歌哭之有抑扬,必欲揭以示人,人反拘而不得歌哭啼笑之至情矣。然使一己之见,不事穿凿过求,而偶然浏览,有会于心,笔而志之,以自省识,未尝不可资修辞之助也。乃因一己所见,而谓天下之人,皆当范我之心手焉,后人或我从矣,起古人而问之,乃曰:“余之所命,不在是矣!”毋乃冤欤?

  文集集之兴也,其当文章升降之交乎?古者朝有典谟,官存法令,风诗采之闾里,敷奏登之庙堂,未有人自为书,家存一说者也。刘向校书,叙录诸子百家,皆云出于古老某官某氏之掌,是古无私门著述之征也。余详外篇。自治学分途,百家风起,周、秦诸子之学,不胜纷纷,识者已病道术之裂矣。  然专门传家之业,未尝欲以文名,苟足显其业,而可以传授于其徒,诸子俱有学徒传授,《管》、《晏》二子书,多记其身后事,《庄子》亦记其将死之言,《韩非。存韩》之终以李斯驳议,皆非本人所撰。盖为其学者,各据闻见而附益之尔。则其说亦遂止于是,而未尝有参差庞杂之文也。两汉文章渐富,为著作之始衰。然贾生奏议,编入《新书》;即《贾子书》。唐《集贤书目》始有《新书》之名。相如词赋,但记篇目;《艺文志》《司马相如赋》二十九篇,次《屈原赋》二十五篇之后,而叙录总云,诗赋一百六家,一千三百一十八篇。盖各为一家言,与《离骚》等。皆成一家之言,与诸子未甚相远,初未尝有汇次诸体,裒焉而为文集者也。自东京以降,讫乎建安、黄初之间,文章繁矣。然范、陈二史,《文苑传》始于《后汉书》。所次文士诸传,识其文笔,皆云所著诗、赋、碑、箴、颂、诔若干篇,而不云文集若干卷,则文集之实已具,而文集之名犹未立也。《隋志》:“别集之名,《东京》所创。”盖未深考。自挚虞创为《文章流别》,学者便之,于是别聚古人之作,标为别集。则文集之名,实仿于晋代。陈寿定《诸葛亮集》二十四篇,本云《诸葛亮故事》,其篇目载《三国志》,亦子书之体。而《晋书。陈寿传》云,定《诸葛集》,寿于目录标题,亦称《诸葛氏集》,盖俗误云。而后世应酬牵率之作,决科俳优之文,亦泛滥横裂,而争附别集之名,是诚刘《略》所不能收,班《志》所无可附;而所为之文,亦矜情饰貌,矛盾参差,非复专门名家之语无旁出也。夫治学分而诸子出,公私之交也;言行殊而文集兴,诚伪之判也。势屡变则屡卑,文愈繁则愈乱。苟有好学深思之士,因文以求立言之质,因散而求会同之归,则三变而古学可兴,惜乎循流者忘源,而溺名者丧实,二缶犹且以钟惑,况滔滔之靡有底极者!

  昔者向、歆父子之条别,其《周官》之遗法乎?聚古今文字而别其家,合天下学术而守于官,非历代相传有定式,则西汉之末,无由直溯周、秦之源也。《艺文志》有录无书者,亦归其类,则刘向以前必有传授矣。且《七略》分家,亦未有确据,当是刘氏失其传。班《志》而后,纷纷著录者,或合或离,不知宗要;其书既不尽传,则其部次之得失,叙录之善否,亦无从而悉考也。苟勖《中经》有四部,诗赋图赞,与汲冢之书归丁部。王俭《七志》,以诗赋为文翰志,而介于诸子军书之间,则集部之渐日开,而尚未居然列专目也。至阮孝绪撰《七录》,惟技术、佛、道分三类,而经典、纪传、子兵、文集之四录,已全为唐人经、史、子、集之权舆;是集部著录,实仿于萧梁,而古学源流,至此为一变,亦其时势为之也。呜呼!著作衰而有文集,典故穷而有类书。学者贪于简阅之易,而不知实学之衰;狃于易成之名,而不知大道之散。江河日下,豪杰之士,从狂澜既倒之后,而欲障百川于东流,其不为举世所非笑,而指目牵引为言词,何可得耶?

  且名者,实之宾也;类者,例所起也。古人有专家之学,而后有专门之书;有专门之书,而后有专门之授受。郑樵盖尝云尔。即类求书,因流溯源,部次之法明,虽三坟五典,可坐而致也。自校雠失传,而文集类书之学起,一编之中,先自不胜其庞杂;后之兴者,何从而窥古人之大体哉?夫《楚词》,屈原一家之书也,自《七录》初收于集部,《隋志》特表《楚词》类,因并总集别集为三类,遂为著录诸家之成法。充其义例,则相如之赋,苏、李之五言,枚生之《七发》,亦当别标一目,而为赋类、五言类、《七发》类矣。

  总集别集之称,何足以配之?其源之滥,实始词赋不列专家,而文人有别集也。《文心雕龙》,刘勰专门之书也。自《集贤书目》收为总集,《隋志》已然。

  《唐志》乃并《史通》、《文章龟鉴》、《史汉异义》为一类,遂为郑略、马《考》诸子之通规。《郑志》以《史通》入通史类,以《雕龙》入《文集》类。夫渔仲校雠,义例最精,犹舛误若此,则俗学之传习已久也。  充其义例,则魏文《典论》,葛洪《史钞》,张骘《文士传》,《典论。论文》如《雕龙》,《史钞》如《史汉异义》,《文士传》如《文章龟鉴》,类皆相似。亦当混合而入总集矣,史部子部之目何得而分之?《典论》,子类也;《史钞》、《文士传》,史类也。其例之混实由文集难定专门,而似者可乱真也。

  著录既无源流,作者标题,遂无定法。郎蔚之《诸州图经集》,则史部地理而有集名矣;《隋志》所收。王方庆《宝章集》,则经部小学而有集名矣;《唐志》所收。玄觉《永嘉集》,则子部释家而有集名矣。《唐志》所收。百家杂艺之末流,识既庸暗,文复鄙俚,或抄撮古人,或自明小数,本非集类,而纷纷称集者,何足胜道?虽曾氏《隆平集》,亦从流俗,当改为传志,乃为相称。然则三集既兴,九流必混,学术之迷,岂特黎丘有鬼,歧路亡羊而已耶?

  篇卷《易》曰:“艮其辅,言有序。”《诗》曰:“出言有章。”古人之于言,求其有章有序而已矣。著之于书,则有简策。标其起讫,是曰篇章。孟子曰:“吾于《武城》,取二三策而已矣。”是连策为篇之证也。《易。大传》曰:“二篇之册,万有一千五百二十。”是首尾为篇之证也。左氏引《诗》,举其篇名,而次第引之,则曰某章云云。是篇为大成,而章为分阕之评也。

  要在文以足言,成章有序,取其行远可达而已。篇章简策,非所计也。后世文字繁多,爰有校雠之学。而向、歆著录,多以篇卷为计。大约篇从竹简,卷从缣素,因物定名,无他义也。而缣素为书,后于竹简,故周、秦称篇,入汉始有卷也。第彼时竹素并行,而名篇必有起讫;卷无起讫之称,往往因篇以为之卷。

  故《汉志》所著几篇,即为后世几卷,其大较也。然《诗经》为篇三百,而为卷不过二十有八;《尚书》、《礼经》,亦皆卷少篇多,则又知彼时书入缣素,亦称为篇。篇之为名,专主文义起讫,而卷则系乎缀帛短长;此无他义,盖取篇之名书,古于卷也。故异篇可以同卷,而分卷不闻用以标起讫。至班氏《五行》之志,《元后》之传,篇长卷短,则分子卷。

  是篇不可易,而卷可分合也。嗣是以后,讫于隋、唐,书之计卷者多,计篇者少。著述诸家所谓一卷,往往即古人之所谓一篇,则事随时变,人亦出于不自知也。惟司马彪《续后汉志》,八篇之书,分卷三十,割篇徇卷,大变班书子卷之法,作俑唐、宋史传,失古人之义矣。《史》、《汉》之书,十二本纪、七十列传、八书、十志之类,但举篇数,全书自了然也。《五行志》分子卷五,《王莽传》分子卷三,而篇目仍合为一,总卷之数,仍与相符。

  是以篇之起讫为主,不因卷帙繁重而苟分也。自司马彪以八志为三十卷,遂开割篇徇卷之例。篇卷混淆,而名实亦不正矣。欧阳《唐志》五十,其实十三志也;年表十五,其实止四表也。《宋史》列传二百五十有五,《后妃》以一为二,《宗室》以一为四,李纲一人传分二卷;再并《道学》、《儒林》,以至《外国》、《蛮夷》之同名异卷,凡五十余卷;其实不过一百九十余卷耳。

  至于其间名小异而实不异者,道书称◆,即卷之别名也,元人《说郛》用之;蒯通《隽永》称首,则章之别名也,梁人《文选》用之。此则标新著异,名实故无伤也。唐、宋以来,卷轴之书,又变而为纸册,则成书之易,较之古人,盖不啻倍蓰已也。古人所谓简帙繁重,不可合为一篇者,分上中下之类。今则再倍其书,而不难载之同册矣。故自唐以前,分卷甚短。六朝及唐人文集,所为十卷,今人不过三四卷也。自宋以来,分卷遂长。以古人卷从卷轴,势自不能过长;后人纸册为书,亦不过存卷之名,则随其意之所至,不难巨册以载也。以纸册存缣素为卷之名,亦犹汉人以缣素而存竹简为篇之名,理本同也。然篇既用以计文之起讫矣,是终古不可改易,虽谓不从竹简起义可也;卷则限于轴之长短,而并无一定起讫之例。今既不用缣素而用纸册,自当量纸删之能胜而为之界。其好古而标卷为名,从质而标册为名,自无不可,不当又取卷数与册本,故作参差,使人因卷寻篇,又复使人挟册求卷,徒滋扰也。夫文之繁省起讫,不可执定;而方策之重,今又不行;古人寂寥短篇,亦可自为一书,孤行于世。盖方策休重,不如后世片纸,难为一书也。则篇自不能孤立,必依卷以连编,势也。卷非一定而不可易,既欲包篇以合之,又欲破册而分之,使人多一检索于离合之外,又无关于义例焉,不亦扰扰多事乎?故著书但当论篇,不当计卷;卷不关于文之本数,篇则因文计数者也。故以篇为计,自不忧其有阙卷,以卷为计,不能保其无阙篇也。

  必欲计卷,听其量册短长,而为铨配可也。不计所载之册,而铢铢分卷,以为题签署录之美观,皆是泥古而忘实者也。《崇文》、《宋志》,间有著册而不详卷者。明代《文渊阁目》,则但计册而无卷矣。是虽著录之阙典,然使卷册苟无参差,何至有此弊也?古人已成之书,自不宜强改。

  天喻天下浑然而无名者也。三垣、七曜、二十八宿、一十二次、三百六十五度、黄道、赤道、历家强名之以纪数尔。古今以来,合之为文质损益,分之为学业事功,文章性命。当其始也,但有见于当然,而为乎其所不得不为,浑然无定名也。其分条别类,而名文名质,名为学业事功,文章性命,而不可合并者,皆因偏救弊,有所举而诏示于人,不得已而强为之名,定趋向尔。

  后人不察其故而徇于其名,以谓是可自命其流品,而纷纷有入主出奴之势焉。

  汉学宋学之交讥,训诂辞章之互诋,德性学问之纷争,是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  学业将以经世也,如治历者,尽人功以求合于天行而已矣,初不自为意必也。其前人所略而后人详之,前人所无而后人创之,前人所习而后人更之,譬若《月令》中星不可同于《尧典》,太初历法不可同于《月令》,要于适当其宜而可矣。周公承文、武之后,而身为冢宰,故制作礼乐,为一代成宪。  孔子生于衰世,有德无位,故述而不作,以明先王之大道。孟子当处士横议之时,故力距杨、墨,以尊孔子之传述。韩子当佛老炽盛之时,故推明圣道,以正天下之学术。程、朱当末学忘本之会,故辨明性理,以挽流俗之人心。  其事与功,皆不相袭,而皆以言乎经世也。故学业者,所以辟风气也。风气未开,学业有以开之;风气既弊,学业有以挽之。人心风俗,不能历久而无弊,犹羲和、保章之法,不能历久而不差也。因其弊而施补救,犹历家之因其差而议更改也。历法之差,非过则不及;风气之弊,非偏重则偏轻也。重轻过不及之偏,非因其极而反之,不能得中正之宜也。好名之士,方且趋风气而为学业,是以火救火,而水救水也。

  天定胜人,人定亦能胜天。二十八宿,十二次舍,以环天度数,尽春秋中国都邑。夫中国在大地中,东南之一隅耳。而周天之星度,属之占验,未尝不应,此殆不可以理推测,盖人定之胜于天也。且如子平之推人生年月日时,皆以六十甲子,分配五行五克。夫年月与时,并不以甲子为纪,古人未尝有是言也。而后人既定其法,则亦推衍休咎而无不应,岂非人定之胜天乎?

  《易》曰“先天而天弗违”,盖以此也。学问亦有人定胜天之理。理分无极太极,数分先天后天,图有《河图》、《洛书》,性分义理气质,圣人之意,后贤以意测之,遂若圣人不妨如是解也。率由其说,亦可以希圣,亦可以希天,岂非人定之胜天乎?尊信太过,以谓真得圣人之意固非;即辨驳太过,以为诸儒诉詈,亦岂有当哉?

  师说韩退之曰:“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者也。”又曰:“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又曰:“巫医百工之人,不耻相师。”而因怪当时之人,以相师为耻,而曾巫医百工之不如。韩氏盖为当时之敝俗而言之也,未及师之究竟也。《记》曰:“民生有三,事之如一,君、亲、师也。”此为传道言之也。授业解惑,则有差等矣。业有精粗,惑亦有大小,授且解者之为师,固然矣,然与传道有间矣。巫医百工之相师,亦不可以概视也。

  盖有可易之师,与不可易之师,其相去也,不可同日语矣。知师之说者,其知天乎?盖人皆听命于天者也,天无声臭,而俾君治之;人皆无所生也,天不物物而生,而亲则生之;人皆学于天者也,天不谆谆而诲,而师则教之。然则君子而思事天也,亦在谨事三者而已矣。

  人失其道,则失所以为人,犹无其身,则无所以为生也。故父母生而师教,其理本无殊异。此七十子之服孔子,所以可与之死,可与之生,东西南北,不敢自有其身,非情亲也,理势不得不然也。若夫授业解惑,则有差等矣。经师授受,章句训诂;史学渊源,笔削义例;皆为道体所该。古人“书不尽言,言不尽意”。

  竹帛之外,别有心传,口耳转受,必明所自,不啻宗支谱系不可乱也。此则必从其人而后受,苟非其人,即已无所受也,是不可易之师也。学问专家,文章经世,其中疾徐甘苦,可以意喻,不可言传。此亦至道所寓,必从其人而后受,不从其人,即已无所受也,是不可易之师也。

  苟如是者,生则服勤,左右无方;没则尸祝俎豆,如七十子之于孔子可也。  至于讲习经传,旨无取于别裁;斧正文辞,义未见其独立;人所共知共能,彼偶得而教我;从甲不终,不妨去而就乙;甲不我告,乙亦可询。此则不究于道,即可易之师也。虽学问文章,亦末艺耳。其所取法,无异梓人之基琢雕,红女之传絺绣,以为一日之长,拜而礼之,随行隅坐,爱敬有加可也。  必欲严昭事之三,而等生身之义,则责者罔,而施者亦不由衷矣。  巫医百工之师,固不得比于君子之道,然亦有说焉。技术之精,古人专业名家,亦有隐微独喻,得其人而传,非其人而不传者,是亦不可易之师,亦当生则服勤,而没则尸祝者也。古人饮食,必祭始为饮食之人,不忘本也:况成我道德术艺,而我固无从他受者乎?至于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则观所得为何如耳。所争在道,则技曲艺业之长,又问沾沾而较如不如哉?  嗟夫!师道失传久矣。有志之士,求之天下,不见不可易之师;而观于古今,中有怦怦动者,不觉冁然而笑,索焉不知涕之何从,是亦我之师也。

  不见其人,而于我乎隐相授受,譬则孤子见亡父于影像,虽无人告之,梦寐必将有警焉。而或者乃谓古人行事,不尽可法,不必以是为尸祝也。夫禹必祭鲧,尊所出也;兵祭蚩尤,宗创制也。若必选人而宗之,周、孔乃无遗憾矣。人子事其亲,固有论功德,而祧祢以奉大父者耶?

  假年客有论学者,以谓书籍至后世而繁,人寿不能增加于前古,是以人才不古若也。今所有书,如能五百年生,学者可无遗憾矣。计千年后,书必数倍于今,则亦当以千年之寿副之,或传以为名言也。余谓此愚不知学之言也。

  必若所言,造物虽假之以五千年,而犹不达者也。

  学问之于身心,犹饥寒之于衣食也;不以饱暖慊其终身,而欲假年以穷天下之衣食,非愚则罔也。传曰:“至诚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人之异于物者,仁义道德之粹,明物察伦之具,参天赞地之能,非物所得而全耳。若夫知觉运动,心知血气之禀于天者,与物岂有殊哉?夫质大者所用不得小,质小者所资不待大,物各有极也。人亦一物也。鲲鹏之寿十亿,虽千年其犹稚也;蟪蛄不知春秋,期月其大耋也。人于天地之间,百年为期之物也。心知血气,足以周百年之给欲,而不可强致者也。  夫子十五志学,“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圣人,人道之极也。人之学为圣者,但有十倍百倍之功,未闻待十倍百倍之年也。一得之能,一技之长,亦有志学之始,与不逾矩之究竟也。其不能至于圣也,质之所限也,非年之所促也。颜子三十而夭,夫子曰:“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盖痛其不足尽百年之究竟也。又曰:“后生可畏,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不足畏。”人生固有八十九十至百年者,今不待终其天年,而于四十五十,谓其不足畏者,亦约之以百年之生,度其心知血气之用,固可意计而得也。五十无闻,虽使更千百年,亦犹是也。  神仙长生之说,诚渺茫矣。同类殊能,则亦理之所有。故列仙洞灵之说,或有千百中之十一,不尽诬也。然而千岁之神仙,不闻有能胜于百岁之通儒,则假年不足懋学之明征也。禹惜分阴,孔子“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又曰:“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盖惧不足尽百年之能事,以谓人力可至者,而吾有不至焉,则负吾生也。蟪蛄纵得鲲鹏之寿,其能止于啾啾之鸣也。盖年可假,而质性不可变。是以圣贤爱日力,而不能憾百年之期蹙,所以谓之尽性也。世有童年早慧,诵读兼人之倍蓰而犹不止焉者,宜大异于常人矣;及其成也,较量愚柔百倍之加功,不能遽胜也。则敏钝虽殊,要皆尽千百年之能事,而心知血气,可以理约之明征也。今不知为已,而骛博以炫人,天下闻见不可尽,而入之好尚不可同。以有尽之生,而逐无穷之闻见;以一人之身,而逐无端之好尚,尧、舜有所不能也。孟子曰:“尧舜之智,而不遍物;尧舜之仁,不遍爱人。”今以凡猥之资,而欲穷尧、舜之所不遍,且欲假天年于五百焉;幸而不可能也,如其能之,是妖孽而已矣。“族子廷枫曰:“叔父每见学者,自言苦无记性,书卷过目辄忘,因自解其不学。叔父辄曰:”君自不善学耳。果其善学,记性断无不足用之理。书卷浩如烟海,虽圣人犹不能尽。古人所以贵博者,正谓业必能专,而后可与言博耳。盖专则成家,成家则已立矣。宇宙名物,有切己者,虽锱铢不遗;不切己者,虽泰山不顾。如此用心,虽极钝之资,未有不能记也。不知专业名家,而泛然求圣人之所不能尽,此愚公移山之智,而同斗筲之见也。‘此篇盖有为而发,是亦为夸多斗靡者下一针砭。

  故其辞亦庄亦谐,令人自发深省。与向来所语,学者足相证也。“感遇古者官师政教出于一,秀民不艺其百亩,则饩于庠序,不有恒业,谓学业。必有恒产,无旷置也。周衰官失,道行私习于师儒,于是始有失职之士,孟子所谓尚志者也。进不得禄享其恒业,退不得耕获其恒产,处世孤危,所由来也。士与会卿大夫,皆谓爵秩,未有不农不秀之间,可称尚志者也。孟子所言,正指为官失师分,方有此等品目。圣贤有志斯世,则有际可公养之仕,三就三去之道,遇合之际,盖难言也。夫子将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泄柳、申详,无人乎缪公之侧,则不能安其身。孟子去齐,时子致矜式之言,有客进留行之说。相需之殷,而相遇之疏,则有介绍旁通,维持调护,时势之出于不得不然者也。  圣贤进也以礼,退也以义,无所撄于外,故自得者全也。士无恒产,学也禄在其中;非畏其耕之馁,势有不暇及也。  虽然,三月无君,则死无庙祭,生无宴乐,霜露怛心,凄凉相吊,圣贤岂必远于人情哉!君子固穷,枉尺直寻,羞同诡御,非争礼节,盖恐不能全其所自得耳。古之不遇时者,隐居下位;后世下位,不可以幸致也。古之不为仕者,躬耕乐道;后世耕地,不可以幸求也。古人廉退之境,后世竭贪幸之术而求之,犹不得也。故责古之君子,但欲其明进退之节,不苟慕夫荣利而已。

  责后之君子,必具志士沟壑、勇士丧元之守而后可;圣人处遇,固无所谓难易也;大贤以下,必尽责其丧元沟壑而后可,亦人情之难者也。

  商鞅浮尝以帝道,贾生详对于鬼神,或致隐几之倦,或逢前席之迎,意各有所为也。然而或有遇不遇者,商因孝公之所欲,而贾操文帝之所难也。  韩非致慨于《说难》,曼倩托言于谐隐,盖知非学之难,而所以申其学者难也。然而韩非卒死于说,而曼倩尚畜于俳,何也?一则露锷而遭忌,一则韬锋而幸全也。故君子不难以学术用天下,而难于所以用其学术之学术。古今时异势殊,不可不辨也。古之学术简而易,问其当否而已矣;后之学术曲而难,学术虽当,犹未能用,必有用其学术之学术,而其中又有工拙焉。身世之遭遇,未责其当否,先责其工拙。学术当而趋避不工,见摈于当时;工于遇而执持不当,见讥于后世。沟壑之患逼于前,而工拙之效驱于后。呜呼!

  士之修明学术,欲求寡过,而能全其所自得,岂不难哉!

  且显晦时也,穷通命也。才之生于天者有所独,而学之成于人者有所优。

  一时缓急之用,与一代风尚所趋,不必适相合者,亦势也。刘歆经术而不遇孝武,李广飞将而不遇高皇,千古以为惜矣。周人学武,而世主尚文,改而学文,主又重武;方少而主好用老,既老而主好用少,白首泣涂,固其宜也。

  若夫下之所具,即为上之所求,相须綦亟,而相遇终疏者,则又不可胜道也。

  孝文拊髀而思颇、牧,而魏尚不免于罚作;理宗端拱而表程、朱,而真、魏不免于疏远;则非学术之为难,而所以用其学术之学术,良哉其难也。望远山者,高秀可挹,入其中而不觉也;追往事者,哀乐无端,处其境而不知也。

  汉武读相如之赋,叹其飘飘凌云,恨不得与同时矣;及其既见相如,未闻加于一时侍从诸巨之右也。人固有爱其人而不知其学者,亦有爱其文而不知其人者。

  唐有牛、李之党,恶白居易者,缄置白氏之作,以谓见则使人生爱,恐变初心。是于一人之文行殊爱憎也。郑畋之女,讽咏罗隐之诗,至欲委身事之;后见罗隐貌寝,因之绝口不道。是于一人之才貌分去取也。文行殊爱憎,自出于党私;才貌分去取,则是妇人女子之见也。然而世以学术相贵,读古人书,常有生不并时之叹;脱有遇焉,则又牵于党援异同之见,甚而效郑畋女子之别择于容貌焉;则士之修明学术,欲求寡过,而能全其所自得,岂不难哉?

  淳于量饮于斗石,无鬼论相于狗马,所谓赋《关雎》而兴淑女之思,咏《鹿鸣》而致嘉宾之意也。有所托以起兴,将以浅而入深,不特诗人微婉之风,实亦世士羔雁之质;欲行其学者,不得不度时人之所喻以渐入也。然而世之观人者,闻《关雎》而索河洲,言《鹿鸣》而求苹野,淑女嘉宾,则弃置而弗道也。中人之情,乐易而畏难,喜同而恶异,听其言而不察其言之所谓者,十常八九也。有贱丈夫者,知其遇合若是之难也,则又舍其所长,而强其所短,力趋风尚,不必求惬于心,风尚岂尽无所取哉?其开之者,尝有所为;而趋之者,但袭其伪也。夫雅乐不亡于下里,而亡于郑声,郑声工也;良苗不坏于蒿莱,而坏于莠草,莠草似也;学术不丧于流俗,而丧于伪学,伪学巧也。天下不知学术,未尝不虚其心以有待也。伪学出,而天下不复知有自得之真学焉。此孔子之所以恶乡愿,而孟子之所为深嫉似是而非也。然而为是伪者,自谓所以用其学术耳。昔者夫子未尝不猎较,而簿正之法卒不废,兆不足行而后去也。然则所以用其学术之学术,圣贤不废也。学术不能随风尚之变,则又不必圣贤,虽梓匠轮舆,亦如是也。是以君子假兆以行学,而遇与不遇听乎天。昔扬子云早以雕虫获荐,而晚年草玄寂寞;刘知几先以词赋知名,而后因述史减誉。诚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着命也。

  辨似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也。言者心之声,善观人者,观其所言而已矣。人不必皆善,而所言未有不托于善也。善观人者,察其言善之故而已矣。夫子曰:“始吾于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于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恐其所言不出于意之所谓诚然也。夫言不由中,如无情之讼,辞穷而情易见,非君子之所患也。

  学术之患,莫患乎同一君子之言,同一有为言之也,求其所以为言者,咫尺之间,而有霄壤之判焉,似之而非也。  天下之言,本无多也。言有千变万化,宗旨不过数端可尽,故曰言本无多。人则万变不齐者也。以万变不齐之人,而发为无多之言,宜其迹异而言则不得不同矣。譬如城止四门,城内之人千万,出门面有攸往,必不止四途,而所从出者,止四门也。然则趋向虽不同,而当其发轫不得不同也。非有意以相袭也,非投东而伪西也,势使然也。

  树艺五谷,所以为烝民粒食计也。仪狄曰:“五谷不可不熟也。”问其何为而祈熟,则曰:“不熟无以为酒浆也。”教民蚕桑,所以为老者衣帛计也。蚩尤曰:“蚕桑不可不植也。”诘其何为而欲植,则曰:“不植无以为旌旗也。”夫仪狄、蚩尤,岂不诚然须粟帛哉?然而斯民衣食,不可得而赖矣。  《易》曰:“阴阳不测之谓神。”又曰:“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此神化神妙之说所由来也。夫阴阳不测,不离乎阴阳也。妙万物而为言,不离乎万物也。圣不可知,不离乎充实光辉也。然而曰圣曰神曰妙者,使人不滞于迹,即所知见以想见所不可知见也。学术文章,有神妙之境焉。末学肤受,泥迹以求之。其真知者,以谓中有神妙,可以意会而不可以言传者也。不学无识者,窒于心而无所入,穷于辨而无所出,亦曰可意会而不可言传也。故君子恶夫似之而非者也。

  伯昏瞀人谓列御寇曰:“人将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也,乃汝不能使人毋汝保也。”然则不能使人保者下也,能使人毋保者上也,中则为人所保矣。

  故天下惟中境易别,上出乎中而下不及中,恒相似也。学问之始,未能记诵,博涉既深,将超记诵。故记诵者,学问之舟车也。人有所适也,必资乎舟车;至其地,则舍舟车矣。一步不行者,则亦不用舟车矣。不用舟车之人,乃托舍舟车者为同调焉。故君子恶夫似之而非者也。程子见谢上蔡多识经传,便谓玩物丧志,毕竟与孔门“一贯”不似。

  理之初见,毋论智愚与贤不肖,不甚远也;再思之,则恍惚而不可恃矣;三思之,则眩惑而若夺之矣。非再三之力,转不如初也。初见立乎其外,故神全,再三则入乎其中,而身已从其旋折也。必尽其旋折,而后复得初见之至境焉。故学问不可以惮烦也。然当身从旋折之际,神无初见之全,必时时忆其初见,以为恍惚眩惑之指南焉,庶几哉有以复其初也。吾见今之好学者,初非有所见而为也,后亦无所期于至也,发愤攻苦,以谓吾学可以加人而已矣。泛焉不系之舟,虽日驰千里,何适于用乎?乃曰学问不可以惮烦。故君子恶夫似之而非者也。

  夫言所以明理,而文辞则所以载之之器也。虚车徒饰,而主者无闻,故溺于文辞者,不足与言文也。《易》曰:“物相杂,故曰文。”又曰:“其旨远,其辞文。”《书》曰:“政贵有恒,词尚体要。”《诗》曰:“辞之辑矣,民之洽矣。”《记》曰:“毋剿说,毋雷同,则古昔,称先王。”传曰:“辞达而已矣。”曾子曰:“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经传圣贤之言,未尝不以文为贵也。盖文固所以载理,文不备则理不明也。且文亦自有其理。

  妍媸好丑,人见之者,不约而有同然之情,又不关于所载之理者,即文之理也。故文之至者,文辞非其所重尔,非无文辞也。而陋儒不学,猥曰“工文则害道”。故君子恶夫似之而非者也。

  陆士衡曰:“虽杼轴于予怀,怵他人之我先;敬伤廉而愆义,亦虽爱而必捐。”盖言文章之士,极其心之所得,常恐古人先我而有是言;苟果与古人同,便为伤廉愆义,虽可爱之甚,必割之也。韩退之曰:“惟古于文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剿袭。”亦此意也。立言之士,以意为宗,盖与辞章家流不同科也。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宇宙辽扩,故籍纷揉,安能必其所言古人皆未言耶?此无伤者一也。人心又有不同,如其面焉。苟无意而偶同,则其委曲轻重,必有不尽同者,人自得而辨之。此无伤者二也。著书宗旨无多,其言则万千而未有已也,偶与古人相同,不过一二,所不同者,足以概其偶同。

  此无伤者三也。吾见今之立言者,本无所谓宗旨,引古人言而申明之,申明之旨,则皆古人所已具也。虽然,此则才弱者之所为,人一望而知之,终归覆瓿,于事固无所伤也。乃有黠者,易古人之貌,而袭其意焉。同时之人有创论者,申其意而讳所自焉。或闻人言其所得,未笔于书,而遽窃其意以为己有,他日其人自著为书,乃反出其后焉。且其私智小慧,足以弥缝其隙,而更张其端,使人懵然莫辨其底蕴焉。自非为所窃者觌面质之,且穷其所未至,其欺未易败也。又或同其道者,亦尝究心反覆,勘其本末,其隐始可攻也。然而盗名欺世,已非一日之厉矣。而当时之人,且曰某甲之学,不下某氏,某甲之业,胜某氏焉,故君子恶夫似之而非者也。

  万世取信者,夫子一人而已。夫子之言不一端,而贤者各得其所长,不肖者各误于所似。“诲人不倦”,非渎蒙也:“予欲无言”,非绝教也:“好古敏求”,非务博也:“”一以贯之“,非遗物也。盖一言而可以无所不包,虽夫子之圣,亦不能也。得其一言,不求是而求似,贤与不肖,存乎其人,夫子之所无如何也。

  孟子善学孔子者也,夫子言仁知,而孟子言仁义;夫子为东周,而孟子王齐、梁;夫子“信而好古”,孟子乃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而求孔子者,必自孟子也。故得其是者,不求似也;求得似者,必非其是者也。然而天下之误于其似者,皆曰吾得其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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