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卷。是明初乐韶凤等人奉明太祖敕命编撰的一部官韵书。编撰者除乐韶凤外，还有宋濂、王撰、李淑允、朱右等十人。乐韶凤，字舜仪，一字鸣瑞，号廷瑞，全椒(今安徽全椒县)人。洪武三年(1370年)授起居注，六年(1373年)拜兵部尚书，改侍讲学士，以国子祭酒于十三年(1380年)致仕归。博学能文章。《洪武正韵》成于洪武八年(1375年)，后《中原音韵》五十年。宋濂序斥沈约所编韵书为“吴音”，强调《洪武正韵》要“一以中原雅音为定”，这种提法与周氏《中原音韵》是一致的。明人沈宠绥《度曲须知》下卷说：“诸臣承诏共辑《洪武正韵》，一以中原雅音为准焉。夫雅音者，说者谓即《中原音韵》是也。”沈氏认为中原雅音即《中原音韵》。但《洪武正韵》不仅保留入声韵，平声不分阴阳，而且保留全浊声母，与《中原音韵》有很大区别。这种现象怎样解释呢?赵荫棠认为编撰本书和参与审订的人多数是南方人，所以此书受南方方言影响。王力认为原因有二：“第一，编此书的人为了奉诏，所以对于古说不敢完全推翻，例如中国历代相传是有平上去入四声的，他们不敢毅然减去入声；第二，编者以南人居多，甚至大部分是吴人，如果不是精通音韵而且熟习中原音的，就难免为自己的方音所影响，例如江南原有入声、浊纽、又寒删有别，就容易误认中原音也是如此了。《洪武正韵》之编著，为的是反对沈约的吴音，而书中却包含着许多吴音的成分，这是一件很滑稽的事。此书既然是许多方音杂糅而成的，在语音史上就比不上《中原音韵》有价值。不过，如果我们在这里头能发见多少当时各地方音的痕迹，也不是完全没有用处的”(《汉语音韵学》)。《洪武正韵》分为七十六韵，平、上、去三声各为二十二韵，入声十韵。平声为：东、支、齐、鱼、模、皆、灰、真、寒、删、先、萧、爻、歌、麻、遮、阳、庚、尤、侵、覃、监。上声为：董、纸、荠、语、姥、解、贿、轸、旱、产、铣、筿、巧、哿、马、者、养、梗、有、寝、感、琰。去声为：送、置、霁、御、暮、泰、队、震、翰、谏、霰、啸、效、箇、禡、蔗、样、敬、宥、沁、勘、艳。入声为：屋、质、曷、辖、屑、药、陌、缉、合、叶。这七十六韵，如不计平上去之别，则舒声有二十二韵类，入声十韵。舒声二十二个韵类较《中原音韵》多出三类。这主要是它将周书的“鱼模”分为“鱼”与“模”两类，“鱼”韵收“书、除、猪”等字，其时读〔iu〕，而“模”读〔u〕。它又将周书的“萧豪”分为“萧”、“爻”两类，“爻”类收原豪肴韵字，“萧”类收原来的萧韵字，两者的区别是〔au〕〔iau〕与〔iεu〕。它还将周书的“齐微”韵分为“齐”“灰”两类，两类的区别是〔ei〕与〔uei〕。《洪武正韵》把《中原音韵》的“鱼模”、“萧豪”、“齐微”各分为二，不过是分得较细而已，就音系而言，两书并无区别。赵荫棠《中原音韵研究》说：“其分韵几乎全是神袭《中原》，这是周氏大革命后的现象，它以‘中原雅音为定’者，或许就在于此。”与《中原音韵》不同的，是它保留入声十部。人们多认为是遵从南方之音，赵荫棠《中原音韵研究》即说：“至《正韵》则不然，它所根据的蓝本是毛晃父子的《礼部韵略》，产生地又近江浙，参与编者又多是南方人，所以把入声独立而不派入三声之内。”李新魁《汉语音韵学》则认为“《洪武正韵》的保留入声韵，不一定是复古的表现，也不一定是反映南方方音。我们知道，它是反对‘拘于方言’而主张‘一以中原雅音为定’的，它的语音系统，应该说与‘中原雅音’——明代的读书音没有什么不同。有人说它是‘南北混合的典型’，这话未必恰当。”《洪武正韵》的另一特点是平声不分阴阳，并保存全浊音声母。刘文锦《洪武正韵声类考》系联切上字，得其声类三十一。与“三十六字母”比较，《正韵》少了五母，这就是“非”与“敷”，“知”与“照”，“彻”与“穿”，“澄”与“床”，“泥”与“娘”分别相混。《洪武正韵》的这一特点明显地反映了它的保守性，是它对传统韵书的沿袭，也是由于编撰者方音产生影响，使其参杂南方方言的一些特点。《洪武正韵》的这一特点，为南曲作者所欢迎，故有“南宗《洪武》”的说法；但使用共同语的“学士大夫”对这部书并不欢迎，往往“束置高阁，不复省视”，虽以天子之尊，悬是书为令甲，而终不能行于天下。“其注释一以毛晃《增韵》为稿本，而稍以他书损益之。”(《四库提要》)是书刊于明初，另有明隆庆元年(1567年)衡府厚德堂刊本、明万历三年(1575年)、万历十一年(1583年)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