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题公羊寿(生卒不详)撰。《汉书·艺文志》有《公羊传》十一卷，班固自注云：“公羊子，齐人。”唐颜师古疏云“名高”，唐杨士勋《穀梁传序疏》说同是。唐代以此书为公羊高撰。唐徐彦《公羊传注疏》引东汉末戴宏《春秋说序》云《公羊传》最早之传授：“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与其弟子胡母子都著于竹帛。”此说疑问较多。《四库提要》考证云：“今观传中有‘子沈子曰’、‘子司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宫子曰’，又有‘高子曰’、‘鲁子曰’，盖皆传授之经师，不尽出于公羊子。”又云：“且并有‘子公羊子曰’，尤不出于高之明证。”因而定为汉公羊寿撰。公羊寿生平不详，西汉文景时期齐国人。先儒认为，《左传》传事不传义，《公羊》、《穀梁》传义不传事，大抵正确。《公羊》即以阐发《春秋》经中之微言大义为宗旨。如鲁隐公二年《经》云：“无骇帅师入极。”《左传》亦记其事而已。然此书则云：“无骇者何?展无骇也。何以不氏?贬。曷为贬?疾始灭也。始灭，昉于此乎?前此矣。前此，则曷为始乎此?托始焉尔。曷为托始焉尔?《春秋》之始也。其灭也，其言如何?内大恶，讳也。”一则简单之史实，竟被发掘出如此多的“微言大义”，其臆说显然。即使是一则简单的天象记录，也往往被赋予微言大义。如隐公三年《经》：“己已，日有食之。”此书释之云：“何以书?记异也。日食，则曷为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后。失之前者，朔在前也；失之后也，朔在后也。”据此，则《春秋》所记之天象亦隐寓褒贬之意。故郑玄《六艺论》讥之曰：“《公羊》善于谶。”汉儒总结《公羊传》所申发的微言大义，主要有“三科九旨”之说。徐彦疏引何休之说三科九旨：“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二科六旨也；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四夷，是三科九旨也。”唐徐彦《春秋公羊注疏》引宋氏《春秋说注》则以为：“三科者，一曰张三世，二曰存三统，三曰风内外。九旨者，一曰时，二曰月，三曰日，四曰王，五曰天王，六曰天子，七曰讥，八曰贬，九曰绝。时与日月，详略之旨也；王与天王天子，是录远近亲疏之旨也；讥与贬绝，则轻重之绝者。”何宋之说三科可通，而九旨不同。宋之“张三世”即何之“所闻见、所闻、所传闻”；宋之“三统”，即何之“新周、故宋、当新王”；宋之“风内外”，即何之“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公羊》“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即司马迁“据鲁、亲周，故殷”之说。而董仲舒《春秋繁露》则改称为“绌夏、亲周、故宋”。后儒又以“继往开来，一统内外”言《公羊》大义。继往即存三统，开来即张三世，一统内外即风内外。除此三科九旨外，后儒总结《公羊》大义，还有七等、六辅、五始、二类、七缺、黜周王鲁诸说。此书虽以申发《春秋》大义为主，然亦有记事。如宣公十五年《经》“宋人及楚人平”。《左传》记华元单身夜入楚营，劫持司马子反，但其所记仅六十余字。而此书则大肆铺张，详细记录了华元与子反、子反与楚庄王间之对话，其描写极富戏剧性。其中亦有对经文之训释，如隐元年十二月《经》“祭伯来”《左传》只说“祭伯来，非王命也”。而此书则云，“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称使?奔也。奔则曷为不言奔?王者无外，言奔则有外之辞也”。又如隐八年三月《经》“郑伯使宛来归邴”，《左传》云，“郑伯请释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许田。”此书则云，“邴者何?郑汤沐之邑也。天子有事于泰山，诸侯皆从。泰山之下，诸侯皆有汤沐之邑焉。”皆比《左传》更为清楚明白。此书在汉景帝时即立于学官，流传甚广。汉代治《公羊》者以董仲舒与何休成就最大(参见《春秋繁露》与《春秋公羊解诂》条)。汉以后属今文经学的《公羊》学大不如属古文经学的《左传》学兴盛。诸儒对此书所阐发的微言大义亦多持异议。宋儒叶梦得曾云：“《公羊》、《穀梁》传义不传事，是以详于经而未必当。”此盖为汉以降诸儒之共识，即使就《公羊》与《穀梁》二书比较，先儒一般亦认为《公羊》不如《穀梁》义精。以今观之，此书所阐发之“微言大义”，几乎全属臆说曲解，与其说是《春秋》大义，勿宁说是《公羊》大义。顾颉刚《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云：“《公》、《穀》之义，诚多牵强。……妄为解说，或无中生有，或颠倒史实，要皆凭空撰语自圆其说者，《公羊》诞矣，《穀梁》尤甚。”此可以代表现代学者的一般看法。东汉何休《春秋公羊解注》是解释《公羊传》权威性的著作，唐徐彦《春秋公羊传注疏》则重在阐释何休《解诂》。清代后期，今文经学复兴，《公羊》学亦再度昌盛。孔广森著《公羊通义》，阐发何休之说，陈立著《春秋公羊义疏》、刘逢禄著《公羊何氏释例》、《公羊何氏解诂》，进一步阐发《公羊》思想及何氏《公羊》学。庄述祖则把《公羊传》推演到群经之中，宋翔凤也极力推崇《公羊传》。刘逢禄门人龚自珍、魏源承其衣钵，于《公羊》大义中萌发出近代改良思想。其后康有为又于《公羊传》中发生出孔子改制之说，构建了颇具近代改良特色的大同社会之理想，成为戊戌变法运动的思想基础。此一书一般与注疏合刊，较少单行本。现存单行本有宋刻本、明隆庆元年与《穀梁》合刻本、嘉靖张凤翼刻本、明万历四十四年闵氏三色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