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洵(1009～1066年)，字明允，号老泉，人称老苏，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县)人。

    苏洵出身在书香门第，幼年父亲苏序为他们兄弟准备了良好的学习条件：“门前万竿竹，堂上四库书。”但由于社会风气的影响，他“幼而读书，固有意于从宦”，但科举文章的刻板、枯燥使他非常厌恶读书，遂废学游荡。到二十七岁时，“谢绝平时交往少年，闭户读书”，岁末，举进士不中，又举茂才异才等也不中。岁余，贡举仍不中，退而兴叹，将以前所写的文章都烧掉了，闭门阅读先泰两汉及唐韩愈等人的文章，一读就是七年。庆历五年(1045年)，苏洵再次进京赶考，却没有结果，于是自娱，游山玩水。七年(1047年)，父亲去世，回家守丧，一呆就是十年。十年中，他精心培养自己的两个儿子苏轼和苏辙，这十年也是他散文创作的旺盛时期，《中策》、《权书》、《衡论》等文辞优美的文章都写于此时。嘉祐元年(1056年)，在张方平等人的推荐、帮助下，苏洵携二手赴京赶考。五月抵京，九月谒见欧阳修。欧阳修对苏洵的文章“大称叹，以为未始见夫人也”，由是名声大振，公卿士大夫争相传阅。苏氏文章，遂博天下，“时文为之一变”。次年正月，欧阳修主持礼部贡举，揭晓，苏轼兄弟均高登榜首。正当苏氏踌躇满志的时候，夫人程氏不幸病故，匆匆忙忙携二子回家奔丧。三年(1058年)十月，朝廷根据两年前欧阳修推荐苏洵的呈文，诏令眉州连送他赴京试策论于舍人院，苏洵辞而不召，写了长达六千字的《上皇帝书》，申述己见，希望朝廷能破格任用。四年(1059年)，诏令又下，仍辞而不就。十月，二子守丧满，遂又率领他们赴京。五年(1060年)二月抵京。八月，韩琦奏明皇上给了苏洵一个秘书省试校书郎的职务，迫于生计，勉强接受。六年(1061)年为霸州文安县主簿，与陈州项城县令姚辟同修《太常因革礼》一百卷。书成，上秦，批文还没下来就病逝了，终年五十八岁。

    苏洵大器晚成，兼之写作态度严谨，留下来的诗文、学术著作都不多。自辑《嘉祐集》二十卷。除《太常因革礼》一百卷外，还有《谥法》三卷，《谥录》二十卷，未完稿《易传》十卷。今存康熙年问邵仁泓所刻《苏老泉先生全集》二十卷。

    苏洵的文章“务一出己见”，文章杂糅百家之说，站在宋明理学的立场看，未免离经叛道，但正是以“三苏”为代表的蜀学的精髓，他的政治主张是建立在进步的历史观和精辟的形势分析上的。

    苏洵的论辨文，格调高古，波澜起伏，抑扬顿挫。首先质而实绮，简而多姿，古朴精练，新鲜生动。苏洵驾驭文字的功夫很高，宜长则长，宜短则短，但都气势磅薄，语句流畅。如《管仲论》中用五十四个字就写了十一句话。他还利用排偶句，连类引发，一气贯注，去骈文之短而取其长，这是散文终能战胜骈文并取而代之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次，妙喻连篇，穷情尽变。例如《谏论下》，为了说明人臣有“性忠义，不悦赏，不畏罪”而“无不谏”者，有“赏而后谏”者，有“刑而后谏”者，故人臣是否能谏，要在君主以势趋之，他用“勇者”、“勇怯半者”、“怯者”这三种人作了生动的比喻。再次，用典纯熟，征引贴切。如《谏论上》，为了“使君必纳谏”，就应该像战国时游说之士那样得其术，他列举了五种谏法，用了十五个典故。这些典故在当时是晓畅易懂、明白如话的。此外开合抑扬，结构严谨，也是苏文一大特色。

    苏洵书、说二十余篇，风格多样，或铺叙事物，随物赋形；或借物寓慨，畅抒情怀。但都比较注意描摹刻画，宛转曲尽，感情真挚，格调高昂。前者以《上欧阳内翰第五书》为代表。后者以《木假山》为代表。他的两篇用“说”做标题的文本，各有特色。《名二子说》八十余字．语言凝炼而内涵丰富、类似托物寓意的小品；另一篇《仲尼字文甫说》，采取类似辞赋的写法，用一连串生动、变化莫测的形象来比喻风水相遭，宏伟壮丽，美不胜收。

    清人邵仁泓在《苏老泉先生全集》的序言中评价苏洵的文章“驰骋于孟、刘、贾、董之间，而后成一家者也”，又说“上继韩、欧，下开长公兄弟”。苏洵为古文运动的最后胜利立下卓著功勋，名列唐宋八大家，为后人所效仿所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