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说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占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今有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世，因为之备。宋人有耕者，田中有株，兔走触株，折颈而死。因释其耒而守株，翼复得兔，兔不可复得，而身为宋国笑。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

    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实足食也；妇人不织，禽兽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养足，人民少而财有余，故民不争。是以厚赏不行，重罚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尧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斫，粝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虽监门之服养，不亏于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插以为民先，股无胈，胫不生毛，虽臣虏之劳，不苦于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让天子者，是去监门之养而离臣虏之劳也，故传天不足多也。今之县令，一日身死，子孙累世絜驾，故人重之。是以人之于让也，轻辞古之天子，难去今之县令者，薄厚之异也。夫山居而谷汲者，腊而相遗以水，泽居苦水者，买庸而决窦，故饥岁之春，幼弟不饟，穰岁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爱过客也，多少之实异也。是之古之易财，非仁也，财多也；今之争夺，非鄙也，财寡也。轻辞天子，非高也，势薄也；重争土橐，非下也，权重也。故人议多少，论薄厚为之政。故罚薄不为慈，诛严不为戾，称俗而行也。故事因于世，而备适于世。

    古者文王处丰、镐之间，地方百里，行仁义而怀西戎，遂王天下。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而不用于今也。故曰：“世异则事异”。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共工之战，铁銛短者及乎敌，铠甲不坚者伤乎体，是干戚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曰，事异则备变。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子言非不辩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谓也。”贡辩智而鲁削。以是言之，夫仁义辩智，非所以持国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贡之智，循徐鲁之力，使敌万乘，则齐荆之欲不得行于二国矣。

    夫古之今异俗，新故异备，如欲以宽缓之政治急世之民，犹无辔策而御駻马，此不知患也。今儒、墨皆称“先王兼爱天下”则视民如父母。何也明其言也?曰：“司寇行刑，君为之不举乐；闻死刑之报，君为流涕。”此所举先王也。夫以君臣为如父子则必治，推是言之，是无乱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于父母，父母皆见爱而未必治也，君虽厚爱，奚遽不乱!今先王之爱民，不过父母之爱子，子未必不乱也，则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为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为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胜其法不听其泣，则仁之不可以为治亦明矣。固服于势，寡内怀于义。仲尼、天下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内，海内说其仁，美其义而为服役者七十人，盖贵仁者寡，能义者能也。故以天下之大，而为服役者七十人，而仁义者一人。鲁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国，境内之民莫敢不臣。臣者固服于势，势诚易以服人，故仲尼反为臣而哀公顾为君。仲尼非怀其义，服其势也。故以义则仲尼不服于哀公，乘势则哀公臣仲尼。今学者之说仁主也；不乘必胜之势，而务行仁义，则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得之数也。

    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为改，乡人谯之弗为动，师长教之弗为变。夫以父母之爱，乡人之行，师长之智，三美加焉而终不动，其胫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奸人，然后恐惧，变其节，易其行矣。故父母之爱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严刑者，民固骄于爱，听于威矣。故十仞之城，楼季弗能逾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主峭其法而严其刑也。布帛寻常，庸人不释；铄金百镒，盗跖不掇。不必害怕不释寻常，必害乎则不掇百镒，故明主必其诛也。是以赏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罚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故主施赏不迁，行诛无赦。誉辅其赏，毁随其罚，则贤不肖俱尽其力矣。

    今则不然，以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赏之，而少其家业也；以其不收也外之，而高其轻世也；以其犯禁也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毁誉赏罚之所加者相与悖缪也，故法禁坏而民愈乱。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知友被辱随仇者贞也，廉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于勇而吏不能胜也。不事力而衣食则谓之贤，贤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说贤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祸，则私行立而公利灭矣。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生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无所定，虽有十皇帝不能治也。故行仁义者大量所誉，誉之则害功；工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于父，报而罪之。以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诛而楚奸不上闻，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异也，而人主兼举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几矣。古者苍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苍颉固已知之矣。今以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则为匹夫计者，莫如修行义而习文学。行义修则见信，见信则受事；文学习则为明师，为明师则显荣；此匹夫之美也。然则无功而受事，无爵而显荣，有政如此，则国必乱，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斩敌者受赏，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禄，而信廉爱之说；富国以农，距敌恃卒，而贵文学之士；废敬上畏法之民，而养游侠私剑之属。举行如此，治强不可得也。国平养儒侠，难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简其业，而游学者日众，是世之所以乱也。

    且世之所谓贤者，贞信之行也；所谓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难知也，今为众人法，而依上智之所难知，则民无从识之矣。故糟糠不饱者不务梁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绣。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则缓者非所务也。今所治之政，民间之事夫妇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论，则其于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农务也。若夫贤良贞信之行者，必将贵不欺之士；贵不欺之士者，亦无不欺之术也。布衣相与交，无富厚以相利，无威势以相惧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处制人之势，有一国之厚，重赏严诛，得操其柄，以修明术之所烛，虽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欺也，奚待于不欺之士!今贞信之士不盈于十，而境内之官以百数，必任贞信之士，则人不足官，人不足官，则治者寡而乱者众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术而不慕信，故法不败而群官无奸诈矣。

    今人主之于言也，说其辩而不求其当焉；其用于行也，美其声而不责其功焉。是以天下之众，其谈言者务为辩而不周于用，故举先王，言仁义者盈廷，而政不免于乱，行身者竞于为高而不合于功，故智士退处严穴，归禄不受，而兵不免于弱。政不免于乱，此其何也?民之所誉，上之所礼，乱国之术也。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愈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听其言，赏其功必禁无用，故民尽死力以从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劳，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战之为事也危，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贵”也。今修文学，习言谈，则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则人孰不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众则法败，用力者寡则国贫，此世之所以乱也。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即除“王资”而承敌国之衅，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

    今则不然，士民纵恣于内，言谈者为势于外，外内称恶以待强敌，不亦殆乎!故群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于从衡之党，则有仇雠之忠而借力于国也。从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而衡者，事一强以攻众弱也；皆非所以持国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则遇敌受祸矣。”事大未必有实，则举图而委，效玺而请兵矣。献图则地削，效玺则名卑，地削则国削，名卑则政乱矣。事大为衡，未见其利也，而亡地乱政矣。人臣之言从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则失天下，先天下则国危，国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实，则起兵而敌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未必不有疏，有疏则为强国制矣。出兵则军败，退守则城拔。救小为从，未见其利而亡地败军矣。是故事强则以外权士官于内，救小则以内重求利于外；国利未立，封土厚禄王矣；主上虽卑，人臣尊矣；国地虽削，私家富矣。事成则以权长重，事败则以富退处。人主之听说于其臣，事未成则爵禄已尊矣；事败而弗诛，则游说之士孰不为用矰缴之。故破国亡主以听言谈者之浮说，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当否之言，而诛罚不必其后也。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则不可攻也。强则能攻人者也。治则不可攻也。治强不可责于外，内政之有也。今不行法术于内，而事智于外，则不至于治强矣。鄙谚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此言多资之易为工也。故治强易为谋，弱乱难为计。故用于秦者，十变而谋希失，用于燕者，一变而计希得；非用于秦者必智，用于燕者必愚也，盖治乱之资异也。故周去秦为从，期年而举；已离魏为衡，半岁而亡。是周灭于从，卫亡于衡也。使周卫缓其从衡之计，而严其境内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赏罚，尽其地力以多其积，致其民死以坚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则其利少，功其国则其伤大，万乘之国莫取自顿干坚城之下而使强敌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术也。舍必不亡之术而道必灭之事，治国者之过也。智困于内而政乱于外，则亡不可振也。

    民之政计，皆就安利如辟危穷。今为之攻战，进则死于敌，退则死于诛，则危矣；弃私家之事而必汗马之劳，家困而上弗论，则穷矣。穷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门而完解舍，解舍完则远战，远战则安。行货赂而袭当涂者则求得，求得则私安，私安则利之所在，安得勿就?以公民少而私人众矣。

    夫明主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务而趋未作。爵可买则商工不卑矣；奸财货贾得用于市则商人不少矣。聚敛倍农，则致尊过耕战之士，则耿介之士寡而高介之民多矣。

    是故乱国之俗，其学者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服而饰辩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其言古者为设诈称，借于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其患御者积压私门，尽货赂而用重人之谒，退汗马之劳。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财蓄积待时而侔农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消灭之朝，亦勿怪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