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曲、客，是魏晋南北朝隋、唐中叶以前私家依附民中人数最多的两大类，而且流长源远，部曲、客身分的演化很能反映古代自由平民向依附民的转化，所以分出来述说。魏晋南北朝私家依附民，不只部曲、客两种人，另外还有很多。他们的名称有多种，如门生、故吏、义附、荫附等等。
门生、故吏，也是汉代就已出现的两种社会关系。《汉书·昭帝纪》，始元二年冬“发习战射士诣朔方，调故吏将屯田张掖郡。”额师古注说：“调，谓发选也”。故吏，前为官职者。令其部率习战射士于张掖为屯田也。”按：这可能是故吏之滥觞，未看到这以前有关故吏的记载。
西汉初，叔孙通有弟子、诸生。董仲舒有弟子。武帝立博士，有博士弟子。《萧望之传》有“门下生”。《汉书·儒林传·高相传》，有“门人”，时在王莽世。《儒林传》其他传中，仍用弟子。《汉书》中似未见“门生”一词。
门生的出现，在东汉初年。
《后汉书·廉范传》：“诣京师受业，事博士薛汉，薛汉坐楚王事诛，故人门生莫敢视，范独往收敛之。”
《后汉书·马援传》注引《东观记》：“（援兄子）严从其故门生肆都学击剑，习骑射。”
《后汉书·贾逵传》：“（建初）八年，乃诏诸儒各选高才生受《左传》、《谷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由是四经遂行于世。皆拜逵所选弟子及门生为千乘王国郎，朝夕受业黄门署。学者皆欣欣羡慕焉。”
《后汉书·邓禹传》：“（禹孙）弦卒。……将葬，有司复奏发五营轻车骑士，礼仪如霍光故事。太后皆不听。但白盖双骑，门生挽送。”
廉范、马严在明帝世，贾逵在章帝世，邓弦在安帝世。故门生之出现，早不过两汉之际，或即东汉初。
从《贾逵传》文看，弟子、门生是有别的。按：泰山都尉孔宙碑碑阴题名有六十二人，其中有门生四十二人，门童一人，故吏八人，故民一人，弟子十人（《金石萃编》卷十一）。更证弟子、门生有别。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四《门生》条：“欧阳公《孔宙碑阴题名跋》曰：汉世公卿多自教授，聚徒常数百人。其亲受业者为弟子，转相传授者为门生。”依此，则弟子、门生之别在于：弟子是亲受业者，门生为转相传授者。
但这种解释似不能完全解释东汉的门生。《后汉书·郅恽传》：“是时大将军窦宪以外戚之宠，威倾天下。宪尝使门生赍书诣寿（恽子），有所请托，寿即送诏狱。”《后汉书·杨震传》：“光和中，黄门令王甫使门生于郡界辜榷财物七千余万，彪（震曾孙）发其奸，言之司隶。”窦宪外戚，王甫宦官，何来门生？顾炎武指出：“愚谓汉人以受学者为弟子，其依附名势者为门生。……宪外戚，甫奄人也，安得有传授之门生乎？”（见《日知录》卷二十四《门生》条）。
顾炎武的话是对的，但也要有些分析，从发展上看问题。窦宪、王甫的门生是依附名势的，但不能说所有的门生都是依附名势的。“其亲受业者为弟子，转相传授者为门生”，大约还是有事实为据的。《后汉书·鲁丕传》：“元和元年徵，再迁，拜鲁相。门生就学者，常百余人。关东号之曰：五经复兴鲁叔陵”。叔陵，鲁丕字。鲁丕的门生，还是来就学的。又《后汉书·张酺传》：“元和二年，东巡守，幸东郡，引酺及门生并郡县掾史并会庭中。帝先备弟子之仪，使酺讲《尚书》一篇，然后修君臣之礼。”可以看出，这里的门生也是和学有关系的。
就《后汉书》中所反映的，东汉时期门生、故吏和业师、主官间有下面一些联系。这些联系都是以“义”为基础的，是平等的。
业师、郡将死亡，门生、故吏和子弟一样要为业师、郡将送葬。
《邓禹传》：“元初二年，弘卒（邓禹孙），……将葬，有司复奏发五营轻车骑士，礼仪如霍光故事。太后皆不听，但白盖双骑，门生輓送。”
《赵咨传》：“（咨）将终，告其故吏朱祇、萧建等，使薄敛素棺，藉以黄壤，欲令速朽。……朱祇、萧建送丧到家，子胤不忍父亲与土并合，欲更改殡。祇、建譬以顾命，于是奉行。时称咨明达。”
《傅燮传》：“再举孝廉，闻所举郡将丧，乃弃官行服。”
关系深的，门生、故吏常是和子女一样行三年丧。
《桓荣传》：“时太守向苗有名迹，乃举鸾（荣曾）孝廉，孙迁为胶东令。始到官而苗卒，鸾乃去职奔丧，终三年然后归。淮汝之间高其义。”
桓鸾是桓灵帝时代的人，此事当在桓帝时。这时故吏而行三年丧服，大约尚在形成中，故被“高其义”。有时郡将被诛，故吏冒犯罪危险去奔丧行服。《乐恢传》：“后仕本郡吏，太守坐法诛，故人莫敢往。恢独奔丧行服，坐以抵罪。归，复为功曹。”
业师、郡将被诛或蒙冤时，门生、故吏常冒死为业师、郡将收尸或鸣冤。
《廉范传》：“诣京师受业，事博士薛汉。……后辟公府。会薛汉坐楚王事诛，故人门生莫敢视，范独往收敛之。吏以闻，显宗大怒。召范入，诘责曰：薛汉与楚王同谋，变乱天下，范公府掾，不与朝廷同心，而反收敛罪人，何也？”
《虞诩传》：“（顺帝）时中常侍张防特用权势，每请托受取，诩辄案之，……坐论输左校；……于是诩子与门生百余人，举幡候中常侍高梵车，叩头流血，诉言枉状。梵乃入言之，防坐徙边。……即日赦出诩。”
《郑弘传》：“弘师同郡河东太守焦贶。楚王英谋反发觉，以疏引贶，贶被收捕，疾病于道亡没。妻子闭系诏狱，掠考连年。诸生故人（门生故吏？），惧相连及，皆改变姓名，以逃其祸。弘独髡头负鈇锧，诣阙上章，为贶讼罪，显宗觉悟，即赦其家属。弘躬送贶丧及妻子还乡里。由是显名。”
官吏得罪皇帝，皇帝治他们的罪。而门生故吏竟敢收尸，在皇帝眼里这是“不与朝廷同心”，同样是犯罪的行为。
由于门生、故吏与其业师、郡将关系的密切，久之在东汉便形成一种制度，凡业师、郡将犯罪，门生、故吏都要连坐，重则受刑，轻则免官、禁锢。
《陈禅传》：“及邓骘诛废，禅以故吏免。”
《崔瑗传》：“为度辽将军邓遵所辟。居无何，遵被诛，瑗免归。”
又，“后复辟车骑将军阎显府。……孙程立济阴王，是为顺帝，阎显兄弟悉伏诛，瑗坐被斥。”
《崔寔传》：“拜议郎，迁大将军冀司马。……出为五原太守。……以病徵，拜议郎。……会梁冀诛，寔以故吏免官，禁锢数年。”
《灵帝纪》熹平五年，“诏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皆免官禁锢。”
《谢弼传》：“建宁二年，弼上封事曰：故太傅陈蕃，辅相陛下，勤身王室，凤夜匪懈，而见陷群邪，一旦诛灭。……而门生故吏，并离徙锢。善身已往，人百何赎！宜还其家属，解除禁锢。”
门生、故吏和业师、郡将的关系，是私人间的关系，也是在义的基础上的关系。他们认为这是作人的标准，义该如此。但这种关系的发展，已和皇权发生矛盾。门生、故吏，固然还没有发展到背叛皇帝的程度，但皇帝已不能容忍这种关系。
汉末战乱，帝国瓦解，各种私关系都在发展，门生、故吏和业师、郡将的关系，也在发展。这种关系的发展，和地方长官和属吏间君臣关系的发展是有连带关系的。汉代郡县僚属，都是由郡守自辟的。郡县属吏和长官的关系，在东汉末年也向君臣关系发展了。荆州刺史刘表遣从事中郎韩嵩赴洛阳察查形势。韩嵩对刘表说：“事君为君，君臣名定，以死守之。今策名委质，唯将军所命，虽赴汤蹈火，死无辞也。……嵩使京师，天子假嵩一官，则天子之臣，将军之故吏耳。在君为君，则嵩守天子之命，义不得复为将军死也。唯将军重思，无负嵩。”
韩嵩的话，很反映时代思潮。韩嵩为刘表属吏，已是君臣关系，刘表是君，韩嵩是臣。臣就有为君而死、为刘表而死的义务。但他如被天子命为一官，则为天子之臣，对刘表只是故吏，不得复为刘表死。
这里，我们注意的是，汉末的君臣关系甚多，属吏对地方长官是君臣关系，有臣为君死的义务，打破了只有皇帝才是君，只有皇帝和全体人民官吏才有君臣关系。但韩嵩所谓天子之臣，将军之故吏，不得为将军死，并不表示这个时代故吏对原来长官关系的轻弛了。而只是故吏关系敌不过与天子的现实君臣关系。一般故吏关系，只有随着主官、属吏间关系的君臣化而君臣化，不会反而轻弛。
三国时期，有关门生、故吏的材料，反映门生、故吏人数是大量的。袁氏家族，门生故吏遍天下。
《三国志·魏志·袁绍传》，城门校尉伍琼对董卓说：“袁氏树恩四世，门生故吏遍于天下，若收豪杰以聚徒众，英雄因之而起，则山东非公之有也。”
和宾客、部曲一样，门生故吏的地位也是多层次的，有高有低。有的门生故吏后来在朝廷做了大官，业师和主官反得去依靠他们。
袁氏故吏韩馥，作了冀州牧，袁绍去投奔他，他就把冀州让给袁绍，说：“吾，袁氏故吏。”（《三国志·魏志·袁绍传》）。袁术在扬州，为吕布、曹操所败，“欲至青州从袁谭，发病道死。妻子依术故吏庐江太守刘勋。”（同上书《袁术传》）。
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家族之家的门生故吏，数量仍是很多的。
《晋书·王机传》：“遂将权客门生千余人入广州。”
《宋书·谢灵运传》：“灵运因父祖之资，生业甚厚，奴僮既众，义故门生数百，凿山浚湖，功役无已。”
《南齐书·刘怀珍传》：“怀珍，北州旧姓，门附殷积，启上门生千人充宿卫。孝武大惊。召取青冀豪家私附，得数千人。”
这些门生、故吏和奴客联在一起的，他们的地位大约和部曲客差不多，是这些豪族强宗的私附，依附民。
门生似可以受业师的荫庇免除对国家租税徭役的负担。《晋书·王裒传》：“（裒）隐居教授，三征七辟皆不就。……门人受业者，并废蓼莪之篇。家贫躬耕，计口而田，度身而蚕。或有助之者，不听。诸生密为刈麦，裒遂弃之。知旧有致遗者，皆不受。门人为本县所役，告裒求属令，裒曰：卿学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荫卿，属之何益？且吾不执笔已四十年矣。乃步担乾饭，儿负盐豉，草屩，送所役生到县，门徒随从者千余人。安丘令以为诣己，整衣出迎之。屩乃下道至土牛旁，罄折而立云：门生为县所役，故来送别。因执手涕泣而去。令即放之。一县以为耻。”
因之，一部分人也就为了免役税而来作门生。门生中也就不乏富家子弟。《宋书·徐湛之传》：“湛之，……贵戚豪家，产业甚厚，室宇园池，贵游莫及。妓乐之妙，冠绝一时，门生千余人，皆三吴富人之子，姿质端姘，衣服鲜丽，每出入行游，涂巷盈满。泥雨日，悉以后车载之。”
门生对业师，要有贡纳。《宋书·顾峻传》：“凡所莅任，皆阙政刑。辄开丹阳库物，贷借吏下，多假资礼，解为门生，充朝满野，殆将千计。”《梁书·顾协传》：“有门生始来事协，知其廉洁，不敢厚饷，止送钱二千。协发怒，杖二十。因此，事者绝于馈遗。”按：此门生虽不敢厚饷，止送了二千线，还挨了打。但由此也知门生对师长是要有所馈遗的。
门生对师有馈遗，门生也利用业师的地位而收取货贿。《宋书·沈勃传》：“周旋门生，竞受财货，少者至万，多者千金。考计赃物，多至二百余万。”
门生，身分层次尽管有高有低，但无论高低总会带有依附性。在须要表示身分的场合，可以看到门生的身分地位总是有一定格局的。《宋书·顾琛传》：“尚书寺门有制，八座以下门生随入者各有差，不得杂以人士。琛以宗人顾硕头寄尚书张茂度门名，而与硕头同席坐。明年，坐遣出。”从这条材料看，门生地位是低于一般人士的。顾琛宗人的身分地位当然不低，不应该冒门生名随入，顾琛更不应与门生同坐，顾琛违犯了这条规定，故坐遣出。
门生、故吏对师长有义务，担负劳役。如王微《报何偃书》所说：“家贫乏役，至于春秋令节，辄自将两三门生，入草采之。”（《宋书·王微传》）。这里的门生，有如奴客。王微是刘宋大臣王弘的弟弟的儿子，起家司徒祭酒，转主簿，始兴王濬后军功曹记室参军等官，但素无宦情，后去官不仕。但不是穷人，他有门生。
门生和师在法律上或政治上有连坐关系，这和宾客故吏和主人的关系是一样的。门生犯了罪，业师也要连坐。《晋书·周觐传》：“坐门生斫伤人，免官。”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门生故吏，都是门阀家族分割荫庇下的人口。他们的身分地位虽有高有低，但都是家族强宗的依附人口。他们对主人有义务，他们要受主人的命令行事。王机的门生和奴客一样，随主人逃难。谢灵运的门生和奴僮义故一样，随主人开山浚湖。刘怀珍可以门生千人去作皇帝的宿卫，使皇帝大惊。
部曲、客、门生、故吏，都是豪族强宗从国家分割去的人口。在家族强宗势力强大、皇权相对衰弱的时代，在人口分割已经形成制度的时代，人民受不了租赋徭役的压榨，往往都投靠到豪族强宗门下求取庇护。
魏晋南北朝时期，这种投靠是大量的。部曲、客、门生、故吏，就是投靠中的大部分。但投靠的人，决不止部曲、客、门生、故吏，这以外还有很多。
《晋书·慕容暐载记》：“仆射悦绾言于暐曰：太宰政尚宽和，百姓多有隐附。……宜悉罢军封，以实天府之饶。……暐纳之。绾既定制，朝野震惊，出户二十余万。”
《晋书·幕容德载记》：“尚书韩［讠卓］上疏曰：百姓因秦晋之弊，迭相荫冒，或百室合户，或千丁共籍。……公避课役，擅为奸宄。……德纳之。……以［讠卓］为使持节散骑常侍行台尚书，巡郡县隐实，得户五万八千。”
慕容德南燕的疆域，只有今山东的一部分。慕容德建国之前，这里曾属于前秦东晋，秦晋之弊指此。能出荫户近六万，足证荫附户口之多。
《魏书·食货志》：“魏初不立三长，故民多荫附，荫附者皆无官役，豪强征敛，倍于官赋。”
《魏书·孙绍传》：“有竞弃本生，飘藏他土。……或投仗强豪，计命衣食。”
《通典》卷三引《关东风俗传》：“文宣之代，政令严猛，羊毕诸豪，颇被徙逐。至若瀛冀诸刘，清河张、宋，并州王氏，濮阳侯族，诸如此辈，一宗将近万室。烟火连接，比屋而居。献武初在冀郡，大族蝟起应之；侯景之反河南，侯氏几为大患，有刘元海、石勒之众也。”
一宗将近万室，是一家豪族强宗为主，加上他们的依附人口。
拓跋氏起自漠北，他们进入中原时，刚刚由氏族制社会进入早期国家阶段，还保留着很多氏族制时代的习俗。氏族制时代，氏族联盟中各个氏族部落，氏族长，各自率领自己的氏族和部落，都是些半独立体。氏族部落后期，战争取得俘虏，都分配给各氏族长和贵族之家。他们进入中原后，仍保留这习俗。作战取得俘虏，一部分归皇家，一部分就分给从征将士和留守大臣。
《魏书·太武帝纪》：“始光四年，……车驾至自西伐，赐留台文武生口（俘虏）缯帛马牛各有差。”
同上书纪：“延和元年，……诏平东将军永昌王健攻建德，骠骑大将军乐平王丕攻冀阳，皆拔之。虏获生口，班赐将士各有差。”
《魏书·高祖纪》：“太和五年，……以南俘万余口班赐群臣。”
生口就是俘虏，本纪称生口，传里就多称户，如：
《奚斤传》：“凉州平，以战功赐僮隶七十户。”
《王建传》：“从征卫辰，破之，赐僮隶五千户。”
《安同传》“同因随眷商贩，见太祖有济世之才，遂留奉侍。太祖班功，赐以妻妾及隶户三十。”
有人疑赐王建僮隶五千户，似太多，可能是五十户。但亦无材料证实。
奴隶一般称口不称户，这里所赐虽称僮隶，但都以户为单位。可能的情况是：拓跋氏征服这些族后，并没有打破他们的家庭组织，因而是一户户的赐给。按传统，他们的身份是奴隶，但他们可能不是战场俘虏而是被征服族，他们被称作僮隶户，可能实际上身分比僮隶高，近乎依附民了。
这是十六国和北朝的情况，东晋南朝也是一样，大量人口依附到豪族强宗名下。
《世说新语·政事篇》注引《续晋阳秋》：“自中原丧乱，民离本域。江左造创，豪族并兼，或客寓流离，名籍不立。”
这段记载，和《南齐书·州郡志·南兖州》条所记“时百姓遭难，流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为客”，是同一事，我们前面叙述“宾客”节里已引用过了。
《晋书·王彪之传》：“彪之为会稽内史，居郡八年，豪右敛迹，亡户归者三万余口。”
《晋书·山涛传》：“（涛子）遐为余姚令。时江左初基，法禁宽弛，豪族多挟藏户口以为私附。遐绳以峻法，到县八旬，出口万余。”
《南史·齐本纪·东昏侯纪》：“诸郡役人多依人士为附隶，谓之属名。……凡属名多不合役，止避小小假，并是役荫之家。”
魏晋南北朝时期，分割国家户口的，除豪族强宗外，还有佛教寺院和道观。这时期是佛教大盛的时期，佛寺林立，佛教徒众多。北魏末年和北齐时期，是北方佛教最盛的时期。北魏末有僧尼二百万，北齐有三百万。这些僧尼中绝大多数是逃避课役假冒入道的。
《魏书·释老传》：“正光以后，天下多虞，王役尤甚，于是所在编民，相与入道，假慕沙门，实避调役，猥滥之极，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略而计之，僧尼大众二百万矣。”
《魏书·李孝伯传》：“延昌末，……于时民多绝户而为沙门。”
北齐文宣帝诏：“乃有缁衣之众，参半于平俗；黄服之徒，数过于正户。”
南朝梁武帝时，是南朝佛教鼎盛的时期，佛教寺院分割了大量户口，除僧尼外，有所谓白徒、养女，其实都是佛教寺院的依附民。《南史·郭祖深传》：“祖深，……以为都下佛寺五百余所，穷极宏丽。僧尼十余万，资产丰沃。所在郡县，不可胜言。道人又有白徒，尼则皆畜养女，皆不贯人籍，天下户口，几亡其半。……恐方来处处成寺，家家剃落，尺土一人，非复国有。”
北魏时佛寺又有寺户和僧祇户。寺户是奴隶，僧祇户是佛寺的依附民。数量也是很多的，《魏书·释老志》：“昙曜奏：平齐户及诸民有能岁输粟六十斛入僧曹者，即为僧祇户，粟为僧祇粟，至于俭岁，赈及饥民。又请民犯重罪及官奴以为佛图户，以供诸寺扫洒，岁带营田输粟。高宗并许之。于是僧祇户、粟及寺户遍于州镇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