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社会中城市经济发展的轮廓大体是：战国是兴起时期，两汉是发展兴盛时期，东汉后期是衰落时期。所谓东汉后期，包括建安时代。中原地区城市经济的衰落是一直继续下去的，直到唐中叶以后才又恢复发展起来。

　　城市经济的衰落，是和东汉时期整个社会经济的衰落联系在一起的。战国以来，交换经济的发展，牵动着整个社会。交换经济发展，使社会大量财富集中在少数人阶层手里。这时期没有机器，扩大再生产受到限制，对手中积累的财富通常有两条路来使用，一条是过起豪华奢侈的生活，一条是购买土地。汉代豪富阶级的生活一般是向豪华、铺张浪费的路上走的。为活着而用，还要为死后用，金缕玉匣出现了。购买土地是比较保险的。土地兼并的盛行，人口大量离开农村，离开土地，农业生产必然要衰落。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条件下，农业是社会盛衰的基础，农业生产的衰落必然影响到城市经济的衰落。

　　王符论述东汉城市经济的一段话，我们作为城市经济繁荣的论证已引用过。但这段话于说明城市经济的繁荣以外，已包含着整个社会经济衰落的暗影。请再看他的话：“今举俗舍本农趋商贾，牛马车舆填塞道路，游手为巧充盈都邑。务本者少，浮食者众。……今察洛阳资末业者什于农夫，虚伪游手什于末业。是则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妇织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本末不足相供，则民安得不饥寒？饥寒并至，则民安能无奸轨？”

　　王符这段话，说明人口大量集中在城市使城市繁荣，也说明人口大量离开农村，务农者少，土地必然荒芜，农业生产必然减少。像王符所说，城邑人口与农村人口九十九与一之比，自然是他的夸大之词，但即使是五十比五十，乃至六十比四十，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数的百分之四十、五十，在古代也是不得了的。东汉的流民是大量的，而且是长期如此的。农民在农村无法生活，才离开农村成为流民。流民就是城市人口的预备军。流民众多，城市人口膨胀，必然是农业衰落；农业衰落，城市也必然跟着衰落。东汉后期，在城市经济繁荣表面下面掩盖着的经济危机和倒退，在汉末一场流民大暴动和军人割据混战之后，一切都暴露出来了。

　　黄巾农民大暴动，是被各地豪族和政府军队的联合势力镇压下去的。大暴动之后，各地豪强势力膨胀，皇权一落千丈。外戚何进反对宦官，反为宦官所杀。但宦官虽然胜利，而世家豪族再也不像过去一样，伏首贴耳任人宰割。汝南世家豪族袁绍，一司隶校尉耳，敢于杀进宫去把宦官一网打尽，斩尽杀绝。这是形势使然。皇权衰落已不足以保护宦官，宦官已无虎威可假。世家豪族势力强大，已不畏皇权，杀宦官直如摧枯拉朽了。

　　董卓废了少帝另立献帝，他的势力也只在洛阳。各地世家豪族地方长官所希望的机会来了，他们以清除董卓为名，各占一块地盘，联合向洛阳进攻。在董卓之乱中，洛阳、长安所遭受的破坏，前面已叙述过。待献帝逃出长安又回到洛阳时，洛阳的情况是“宫室烧尽，街陌荒芜，百官披荆棘，依丘墙间。州郡各拥兵自卫，莫有致者。饥穷稍甚，尚书郎以下自出樵采，或饥死墙壁间。”（《三国志·魏志·董卓传》）。

　　长安、洛阳，是两汉的帝都。东汉末年兵燹之后，成为一片瓦砾惨无人居了。长安、洛阳以外的城市，命运也不比长安、洛阳好。前面叙述农村经济的衰落时所引述的一些材料，都说到过城市的情况。仲长统用“城邑空虚”，朱治用“名都空而不居”来描述当日城邑破坏的情况。他们所说的“城邑”、“名都”，是和“百里无烟”、“百里绝而无民”联在一起叙述的，他们所指的，是包括长安、洛阳在内的全国各地的城邑。长安、洛阳以外的城邑，也和长安、洛阳一样，都是“空虚”、“空而不居”的。

　　三国后期和西晋时期，城市有恢复。像洛阳、建业、成都这些三国分立时各国的都邑，都聚集了一些人口。一些手工业恢复了，商业又现活跃。西晋人左思，写了《三都赋》，这虽是文学之笔并非写实的历史文献。但从《三都赋》所写三国都城的情景来看，总可以说已是熙熙攘攘、货物流通了。长江是东西交通的大动脉，楼船上下，交通相当频繁。石崇为荆州刺史，“劫远使商客，致富不赀”（《晋书·石苞传》附子《石崇传》）。西晋豪官贵族生活之豪华奢侈，腐朽没落，比起东汉的豪富家族来可以说伯仲之间，大臣何曾，“性奢豪，务在华侈”，“厨膳滋味，过于王者”，“食日万钱，犹曰无下箸处”（《晋书·何曾传》）。他的儿子何劭，骄奢超过乃父，“一日之供，以钱二万为限”（《晋书·何曾传》附子《何劭传》）。石崇和王恺斗富和家庭生活的腐朽，是著名的。

　　所有这些西晋人生活豪华奢侈的基础，都在当日交换经济的恢复。恢复虽然是部分的，不是全社会的，已足以支持他们的豪华生活了。

　　从曹丕代汉称帝（公元220）到西晋灭亡（公元316），是九十六年，其中西晋统一（公元281年—316年）只有三十五年。魏晋之际，豪富阶层的生活，是醉生梦死的，一部分人是清醒的，但内心生活是痛苦的。极少几个人是救世的积极的人生态度。

　　好景不长，永嘉之乱一来，稍稍恢复的一点商业和城市，又遭一次彻底破坏。洛阳又成了一片废墟。“旧都宫室，咸成茂草。”（《晋书·刘曜载记》）。其他城市也难逃此种命运。所谓“中原版荡，一时横流，百郡千城，曾无完郛者。”（《晋书·孙楚传》）。洛阳是“咸成茂草”，长安则是“城中户不盈百，墙宇颓废，蒿棘成林。”（《晋书·愍帝纪》）。

　　中原地区出现了坞堡，黄河流域到处是坞堡组织。这些坞堡名称不一，也有称垒壁的。刘曜在梁、陈、汝、颍之间“陷壁垒百余”。（《晋书·刘聪载记》）。曹嶷在齐鲁之间，“郡县垒壁降者四十余所”（同上）。石勒“寇魏郡顿丘，诸垒壁多陷之。……陷冀州郡县堡壁百余。……屯黎阳，分命诸将攻诸未下及叛者，降三十余壁”（《晋书·石勒载记》）。就这些例子看，可见当时各地坞堡组织之多。在社会荒乱生产大破坏的时代，每一个坞堡就是一个生产和生活单位，就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单位。坞堡一般是以一家豪强为主，附近的人民投附在坞堡里求得保护。坞堡主组织这些依附人口占有附近的土地，组织生产。庾衮的坞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庾衮在禹山立坞，众人推他为主，“于是峻险阨，杜蹊径，修壁坞，树藩障，考功庸，计丈尺，均劳役，通有无。”（《晋书·庾衮传》）。后来又率众在林虑大头山立坞，而“田于其下”（同上）。

　　在人类历史上，城市总是有破坏又有重建的。一次大乱，城市破坏了，大乱之后，社会安定城市又慢慢重建起来。永嘉乱后，北方出现十六国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一国的都邑，如洛阳、长安、邺、襄国等，都会重新聚集一些人口，恢复一些商业交换。但整个社会一直是自然经济占优势的时代。一些州郡的治邑，都是在坞堡的旧址上草草建立的。一直到北魏后期，北方的情况仍是如此。它是一个军事要塞，经济意义是很小的。北魏后期华州城可以作为一个典型来看一看。《魏书·安定王休传》附子《燮传》：“世宗初，袭（爵），拜太中大夫，除征虏将军、华州刺史。燮表曰：谨惟州治李润堡，虽是少梁旧地，晋、芮锡壤，然胡夷内附，遂为戎落。城非旧邑先代之名。爰自国初，护羌小戍。及改镇立郡，依岳立州，因籍仓府，未刊名实。窃见冯翊古城，羌魏两民之交，许洛水陆之际，先汉之左辅，皇魏之右翼，形胜名都，实惟西藩奥府。今州之所在，岂唯非旧，至乃居冈饮涧，井谷秽杂，升降劬劳，往还数里。譐誻明昏，有亏礼教。来若冯翊，面华渭，包原泽，井浅池平，樵牧饶广。采材华阴，陆运七十，伐木龙门，顺流而下。陪削旧雉，功省力易，人各为己，不以为劳。”华州是北魏西陲重镇，这却原是一个叫作李润堡的坞堡。城居山谷之间，居民饮水要到山下去取。北魏后期的华州城，只是一个堡垒，全无经济意义。冯翊是自古名都，北魏时却是“樵牧饶广”、“陪削旧雉，功省力易”而已。也是残破不像样子了。整个魏晋南北朝的城市经济生活比起战国秦汉来一落千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