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初建武九年，司徒掾班彪上言：“今凉部皆有降羌，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数与小吏黠人所见侵夺，穷恚无聊，故致反叛。夫蛮夷寇乱，皆为此也。”（《后汉书·西羌传》）。

　　班彪这段话，说的是老实诚朴的。他说出了事实，也道出了真理。羌人的反叛，是汉族统治者和豪富官僚压迫、奴役羌人的结果。不仅羌人，所有历史上少数民族的反抗暴动，多半是汉族统治者官僚豪贵压迫、奴役的结果。这些民族，受压迫剥削，走投无路，不得已起来反抗。当然，有些民族还没有生活在汉人政治区域以内，如秦汉之际的匈奴，又当别论。

　　汉人古代传说，羌人“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南羌地是也。”（《后汉书·西羌传》）。

　　说羌人的原居地在南岳，出自三苗，舜徙之三危，大约是不可靠的。有史以来，羌人所居的地方就在“滨于赐支，至乎河首，绵地千里。……南接蜀汉徼处蛮夷，西北部善车师诸国。”（同上）。这块地方，大约就是以今天的青海为中心，北到甘肃、新疆，南到四川西部，西与藏族为邻的一大块地方。羌与西周以前的姜可能同源。一部分随周人而东，成为姜姓诸国，大部分仍留原地，成为以后的羌族。傅斯年先生似持此说，我信此说。

　　羌族最早时期是游牧民族，“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同上）。大约到两汉时期，仍在氏族部落阶段。“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不立君臣，无相长一。强则分种为酋豪，弱则为人附落。更相抄暴，以力为雄。杀人偿死，无它禁令。”（同上）。但经济生活上，两汉时期已是半牧半农逐步由牧向农转化了。

　　安帝以前，羌人对于东汉帝国，时降时叛；东汉对于羌人，叛则出兵征讨，降则加以奴役，或则虏为生口奴隶。如和帝永元十四年，“安定降羌烧何种胁诸羌数百人反叛，郡兵击灭之，悉没入弱口为奴婢。”（《后汉书·西羌传》）。

　　和帝晚期，是羌族居住地区短时间安定的时期。东汉帝国恢复了西海郡县的建制，在金城一带开置屯田，列屯夹河合三十四部。（同上）。

　　这时，“诸降羌布在郡县，皆为吏人豪右所徭役，聚以愁怨。”（同上）‘安定的表面下，隐藏着不平定的愤怒火种。

　　安帝永初元年，遣骑都尉王弘发金城、陇西、汉阳羌数百千骑征西域。王弘迫促发遣，群羌惧远屯不还，行到酒泉，多有散叛。诸郡各发兵邀遮，或覆其庐落，于是各地羌人，一时俱起。时诸羌归附既久，无复器甲，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负板案以为盾。郡县畏懦，不能敌御。

　　以此为始，战争延续了十年。东汉政府兵几乎每战必败。羌人东犯赵魏，南入益州。河东、河内、魏郡、赵国、常山、中山、上党、汉中、巴郡，都成为羌人所及的地方。

　　西部各郡县二千石令长，多内郡人，并无守战意，皆争求内徙以避寇难。朝廷从之。但人民恋土，不乐去旧。官吏遂乃刈其禾稼，发彻室屋，夷营壁，破积聚，强迫迁徙。时连年旱蝗饥荒，而驱蹙劫略，流离分散，随道死亡，或弃捐考弱，或为人仆妾，丧其大半。

　　《后汉书·西羌传》说：“自羌叛十余年间，兵连师老，不暂宁息。军旅之费，转运委输，用二百四十余亿，府帑空竭，延及内郡，边民死者，不可胜数。并凉二州，遂至虚耗。”这可以说是对这十年羌战的小结。

　　这次战争的起因是东汉政府征发金城、陇西羌人服役，去西域。羌人不愿远行，起来反抗。战争的远因是居住在这一带郡县的羌人，平素被“吏人豪右所徭役，积以愁怨。”官兵出征，腐败无能的军队，却不堪一击，被手无寸铁、拿着竹竿木棒的羌人打得落花流水，溃不成军。边地官吏，害怕羌人，争求内徙。人民不愿内徙，他们就破坏人民的财产，推倒房屋，割掉庄稼，强迫迁徙。流离上路，死亡大半。汉族人民也被迫起来反抗。汉、羌人民联合起来与东汉统治者斗争。羌人的反抗，本来就是在民族外衣的掩盖下的阶级斗争，在汉人起来反抗之后，民族斗争就更进一步的融合在阶级斗争之中。

　　顺帝永和年间，羌战再起。到冲帝永嘉元年，差不多又是十年。《后汉书·西羌传》说：“自永和羌叛，至乎是岁（永嘉元年），十余年间，费用八十余亿。诸将多断盗牢禀，私自润入，皆以珍宝货赂左右上下，放纵不恤军事，土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于野。”（同上）。

　　这是羌战比较集中的两个十年，其实自东汉开国至国亡，羌战很少停息。长期战争结果，受苦的是人民，东汉帝国亦为之耗破。凉州西汉时有人口一百五十多万，东汉只有十余万，所存仅十五分之一。人口消耗原因就是羌战。现将东西汉之凉州各郡户口，列表如下：

　　西汉户口东汉户口增减额和%

　　武都户51,376户20,102-31,27460.9%

　　口235,560口81,728-153,83265.3%

　　陇西户63,964户5,628-48,33689.6%

　　口236,824口29,637-207,18787.5%

　　金城户38,470户3,858-34,61289.9%

　　口149,630口18,947-130,68387.3^

　　天水户60,370户27,423-32,94754.6%

　　（东汉改名汉阳）口261,348口130,138-131,21050.2%

　　武威户17,581户10,042-7,58942.9%

　　口76,419口34,226-42,19355.2%

　　张掖户24,352户6,552-17,80073.1%

　　口88,731口26,040-62,09170.7%

　　酒泉户18,147户12,706-5,44130%

　　口76,726口

　　敦煌户11,200户748-10,45293.3%

　　口38,335口29,170-9,16523.9%

　　安定户42,725户6,094-36,63185.7%

　　口143,294口29,060-114,23479.7%

　　北地户64,461户3,120-61,34195.2%

　　口210,688口18,637-192,05191.2%

　　张掖属国户户4,658

　　口口16,952

　　张掖居延属国户户1,560

　　口口4,738

　　羌族人民死伤更为严重。段颎为护羌校尉，率兵征讨。他主张灭绝羌人，说羌人“狼子野心，难以恩纳，势穷虽服，兵去复动，唯当长矛挟胁，白刃加颈。”（《后汉书·段颎传》）“臣奉大汉之威，建长久之策，欲绝其本根，不使能殖。”（同上）。段颎此心此志，实在太狠毒了。范晔称道段颎之征羌，“若乃陷击之所歼伤，追走之所崩籍，头颅断落于万丈之山，支革判解于重崖之上，不可校计。其能穿窜草石，自脱于锋镞者百不一二。”（同上）。另一征羌将领张鱼，认为“戎狄一气所生，不宜诛尽，流血汙野，伤和致妖。”（同上）。范晔不同意，说：“是何言之迂乎？羌虽外患，实深内疾。若攻之不根，是养疾疴于心腹也。”（同上书卷论曰）。是何言之忍也。蔚宗《后汉书》《论曰》，时见其豪气纵横，智慧过人，而其蔽在偏激，颇不容物。此亦一例耳。

　　《后汉书·庞参传》，“永初元年，凉州先零种羌反畔，遣车骑将军邓骘讨之。参于徙中使其子俊上书曰：方今西州流民扰‘团，而征发不绝，水潦不休，地力不复‘重之以大军，疲之以远戍，农功消于转运，资财竭于征发。田畴不得垦闢，禾稼不得收入，搏乎困穷，无望来秋。百姓力屈，不复堪命。……四年，羌寇转盛，兵费日广，且连年不登，谷石万余。参奏记于邓骘曰：比年羌寇特困陇右，供徭赋役为损日滋，官负人责数十亿万。今复募发百姓，调取縠帛，衒卖什物，以应吏求，外伤羌虏，内困征赋。遂乃千里转粮，远给武都西郡。……县官不足，辄贷于民。民已穷矣，将从谁求？名救金城，而实困三辅，三辅既困，还复为金城之祸矣。参前数言宜弃西域，乃为西州士大夫所笑。今苟贪不毛之地，营恤不使之民。暴军伊吾之野，以虑三族之外，果破凉州，祸乱至今。……三辅山原旷远，民庶稀疏，故县丘城，可居者多。今宜徙边郡不能自存者，入居诸陵，田戍故县。孤城绝郡，以权徙之；转运远费，聚而近之；徭役烦数，休而息之。此善之善者也。骘及公卿以国用不足，欲从参议，众多不同，乃止。”

　　东汉中叶以后，国穷民困，兵力日衰，已无力经营西域，放弃西域的意见逐渐出现而抬头，政策由攻转守矣。此亦如罗马帝国后期对待日耳曼人政策之转变，形势使然。直接促使这种意见抬头的是羌战，从庞参的言论可知。这是羌战对东汉人政策思想的影响，故附及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