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帝时，尚书仆射虞诩上疏说：“臣见方今公卿以下，类多拱默，以树恩为贤，尽节为愚。至相戒曰：白壁不可为，容容多后福。”（《后汉书·左雄传》）。
尚书令左雄上疏说：“汉初至今，三百余载。俗浸彫敞，巧伪滋萌。下饰其诈，上肆其残。……谓杀害不辜为威风，聚敛整辨为贤能；以理己安民为劣弱，以奉法循理为不化。髡钳之戮，生于眦睚；覆尸之祸，成于喜怒。视民如寇雠，税之如豺虎。监司项背相望，与同疾疢，见非不举，闻恶不察。……虚诞者获誉，拘捡者离毁。或因罪而引高，或色斯以求名。州宰不覆，竞共辟召。踊跃升腾，超等逾匹。……乡官部吏，职斯录薄。车马衣服，一出于民，廉者取足，贪者充家。特选横调，纷纷不绝。迎送烦费，损政伤民。和气未洽，灾眚不消。咎皆在此。”（同上）。
政论家崔寔说：“自汉兴以来，三百五十余岁矣。政令垢翫，上下怠懈，风俗雕敝，人庶巧伪，百姓嚣然，咸复思中兴之救矣。”（《政论》，见《全后汉文》卷46）。
这三个人，都是东汉中叶的人。他们所看到所谈论的，已透露出东汉政治的腐败。从此走向下坡路了。此后愈来愈甚，以至于亡。
章帝建初五年三月诏曰：“孔子曰，刑罚不中，则人无所措手足。今吏多不良，擅行喜怒，或案不以罪，迫胁无辜，致令自杀者一岁且多于断狱，甚非为人父母之意也。有司其议纠举之。”（《后汉书·章帝纪》）。在古代，就是最清廉的时代贪污腐败也是难免的。章帝时代一般讲仍是东汉的好时代。
东汉后期政治腐败大体可以说表现在选举不得人，官吏贪污，吏治腐败，赋敛繁重等些方面。现在就暂从这几方面加以叙述。
世家豪族把持选举，在章帝甚至明帝时已显露出来。前引章帝即位后的诏书“前世举人贡士或起甽亩，不系阀阅”，可知在明帝时选举已经“系阀阅”了，章帝时，马严上封事曰：“选举不实，曾无贬坐。是使臣下得作威福也。故事，州部所举，上奏司直，察能否以惩虚实。今宜加防检式，式遵前制。……宜勅正百司，各责以事，州郡所举，必得其人。若不如言，裁以法令。”（《后汉书·马援传附严传》）。
马严的意思，选举不实，当归罪于州郡。当时不少人是持这种看法的。《后汉书·韦彪传》：“是时陈事者，多言郡国贡举率非功次，故守职益懈而吏事寝疏，咎在州郡。有诏下公卿朝臣议。彪上议曰：……士宜以才行为先，不可纯以阀阅。然其要归在于选二千石，二千石贤，则贡举皆得其人矣。帝深纳之。”
把选举能否得人归之于二千石是否得人，这话对也不对。地方郡守贤良，自然能选举得人。但政治腐败的时代，朝廷大权常在外戚、宦官之手，二千石多出于这些权门，如何保证二千石贤良？我们看到：东汉初年，光武、明帝、章帝时期，皇帝是有权的。皇帝选人虽也受到世家豪族的牵制，用人不能不照顾阀阅的利益，但基本上还能用到人才。章帝以后，中央政权多数时间掌握在外戚手里，地方二千石多出自外戚豪门，这就难保二千石是有贤才的人。
东汉初直到安帝时，选举权似归尚书台掌握。《后汉书·陈宠传附子忠传》：“（安帝）时三府任轻，机事专委尚书。……今之三公，虽当其名，而无其实，选举诛赏，一由尚书，尚书见任，重于三公。陵迟以来，其断久矣。”《后汉书·左雄传》顺帝时左雄任尚书和尚书令，即掌选举的。传后《论曰》：“雄在尚书，天下不敢妄选，十余年间，称为得人。”但依《后汉书·朗顗传》顺帝时选举权又似在三公手。朗顗说：“今选举皆归三司。非有周召之才，而当则哲之重，每有选用，辄参之掾属，公府门巷，宾客填集，送去迎来，财货无已。其当迁者，竞相荐谒，各遣子弟，充塞道路，开长奸门，兴致浮伪，非所谓率由旧章也。尚书职在机衡，宫禁严密，私曲之意，羌不得通；偏党之恩，或无所用。选举之任，不如还在机密。臣诚愚戆，不知折中，斯固远近之论，当今之宜也。”
依传所载，左雄任职尚书和朗顗拜举言事，都在顺帝初年，左雄任尚书且有十年左右之久。不知差错出在何处。《后汉书·王龚传附子畅传》：“是时政事多归尚书，桓帝特召三公，令高选庸能。”可能选举权在尚书，有一短暂时间，曾归三公，这由朗顗所说“不如还在机密”可证。无论权在尚书或权在三公，而真正把持选举的仍是豪族强宗、阀阅之家。这由河南洛阳的选举可见一般。《后汉书·种暠传》：“河南洛阳人。……始为县门下吏。时河南尹田歆外甥王谌名知人，歆谓之曰：今当举六孝廉，多得贵戚书命，不宜相违，欲自用一名士以报国家，尔助我求之。明日，谌送客于大阳部，遥见暠，异之，还白歆曰：为尹得孝廉矣，近洛阳门下史也。”洛阳可举六人，五人是贵戚的推荐，不能违背的。遇到好官如田歆，也只能推举一个。这可以看到豪门贵戚把持选举到何等程度。
东汉后期政治的大趋势是日趋腐败，贵戚豪门权重，选举归谁掌握都难免出问题。虽有一、二好官希望改正选举，也终无益于事。东汉后期选举情况之坏，王符的一段话是讽刺又是写实了。王符说：“群僚举士者，或以顽鲁应茂才，以桀逆应至孝，以贪饕应廉吏，以狡猾应方正，以谀谄应直言，以轻薄应敦厚，以空虚应有道，以嚣闇应明经，以残酷应宽博，以怯弱应武猛，以顽愚应治剧。名实不相符，求贡不相称。富者乘其财力，贵者阻其势要。以钱多为贤，以刚强为上。凡在位所以多非其人，而官听所以数乱荒也。”（《潜夫论·考绩篇》见《后汉书·王符传》）。当时就流行着两首讽刺选举腐败的歌谣：“古人欲达勤诵经，今世图官勉治生。”又说：“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葛洪《抱朴于·外篇·审举》）。范晔也说：“汉初诏举贤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贡土之方也。中兴以后，复增敦朴、有道、仁（？）、贤能、直言，独行、高节、质直、清白、敦厚之属。荣路既广，欲望难裁。自是窃名伪服，浸以流竞，权门贵仕，请谒繁兴。”（《后汉书》列传卷5l论曰）
外戚宦官之争，争的是权，但有权就有利，争权也就争利。权利之争使已经腐败的东汉政治更加腐败。他们“亲其党类，用其私人，内充京师，外布列郡，颠倒贤愚，贸易选举，疲驽守境，贪残牧民。”（《昌言·法戒篇》，见《后汉书·仲长统传》）。政治腐败，归根结蒂受其害的是人民。桓帝时侍御史朱穆说：“顷者，官人（政府和人民）俱匮，加以水虫为害，京师诸官费用增多，诏书发调，或至十倍。各言官无见财，皆得出民，榜掠割剥，强令充足。公赋既重，私敛又深。牧守长吏，多非德选，贪聚无厌，遇人如虏。或绝命于箠楚之下，或自贼于迫切之求。”（《后汉书·朱穆传》）。
贪污腐败，仗势狂为，外戚中最严重的要算外戚窦、梁两家。如前所述，和帝时窦太后临朝，窦家威势极盛。窦宪为大将军，弟笃为特进，景为执金吾，瓌为光禄勋，权贵显赫，倾动京都。奴客缇骑，依倚形势，侵陵小人，强夺财货，篡取罪人，妻略妇女，商贾闭塞，如避寇雠。有司畏懦，莫敢举奏。
梁冀的不法胡为，欺君欺官欺压人民更是严重。
梁冀时，其四方调发，发时贡献，皆先输上第于冀，乘舆乃其次焉。吏人赍货求官请罪者，道路相望。冀又遣客出塞，交通外国，广求异物。因行道路，发取使女御者，而使人复乘势横暴，妻略妇女，殴击吏卒，所在怨毒。
元嘉元年，顺帝以梁冀有拥立之功，欲崇以殊典，乃大会公卿，共议其礼。于是有司奏冀入朝不趋，剑履上殿，谒讚不名，礼仪比萧何；悉以定陶，城阳余户增封为四县，比邓禹；赏赐金钱，奴婢、彩帛、车马、衣服、甲第、比霍光，以殊元勋。每朝会，与三公绝席，十日一入，平尚书事。宣布天下，为万世法。
但梁冀犹以所奏礼薄，意不悦。专擅威柄，凶恣日积，机事大小，莫不谘决之。百官迁召，皆先到冀门牋檄谢恩，然后敢诣尚书。
下邳人吴树为宛令，之官辞冀，冀宾客布在县界，以情托树。吴树说：“宛为大都，士文渊薮，自侍坐以来，未闻称一长者，而多托非人，诚非敢闻”（冀传）。梁冀听了“嘿然不悦”。吴树到县，遂诛杀冀客为人害者数十人。由是冀深怨之。后，吴树为荆州刺史，临去辞冀，冀为设酒，因鸩之，树出，死车上。看来，吴树还是想亲近梁冀的，或是粱冀一党中之好的，或是愿曲予求全者。但也逃不出毒手。
地方官吏，不是贵戚，就是宦官亲属，率多贪污腐败。梁氏未败时，“诸梁秉政，竖宦充朝，……卿校牧守之选，皆出其门。”（《后汉书·黄琼传》）。梁家既败，宦官上台。“宦官方炽，任人及子弟为官，布满天下，竞为贪淫，朝野嗟怨。……或年少庸人，典据守宰。上下忿患，四方愁毒。”（《后汉书·杨震传附子秉传》）。宦官单超帮助桓帝杀了梁冀，五宦官同日封侯。他们的兄弟姻亲都作了州牧、郡守，“辜较百姓”，宗族宾客到处作恶，使得“民不堪命”。宦官侯览有了权，强夺人民田宅财产，“仆从宾客侵犯百姓，劫掠行旅。”灵帝时，“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姻亲宾客典据州郡，辜榷财利。”（《后汉书·宦者·张览传》）。
梁冀专横时，他还拉拢一部分宦官，构成外戚宦官联合把持政权的局面。《后汉书·朱穆传》：“冀……放纵日滋，遂复赂遗左右，交通宦者，任其子弟宾客以为州郡要职。”
光和五年，诏公卿以谣言举刺史二千石为民蠹害者。时太尉许戫、司空张济，承望内官，受取货赂，其宦者子弟宾虽贪污秽浊，皆不敢问，而虚糺边远小郡清修有惠化者二十六人。吏人诣阙陈诉。”（后汉书·刘陶传》）。
桓帝时，刘瑜上书言：“今第舍增多，穷极奇巧，掘山攻石，不避时令，促以严刑，威以法正。民无罪而覆入之，民有田而覆夺之。州郡官府，各自考事，奸情赇赂，皆为吏饵。民愁郁结，起入贼党，官辄兴兵诛讨其罪。贫困之民，或有卖其首级以要酬赏。父兄相代残身，妻帑相见分裂。穷之如彼，伐之如此，岂不痛哉！”（《后汉书·刘瑜传》）。政治腐败，人民穷困到自卖首级，人间惨象，竞至如此！
盖勋，“初举孝廉，为汉阳长史。时武威太守倚恃权势，恣行贪横，从事武都苏正和案致其罪。凉州刺史梁鹄，畏惧贵戚，欲杀正和以免其负。”（《后汉书·益勋传》）。
《后汉书·盖勋传》：“灵帝召见，问天下何苦而反乱如此。勋曰：倖臣子弟扰之。时宦者上军校尉蹇硕在坐，帝顾问硕，硕惧不知所对。……拜京兆尹。时长安令杨党，父为中常侍，恃势贪放，勋案得其臧千余万。贵戚咸为之请。勋不听，具以事闻，并连党父。有诏穷案，威震京师。”
《后汉书·刘祐传》：“迁祐河东太守。时属县令长，率多中官子弟，百姓患之。祐到，黜其权强，平理冤结。”《魏朗传》：“迁彭城令。时中官子弟为国相，多行非法。朗与更相章奏。幸臣忿疾，欲中之。会九真贼起，乃共荐朗为九真都尉。”
好官虽有，但为数甚少。在贪污腐败之汪洋大海中起不了什么作用，有功者反多见诬。范晔在《张法滕冯度杨列传》论中慨叹之曰：“安顺以后，风威稍薄，寇攘寝横，缘隙而生，剽人盗邑者不阕时月，假署皇王者盖以十数。或托验神道，或矫妄冕服。然其雄渠魁长，未有闻焉。犹至垒盈四郊，奔命首尾。若夫数将者，并宣力勤虑，以劳定功，而景风之赏未甄，肤受之言互及。以此而推，政通难乎以免。”例如苏章，“顺帝时，迁冀州刺史。故人为清河太守，章行部案其奸臧。乃请太守，为设酒肴，陈平生之好甚欢。太守喜曰：人皆有一天，我独有二天。章曰：今夕苏孺文与故人饮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遂举正其罪。州境知章无私，望风畏肃。换为并州刺史，以摧折权豪，忤旨，坐免。隐身乡里，不交当世。”《后汉书·苏章传》）。
摧折权豪，竟忤旨，竟坐免官。
地方政治为权门贵亲子弟所把持，贪污腐败如狼牧羊。朝廷也是一样。大权握在外威宦官手里，三公群卿多为贪生畏死之人，贪恋地位、俸禄。对权臣中官，只知唯唯听命。顺帝时，朗顗上书说：“三公上应台阶，下同元首，政失其道，则阴阳反节。……而今之在位，竞托高虚。纳累钟之奉，忘天下之忧。栖迟偃仰，寝疾自逸。被策文，得赐钱，即复起矣。何疾之易，而愈之速！以此消伏灾眚，兴致太平，其可得乎？”（《后汉书·朗顗传》）。三公如此，朝廷大官无不如此。正如前面所引述顺帝时，“大臣懈怠，朝政多阙”，尚书仆射虞诩上疏说：方今公卿以下类多拱默。以树恩为贤，尽节为愚。至相戒曰：白壁不可为，容容多后福。
在这皇帝昏庸，外戚宦官当道，忤违宦官外戚的被杀害，一批批志节之士被冤死的环境和时代，在群众中产生以“尽节为愚”也就是很自然的了。在某些方面说，这也是个性的觉醒。反传统思想意识的思想意识，于焉滋生。
贪污得来的钱拿去贿赂大官，就可受推荐更加升官。顺帝时，有个“邵陵令任嘉，在职贪秽，因迁武威太守。后有司奏嘉臧罪千万。征考廷尉。其所牵染将相大臣百有余人。伦乃上书曰：“臣闻《春秋》诛恶及本，本诛则恶消。……今任嘉所坐狼藉，未受辜戮。猥以垢身，改典大郡。自非案坐举者，无以禁绝奸萌。”（《后汉书·儒林·杨伦传》）。
皇帝也公开卖官卖爵。安帝令“吏人入钱谷得为关内侯、虎贲、羽林郎、五大夫、官府吏、缇骑营土，各有差。”（《后汉书·安帝纪》）。灵帝的生母董皇后，“窦太后崩，始与朝政，使帝卖官求货，盈满堂室。”（《后汉书·皇后·孝仁董皇后纪》）。安帝卖的官，还是小官，灵帝就公开卖大官了。灵帝假借助重修宫殿的名义公开卖官。公卿二千石，皆有定价。公千万，卿五百万，大郡郡守至二三千万。专开西邸作卖官议价的地方。被任用的官，须先到西邸议价，才能上任。《后汉书·灵帝纪》：“是时，段颎、樊陵、张温等，虽有功勤名誉，然皆先输财货，而后登公位。崔烈因傅母入钱五百万，得为司徒。及拜日，天子临轩，百僚毕会。帝顾谓亲倖者曰：悔不小靳，可至千万。程夫人于旁应曰：崔公冀州名士，岂肯买官，赖我得是，反不知姝邪？于是声誉衰减。”
桓帝时，出现政府发不出官俸的现象。皇帝不是采取精简政府部门沙汰冗员办法，而是不发官俸。《后汉书·桓帝纪》：延熹三年九月丁亥，“诏无事之官权绝俸，丰年如故。”第二年七月，又“减公卿以下俸，貣王侯半租。”并“占卖关内侯、虎贲、羽林、缇骑营士，五大夫钱各有差。”五年八月，又“诏减虎贲、羽林住寺不任事者半俸，勿与冬衣；其公卿以下给冬衣之半。”注引《东观记》说：“以京师水旱疫病，帑藏空虚，虎贲、羽林不任事者住寺，减半俸。据此，谓简选疲弱不胜军事者，留住寺也。”这年冬天，以武陵蛮叛，出兵征讨，又“假公卿以下俸，又换王侯租以助军粮，出濯龙中，藏钱还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