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换的最古老的形式，是以物易物。在氏族部落时代，就已有以物易物的交换存在。

　　逐渐出现一种物品成为各种物品交换中的媒介，各种物品的价格都由这种物品来衡量。这种物品起了货币作用，而且逐渐成为货币。这种成为货币的商品，通常都是人人喜爱的装饰品或最常使用的生产工具。

　　中国最早使用的货币是贝。周金●卣铭文有：“遽伯●作宝[阝奠]彝，用具十朋又四朋。”●卣大约是周成王时代的器物。这个铭文说明，周时已用贝作货币。贝在甲骨文中也常见，可能贝在殷商已用作货币了。

　　周景王曾铸大钱，《国语·周语下》：“景王二十一年将铸大钱，单穆公曰：不可。……王弗听，卒铸大钱。”但这些文书所载，究竟有多大真实性，已很难考定。出土的实物，最早的不过春秋早期，出土的大量的金属货币是战国时期的。可以肯定的说，春秋战国之际，是金属货币猛然流通的时期。这和当时商业交换的发展是一致的。

　　春秋战国时期各地流通的货币有刀、布、钱和爰金。刀的流通地区以齐国为主。随着齐国商品交换的发达，刀的流通地区扩大到赵、燕（今山西、河北）并远及辽东和朝鲜北部，布的流通【133】地区，是黄河中游地带。这地区内有卫、郑、晋、宋等诸侯国，是商业交换发展的地区。《诗·卫风·氓》“氓之蚩蚩，抱布贸丝”，所抱的布不是布匹的布，而是货币的布。圜钱比较后起，它的流通地区是刀、布流通的地区。爰金是楚国的货币，在楚国地区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流通。（参看王毓铨教授《我国古代货币的起源和发展》）。

　　交换的出现和发展，促使货币产生；货币的使用和流通又方便了交换，促使交换发展。

　　春秋战国之际，随着商业交换的发展，经济性质的城市也兴起了。水陆交通也发展起来。在水陆交通的枢纽地区的城邑经济性质的城邑兴起和发展的特别迅速。最突出的例子，是陶的兴起。

　　春秋以前，诸侯国家多是些城邦小国，以城邑为中心加上附近的郊野就构成一个国家，国与国之间就是些荒野。但国与国之间的道路总是有的。据《国语·周语》所载，西周时期对道路的修整和沿途馆舍的修置已加注意，道路两旁都种植树木。这可能有春秋时期对道路的理想的影子，但像《尚书·酒诰》所说，妹土地方的人既然“肇牵车牛，远服贾”，牵着车牛到远处去交易，道路总是有的。

　　春秋时期，各国国君盟会频繁，战争频繁。他们盟会、战争所走的路线，大约也都是各国的交通道路。秦国军队经过周去偷袭郑国的道路，也正是郑国商人去周地作生意的道路。不然他们就不会相遇。郑国地处中原，商业发展也比较早，也是各国间交通的枢纽。郑国商人可以南贾楚，北贾晋，东贾齐，西贾周，想是以郑为中心有交通道路通往各地的。在晋楚争霸时期，无论郑国怎么反对战争，都无法摆脱的牵连进去，这和郑国地处南北交通的枢纽不无关系。

　　当时陆路上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车，无论战争还是经商运转货【134】物，主要都是用车。为了行车方便，各国都重视道路的修整。周定王时（公元前606—586年）单襄公奉使自宋去楚，路过陈国，见陈国道路不修，馆舍不整，就断定陈要亡国（见《国语·周语》）。鲁襄公三十一年，郑子产到晋国，曾称赞晋文公为盟主时“司空以时平易道路”（《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这都说明当时对于修整道路的要求。（参看史念海教授《春秋时代的交通道路》，见《河山集》第67—81页）。

　　在古代，水路交通是远比陆路为重要的。江、淮、河、济是四条大水，在今河南、山东、安徽、江苏北部又有汝水、颍水、菏水、泗水。春秋末年，邗沟的开凿，连通了江、淮；邗沟向北伸展的运河又把江、淮、河、济、菏、泗连接在一起。这些水道和运河构成一个水路交通网。（参看史念海教授《释〈史记·货殖列传〉所说的“陶为天下之中”兼论战国时代的经济都会》，见《河山集》第110—130页）。

　　战国时期，各国间的交往和贸易关系更加频繁，交通也更为方便。水陆两路的运输量已相当可观。杨宽教授根据鄂君启节铭文，认为当时“在运输的通行证上明文规定陆路以五十辆车为限，水路以一百五十只船为限，说明战国中期以后官僚和商人陆运或水运的物资，数量已经很大了。”（《战国史》1980年第2版第93页）。

　　直到春秋初年，城邑的规模还是不大的。《左传》隐公元年：“祭仲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叁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礼也。”杜注以为“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墙，长三丈，高一丈。侯伯之城，方五里，径三百雉。故其大都不得过百雉。”照杜预的解释，侯伯之城，也就是侯伯的国都，直径是三百雉，京是郑的大邑，大都不过叁国之一，就是说不超过百雉，这正是所谓“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百雉是指的城的直径，就一边之长，不是周围的长【135】度。直径百雉的城，也是非常小的，城邑之中也容不了多少人口。

　　战国时，城邑人口大大增加。赵奢曾说，古时的“城虽大，无过三百丈者，人虽众，无过三千家者”，而他那时候（即战国后期），“千丈之城，万家之邑相望也”（《战国策，赵策三》）。

　　春秋以前的城邑，是居民点，是贵族住宅所在地，是宗庙所在地，有为贵族服务的小手工业。春秋战国时期的城邑，逐步有了市，城邑的性质，除政治性以外，慢慢有了经济意义。战国时期，商业成长起来，出现了一些大的商业城市。临淄、邯郸、阳翟、洛阳、郢、大梁等都是诸侯国的国都，也都是一地区商业集中的城市。其中临淄商业城市的性质特别显著。齐国有鱼盐之利，又有发达的纺织业，临淄自然成为鱼盐、纺织品的集散地。临淄城集中了众多人口，热闹非常。《战国策·齐策一》记载苏秦的话说：“临淄之中七万户。……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蹹踘者。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连袵成帷，举袂成幕，挥汗成雨。”这虽然是战国策士们的话，不免夸大，但说明临淄是当时一个繁荣富实的城市，大约是没有问题的。

　　陶是春秋晚期开始发展起来的一个纯经济性的城市。它不是任何国家的政治中心。它不是以政治发展起来，而是靠经济兴起。陶居于济水南岸，邗沟、鸿沟等运河的开凿，使陶在地理位置上“居天下之中”，水陆交通四通八达。春秋末期，大政治家范蠡退隐之后，在陶经营商业，十九年中，三致千金，……遂至巨富。战国时期，陶是各国争夺的目标，原因就是它的财富引人垂涎。战国时人常常说到午道。汉人郑玄解释，一纵一横谓之午。午道大约是指扼据交通要道的十字交叉的地方。杨宽教授认为战国时期，“在魏赵齐等国之间有着许多交错的交通大道，当时通称为午道。”（《战国史》1980年第二版第92页）。史念海教授【136】认为“就当时的情况来研究，这一纵一横的地方当是指陶而言”（《河山集》第119页）。齐魏秦魏都曾为争夺陶而战，后为秦占去。陶和秦一东一西相距甚远，而秦却争这块飞地，这说明陶这个经济繁荣的城市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