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换活动起源是很早的。在氏族部落时期，部落与部落之间【127】就有交换活动。最早的交换形式是以物易物。交换的物品大多是此地生产别处不生产的各地土特产。中国古老的传说，说神农氏时，“日中为市”。神农氏不一定有其人，但是日中为市是有它的历史实际的。
就周来说，西周初年就有商贾活动。《尚书·酒诰》：
“妹土，嗣尔股肱，纯其艺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长，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
《酒浩》是周武王对妹土居民的书诰，鼓励妹土居民搞好农业，也搞好贸易，牵着牛车到远处去经商。妹土，原是商的都邑；妹土的居民，大约是殷人为多。我们知道殷人是早有交易活动的。
《诗·大雅·瞻印》：“如贾三倍，君子是识。”《瞻卬》是幽王时诗。诗反映西周后期民间的交易活动。《瞻卬》说到交易的中间人。在买卖中居间的贸易活动，利润是很高的，到了“如贾三倍”的程度。交易活动利润之高，引起周王的羡慕，周厉王用荣夷公由王室专利。此事引起大夫芮良夫的反对。他说：“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载也，而或专之，其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将取焉，胡可专也？所怒甚多而不备大难，以是教王，王能久乎？……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国语·周语》）。厉王学专利的内容，已不可知。从芮良夫的话里，知道专利必是垄断一切有利可图的百物间的交换。应当重视的是：这个利是很多人都有份的，谁要想垄断，定要遭到众多的反对，被骂作盗。周王要专利，也必然“所怒甚多”，出现“大难”而不“能久”。这反映了求利的人，作商业交易活动的人，在政治上、社会上已经有了相当的潜在势力，使贵族们已经看到有所顾虑了。
春秋以前的商业交换活动，基本上还是些远距离的各地土特产和装饰品的交换，在整个社会经济生产和生活中还没有地位。应当说，春秋以前的社会还是十足的自足自给的社会。一个部落，【128】一个氏族，一个小地区就是一个自足自给的生活区域。每个这样的小区域，都生产他们自己生活上所需要的物品。农业是主要的生活来源，手工业又多半是和农业结合在一起的。《老子》书里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思想，多少反映了春秋以前和更古时代的社会情况。
商业交换活动的显著发展起来，是春秋战国之际开始的。
山东半岛地区是古代商业交换活动出现比较早的地区。可能早在西周初期这地区的鱼盐之利和纺织业已经比较活跃。春秋时期更加发展，成为齐国富强、桓公称霸的物质基础。《史记·货殖列传》说：
“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潟卤，人民寡。于是太公劝其女功，极技巧，通鱼盐，则人物归之，襁至而辐凑。故齐冠带衣履天下，海岱之间敛袂而往朝焉。其后，齐中衰。管仲修之，设轻重九府，则桓公以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是以齐富强以至于威、宣也。”
郑、卫中原地区，商业交换活动的出现也是比较早的。《左传》昭公十六年有这样一段故事：
“韩子买诸贾人，既成贾矣，商人曰：必告君夫子。韩子请诸子产曰：日起请夫环，执事弗义，弗敢复也。今买诸商人，商人曰必以闻。敢以为请。子产对曰：昔我先君桓公与商人皆出自周，以艾杀此地，斩之蓬蒿藜藋而共处之，也有盟誓以相信也，曰：‘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恃此质誓，故能相保，以至于今。今吾子以好来辱，而谓敝邑强夺商人，是教敝邑背盟誓也。毋乃不可乎？”
这段记载说明，郑园地区商业交换活动由来已久，在西周后期郑桓公受封时他所带领东出的商族人中就有作商贾活动的。这一部分商族人有经营商业交换活动的传统，到春秋后期子产时期【129】他们还经商。他们所保有的宝货，仍是一国大贵族所垂涎的。
《左传》还载有两个大商人的活动，这两个大商人也都是出自郑国。一个叫弦高，他曾由郑国到周去作生意。僖公三十三年，秦国出兵偷袭郑国，“及滑，郑商人弦高将市于周，遇之。以乘韦先牛十二犒师。……（秦将）孟明曰：郑有备矣，……吾其还也。灭滑而还。”
另一个是到楚国作生意的郑国商人。此人在历史上没有留下名字。他在楚国经商时，曾想营救被楚人俘去的晋国大贵族荀罃。这段故事见《左传》成公三年：“荀罃之在楚也，郑贾人有将寘诸褚中以出。既谋之，未行，而楚人归之。贾人如晋，荀罃善视之如实出己。贾人曰：吾无其功，敢有其实乎？吾小人，不可以厚诬君子。遂适齐。”
这些大商人的活动，都出在郑国。两个商人活动范围很广。弦高是从郑到周，另一商人却是南到楚北到晋东到齐。他们在政治上都很有地位。弦高能冒充郑国的代表去犒秦师，他一定有条件使秦国的贵族相信。另一商人能参与援救荀罃的活动，也一定在楚国的贵族中有广泛的联系。他们政治活动的基础来自他们的经济力量。这些商人已不是弱者了。把这些商人活动联系起来看，也使我们知道周代前后几百年中，郑国地区是一个商业交换很活跃的地区，出现了不少大商人。
靠近郑国的卫国，也是一个商业交换比较活跃的地区；卫国在春秋早期曾一度为狄人所灭。靠齐国的援助，才得复国。卫文侯迁往楚丘，采用“务材训农，通商惠工”（《左传》闵公二年）政策，不久就复兴起来，足见工商在卫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而这地位是有传统的，不是卫文侯开创的。“氓之蚩蚩，抱布贸丝”（《诗·卫风·氓》）的诗篇，就产生在卫国。
晋国初建时不算大国，但它和戎狄为邻，戎狄地区的物产多通过晋国和中原地区贸易。这很重要。这和晋国后来发展为春秋【130】时期的富强大国，成为战国七强中的三强（韩、赵、魏），不无关系。《左传》襄公四年记载，山戎族“无终子嘉父使孟乐如晋’因魏庄子（魏绛）纳虎豹之皮以请和诸戎。”魏绛因之向晋侯陈说与戎族和好的利益。他说：“和戎有五利焉。戎狄荐居，贵货易土，土可贾焉。一也。”无终子嘉父以虎豹皮请和，魏绛说和戎有五利，其一就是“土可贾焉”。这都透露了晋在和戎人的贸易中大获其利。
在周的封国中，鲁、卫、郑初封时都是大国，春秋后期都逐渐衰落了，而边地的国家，如晋、秦、楚、齐等，都发展成大国强国。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而又各有具体情况，但总的说来恐怕也和他们控制着对边疆民族的贸易有关系。郑国夹在晋、楚两霸之间，吃了不少窝囊气，但它能比中原其他国家如陈、蔡多维持了一个时期，这和郑国居天下之中，挽四方商业交贸的枢纽，国家经济力量比较厚实，也可能不无关系。
春秋时期，诸侯国家“遏籴”“壅利”的政策已成为各国间经济活动的阻碍。鲁僖公九年（公元前651年），齐桓公在蔡丘大会诸侯，到会的有：鲁、齐、宋、卫、郑、许、曹各国诸侯，周王也派人参加。订立的盟约中，就有两条规定：“毋忘宾旅”、“毋遏籴”（《孟子·告子下》）。一百年后，鲁襄公十一年（公元前562年），鲁、晋、宋、卫、曹、齐、莒、邾、滕、薛、杞、小邾、郑在亳订的盟约中又规定：“毋蕰年”、“毋壅利”（《左传》襄公十一年）。两次参加会盟的国家，多在今山东、河南、山西南部、河北南部、安徽北部，所谓中原地区。会盟的规定，反映这一地区经济生活的要求。它要求不要以国界限制人们生活中需要的物资的流通。
春秋战国之际的商业交换活动，在两个方面发展，一个方面是远距离的货物的运输，这可以叫作线状发展；一个方面是一区域内的货物的分散，这可以叫作网状发展。方代的商人，有时称【131】作商，有时称作贾。郑玄说：“行曰商，处曰贾”（《周礼·天官冢宰·太宰》“以九职任万民”下注）。
早期的商品，多半是各地的土特产。这些土特产通过交换变成商品。春秋战国之际，远距离的各国的交换，多半都是各国的土特产。楚国的木材、皮革，就远输到晋国。《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楚国使臣声子自晋还楚对楚令尹子木说：“杞梓皮革，自楚往也；虽楚有材，晋实用之。”晋国的杞梓皮革，是从楚国去的。杞梓皮革，是楚国的特产，经过运输交换变成商品。大商人弦高和另一不知名的曾南贾楚、北贾晋、东贾齐的郑国大商人，就是一些土特产的运输者和买卖者。
春秋末年，大政治家范蠡退隐后在陶经营商业。《史记·货殖列传》说他在陶的活动：“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而叹曰：计然之计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于江湖。变名易姓，……之陶，为朱公。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乃治产，积居，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故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后年衰老而听子孙，子孙修业而息之，逐至巨万。”范蠡是个坐商，囤积居奇，看机会买进卖出以谋大利。
孔子弟子子贡，也是陶的附近曹鲁地区的一个大商人。《史记·货殖列传》说他的活动：“子贡既学于仲尼，退而仕于卫，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七十子之徒赐最为饶益。原宪不厌糟糠，匿于穷巷；子贡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夫使孔子各布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子贡是个坐商又兼行商。他一方面“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一方面又“结驷连骑，束帛之币以聘享诸侯。”
商业交换活动的发展水平，已能提供素材总结出一套市场价值和货物经营的理论。与范蠡同时的越国大臣计然，是一个大理【132】财家、经济学家。他的经济理论，就是从市场商业交换中总结出来的。他说：“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物勿留，无敢居贵。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残。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史记·货殖列传》）。没有相当发展的商业交换经济作基础，没有相当精细的观察和经验积累，是不可能产生计然这套理论的。范蠡说他经商是在计然思想指导下进行的，是可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