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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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言学多主其和合会通处，西方人言学则多言其分别隔离处。如言心，西方人指人身胸部，主血液流行之心房言。头部之脑，则主知觉与记忆。中国人言心，则既不在胸部，亦不在头部，乃指全身生活之和合会通处，乃一抽象名词。又人心必通于外以为心，非可脱离外面分别独立为心。西方主心通物，中国则更主心通心。如通于幼以为心，则为父母之慈。通于老以为心，则为子女之孝。此心又可上通天地，旁通万物，相与和合，成为一气。理在气之中，亦即在心之中。故宋儒又言心即气，不言心即理。理即于心上见，但非心即理。此心所见之理，又称性，故曰性即理。今国人译西方心学为心理学，此亦失之。
西方人言心，指其分别隔离处言，故在西方心理学中，情非其要。西方哲学根本不言情。心与心各别分离，故亦不言爱。其言爱，仅两处。一曰男女之爱，又一则爱上帝。上帝爱万物，乃以上帝之心爱及万物。即父母，亦推上帝之爱爱之，非己心直接之爱。除此各别心理外，乃有群众心理，与变态心理。实则变态心理乃是一种病态心理。中国人言及人生大道必本于心，此等心应属理想心。孔孟儒家庄老道家莫不皆然。宋明理学家中陆王特称为心学，所言亦属理想心。而陆王亦不失为一理想人物。西方如佛洛伊德，主张变态心理。即其本人，亦仅为一心理学专家。求其用心，亦终不免有病态变态处，绝不得称之为人类之理想心。
中国人言心，则与西方大异。西方心理学属于自然科学，而中国心理学则属人文科学。何以必亦称之为科学，以其亦据人生种种实际现象言，有实际材料可证可验，故当称之为科学。惟一重自然，一重人文，斯不同耳。实则人文亦是一种自然，西方则从自然推言及人文，中国则从人文推言及自然，先后轻重缓急又不同。
西方人言心仅属人身之一部分，其身与外面接触，则有种种欲，亦有种种所不欲。所欲则迎之，所不欲则拒之。其实西方自然科学之种种发明，皆与此有关。中国人则认心为一身之主，故身之所欲所不欲，转属次要地位。而心之所欲所不欲，则更属主要地位。中国之人文科学，乃由此而建立。
心之主要所欲，则在心与心相通。固亦求他人之心通于己心，故父母之慈，即求其子女之能孝。但更直捷更重要者，则为求己心之通于他人之心，故父母即贵能慈，子女之能孝与不孝，则在所不计。中国五伦之道尽是矣。己心通他心，此心即安乐，是为小康。人心尽得相通，举世大安乐，此即为大同。要之，尽在一心。今人好言交通，有道路交通、有海洋交通、有空中交通，实则皆器物之通。而心与心不相通，此则仅增苦痛，酿大乱，无多益矣。
欲求心与心相通，先求己心自相通。如目视耳听，当求外面色声之相通。朱子所谓格物致知是矣。中国人言风景，亦即声色相通之一境。倘己心不能通外物，即己心一苦恼。心有苦恼而向外求解放，则目更欲多视，耳更欲多听，外面之声与色更复杂而难通，而此心之苦恼乃更甚。又如婴儿心、幼童心、成年心、中年心、老年心，随年岁之日长而不同。自己一心先后不相通，斯亦一苦恼。逮其为幼童，已觉往年婴孩心要不得。逮其为成年，又觉往年幼童心要不得。逮其为中年老年，乃觉往年心尽要不得。在己无一贯之心，则亦无一贯之生命，乃惟求变求新，则到底惟一死，亦惟苦恼终生矣。故自然科学对物质界之所发明，凡以满足人身之所欲者，其总结果则只为增此心之苦恼。人必有死，而此心终未得安乐，则惟有求之死后灵魂上天堂。故西方宗教虽与科学相冲突，但科学尽发明，而宗教则终不可废。
中国人亦求心与物通。食而饱，衣而暖，卧而得睡，身无多求，则心已安而乐。自生迄老，此心始终相通。果其生安而乐，则死乃休而息，斯亦可无他求矣。此非最高之宗教信仰，最切实际之科学发明而何？一天人，合内外，惟以此心为之主。此为中国人之心理学，即宗教，即科学，而吾道一以贯之矣。若言哲学，此非一最好之人生哲学乎？而形而上学以及知识论诸端，亦可包括无遗矣。
中国文学主要亦为自达其一心之情意。学文学者，主要亦在以己心上通于文学作家之心。如屈原《离骚》，此非自达其己心之情意乎。读《离骚》者，亦贵能对己心情意自修自养，以上通于屈原之心之情意，《离骚》之可贵在此。宋玉学屈原为辞，然宋玉所自达其心者，则不如屈原之心。故宋玉之辞，其意义价值终不能与屈原相比。即就屈原宋玉两人言，而中国文学之大本大源及其意义价值之所在，亦从可见矣。
中国此下诸文集，不论辞赋，或诗词，或文章，苟属上乘之作，后之读其集者，为之编年，成一年谱，可从以见此作者之生平，即见其内在一心之所蕴。而文学乃通于史学，实亦即中国一种最高值得研究之心理学矣。故中国史学必先重人，重其人之心。全部中国史实，亦可称为一部心史。舍却此心，又何以成史。
次言艺术，凡艺术应皆寓有心，尤其以中国艺术为然。如音乐，自古诗三百首以下，中国文学即与音乐相结合。直至挽近世之平剧，如唱《四郎探母》，即唱出四郎之心。如唱《三娘教子》，即唱出三娘之心。故舞台歌声亦即心声。即非歌唱，伍子胥离楚去吴，遇一掌渡老人，向之求渡。又遇一浣纱女，向之乞食。此两人皆投水自尽，俾使子胥心安。为人谋而不忠乎，此等故事，虽非义理之深，显自孔孟传统来，则亦可谓剧心即儒心矣。又如"客有吹洞箫者"，其声呜呜然，此箫声即此客之心声。"长笛一声人倚楼"，此笛声亦即此倚楼者之心声也。中国人之歌唱与吹奏，每以一人之独歌独吹独奏为主，以其易见此歌唱吹奏者之心。而合唱合奏，则其所重转在声，乃较非中国音乐之所重。
次言绘画。中国人画山水，贵能画出作画者心中之山水。如画禽鸟花木，亦贵画出画家心中之禽鸟与花木。故其所画之山水禽鸟花木，实即不啻皆画者之心，则绘画亦与文学相通。如梅兰菊竹四君子，诗人所咏，即画家所绘。心相通，斯文学绘画亦无不见其互相通。故中国人作画，每题曰写意，非专画外界之物，乃兼画一己意中之物。此亦见心物之相通。
次言书法，乃中国特有之艺术，而书法尤见画家之人品与性情，即书家之心亦随其书而见。故必知如何养心，乃知如何作字。而练习书法，亦为中国人修心养性一妙道。更有进者，中国有文房四宝，造笔造墨造纸造砚，亦见中国之科学。而造此笔墨纸砚之四者，未必兼能书法，而能通书家之内心所求，遂以成文房之四宝。则中国科学与中国艺术相通，而其本源则贵通之于一心。故国人每称神通，文房四宝之为艺，亦一神通矣。其他器物之创制莫不然，兹不详论。
然人心终有一大分别，今当称之曰自然心与人文心。世界自有人类，其先为自然人，其心则亦为自然心。人类进步而为文化人，则其心亦为人文心。人之有心，实有其悠久之生命，即由自然心而演进为文化心，即此悠久生命之过程。直至近代，人之初生，婴孩心实即自然心，而人文心即植根于此。必善加养护，俟其成长，乃得人文心之日趋于稳定而舒展。然人文心仍是一自然心，非能离于自然心而别自成心。中国希贤希圣希天之学，则即指此而言。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大人心乃一文化心，赤子心则仍为一自然心。人类文化亦由自然来，亦不能脱离自然。文化心即自然心之完成。今人则必依西方观念，谓人文演进一切可战胜自然。人文而战胜自然，与人文之从自然生长，其义大异矣。
宋儒张横渠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若谓天地亦有心，此乃一种自然心。为天地立心，则立此人文心。人类本听命于天地之自然心，今则当使其听命于圣贤之人文心，而圣贤心实即自天地心生长而来。故圣贤之为生民立命，实仍即是天地之命。此即继往圣之绝学，开万世之太平，而横渠所言，则更为明显。中国往圣之学，最先即为孝弟。有子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人当婴孩，以至于为幼童，必在家中为子弟。使于此时即教以孝弟，他年成长，此孝弟之心，即仁心之本。孝弟之心，亦可谓乃自然心与人文心之接榫处。及其长成，乃为仁心，即见仁道，即大群心相通，而始可跻一世于大同。
人自婴孩，迄其未成年前，只在家中，日常相处，惟父母兄弟姐妹，五人至八人之间，极单纯、极亲切，心与心通，易真诚、易深厚，此即孝弟之心为将来成年后处世人文心之基本。中国儒道教人，亦惟此为主。故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道一贯。而修身之要，则曰正心诚意，亦即此孝弟之心意而已。父母兄弟各不同，则何以正此心，诚此意，须能格物致知。所以求知，亦为此内在之一心，此诚中国儒家教人大道所在。释主出世，老主遁世，惟皆不驰心外物，而近在人道，故同主心与心相通。但其相通之幅度则狭，不如儒家之广大。其相通之着点则低，不如儒家之高明。但其主心与心相通则一，故均得成为中国文化一支派。
今则工商社会人事日繁，婴孩即送托儿所，又送幼稚园。日常接触可数十百人，既不单纯，又不亲切。及进入国民小学，教师同学可达数百千人。又分科为教，上自天文，下至地理，旁及万物，几乎尽可纳入教课之内。此心分驰于外，对物对事，日不暇给。其对人，亦无怪其感情之日趋淡薄。则中国人所重视之此一番人文心，乃终无以培养，不见茁壮，何能成熟。故今日世界主要仍为一人与物相交之自然世界，其次始为一人与人相交之人文世界。而其心则毋宁群以第一世界为重，第二世界为轻，此实今日世界之真情实况，而其本源则从西方文化来。国人亦竞相趋附。固有传统，则置不再问。此亦以人心为其主要之关捩。
何以转移挽回此心？主要则在发扬中国之心理学，重加阐申。好在此心已传递四五千年，又非悬空立论，各有实事实物作为证据。如研究艺术，观一剧，唱一歌，绘一画，临一帖，赏玩一古器物，皆可重获吾心，如游子之返其家，其安其乐，有不期而自至。其次则治文学，一诗一词，一曲一文，反复朗诵，吾心如即在其内。再次则读史读经，以及百家集部，乃无不可反己以自晤吾心。即如释家佛典，中国人心亦多有在其内者。得一门而入，斯吾心亦当如久别老友之重逢矣。
中国古人施教，自小学以至大学，自其居家为子弟始。今则斯文道丧，欲加挽回，当转自老年人始。中国之心学，本老幼皆宜。年之已老，既已谢绝人事，退居在家，与世无争，一切艺术诗文本亦为娱老之资。老年无聊，一加涉猎，不须具大资本，不须耗大精力，借此自娱，或亦可为转移国运之初机，亦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之幼芽新萌矣。此固无害于举世之竞务外物，仅为老年人图心安心乐，又何不可之有。亦有少年老成，亦有中年遭挫折，退而为此。韩信集市人而战，如此则更易成军矣。余日望之！余日望之！
2
《中庸》言："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达此境界，岂非一最理想之宇宙，同时亦一最理想之人生。而工夫则只在此心之喜怒哀乐上用。西方人言心，分智情意为三。哲学则专用理智，情感不得屏羼入，意志亦须在探求得真理后始定，故西方哲学不讨论喜怒哀乐。
西方心理学实为物理学之分支，倘谓其亦涉及生理，实只以身为主，身亦一物，则生理仍不脱物理。故喜怒哀乐亦从物理上来讲究，在西方心理中，不占重要地位。
中国人言喜怒哀乐，则从心上来讲究，而又兼及发与未发问题，则更见与西方思想之大不同处。西方思想侧重在空间，柏拉图榜其门非通几何学勿入吾室，几何学则只是一空间形象。直至近代爱因斯坦始创言四度空间。然亦只以时间一度加入空间三度中，依然偏重在空间。中国则时间属天，空间属地，时间观更重于空间观。发与未发，即在时间观上生出分别，但亦兼寓有空间内外之分别。
程明道言："我之喜，以物之当喜。我之怒，以物之当怒。"但此乃指心之已发言。在外面未遇当喜当怒之物，吾心之喜怒未发，但亦不得谓吾心本无喜怒。然则当其未发，将谓之何？《中庸》所谓未发之谓中，朱子释此中字为不偏不倚。以其未发，此心之喜怒哀乐既不偏倚在外面任何一物上，则其存于内而未发者，当至为广大，混然一体，无分别无边际可言，甚亦可谓之与天地同体。亦可谓天地亦本有喜怒哀乐，吾心之喜怒哀乐，乃本天地之自然而有，惟当其未发则无偏倚。果吾心先有偏倚，未见当喜之物，而设意寻求吾心之喜，未见当怒之物，而设意寻求吾心之怒，则吾心惟有向外面物上去寻求，而吾心乃失其大失其中失其存在。必寻求之于外物而始见心，未必与外物之可喜可怒者相当，则此心即陷于人欲，而失吾心之真与正，亦非得谓之即天理矣。人世祸乱，多由此起。
此心先能不偏不倚，遇外物来前，而此心始有喜怒之发，然又贵发而皆中节。节者，有其一适当之限度。但自另一面言之，亦即满足其所当喜当怒之限度，则限度实即是满足，此即天理矣。发而中节谓之和，不仅内心与外物和，一心之内亦自见和。吾心仍非有喜怒哀乐之别，其别只属在外之已发，而其存于内而未发者，则仍是一中。发与未发，中与和，仍属一体。不明悟得此未发之中，又何能掌握得其已发之和。亦可谓中是体，和是象。惟体又贵能即象以求。心如此，生命尤然。天地位，万物育，此乃宇宙大生命之象，而体亦存其内。
由喜怒哀乐进而言心，则心亦有发与未发之分。若谓凡心皆属已发，则成为仅有象而无体。无体之象乃是一假象空象，而非真象本象。明得象之必有体，斯即明得心之必有其未发。太极与阴阳之辨，即在此。太极又即是一无极。因其未发无象，即亦无体可见。无物，亦无心可见。然在体象心物之和合无间中，仍当悟得此一体一心之为其大本大源之所在。则虚而即实，静而即动，宇宙万物乃尽归于此一心一体，而可无所遗外矣。此在中国学术思想史上，当会通儒道两家而求之。道家偏喜言虚无，明得道家所言之虚无，乃始更易悟入儒家所言之实有。道家言浑沌，日凿一窍，而浑沌死。果能深思明辨，而浑沌仍不死，乃始见儒家之精义。
朱子《中庸章句》序，引《尚书》"道心惟微，人心惟危，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来发明《中庸》此中字，亦极具深义。人各有心，反求诸己，所谓人心者即见。中国人贵言道，而此心未必尽合于道。但道则必本之于心，未有违于人心而可以为道者。故人心之合于道者，则谓之道心，非别于人心之外而有道心之存在。道心即在人心中，惟隐藏难见，故曰微。若此心违于道，则但谓之人心，而此心则不易安定，故曰危。此微此危，只此一心。若近人只求进步，不知亦当有安有定不动不进之时与处，则此即一惟危之人心矣。精乃选择义，精选其合道之心则存之，剔减其未合道之心而去之。使此心无不合于道，则人心即道心，道心即人心，相与合一，即中即和，天地万物即位育于此矣。然此心之体藏于内，未与物接，则谓之中，不偏不倚，此始是心体。待其与外物交接，始见其心之用乃有和。中国人言养心工夫有如此。此在西方哲学及心理学中，皆不易得此意。
中国俗语言天地良心。心之良，即是道心。一部中国二十五史先圣先贤上乘人物无不可以天地良心四字说之。一部中国文学史，自诗骚以下迄与晚清，果其成为一上乘作品，亦无不可以天地良心四字说之。天则同此一天，地则同此一地，良心亦盈天地间同此一心而已。无此天地，无此良心。非此良心，亦将非此天地。一而三，三而一。此四字非宗教，非科学，亦非哲学，但亦可谓天属宗教，地属科学，心属哲学，宗教科学哲学之最高精义亦可以此四字涵括，而融通合一。亦可谓中国文化传统即在此天地良心四字一俗语中。近人提倡新文学，好言通俗，即此四字一俗语，非深得己心，又何以通之。此诚值吾国人之深思矣。
3
近代国人慕西化，亦好言自由。实则人生必具一身，身则是一物，其一切结构与作用皆必依物理学条件，无自由可言。西方人认脑为心，脑乃人身头部一器官，同是一物。故西方心理学实只是生理学物理学，不能离于身离于物而言心。中国人言心，非身上一器官，乃指此身各器官相互配合而发生之作用言。此一作用，乃可超于各器官，或说超于身，超于物，而自有其作用。
自体用观念言，西方人则可谓主身是体，心是用，用不能离于体。中国人则由用始有体，离用则体亦不可见。老子言："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车由何来，由人生之需求道路通行来。有此需要，而产生出三十辐共一毂之车。人由何生，乃由天命。天必命人有所作为而生人，一犹人之需求通行而制有车，故用在先，体在后。
西方人言天，则主言天体。中国人言天，乃主言天用。如言天命，即言天之动作，亦即言天之用。又言天之大德曰生，生是天之作用，而德为其本。但德亦非一物，非一体，实亦一用。中国人又言气，气亦非物非体而系用。故可谓西方主一实体的宇宙观，而中国则主一作用的宇宙观。故言德气，又言性气，但不言物气。中国人言心，必特重于其德性，而西方人则无此观念。
又如言道，即如一条道路。人需由此至彼，乃行出一条道路来。此一条道路，成为体，其实乃由人之需求通行之一作用来，是亦用先于体。
西方宗教信仰天堂有上帝。实则天堂仍是一体。上帝虽具绝大作用，其居天堂，仍是一体。上帝之一切作用，则全由上帝之体来。天堂中尚有无穷数之灵魂。此无穷数之灵魂，实皆各别为体。得罪降谪，下世为人，则人身外有灵魂，乃分两体。信仰上帝，好自修行，其身死后，灵魂重得上天堂，则灵魂岂不离其身而可自为一体乎。
但自西方宗教言，如上帝有其作用外，此无穷数之灵魂则仅一无所需求之存在，并无其作用可言。自西方科学言，则万物各有其作用，但只为供给满足人类之需求。而人类自身则除以万物为供给满足其所需求之工具外，其自身乃若无作用可言，而转见有反作用。其对万物之取得，自相斗争外，并有战胜自然征服自然之想望。人生本由自然来，战胜征服自然，岂不即如战胜征服自己。故又称自我突破，即称突破，即失去了自我，岂不为违情失理之尤。至于西方哲学探寻真理，此真理又当为限制束缚人类之自由者。人类本身无作用，则又何自由可言。其病皆在先求体，不得其体，一切乃无着落。
中国人言天，乃一作用。言人生，亦言有魂气，实亦一作用。而此等作用，其地位乃在体之上，不在体之下。在体之先，不在体之后。中国人言天神，亦言心神。神显是一种作用，而其地位则在物之上，或可言在体之外。物则只可言物体，不得言物神。
故中国人之宇宙观乃一动的宇宙观，乃一作用的宇宙观。人生分得此动与作用之一部分，人生实即只一心。心必依于身而表现，故其言人生主安分守己，又必主修身。换言之，人生乃在一大自由中分获一小自由。周濂溪言："主静立人极"，所谓静，即安守此一分小自由，而还通于大自由。所谓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是也。西方人实抱一静的不自由的宇宙观，故尚动进，尚自由，而种种人生苦恼乃由此起。
婴孩初生，食衣住行一切不自由，但有一大自由，即其能哭，其父母兄姐仅能供其需求。岂非人生即在自由世界中，只求其能安分守己，确为一婴孩而即得乎。人之耄老，食衣住行又不自由，但有子孙后辈侍奉供养，岂不仍是一自由。气中有理，则犹人生之各有其分，各有其己也。惟理则必通于气以成其理，犹己之必通于人以成其己，心则必通于他人之心以成其为心也。故人类之生，乃一大作用。如婴孩可以启发人之慈爱心，耄老可以启发人之尊敬心。果使人生无婴孩期耄老期，则全体人生将为之大变。如飞禽走兽，即无婴孩期耄老期。或虽有之，而为时极短暂，故禽生兽生与人生自不同。此即婴孩耄老之有其作用之一证，此即庄老道家所谓无用之用也。
中国人言人生多福。始自婴孩，终于耄老，胥可见矣。此福字犹如三十辐共一毂之辐字。有其限度，非共同会通于他辐，即不得成其用。又如幅字亦然。若单独一婴孩，单独一耄老，又乌见其有福。福从示，即神，即能通。如从心之愊，果能与人相通，则见为悃愊纯一之诚。若其固己自封，未能通于人，则成为心之郁结。又如逼字，相互向外，则惟见其相为逼迫，无以见自由。故人之自由，乃通于人与于人以为自由，非争于人取于人以为自由。老子言："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心与心相通之作用有如此。西方民主自由，乃下争于上以为自由。通商自由，乃我取于彼以为自由。在我则为自由，在彼则为逼迫矣。西方人不重安分守己，务求向外争取，则惟见一逼字。中国人能知安分守己，其心向内，则为一愊字。其能心与心相通，则为一福字。西方人生则不知一福字。即就文字学言，而文化大体亦可见。
故人生多福在能通人我。其能侍奉人供养人者亦是福。如父之慈子之孝皆是，故有婴孩，有耄老，即一家之福。范仲淹为秀才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忧天下之忧，此即其心之大通，此即其生之多福矣。中国人之人生哲学主要在此，其心理学主要亦在此。此即《大学》所谓在明明德，在亲民也。故中国人之言心，乃一大自由，大作用，而身则仅为其一工具。西方人则认心只为身之一工具，此则大异其趣矣。
（二）
中国人言宇宙，宇指空间，宙指时间。言世界，世指时间，界指空间。又言天地，则天指时间，地指空间。故中国人之自然观，乃是时空和合融为一体的。西方观念则重分别。时间空间，相异独立，而其视空间，一若更重于时间。柏拉图榜其门，非通几何，勿入吾室。直至近代，爱因斯坦始创为四度空间论，加入时间为空间之第四度，则仍重视空间可知。
西方人于自然，又主物质不灭论。分析又分析，直至最近，达于电子，仅是一动态，乃能非质。其动态分两型，曰阴电子，阳电子。于是质的自然，当改为能的自然。静的变成动的，时间性的重要当更甚于空间性，此颇近于中国人之言气。中国气字兼包动静，非有动而无静。又兼融质与能，非有能而无质。但易见者则在其动与能，非无质无静而仅为动与能，则中国观念对此一气字，依然是和合的，与西方观念重分别的不同。和合中非无分别，而专务分别，则将不见其和合之全与大。
今再言人体。中国常身心并言。亦可谓身属空间，乃物质的。而心则属时间，乃精神的。隔去时间，即不见有心。心于人身中见其动能，而不属人身中之任何一部分。心融全身之百体而见其能，但不能离体离物而自成其为能。西方人言心则专指人身脑部言。脑属物质，乃全身百体中之一体，即体以为能，是则乃限于身中之一体以为心。故西方人之心理学，依中国观念言，实只能称为物理学生理学，或竟可称之为脑理学，而不能超乎物与身与脑之上，别有一心。依中国人观念，心身一体，即心物一体。但此中国人之所谓心，西方人亦不能尽加以抹煞，于是遂于心与物又加以分别。在西方哲学中，乃有唯心论与唯物论。实则西方哲学唯心论之心，与西方心理学之心，显已有不同。而中国则断无唯心唯物之分。一如西方之四度空间，不能于空间外另见一时间，时间即附属于空间。中国观念则时间空间相和合，心与物相和合，而融成一体。中国人合言天地，天地亦和成一体。西方人言天亦犹其言地，天文学与地质学相类似，而别有一宗教信仰之天，则与其天文学所言之天有不同。此乃中西双方观念之大不同处。若以唯物为偏左，唯心为偏右，则中国乃不偏左不偏右，而是综合中立的。
中国人又称此曰太极。太极动极而静，静极复动，和合为一。此一太极，更无与之为对立者，故曰无极而太极。有与无，仍是和合为一。然则在西方最后分析所得之电子中，不见质，不见静。苟依中国观念，则电子中仍必有质有静，不能偏动偏能以为万物主。
西方有哲学有科学，皆从分别来。中国重综合，因此在中国学术中，乃并无哲学科学之分别而各成一专门。
最近三年前，在中国大陆发现了许多人体特异功能之事实，震动视听。尤以其反科学而确有此现象，不得谓之是迷信，而有待于科学上之新解释，遂成为大陆一时崭新一问题。
举其著者，如纸上书一字，卷成一团，纳入耳中，具特异功能者即能知此字。为何不用目视，能见字形，此诚一奇。又如取一书坐臀下，其人能知书中第几页第几行之第几字为何字。又如取衣上一纽扣置帽下，具特异功能者即能知系一纽扣，但已不在帽下。揭而视之，果已不在。问在何处，云在隔室桌上。往视，果然。后其人又言此物重在帽下，揭视则果赫然在矣。如此之类，举不胜举。西方科学心物相异，偏重物质空间，此等事诚属怪异。中国人向主心物和合成体，则外物移动，未尝与心无关。亦可谓此等同属心理现象，不必偏向物质上探求。但亦非专属心理学，须心理物理混为一体求之，庶可得解。
又具此特异功能者，皆出幼童，多在四五岁至七八岁之间，又多在女性。男性亦有之，与女性相比，约在四与六，或三与七之比。年渐长，则此能渐失。又试验时不能有多人在场，最多不得超十人，倘围观人多，即不验。又有时须无旁观，由一人为之测验。每一测验，此童必倍感疲劳，故其父母亦深不愿多所试。
观此，知此等乃人心之本有功能，亦可谓是人心之自然功能。及其渐长，多在人事上历练，则此等功能渐失去。但经特殊训练，年长后，仍保有此功能者，亦可有之。此等事，中国社会常见不鲜。余少时在乡间，曾见一画辰州符者，肩挑一担。来一农，病腿肿，求治。彼在檐下壁上画一形，持刀割划，鲜血从壁上淋漓直流。后乃知此血从肿腿者身上来，污血流尽，腿肿亦消，所病霍然而愈。腿上血如何可从壁上流出，此诚一奇，然实有其事，则必有其理。惟其理为人所不知，却不得谓之是邪术。又幼时闻先父言，在苏州城里，一人被毒蛇咬，倒毙路上。来一画辰州符者，环尸划一圈，遍插剪刀数十枝，刀锋向地，开口而插。彼念符后，蛇从各处来，皆从剪刀缝下钻入，以其口按之毙者伤口，大小不符，乃退，从原刀缝下离场而去。如是来者十许蛇，后一蛇，始系咬死此人者。以口接死者伤口，吸其血中毒既尽，仍从其原刀缝下离去，刀缝忽合，蛇身两断，即死。而路毙者已渐苏，能坐起立矣。此实神乎其技矣。
辰州符能令离乡死尸步行回家，始再倒毙。此事流布极广，几乎国人皆知。据闻对日抗战时，有两美国人在湘西亲睹其事，曾邀两术者同赴美国实验，俾科学家探讨，许以钜金为酬。两术者拒之，谓：拜师受术时，曾立誓不为牟利。如获巨金，恐所受术即不灵。凡属中国社会此一类奇异功能，皆出秘传，皆不为牟利，此又是心理学上一大问题。苟为牟利，即不传，得传亦不灵。最近又闻美国有一三十以上人，亦擅身体上之奇异功能，惟须得美金一百五十元即一试，此亦美国文化显然与中国文化之相异处。惟此人所擅何能，惜未详问，在此亦难深论。
或谓中国人遇事每不问其所以然，苟见其然，即试加应用。今大陆即如此，如令幼童具此等奇异功能者，在医院看视病人身体内情况，较之爱克司光尤灵。又警察人员更知重视利用，因幼童具此异能者，能从犯人身上看得其既往之一切。如窃盗罪，凶杀罪等，描绘罪状，钜细毕真，令犯者无可隐遁，则岂不此等幼童当前即见有大用。但在此上又另有问题。
在中国社会上，此等事既所屡见，即读二十五史之《五行志》，所载各事，类如此等奇异者，已甚繁夥。如司马迁《史记》，即载扁鹊能隔墙见物。果能分类整理，已可汇成大观。其他杂见于笔记小说中者，亦甚多。即如王安石《伤仲永》一文，仲永在幼童时已能诗，不经学而吟咏成章。年渐长，而尽忘之。因其事关文学，故荆公特为文伤之。其他事涉神异，中国古人不加重视。为人有道，每一人各有其前途，不当因其有特异表现而遽尽量加以利用，岂不转毁其人之前途，乃可惜非可喜。如令幼童在医院中诊视人体，则此童乃成为一架机器，再无其他前途可言，可惜大矣。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此乃人生之大前途，故教之孝悌，教之忠信，行有余力，则教以学文。诊视病体，自可运用各种医术及仪器，岂得牺牲此幼童之前途而全为此职。此即有违于此幼童之全生命，而此特异功能亦遂消失而不存。
又如死在异乡，自可移棺归葬。使习辰州符术，能令死者步行回乡，较之移棺归葬事若轻便，而习此术者，终身乃无更好前途，岂不更可惜。仁者所不忍，故其术终仅流传于一地，未有人特加提倡，使广行于全国。亦有中国文化大传统人文大道在后作主，岂仅加忽视而已。
又此等异状，今在大陆发现者亦有在穷乡僻壤中，更多在附郊生聚较密处，如昆明，如重庆，如北京，如上海，所在多有，并为数甚不少。此亦一奇异现象。窃意虽其表现多在幼童身上，而心理渊源恐当溯之其父母家庭，并推广之于全社会。大陆当前社会风习转变，变化之大，实为中国有史以来所少遇。其物质生活简俭之极，而其内心所存，则平淡宁静，无可欲，无可为，不思前，不想后，一味顺应，不作主张，而亦无怨无怒，心空无有，此乃近于中国道家之人生修养标准。而当前大陆无知无识之匹夫匹妇，乃竟不学而能，不求而至，在此大环境之共同心理下，乃有此种异常功能之呈露。当前大陆人生之多寿，亦其一例。其所生子女之多具心理上之特殊功能，或亦与此有关。此等特殊功能之发现，在中国社会较多于其他社会，而在最近则几于到处可遇。此等事态，宜当仍据中国文化传统与其理想与观念来加以研究说明。惜不在大陆，无可细加审察。而此等现象乃一时之特有，可加以探索与讨论者，或不久即消失，实亦无可作详究。
抑且人为万物之灵，远自原始穴居人以来，有巢氏燧人氏庖牺氏神农氏，人文演进，绵迭不断，以迄于今，莫非出于人体功能。所谓天所命，人之性，大通正常，此乃人道日新之大本大原。至于幼童偶有特殊表现，如今大陆之所呈显，亦可谓如天上之有彗星，有冰雹，为怪不为常，为奇不为正，特出非可通。逮及成年，遽尔消散。一时惊动，谓可利用，欲加培养，使其常然，乃失性命之正，亦违道之大。即就其个人论，亦成为一奇怪特殊之人，非正常大通之人。拘于一曲，伤其大方，亦可惜非可羡矣。
《庄子·内篇》养生主有言："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人之生，微小短暂。而宇宙自然，则广大无垠，悠久不已。以微小短暂之生命，追随此悠久广大之宇宙以求知，则所得几何。西方社会重知，所谓自然科学，远起希腊，迄于近代，凡所发明，无大无小，岂能以千万计。西方人之所自傲，举世之所共仰，无逾于此。然即以今日中国大陆人身各种特殊功能之呈露，几乎西方自然科学各门各科之知识乃无可解释。抑且与其已有之知识几若处于相反之场面。今既事实具在，不得以不科学迷信一语轻加评斥。则今日西方已有之所谓自然科学，非改变其规律，转换其观点，有难以并存而互容者，则知识之可恃而不可恃，庄子所言，即此一例，亦可谓信而有征矣。
老子亦言："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今人读此，必以老子主愚民政治讥之。然即就近代论，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接踵而起，但皆起于欧洲，知识远超于他邦，而所受灾难亦最甚。此非老子之言亦信有明征乎？两次大战，创钜痛深，而西方受此刺激，不加反省，各方知识反加速迈进，至今不四十年，已称为知识爆炸时期。而第三次大战之凶兆，亦随而呈现。苟非有大转机，则其势已不可免。其他并世诸邦，皆从两次大战中解放，而西方知识亦随以进入，乃其民之难治，亦获得相似之进步。今日全世界已陷入一大动乱之局面中，果问何以致此，则知识之增进实当为最大之主因。何以息此动，平此乱，则仍赖知识。试问美国最新成功之太空梭，其可平息此世界之动乱否？庄子曰："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果赖太空梭来平治天下，不啻为天下增危殆，而核子武器则犹甚。
儒家言与道家稍不同。儒家以智仁勇为三达德，然儒家言智与道家言知有不同。孔子曰："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智者动，仁者静。智者乐，仁者寿。"孔子言智，乃一种流动之知，当随时代以具变，非可奉一时代之所知以为万世之规律，故孟子称孔子为圣之时。时间变，则空间亦随而变。孔子言"百世可知"，乃指时间，不指空间。而西方知识重空间，又于空间多加分别，或专治天文，或专治生物，互不相顾，此犹其大者。一天文学家，长夜不离望远镜，积数年数十年之勤，忽发现一新星，其在恒河沙数之太空星群中，曾沧海一粟之不如，然不得谓非一新发现。一生物学家，竭其毕生精力，专治一洋老鼠，或一微生虫，亦不得谓其无新发现。然与宇宙之广大悠久，竟何关？与人生之祸福治乱，又何关？然而尽人之精力，则都从此等处费去，谁复来顾及人类当前共通之大问题所在。
即就西方近代传授知识之大学言，分科分系，门类庞杂，而又日加增添。如文学院有文学史学哲学诸科系，治文学可以不通史学，治史学亦可不通文学。治文史可以不通哲学，治哲学亦可不通史学文学，各自专门，分疆割席，互不相通。法学院则有政治社会经济外交法律诸科系。进法学院可以不理会文学院诸科，进政治系可以不通文史哲，亦可不通社会经济外交法律诸科。其他各科亦然。尤可异者，在大学阶段中，又增设有警政一门。当一政治家仅须大学四年即可毕业，当一警务人员亦同须大学四年毕业。又如商学院，增设有广告学系，须四年毕业。但经济系商学系亦同于四年毕业。而在理工学院内，则分科分系更属庞杂多端。今日西方人竞称自由平等独立诸口号，其实在其知识领域内，即属自由平等独立，无本末，无先后，无巨细，无深浅，无等级，无次序，无系统，无组织，要而言之，则可谓之不明大体，各趋小节。知识领域已乱，更何论于人事。
试举最近一小事论之。如里根之遇刺。里根乃美国新当选之大总统，美国号称民主政体，一切重法治。里根上任不久，在政治上未有大缺失，违于民意。刺之者，亦非于里根有私冤，仅为恋爱一电影女明星尚在大学肄业者，其行刺乃以表示其对此女之爱情。可谓不伦不类，胡作妄行。里根当据美国总统地位明斥其非，严惩其罪，以尊重法治之大义，昭告于美国之大众。奈何乃以不念私仇，却求此刺者早得恢复其情绪之安定。此亦可谓不识大体，于总统之位为失职，乃亦竟无一美国人能议其失者。
里根遇刺后不久，又有罗马教廷教宗之遇刺。教宗方屡言堕胎非法。若谓堕胎有伤人道，则行刺又岂人道所许。且里根遇刺即在不久之前，教宗为宣扬耶稣大道，自当明斥行刺之非道尤甚于堕胎，藉以昭示全世界教徒，当引以为深戒。而教宗亦未一言一辞及之，亦如里根，仅如一平民，只以不念私仇，若可提高其一己之地位。此亦可谓之不明大体。以一美国大总统，以一罗马教廷之教宗，其地位身份同在全世界普通人之上，而其遇事发言有如此，则试问此下行刺之风大行，又岂不为世界动乱增一不可遏制之先兆乎？若依中国人规矩，则弑父弑君，皆为大逆不道。今国人方慕尚西化，必讥此为帝王专制，又鄙之曰封建头脑。而里根与教宗，亦当为国人崇奉西化者所称道。要之，文化不同，观念不同，孰是孰非，孰得孰失，仍当另有标准来加衡定，未可谓西方即是，中国则非，如此一概以判也。
中国以农为主，工业副之，商业更在工业之下。故凡人生直接所需，食衣住行，皆由农工各业直接产生。西方则商业为主，工业副之，农则被视为奴。赖商业利润获取财富，则一切所需皆可由财富求得。故中国人生乃直接的，而西方人生则可谓是间接的。知识类型亦有此别。中国知识皆由人之共通内部生出，而西方知识亦由分别的各向外面索觅。中国知识如农工之耕稼制造，可以直接享用。西方知识亦如资本财富，据此来再求人生之满足。故中国知识如修齐治平，皆反求之己而得。西方知识如哲学科学宗教，皆分别寻向于外，而在己则空无所有。犹忆五十年前一女友，自天津来北平，去协和医院诊疗眼疾。先赴眼科，据称无病，嘱赴其他诸科。一周来一次，借宿余家，辗转五六次，积两月以上，不得其病所在。归途在一小药铺偶购中国土制眼药一小瓶，点眼，霍然而愈。凡中国药物，所谓神农尝百草，皆由直接经验积累而来。自西方医学视之，皆属无理论，不科学，而亦能治病。西方医学则主要在人体解剖，先对人身分别有明确知识，建立理论，然后制造药物，以为对治。故其药物亦全属无机的，非自然的，由人工特制而成。其视人体亦如一架机器，其药物亦同是一架机器，以机器治机器，于真实人生则可谓是间接的。而中国医药则以生命治生命，可谓是直接的。直接有验，中国人加以信受，亦自成一套理论，主要则在一气字上。而此气字，则在人体中乃一玄通的，抽象的，不分别，不具体。西方知识决不以此为凭。然中国医药知识实得之于自然，既实在，又直接，并有验，不待组织成为一套理论。故在中国知识类型中，乃无西方哲学科学各体系之分别成立。即如最近大陆所发现之各项人体特殊功能，虽亦自然而具体，然依中国传统意态，则此等事象虽亦屡有发现，但因其与人生修齐治平之大道非有直接关系，遂置之一旁不加理会。朱子《大学格物补传》曾谓："即凡天下之物而格"，又曰："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则必于传统之共同性上用心，而奇闻异见有所不顾。自西方之求知意态言，则每一事项同属知识范围，同须研求。因此中国知识界每重通识常识，易于和合，而不尚新异。西方知识界则分别离散，不能集中。正如西方资本主义之人生，各拥财富，相互争衡。一反其弊，则有共产主义之崛起，要求尽废私财，而统归于一。而在中国人生中，则并无此等分裂之发生。在和合中当然有分别，而在分别中又必求其和合。人生然，知识亦然。
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老子亦言："知不知，上。"是中国人言知，必同时承认有不知，乃始为知。抑且不知常多于所知，故曰："我有知乎？无知也。"中国人所重则在行。人不能尽其知，但必当尽其行。中国古人言："知之匪艰，行之维艰。"此为知易行难说。王阳明主知行合一，近代孙中山先生言知难行易，三说各不同，然言知必及行，则一也。故曰："言顾行，行顾言。"所言即其所知。故中国人之知与行，亦必求和合为一。西方则知行亦加分别。如言自由平等独立，多指行，少言知。科学家亦多信宗教，亦即知行分别之一例。故中国人好言道，而西方人好言真理。道者，人之所行。而真理则在外，属知识，乃西方哲学家科学家所探究。非若中国人言人道，乃人人所奉行，贵于人人反己求之，躬行实践，不贵外此而多知。
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人受天地之气以生，天之命于我者是谓天性。天命亦称天赋，天之所赋，即人之所禀。天赋此性于我，斯天即禀于我之身，则天即已在人之中，故曰天人合一。性之可见则为心。孟子曰："尽心知性，尽性知天。"其所知于天者，则仍是人所禀赋之性。故中国儒家则最重心性之学。道家不言性，而言气。不言心，而言自然。实皆天之所禀赋。其属天，则曰道。其禀赋而在己，则曰德。此则儒道之所同。老子曰："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万物若相异相反，而同出此玄，顺此大同，无可违逆。惟道家原其始，而儒家则尤能要其终。故中国道家可称为一门精深之自然科学，而儒家则可称为中国一门宏大之人文哲学。而此科学与哲学之两门，在中国又能会通而为一，和合而无间，此诚中国文化学术史上一特异杰出之表现。西方所谓自然科学，不仅向身外求，并亦反自然。一切科学发明，莫非违反自然，以供一时之利用。其所谓人文科学，则亦反人性，以求一时之利用而止。此之谓功利主义，与中国人之道德主义大不同。故中国人言顺，而西方人则言争。见之人事，显然自判。
中国人言道，必曰大道。言德，又曰同德。其大其同，则胥于己之一心日常体验得之，不烦外求。大之至，同之极，则达于一天人，合内外，亦胥验之于日常之一心。此心实兼知识与行为而一之，亦兼天地万物而一之。宁有知行而不涉于外者？然知行必内本于一心。此心何自来，则来自外，来自天，亦可谓来自自然，而可操于一己之内在。此可谓乃此心之全体大用，而众物之表里精粗亦无逃于此矣。故大道同德，尽在此心，亦称曰常心，或日常心。一日一刹那，乃至千万世之心，此体恒常而无变。西方人则知行分，心物分，内外分，每专据一事一物之知以为推。互不相通，则启争。如天文学发明了地球绕日，非日绕地球之新理论，一时争议大起，发明人至陷于死地。但此说来中国，中国人即加接受，无争议，于中国人所理想之大传统亦无变。又如生物学发明了人自禽兽变来，禽兽又自微生物变来。西方此说新起，亦启大争论，至今尚未获一肯定之解决。但此说传来中国，中国人即加接受，亦不起争议，而于中国自己大传统亦可无大变。，但如最近大陆发现此种种人体特殊功能，与西方自然科学之理论大相违悖，进加研究，则不能不于西方之知识传统有改变，其所影响当甚大。今日国人方竟言求变求通，如此等处，西方人所称之知识真理，非变则不能通。知识真理如此，则人生行为亦如此。旧者不可守，新者又无所知，则惟日在求变求通中，而谓之为进步。则最近自一次二次大战后，又接踵将来三次大战，岂亦人类之进步所在乎。中西文化大不同处正在此，是宜深加研讨者。
又如纺织业，中国积古相传，历四五千年。绸缎锦绣，精益加精，非有大变。自伦敦创为纺织机，一机一日所成，可超百人晨夕之勤，大量来中国销售，中国乃沦为次殖民地。而英国人又济之以海轮运输之便，枪炮击杀之利，所谓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皆由此建基，本非有高见卓识，深谋远虑，创为此等主义，以为英国谋前途无穷之福利。而一两种机器之创新，乃使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积渐成立，世界为之变色。而一次二次大战，英伦亦自受其祸。往前盛况，势难复有。其盛其衰，恐皆非英国人事先所能想及。遇可则进，遇不可又不能退，今日世界形势，乃全为科学机器所操纵有如此。又如马克思，百年前旅寓伦敦，目睹当时工厂情况，发为资本家剥夺劳工利润之说，不可谓非一种持平之论。而必由此推演创为唯物史观阶级斗争之新论，则远非世界人类文化演进之真理所在。演变至今，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对立，三次大战危机，亟亟可待。此岂马克思当年所想像及预料之所及。全部西洋史，亦可凭此一例，推阐说之。
中国人求知态度，以通常有关大体者为贵，不据特殊仅占部分者为凭。求知态度既不同，持行方针亦自别。西汉时代即有盐铁政策之推行，则资本主义决不会在中国成立。而唯物史观阶级斗争之理论，亦决不会在中国学术中产生。如何为国家民族自寻出路，此乃中国知识分子所应担负之惟一大问题。然而遇见幼童身上发现了许多特殊功能之状况，则群情轰动，专家学者学校师长，乃及政府官吏，莫不注意及此，认为当前之一大发现。此亦如西方三次大战危机将临，然而知识界之分门别类，有兴趣注意者，依然层出不穷。谁来在核子战争之前因后果上去用心。仍惟分门别类，知识分散，兴趣分散，力量分散，而大变之情势，则不能亦随之分散。此诚一无可奈何之事实也。言念及此，感慨何极。
朱子教人即凡天下之物而格，非教人专格一物。王阳明格庭前竹子，已失朱子之本意。西方人如牛顿，乃专格苹果落地，而发明其万物引力之说。但为所畜大小二猫，在书斋墙下分辟大小二洞。不知一大洞，大小二猫皆可通。牛顿于此事未格，乃如一愚人。牛顿亦信耶稣说上帝，既为一科家，仍为一宗教信徒。达尔文亦然。既为一生物学专家，专研生物进化，但亦仍为一宗教信徒，信上帝耶稣。故西方之学虽各成专家，而仍可有其共同相通处。此诚西方心理学上一深值研讨之问题。
又如中国人好共通观，率好言西方人。不知如英法，如德意，如荷比葡西，如其他各国，皆各别异视，贵独立，亦贵中立，而互不相通。又如近代西方人，率排除苏维埃，分别之为东方，不同观为西方。又如犹太人，亦不当列西方，然如耶稣言上帝，西方人乃群加信奉，成为一宗教。马克思言社会经济，倡唯物史观阶级斗争之说，西方人亦未以其为犹太人所言而排之。又如佛洛伊德，认为父母子女之互爱，有男女异性恋爱之变态心理病态心理之存在，西方人亦流传共信，成为一专门学问。中国人言慈孝，乃天命之性，与佛洛伊德说大不同。西方人亦有读中国书治汉学者，乃独于此始终未见有接受。而日本铃木大拙据佛家禅宗言，对佛洛伊德加以反驳，西方人亦加接受，一时轰动。是西方人不仅能接受犹太人言，亦能接受印度人言，即如古埃及金字塔之类，西方人亦加深羡，则西方人实非专己自守。独近代中国人则一信西方，犹过于西方人之自尊自信。依近代中国人观念，犹太人印度人，岂能与西方人相比。然此实乃近代中国人一心理状态。一切学术异同，人事异同，实莫不有人类心理寓乎其间，此非深值研寻一问题乎。
今西化已遍布全世界，各民族，各国人，无不自尊自信，曰自由，曰平等，互不相下。如阿拉伯人，如犹太人，如印度人，如非洲黑人，如美洲红印度人，莫不然。惟中国人乃独尊西方，自卑自谦，西方则属新而可信，中国则旧而可鄙。此亦中西双方心理学上异同相较一大值研讨之问题。
中国古人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或此语亦当鄙斥。要之，如宗教，如科学，如哲学，其间莫不寓有心理学问题。则诚如朱子所言，当即凡天下之物而格，而后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至少此亦是朱子个人一番心理学。凡治心理学者，宜亦有以善阐之。而凡治宗教信仰与治哲学科学者，亦所不当忽。其然岂其然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