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自怀王十八年使齐返，至三十年怀王入秦，中间凡十二年，事迹无考。昔人谓屈子尝居汉北，证诸《九章》，如《抽思》：
“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望南山而流涕兮，临流水而太息。惟郢路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与列星。”指屈原居汉北最显。而姚鼐云：“怀王入秦，渡汉而北，故托言有鸟，而悲伤其南望郢而不得反也。故曰虽放流，睠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返。”不悟入秦不得曰集汉北。不忘欲返，乃屈原自望返郢，非悲怀王不得返也。姚氏不信屈子居汉北，强为之说。又望南山，一本作北山。王夫之云：“北山，襄邓西北楚塞之山。”要之《抽思》若为屈原作，则必在汉北，无疑。又下云：“狂顾南行，聊以娱心兮”，则故作快意之谈也。（主屈原居汉北，似始王船山《楚辞通释》，方睎原亦谓以《抽思》考之，屈子始放，盖在汉北，语见戴震《屈原赋注》引。又屈复《楚辞新注》谓《抽思篇》当作于怀王二十六年，齐、韩、魏三国伐楚时，林云铭《楚辞灯》、蒋骥《楚辞注》亦以《抽思》《思美人》为屈原居汉北作。）
《思美人》：
“指皤冢之西隈兮，与纁黄以为期。吾且儃佪以娱忧兮，观南人之变态。”南人即指楚人。原居汉北，故云然。皤冢山，汉水所出，原居近之。（屈复谓“《思美人》篇，当作于怀王二十五年，与秦会黄棘时。屈子尚欲南行而死谏。”）
《悲回风》：
“浮江淮而入海兮，从子胥而自适。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屠之抗迹。”此屈子居汉北，与河域淮源皆近，故云然也。
及《九歌 湘君》：
“令沅相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驾飞龙以北征，邅吾道兮洞庭。”王夫之云：“《九歌》应亦怀王时作。原时不用，退居汉北，故《湘君》有北征道洞庭之句。”今按：洞庭在江北，与汉水通流，（参读本篇附辨一。）今曰北征而邅道于洞庭，则原居犹在洞庭北也。又“望涔阳兮极浦，横大江兮扬灵。”《水经》：“涔水出汉中南郑县东南，旱山北，至安阳县南入于沔”，沔即汉水。涔阳者，汉之阳也。《史记》：“沱涔既道”，郑玄云：“水出江为沱，汉为涔。”原居汉北，与涔阳极浦正合。王逸云：“涔阳，江崎名，附近郢。”《说文》：“涔阳渚在郢中”，此皆以意强说。近人疑《九歌》非屈原作，固无的据。若王逸以为屈原放逐南郢沅湘之间而作，以《湘君篇》论之，尤可断其必误也。
《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北渚即洞庭之北渚，亦即《湘君篇》夕弥节兮北渚也。若江南洞庭浩瀚黏天，日月若出没其中，决无秋风木叶之象。（参读本篇附辨一。）
《国殇》：
林云铭《楚辞灯》：“怀王时，秦败屈匄，复败唐昧，又杀景缺，大约战士多死于秦。”余谓原居汉北，实近其地。触景伤怀，故有此作。篇中“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轂兮短兵接。严杀尽兮弃原壄，平原忽兮路超远。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懲”，云云，皆言北方战事，与南郢、沅、湘之间不合。近人或谓《曲礼孔疏》《春秋正义》及《玉海》皆言战国时通行骑战，而此篇仍言车战，以为《九歌》出战国以前。然余考《齐策二》：“秦具革车三十乘纳张仪于梁”，高诱云：“革车，兵车也。”《魏策三》：“孟尝君说赵救魏，赵王为起兵十万，车三百乘。又至燕，燕王为起兵八万，车二百乘。”《韩策一》：“秦、韩战于浊泽，陈轸说楚王选师言救韩，令战车满道路。”此均战国时有车战确证。苏秦说齐云：“齐车之良。”说楚、赵云：“车千乘，骑万匹。”说魏云：“车六百乘，骑五千匹。”说燕云：“车七百乘，骑六千匹。”张仪说楚、韩亦言：“秦车千乘，骑万匹。”皆计车骑，与徒步持戟之士而为三。赵武灵王令国人习骑射，国人初不从令，则战国时固非纯行骑战。又《史记 燕世家》：“燕王喜起二军，车三千乘，栗腹将而攻鄗”，其事远在战国末年，去赵武灵胡服骑射逾五十年矣。岂得谓战国无车战哉？又岂得据此疑《九歌》之不出战国哉？其言吴戈长剑秦弓，亦明系战国时人语。
《河伯》：
“与女游兮九河，与女游兮河之渚”云云，以汉北近河，故及河伯。若南郢、沅、湘之间，则去河已远，不应祀河神也。
以至《渔父》：
《水经 沔水注》引《地说》曰：“水出荆山东南流，为沧浪之水，是近楚都，故渔父歌曰云云。”又曰：“汉沔水自下有沧浪通称，缠络鄢郢，地连纪鄀，咸楚都矣。渔父歌之，不违水地。”王夫之云：“汉水东为沧浪之水，在今均州武当山东南。渔父触景起兴，则此篇为怀王时原居汉北所作可知。《孟子》亦载此歌，盖亦孔子自叶、邓适楚时所闻汉上之风谣也。”今按：近人亦疑《渔父》非屈原作，然亦足为原居汉北一助证耳。《史记》叙之顷襄王怒迁屈原之后，亦误。
诸篇，皆可见。余则谓原为三闾大夫，盖即其居汉北时也。何以言之？王逸云：“三闾之职，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序其谱属，率其贤良，以厉国士，入则与王图议政事，决定嫌疑。出则监察群下，应对诸侯。谋行职修，王甚珍之。”此凡有二误。以任三闾大夫混于为左徒任职用事时，一也。不知三闾乃邑名，因谓职掌昭屈景三族，二也。以公邑称大夫，私邑称宰之例，如赵衰为原大夫，狐溱为温大夫，凡称某某大夫者，率以邑名。楚则有县尹县公，然亦有大夫。如上官大夫谮屈原，上官即邑名也。（《姓纂》：“楚庄王少子兰为上官大夫，后以为氏。”庄王即顷襄王，子兰乃庄王弟，怀王稚子，此误。《通志 氏族略》：“楚王子兰为上官大夫，因以为氏。秦灭楚，徙陇西之上邽”，亦以子兰即上官大夫，而上官则为邑名。又据《楚策》，靳尚死在怀王入秦前，而上官大夫下及襄王。《人表》上官大夫五等，而靳尚列七等。刘向《新序》、王逸《离骚序》，乃以上官大夫为靳尚，非也。）知三闾亦邑名矣。（应邵《风俗通》：“三闾大夫屈原之后有三闾氏。”《通志》亦入以邑为氏类，则亦谓三闾乃邑名。）惟三闾之邑，不见于他书。余又考楚有三户，盖即三闾也。《左氏》僖公二十五年《传》：“秦、晋戍鄀，楚申息之师戍商密。秦人过析隈以围商密。”杜注：“鄀本在商密，秦、楚界上小国。其后迁于南郡鄀县。商密今南阳丹水县，析南阳析县。”《水经注》：“丹水又经丹水县故城南，县有密阳乡，古商密之地，楚申、息之师戍也。春秋之三户矣。”是鄀本在商密，后鄀既迁，而其地乃改称三户。《左》哀四年《传》：“以畀楚师于三户”，杜注：“今丹水县北三户亭，即此矣。”盖商密之鄀，以畏秦之偪而暱楚南迁，为楚之附庸。楚遂踞其故地，而更名三户。三户者，表楚昭屈景三族。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南阳府志》：内乡县有屈原冈。《括地志》云：“内乡即析县故地”，正古商密鄀国境也。殆屈原为三闾大夫，正在丹析之三户，故其后乃有冈名遗迹欤。（《南阳志》云：“昔楚怀王兴师伐秦，为秦兵所击败，北归楚，至此地，追念屈原，亟呼之，后人因以名其地。《史记》所载大败楚师于丹析时也。”今考《史记》秦、楚构兵，无楚怀王亲出攻秦事。且张仪说楚绝齐，原已先疏，亦与此事无涉。《志》语实不足信。盖后人仅知原沉湘汨，不复知原居汉北，故不得其意而强说之如此。）楚始南阳，宋翔凤《过庭录》考定在丹析入汉之处，（《水经 江水注》：姊归县东北数十里有屈原旧田宅，虽畦堰縻漫，犹保屈田之称也。县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今按《左》僖二十六年，楚令尹子玉城夔，即秭归也。谓楚有嫡嗣熊挚，以废疾不立而居夔，为楚附庸，未知信否。屈原楚之同姓，其生地在秭归容可信，惟谓其地即楚熊绎始封之丹阳，则决误无疑也。）则丹析三户之境，实楚人开国发祥之地，应有先王遗庙。王逸称“屈原放逐，彷徨山泽，见楚有先王之庙，因书璧以为《天问》。”此所谓先王庙者，正丹析三户之境，为屈原所彷徨矣。余更考诸《楚辞》言汉北诸地者皆合。（详前引。）因知原居汉北，即为三闾大夫，在南阳之三户也。（王夫之《楚辞通释》谓“原居汉北鄢郢”，鄢郢不能称汉北，又距郢为近，去嶓冢沧浪淮源河域涔阳皆远，殆不足信。屈复《楚辞新注》谓屈原屈汉北，当于怀王二十八年秦与齐、韩、魏三国共攻楚，杀唐昧之岁召回，洪兴祖以为十八年召用，疑字之误。林云铭亦主此说。今按：怀王十八年屈原使齐返，至是早十一年。果如屈说，则屈原殆自使齐返后乃迁居汉北。然屈原既卒于怀王时，又劝怀王无入秦者系昭睢，非屈原。（参读《考辨》第八十七。）则屈子之放居汉北，其固复见召用与否，尚在不可知之数也。）
[附]战国时洞庭在江北不在江南辨
古史地名，每因人事为迁徙。如《禹贡》彭蠡、衡山本在江北，后人以江南之彭蠡、衡山说之，遂多扞格。（说彭蠡在江北者，有崔述《夏考信录》，倪文蔚《禹贡说》，魏源《书古微》诸家。说衡山在江北者，有杨守敬《禹贡本义》。）屈子《楚辞》有洞庭，余据先秦旧籍，参稽考订，知其时洞庭亦在江北，不在江南也。
《史记 苏秦传》：“秦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于汶，乘夏水而下江，五日而至郢。汉中之甲，乘船出于巴，乘夏水而下汉，四日而至五渚。”《集解》：“駰案《战国策》曰：秦与荆人战，大破荆，袭郢，取洞庭五渚江南，然则五渚在洞庭。”《索隐》：“五渚，五处洲也。刘氏以为五渚宛邓之间，临汉水，不得在洞庭。或说五渚即五湖，与刘氏说不同。”今按：《集解》引《战国策》，其文见于《秦策》。“张仪说秦王曰：秦与荆人战，大破荆，袭郢，取洞庭五都江南。荆王亡走，东伏于陈。”其文又见《韩非 初见秦篇》，作洞庭五湖江南，五渚即五湖，而五都亦即五渚也。《史记 苏秦传》文，亦见《齐策》。鲍云：“五渚，《史》注在洞庭。”吴云：“今详本文，（即上引《史》文。）下汉而至五渚，则五渚乃汉水下流，洞庭在江之南，非其地也。”今按司马贞、吴师道两人，谓五渚应临汉水，在其下流。（此所云下流，乃对秦之在上流而言，应善会。）此绝无疑者。然裴駰五渚在洞庭，此据《策》《史》原文，亦必无疑。后人自疑洞庭在江南，故迷惘不得其解。若知战国时洞庭本在江北，则《策》《史》原文已明，不烦纷纭也。（《水经 湘水注》：资、沅、湘、澧四水，同注洞庭，北会大江，名之五渚。以资、沅、湘、澧兼江水而足五渚之数，牵强难信，所不待辨。而后人必不忍舍江南洞庭这成见，真所谓积非之成是也。）又余考战国楚都鄢郢，在宜城不在江陵。《荀子 议兵篇》：“楚人汝颖以为险，江汉以为池，限之以邓林，缘之以方城，然而秦师至而鄢郢举，若振槁然。”是其证。《史记 白起传》：“昭王二十八年，攻楚，拔鄢邓五城。明年攻楚，拔郢，烧夷陵。”此所谓郢，即鄢郢也。（参读《考辨》第四一。）《苏秦传》又曰：秦一军出武关，一军下黔中，则鄢郢动矣。徐广曰：“今南郡宜城”，此最得之。《水经 沔水注》：“夷水东流沔，昔白起攻楚，引西山长谷水，即是水也。水溃城东北角，百姓随水流死于城东者数十万。城故鄢郢之旧都，城南有宋玉宅。”是也。《楚世家》云：“顷襄王十九年，秦伐楚，楚军败，割上庸汉北地予秦。二十年，秦将白起拔我西陵。二十一年，秦将白起遂拔我郢，烧先王墓夷陵。楚襄王兵衰，遂不复战，东北保于陈城。二十二年，秦复拔我巫黔中郡。”（高诱曰：秦兵出武关则临鄢，下黔中则临郢。此误释鄢郢为鄢与郢也。秦兵先拔郢，再拔黔中，则高说之误，显然矣。）《水经注》：“鄢水历宜城西山，谓之夷谿。”则西陵夷陵皆近鄢郢，为楚先王坟墓所在。（后人以宜昌之夷陵西陵说之，不知秦拔巫郡黔中，尚在其后，且系蜀师东下，与白起不涉。）故毛遂曰：“白起率数万之众，一战而举鄢郢，再战而烧夷陵，三战而辱王之先人”也。（蔡泽亦云然。）秦拔鄢郢，而襄王东退保陈，若楚都江陵，秦兵已先取鄢，南下破楚都，何能转迎秦锋，越其兵路而远避至陈哉？楚自昭王徙郢，本无复回江陵之明文，后人疑楚都仍在江陵者，徒为班氏《汉志》所误耳。（班《志》谓楚始封在丹阳郡之丹阳县，此岂可信者？曾鞏《襄州宜城县长渠记》，荆及康狼，楚之两山也，水出二山之间，东南而流，春秋之世曰[阝焉]水，其后曰夷水。秦昭王二十八年，使白起将攻楚，去鄢百里，立碣壅是水为渠，以灌鄢。郢，楚都也，遂拔之，是宋人犹知白起拔郢在宜城，不在江陵。）先秦故籍，不较班书为可据乎？楚都鄢郢既近汉水，则袭郢而取洞庭五渚，洞庭五渚亦必近汉水矣。故知洞庭五渚当临汉，与汉水相通流也。
又《水经 江水注》：秦昭襄王二十九年，使白起拔鄢郢，以汉南地而置南郡焉。《周书》曰：南，国名也。南氏有二臣，力钧势敌，竞进争权，君勿能制，南氏用分为二。按韩婴《叙诗》云：其地在南郡南阳之间，《吕氏春秋》所谓禹自塗山巡省南土者也。是郡取名焉。今按郦氏释南郡名义至确。然既知南郡为二南之南，则鄢郢必指宜城，决非江陵，自可见矣。自鄢郢残破，汉封临江王乃在江陵，不在宜城。惜乎郦氏之未能辨也。
然则江南何指？曰《秦本纪》：“昭三十年，蜀守若伐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正义》引《括地志》：“黔中故城在辰州沅陵县西二十里。”则所谓江南者殆指此。（程恩泽《国策地名考》谓：“下汉至五渚者，仍由汉入江而后至洞庭也。”不悟如此则非四日可至。秦之攻楚，亦何待远至洞庭？杨守敬《水经注疏要删》谓：“《燕策》所谓取洞庭五渚者，由江取洞庭，由汉取五渚。”则江南二字又难安放。此皆不得洞庭五渚地望而强为之说者。）今再以《九歌》言之，曰：“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此决非江南洞庭，湖水广员五百余里，日月若出没于其中之所有也。曰，“令沅湘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驾飞龙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今按湘即汉也，（参读下篇。）湘君为汉水之女神，而祭神者居汉北，故望神之来享，而曰北征，又曰邅道洞庭，正以洞庭与汉通流，而祭者犹在洞庭之北也。
又按《山海经 中山经》有洞庭之山，曰：“其木多柤梨橘櫾，其草多葌蘼芜芍药芎藭，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是在九江之间。”今按《中山经》诸山皆在江北，此又洞庭潇湘，战国人以为在江北不在江南之一证也。（吴任臣《广注》引：“刘会孟曰：洞庭之山，今属湖广德安府应山县，中有一穴，深不可测。”嘉庆《一统志》：“洞庭山在德安府应山县西四十里，山下一穴，其深不测。”《山海经》洞庭之山，固在应山县境与否不可定，要之在湖北不在湖南，则无疑也。）
[附]屈原沉湘在江北不在江南辨
《楚辞》歌洞庭，在江北，其言湘、澧、沅诸水，亦江北水也。《楚策》庄辛谓楚襄王曰：“蔡圣侯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饮茹溪之流，饮湘波之鱼。驰聘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国家为事。”高蔡即上蔡，是与上蔡相近有湘水也。《水经 沔水注》：“一水东南出，应劭曰：城在襄水之阳，故曰襄阳，是水当即襄水也。城北枕沔水，即襄阳县之故城，王莽之相阳矣。”襄阳可以为相阳，则襄水亦得为相水。《楚辞》湘水，或即襄之异字。乐史曰：“荆楚之地，水驾山而上者，皆呼为襄，其名无定。故陆澄之《地记》曰：襄阳无襄水。”其说与《水经》不同，然同谓楚地有襄水之名也。沧浪即襄之声缓，故渔父歌《沧浪》，而屈子则曰：“宁赴湘流，葬江鱼之腹中”，今鄂人犹呼汉水下流曰襄河。然则襄、湘、沧浪，皆汉水也。（潇湘亦即湘之声缓，后人以湖南有潇湘二水，而必谓《山海经》之潇湘即是，此皆不识古代地名之造成及其迁徙之理者也。）史公疑湘水在江南，故改《渔父篇》湘流为常流，乃成不辞。又《涉江篇》：“哀南夷之莫吾知，旦余济乎江湘。乘鄂渚而反顾，欸秋冬之绪风。”鄂渚，《汉志》南阳有西鄂，其地望正值丹、析、汉北。则湘水所在，断可知耳。余疑沅即涢。今汉北有涢阳。则所谓“乘舲船而上沅”者，亦在其地。
《太平寰宇记》卷一百四十三，均州风俗下，谓：“汉中风俗与汝南同，有汉江川泽山林，少原隰，多以力耕火种。人性刚烈躁急，信巫鬼，重淫祀，尤好楚歌。”（原文引《汉书 地理志》，而略变其辞。）余意屈原《九歌》，盖产其地，远承二南遗響。自王逸以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说之，近人乃有主《九歌》为湘江流域之民歌者。湘域在两汉时，尚为蛮陬荒区，岂得先秦之世，已有此美妙典则之民歌哉？又《寰宇记》一百四十五，襄州风俗下，引《襄阳风俗记》：“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江，今俗其日食粽，并有竞渡之戏。”《隋书 地理志》亦谓：“楚人因屈原赴汨罗，乃有竞渡之戏，而以南郡襄阳为尤盛。”春秋“楚屈瑕渡鄢伐罗。”杜注：“襄阳宜城县西二十里罗川城乃罗故国”，（《水经 江水注》：罗故居宜城西山。又《湘水注》亦云。惟谓楚文王迁之长沙，则殊无确据。又按：《水经 湘水注》：秦灭楚，立长沙郡，即青阳之地也。秦始皇二十六年令曰：荆王献青阳以西，已而败约，击我南郡。《汉书 邹阳传》越水长沙，还舟青阳。苏林曰：青阳，长沙县也。不悟远在昭襄时，秦已拔楚巫黔中，宁待至是复献长沙以西乎？《越世家》：犫庞长沙，楚之粟也，竞陵泽，楚之材也，越窥兵无假之关，此四邑者，不复贡事于郢矣。此长沙青阳与无假之关，皆当在楚北。越之伐楚，亦循春秋时吴楚兵争故道。知青阳以西，即指南郡一带地矣。而后人都以大江以南地望释之，此皆不知古地名迁徙之例，故每往而多误也。）然则罗之与湘，地望同近鄢郢，襄阳风俗，盖有由来，安见屈原之死必在大江之南，长沙之外也哉？
[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辨
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其语解者不一。韦昭以为：“三户，楚三大姓昭屈景也”，此最得之。春秋列国宗族，其见于《左氏内外传》者，如鲁有三桓，郑有七穆，宋有戴桓之八族，晋有八姓，（见《左》昭三年《传》。）十一族，（见《晋语》。）及殷民六族，七族，怀姓九宗，（见《左》定四年《传》。）祝融八姓，（见《郑语》。）之类，以数字计宗姓者，不胜缕举。楚之三户，亦其例也。苏林曰：“但令有三户在，其怨深，足以亡秦。”臣瓒曰：“楚人怨秦，虽三户犹足以亡秦也。”皆望文生解，非其义矣。盖南公意谓楚之公族虽祇三家，足以亡秦，不泛指民户言也。其后陈、吴发难，乱者四起，皆重立六国后。楚怀以外，如魏豹、赵歇、韩成、田市，皆以故国旧族。其他一时将率，亦多往时大家名族之裔。虽云将相无种，而平民崛起以亡人国，究是当时创局。虽陈婴之母，亦知骤贵不祥，欲倚名族。况南公远在乱前，其不以兴灭继绝，复国报仇之大任，期之谁何三家之小民，亦已明矣。而司马贞《索隐》独谓诸说皆非，按：《左氏》“以畀楚师于三户”之文，因谓三户是地名。孟康遂称后项羽果渡三户津破章邯，是南公之善谶。不悟三户之为地名，本由楚起丹阳，以其三族而名发迹之地。而南公之言，初不当以地名释也。故三户之解，苏林、臣瓒、《索隐》，各得其一偏，孟康失之最远，而韦昭为独得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