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哀公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传》文亦同，《史记 世家》亦同，自来无异说。杜预注《左传》，始谓：“四月十八乙丑，无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误。”（《长历》说同。）孔传《东家杂记》又谓：“当哀公十六年夏四月乙丑日，先圣薨，先儒以为己丑者误。”此殆即据杜氏传疑之说为断，非别有确本也。至吴程以大衍历推定四月己丑乃十一日，杜氏谓是月无己丑实误。江永、成蓉镜诸人，递衍其说，以相证明。至孔广牧《先圣生卒年月日考》依之，而其说乃定。（陈玉澍《卜子年谱》据《易林》暌之恒云：“孟己乙丑哀呼尼父”，谓焦氏当西汉世所见左氏续经正是乙丑，与元凯之说合。然何以今《春秋经传》及《史记》尽作己丑，陈氏亦不能为之说。数日之差，于知人论世无预，姑存勿论可也。）自鲁襄公二十二年至此，孔子年七十三也。若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则至是当得七十四。《左传》襄三十一年《疏》有云：“《公羊传》于二十一年下云，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穀梁传》于二十一年十月之下云，庚子孔子生。二十一年，贾逵注《经》云：此言仲尼生。哀十六年夏四月己丑卒，七十三年。”贾氏既主孔子生鲁襄二十一年，而亦云年七十三，岂不有误？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特为之说云：“自襄二十一年至哀公十六年，实七十四算，而贾云七十三者，古人以周岁始增年也。《史记》谓生于襄公二十二年，年七十三，则相距之岁计之。”狄之奇云：“周岁增年之说，似未可泥。鲁襄公生于成公十六年，至九年为十二岁，是不以周岁增年也。绛县老人生于鲁文公十一年，至襄公三十年，计当七十四岁，而师旷止云七十三年，是以周岁增年也。”今按狄氏之说，其论鲁襄之不以周岁增年，则至确矣。至于绛县之老人，师旷曰：“鲁叔仲惠伯会郤成子于承匡之岁也，七十三年矣。”此谓是岁距前七十三年，非谓老人七十三岁，则不得引以为古人周岁增年之例。（及门王生玉哲，谓师旷与绛县老人皆晋人，当计晋年，绛县老人事在鲁襄公三十年二月，阮氏校勘记据《石经》，宋本淳熙本，明翻岳本，足利本，皆作二，孔氏《正义》误作三，晋用夏正，以建寅月为岁首，则是时尚为晋平公十四年之十二月，老人生于鲁文公十一年，即晋灵公五年，师旷云七十三年，实据晋年夏正说之。此亦足破周岁增年之说。）今再以贾逵之言为证。《春秋》昭二十四年，仲孙貜卒，服虔引贾逵云：“是岁孟僖子卒，属其子使事仲尼，仲尼时年三十五。”（亦见《左氏》襄三十五年《疏》。）今若以周岁增年计，自鲁襄二十一年，至此仅得三十四，而贾氏谓三十五，则贾氏亦自以相距之岁计之，非周岁增年也。今在《史记》以前，既不得古人周岁增年之实例，（顾氏《日知录》谓今人以岁初之日而增年，古人以岁尽之日而后增之，《史记 仓公传》，臣意年尽三年，年三十九岁也。今按仓公语质，仍是开岁始增年，故曰尽三年，年三十九岁。顾氏说似误。然要之见时人亦不以周岁增年。）则钱氏之论，自属弥缝之见，非足信矣。窃疑贾逵当时，本亦以相距之岁计之，特以《公》《穀》载孔子生，而《左氏》无之，故据《公》《穀》为说。而云孔子年七十三，则本之《史记 世家》年数，曾未细覈。不然，何以既从周岁增年之算于前，而又取相距之岁为计于后？此决不可通矣。又按《左氏》昭二十年《疏》：“服虔云：孔子是时四十一。”今自襄公二十一年起，以相距之岁计之，至此得三十一，知今本四字乃三字之误。（四十一又四十之误，据阮氏《校勘记》正。）则服虔亦自以相距之岁计，何说于贾逵之独以周岁增年计耶？狄氏又谓：“孔子之以周岁增年，正有明据。《孔子世家索隐》云：孔子以鲁襄二十一年生，至哀十六年为七十三，若襄公二十二年生，则孔子年七十二。是以周岁增年也。”然《索隐》之说，远在贾后，安知其不误据贾算，而持此辨？又乌从据《索隐》而逆定贾氏之以周岁而增年？又乌从据贾氏而逆定古人之以周岁而增年哉？周岁增年之说，要为钱氏弥缝之论，恐未足信守，以释前人之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