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遗产的分配和1229年的忽邻勒台

　　成台思汗第一次面临继承问题是在1219年入侵花剌子模前夜。他的幼妻也遂指出了在即将发生的战役中他所面临的许多个人危险，在她的劝说下，这位蒙古领袖决定立即解决这一紧要问题。在接下来发生的宫廷辩论中，一场激烈的争吵很快就在两个主要候选人，他的两个较年长的儿子术赤与察合台之间爆发。察合台为了实现他夺取汗位的愿望，公开对术赤的父亲血统表示怀疑，他提醒人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他的哥哥是在孛儿帖被蔑儿乞人俘虏一段时间后逃出来不久出生的。争吵随之发生，他们的父亲看出，很显然他们的个人不睦是不可调和的，谁也不会接受对方继承汗位。为了避免一个有争议的继承人，成吉思汗即而转向他的第三个儿子窝阔台。这是一个折衷的候选人。而对他的其他三个儿子来说这一解决方案证明是可以接受的，他们都公开庄严地向他们的父亲发誓：他们将尊重这一决定，在窝阔台即位时，他们将毫不犹豫地忠于和支持他。为了消除对这一点产生怀疑的任何可能性，成吉思汗在他八年后临终前又重新肯定了窝阔台继承汗位的权利。［1］

　　作为消除他后代之间紧张与冲突关系的一项补充措施，成吉思汗在他去世前的几年时间内，分配给他每一个儿子一份领地及属民。在理论上，他们每人均要留在各自的领地内，但要承认成吉思汗所选择的继承人的最高权力，积极与后者协力，进一步扩张帝国的疆界。按照蒙古的传统习惯，长子术赤于1207年或1208年的某一时间，第一个获得了他的领地——额尔齐斯河地区。依据成吉思汗的命令，他的领地后来扩大，包括了欧亚草原西部地区和斡罗斯诸公国。其他儿子分授领地的时间不清楚，但极有可能是在13世纪20年代初期。在这次分配中，察合台获得突厥斯坦西部、塔里木盆地和天山地区西部；窝阔台获得准噶尔和阿尔泰山西麓；最小的儿子拖雷，作为他们家庭的守护者（斡赤斤），获得蒙古本土。［2］ 中国北部，据我们所知，并没有被包括在那时的任何分配方案中；也许这是成吉思汗保留在其自身权力之下的领土之一，随后传给了他的继承者。

　　同样重要的是，成吉思汗事先还准备在他的儿子和其他亲属之间分配他军队中的蒙古军部分。他留给他三个较年长的儿子每人4000人的军队，给其他各个亲属的军队人数更少。剩下的军队共10.1万人则没有分配，而是划归拖雷所有。拖雷作为幼子，按照游牧习俗，得到了他父亲剩余的财产。［3］ 当然，拖雷把这些军队——蒙古人军事机器的核心——置于帝国的支配之下，而且至少当初他是这样做的。然而，在以后的几十年里，正是拖雷对这支军队的控制，对成吉思汗家族之间竞争日趋激烈的权力问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最棘手的继承人与财产分配问题在成吉思汗生前已被安排好了，蒙古帝国的首次权力转移在最小的争吵程度下得以顺利完成。虽然拖雷作为另一位候选人曾被提出过，但他的奋斗目标并不迫切。他被提为候选人很有可能不是为了对窝阔台进行一次严重的挑战，而是为他今后的称汗打下基础。不管怎样，没有发生公开的分裂，而且为窝阔台继位的各项准备工作也在缓慢地进行着。首先，成吉思汗被妥善地安葬，皇室亲属和军队将领们被从帝国很远的地区招来。在汗位空缺期间，拖雷作为蒙古本土的守护者，被指定掌管国家事务，也就是说，成为监国者。［4］

　　当意见达成一致和准备工作就绪后，1229年秋天的某时，忽邻勒台终于在靠近克鲁伦河的阔迭额·阿剌召开。按照成吉思汗的遗嘱，与会的人正式向窝阔台劝进，而窝阔台经过一些礼节上和仪式上的谦让后，终于被“说服”，接受了古老的突厥称号——合罕，或者皇帝，以此区别于他现在享有“汗”的称号的兄弟们。为了表达他们对他即位的承认，窝阔台被他潜在的汗位竞争对手他的兄弟拖雷和察合台、他的叔叔铁木哥斡赤斤扶上了宝座。而后，根据《秘史》的记载，护卫军和箭筒士被“付与窝阔台合罕”，即统治权力被交付其手中。即位仪式结束后，举行了盛大的庆祝宴会，在宴会上，窝阔台向到会的显要人物分别赏赐了礼物，以示谢意。［5］

　　重新扩张与金的灭亡

　　花费了一生大部分时间进行征战的窝阔台，似一次军事力量的冲击开始了他的时代。按照新召开的忽邻勒台所达成的决议，帝国的边界必须多方位向外大力推进。

　　他父亲时代遗留下来的最迫切的任务之一，就是征服钦察草原和斡罗斯诸公国。早在1221年或1222年，成吉思汗就把这一重要任务交给了术赤，但后者全然不顾他父亲如何发怒，从来没有一心一意地完成这项任务。1227年，在他父亲去世前几个月，术赤死了。这一地区的军事行动过去是拖拖拉拉，现在则完全停顿下来。窝阔台成为合罕后，立即重新发动了这场战役。1229年，他派出三个新万户去清除伏尔加河下游地区，以作好对欧亚草原西部边缘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准备。占据伏尔加河与乌拉尔河之间地区的东部的钦察部对入侵军队进行了出人意料的顽强抵抗，这破坏了蒙古人后来对乌拉尔山脉以西发动战争的计划，并使之推迟了好几年。

　　1235年，经过最高级商谈后，老将速不台率领援军被派赴伏尔加地区。1236年抵达战场后，他很快摧毁了抵抗，随后向西攻入斡罗斯和钦察草原，并于1241年以前使之降服。（见地图27）［6］ 尊奉成吉思汗生前的指示，窝阔台尽责地把这一大片领土分给了术赤的儿子们。长子斡尔达分到了额尔齐斯河与乌拉尔河之间的领土；次子拔都分到了斡罗斯诸公国和西部钦察草原。

　　在中东也还有未完成的任务。1230年，窝阔台任命他的护卫之一绰尔马罕掌管这一地区的蒙古军队，命令他追踪逃亡的札兰丁，而后者在伊朗西部仍然试图组织一个反对蒙古人的联盟。在首先巩固了自己在呼罗珊的统治后，绰尔马罕进入外高加索，以追赶末代花剌子模沙。1231年，当这个棘手的叛乱首领被强盗杀死的消息传到蒙古指挥官那儿时，他又指挥军队攻入小亚细

　　亚，那里原由鲁木国的塞尔柱人进行着统治。他们像东部钦察人一样，进行了顽强抵抗。直到1243年，经过长期艰难的战争后，绰尔马罕的继任者拜住指挥下的西亚蒙古军队才能够对塞尔柱人的领土实行有效的统治。

　　在东北亚，窝阔台对高丽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争（见地图28）。蒙古人最初进入半岛是在1218年他们征服东北地区时。由于不能抵抗入侵军队，高丽王朝同意每年纳贡以换取蒙古军队的撤退。获得第一批贡物后，蒙古人按约撤回军队。然而，由于1225年蒙古人的主要收税官莫名其妙地死去，所以在1231年秋天，窝阔台以这一事件为借口，对高丽发动了一次新的进攻。到12月，蒙古军队包围了都城开京，迫使高丽国王投降。蒙古人对他们新臣民的要求是繁重而无止境的，到1232年夏，高丽人起而反抗，杀死了蒙古人驻在这个国家北部的监临官（达鲁花赤）。高丽统治者意识到蒙古人不久就要进行报复，所以放弃了开京，跑到黄海海岸边的一个小岛——江华岛去避难。作为对这些挑战的回击，蒙古人发动了一系列战役，以迫使高丽对他们统治的承认。经过1241—1247年一段时间的休战后，战争继续进行，一直到1259年高丽人最终服从外族的统治为止。［7］

　　尽管在欧亚其他地区进行了如此大规模的战争，窝阔台还是决心完成另一项未竟事业——消灭金朝。1223年木华黎去世时，金朝已经重振旗鼓，收复了一些被入侵者占据的失地。由于那时蒙古人一心要惩罚党项人，所以被迫减少了他们在中国北部的作战。虽然在13世纪20年代后期，零星的战斗仍然在各个边界地区时有发生，但蒙古人并没有试图在金朝的最后根据地河南给其以致命的打击。

　　窝阔台于1230年开始对金朝发起初步进攻。不久，蒙古人痛切地感受到，女真人的国家虽然受到沉重打击，但仍然能够进行有力的防御，必须制定新的作战计划和增加军队才能给其以致命一击。因此，蒙古人重新集结起军队并于1231年着手实施一项新的战略计划。军队的左翼在速不台的率领下在山东作战；中军在窝阔台的率领下进入山西；而右翼则在拖雷指挥下攻入陕西。后一支军队随后进入四川北部，并向宋朝政府请求允许他们通过其领土，以准备由东南向开封发起一次出其不意的攻击。策划这次大规模的包抄行动，是为了避免去进攻控制着通往金朝首都西部通道的、难以攻克的要塞潼关。

　　蒙古人的借路请求被拒绝后，只好用武力沿宋朝边界打开一条通道。1232年初，拖雷的军队在三峰山击溃金军主力，而后又继续向开封进军。夏季，三支军队齐集开封，由速不台统一指挥蒙古各军。在交接指挥权后，窝阔台和拖雷都得了重病。窝阔台在返回蒙古的路上病症发作，随后又恢复了健康。可他的弟弟在到达北方后身体更加虚弱，到接近年底时就去世了。

　　与此同时，速不台在整个秋季加紧了对这座被围困城市的攻势。到1233年2月，金朝皇帝哀宗逃离了都城。几周后，被扔下的士气低落的守军停止了抵抗。5月，开封的城门向蒙古人打开。金朝皇帝此刻已处境危急，他避难于河南西南的蔡州，并向宋朝宫廷请求援助，而后者想从可恨的女真人手中夺回丧失已久的领土，拒绝了金朝的提议，反而与蒙古人协商建立同盟。尽管攻势加强，但这座城市仍在继续抵抗。到1233年秋季，蒙古和宋朝联军会合于蔡州城下。经过数月的抵抗，哀宗意识到无路可逃，也没有获胜的希望，于是自杀身亡。之后不久，1234年2月9日，蔡州失陷，金朝随之灭亡。

　　在战争的余波中，宋朝由于想从金朝的灭亡中捞取好处，进行了一次占领整个河南的错误尝试。不幸的是，宋朝军队并不能胜任这项任务，不久就被蒙古人击溃，蒙古人根本就没有打算与他们的新盟友分享胜利果实。

　　行政管理的重新调整

　　为了统治这一庞大的和不断扩张的帝国，按照惯例，新皇帝以怯薛（护卫军）的全体成员组成他的中央行政机构，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作为他父亲的遗产传给他的。［8］ 窝阔台选择了原来他父亲宫廷机构里的一个内侍，聂思脱里派基督教徒镇海，居于他的中央大臣的首位。作为一个克烈人（虽然有些材料说他是畏兀儿人），他至少从1203年起就为蒙古人效力。在他早期经历中，他曾担任过一系列军事和行政职务，并且很称职。但直到窝阔台时代初，镇海才作为帝国的重要大臣而突然达到顶峰。行政机构中的许多其他重要官员，如最著名的耶律楚材，也以类似的方式被起用。毫不奇怪，那时中央政府的模式比在成吉思汗时没有多少改变。然而，就地方政府而言，由于获得了包括城市和农村在内的大量定居臣民，对帝国管理机器进行大的调整成为必要。在成吉思汗时期，蒙古人满足于把新征服的定居人口置于负责的战区指挥官管理之下，他们作为全权的军民官而发挥作用，就像木华黎在中国北部那样。外来的官吏，像在中国的畏兀儿人和在突厥斯坦的汉人，被用来帮助蒙古人进行治理。但是，这并不能消除征服者对本地行政管理机构与人员的强烈依赖性，他们被有计划地吸收进来为征服者自身的目的服务。

　　为了确保这些当地的精英忠诚地服从命令和促进帝国的利益，蒙古人在重要的人口中心、从属军队驻地和附属国的宫廷设立了特殊官员达鲁花赤。在帝国早期，这些监督户口调查、赋税征收、军事征调的官员均从大汗的那可儿中挑选。史料中提到的第一位达鲁花赤是札八儿火者，他在1214年6月到1215年5月的某个时间被派到中都。［9］ 我们还不能确知这一官职的制度根源，但它与金朝的官职“行省”和哈剌契丹王国的“八思哈”有联系，二者的职权均与后来的达鲁花赤相类似。突厥语八思哈与蒙古语达鲁花赤有完全相等的语义，二者的意思均为“监临者”。［10］

　　窝阔台对他所继承体制的重大改革是为了削弱战区指挥官的行政管理权力，而把这些工作移交给专职的“民职官员”，因为前者的首要职责毕竟是军事征服，而后者能够全身心地致力于财政和行政事务。1229年，他首次组建了两个这样的由民政官领导的行省，一个在中亚，另一个在中国北部。后来，一旦在13世纪40年代于中东建立起稳固的蒙古人桥头堡后，第三个行省也马上在伊朗北部建立。

　　这次改革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大汗本人对帝国定居地区的财富的最高权力，特别是避免贡物和税收被地方上的帝国汗室成员攫取。后者的利益虽然肯定是次要的，但在新体制下绝对没有被忽视。到窝阔台时代晚期，已经建立起这样的习惯作法，即允许有利害关系的地方诸汗和帝国其他诸王在行省人员中派驻他们的私人代表，并在选择首席行政官员时有发言权。这样，这些行政管理工作，在某种程度上就成为由大汗领导的整个成吉思汗家族的共同事业。看起来，这种共同管理的方式的结合体制，由于窝阔台和地方汗察合台之间发生了争吵，最初在突厥斯坦的行政管理中发展起来，以后才被应用于中国和伊朗。［11］

　　突厥斯坦的首任长官是马合木·牙老瓦赤，他是一个说突厥语的花剌子模商人，1218年作为一名外交使者（因此，他的名字牙老瓦赤为突厥语使者之意）进入蒙古宫廷效力。从咸海到党项之间的所有定居地区都属于他的管辖范围。马合木·牙老瓦赤的被任命形成了成吉思王朝行政管理上的持久的家族传统；他为数众多的子孙们至少有四代一直受雇于突厥斯坦和中国的各个蒙古王室。［12］

　　与马合木·牙老瓦赤同时的在中国北部的人物是有名望的耶律楚材。他是出身于辽朝统治家族的汉化了的契丹人。作为有着广博知识和精神境界超凡脱俗的人，他是儒教和佛教禅宗的信徒。像他的先父一样，他仕途活跃，在金朝担任过多种行政职务。当1215年中都陷落时，他正在那里。三年后，依照帝国旨意，他来到蒙古参见成吉思汗。这个契丹人给蒙古统治者留下了极强烈的印象，他以书记官（必阇赤）和宫廷占星家的身份被任命为扈从。

　　1219年，耶律楚材陪同他的主人去中亚，直到1226年才回到中国。在汗位空缺时期，摄政者拖雷派他到前金都城去平息附近地区发生的一次骚乱。他很快完成了使命并恰好在窝阔台即位时返回蒙古。值此1229年，中国北部被交由他负责。［13］

　　耶律楚材和他的改革

　　作为蒙古人十几年的忠实仆从以及对中国情况极为了解的人，耶律楚材对于窝阔台在中国北部所设置的都课税使这一新职位有着完全的胜任资格。然而，对他的任命并没有迎合蒙古统治阶层的一些人，这些人恰恰害怕合罕任命一个有着耶律楚材背景和观点的人进入这样的机构，其主要目的在于以牺牲他们自身的利益作为代价，来维护帝国对税收的直接控制。这种担心在服务于蒙古帝国的汉人军事指挥官中也存在。即使后者有时积极地支持耶律楚材复兴汉文化生活的改革，但在13世纪20年代混乱的情况下，他们还是习惯于在最小限度的外界干扰下统治他们的领地。因此，像他们的蒙古同僚们一样，他们对实行行政或财政中央集权的任何企图也倾向于抱有深深的怀疑。［14］

　　耶律楚材令人不安的财政改革建议，最初出现在窝阔台时代早期发生的有关帝国政策总体方向的辩论中。［15］ 在这些辩论中，宫廷官员与极端派的代言人——拜答儿（别迭）正式提出一项计划，即减少中国北部的人口，把其耕地变成蒙古人放牧牲畜的牧场。耶律楚材通过有力的辩论改变了这一骇人听闻的建议，即如果将固定的税收计划引进这一地区的话，财政收入会大大增加，这将给帝国国库带来更多的长期利益。窝阔台被说服，因为如果这一计划成功的话，将会加强他作为合罕的权力。他给予这个契丹人一次机会去尝试实现他的政策建议。耶律楚材在进行的宫廷辩论中赢了这一回合，而现在则须证明他的措施能够获得他所许诺的国库税收。

　　耶律楚材实现计划的第一个正式步骤是在临近1230年年底实行的，当时窝阔台在中国占领区的十个路中的每一路都任命了税收长官（征收课税使）。［16］ 所有的人都是汉人，而且大部分是金朝的前官员。他们将根据耶律楚材设计的全新的体制去监督税收。在新的体制下，每一个成年人要在以丝估价财产的基础上交纳固定的赋税（差发），对农村人征收的税率要比都市人的高很多。每户耕种者还要交纳一定数量的谷物，无论他们土地的数量和质量如何；而那些在城镇里的人则用丝交纳补充税，用以为过路的政府信使提供食物。大部分用丝估定的税收折为银子交纳给官府。虽然谈不上公平，但这一体制确实建立了稳固的税收种类，而且明确规定了税额的基础。［17］ 按照税收的设计者的厚望，税收——至少在理论上——现在已有序而且可预知了。更重要的是从蒙古人的角度来看，他们的确得到了更多的收入。

　　窝阔台对其效果非常满意，以至在1231年任命耶律楚材为自己的中书令；也就是说，他被赋予了中国北方全部的行政管理职责。然而，在新职位上，他仍然从属于镇海领导下的中枢机构，由中书令发布的所有政府文件必须由镇海连署才能生效。［18］ 尽管如此，耶律楚材财政改革的成功加强了他的权力，他利用已增长了的影响力推动了更多的改革。

　　虽然中国北部的情况由于这些早期措施有了某种程度的改善，但许多问题仍未解决，而新的问题不久就暴露出来了。首先，蒙古人不再满足于原来设定的税率；比如在1231—1234年之间，谷物税额从每户2石涨到4石。其次，蒙古人不能改变他们超出固定税额横征暴敛的旧有习惯。这些困难的出现，部分是因为蒙古当局首先计算政府开支，然后确定税收额以满足他们预算需要。由于开支增多，要确定新的税率或者随时引进特殊税收以弥补预算中的不足部分。这些赤字会由于帝国政策的改变或新的军事战争而产生，但很多则仅仅是由于蒙古统治者的个人贪欲。进入他们腰包的、以银为形式的贡物被定期地送给回回商人（内亚和中亚的穆斯林）进行投资。然后，回回人就用这些资本购买货物进行交易或以极高的利息率借给百姓。这些诸王和商人们之间的合伙关系（汉语称为斡脱），常常带来巨大利润，所以蒙古统治阶级成员们总是渴望得到额外的资本以进行新的商业冒险。［19］

　　在蒙古领导阶层中，没有比合罕本人更严重的违犯者了。窝阔台随便地把大量现金送给斡脱商人去投资，据说，有时为此目的，他给某个商人500锭金或银（波斯语叫巴里失）。为了说明这个数量的大小，请不要忘记，在1230年，耶律楚材从他的全部辖区中也仅仅收到了1万锭银。尽管他的官员特别是马合木·牙老瓦赤反对，合罕却仍继续这一做法，直到他的统治结束。［20］ 毫无疑问，照此额度无法把金钱留在金库，上调税额的压力永远存在。

　　然而，由较高税额引起的穷困并不是斡脱商人造成的仅有危害。作为合罕或是有权有势的宗王的代理人，他们利用自己的关系向百姓勒索钱物。这些商人在中国北部惯用的骗术是谎称他们用某位宗王的钱购置的货物被盗，强迫当地百姓——百姓惧怕官府报复——去赔偿他们的“损失”。

　　1231年后的中国北部继续存在着大量流动人口这一事实，是形势还没有恢复到正常状态的一个进一步明确的征兆。尽管有这些改革，许多人（一个临时的统计说有全部人口的50%）仍然有充分的理由放弃他们的家园，而这仅仅是为了躲避官府赤裸裸的、永无止境的苛求和其代理人的劫掠，另外有的人从税收名簿中消失了，因为他们被迫成为蒙古高官的奴隶和仆从。

　　耶律楚材敏锐地感觉到这一问题，1234年他建议窝阔台在中国北部进行人口调查，查出隐藏和流动人口，让他们返回家园和登记入册。合罕同意并且指定由失吉忽秃忽——青册的原始保存者——具体负责。这次人口调查在1234年实行，在宫廷引发了关于未来税收政策的新的辩论。尽管耶律楚材对税收税类的建立感到满意，但他仍要求课税方法上的根本变革。按他的意见，今后应当以户计赋，而不是像1231年以后在中国实行的那样按人丁来征收，但蒙古人更喜欢按人丁估税的作法，这是一种在中亚行之有效的方法，是在13世纪20年代早期马合木·牙老瓦赤引入他自己的财政改革中的。最后，达成一种妥协，原有的按人丁课税的方法被大大削弱，而一种以丝支付的新的户税被采用。从总体而言，耶律楚材赢得了一分。关于农业税，他建议进行的修改得到采纳。谷物税，最初是对每户按统一税率征收的，现在将要按各户拥有土地的数量和质量来征收。

　　当1236年人口调查结束时，引进了新的制度。其结果是可喜的：更多的公平征税方法被采用，单个家庭实际上的负担大大减轻了，有些户减轻90%之多。但是由于1234年侵占河南和对一直隐藏或流亡人口的登记而使税收基础扩大，整个官府的税收仍然维持着。耶律楚材现在达到了他的权力和影响的顶峰，但麻烦却在地平线上开始出现。

　　耶律楚材的失势

　　在即位最初的活跃时期过去以后，自13世纪30年代中期起，窝阔台渐渐失去了管理帝国的兴趣，当他开始沉溺于饮酒、玩乐以及奢侈生活的时候，各地方和地区的势力积极地施展他们的影响。在宗王自治的支持者和帝国中央集权的坚定拥护者之间发生的斗争，其转折点是1236和1237年。

　　最初清楚地表明耶律楚材开始失去合罕重视的迹象发生在1236年，当时窝阔台决定大量增加王公们在中国北方的封地（蒙古语：忽必；汉语：封地）。根据皇帝旨令，所有地位较高的宗王和公主都接受了大量的农业用地作为增加私人收入的来源。例如，术赤后人被赐予平阳41302户，而察合台得到太原47330户。［21］

　　尽管耶律楚材设法使窝阔台颁布了另一项法令，规定帝国宫廷保留在私人封地内收税和征兵的权利，如此大规模的分封忽必仍然成为中央集权拥护者们的重大挫折。就像耶律楚材清楚地预见到的那样，没有一个积极而且强有力、能够坚决实施自己意愿的合罕，中央政府实际上不可能在封地内行使很多的权力。那些封地内的属民，没有任何形式的保护，只得屈从于无休止的暴政和剥削之下。

　　耶律楚材不可否认地输掉了一场致命的战役，但他仍然致力于改革。这一次他将注意力转向了行政机构的改革。蒙古人自己已经在这方面迈出了一步。随着金朝在1234年的灭亡，蒙古人开始意识到他们自己的法律——成吉思汗的札撒——在管理一个定居的社会时作用有限。于是他们决定在他们的中国领土上普遍实行金朝的法规，即《泰和律》，它在唐朝模式的基础上编纂而成，最初颁布于1201年。尽管这是一个值得高兴的进步，耶律楚材的头脑中还酝酿着更宏大的计划，这就是他希望能够导致最终在中国北部完全恢复儒家模式的政府。

　　为达到这个目的，耶律楚材首先在1237年寻求窝阔台的许可，举行整个北方文职人员的考试，以此作为使中国的知识分子恢复到他们以往在政府中的地位的手段。那些人在过去的数十年里饱经贫困，而且失去了地位。合罕对他的这个计划表示同意，随后耶律楚材在下一年组织了各“路”的考试。4000多人通过了考试（其中1/4的人在参加的时候身份是奴隶或者战俘），但使这位契丹族大臣失望的是，只有少数成功的候选人被派去担任实际职务。［22］ 代之而来的多数情况下，他们在自己的家乡充做行政管理的顾问。蒙古人无意将中国北部（或者任何其他被征服地区）交由当地的官员管理。实际上，在以后的岁月里，外来行政专门人才的作用，主要是畏兀儿人和突厥斯坦居民，在中国北部政府机构内继续存在，甚至有所增加。

　　耶律楚材的行政管理计划没有被接受，进一步证明了他的影响有限。以后的事情将会表明，他不只是无法发展他的改革，而且已实施的措施也绝不是可以免受攻击的影响，尤其是在过去十余年里，他的财政政策步履维艰。这次攻击的核心力量是那些耶律楚材从来未能有效控制住的内亚和中亚商人。他们在蒙古统治集团中的影响力一向很强，而且在耶律楚材影响被削弱的情况下稳定地增长。1239年窝阔台被说服将中国北部的税收交给回回商人奥都剌合蛮承包，这就绕过了国家正式的税收系统。当年确定的税收额不出所料地大量地增加到银44000锭。第二年年初，合罕为商人的成就感到高兴，于是安排这个包税人主管中国北部的税收部门，充任提领诸路课税所官。［23］ 商人集团的胜利暂时告一段落。

　　新政策给汉人居民带来的有害影响，可以在窝阔台于临近1240年年底的时候颁布的旨令中发现。按照这份旨令的说法，平民和官员被迫向无处不在的内亚和中亚（回鹘）商人大量借款以应付他们不断增长的纳税义务。利率数额是如此之高，利息通常在一年之内就与本金相等。按照合罕“仁慈”的旨意，此后利息超过原来借款的数目是不合法的。［24］

　　在奥都剌合蛮的管理下，斡脱商人们——他们同时以包税人和放债者的双重面目出现——在损害了蒙古统治下的汉人臣民的情况下无疑获得了高额债息。事实上，很难想象有比这一时期普遍存在于中国北方更具破坏性和剥削性的经济制度存在，税务承包人竞相以大数目向宫廷争取征税的权力，这就使税额不断上涨。当然，商人们总是为了获得最大的利润，在超过定额的情况下尽可能征收税款。因为很少有人能付得起如此高额的款项，所以他们被迫去向斡脱商人（同时也是包税者）去借高利贷。应该被提到的是，后者的资金是由蒙古宫廷或者其他宗王用他们可怜的臣民最初交纳的税款提供的。

　　就这样，到了窝阔台统治的晚期，耶律楚材在宫廷中的影响已经消失了，改革计划的实施也非常艰难。他继续保有中书令的头衔，依旧是御用占星术士，但不再能够参与讨论国家大事。最能显示出耶律楚材失势的事件发生在1241年，当时窝阔台最终采取行动，推翻自己施行于中国北部的破坏性的财政政策。情况实在太糟糕了，以至于合罕决定将奥都剌合蛮赶下台，并且重新建立一个较为合理的征税制度。然而，其结果是，窝阔台并没有转向耶律楚材，而是起用了另一个中亚的回回、说突厥语的花剌子模人马合木·牙老瓦赤。在1239年以前，他一直是阿母河行省的首脑。显然，在宫廷内普遍存在的政治气氛下，窝阔台认为他不能将中国北部的管理权交还到耶律楚材或者其他汉人利益的维护者手中。

　　然而，撇开耶律楚材而选择牙老瓦赤，这并不是说宫廷想要（哪怕是变相地）继续奥都剌合蛮的政策。马合木·牙老瓦赤是一个完全依靠自我奋斗的改革家，尽管在他的汉人同事中从未得到什么较高的评价。他曾经调整了突厥斯坦的税收，反对窝阔台宫廷的奢侈铺张，而且在他以前的职权范围内与分封体系的扩大进行斗争。虽然事实是他在从1241年晚冬到1242年春季的短暂的任职期内无法减少到处蔓延的官员腐败现象和封地所有者之间的不断争斗，对他的任命仍然表示出了帝国对中国北部的政策的改变。［25］

　　简而言之，尽管牙老瓦赤的政策在许多方面与耶律楚材相似，但是他被指派去取代奥都剌合蛮一事清楚地表明契丹人已经失去了个人影响力。在乃马真摄政期间（1241—1246年），耶律楚材于1243年体面但悄然地死于哈剌和林。

　　窝阔台之死与乃马真摄政

　　在合罕积极参与的灭金战役结束之后，宗王们强烈要求窝阔台留在蒙古本土，过优裕的生活，享受成吉思汗家族成功的帝国扩张所带来的巨大利益。合罕最初拒绝了他们的请求，因为他渴望领导即将开始的进攻斡罗斯公国的战役。但是在他注意到这些建议后，他最终被“说服”了。［26］ 从13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窝阔台既屈服于宗王们的压力，同时也由于自己的爱好，过着奢华而且悠闲的生活，把大多数时间都用于宴饮和游猎。因此而导致的权力空虚被他的第二个妻子脱列哥那急切地填补上了，她很快就在宫廷中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并开始以她那迅速衰弱下去的丈夫的名义发布诏令。

　　窝阔台在他统治的后期酗酒的程度实在太厉害了，以至于特别指定了一个宫廷官员来控制他每天饮酒的数量。然而这种方法是无效的。1241年的12月11日，窝阔台在出猎途中的一次酗酒后死去，时年56岁。这位蒙古帝国的第二任合罕的墓地显然在他位于准噶尔的分地或附近，而不是与他的父亲一起葬在不儿罕·合勒敦的山中。［27］

　　按照蒙古人的习俗，一个家庭的男性家长死后，在他的长子成年之前，由他的寡妇代管他的遗产，并享有他的权力。蒙古统治家族继续遵从社会习俗中长期以来所认可的这一原则，在早期蒙古帝国内部利用它作为转移政治权力的一种途径。换句话说，帝国本身被看作是合罕家族的世袭财产，并可相应处理。因此，窝阔台死后，他的寡妇，已经牢固地控制住了宫廷的脱列哥那，也可管理他的遗产，也就是说，在通过忽邻勒台正式确认新的皇室男性首领——一位新的合罕之前，她将担任帝国的摄政者。［28］

　　脱列哥那在汉文文献中称为“六皇后”，［29］ 一旦掌权，就不顾强烈的抵制，努力策划将她的儿子贵由（1246—1248年在位）送上汗位。由术赤的次子——金帐汗拔都领导的反对者们最终未能阻止贵由登基，但是他们以各种理由，设法拖延了最终决议的做出约四年半左右的时间。在这种人为地延长了的整个空位期间，有才能而且坚定的脱列哥那继续用她已故丈夫的名义管理国家事务。

　　可是，脱列哥那的权威在军事领域中受到了某些限制。窝阔台去世时正在进行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比如入侵中欧，都自动停止了，因为蒙古宗王们和多数高级将领必须回去推选继承人。脱列哥那摄政期间恢复了一些军事行动，但所有行动的目标和规模都明显地有所限制。例如，拜住得到允许完成消灭鲁迷国塞尔柱王朝的战斗。另一个同样是范围有限的作战行动是攻击淮河以南宋朝控制的区域。这场战役以1245年蒙古军占领寿州（今安徽寿春）而告终。［30］

　　然而在行政管理和财政事务方面，有许多迹象表明，摄政者享有广泛的权力，并打算将这些权力运用到最大限度。例如，1244年脱列哥那批准在外高加索地区发行新的货币，旨在使人头税的征收更加容易。这是一个开端，在下一个十年里，蒙哥汗（1251—1259年在位）更加有系统和更加广泛地努力使帝国税收货币化。［31］ 摄政者不仅仅是一个暂时代理者，这一点可由她的人事策略进一步证实。她从政府里将镇海和其他一些中央部门的官员赶走，并且对行省的领导者进行了清洗：波斯的阔里吉思、阿母河的马思忽惕伯、中原的马合木·牙老瓦赤，所有这些窝阔台任命的人，很快都被免职。牙老瓦赤尤其为脱列哥那所痛恨，为了从她的代理人手下保全性命，他被迫逃走，最后得到了窝阔台次子阔端的庇护。

　　脱列哥那将这位逃走的花剌子模人的职位又交给了以前被免职的奥都剌合蛮。中原再次落入贪得无厌的包税人手中。虽然脱列哥那摄政期间实行于中国北部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很少有记载，我们仍然可以做出合理的推测，那与奥都剌合蛮首次掌权时应该是十分类似的。

　　贵由的即位与宗王之间的争端

　　虽然脱列哥那所做的人事更动，砍掉了行省的共同管理性质，从而招致一些蒙古宗王的不满，但即使这样，也没有人公然站出来反对她。在她的反对者们看来，她的权势只不过是暂时的，而她那些令人不快的政策在将来的某个时候会很容易被改变。然而，在继承权问题上，脱列哥那遭到了强烈的抵制。任何帝国权力的易主都不可避免地成为激烈政治斗争的焦点，而且最终会导致宗王之间的武装冲突，因为至少在原则上他们所有的人都有资格登上汗位。而在蒙古人的不健全的但在发展中的继承体制下，即继承人由大汗提名，实际上很容易防止上述情况发生。［32］ 因此，由于全体皇族的长期利益以及它的每个成员的个人野心都处在紧急关头，脱列哥那为了达到她的目的，被迫就这些关键性问题与所有派系谈判。

　　脱列哥那将她的长子贵由推上汗位的计划主要遭到来自两个方面的反对。首先，因为窝阔台曾经提名他的孙子失烈门（他是已故合罕三子阔出的长子）为继承人，所以摄政者的家庭内部出现了不满和抵制。［33］ 这可以解释为什么脱列哥那的敌人，诸如马合木·牙老瓦赤等可以在其他窝阔台系的宗王们那里获得庇护，以及为什么脱列哥那一定要罢免她丈夫的大臣。虽然失烈门的继承人身份被脱列哥那成功地剥夺了，但在皇室的其他分支中立即出现了另一股更加难以对付的反对力量。

　　贵由在同辈的宗王中树立了强大的敌手，他们中最重要的是金帐汗国的创建者、公认的术赤系的领袖拔都。这两个人公开地鄙视对方。存在于他们之间的根深蒂固的敌意起因可以往前追溯：在1236—1241年欧亚大陆西部的征战中，二人的个人意见不合乃至关系破裂。当时争论的问题是谁人在上，谁位在前。这一争执如此激烈，以致窝阔台被迫亲自出面调停，做出了有利于拔都的结论［34］ 。这自然进一步损害了两个宗王间的关系，以及贵由和他父亲间的关系，并可能是促使窝阔台决定选择他的孙子失烈门为继承人而非他儿子的原因所在。

　　1241年，当窝阔台身患重病的消息传到了依旧长期不和的西部战线的蒙古宗王们之中时，贵由立即离开了前线赶回他父亲的身边，可能是想解决他们之间的不和，并藉此提出他个人对汗位的要求。合罕在他儿子到达前死去了，但脱列哥那已经代表她儿子展开了积极的行动。用一种也许是很不体面的方式仓促宣布了她丈夫的死讯后，脱列哥那在1241年秋天匆忙召集了忽邻勒台，希望能够确保贵由迅速即位。

　　拔都自己虽然并没有掌握帝国的野心，但他决定要阻止他所痛恨的对手贵由登基。因此他声称一次严重的痛风正在困扰着他，以此为借口拒绝前去参加忽邻勒台。术赤系所用的这种策略使贵由的即位问题拖延了几年之久。［35］ 在此期间，脱列哥那继续坚持她的做法，以她的地位和影响为她的儿子寻求支持。在许多阴谋诡计和政治上的明争暗斗之后，摄政在皇室内部得到了她所必需的一致支持。1246年夏天，一次新的忽邻勒台在克鲁伦河边召开，正式推举贵由为大汗。对此强烈不满的拔都直到最后依旧抵制，他再次称病，拒绝出席贵由的即位典礼。他派长兄斡儿答代替他作为术赤家族的代表去参加正式仪式。

　　拔都和贵由间的公开冲突虽然避免了，但是术赤系对新大汗的接受却是非常勉强和不情愿的。当时反对贵由即位的激烈程度被一位与这些事件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作者在其著作《鞑靼关系》中揭示出来，他说，新的皇帝“以一票的多数”当选。［36］ 当然这并不完全准确，但真实地反映了蒙古宗王间不断滋长的紧张政治气氛。进一步反映皇室内部发生分裂的事情，是另一个有资格获取汗位的人，成吉思汗的幼弟铁木哥斡赤斤，希望在意见广泛分歧的局势下获利，试图在不正式召开忽邻勒台的情况下为自己夺得汗位。正如方济各会修士迦儿宾所说的那样，因为“他想不经推举而获得汗位”，所以王公们集会同意将其处以死刑。［37］ 这是在内部权力斗争中第一个被杀的皇室成员。

　　于是贵由在一片怀有敌意和猜疑的舆论中即位。此后的继承危机将证明会有更多的人为此丧命，并终将损害大蒙古国的团结和力量。

　　贵由管理下的王国

　　贵由在登基的时候年届40。像多数蒙古王子一样，他的青春都消耗在各项战事上。他曾经攻打过金朝，参加过1239—1240年间征服北高加索的战斗。根据可以找到的所有材料来看，他在即位以前几乎甚至完全没有朝政管理经验。

　　贵由刚开始他的统治，就对他的支持者——上至皇室宗亲，下到低级书记——给予大量价值昂贵的赏赐：珠宝、华丽的服饰，以及大量金钱。波斯史料对此的记载给我们留下的明显印象是，他在即位的时候所表现的异乎寻常的大方，并不仅仅为了展示皇家的慷慨，而是偿还为了夺取汗位所欠人情的大规模政治性的报酬。［38］ 实际上，在他短暂而且无所建树的统治期间，贵由继续着无节制地对皇室成员和军队进行赏赐的习惯，这大大削弱了帝国的库藏。

　　作为一个善意的表示，新的大汗恢复了许多在脱列哥那摄政期间被解职的行政管理官员的职位。中书令镇海与他以前的同事们一起官复原职。对突厥斯坦的管理权再一次被交给了马思忽惕伯。他的父亲马合木·牙老瓦赤以大断事官（也可札鲁忽赤）［39］ 的名义被派去主管中国北部的行省。脱列哥那在中原的代理人奥都剌合蛮在被免职后处死。尽管以前的统治制度在很多方面都被重新恢复，贵由仍有可能让他的几个亲信出掌重要位置。其中主要是他的阿塔毕（atabeg），或者说是他的老师聂思脱里派教徒乃蛮人合答。按照迦儿宾的说法，合答掌握了“整个帝国的监察机构”［40］

　　帝国统治方式中共同管理原则的恢复，似乎无论在名义上还是在实质上都得到新大汗的认可，它在很大程度上是其他宗王派系作为他们支持贵由登基的代价而对窝阔台系索取的让步。例如贵由在位的第一年，在对大名路（今河北）皇家领地的管理中发生的不法之事被报告上来以后，这一关系重大的事件由两人共同进行调查。一个是宫廷的代表，党项人昔里钤部，另一个是拖雷家族的长期随从不只儿。应该注意到，有趣的是，这一事件中决定性的资料，大名路的审查文件，被拖雷系的代理人所控制，而非大汗的代表。［41］ 贵由的皇室同胞对帝国的事务很感兴趣。

　　令人遗憾的是，关于这一时期帝国管理中国北部的安排和措施的资料是非常缺乏的。就连大断事官马合木·牙老瓦赤的活动也不为人所知。从仅存的记载可知，贵由的主要管理工作是尽力收集帝国人口的最新数字。一道在中原地区进行人口调查的命令于1247年底发布。大约在同时，伊朗和斡罗斯公国在一定的范围内也进行了类似的工作。在中原获得的所有数据的记录在任何地方都没有保留下来。如果这项工作确实曾经开展，可能从未完成［42］ 。

　　一般说来，在贵由管理下的帝国政府缺乏活力，而且表现出了一种分散的倾向——如果不是分裂的话。其结果是，地方官员享有充分的机会去役使下属的人民，而这又导致了在中国北部的乡村和城市中，“盗匪”和叛乱到处蔓延。［43］ 中央权力的被侵蚀，部分是由于术赤系的不妥协。但形势由于贵由自己的领导无方面恶化。像他父亲一样，他早年是个酒鬼，长期疾病缠身也令他付出许多代价。在他登上汗位的时候已变得如此衰弱，以至于在管理帝国事务的方面既没有活力，也没有兴趣。他对发挥他的臣民的力量没有任何的全面计划，而且由他提出的寥寥无几的政策从未得到过有力的贯彻实施。例如，最初，他宣布要取消一切在窝阔台和脱列哥那时期颁布的未经正式认可的皇家诏令（札儿里黑，jarligh）和象征权力的符牌，但是很快他自己在这一点上也变得同样的不严格，以致他的继任者蒙哥被迫再次设法去控制这些弊端。看来贵由所有精力都用于宴会、狩猎和时刻提防拔都上了。

　　仿佛是为了给帝国增加灾难，贵由的放荡走向了极端。他不停地将数目很大的金钱和珍宝赏赐给他的支持者们，这很快就使他那些忠诚的大臣们提出了警告。不过，宫中在这方面提出的批评，对大汗没有什么明显的影响，他自己宣称他首先希望能够在赏赐的数目和慷慨的程度上超过他的父亲。［44］ 在这方面，他确实有希望达到领先地位：波斯的编年史记载了贵由在临死的时候签署一份字据，以国库储存来抵付他赏给支持者们的总价达50万锭银的各项奢华品。［45］ 这个数字可能被夸大了，但它清楚地表现出贵由沉溺于此并向斡脱商人借贷了大量财物。贵由与斡脱商人们的大量交易，以及商人们因此给宫廷带来的影响，这些表明在窝阔台的时代滥用这些斡脱商人的情况——承包税收、高利贷、侵吞款项、以及勒索——再次成为风气。

　　贵由之死和斡兀立海迷失摄政

　　贵由短暂的在位期间，军事行动很少进行，并旦被限制在一定范围内。1246至1247年，对湖北和安徽的宋防线发动了有限的攻击。大概在同一时间，西亚的新统帅宴只吉带在伊朗进行了一些较小规模的战役。蒙古在这一时期失去了其特有的侵略性与皇室成员间持续的紧张气氛大有关系。拔都对于贵由接掌汗位的妒忌，是造成他们之间分裂的核心问题。这两个人之间的公开冲突看来一触即发，所以宗王们不愿意将自己的大量军队投入新一轮的对外扩张中去。帝国正处在内战边缘，即将成为敌人的王公们为了不可避免的军事冲突而节约使用自己的力量。

　　虽然史料叙述比较模糊，但某些证据似乎暗示，贵由以罕见的坚定与果敢先发制人，迫使拔都摊牌。1247年秋天，大汗离开了漠北，前往他在叶密立河流域的分地，诡称是一次巡视。实际上，他以后的行动表明，所谓“巡视”的真实意图是他想不引人注意地进入准噶尔地区的适当位置，以便向他的敌人在西部的领地出其不意发动袭击。究竟是什么事情——如果曾经发生过的话——促使他决定在这一特定时间前去攻击术赤系已无从可考。无论如何，贵由一抵达准噶尔，就着手整编和扩充他的军队，为即将开始的攻击做准备。大汗发布诏旨，命令“蒙古人户每百以一名充拔都鲁（蒙语：badur）”。［46］ 因为后者是皇家卫军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用做大汗的前锋部队或者精锐突击部队。［47］ 很明显，贵由对不久即将开始的进攻行动做了反复考虑。

　　大汗的准备工作完成以后，便于1248年春天离开了准噶尔的营地，率领大批军从，向西前进。此时拔都驻军于阿剌豁马黑，此地位于巴尔喀什湖以南，正处于贵由大军的行军方向上。在这个关头，拖雷的寡妇，表面上看似与窝阔台系关系很好的唆鲁和帖尼别吉秘密遣人前去警告拔都，要他注意大汗的动向以及敌对意图。这个行动明显地是要为她精心安排的将其子蒙哥推上帝国宝座的计划争取术赤系的支持。

　　拔都及时得到了警告，整军待战。贵由虚弱的身体终于支持不住了，他死于横相移儿，该地离畏兀儿人的夏都、位于天山北坡的别失八里有一周路程。一场酝酿已久的对抗终于被避免了，战争随着贵由的死亡而烟消云散。贵由的遗体按照他的遗孀斡兀立海迷失的意愿，被运回他在准噶尔地区的分地加以埋葬。

　　尽管拔都对窝阔台系的敌意是公开的，但他仍然承认斡兀立海迷失在忽邻勒台推选出新大汗之前作为帝国摄政者的权利。不过，她的权力受到了限制，因为拔都规定她必须保留死去的大汗的大臣和官员们的职位，而且在脱列哥那时代曾经发生的对管理人员的大清洗将不会再被宽恕。［48］

　　不同于迅速集结在拖雷长子蒙哥周围的反对派们，窝阔台系很难为空着的汗位确定自己的候选人。斡兀立海迷失被迫在平息自己家庭内部的不和上花费大量时间，同时还要阻止拖雷系的合法候选人登上汗位。按照志费尼的叙述，在这种形势下，空位期间政府很少处理公务，不过是在“跟商人交易，临时拨款给各地和各邦，派遣下层驿使和税吏而已”。［49］

　　关于斡兀立海迷失摄政期间帝国定居地区实行税种和税率的细节十分缺乏，但是《大元马政记》［50］ 中记载的对游牧民的牧群征税（khubchir，忽卜赤儿）的资料是可以查到的。这种税构成了游牧人口对中央政府的主要财政义务。按照保存在《大元马政记》中的法令所规定的细目，这种税最初在1234年的时候确定每百头牲畜纳一头的比例。根据这种制度，拥有牲畜数目少于百头的牧人根本就不必纳税。不可理解的是，按照1250年7月发布的诏令，斡兀立海迷失和她的顾问将税率做了大幅度的增长，上升到每十头牲畜要交纳一头。我们很难弄清这一措施背后的依据，因为其结果很可能减弱而不是加强了帝国关键的核心力量——游牧民——对窝阔台系竞争汗位的支持。在这方面的短浅目光表现了窝阔台系全体成员的愚蠢无能，他们把汗位留在家庭内部的努力徒劳无功，更显示出这一点。

　　［1］ [76]《秘史》，第254—255节（第189—197页）；[404]《史集》，第1卷第443页；[38]波义耳：《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18页。

　　［2］ [19]阿塔蔑力克·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第1卷，第31页；[18]波义耳英译本，第1卷，第42—43页；[29]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代及其前的突厥斯坦》，第392—393页。

　　［3］ [404]《史集》，第1卷，第399—417页，提供了每个单位的完整分配细目。然而，需要强调的是，这个细目表“仅仅”包括在蒙古本土发展起来的那些军队。虽然缺少细节，但很明显，除了4000人“蒙古军”作为基干外，三个较年长儿子中的每一个还有被征集起来的辅助军队供自己调遣的权力。这样，1227年术赤、窝阔台和察合台所控制的军队的数量实际上要比拉施特记载的要多出许多。有关进一步的探讨，可参阅[470]约翰·M.史密斯：《蒙古人力与波斯的人口》，第273—275页。

　　［4］ [653]《元史》，卷115，第2885页。

　　［5］ [76]《秘史》，第269节（第209页）；[19]《世界征服者史》，第1卷，第144—149页；[18]波义耳译本，第1卷，第183—189页；[653]《元史》，卷2，第29页。有关窝阔台的新称号，见[393]罗依果：《汗、合罕与贵由的印》，第272—281页。

　　［6］ [12]托马斯·T.爱尔森：《西征的前奏：1217—1237年蒙古对伏尔加—乌拉尔地区的军事行动》。

　　［7］ [280]加里·莱迪亚德：《蒙古入侵高丽及的成书时间》，第1—16页。

　　［8］ [76]《秘史》，第269节（第204页），记载保卫成吉思汗的那些卫士在窝阔台登极后被分给了他。虽然大部分怯薛确实分给了窝阔台，但[406]《五世系谱》（一份未出版的有关拉施特《史集》的家庭资料），手稿105l－106r，127r－l，提供了一个很长的成吉思汗四个儿子的继承人的世系表，指明成吉思汗的“个人千户”转到了拖雷手下，这是怯薛中最精锐的军队。参见[404]《史集》，第1卷，第555页；[38]《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163页。

　　［9］ 《元史》，卷120，第2961页。

　　［10］ 关于达鲁花赤，见[68]柯立夫：《达鲁花赤考》。关于达鲁花赤与巴思哈之间可能的联系，见[519]伊斯特万·瓦撒理：《巴思哈制的起源》。

　　［11］ [43]保罗·比尔：《蒙古不花剌的汉—契丹管理机构》，第一次指出了他称之为“共有的卫星式行政管理”的这些行省机构的性质，并追溯了它们的发展。

　　［12］ 有关这一家族的简史，见[7]托马斯·T.爱尔森：《马合木·牙老瓦赤》。

　　［13］ [399]罗依果：《耶律楚材（1189—1243年），佛教徒和治国儒者》。

　　［14］ [196]萧启庆：《严实，1182—1240年》，第119—122页。

　　［15］ 有关耶律楚材的财政与行政改革，见[399]罗依果：《耶律楚材》，第201—207页；[333]尼古拉·TS.蒙库耶夫：《关于蒙古早期大汗的汉文史料》，第34—36页。

　　［16］ 《元史》，卷2，第36页。

　　［17］ 早期蒙古财政制度的最全面记载保存在[599]《黑鞑事略》，13a—b。该书由彭大雅、徐霆撰写，两人都是宋朝的使者，于1234—1236年游历过中国北部。对该书的翻译与相关部分的研究见[442]舒尔曼：《13世纪蒙古的贡纳制》，第312—318页。

　　［18］ [599]《黑鞑事略》，10a；[164]海涅什编译本，第133页。

　　［19］ [599]《黑鞑事略》，15a—b；[144]海涅什编译本，第152页。

　　［20］ [19]《世界征服者史》，第1卷，第165—166、170—177页；[18]波义耳译本，第1卷，第209—210、213—215页。

　　［21］ [653]《元史》，卷2，第35页；卷95，第2414页。

　　［22］ 关于这个时期儒生的处境，见[299]牧野修二：《金后期和元初期〈十经〉的翻译》。

　　［23］ [653]《元史》，卷2，第36页；[601]《圣武亲征录校注》，106b。

　　［24］ [653]《元史》，卷2，第37页。

　　［25］ 关于这个时期中国北部状况的简要叙述，见[609]姚燧：《牧庵集》，卷15，4a。

　　［26］ [19]《世界征服者史》，第1卷，第156—157页。[18]波义耳译本，第1卷，第198—199页。

　　［27］ [35]见波义耳：《窝阔台汗的葬地》。

　　［28］ 这个原则在成吉思汗去世时并不适用。因为他的正妻孛儿帖，有可能即位的诸子的母亲，已在他以前死亡。而且，成吉思汗最后一次疾病时间短暂，他的次妻中没有人有机会在宫廷中建立自己的权势。

　　［29］ 很可能她的实际称号不是“六皇后”而是“大皇后”，即她的蒙古称号也可合敦（Yeke Khatun）的直译。显而易见，这一错误是13世纪时在汉人作者中产生的，因为“六”和“大”在字型上是相似的。见[397]罗依果：《论脱列哥那1240年的旨令》，第42—43页。

　　［30］ [653]《元史》，卷2，第38页。

　　［31］ [445]M.A.塞非迪尼：《具有大蒙古国别乞铭文的钱币》。

　　［32］ 关于草原民族中继承斗争的性质，见[113]傅礼初：《奥托曼帝国中的突厥——蒙古人的君主制传统》。

　　［33］ [404]《史集》，第1卷，第445页；[38]《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120页。

　　［34］ [76]《秘史》，第275—276节（第215—217页）。

　　［35］ [404]《史集》，第1卷，第523—524页；[38]《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120页。

　　［36］ [467]R.A.斯克尔顿译：《芬兰地图及其与鞑靼的关系》，第84页。

　　［37］ [87]道森：《出使蒙古记》，第25页。

　　［38］ [19]《世界征服者史》，第1卷，第209页；[18]波义耳译本，第254—255页。

　　［39］ [610]程钜夫：《雪楼集》，卷25，17b。

　　［40］ [87]《出使蒙古记》，第66—67页。关于他的阿塔必称号，见[19]《世界征服者史》，第1卷，第213页；[18]波义耳译本，第1卷，第259页。

　　［41］ [653]《元史》，卷122，第3012页；[609]姚燧：《牧庵集》，卷19，10b—11a。

　　［42］ 关于这次登记的详情和史料，见[8]托马斯·J.爱尔森：《1245—1275年蒙古在俄罗斯的户口调查》，第36—38页。

　　［43］ [606]胡祗遹：《紫山大全集》，卷151，20b—21a，叙述了1247—1249年之间几次这样的突发事变。

　　［44］ [404]《史集》，第1卷，第574页；[38]《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188页。

　　［45］ [19]《世界征服者史》，第3卷，第83—85页；[18]波义耳译本，第2卷，第603—604页。

　　［46］ [653]《元史》，卷2，第39页。袁桷也注意到了贵由计划对拔都的进攻见[611]《清容居士集》，卷34，24b—25a。

　　［47］ 见[195]萧启庆：《元代的军事制度》，第36页，关于“勇士”的详述。

　　［48］ [19]《世界征服者史》，第1卷，第217—218页；[18]波义耳译本，第1卷，第263页。

　　［49］ [19]《世界征服者史》，第1卷，第219页；[18]波义耳译本，第1卷，第264—265页。译文引自波义耳书。[译者按：此处译文引自中译本上册，第310页]。

　　［50］ [638]《大元马政记》，29b—30a有关译文见[33]鲍登和札奇斯钦：《大元马政记简注》，第254—25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