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林黛玉的“叛逆性”很强，那么就必定要有相应的更为强大的对立面才是，她就必须受到这个对立面的代表人物的强烈压制，于是一些情节就被误读了。有时不是从情节出发得出结论，而是根据意识形态作用下（这种作用在很长时期内已经化为人们的集体无意识）的结论来诠释情节。其实有些结论很值得再重审一番。即以几乎成为定论的“林黛玉寄人篱下”来说，就很值得重新研究。我们不能把林黛玉自己的某种感觉完全当成客观事实，况且林黛玉在讲这些话时，还有一些话却被我们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寄人篱下”论最重要的根据是四十五回“金兰契互剖金兰语”中黛玉对宝钗的诉说：“每年犯这个病，也没什么要紧的去处。请大夫，熬药，人参肉桂，已经闹了个天翻地覆，这会子我又兴出新文来熬什么燕窝粥，老太太、太太、凤姐姐这三个便没话说，那些底下的婆子丫头们，未免不嫌我太多事了。你看这里这些人，因见老太太多疼了宝玉和凤丫头两个，他们尚虎视耽耽，背地里言三语四的，何况于我？况我又不是他们这里正经主子，原是无依无靠投奔了来的，他们已经多嫌着我了……我是一无所有，吃穿用度，一草一纸，皆是和他们家的姑娘一样，那起小人岂有不多嫌的？”这段话其实恰恰证明黛玉不是“寄人篱下”，而是充分享受到了贾府小姐的一切正常待遇，并未受到什么额外的“白眼”或“牙眼”。连贾府的命根子贾宝玉以及权倾荣府的王熙凤尚且要被那些庸俗、势利的婆子丫头们“虎视耽耽，背地里言三语四的”，那么林黛玉被她们“嫌”岂不是十分正常的事么！如果她们如此“虎视耽耽”地对宝玉、凤姐，而对黛玉却毫不嫌烦，非常亲切，那就无法理解了。重要的是贾府的主子们并不嫌她，连黛玉自己也说“一样”。其实埋香冢黛玉泣残红
第五回作者就有明确交待：“林黛玉自在贾府以来，贾母百般怜爱，寝食起居，一如宝玉，迎春、探春、惜春三个亲孙女倒且靠后。”以后的文字中并无任何叙述表明这种高于三春的待遇有何降低，总是看到贾母格外疼爱黛玉。
黛玉在贾府“遭受迫害”论的另一个重要根据，是黛玉《葬花诗》中的诗句：
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
一些读者由此认为，林黛玉在贾府的生活一年四季都处于这种“风刀霜剑严相逼”的情况下，至少是经常生活在这种境地。这恐怕是过于将诗词中的描写或比喻坐实了。《葬花诗》确实抒发了黛玉对自己命运的失望、颓丧和处境的不满，但那是从总体而言，并非每一句话都能在她的生活中找到准确的对应点，有的只能是大体上对应，有的则不是事实上的对应，而是某种情绪导致的感觉。这里就属于这种情况。现在一些认识的混乱，一个重要原因是把高鹗续书与曹雪芹原意弄在一起了，变成了曹雪芹一贯的思想与做法。而实际上，曹雪芹和高鹗对宝黛悲剧的成因，对贾母、元春、王熙凤在这个悲剧中的作用的写法是大不相同的。从曹雪芹亲自写的前八十回实际情况来看，林黛玉在贾府受到的决非什么“冷遇”，更不是什么“污辱”、“牙眼”，而是备受贾母的宠爱和王熙凤的关照与保护。前面举到的一些例子已经可以证明此言不虚。林黛玉由于父母双亡，寄居舅舅家，自然很容易产生孤独、失落之感，稍有不如意便会感到究竟不是自己家，被人慢待、冷落，“不免常生寄人篱下之感”。假如本人心胸不开阔，就会更想不开，甚至感到“严相逼”。因此黛玉的感觉不等于事实，而这有时会给读者造成错觉。有些地方黛玉大为生气是没有道理的，纯粹是她心胸狭窄之故。如第五回宝钗刚来不久，她“年岁虽大不多，然品格端方，容貌丰美，人多谓黛玉所不及。而且宝钗行为豁达，随分从时，不比黛玉孤高自许，目下无尘，故比黛玉大得下人之心。便是那些小丫头子们，亦多喜与宝钗去顽。因此黛玉心中便有些抑郁不忿之意，宝钗却浑然不觉”。黛玉的生气显然是出于某些女性的常见病、多发病——嫉妒。这种小心眼子经常给她自己带来不快，宝玉也每每被她嘲笑。十九回宝玉想看她袖子为什么这么香，黛玉说：“人家有‘冷香’，你就没有‘暖香’去配？”这里己卯、王府等本有脂批道：“的是颦儿活画。然这是阿颦一生心事，故每不禁自及之。”此说很是。曹雪芹要她“当自嗟”就包含这些方面的自省。但每个人自己的感觉毕竟与个人修养以及与对情况的了解程度有关，不等于是事实，究竟如何，还应视实际情况才能作出正确判断。而从前八十回来看，黛玉在贾府确实备受礼遇，从未有何受伤害之事。被人们认为是黛玉受冷落的一些例子，有的事出有因，如宝钗生日，元春赐物；有的是友好的玩笑，如王熙凤说“吃茶”；有的至多算是玩笑不当，如说她像小戏子；有的则是黛玉自己多心，小心眼儿，为小戏子的事生气便是。所以在曹雪芹写的前八十回宝黛爱情的问题上，并不存在什么“强大黑暗势力压迫”的情况。林黛玉的一些言行不符合封建礼教的规范，但也还没有构成“与封建礼教的尖锐对立”。因为她的言行真正触犯封建礼教的成份并不多，也不严重。比如她对举业固然有冷淡的一面，但远远没有达到宝玉那种极度厌恶的地步。第九回宝玉去塾中读书前来向黛玉话别，黛玉还笑道：“好，这一去，可定是要‘蟾宫折桂’去了。我不能送你了。”可见对举业并不厌恶。宝钗、湘云和她在这个问题上不是热衷与反对的本质不同，而是热衷与有些淡漠的程度之别。当然这在当时也就很了不起了。
曹雪芹对林黛玉的热爱并不仅仅表现在对人物品德、人格、才学、外貌等方面的描写上，而且同样重要的是体现在对这个人物的精心塑造上。曹雪芹和绝大多数作家包括像汤显祖、蒲松龄这样的大作家在人物命运的处理上的一个重大区别是，他并不将美好的结局与美好的人物划上等号。中国古代小说中经常能够见到的作者持褒扬态度的主人公死而复生、金榜题名、有情人终成眷属等等，在曹雪芹的《红楼梦》中看不到。这是他远远超过高鹗和其他续书作者的地方之一，是曹雪芹现实主义精神的重要体现。尽管林黛玉在高鹗笔下也以惨死告终，但“兰桂齐芳”、“家道复初”之类却不符合曹雪芹的原意。根据佚稿，林黛玉最后的“泪尽而逝”，其实“思想性”一点也不“弱”，而且非常符合曹雪芹小说的总体构思与原初设计。绛珠小草和绛珠仙子不论多么可爱与值得同情，其致命弱点是对神瑛侍者的极度依赖。其生命的延续、小草成人以及追随下凡等无不是神瑛侍者所给予的，因此当生活中的“神瑛”贾宝玉一旦离家避祸久久不归，那么“绛珠”的俗身林黛玉便失去了唯一的依赖，生命力自然就枯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