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兄祜昌之思我们弟兄，排行五人，我居幼，“挨肩儿”的是四哥，即祜昌。
四哥与我的关系最为亲密深切。他寿至七旬晋九，因家庭条件太差，患病(本是可医或缓解 而非致命的慢性病)失医，不幸辞世。
他忽然走了。我总像不大相信这个人就没了，分明还和我形影相共，心意不分；还会来京小 住，秉烛研?《红》……?
可是再也没有这样的情景了。
他走了之后，我像失去了自己的“一半”，踽踽凉凉，独来独往，彷徨于“空间”。
我的红学道路是他引导的，而且数十年来是“同行共命”的为《红》辛苦者。我这个“ 著名红学家”的头衔，其实是他给我准备和赋予的。
他对曹雪芹与《石头记》的痴情挚意，远胜于我。我受了他的感染和感动。这是一种巨大的 精神力量，是这力量成为排除万难、自强奋进的“能源”。
祜昌是个苦命人。
他的苦，不惟世人难晓，他的家里人也未必尽谅尽解。“有命无运”这个命题是雪芹首创的 。祜昌的命苦其实该说是厄运。他平生的两大致命关卡是学程的意外不幸和自己失算。
他是天津名校南开中学的高材生，成绩甚优，文学才能已露头角。毕业后投考北大，原不成 什么难题；谁知天降倾盆大雨，一名“大孩子”初入京城，值此“天变”不知所措(无人相 伴，又无外出雇车的经验)，遂白白地误了场。据他的记忆，此场以前的考试，答得十分满 意自信。
据我推断，如不误场，他是张中行先生的同班。因为那年的国文试题是由陈寅恪先生拟定的 ，其中有一项是“对对子”，出的“上联”是“孙行者”。相传最佳者对的是“胡适之”— —“适”与“行”对仗极工，别的古人名字带“之”的不乏，但上一字都对不上“行”(适 有“往”义)。
这可扼杀了他的文学之命运的康庄大道。如若不是这般意外，也许他早已成了文界名流或文 史学者、教授。
第二个“致命”点是他考北大失意后，无可奈何地考入了天津南开大学的国文系。由于复杂 的因素，他在彼处无精打采，难有进境。已读了三年，只一年足可对付毕业，取得学历资格 了——他忽然要尽弃前功，坚决退学，考取了一个浙江银行的练习生!
一着走错，全盘棋输。
他为人讷讷不能巧言，落落不交俗友，看不上那时的世态人情……这样能得“上司”的青目 与欢心吗?自己越走路越窄，终于辞职不干了。
以后经历铁路局、新港的小职员职业，大都类此。解放后，勉勉强强充当了故里的一个商业 局的业余中学的教师。
他最不善于讲话，没有一点儿“口才”与讲授艺术。他能讲得让学员“喝彩”吗?其况可想 而知。为人性直，一句假话不说，对一切人以诚相“料”相待，结果到处受嗤，四处碰壁， 自己不会处世，也不能尽怪人家看不入眼。
此人之苦，苦在这里。
自1948年夏秋之际，我从北京借来了稀世之珍籍《甲戌本石头记》，他就一心立志要为雪芹 的真本原笔恢复光辉，湔洗污垢(伪续篡改)。动手录副本，尽两月之功完成。
我于抗战胜利后重返燕园，仍读西语系；是祜昌的提示，竟然发现了胡适先生遍觅不得的《 懋斋诗钞·东皋集》内有大量题咏雪芹的篇什——从此“曹学”遂有崭新的迈步重兴。
我在燕大不断研芹续有进境，每一新获，必先函告于他。他大喜过望。我们当时的鱼雁传书 ，是一项珍贵红学史料——可惜“文革”时散亡已尽。
祜昌矢志为雪芹校出一部真本《红楼》。他为此巨业一直辛苦到临终的前夕。此书恐有千 万字的浩瀚工程，一手写录，心力俱瘁——他乐而无悔。
这项巨业，独力苦支，未曾得到任何人的重视与扶持。反而因为“与胡适的关系 ”，三次抄家，片纸无存，立锥无地，衣食濒绝……
此书题曰《石头记会真》，是他毕生精神的“化石”。
我拿什么文词来纪念这样一位胞兄和同行共命之苦人?自愧无力不文，粗记数行，以志吾痛 ，本不足为世人道也。
诗曰：
手足情深结几生，同怀哀乐事光明。
六十年间辛苦尽，为兄为弟是殊荣。
2000年10月26日写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