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我同代同辈份的红学同行，人数原极有限，后起的一辈人数就多起来了。友人曾比为“雨 后之笋，过江之鲫”，那有点儿开玩笑，可也确实多得惊人。人一多，品类不齐，舆论的微 词时有所闻。也有一友告诉我，一次他在西郊参加有关曹雪芹“故居”的会，亲耳听见旁边 一位文化部的女同志正对人说：“你看×××，哪儿还像个学者?”还有天津一名青年读者 给我来信，中有一句话：“你们红学界是树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我读到此处，真 是悚然憬然。凤兮枭兮，?乎鸱乎?难怪人家说话有点儿毒。我所以先提这些，是因为我敬重吴恩裕先生，数十年的切身经历品评，方信他是我所交的红 学学者中人品最高尚、人心最仁厚的好人益友。
然而我们的交谊历程又不是很顺畅的，带着不少曲折和误会。提起这，我是感慨万分。
最初的隔膜，略无机缘相会，对他一无所知。当我看到他最早发表的文章时，就见他对我有 “意见”，语气不太正常——不提贱名，只说成“《红楼梦新证》的作者”，提时也是为了 “指谬”(其实没错，他后来承认了)。这使我纳闷：我从未在文字中道及他，也不会有冒犯 之可能。
第一次与他何时何地晤面，已不记得。记得清楚的是1954年10月“批俞运动”刚刚启幕那次 ，文化部长郑振铎先生主持大会，到会人很多，大抵文艺界知名之士，我亦所识甚少。最晚 一个赶到的就是吴恩裕先生。
那时的印象留得清楚：穿一身十分朴素的灰布制服——简易中山装，当时人之常服也；右臂 夹持一个黑皮包——此则民国时代教授身份的一种标志，也是高层知识分子的惟一“炫耀品 ”(当时是真皮，无人造物，很贵，只能夹持，并非后来的手提包)。
他入场时，颇有点儿“风尘仆仆”之致。看样子他认识的人也不多，找不到可谈者，就先和 我说话。
只见他一脸的书生气，十分认真严肃，其第一句话就是：“思想批评必要，但是考证还是很 重要，不能取?消……”?
书生气十足。他似乎一点儿也意识不到这并非纯学术的事情。我从此识得他为人真诚老实， 还保存着“天真”。
在运动中，他的情况如何，我无所知。真正接触渐多、熟识而有了相互了解之后，他原先对 我的一点儿莫名其妙的隔阂与误解完全消除了，于是互访也就多起来——还是他屈驾枉顾小 舍的次数最多了。
吴先生英国留学，从师于拉斯基(laski)，治英国政治史，一口纯正的不列颠英语发音(与今 流行的美国英语不同)，也写一笔很出色的行书字，给我的很多信札，一律是毛笔竖写，绝 不带洋气味(也能写大字，非常见功夫)；嗜京剧，唱余叔岩派须生，也颇有造诣。总之，是 个有才华的人。但于古代文学却不内行，他是苦研曹雪芹，对《石头记》却生疏——这是他 自己承认的。例如他著《曹雪芹的故事》时，要我为他每节题一首绝句，虽后来他未采用， 却 指着“文星之殒”这一首说深为感动。他不懂平仄，有一节题为《宗学夜话》，我告诉他“ 学”是入声属仄，四个字也要调声律，宜改为《宗黉夜话》。他接受了。
更有一次夜晚跑来，却是为了问一个“?nfdc0?”字——一条脂砚斋批说“深得‘金瓶?n fdc0?奥’”， 他不识此字，以为是“壶奥”，不可通矣。又如永忠吊芹诗“欲呼才鬼一中之”，他不知是 饮酒者“中圣人(上品佳酿)”的典故，揣度是“一申之”的抄误等等。说明他的本行不在这 方面。
我们交情深了，谁也没因为这些琐屑而看不起谁，一贯以诚相待。等到1964年拙著《曹雪芹 》问世，后来他下干校时，不断来信，说：“《曹雪芹》是好书!我到此什么也不带，只带 了这本书，不离身边。也不知反复看了多少遍。……”
一入60年代，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的活动步步升级，热闹起来了，他的精气神也十足地 振作起来了，时常来找我。最值得一记的是邀我同到健锐营去访张永海——他听到一个线索 ，说张知道曹雪芹的轶事。
雪芹自离京城而到山村著书，此村究在何处?我与恩裕兄当然早就忘不下这个题目。到了196 2年纪念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的盛大活动日益开展时，踏寻此村的愿望变成了必付实践的重要 项目了。
传说曹雪芹寓居香山健锐营的线索，就是恩裕兄首先探索收获的。当时不止一头绪(互不相 涉)不约而同地传述这一说法，于是引起了我们的重视，以为不会“空穴来风”，应有一定 的来由。
他的热情与活动能力胜我十倍。一日，来邀我同访香山的张永海，据传他知道雪芹的若干遗 闻轶事。
那天随恩裕伉俪(夫人名骆静蓝)奔到健锐营的正黄旗，找到了张家小院落。正黄旗是此营右 翼四旗的头旗，位居从北向南靠山坡一排的北端(左翼四旗是从西向东一排，靠北面坡)。小 院全似山村民户，早无一点营房痕迹。院中有树木，放一张长方矮饭桌，几个人围坐，听主 人开谈。
张永海其时年已六十多岁，人很朴实，看样子是个嗜酒者。恩裕兄访知此老者旧时曾在城内 当 过警察，盖辛亥之后旗人生计无着，多沦于杂役、小贩等业。自云蒙古族，本姓是章嘉呼图 克图，“张”是后改汉姓(一如满族人多改为赵姓、金姓)。
听他讲时，骆女士作了记录，恩裕兄则不断发问，要他回答。今尚忆其所传的要点如下——
一、雪芹所居之处属镶黄旗的北营子。镶黄旗在他那儿的正北，遥望可见；北营子是那旗后 的一处分支。地方有点儿荒凉，有时还见过狼。
二、雪芹来此的因由是“拨营归旗”——皆为一案的同犯者，从城里遣来的。
三、雪芹的“同犯”者有一个名叫鄂 (àｏ) 比的，二人是要好的朋友，他 能画，也爱喝酒，二人常在一处。
四、雪芹续弦，生有一子，疼爱无比。不幸子亡，雪芹悲痛异常，常到小坟上去徘徊，不忍 离开。
五、孩子死于中秋日，雪芹卒于大年夜，人称“双绝日”。孩子的死是因患“白口?nfda4 ?”。
六、雪芹在城内的一个学校里当过“舍夫”——他并将此名目解为“仆役”一类职务。
七、雪芹穷得很，行止不与常人相同，有点儿怪僻。常到处游走，腰间围一布包，内装纸笔 ——墨汁在笔帽里，走到一处，文思一来，坐下就写。
八、雪芹卒后，无力归葬祖坟，就埋在山后的一处名叫“地藏沟”的地方。
以上皆据实以记，暂不加分析评判。顺便一提：此后西郊的“传说”越来越多，愈出愈奇， 聆之令人喷饭。我们要对历史负责，张老人的传说，未可全信，也未宜尽指为妄谈；在他原 话之外，再捕风捉影，任意编造，哗众欺人，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为了踏寻葬地，我们又访过张永海一次。
那次是向文联洽借了一辆旧汽车(当时漫说个人，一般机关单位也极少有车的)。张永海坐在 司机旁指路，他老伴见他坐上了汽车(那有“高贵”之感了)，面现惊喜之色。已记不清开往 哪个方向，反正这“山后”又不是上述的北营子，距离颇远，这是否意味着雪芹已经迁居? 张永海未有明言。
在行至山深处，方知此地属部队驻处，不许通行。恩裕作代表下车去解释，部队电话问了文 联，属实，车内皆学者——这才放行。但仍不许进沟乱走。故此行遂无收获，至今不知张所 言何所依据。(后又传说葬地在“象鼻沟”。皆无法证实。)
那时健锐营地方已破旧不堪，原先有全营围墙、营门，一无所存，惟山坡上还残存石堡垒遗 迹(此营“云梯兵”习练爬高攻堡之假想建筑)。脚下则遍布碎石，青黄不等，像是旧河床上 的卵石，俯拾可取。恩裕兄为了纪念此行，拣了一枚，回家后费了数日苦磨的功夫，制成一 个略呈椭圆的小砚，十分得意。
他为人热心肠，没有某些红学人物的抑人利己的坏心计，是我数十年深交的难得的高尚 人士。他主动带我求眼科名医，关心备至。
他的宿舍是政法学院的十分敝旧的土平房，那排房屋前后开门，草篱茅舍。我常造访，留饭 也是北方的朴实作风——大碗捞面条，只一味干炸酱，什么也没有，但食来很香。
恩裕兄为了探研雪芹，一腔热诚，全力以赴，世无第二人。因心太切，意太痴，遂易为妄人 所乘，将伪造“资料”向他“炫示”，吊他的胃口。他太天真，识辨力又不足，一概深信不 疑，又不喜听友人的忠直之言，于是在学术上受到损伤。每念及此，不胜嗟惜。
亡友至交，不忍多提他的失误，只说一件极有趣的事：他在《曹雪芹的故事》中，设想了一 位村妪老妇人，十分善良仁慈，时常帮助雪芹解忧济困。这确是极好的文学创作的艺术构思 。 但当后来伪造“资料”或编制“传说”的人，先看过他的《故事》，便受了“影响”，或有 意地“顺竿爬”，或讲出一个村居邻舍好心的“老太太”——甚至说她因不识字，将雪芹手 稿剪了“纸钱”、给雪芹送葬等等奇闻怪语。恩裕兄不但不知“反思”一下，却兴奋地跑来 告诉我：“原来真有一个老太太!我的书碰对了!……”
这样好友也就不便太败他的兴，笑而听之。(就这样，他还是有一次忍不住了，对我说：“ 这回是真的，你就别再置疑了!”)
更令我为难的是他后来提出了“质问”与建议，一是“我的材料你怎么书里都不收?”二是 希望两人合作，对这些“新材料”如有不同看法，可以分加“周按”、“吴按”，各抒己见 ，展示学术民主、百家争鸣……
这足见他的一片诚心厚意，我不能作别解——那如何对得起良友?但实际上这是无法办到的 。他对此是否有了芥蒂?不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而且我们的友情也从未“变样儿”。
他不幸心脏病猝发而辞世。我极伤痛失此好友——“红学界”惟一的交谊最深的同辈好友， 作了七律、绝句(七首)悼挽他(交周雷于送葬时张贴过)。
然而，他的病势，居然也成了某些人造谣挑拨是非的“资本”。
恩裕兄为满族人，自号“负生”，我致函于他总称此号，古无称名之礼也。
诗曰：
好友犹存赤子诚，可怜时世妄言兴。
七篇绝句今何在，往事斑斑感不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