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此文，自觉很是难为人解：因为我和他只有一面之缘，文字上也只收到过他的一封信札 ，这样的“交谊”，又有什么可记的呢?然而不然，也该略记一记才是。我是1935年考入天津南开高中的，入学不久就听同班的健谈者告诉我说：你来晚了，巴金、 何其芳都刚走?了……?其语气当然是点明这都是名师，该听他们的课。他还说：巴金姓李 ……
那时的南开中学果真名不虚传，简直像个“小学府”，学生的思想十分清新活泼，校门外书 店里古今中外、期刊杂志，应有尽有。很快来了一批新书，看时，皆是当日名作家的小文集 ，袖珍软装，其中就有何其芳的《画梦录》。同学中有注意此书的，提醒了我，我也已见到
报上消息说《画梦录》得了奖，心中当然仰慕，于是就买回细读。
一读之下，十分倾倒，满心欢喜!因为那文笔确实很美。难忘的还有几句话，大意是说：少女们，死了，或者嫁了——你愿意听哪一个消息呢?
这是贾宝玉的语言，让我“回肠荡气”，感叹不胜 (ｓｈēｎｇ) 。由此便 对何先生有崇拜之心， 而且一度用意模仿他的这种美文——记得有一篇刊登在《南开高中》上。这可说是我在翻译 以外的文学写作的启端。
但使我同时感到诧异与不快的是他写出了一句话，那是不点名而明指南开的贬词：他离开了 北方的一所“制造中学生的工厂”!诧异，惊讶，十分不愉快。我不解何以这所名校会使他 发生那种想法——难道还有“不制造中学生”的好地方吗?
此疑蓄于胸中多年。
1954年中央把我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领导要我校订新版《红楼梦》时就有何先生的代序， 指导读者如何正确理解此书——也才知道他已是社科院文学所的所长。
我们并无来往。在红学诸论点上也不一致，他倾向俞平伯(与助手王佩璋女士)的考证。 但是他的代序出版社并未让我取消。而其时一场激烈争论已延伸到红学上：“市民说” 与“农民说”各执一词，两不相下。前一说的代表是李希凡同志，后一说即是何先生的高论 了。
李希凡那时少年气盛，也不知内情，对仍用何序大有意见，以为凡涉《红》事，皆我之主张 ，十分不满。来信向我说：“这个出版社还要看(它表现如何)……”
这倒“罢了”。谁知何先生那一边的有关人士，又因不明内情而对我产生误解。
这又是怎么一个“奥妙”呢?
原来，文学出版社出的书中，把人家文学所的红学论点说成是“修正主义”，以致使人家抬 不起头来，压力很大。——他们又以为是我“支持”另方，“反对”他们，而且用此手段施 压……(所以后来一直“不放”我)
其实呢，那是另位同志写的，其过程是当时“古典部”负责人王仰晨命孙用撰写“简介”式 “出版说明”之类 那时是传达了周总理、李先念副总理的指示，书店陈列 无书，难 对外宾，命速出“四大名著”小说。社方回报说“序言难写”。李副总理有点儿生气地说： “你们序写不出来，不是不要序也就行了吗?!”这才改写“简介”、“说明”之小文以代“ 表态”。 ，孙用撰后嫌“政治性不强”，改命另位重撰。撰后还请谢永旺同 志看过……
这经过清楚明白，而我却成了“替罪羊”。
其实我也不必辩解。一次我向蒋和森先生解释，他为人极和厚，马上拦我，说“不必解释” 。可是另有些人至今“记”住我，以为我曾暗施手脚。
直到1962年准备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大典，中央十分重视，开了无数次会议，一次在讨 论“卒年”会上，我才见到了何其芳先生。
出我想象之外，他不是风流潇洒“才子型”，是一位个子不高、腰围圆粗的四川人。他对我 说 了几句话：“还是六三年就先举行吧——以后还可以讨论再定。”因为“六三”是他们的论 点。
后来，收到何先生一封信，小字，拘谨式笔迹，写得很长，亲切而动人的文气，中心一点是 ：他的论点“犯了错误”，对错误应“帮助”，而不要贬到一边去(比如“打入冷宫”的滋 味……)。
情辞动人，我看了十分感慨，知他承受的压力巨大，非同小可。
如此一位领导人、名作家，向我这个小后生诉说，含有“求援”、“宽容”之意，我心岂安 ?
我今日以此小文纪念这位未曾“赶上”的中学老师——不知他是否疑心我是用“修正主义” 来“制”他们的主角?
世间事，曲折复杂，时出人“智”外，“五百年后”考证家考证“红学公案史”，会涉及我 所遇到的人和事。“考证”是“神通”有限的，常常弄得真实与幼稚颠倒起来。草草记之， 以备来哲审判——因为我是他们双方的“罪人”，谁说我的好话呢?
诗曰：
“红”事般般奥万重，可怜双罪两无功。
今朝《画梦》谁犹记?感慨当年彩笔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