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此已早成历史陈言了，但我还是赶上了一点“难之尾声”，略知滋 味。我是1951年之秋，忽接成都华西大学之电聘，邀我去当外文系的讲师——其时我尚在燕京大 学的中文系研究院读研究生，差一学期方能毕业。何去何从?殊费斟酌。
话要稍稍回转，“倒插一笔”：
我1935年秋初中毕业，本应1937年秋高中毕业，即升大学。孰料1937年卢沟桥事变即起，母 校南开中学被炸南迁。几经周折，到1939年方得考取燕大西语系，1940年秋方得入学。又孰 料，1941年冬即遭日寇封校。又经六年沦陷之苦难生活，于1947年之秋再次考入燕大——仍 算40学号老同学，并承认已读的三学期的“学分”(燕大是“学分制”，读满规定的学分限 数，方能毕业)。所以我这个“老”学生却成了解放最初一届的燕园毕业生。闻者(聆我追叙 自幼龄的学程百般坎坷)称异，几乎难以相信!
毕业分配工作，新中国的新闻总署到燕大去要应届生，条件是中英文须兼长，于是系里推荐 了我。
新闻总署专人到校找我，适值我外出，未能洽谈。正巧中文系来通知我，即将成立第一届研 究院招生。我又在就业与求学二者之间必须做出明智的决断。
这儿有一小趣事：1947年重考入学(复学)时，我想转系，报了新闻系。及一到选课填表经系 主任批准时，他见我选的课都是文学艺术之类，于新闻必修课毫无兴趣，当即驳回，说这不 行，要大改选课表。
我无法“接受”，于是就去找西语系主任柯安喜，说“我要回家”(back “home”)。
她见系里来了一个“浪子回头金不换”，十分高兴，喜笑颜开地说：“你要回来——太好了 !”一下子就在我选课表上签了字，“收留”了我。
既有此番小曲折，我再就任新闻总署的职位，心里终觉欠安；加上我是个酷爱中华文学文艺 之书呆子，对中文系研究院的“魅力”简直无法“抗拒”，就入了院当研究生，婉谢了新闻 署。
华大来电聘，事带有“传奇性”，也不易得，遂又决计应聘。我为此去向高名凯先生请教， 多蒙高先生十分慷慨照顾，说：你就先去就聘吧，所差的一学期可以不计，你到华大后在半 年内将论文寄来，研究院就承认你的毕业资格。
我还请问：到成都教学，您有什么指教之言，也当敬聆。他沉吟了一下，然后说了一句：多 注意政治。
我怀着感激的心情，办理离开燕园的手续——这是依依难舍的地方，去就难以两全的滋味很 不好过，然而也只好拜别师友了。
1951年受聘，离母校，次年春末方得启程上路远赴锦城。当时并无铁路，要“爬”秦岭，循 古栈道入蜀。
上文已交待明白，我重返燕园，非复少年，人伤老大，曾于本科时作诗，今只记此七律中一 联 云：“半生书剑经三化，一介儒冠上二毛。”(三化，用《观我生赋》之语；“二毛”即潘 岳的典故，不烦多注。)那时入蜀，事非简易，已做了永离家乡的打算。老家是连一条“青 毡”也无有了；浑似迅翁之诗所云“挈妇将雏鬓有丝”。
成都华大知我实况，并非单人独骑(ｊì)的一个少年学生，而是要“携家”前往，慷慨地 两次汇给了旅费。那时要从故里天津先到北京，方能登上火车，经河南，入陕西，直到宝鸡 下车。从宝鸡为始，就要爬秦岭了。
那一切的经历，都是新鲜的，此刻也难尽表。单说怎么“爬”法呢?——
一辆很敝旧的破汽车，由它直开到成都。这可不是小事一段。但看那司机“貌不出众，语不 惊人”，可是他显得“若无其事”的一般，我想他是经验太丰富太老练之故。
我们这一车十几个人，都是千里之旅，有从沪上入蜀办事的，有游子回乡的，还有军嫂远赴 新疆探亲而路走此半途的……我属“特殊身份”。我们天南海北，结了一个缘：许多日夜， 相聚相助，休戚相关，都熟识了而且都是很好的人。
从宝鸡旅馆告别秦川平原，一入山口，一峰突起，衬着云霞，我的男孩喜得立即拍手叫出声 来。我也觉得自己是个“诗境”中人了，十分欣快。
千盘万转，一辆破旧车像个不识世务的牛犊，在无穷无际的山岭上左旋右转地爬起来。望车 外，一步一景，难描难画，连山的颜色都在多变，竟有赤红色的一座峭壁孤崖，绝似娲炼之 余!
但在“观山景”的快意和惊奇中，车临险境，奇不可言，心里也会想：我们这一小群人的命 运，就全“寄托”在这头破“铁牛”身上了——那车和司机，倒有点儿“牛劲”，从未见他 们略有迟疑或疲态。
可是，有一回在一处山顶上“抛锚”了。
久坐车内的人，走出来活动腿脚，我下来见是一片不陡而倾斜的坡面，石头很光滑，不敢放 步走，小心翼翼地试“行”几步，发现坡上有镌刻的大字，可是没法 “远览”(鸟瞰) 而辨认 是何字句。正在怅然无计，说车是小毛病，没事了，上车吧。于是“老牛”又依然鼓劲 地往前挪动起来。
这一次实在算不了什么真“事故”，略为麻烦些的则是在凤翔县——全程也只这一次，可谓 幸也。我因此更佩服这辆破车和那看似等闲的司机。
那是在凤翔歇下，“打尖”休整，以备往西的更艰难的行进。看见地方上有人召集村姑农妇 们，列队扭秧歌，是当时表现妇女得到解放的活动。我则只想起历史上如苏东坡者在此做官 留下喜雨亭等石刻，惜难寻踪问影……
夜晚男女老幼挤在一个大土炕上，记得在炕上并未真的睡着了，忽听见唤大家起来要赶一程 路。旅客都是最想快到，不计睡不睡，于是纷纷收拾，离店又行。
已记不清走了多远，到一深山中一个“坳”处略有一点平地，那儿孤零零一所陋房——车 在这儿出了毛病。此时已是黑夜，将那户人家唤起，要求投宿。进去只见中年妇道人家两个 ，惊奇地忙乱着，接待这伙不速之客。她们最忙的是将仅存的白面倾入一个大盆，赶着给客 人和面烙饼。
饼还未烙成，忽又传来，车修好了，不住下了!讲好的饭钱照付。两位妇道，感谢意外的收 入——可是谁也不知道她们的那些面怎么处置。
这说明：破车不破，司机技能真是可佩之至!
万没想到，千山万岭，好容易车到广元，又一次下车检查。据说那时正值三反五反期，沿路 检查甚严，怕有贪污等逃犯以及其他不法之人。但广元这儿却比他处几倍严格——男的要脱 衣，儿童要查鞋袜底儿……行李彻查，更无待言。
轮到打开我的行李卷儿，从中发现了我从天津买的美国进口助听器(因怕摔坏，置于棉被褥 最软之处)。这可让四川的检查人员大为震惊——以为是个“小电台”秘密联络器，疑我是 个“特务”。
这下子，麻烦可大了。
他们先找了“无线电专家”来审验这个助听器，大约费去一小时研究，结果明白它只能“收 ”一般声响，也不能“发消息”。于是这才把我叫到办公处，口头盘问。我有华大聘书与当 时军方部门开具的旅行证件和地方发的迁移证。不想证件上有一个字是圈改的，我倒未察觉 ，他们抓住此点不放，诘问此字如何是改的。我说：原来就如此，与我的笔迹无涉。仍不相 信。
最后，见我侃侃而谈，面无惧色，也抓不到任何可疑之迹，这才让我当场写一份自述书面， 然后放行——但对助听器仍不放心，对我说明，弄清之后再还你到华西大学那里。
这时间可就久了。汽车有行程，不能为一个人的“事故”而久误时间站头，有些旅客当然催 行。幸而那位司机同志真是好人，他说：他(指我)有家眷小孩子，抛下他在这儿，他怎么办 ?还是等等吧……
到处有仁人。我至今感念——倘若他照规矩开车走了，我将会被困在广元，那困难不堪设想 。
等我从被拘问处出来，只见远远地站着三个人——同伴者，见我出来了，面现喜容，陪我走 回(我还真不记得路呀!)登车之处。
我至今想：这三位旅伴，也是大仁至厚之人——不知我是什么人，遭了什么嫌疑甚至真有什 么“问题”，谁不躲远点儿?可这三位却关怀地到那地方去探我，这是何等善心至意!然而旅 途人生“一面之缘”，再无相会之期，连姓名也不能尽知。每念及此，无限的怅惘和感激之 情，难以悯默。
快五十年了，久怀在心，无由纪念他们，今日方以小文志之。
诗曰：
秦岭盘纡落照昏，深山曾叩野人门。
助听“新物”原难识 同车者有上海徐志森先生，见我是个知识分子，谈得来 ，后来成 了通信朋友。他曾叹道：四川地方太闭塞了，助听器上海商店橱窗摆着，人人皆见的，在此 却出了大麻烦。 ，感激仁心格最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