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佚名　撰

　　蜀中妖妇齐王氏，军中称为齐二寡妇。姿容绝艳,而骁勇特甚，兼善幻术。时桂涵、罗思举赴营投效，勒制军以都司札付二张，元宝二锭给之。限七日斩齐王氏首级，迟则军法从事。

　　二人易服往探，齐王氏拥众屯大寺内，夜卧纱帐中，一足翘帐外。室中燃巨烛如白昼，襜下持刀护者四十人。二人登树伺之，竟夜不得其便。因相商曰：“逾限当死，不胜亦死，不如径往取之。”遂各执巨斧，从树跃下，持刀者四散辟易。齐王氏跃起，从床中飞出一鞭，几为所中。仓猝中，斫其一足而出。俄而，贼营大扰，举火如星。二人仍从树上穿叶攀枝而遁，持足以献。勒疑其伪，后知齐王氏受伤，越日死，遂复优赏之。

　　有黑丫头者，每战作先锋，尤为勇悍，曾一日手斩总兵二人，官军望而畏之。　　有徽人裴某，能手举五百斤，随其同乡某监司在营。一日大帅议出队，裴出跪帐前，求派差使，帅问“何人”，监司禀称：“系伊随仆，不谙军规，当责惩之。”帅曰：“此人颇有胆气，令带百人出队。获胜而回，赏以六品顶带。”裴大喜过望。月余，又领众巡行，遥见一女子单骑持枪至，众兵望见尽逃。裴自念：“一女子耳，杀之当不费力。”策马直前，举矛刺之，女略一举手，裴己翻身入沟内。幸素习水性，见女下骑俯首寻觅，遂从水中跃起，矛中其喉。女出不意，仆地而死。即登岸拔刀斩其首以归。因所杀一女子不敢报功，私与同列言之，索观其首，乃“黑丫头”也。立闻于帅，亦大喜，超擢参将，后官副将而终。

　　【附录】 王聪儿与白莲教

　　王聪儿是清代白莲教大起义的重要领袖。她在嘉庆初年与姚之富一起领导襄阳黄号（又称齐家营）起义军，纵横驰骋于鄂、川、陕、豫四省，英勇战斗了两年多，给予清朝统治者以沉重打击，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王聪儿（1777—1798），湖北襄阳人，大起义时，年约二十岁。她自幼丧父，随其母在襄樊往来走解卖艺，这在封建社会里被统治者看作是最卑贱的职业，嘉庆帝污为“械马倡伎”。她受尽欺压凌辱，从小经历了社会最底层的悲惨生活，尝遍人间的颠沛艰辛，在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对统治者仇恨的种子，锻炼成坚强不屈的性格。

　　以满族贵族为主建立的清朝，曾有过“康乾盛世”，彼时，地主阶级通过圈占、强买和高利贷等诸种手段，巧取豪夺，吞占了大片土地。失去土地的农民，纷纷流窜到湖北、四川和陕西三省交界广袤千里的南山老林和巴山老林，成为流民、“棚民”。至乾隆后期，从朝廷到地方各级官吏贪污聚敛成风，鄂、豫、川、陕、楚等省屡遭天灾，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阶级矛盾日趋尖锐。

　　当广大的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实在生活不下去的时候，白莲教支派收元教便组织和发动了一场震撼中外的大起义。收元教首领宋之清的大弟子齐林，利用自己身为襄阳“繁剧”州县总差役的合法身分，掌握了千人以上的差役，在他们中间传教收徒，并通过他们将势力扩展到湖北、四川的广大地区。王聪儿十六岁时与齐林结婚，被称为齐王氏。此后，她就成为齐林的得力助手。她在帮助齐林传教的过程中，特别积极收萃女流。她的几百名妇女弟子日后都参加了白莲教大起义。这样，齐林在湖北收元教内号“大师父”，王聪儿号“二师父”，又称“齐二师娘”。

　　乾隆五十九年（1794）秋，清廷大规模镇压鄂、豫、皖、川、陕、甘六省的收元教和混元教。各省地方官吏奉乾隆帝指令大索白莲教徒，缉拿教首刘松、刘之协、宋之清等人。随后，白莲教首领除刘之协等数人逃脱外，几乎全部被捕。刘松、宋之清等被凌迟枭示，齐林等十九人“俱照妄布邪言为首例，拟斩立决”。这就是著名的六省教案。王聪儿在这次大屠杀中幸免于难。她削发为尼，隐藏在襄阳城郊的一座尼姑庙中。

　　清朝统治者的血腥镇压，不但未能遏制大起义的到来，相反倒促使起义的火种迅速蔓延。嘉庆元年（1796）二、三月，刘起荣等假借老教首张汉朝的名义，首先在家乡附近的黄龙垱举起义旗；随后姚之富在家乡彭家疃附近的夹河洲，高均德在家乡高家湾附近的三合镇分别起义响应。姚之富领导的一支起义军，是这次大起义的主力。

　　姚之富是齐林的徒弟。六省教案之后，姚之富继承了齐林的未竟事业，广收门徒，在湖北地区酝酿、组织和发动起义，日后成为襄阳黄号起义军的实际领袖。他在起义爆发后，为了表达对其师齐林的怀念与敬仰，同时也是由于六省教案前王聪儿在教内的影响，遂“迎王氏为总教师”。此时这仅是王聪儿的荣誉职衔，其地位、威信尚不及姚之富。

　　姚之富、王聪儿起义之后，首先发动了襄樊之战。

　　嘉庆元年四月，姚之富、王聪儿率军围攻樊城，因清军有备，继而强攻襄阳城。起义军冒着清军炮矢，鸣锣呐喊，以门板遮面，循木梯木板攀城而上，终因襄阳临汉水而立，城高墙厚，易守难攻而屡攻不下。最后因嘉庆帝集合五路清军围剿，起义军被迫撤离襄阳，向清军防备空虚的钟祥挺进。在战斗中，王聪儿非常注意军纪的整顿和赏罚分明。齐林之徒曾大寿在成为起义将领之后，违抗军令，“齐王氏斩之，令益肃”。军纪的严明，保证了起义军内部的号令一致，为起义军的发展壮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六月初，起义军进驻钟祥一带，并以此为基地，筹集粮草，打击清军。这就使嘉庆帝十分恐慌，急令永保总统湖北军务，并调兵遣将围剿起义军。王聪儿、姚之富利用山路丛杂、到处沟壑的有利地形和清军兵力不足的弱点，采取了南北两面迎敌、分途突围的战术，至七月末终于冲破了清军的包围圈，回到襄阳的双沟、王家楼一带。清军尾追不舍，起义军复分两路迅速转移，一部由黄龙垱向枣阳、唐县行进，一部由吕堰驿向邓州行进。起义军在陈家河与清军短兵相接，歼灭大量清军，取得了钟祥突围后的第一个胜利。

　　随后，王聪儿、姚之富带领起义军乘胜由湖北向河南邓州、南阳挺进，在襄邓平原上纵横驰骋，永保虽然拥有“京营劲旅及大兵万余，徒尾追不迎击，致贼东西横躏无忌”。义军闯枣阳，击伤清直隶提督庆成，扫邓州，困清河南巡抚景安于魏家集。嘉庆帝闻之大怒，下令把永保“逮入都治罪”，改“命惠龄总统军务”。

　　嘉庆二年初，襄阳起义军开始了大规模的流动作战，分三路北趋河南。姚之富、王聪儿率领中路，“出南阳，掠嵩县、山阴”，他们“不整队，不迎战，不走平原，惟数百为群，忽分忽合，忽南忽北”，使清军晕头转向，疲于奔命。当时，景安虽拥兵四千屯戍南阳，但胆小如鼠，“不出一卒”，当起义军入陕经过河南西部边境时，景安又“避贼，驻军内乡。贼入陕后二十余日，景安始至”。因此，人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迎送伯”。

　　和清将贪生怕死的狼狈相成显明对照的是，王聪儿不仅亲临前线指挥，而且勇敢善战，身先士卒，每次战斗总是冲杀在前。据记载：“齐二寡妇每临阵，戴雉尾，衣红锦战袍，于马上运双刀，矫捷如飞，所向无敌。有时跷一足，自山顶疾驰而下，注坡蓦涧，从无蹉跌。其劲捷亦可想矣。”嘉庆二年三月的一次战斗中，王聪儿左臂中了清军一枪，跌下马来，被部下迅速抢救脱险。

　　王聪儿与清朝统治者英勇斗争的精神，鼓舞了广大起义将士。她直接领导的数百名女兵，在战斗中都和她一样冲杀在前。如“王氏有婢名黑女子，亦勇捷善斗，为群贼所服”。

　　起义军中出现如王聪儿这样杰出的女领袖，并非偶然。白莲教秘密传教收徒，不分男女，没有性别限制，凡“习其教者，有患相救，有难相死”，因此，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广大被压迫的妇女和男子一样，纷纷入教，同时也就出现了不少女教首。当起义爆发后，她们和男子一起投身于反清斗争的行列之中。在她们之中，就涌现出了不少从事各种活动的女领袖。而王聪儿则是她们当中最为杰出的代表。

　　嘉庆二年四月，姚之富、王聪儿等在陕西镇安与北路的王廷诏、西路的李全两部会师。这时，嘉庆帝急令各路清军务在汉水以北剿灭起义军。起义军派李全一部向北佯攻盩厔（今陕西周至县）、蓝田，吸引清军主力，而姚之富、王聪儿率大部轻装疾进，马不停蹄，沿汉水北岸经安康、汉阴、石泉，五月中旬到达汉水上游北岸的紫阳白马石，接着顺利渡过了汉水，甩掉了跟踪的清军。当清军统帅惠龄五天之后赶至渡口时，除了望见一片滔滔的江水和起义军丢弃的破烂外，连起义军的影子也看不到了。嘉庆帝得知此讯后，大骂惠龄“坐失机会，实属大错”，“惠龄屡经贻误，岂可复膺总统之任？”宣布：“一切军务，著（陕甘总督）宜绵总统，明亮、德楞泰帮办”。

　　起义军取得了渡汉水首捷后，基于下列因素分三路向四川挺进。

　　第一，嘉庆元年秋，湖北其他各支起义军除去林之华、覃加耀所部还在鄂西苦战外，都已陆续失败。这就使清军得以集中优势兵力，向襄阳起义军猛扑过来。而襄阳起义军由于一开始就和清军打阵地战，损失很大，部队急遽地减员。姚之富曾为此派人四出贴写“午月午日白阳劫尽”的“逆词”，动员各地教徒参加起义队伍。可惜，因清军严密封锁，这个计划失败了。第二，与此同时，四川的徐添德、王三槐等在嘉庆元年冬起义后，一举攻克了东乡（今四川宣汉）县城，声威大振，队伍也因之扩大。姚之富、王聪儿得知此事，“见湖北、河南都反不成，听见四川反的人多，我们的人少，想要过四川去会同教的人”。第三，襄阳、四川的起义领袖基本都是齐林的弟子或再传弟子，彼此曾通信息。乾隆末年，当收元教酝酿起义时，就已有进军四川的设想。川东云阳起义领袖高名贵在嘉庆二年闰六月被俘后追述说，齐林的再传弟子樊学鸣，曾在乾隆五十八年吩咐过他：“轻易不要动手，只等他的教内人到来才可起事。”可见，襄阳起义军向四川转移，既是迫于形势，也是起义前的原定计划。从当时的形势来说，姚之富、王聪儿采取的这一战略也是正确的，得到了四川起义将领的拥护。高名贵对此曾回顾说：嘉庆二年六月，“知道襄阳教内的人来了，我就齐起人来，分作前、后、中、左、右五营，整顿军器，只等中会（指襄阳义军）的人到来，就好一同行走”。

　　嘉庆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姚之富、王聪儿率领的襄阳起义军和四川徐添德、王三槐等在四川东乡会师。浩浩荡荡的起义队伍绵延三十多里，蔚为壮观。

　　接着，川楚起义军商定按地区统一编号：姚之富、王聪儿部称襄阳黄号，徐添德部称达州青号，王三槐部称东乡白号……

　　东乡会师后，起义处在关键时刻，如果各路起义军加强团结，统一指挥，统一作战，采取一套正确的战略战术，那么就会推动五省白莲教起义形势的迅速发展，促进起义高潮的到来。然而，包括王聪儿在内的所有起义领袖都没有这样做。六月二十四日，即东乡会师的第二天，各路起义军即分散行动，各自为战了。姚之富、王聪儿率部回师湖北。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当时，清兵统帅部按照嘉庆帝的“大兵云集，四面攻围”的指令，拟订出“聚歼”楚川起义军于川东北地区的计划。清军惠龄部紧紧尾追襄阳起义军，宜绵部正围攻徐添德、王三槐和四川另外两支主力罗其清、冉文俦部。清军总兵力已达四万余人，还有大量乡勇，起义军估计约有三万余人，其中还包括许多随军家属。在军情紧迫、兵力相差悬殊的情况下，两省起义军面临的压倒一切的问题是，火速摆脱即将合围的清军包围，尽快转移。

　　但是，问题在于襄阳起义军应向哪里转移，只有返回湖北的一条路吗？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广阔的、地势险要的四川有着很大的回旋余地和发展前景，同时又有四川起义军的合作，可以大大减少人地生疏和给养供给的困难。如果两省起义军在协助罗其清、冉文俦等部打开川东北局面的同时，以一部分兵力向清军力量十分空虚而又不能迅速调进军队的川中、川西进军，并在那里建立根据地，那么，嘉庆五年春冉天元等发动川西战役时所掀起的斗争高潮，将有很大可能提前出现。这不仅会使清军“聚歼”起义军的部署全盘破产，还将在政治、经济等方面遭受沉重打击，起义军的力量和影响则将急速扩大，斗争的进程也很可能有所改观。可是，姚之富、王聪儿却率领襄阳起义军主力撤离四川，这就使川楚起义军失去了利用这种大好形势向前发展的机会，并造成了他们从此长期流动作战的错误，最终导致了失败。

　　襄阳起义军不能与各路反清队伍协同作战，而是单独转移，这还需要从整个起义军方面寻找原因。首先，白莲教发展到清代，虽已遍布大半个中国，但是派系林立，各派独立活动，互不相属。起义后，“伊等虽名为同教，而势力各有不同，察其形迹，自必欲各踞一处”。这种情况必然导致起义军长期处于分散状况而不能形成集中统一的领导。王聪儿对此也无能为力，她的资历和能力更不足以使自己成为白莲教“八路兵马总指挥”，以及全体起义军的总领袖。其次，各支农民起义军的主要成员，属于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及自耕农民，封建社会的这种分散经营、互不联系的个体小生产者，正是产生起义军组织上分散性和思想上安土重迁的阶级基础。清统治者对于襄阳起义军在到达四川后即产生的浓厚思乡情绪看得很清楚，一再指出：“姚之富、李全、齐王氏、高均德等，皆籍隶襄、樊、南（阳）、邓（州）等处，是以总思北窜汉江，逃回本地”，“此伙陕楚之人甚多，四川地方生疏，不愿前往，立意总欲渡江回乡”。这说明王聪儿不仅没有摆脱农民习惯势力的影响，高瞻远瞩地制定出正确的战略计划，相反，她幼年的往来各地走解卖艺倒助长了她的流动作战思想。

　　襄阳起义军为回师湖北，首先向川东的开县、云阳、万县等地挺进，兵锋直指夔州、奉节等地。清廷怕其再入湖北，慌忙指令明亮、德楞泰派总兵达音泰率部到白帝城堵截，但姚之富、王聪儿率起义军到白帝城后便将达音泰部团团包围。明亮等复派兵增援。王聪儿当机立断，采取速战速决的战术，命令义军分三路同时进攻清营。起义军将士轮番作战，皆持盾以捍，失铳不退，入夜则点起火把，进行夜战。经过两昼夜的激战，起义军终于突破了清军防线，顺江而下迅速挺进湖北，于闰六月下旬抵达归州（今秭归）、巴东一带。嘉庆帝急令湖北巡抚汪新在竹山、竹溪防堵，令明亮、德楞泰率清军主力水陆追击入楚。王聪儿等采取了广布疑阵、迷敌耳目的战术，把起义军分为两路，一路由王廷诏率领，神出鬼没地出现在巴东县长江对岸的石门，声言欲南渡进攻县城。明亮等信以为真，赶紧率兵回师防守。当他们复战王廷诏时，突然发现姚之富、王聪儿等率起义军主力二万余人已向兴山、保康、南漳等地远扬，清军的阻击计划遭到了彻底的失败。这次战役，充分显示了襄阳黄号在襄阳起义军中的主力军作用和姚之富、王聪儿的军事指挥才能。清统治者对他们怀有极大恐惧和仇恨，嘉庆帝甚至认为，“若得生获姚之富、齐王氏，则功成八分”。

　　从这次战役起，由于“总教师”的地位及军事指挥才能的显露，使王聪儿的名字在官方文书中频繁出现，甚至把她看作是超越姚之富之上的“首逆”了。从此，她的声望、威信和地位在襄阳起义军中日趋提高。

　　王聪儿、姚之富率起义军欲从南漳到襄阳，中途受到清总兵王文雄的狙击。起义军遂“佯退，次日复倍道分进，由宜城、钟祥北走襄樊”，接着又向房县、竹山一带山区进军，八月，击毙前来围剿的清副都统丰仲布以下数百名官兵。王聪儿本想把清军由房县、竹山一带引向鄂西北老林地区，然后乘机渡过汉水，但因汉水两岸有清军重兵防守，只得改变计划经竹山、竹溪，于九月进入陕西。

　　十月，清军统帅宜绵因镇压义军不力，被嘉庆帝革职，以勒保代之。十一月，襄阳起义军再度入川，意在吸引清军南下，以便乘机折回陕南，强渡汉水。但清军尾追不舍，义军陷入窘境。姚之富主张“不如……往百丈关，会上冉文俦一股，可以抵敌官兵，一面攻打广元，一面由栈道回陕”。可是，当他们赶到百丈关，冉文俦部已经转移，“又遇官兵，打败”。王聪儿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且折回五郎庙一带，如过得去，即仍由原路回陕。若再遇官兵，即入独山一带，山内小路甚多，大半与陕西交界，官兵总不能路路挡住，就仍折回陕西。”实践证明，这一建议是正确的。襄阳起义军就是按照王聪儿的这个方案，于十二月经独山折回陕西，突破汉江，打开通往河南和湖北的道路。这一军事行动，不仅甩开了敌人，“贼匪窜至五郎，而明亮甫赶至洋县，已落一站之后”，同时又解决了襄阳起义军入陕三个多月来，北渡汉水的大问题。这一作战方案的提出与行动，又一次显示了作战骁勇的王聪儿，是一个颇有智谋的军事领袖。

　　从嘉庆二年底至三年初，襄阳起义军分成几股转战于陕西境内。嘉庆三年二月，王聪儿、姚之富率领二万多起义军由陕西西乡、洋县渡汉水，北上攻下郿县、盩厔（今周至）。接着，王聪儿命令李全带领一支先头部队直逼西安，寻找返回河南的道路。这一行动，把陕西巡抚秦承恩吓破了胆。他急忙闭城，“日夕哭泣，目皆肿”。可惜，李全部在西安近郊焦家镇圪（鸽）子村与清军王文雄部交战失利。根据这个情况，王聪儿决定回师陕东南，率领起义军来到山阳石河铺一带，准备向东杀回湖北。这时，清将明亮、德楞泰紧追不舍，也来到石河铺。为防止义军“前窜楚、豫”，明亮等派赛冲阿和温春、爱星阿各带兵一千分赴高坝店、漫川关堵截，明亮等则带兵四千由黄陇铺、宽坪，向漫川关兜剿，对王聪儿等形成三面夹击之势。三月初五日，当明亮等到达宽坪之时，正值起义军三路向莲花池一带进发。明亮、德楞泰亲带清军，亦分三路追剿。起义军“排列左右两山，并山脚大路，分投抗拒”。德楞泰率部从大路截杀，明亮、达音泰等分别抢占左右山梁。起义军施放火枪进行抵抗，经过激战之后，转到尖河口，编为二队，一队向两河口，一队向漫川关，但分别被赛冲阿、温春等截回，改向西南甘沟一路进发，清军追击了一百七十余里，双方损失都很惨重，“百余里之内，尸横遍野”。由于起义军行动迅速，德楞泰连夜催促，集结兵力，又令郧阳知府王正常、郧西知县孔继干募集乡勇，前来围剿。初六日黎明，德楞泰、明亮等由上津堡、槐树沟“兜剿”，将王聪儿等逼至三岔口。“贼众男妇，尚有八、九千人，犹敢舍死冲扑，占住山梁，奔突沟口”，正当清军吃紧时，湖北把总修永宏“闻枪炮之声，即带领乡勇堵剿前来，并力截杀”。德楞泰还从俘获的起义战士口中得知王聪儿、姚之富皆在左山梁，于是带领兵丁，将左山梁四面围住。王聪儿、姚之富顽强战斗，“率男妇三千余人，滚石放枪力拒”。德楞泰、明亮等“四面一直涌上。该二逆东驰西突，率众奔逃至险峻之处，弃马扒越”。德楞泰咬牙切齿地传令清军务要生擒，以便解京请赏。王聪儿知道最后的时刻已经到来，至死不降，她“率妇女十余人，从西面投落陡崖”。姚之富亦向悬崖跳下，壮烈牺牲。当清军追到崖下时，王聪儿“气尚未绝。当加讯问，业已不能详供，惟自认齐王氏不讳”。一代女英雄为反抗封建统治而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近万名起义军战士为此也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王聪儿、姚之富牺牲后，余部仍在继续战斗。襄阳白号高均德部欲由陕西雒南进入河南。当他们行至雒南两岔河一带，遭遇三路清军围困。他们怀着“为齐王氏等复仇”的决心，勇气倍增，“相率死斗”。他们“分投占据山头，将矛手枪手排列于前，舍命力据”，誓与清军战斗到底。

　　嘉庆三年七月，鄂东蒲圻县人王添万“闻得齐王氏已被官兵杀了”，十分悲痛。他感念齐王氏平素相待甚好，要想替她报仇。他们利用周围都是深山的有利条件，在山顶砌石墙，建造茅草房屋，制造军器、火药，组织了二千左右教徒起义。起义虽然失败了，却反映了王聪儿的英雄气概已成为被压迫人民的巨大的精神鼓舞力量。

　　王聪儿虽然牺牲了，但她仍然活在人民的心中，在她战斗过的地方，人们编出许多歌谣、故事、传说，四处传播，代代相传，歌颂着女英雄的不朽业绩。据湖北省郧西县的调查材料，有一首歌谣写道：

　　齐王氏真胆大，刀枪矛子都不怕。

　　一心要过大小坝，杀条血路进四川。

　　联合兄弟杀进京，阎王扁上打一仗，杀得鬼神也心惊。歌谣唱出了广大劳动人民对她的持久怀念与崇敬。王聪儿牺牲十五年之后，河南滑县人李文成又组织了著名的直鲁豫三省天理教反清大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