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东本刘半农序指出此书缺点在后半部大段平铺直叙写名园名士──内中高亚白文武双全，还精通医道，简直有点像《野叟曝言》的文素臣──借此把作者“自已以为得意”的一些诗词与文言小说插入书中。我觉得尤其是几个“《四书》酒令”是卡住现代读者的一个瓶颈──过去读书人《四书》全都滚瓜烂熟，这种文字游戏的趣味不幸是有时间性的，而又不像《红楼梦》里的酒令表达个性，有的还预言各人命运。
所以《海上花》连载到中途，还是不得不照原先的译书计划，为了尊重原著放弃了的：删掉四回，用最低限度的改写补缀起来，成为较紧凑的《六十回海上花》。回目没动，除了第四十、四十一回两回并一回，原来的回目是：
纵玩赏七夕鹊填桥善俳谐一言雕贯箭
冲绣阁恶语牵三划①佐瑶觞陈言别四声
代拟为：
渡银河七夕续欢娱冲绣阁一旦断情谊
第五十：、五十一回也是两回并一回，回目本来是：
软厮缠有意捉讹头②恶打岔无端尝毒手
胸中块“秽史”寄牢骚③眼下钉小蛮④争宠眷
改为：
软里硬太岁找碴眼中钉小蛮争宠
书中典故幸而有宋淇夫妇帮忙。本来还要多，多数在删掉的四回内。好像他们还不够忙，还要白忙！实在真对不起人。但是资料我都保留着，万一这六十回本能成为普及本，甚至于引起研究的兴趣，会再出完整的六十四回本，就还可以加注。
注：
①即“三划王”。
②流氓寻衅，捉出一个由头，好讹人。
③书中高亚白与尹痴鸳打赌，要他根据一本春宫古画册写篇故事，以包下最豪华的粤菜馆请客作交换条件。尹痴鸳大概因为考场失意，也就借此发泄胸中块垒。
④白居易诗：“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写擅歌舞的家妓。
国语本《海上花》译后记
张爱玲
陈世骧授有一次对我说：“中国文学的好处在诗，不在小说。”有人认为陈先生不够重视现代中国文学。其实我们的过去这样悠长杰出，大可不必为了最近几十年来的这点成就斤斤较量。反正他是指传统的诗与小说，大概没有疑义。
当然他是对的。就连我这最不多愁善感的入，也常在旧诗里看到一两句切合自己的际遇心情，不过是些世俗的悲欢得失，诗上竟会有，简直就像是为我写的，或是我自已写的──不过写不出──使人千载之下感激震动，像流行歌偶有个喜欢的调子，老在头上心上萦回不已。旧诗的深广可想而知。词的世界就仿佛较小，较窒息。
旧小说好的不多，就是几个长篇小说。
《水浒传》源自民间传说编成的话本，有它特殊的历史背景，近年来才经学者研究出来，是用梁山泊影射南宋抗金的游击队。当时在异族的统治下，说唱者与听众之间有一种默契，现代读者没有的。在现在看来，纯粹作为小说，那还是金圣叹①删剩的七十一回本有真实感。因为中国从前没有“不要君主”的观念，反叛也往往号称勤王，清君侧。所以梁山泊也只反抗贪官污吏，虽然打家劫舍，甚至于攻城略地，也还是“忠心报答赵官家”（阮小七歌词）。这可以归之于众好汉不太认真的自骗自，与他们的首领宋江或多或少的伪善──也许仅只是做领袖必须有的政治手腕。当真受招安征方腊，故事就失去了可信性，结局再悲凉也没用了。因此《水浒传》是历经金、元两朝长期沦陷的时代累积而成的巨著，后部有built-in（与蓝图俱来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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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金圣叹──明末清初文学家，曾批改《水浒》与《西厢记》。
《金瓶梅》采用《水浒传》的武松杀嫂故事，而延迟报复，把奸夫--移植到一个多妻的家庭里，让他们多活了几年。这本来是个巧招，否则原有的六妻故事照当时的标准不成故事。不幸作者一旦离开了他最熟悉的材料，再回到《水浒》的架构内，就机械化起来。事实是西门庆一死就差不多了，春梅、孟玉楼，就连潘金莲的个性都是与他相互激发行动才有戏剧有生命。所以不少人说过后部还不如前。
大陆的《文汇》杂志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号有一篇署名夏闳的《杂谈 》，把重心放在当时的官商勾结上。那是典型的共产主义的观点，就像苏俄赞美狄更斯暴露英国产业革命时代的惨酷。其实尽有比狄更斯写得更惨的，狄更斯的好处不在揭发当时社会的黑暗面。但是夏文分析应伯爵生子一节很有独到处。西门庆刚死了儿子，应伯爵倒为了生儿子的花费来借钱，正触着痛疮，只好极力形容丑化小户人家添丁的苦处，才不犯忌。我看过那么些遍都没看出这一层，也可见这部书精采场面之多与含蓄，书中色情文字并不是不必要，不过不是少不了它就站不住。
《水浒传》被腰斩，《金瓶梅》是禁书，《红楼梦》没写完，《海上花》没人知道。此外就只有《三国演义》、《西游记》、《儒林外史》是完整普及的。三本书倒有两本是历史神话传说，缺少格雷亨·葛林①所谓“通常的人生的回声”。似乎实在太贫乏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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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格雷亨·葛林──通译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 ， 1904-1991），英国小说家。著有《布赖顿硬糖》、《权力与荣誉》、《沉静的美国人》等。
《海上花》写这么一批人，上至官吏，下至店伙西崽，虽然不是一个圈子里的人，都可能同桌吃花酒。社交在他们生活里的比重很大。就连陶玉甫、李漱芳这一对情侣，自有他们自己的内心生活，玉甫还是有许多不可避免的应酬。李漱芳这位东方茶花女，他要她搬出去养病，“大拂其意”，她宁可在妓院，住院“，忍受嘈音。大概因为一搬出去另租房子，就成了他的外室，越是他家人不让他娶她为妻，她偏不嫁他作妾；而且退藏于密，就不能再共游宴，不然即使在病中，也还可以让跟局的娘姨大姐盯着他，寸步不离。一旦内外隔绝，再信任他也还是放心不下。
陶玉甫、李漱芳那样强烈的感情，一般人是没有的。书中的普通人大概可以用商人陈小云作代表──同是商人，洪善卿另有外快可赚，就不够典型化。第二十五回洪善卿见了陈小云，问起庄荔甫请客有没有他，以及庄荔甫做掮客掮的古玩有没有销掉点。“须臾词穷意竭，相对无聊。”在全国最繁华的大都市里，这两个交游广阔的生意人，生活竟这样空虚枯燥，令人愕然惨然，原来一百年前与现代是不同。他们连麻将都不打，洪善卿是不会，陈小云是不赌。唯一的娱乐是嫖，而都是四五年了的老交情，从来不想换新鲜。这天因为闷得慌，同去应邀吃花酒之前先到小云的相好金巧珍处打茶围。小云故意激恼巧珍，随又说明是为了解闷。──这显然是他们俩维持热度的一种调情方式。后文巧珍也有一次故起波澜，拒绝替他代酒，怪她姐姐金爱珍不解风情，打圆场自告奋勇要喜他喝这杯酒。──巧珍因而翻旧账，说她“翻前事抢白更多情”。
两人性格相仿，都圆融练达。小云结交上了齐大人，向她夸耀，当晚过了特别欢洽的- 夜。丈夫遇见得意的事回家来也是这样．这也就是爱情了。
“婊子无情”这句老话自然有道理，虚情假意是她们的职业的一部分。不过就《海上花》看来，当时至少在上等妓院──包括次等的么二──破身不太早，接客也不太多，如周双珠几乎闲适得近于空师独守──当然她是老鸡的亲生女儿，多少有点特殊身份，但是就连双宝，第十七回洪善卿也诧异她也有客人住夜。白昼宣淫更被视为异事（见第二十六回陆秀林引杨家妈语）。在这样人道的情形下，女人性心理正常，对稍微中意点的男子是有反应的。如果对方有长性，来往日久也容易发生感情。
洪善卿、周双珠还不止四五年，但是王莲生一到江西去上任，洪善卿就“不大来”了。显然是因为洪善卿追随王莲生，替他跑腿，应酬场中需要有个长三相好，有时候别处不便密谈，也要有个落脚的地方，等于他的副业的办公室。但是他与双珠之间有彻底的了解。他替沈小红转圜，一定有酬劳可拿；与双珠拍挡调停双玉的事，敲诈到的一万银元他也有份。
双珠世故虽深，宅心仁厚。她似乎厌倦风尘，劝双玉不要太好胜的时候，就说反正不久都要嫁人的，对善卿也说这话。他没接这个碴，但是也坦然，大概知道她不属意于他。
他看出她有点妒忌新来的双玉生意好，也劝过她。有- 次讲到双玉欺负双宝，他说：“你幸亏不是讨人，不然她也要看不起你了。”明指她生意竟不及一个清倌人。双珠倒也不介意，真是知己了。
书中屡次刻划洪善卿的势利浅薄，但是他与双珠的友谊，他对双宝、阿金的同情，都给他深度厚度，细他这人物立体化了。慰双宝的一场小戏很感动人。──双宝搬到楼下去是贬谪，想必因为楼下人杂，没有楼上严紧。
罗子富与蒋月琴也四五年了。她有点见老了，他又爱上了黄翠凤。但是他对翠凤的倾慕倒有- 大半是佩服她的为人，至少是灵肉并重的。他最初看见她坐马车，不过很注意，有了个印象，也并没打听她是谁，不能算是惊艳或是- 见倾心。听见她制伏鸨母的事才爱上了她，此后一度稍稍冷了下来，因为他诧异她自立门户的预算开支那么大，有点看出来她敲他竹杠。她迁出的前夕，他不预备留宿，而她坚留，好让他看她第二天早上改穿素服，替父母补穿孝，又使他恋慕这孝女起来。
恋爱的定义之一，我想是夸张一个异性与其他一切异性的分别。书中这些嫖客的从一而终的倾向，并不是从前的男子更有惰性，更是“习惯的动物”，不想换口味追求刺激，而是有更迫切更基本的需要，与性同样必要──爱情。过去通行早婚，因此性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婚姻不自由，买妾纳婢虽然是自己看中的，不像堂子里是在社交的场合遇见的，而且总要来往一个时期，即使时间很短，也还不是稳能到手，较近通常的恋爱过程。这制度化的卖淫，已经比卖油郎、花魁女当时的手续高明得多了──就连花魁女这样的名妓，也是陌生人付了夜度资就可以住夜。日本歌舞伎中的青楼（剧中也是汉字“青楼”）也是如此。──到了《海上花》的时代，像罗子富叫了黄翠凤十几个局，认识了至少也有半个月了。想必是气她对他冷淡，故意在曹月琴处摆酒，馋她，希望她对他好点，结果差点弄巧成拙闹翻了。他全面投降之后，又还被浇冷水，饱受挫折，才得遂意。
琪官说她和瑶官羡幕倌人，看哪个客人好，就嫁哪个。虽然没这么理想，妓女从良至少比良家妇女有自决权。嫁过去虽然家里有正室，不是恋爱结合的，又不同些。就怕以后再娶一个回去，不过有能力三妻四妾的究竟不多。
盲婚的夫妇也有婚后发生爱情的，但是先有性再有爱，缺少紧张悬疑、憧憬与神秘感，就不是恋爱，虽然可能是最珍贵的感情。恋爱只能是早熟的表兄妹，一成年，就只有妓院这脏乱的角落里还许有机会。再就只有《聊斋》中狐鬼的狂想曲了。
直到民初也还是这样。北伐后，婚姻自主、废妾、离婚才有法律上的保障。恋爱婚姻流行了，写妓院的小说忽然过了时，一扫而空，该不是偶然的巧合。
《海上花》第一个专写妓院，主题其实是禁果的果园，填写了百年前人生的一个重要的空白。书中写情最不可及的，不是陶玉甫、李漱芳的生死恋，而是王莲生、沈小红的故事。
王莲生在张蕙贞的新居摆双台请客，被沈小红发现了张蕙贞的存在，两番大闹，闹得他“又羞又恼，又怕又急”。她哭着当场寻死觅后之后，陪他来的两个保驾的朋友先走，留下他安抚她。
小红欲也抬身送了两步，说道：“倒难为了你们。明天我们也摆个双台谢谢你们好了。”说着倒自己笑了。莲生也忍不住要笑。
她在此时此地竟会幽默起来，更奇怪的是他也笑得出。可见他们俩之间自有一种共鸣，别人不懂的。如沈小红所说，他和张蕙贞的交情根本不能比。
第五回写王莲生另有了个张蕙贞，回目“垫空挡快手结新欢”，“垫空档”一语很费解。沈小红并没有离开上海，一直与莲生照常来往。除非是因为她跟小柳儿在热恋，对他自然与前不同了。他不会不觉得，虽然不知道原因。那他对张蕙贞自始至终就是反激作用，借她来填满一种无名的空虚怅惘。
异性相吸，除了两性之间，也适用于性情相反的人互相吸引。小红大闹时，“蓬头垢面，如鬼怪一般”，莲生也并没倒胃口，后来还旧事重提，要娶她。这纯是感情，并不是暴力判激情欲。打斗后，小红的女佣阿珠提醒他求欢赎罪，他勉力以赴，也是为了使她相信他还是爱她，要她。
他们的事已经到了花钱买罪受的阶段。一方面他倒十分欣赏小悍妇周双玉，虽然双玉那时候还圭角未露。人生的反讽往往如此。
刘半农为书中白描的技巧举例，引这两段，都是与王莲生有关的：
莲生等撞过“乱钟”，屈指一数，恰是四下，乃去后面露台上看时，月色中天，静悄悄的，并不见有火光。回到房里，适值一个外场先跑回来报说：“在东棋盘街那儿。”莲生忙踹在桌子旁高椅上，开直了玻璃窗向东南望去，在墙缺里现出一条火光来。（第十一回）
阿珠只装得两口烟，莲生便不吸了，忽然盘膝坐起，意思要吸水烟。巧囡送上水烟筒，莲生接在手中，自吸一口，无端掉下两点眼泪。（第五十四回，原第五十七回）
第一段有旧诗的意境。第二段是沈小红的旧仆阿珠向莲生问起：“小红先生那儿这就是个娘在跟局？”又问：“那么大阿金出来了，大姐也不用了？”莲生只点点头。下接吸水烟一节。
小红为了姘戏子坏了名声，落到这地步。他对她彻底幻灭后，也还余情未了。写他这样令人不齿的懦夫，能提升到这样凄清的境界，在爱情故事上是个重大的突破。
我十三四岁第一次看这书，看完了没得看了，才又倒过来看前面的序。看到刘半农引这两段，又再翻看原文，是好！此后二十年，直到出国，每隔几年再看一遍《红楼梦》、《金瓶梅》，只有《海上花》就我们家从前那一部亚东本，看了《胡适文存》上的《海上花》序去买来的，别处从来没有。那么些年没看见，也还记得清楚，尤其是这两段。
刘半农大概感性强于理性，竟轻信清华书局版许廑父序①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所记传闻，以为《海上花》是借债不遂，写了骂赵朴斋的，理由是（一）此书最初分期出版时，《例言》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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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许廑父──生卒年月不详，现代通俗小说家，二十年代初，曾主编《小说月报》；抗战期间任浙江《东南日报》发行人，并著有《新镜花缘》等讽刺时政的小说。
所载人名事实，均系凭空捏造，并无所指。
刘半农认为这是小说家惯技，这样郑重声明，更欲盖弥彰，是“不打自招”；（二）赵朴斋与他母妹都不是什么坏人，在书中还算是善良的，而下场比谁都惨，分明是作者存心跟他们过不去。
“书中人物纯系虚构”，已经成为近代许多小说例有的声明，似不能指为“不打自招”。好人没有好下场，就是作者借此报复泄愤，更是奇谈，仿佛世界上没有悲剧这样东西，永远善有善报，恶和恶报。
胡适分析许序与鲁迅的小说史，列举二人所记传闻的矛盾：
许：赵朴斋尽买其书而焚之。（显然出单行本时赵尚未死）
鲁：赵重赂作者，出到第二十八回辍笔。赵死后乃续作全书。
许：作者曾救济赵。
鲁：赵常救济作者。
许：赵妹实曾为娼。
鲁：作者诬她为娼。
胡适又指出韩子云一八九一年秋到北京应乡诚，与畅销书作家海上漱石生（孙玉声）同行南归，孙可以证明他当时不是个穷极无聊靠敲诈为生的人。《海上花》已有廿四回稿，出示孙。次年二月，头两回就出版了，到十月出版到第二十八回停版，十四个月后出单行本。
写印一部二十五万字的大书要费多少时间？中间哪有因得“重赂”而辍笔的时候？
又引末尾赵二宝被史三公子遗弃，吃尽苦头，被恶客打伤了，昏睡做了个梦，梦见三公子派人来接她，她梦中向她母亲说的一句话，觉得单凭这一句，“这书也就不是一部谤书”：
“妈，我们到了三公子家里，起先的事，不要去提起。”
这十九个字，字字是血，是泪，真有古人说的“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风格：这部《海上花列传》也就此结束了。
──《胡适序》第二节
此书结得现代化，戛然而止。作者踽踽走在时代前面，不免又有点心虚胆怯起来，找补了一篇《跋》，一一交代诸人下场，假托有个访客询问。其实如果有读者感到兴趣，绝不会不问李浣芳是否嫁给陶玉甫，唯一的一个疑团。李漱芳死后，她母亲李秀姐要遵从她的遗志，把浣芳给玉甫作妾，玉甫坚拒，要认她作义女，李秀姐又不肯。陶云甫自称有办法解决，还没来得及说出来，被打断了，就此没有下文了。
陶云甫唯一关心的是他弟弟，而且他绝没有逼着弟弟纳妾之理，不过他也觉得浣芳可爱（见第四十一回──原第四十三回），要防玉甫将来会懊悔，也许建议把浣芳交给云甫自己的太太，等她大一点再说，还是可以由玉甫遣嫁。但是玉甫会坚持名份未定，不能让她进门。僵持拖延下去，时间于李秀秀姐不利，因为浣芳不宜在妓院里待下去。一明白了玉甫是真不要她，也就只好让他收作义女了。
浣芳虽然天真烂漫，对玉甫不是完全没有洛丽塔心理，自博柯夫①名著小说《洛丽塔》──拍成影片由詹姆斯·梅逊主演──写一个中年男子与一个十二岁的女孩互相引诱成奸。在心理学上，小女孩会不自觉地诱惑自已父亲。浣芳不但不像洛丽塔早熟，而且晚熟到近于低能儿童，所以她初恋的激情更百无禁忌，而仍旧是无邪的。如果嫁了玉甫，两人之间过去的情事就仿佛给追加了一层暖昧的色彩。玉甫也许就是为这缘故拒绝，也是向漱芳的亡灵自明心迹，一方面也对自己撇清--他不是铁石人，不会完全无动于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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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纳博柯夫（Vladimir Nabokov，1899-1977 ），俄裔美国作家。代表作品有《洛丽塔》、《普宁》、《微暗的火》等。
作者不愿设法代为撮合，大快人心，但是再写下去又都是反高潮，认义女更大杀风景。及早剪断，不了了之，不失为一个聪明的办法。
刘半农惋惜此书没多写点下等妓院，而掉转笔锋写官场清客。我想这是刘先生自己不写小说，不知道写小说有时候只要剪裁得当，予人的印象仿佛对题材非常熟悉，其实韩子云对下级妓院恐怕知道的尽于此矣。从这书上我们也知道低级妓院有性病与被流氓殴打的危险，妓女本身也带流气，碰见殷实点的客人就会敲诈。大概只能偶一观光，不能常去。文艺没什么不应当写哪一个阶级。而且此处结钩上也有必要，因为赵二宝跟着史三公子住进一笠园，过了一阵子神仙眷属的日子，才又一跤栽下来，爬得高跌得重。如果光是在他公馆里两人终日相对，她也还是不能完全进入他的世界，比较单调，容易腻烦。
写一笼园，至少让我们看到家妓制度的珍贵的- 瞥。《红搂梦》里学戏的女孩子是特殊情形，专为供奉归宁的皇妃的。一般大概像此书的琪官、瑶官的境遇。瑶宫虚岁十四，才十三岁，被主人收用已经有些时了。书中喜欢幼女的只有齐韵叟一人──别人喜欢跟她们闹着玩。尹痴鸳倒是爱林翠芬，但是也宁可用张秀英泄欲。而齐韵叟也并不是因为年老体衰，应付不了成熟的女性- 一他的新宠是嫁人复出的苏冠香。
琪官、瑶官与孙素兰夜谈，瑶官说孙素兰跟华铁眉要好，一定是嫁他了。孙素兰笑她说得容易，取笑她们也嫁齐大人。瑶官说她“说说就说到歪里去”，也就是说老人奸淫幼女，不能相提并论。书中韵叟与琪官的场面写得十分蕴藉，只借口没遮拦的瑶官口中点一笔。
齐韵叟带着琪官、瑶宫在竹林中撞见小赞，似乎在向另一人求告，没看清楚是谁，这人已经跑了。事后盘问她们，琪官示意瑶官不要说，只告诉韵叟“不是我们花园里的人”，想必是说不是齐府的人，不致玷辱门风。这件事从此没有下文了，直到《跋》列举诸人下场，有“小赞小青扶赀远遁”句。原来小赞私会的是苏冠香的大姐小青。相等于“诗婢”的诗童小赞，竟抛下举业，与情人私奔卷逃。那次约会被撞破，琪官代为隐瞒，想必是怕结怨。苏冠香是小小姨身份，皇亲国戚兼新宠，正如杨贵妇的妹妹虢国夫人。琪官虽然不知道冠香向韵叟诬赖她与孙素兰同性恋，一定也晓得她是冠香的“眼中钉”（见回目）。再揭破丑闻使冠香大失面子，更势不两立了。那神秘人物是小青，书中没有交代，就显不出琪官的机警与她处境的艰难。
总是因为书至此已近尾声，下文没有机会插入小赞、小青的事，只好在跋内点破，就像第十三回“抬轿子周少和碰和”的事也只在回目中点明，回内只字不提。
但是由《跋》追补一笔，力道不够。当时琪官一味息事宁人，不许瑶宫说出来，使人不但气闷而且有点反感。她说与小赞在一起的是外人，他人带来的大姐除了小青，还有林素芬、林翠芬也带了大姐来，大概是娘姨大姐各一，两人合用。像赵二宝就只带了个娘姨阿虎，替她梳头，那是不可少的。孙素兰只带一个大姐，想必是像卫霞仙处阿巧的两个同事，少数会梳头的大姐。
娘姨不大有年轻貌美的。小赞向这人求告，似是向少女求爱或求欢──再不然就是身份较高的人。
书中男仆如张寿、匡二都妒忌主人的艳福，从中捣乱，激动得简直有点心理变态。曾经有人感叹中国的女仆长年禁欲，其实男仆也不能有家庭生活。固然可以嫖妓；倒从来没有妄想倌人垂青的，这一点上阶级观念非常严。不过小赞不是普通的佣仆，有学问有前途，而且屡次出众出风头。平时倌人时刻有娘姨跟着，在一笠园中却自由自在，如苏冠香、林翠芬都独自游荡。因此有可能性的女子浩如烟海，无从揣测。比较像是孙素兰的大姐，琪官代瞒是卫护义姊──还是失意的林翠芬移情别恋？这些模糊的疑影削弱了琪宫的这- 场戏，也是她的最后一场，使这特出的少女整个的画像也为之减色。等到看到《跋》才知道是小青，这才可能琢磨出琪言有她不得已的苦衷，已经迟了一步。
作者的同乡松江颠公写他“与某校书最昵，常日匿居其妆阁中”，但是又说他“家境……寒素”。刘半农说：
相传花也怜依本是巨万家私，完全在堂子里混去了，这句话大约是确实的，因为要在堂子里混，非用钱不可，要混得如此之熟，非有巨万家私不可。
也许聪明人不一定要有巨万家私，只要肯挥霍，也就充得过去了。他没活到四十岁，倒已经“家境……寒素”，大概钱不很多，经不起他花。
作者在“例言”里说：“全书笔法自识从《儒林外史》脱化出来，惟穿插藏闪之法则为从来说部所未有。”其实《红楼梦》已有，不过不这么明显（参看宋淇著《红楼梦里的病症》等文）。有些地方他甚至于故意学《红楼梦》，如琪倌、瑶倌等小女伶住在梨花院落──《红搂梦》的芳官、藕官等住在梨香院。小赞学诗更是套香菱学诗。《海上花》里一对对的男女中，华铁眉、孙素兰二人唯一的两场戏是吵架与或多或少的言归于好，使人想起贾宝玉、林黛玉的屡次争吵重圆。这两场比高亚白、尹痴鸳二才子的爱情场面都格调高些。
华铁眉显然才学不输高亚白、尹痴鸳，但是书中对他不像对高、尹的誉扬，是自画像的谦抑的姿势。口角后与孙素兰在一笠园小别重逢，他告诉她送了她一打香槟酒，交给她大姐带回去了。不论作者是否知道西方人向女子送花道歉的习俗──往往是一打玫瑰花──此外的香槟酒也是表示歉意的。一送就是一箱──十二瓶一箱──手面阔绰。孙素兰问候他的口吻也听得出他身体不好。作者早故，大概身休不会好。
当时男女仆人已经都是雇佣性质了，只有婢女到本世纪还有。书中只有华铁眉的“家奴华忠”十分触目。又一次称为“家丁”，此外只有洋广货店主殳三的“小家丁奢子”。
明人小说“三言”、“二拍”中都是仆从主姓。碑女称“养娘”，“娘”作年轻女子解，也就是养女。僮仆想必也算养子了。所以《金瓶梅》中仆人称主人、主妇为“爹”、“娘”，后世又升格为“爷（爷）”、“奶奶”。但是《金瓶梅》中仆人无姓，只有一个善颂善祷的名字如“来旺”，像最普通的狗名“来富”。这可能是因为“三言”、“二拍”是江南一带的作品，保留了汉人一向的习俗，《金瓶梅》在北方，较受胡人的影响。辽、金、元都歧视汉人，当然不要汉人仆役用他们的姓氏。
清康熙时河南人李绿园著《歧路灯》小说，书中谭家仆人名叫王中。乾隆年间的《儿女英雄传》里，安家老仆华忠也用自己的姓名。显然清朝开始让仆人用本姓。同是歧视汉人，却比辽、金、元开明，不给另取宠物似的名字，替他们保存了人的尊严。但是直到晚清，这不成文法似乎还没推广到南方民间。
年代介于这两本书之间的《红楼梦》里，男仆有的有名无姓，如来旺（旺儿）、来兴（兴儿），但是绝大多数用自己原来的姓名，如李贵、焦大、林之孝等。来旺与兴儿是贾琏夫妇的仆人，来自早稿《风月宝鉴》，贾瑞与二尤等的故事，里面当然有贾琏、凤姐。此后写《石头记》，先也还用古代官名地名，仆名也仍遵古制，屡经改写，越来越写实，仆人名字也照本朝刚度了。因此男仆名字分早期后期两派。
唯一的例外是鲍二，虽也是贾琏、凤姐的仆人，而且是二尤故事中的人物，却用本姓。但是这名字是写作后期有一次添写贾母的一句隽语：“我哪记得背着抱着的？”──贾琏凤姐为鲍二家的事吵闹时──才为了谐音改名鲍二，想必原名来安之类。
《海上花》里也是混合制。齐韵叟的总管夏余庆，朱蔼人兄弟的仆人张寿，李实夫叔侄的匡二，都用自己原来的姓名。朱家、李家都是官宦人家。知县罗子富的仆人高升不会是真姓高，“高升”、“高发”是官场仆人最普通的“艺名”，可能是职业性跟班，流动性大，是熟人荐来的，不是罗家原有的家人，但是仍旧可以归入自已有姓的一类。
火灾时王莲生向外国巡警打了两句洋文，才得通过，显然是洋务官员。他对诗词的态度伧俗（第三十三回），想必不是正途出身。他的仆人名叫来安，商人陈小云的仆人叫长福，都是讨吉利的“奴名”，无姓。
洋广货店主殳三的“小家丁奢子”，“奢”字是借用字音，原名疑是“舍子”（舍给佛门），“舍”音“奢”， 但是吴语音“所”，因此作者没想到是这个字。孩子八字或是身体不好，挂名入寺为僧，消灾祈福，所以乳名叫舍子，不是善颂善祷的奴名，因此应当有姓──姓殳，像华铁眉的家丁华忠姓华一样。
华铁眉住在乔老四家里，显然家不在上海。他与赖公子王莲生都是世交，该是旧家子弟。殳三是广东人，上代是广州大商人，在他手里卖掉许多珍贵的古玩。
“华”、“花”二字相通，华铁眉想必就是花也怜依了。作者的父亲曾任刑部主事，他本人没中举，与殳三同是家道中落，一个住在松江，一个寄籍上海，都相当孤立，在当代主流外。那是个过渡时代，江南、华南有些守旧的人家，仆人还是“家生子儿”（《红楼梦》中语），在法律上虽然自由，仍旧终身依附主人，如同美国南方战争后解放了的有些黑奴，所以仍旧像明代南方的仆从主姓。
官场仆人都照满清制度用本姓，但是外围新进如王莲生──海禁开后才有洋务官员──还是照民间习俗，不过他与陈小云大概原籍都在长江以北，中原的外缘，还是过去北方的遗风，给仆人取名来安、长福──如河南就已经满化了。以至于有三种制度并行的怪现象。
华铁眉“不喜热闹”，酒食“征逐狎昵皆所不喜”。这是作者自视的形象，声色场中的一个冷眼人。寡欲而不是无情，也近情理，如果作者体弱多病。
写华铁眉特别简略，用曲笔，因为不好意思多说。本来此书已经够简略的了。《金瓶梅》、《红楼梦》一脉相传，尽管长江大河滔滔汩汩，而能放能收，含蓄的地方非常含蓄，以致引起后世许多误解与争论。《海上花》承继了这传统而走极端，是否太隐晦了？
没有人嫌李商隐的诗或是英格玛·柏格曼的影片太晦。不过是风气时尚的问题。胡适认为《海上花》出得太早了，当时没人把小说当文学看。我倒觉得它可惜晚了一百年。一七九一年《红楼梦》付印，一百零一年后《海上花》开始分期出版。《红楼梦》没写完还不要紧，被人续补了四十回，又倒过来改前文，使凤姐、袭人、尤三姐都变了质，人物失去多面复杂性。凤姐虽然贪酷，并没有不贞。袭人虽然失节再嫁，“初试云雨情”是被宝玉强迫的，并没有半推半就。尤三姐放荡的过去被删掉了，殉情的女人必须是纯洁的。
原著八十回中没有一件大事，除了晴雯之死，抄检大观园后，宝玉就快要搬出园去，但是那也不过是回到第二十三回入园前的生活，就只少了个晴雯，迎春是众姐妹中比较最不聪明可爱的一个，因此她的婚姻与死亡的震撼性不大。大事都在后四十回内。原著可以说没有轮廓，即有也是隐隐的，经过近代的考据才明确起来。一向读者看来，是后四十回予以轮廓，前八十回只提供了细密真切的生活质地。
前几年有报刊举行过一次民意测验，对《红楼梦》里印象最深的十件事，除了黛玉葬花与凤姐的两段，其他七项都是续书内的！如果说这种民意测验不大靠得住，光从常见的关于《红楼梦》的文字上──有些大概是中文系大学生的论文，拿去发表的──也看得出一般较感兴趣的不外凤姐的淫行与临终冤鬼索命；妙玉走火入魔；二尤──是改良尤三姐；黛玉归天与“掉包”同时进行，黛玉向紫鹃宣称“我的身子是清白的”，就像连紫鹃都疑心她与宝玉有染。这几折单薄的传奇剧，因为抄本残缺，经高鹗整理添写过（详见拙著《红楼梦魇》），补缀得也相当草率，像棚户利用大厦的一面墙。当时的读者径视为原著，也是因为实在渴望八十回抄本还有下文。同一愿望也使现代学者乐于接受续书至少部分来自遗稿之说。一般读者是已经失去兴趣了，但是每逢有人指出续书的种种毛病，大家太熟悉内容，早已视而不见，就仿佛这些人无聊到对人家的老妻评头品足，令人不耐。
抛开《红楼梦》的好处不谈，它是第- 部以爱情为主题的长篇小说，而我们是一个爱情荒的国家：它空前绝后的成功不会完全与这无关。自从十八世纪末印行以来，它在中国的地位大概全世界没有任何小说可比──在中国倒有《三国演义》，不过《三国》也许口传比读者更多，因此对宗教的影响大于文字上的。
百廿回《红楼梦》对小说的影响大到无法估计。 等到十九世纪末《海上花》出版的时候，阅读趣味早已形成了，唯一的标准是传奇化的情节，写实的细节。迄今就连大陆的伤痕文学也都还是这样，比大陆外更明显，因为多年封闭隔绝，西方的影响消失了。当然，由于压制迫害，作家第一要有胆气，有牺牲毯神，写实方面就不能苛求了。只要看上去是在这一类的单位待过，不是完全闭门造车就是了。但也还是有无比珍贵的材料，不可磨灭的片段印象，如收工后一个女孩单独蹲在黄昏的旷野里继续操作，周围一圈大山的黑影。但是整个的看来，令人惊异的是一旦摆脱了外来的影响与一部分的禁条，露出的本来面目这样稚嫩，仿佛我们没有过去，至少过去没有小说。
中国文化古老而且有连续性，没中断过，所以渗透得特别深远，连见闻最不广的中国人也都不太天真。独有小说的薪传中断过不止一次。所以这方面我们不是文如其人的。中国人不但谈恋爱“含情脉脉”，就连亲情友情也都有约制。“爸爸，我爱你”，“孩子，我也爱你”只能是译文。惟有在小说里我们呼天抢地，耳提面命诲人不倦。而且像我七八岁的时候看电影，看见一个人物出场就急着问：“是好人坏人？”
上世纪末叶久已是这样了。微妙的平淡无奇的《海上花》自然使人嘴里淡出鸟来。它第二次出现，正当五四运动进入高潮。认真爱好文艺的人拿它跟西方名著一比，南辕北辙，《海上花》把传统发展到极端，比任何古典小说都更不像西方长篇小说──更散漫，更简略，只有个姓名的人物更多。而通俗小说读者看惯了《九尾龟》与后来无数的连载家妓院小说，觉得《海上花》挂羊头卖狗肉，也有受骗的感觉，因此高不成低不就。当然，许多人第一先看不懂吴语对白。
当时的新文艺，小说另起炉灶，已经是它历史上的第二次中断了。第一次是发展到《红楼梦》是个高峰，而高峰成了断崖。
但是一百年后倒居然又出了个《海上花》。《海上花》两次悄悄的自生自灭之后，有点什么东西死了。
虽然不能全怪吴语对白，我还是把它译成国语。这是第三次出版。就怕此书的故事还没完，还缺一回，回目是：
张爱玲五详《红楼梦》
看官们三弃《海上花》
《海上花》的几个问题
──英译本序
张爱玲
《海上花》第一回开始，有一段自序，下接楔子。这“回内序”描写此书揭发商埠上海的妓女的狡诈，而毫不秽亵。在楔子中，作者花也怜依梦见自己在海上行走，海面上铺满了花朵──很简单的譬喻，海上是“上海”二颠倒倒，花是通用的妓女的代名词。在他的梦里，耐寒的梅花，傲霜的菊花，耐寂寞的空谷兰，出污泥而不染的莲花，反倒不如较低贱的品种随波逐流，禁不起风浪颠簸，害虫咬啮，不久就沉沦淹没了，使他伤感得自己也失足落水，而是从高处跌下来，跌到上海租界华界交界的陆家石桥上。什醒了过来，发现自己在桥上──而不是睡在床上，可见他还在做梦──下桥撞倒一个急急忙忙冲上来的青年，转入正文。
楔子分明是同情有些妓女，与自序的黑幕小说观点显有出入。那一段前言当是传统中国小说例有的劝善惩淫的声明，如果题材涉及情欲。这开场白的体裁亦步亦趋仿效《红楼梦》的自序加楔子，而没有它的韵致与新意。《海上花》这一节与其他部分风格迥异，会使外国读者感到厌烦，还没开始就看不下去了，唯一的功用是引导汉学研究者误入歧途，去寻找暗含的神话或哲学。这部不大有人知道的杰作一八九四年出版，一九二Ｏ年中叶又被胡适及其他的五四运动健将发掘出来，而又第二次绝版。我不免关心它在海外是否受欢迎，终于斗胆删去开首几页。
《跋》也为了同样原因略去了。作者最不擅长描写风景，写景总是沿用套语，而在此外长篇累牍形容登山里乐趣，不必攀登巅顶，一览无余，藉以解释为什么他许多次要的情节都没有结局，虽然不难推断。
跋内算是有个访客询问沈小红、黄翠凤的下场。他说她们的故事已经完了。
若夫姚马之始合终离，朱林之始灭终合，洪周马卫之始终不离不合，以至吴雪香之招夫教子，蒋月琴之创业成家，诸金花之淫贱下流，文君玉之寒酸苦命，小赞小青之挟赀远遁，潘三、匡二之衣锦荣归；黄金凤之孀居，不若黄珠凤俨然命妇，周双玉之贵媵，不若周双宝儿女成行；金巧珍背夫后逃，而金爱珍则恋恋不去；陆秀宝夫死改嫁，而陆秀林则从一而终：屈指悉数，不胜其劳。请俟初续告成，发印呈教。
许下另作一部续书，所透露的内容，值得注意的是能帮助我们了解此书之处。第四十七回庆祝吴雪香有孕，葛仲英显然承认她怀着他的孩子。但是结果她在续书中另嫁别人──想必是社会地位较低的贫困的男子，否则不会入赘。但是即使葛仲英厌倦了她，以他的富贵，也绝不肯让自己的子女流落在外。若是替孩子安排另一个正当的家庭，而仍旧由生母抚养，遗嫁失宠的情妇是西方的习俗，中国没有的。如果他突然得病早殁──似乎是这情形──他的家族亲属也一定会跟她谈判，领养这婴儿。她不肯放弃她的儿子，而且为了他招赘从良，好让他出身清白，可见她的为人。
与齐大人的仆人小赞私会被撞破的神秘人物，显然是齐府如夫人的胞妹苏冠兰的大姐小青，既然小赞、小青在续书中私奔。擅演歌剧的女奴琪官正与冠香争宠，她看清楚了是小青，而不肯告诉主人，只说不是我们的人，表示不败坏门风，不必追究。代为隐瞒，顾到情敌的颜面，似乎太是个圣女。但当然是因为势力不敌，不敢结怨。心计之深，直到《跋》内才揭露。
周双宝嫁给南货店小开倪客人，办喜事应有尽有，“待以正室之礼”，当然不是正室了──还是说虽然娶的是妓女，仍应视为正室？
当时通行早婚，他虽然父亲还在世，而且仍旧掌管店务，书中并没提起过他年轻。当然，也许他是死了太太，但是我们知道续书中周双玉嫁了显贵作妾，就可以断定倪客人也使君有妇。双玉敲诈朱家，本来动机一半是气不伏（服）双宝称心如意嫁了人。问题有点混淆不清：因为朱淑人无法履行诺言娶双玉为妻，她就逼他与她情死。虽然我们后来发现纯是为了勒索，还是有她不甘作妾的印象。敲诈到一万银元除赎身外，剩下的作嫁妆，足够她嫁任何人为妻，如果不太高攀的话。而仍旧作妾，可见不是争名分，不过是要马上嫁一个她自己看中的，又嫁得十分风光，出这口气。
胡适指出书中诗词与一篇秽亵的文言故事都是刻意穿插进去的。为了炫示作者在别方面的辞章之美。那篇小说中的小说几乎全文都是双关引用古文成语，如“血流漂杵”，原文指战场伤亡人数之多。不幸别的双关语不像这句翻译得出，那些《四书》酒令也同样引经据典，而往往巧妙地别有所指。两首诗词的好处也只在用典圆熟自然，译文势必累赘，效果恰正相反。这几处是我唯一的删节。为了保持节奏，不让文气中断，删后再给补缀起来，希望看不出痕迹。
我久已熟悉这部书，但是直到译它的时候才发现罗子富、黄翠风定情之夕，她是从另一个男子的床上起来相就的。在妓院里本来不算什么，但是仍旧有震撼力，由于长三堂子的浓厚的家庭气氛──幺二的“妈”就不出现，只称“本家”，可男可女──尤其是经过翠凤那一番做作之后。此外还有几处像这样极度微妙的例子，我加的注解较近批注，甘冒“介入”之讥。
张园与晚清上海社会
一个游乐场所的兴衰与公共空间的形成
熊月之
在晚清上海，张园是各界市民最大的公共活动场所。张国赏花、张园看戏、张园评妓、张园照相、张园宴客，以及吃茶、纳凉、集会、展览、购物……张园之名，日日见诸报刊；张园之事，人人喜闻乐见。张园，成了上海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上海本无不分民族、不分阶级、不分性别、不分区域的公共活动场所，有之，自张园始。张园，这一奇特的场所是怎么形成的？
一、张园本末
张叔和颇善经营，他仿照西洋园林的风格，一改江南园林小巧而不开阔、重悦目而不重卫生的特点，使张园成为上海私家园林之最。
晚清上海有花园多家，正式开放于1885年的张园，是其中规模最大、也是惟一向市民免费开放的一家。张园本为私家花园，建筑中西合壁，内中安垲第楼，曾为当时上海最高建筑，其旧址在今泰兴路南端。此处原为农田，1872年至1878年，为英商格龙租得，辟为花园住宅。格龙本以经营园囿为业，故布置颇具丘壑。嗣后几经易手，于1882年8 月、为寓沪富商张叔和购得．计面积21.82 亩，价银一万数千两，命名“张氏味莼园”，简称张园。
张叔和（1850-1919 ），名鸿禄，无锡人。曾以广东候选道的身份，到轮船招商局帮办事务。1887年1 月ZO旧，所乘轮船被英国一船撞沉，船上有83人罹难，他因没有随众弃船逃命，而是攀上桅杆，得以幸存。此后，他似乎再未参与招商局事务，不知是否因大难不死而改变了此后的人生路向。他主要致力于实业，除了经营张园，还在《新闻报》、华盛纺织厂等企业中拥有股份，1915年任振新纱厂经理，并投资6 万元，帮助荣氏兄弟在上海创办申新一厂。
张叔和是个颇善经营的儒商。他一改江南园林小巧而不开阔、重悦目而不重卫生的特点，仿照西洋园林风格，以洋楼、草坪、鲜花、绿树、池水为筑园要素。全园面积最大时达61.52 亩。为当时上海私家园林之最。他在园内建筑“海天胜处”等洋房，置亭台，设花圃，栽名树。他浚通外水，让活水潆回环绕，置亭台于水中，如同海上三山，跨之以桥数座，皆请海上名人题名。《点石斋画报》上所载的《张园灯舫》图
1892年，张叔和在张园新建一高大洋房。英国工程师以英文Arcadia Hall名其楼，意为世外桃源，与“味莼园”意思相通。中文名取其谐音“安垲第”。安垲第楼分上下两层，开会可容千人，它又是当时上海最高建筑，登高东望，申城景色尽收眼底。
张园鼎盛时期为1893年以后、1909年以前。1909年，哈同花园建成，虽不完全对外开放，但吸引了不少文人雅士、达官贵人。民国以后，张园经营每况愈下，1913年10月24日，郑孝胥重游张园，已发现门前冷落，游人甚少。此后，随着新世界、大世界次第兴起，地段、设施、经营手段均略胜一筹，张园更形衰落，1918年终于停办。十几年后，此地易为民居，建筑亦多被毁。
二、游乐中心
集花园、茶馆、饭店、书场、剧院、会堂、照相馆、展览馆、体育场、游乐场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公共场所。
自1885年开放以后的二十多年中，张园一直是上海最大的公共活动场所。
这里是观光旅游、游乐的中心。安垲第的望楼登高，鸟瞰上海全景，是每一个来沪游客都想一偿的心愿。
这里有弹子房、抛球场、脚踏车，有书场、滩簧、髦儿戏（后两者俱为地方戏曲），有茶楼、饭馆，可吃、可喝、可看、可听、可玩、可锻炼。19O3年张叔和花园公司成立以后，这里时常举行备种体育竞赛。比如，1903年秋举行了脚踏车大赛，赛程是一英里，没有贵重奖赏，参加者不限资格，只要交费五角即可，进场学习、练习者不取分文。1909年12月、1910年4 月，著名拳师霍元甲在此设擂，先后与赵东海、张某比赛，并拟与美国拳师奥皮音比试，后因奥失约而取消。
这里是赏花看景的最好处所。张园绿化之好，草坪之佳，风景之幽，为沪上之冠。园内栽培了许多名花佳草，春兰秋菊，夏荷腊梅，每多名种。张叔和是有心人，他欢迎寓沪西人在园中举行花展。自己也在张园举办花会，每每仕女云集，盛况空前。
上海以洋气闻名全国，张园是展示洋气的地方。许多没有推广的洋东西，均先在张园出现。以电灯为例，1886年（清光绪十二年）10月6 日，张园试燃电灯。是晚，张园内电灯数十盏，遍布于林木间及轩下室内，高高下下，错落有致，园中各处，纤毫毕露，游园人咸以为奇观。
这里是展览、购物的地方。除了有花展，还有画展、图片展。19O9年11月，中国金石书画会同人在此举行书画赛会，郑孝胥、李平书、狄楚青、王一亭等34人参加。1909年，中国品物陈列所（俗称赛珍会）从四马路迁入张园，张国又成为物品展销的地方。有些最时髦的舶来品，只有张园有售，别无分店。家在上海、人在外地的严复，常写信叫家人到张园买这买那。
这里是上海妓女争奇斗胜、大出风头的地方。每至斜日将西，游人麇至，青楼中人，均呼姨挈姝而来。在1890年代日必一至的为名妓陆兰芬、林黛玉、金小宝、张书玉四人。1897年以后的几年中，每个星期日，“花园提调”李伯元主办的，以介绍、评论妓女为重要内容的《游戏报》都多印四五百份，到张园赠送，有时还夹送妓女小照。这更添助了游人的兴趣。其时上海时装流行的特点是男人看女人，女人看妓女。妓女扮演着时装模特儿的角色。时人看妓女，既是看人，也是评衣。
综上所述，张园其实是集花园、茶馆、饭店、书场、剧院、会堂、照相馆、展览馆、体育场、游乐场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公共场所。
三、集会场所
张园演说成为上海人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事，每遇大亨，诸如边疆危机、学界风潮、地方自治、庆祝大典，张园准有集会。
作为晚清上海公共活动空间，张园最突出的一点，是它作为上海各界集会、演说的场所。
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12月6 日，中外妇女122 人在安垲第讨论设立上海女学问题，上海道台蔡钧夫人等均到会。这是带有官方性质的集会，也是张园第一次百人以上的大型集会。1900年以后，集会、演说成为张园一大特色。1901年3 月15日，汪康华等二百余人，反对清政府与沙俄签订卖国条约，以保危局，汪允中发表《告中国文》，任亲年、温宗尧、蒋智由、薛仙舟等发表演说。这是第一次反对帝国主义的集会。3 月24日，吴研人等近千人集会拒俄，孙宝瑄、吴研人等十余人演说，有数十名外国人旁听，一位朝鲜人宗晚洙发表了书面讲话。
此后，张园演说成为上海人生活中习以为常的事，每遇大事。诸如边疆危机、学界风潮、地方自治、庆祝大典，不用说，张园准有集会。
笔者根据《申报》、《中外日报》、《时报》及《近代上海大事记》等资料统计，从1897年12月，到1913年4 月，张国举行的较大的集会有39起。从发起人与参加人看，有学界，有商界，有政府官员，有民间人士，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士农工商，有时还有些外国人；从思想、主张看，不分革命、改良，不问激进、保守。这是名副其实的公共场所。
张园集会演说的重要特点，是公开性、开放性与参与性。许多集会演说，都在事先发布消息，欢迎各界参加。1901年的两次拒俄集会，事先都有公告。
中国教育会在张国举行的演说，演说者时常互相争执甚至吵骂，正是演说开放性的一种表现。张园是游人如织的地方，所以在此举行的集会，常能一呼百应，耸动视听。马叙伦回忆，张园演说，他总去参加的：
张图开会照例有章炳麟、吴敬恒、蔡元培的演说，年青的只有马君武、沈步洲也夹在里面说说。遇到章炳麟先生的演说，总是大声疾呼的革命革命。除了听见对他的鼓掌声音以外，一到散会的时候，就有许多人像蚂蚁附着生盐鱼一样，向他致敬致亲，象征了当时对革命的欢迎，正像现在对民主一样。（《我在六十岁以前》，三联书店1983年，第20页）
四、张园之为张园
不仅是上海人最爱去的花园，而且是所有来沪中国人最受游的地方。
晚清上海有花园多家，比较出名的除了张园，还有古老的豫园，新辟的徐园、愚园和南市西园等。
相对于其他花园，张园的特点有五：一是大，占地约七十亩，为众园之最。二是洋，徐园、豫园均为传统江南园林风格，张园基本是西洋风格。诚如晚清人评论，“张园以旷朗胜，徐园以精雅胜”。三是开放较早。张园自1885年正式对外开放，徐国先前仅对少数文人开放，到19O9年迁入新址以后才正式开放。至于南市西园，建成已是1908年了。四是位置适中。愚园太远；徐园先是太闹，后是太偏。但它们与张园同处于租界，所以演说会之类也还有些。豫园的东西二园，南市西园，因处于华界，在清政府有效控制范围之内，政治性的集会演说较难开展。张园东面离跑马厅不远，北面紧贴静安寺路，南面是富裕绅商的住宅区，西面是当时全上海绿化环境最好的静安寺地段。在张园开放以前，静安寺一带已是上海绅商郊游的胜地。五是免费。张国自安垲第建成以后，即免费开放，游人可随意入园与登高，其他花园都要收取门票：愚园一角，西园一角二分。是否收费，看上去似乎仅是一角钱的小事，其实不然，它实质上涉及到能否随便、自由入园的大问题。收费，不但截住了那些无钱或舍不得购票的游客，而且挡住了那些无意识、无目的来园自由走动、赏玩的游客，而这些人，正是作为一个公共空间形成的重要因素。
由于以上几点，张园在晚清上海享有相高的声誉。时人评论，张园不仅是上海人最爱去的花园，而且是所有来沪中国人最爱游的地方。
五、公共空间的形成
由于上海特殊的社会结构，由于租界的缝隙效应，由于东西文化的差异，张园逐渐演变成上海华人能够自由发表意见的公共场所。
私家花园古已有之，但像张园这样私园公用的情况却没有先例。张叔和怎么会想到自己辟一个花园然后对外开放的呢？我以为，这与上海租界的公园管理制度有关。
西方的公园出现于近代初期，开始是由皇家贵族的私家园林向公众开放而形成的，如伦敦的海德公园。19世纪中叶美国出现了经过设计、专门供公众游览的近代公园，如纽约的中央公园。西人来沪以后，很容易想到辟设公园的问题。1868年，上海租界最早的公园──外滩公园建成，但游园对象有严格限制。其《游览须知》有七条，第一条是“狗及脚踏车切勿入内”，第六条是“华人无西人同行，不得入内”。其后，虹口公园、复兴公园（当时称法国公园）、兆丰公园次第辟设，但也都不许华人入内。不仅如此，其他一切西人公共活动场所，如跑马厅，各国总会，华人均不得随便入内。
华人占租界人口绝大多数，交纳的税款占租界税款的大部分，但用此税款建造的公园却不让华人入内，这不管怎么说，对民族感情都有极大的伤害。从187O年代后期到1880年代初，上海士绅颜永京等对于租界当局歧视华人的行径不断提出抗议。《申报》也曾发表文章多篇，说是“公家物业宜以公家名之，胡为乎只许洋人驻足，不许华人问津，何也？”张园建成以后，一开始就完全免费开放，可能有“你不让我游，我就办一个给你看看”的意思。
集社集会，在中国古已有之，东林党、复社、几社是其著者，至于文人画社、诗社则更多，但这些都不能与张国的集会演说相比。其主要区别有三：前者是文人之间的事，后者是社会大众的事；前者关注的主要是学术（当然也与政治有关），后者关注的就是政治；前者是封闭的，后者是开放的。
通过张园集中体现出来的遇事动辄集会演说，动辄通电，上海人的这种表达政见的形式是怎么形成的呢？
这与晚清上海的社会结构有关。
上海开埠以后，城市重心从1860年代开始北移租界。上海社会实际存在两个社区，西人社区与华人社区。西人有自己的公共空间，如总会、旅馆、戏院、跑马厅。连每年看花展也是分开的，通常前两天是西人参观，然后才是华人参观。
华人也有自己的公共活动场所，如会馆、公所、茶馆、戏院、妓院，但那多是区域性、行业性、小范围的。不分区域、行业、阶级、性别的大型公共活动空间，在张园出现以前，还没有过。
租界的统治者是工部局，是由外国领事、大班们组成的董事会、纳税人会议，租界的大事诸如市政、税收、防卫等由他们决定。对于社会的一般事务，特别是有关华人社会的事，除了刑事案件由华官负责、西人会审的会审公廨处理以外，工部局并不过问。
华人遇事，首先想到的往往不是政府，而是会馆与公所等同乡或同业组织。小自寻找工作、租赁房屋、民事纠纷，大至与租界当局发生冲突，租界华人多依靠这些组织。遇事由会馆公所集议，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习惯思路。
自政府一面而言，无论是租界当局，还是上海道、上海县政府，也都认可同乡组织的这种功能。但是，有些事越出了同乡或同行的范围，不是会馆公所所能解决的，但又与市民们密切相关，比如，公园问题，妇女不缠足与教育间题，沙俄侵占东三省的问题，反对美国排斥华工问题，地方自治问题，立宪问题。于是，创造不分何方人士，不分行业、阶级、性别的更大范围的公共空间的要求，就被提了出来。张园在地理、人流、会场设施等方面，都能满定这方面的要求，于是成为最合适的场所。
张园这一公共空间的形成，与上海特殊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租界既是中国领土又不受中国政府直接管辖的特点，使得中国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出现一道缝隙。这道缝隙虽然很小，但影响很大。这道缝隙在清政府统治系统中，成为一条力量薄弱地带，形成反清政府的力量可以利用的政治空间。
1903年4 月19日，正当张园集会演说如火如荼之际，公共租界工部局规定新的管理章程：一、所有租界内华人和外国人，无论何案，未经会审公廨核明，一律不准捕捉出界；二、界外差人不准入界擅自捕人；三、界外华官所出拘票，须送会审公廨定夺，派员协捕。这无异于宣布，张园举行的那些反对清政府的集会演说，都是合法的，受到租界保护的。
租界当局这么做，有维护租界权益的考虑，有英美等国对慈禧太后统治不满的因素，更有法律上、文化上差异的因素。在清政府看来，随意批评政府，形同叛逆，罪该杀头，但在西人看来，是人人应享的天赋权利，应予保护。
这样，由于上海特殊的社会结构，由于租界的缝隙效应，由于东西文化的差异，地处租界的张园，就逐渐演变成上海华人能够自由发表意见的公共场所。
六、市民意识的产生
酝酿革命，筹划组织，讨论自治，形成上海意识甚至上海话的逐渐定型，都与张园这样的公共空间有一定的关系。
张园这样的公共空间的形成，对于上海移民社会的整合、上海人意识的产生，有着重要的作用。
上海居民来自五湖四海，开埠以后的四五十年中，居民并没有一个完整、统一的上海地域概念。对不少居民来说，上海是个避难、淘金的地方，不是他们永久驻留之地，他们只是上海的过客。大量事实表明，在开埠以后的四五十年里，上海居民一般还没有从同乡单一认同进入到同乡与上海双重认同的阶段。1893年，公共租界举行上海开埠50周年盛大庆祝活动，上海华人踊跃参加，但他们打的旗帜星“广帮”、“宁帮”之类，并不是代表整个上海华人。
20世纪初年，上海移民开始出现了对上海身份认同的趋向。论据有以下四点：
第一，上海人整体意识的萌发。1900年，经元善等1300多人通电反对慈禧太后废光绪皇帝，所用名义是“上海寓居绅商”，其中绝大多数包括经元善本人都不是上海本地人。应当说，这样署名，既突出了他们的上海身份，又含有他们不是上海本地人的意思。19O1年、1903年、1905年，上海接连爆发声势浩大的拒俄运动和抵制美货运动，这两项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的运动，与以往类似事件相比，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运动不是以某地人关心某地事的方式出现，而是以上海人关心中国事的方式出现。吴稚晖、蔡元培、章太炎等在张园等处演说，报纸上登出消息，多称之为“上海绅商”、“上海志士”。“寓居”两字一去，突出了他们的上海身份。
第二，“上海人”概念的出现。具有文化意义的“上海人”的概念，出现于20世纪初年。1904年，蔡元培等人主编的《警钟日报》发表题为《新上海》的社论，明确地提出了“上海人”概念，主办《警钟日报》的蔡元培、刘师培、汪允宗、林獬、高旭、陈去病等人，没有一个是上海本地人。他们所说的“吾上海人”，当然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这不但表明他们自己对上海人身份的认同，而且说明他们已有明确的上海人群体意识。
第三，上海地方自治运动。1905年，上海地方士绅郭怀珠、李平书等，鉴于华界市政建设远远落后于租界的实际状况，发起地方自治运动。这个运动持续了9 年，修路100 多条，筑桥6O多座，建造码头6 个，新辟、改建城门9 座，制定了各种各样市政管理条例。通过这一运动，上海的华人社会逐渐整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领导这一运动的士绅，很多不是上海本地人，而是外来移民。
第四，上海辛亥革命的方式。1911年前，上海反清革命的主体，多不是上海本地人。反清起义成功后式立的沪军都督府，为上海军政领导机关。这一机构的成员，绝大多数不是上海本地人，都督陈其美是浙工人，参谋长黄郛是浙江人，外交总长伍廷芳是广东人，财政部长沈缦云是江苏人，交通部长王一亭是浙江人，闸北民政长虞洽卿是浙江人。他们主持着上海的事务。辛亥时期各地反清起义普遍规律是当地人谋当地事，各地军政府均由各地人充任。陈其美等在上海举事，在上海主政，这是他们对上海身份认同的一种标志。
这些标志性的事件，无一不与张园之类的公共空间的作用有密切关系。可以说，酝酿革命，筹划组织，讨论自治，形成上海意识，甚至上海话的逐渐定型，都与张园这样的公共空间有一定的关系。
张园这一公共空间，对上海各界都有巨大的吸引力。笔者综合有关报道和记载，发现常去张园的人，商界、文化界的都很多。其中，属于报人、文化人的有王韬、钱昕伯、何桂笙、黄式权、袁祖志、汪康年、梁启超、李伯元、吴研人、狄楚青、叶瀚、蒋智由、高梦旦、蔡元培、张元济、马相伯、严复、辜鸿铭、伍光建，商界或亦官亦商的有郑孝胥、张謇、赵凤昌、岑春煊、盛宣怀、郑观应、徐润、经元善、李平书、沈缦云、王一亭、李拔可、郑稚辛。备地来沪的学者、学生、富家子弟有章太炎、吴稚晖、马君武、孙宝瑄、吴彦复、丁叔雅、胡惟志、温宗尧、蒋智由、陈介石、汪允宗。
那么多人有事没事地总爱往张园跑，正说明张园作为一个公共活动场所，在上海社会生活中的特别重要性。
这些人控制着上海的各大报纸和出版机构，如《申报》、《新闻报》、《选报》、《苏报》、《时报》、《中外日报》、《东方杂志》和商务印书馆，主持着南洋公学、爱国学社、复旦公学等各种学校的事务，领导着中国教育会、预备立宪公会、地方自治公所和名目繁多的联合会的组织。正是他们，构成了上海社会的精英阶层，影响着上海社会的舆论。
通过他们的活动，有形的公共空间（张园）与无形的公共组织（会馆公所）、公共领域（报刊）奇妙地重合在了一起。
（原文 19000字，本文有删节）
作者介绍：
熊月之．江苏淮阴人，1949年生。1978年考取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师从陈旭麓先生。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著有《中国近代民主思祖史》、《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等书。
后记
《海上花列传》是一部颇负盛名的狎邪小说，写的虽然是妓院生活，但是写得颇为干净，除了几个“二爷”在“花烟间”与妓女打闹说了几句粗话之外，通篇没有性行为的描写（《秽史》可作例外看），而对妓女、鸨母以及官商两道的嫖客，则描绘得淋漓尽致，真可谓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因此不但在中国文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而且被鲁迅评定为清末狎邪小说的“压卷之作”。
但是方言小说的最大缺点是离不开某一方言区。《海上花》的对白是用以苏州话为代表的“吴语方言”写的，除了江苏南部和浙江北部这方圆五百里地之外，非吴语区的读者是看不懂或者很难看懂的。把它改写为普通话的第一个动机，就是想扩大它的影响面，让全国绝大多数非吴语方言区的读者也能够看得懂。
语言是一种习惯的产物。两种语言之间，有完全相同的词语和句法，可以一对一地“直译”；但也有含意近似却又有微妙差别的词语和句法，无法一对一地直译；有的甚至“只能意会，不可言传”，译起来比较困难。对于后一种情况，就要求译者对两种语言都要非常熟悉，仅仅“粗通”是不行的。
我有幸生长在上海，成年以后定居北京将近半个世纪，而且从事的又是语言文字的研究和文学编辑与创作，因此翻译这部名著，即便不是“游刃有余”，至少也应该是“力能从心”的。
严格地说，不但方言小说需要经过改写，就是所有的明清小说，由于时代的变迁，语言习惯的变化，跟今天的当代汉语已经有了一定的距离，也应该用标准的普通话进行整理，使之符合现代汉语规范，专供非古典文学研究者阅读，以便当代全国通用的祖国语言文字更加正确和纯洁。
我的这一观点， 曾于一九八五年五月在武汉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历史文学座谈会上大声疾呼了一下，当时就有许多人表示赞同。会后花城出版社约我改写《海上花列传》，打算作为这一事业的开始。可惜社方后来改变了初衷，生怕没有销路，撤消了这一选题，不过我的改写工作并没有因此而停顿。
一九八七年，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的总编辑马振同志支持我的这一设想，打算调我去担任副总编辑，组织一帮人马，专门进行古旧小说的普通话改写，而且商定由我先进行《济公全传》和《九尾龟》两部书的改写。可惜当时民间文艺家协会的领导人认为整理古旧小说不属于“民间文艺家”的工作范畴，否定了这一建议。
到了一九九零年，我所进行的三部小说全部完工了。但是却找不到一家出版社愿意来当这个“始作俑者”。
一九九一年初，中国俗文学学会在北京燕山出版社内召开一次学术讨论会，我的发言，就是谈如何继承传统的通俗文学，从语言的规范着眼，从内容的纯洁着眼，都有必要将传统的章回小说用典范的当代汉语进行改写，并删除其糟粕部分。
燕山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陈文良同志支持我的观点，要我把《海上花》一稿交给他，由燕山考虑先出一部试试。
当年暑假，我到故乡去开文代会，北京燕山出版社由于管理不善，将《海上花列传（普通话改写本）》的印制发行权承包给不法书商潘希等人经营的“社会书社”；他们为了快速赚钱，手续没有办齐，没有拿到我的磁盘录入，就按照我的打印稿重新排字，并以北京燕山出版社的名义盗印了两版共十几万部，不但纸张极次，而且错别字连篇，几乎无法卒读。原本是一部很有学术价值的著作，经不法书商的“包装”，被糟蹋成了不堪入目的地摊文学，实在令人痛心。书刚卖完，就逃之夭夭，稿费一分钱也没付。
我强烈要求燕山出版社追查潘希等人的下落，并正式出版一部像模像样的“正版”书，按照国家规定付给我稿酬。但是由于燕山出版社整顿之后缩小出书范围，而文良同志也已经退休，因此一连若干年来，我与燕山出版社陷入了无休无止的交涉之中，1998年6 月，还因此引起一场官司，并且以我败诉告终。此事经中央电视台和北京电视台的四档节目播放了16次，炒得全国皆知。
官司结束以后，北京燕山出版社新任社长张增光同志承担了这一公案的善后事宜，在目前文学作品销路疲软的市场状态下，毅然承担起出版一“正版”书的任务，不但使我这部花费了巨大力量与心血的著作，有机会得以正式出版。
但愿我的努力，在继承我国古本小说的工作中能起一点点积极的作用。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在我动手改写《海上花列传》的时候，并不知道八十年代初台湾女作家张爱玲已经出版了这部书的“国语版”和英译本。我知道这件事情，是一九九二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张爱玲散文全编》，从书中看到了译本的序言之后；而看到她的译本，则是一九九五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国语版海上花列传》之后。张爱玲的“国语版”，只是把书中的吴语对白用相应的“国语”取代，其余文字没作改动，因此与我的彻底改写本是两回事儿。不过有几个地方我们的做法有些相同之处：第一是我们都删去了卷尾“才子”们论诗的高见，因为那确实是作者硬塞进作品中去的“夹带”，不但与小说的主题无关，而且论点也陈旧枯涩，并无新意，所以我们都删除了，只是她删除得比我更多些而已。第二，原书第一回中的“回中序”，是作者套用的“红楼笔法”，但是学得生硬，与全书风格迥然不同，读起来也不连贯，因此她的英译本和我的改写本中都删除了。两人不谋而合，也可以说是“所见略同”吧。
这一版本，附录中增加了张爱玲两个译本的序跋和熊月之先生介绍上海张园的一篇文章，供读者参考。
吴越
丙辰年正月初一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