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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二十年初，欽定繙譯《四書》，續繙譯《易》、《書》、《詩》三經，續又繙譯《春秋》、《禮記》二經。至乾隆四十七年，而圣賢典籍釋以國書者，燦然備焉。案鄭樵《通志·七音略》曰：“宣尼之書，自中國而東則朝鮮，西則涼夏，南則交阯，北則朔易，皆吾故封也。故封之外，其書不通。何瞿曇之書能入諸夏，而宣尼之書不能至跋提河，聲音之道有障礙耳。”其說良是，然文字之聲音，越數郡而或不同；文字之義理，則縱而引之，千古上下無所異；橫而推之，四海內外無所異；茍能宣其意旨，通以語言，自有契若符節者，又何聲音之能障礙乎哉？考《隋書》載魏氏遷洛，未達華語。孝文帝命侯伏侯可悉陵以其言譯《孝經》之旨，教於國人，謂之《國語孝經》，《經籍志》載其書作一卷。是古人已有行之者。特其學其識，均未窺六藝之閫奧，故能譯者僅文句淺顯之《孝經》，而諸經則未之及耳。我國家肇興東土，創作十二字頭，貫一切音；復御定《清文鑒》，聯字成語，括一切義。精微巧妙，實小學家所未有。故六書之形聲訓詁，皆可比類以通之。而列圣以來，表章經學，天下從風，莫不研究微言，講求古義，尤非前代之所及。故先譯《四書》，示初學之津梁。至於《五經》，《易》則略象數之跡，示其吉兇；《書》則疏佶屈之詞，歸於顯易；《詩》則曲摹其詠嘆，而句外之寄托可想；《春秋》則細核其異同，而一字之勸懲畢見；《禮記》則名物度數，考訂必詳，精理名言，推求必當，尤足破講家之聚訟。蓋先儒之詁經，多株守其文，故拘泥而鮮通；此編之詁經，則疏通其意，故明白而無誤。不立箋傳之名，不用注疏之體，而唇吻輕重之間，自然契刪述之微旨，厥有由矣。學者守是一編，或因經義以通國書，而同文之圣化被於四方；或因國書以通經義，而明道之遺編彰於萬世。其有裨於文教，均為至大。雖堯帝之文章，尼山之刪定，又何以加於茲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