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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陸粲撰。前有《自序》，謂胡氏說《經》，或失於過求，詞不厭煩而圣人之意愈晦，故著此以辨論之。大旨主於信《經》而不信例。其言曰：“不以正大之情觀《春秋》，而曲生意義，將焉所不至矣。”又曰：“昔之君子有言：《春秋》無達例。如以例言，則有時而窮。惟其有時而窮，故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又曰：“《春秋》褒善貶惡，不易之法。今用此說以誅人，又忽用此說以賞人，使后世求之而莫識其意，是直舞文吏所為，而謂圣人為之乎？”其抉摘說《經》之弊，皆洞中癥結。其例皆先列胡《傳》於前，而以己說糾正於后。如以《春秋》始於隱公，獨取歐陽氏之說，以為遠而難明者不修，而不取胡氏罪平王之說。於“紀履緰來逆女”，以為為齊侯滅紀葬伯姬書，而不取胡氏逆女必親、使大夫非正之說。於“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以為聲姜、敬嬴、穆姜皆稱婦，以文、宣、成皆有母稱婦，以別於君母，而不取胡氏貶稱婦以見惡之說。於“齊人來歸鄆、讙、龜陰田”，以為魯及齊平而歸田，不必以夾谷之會悉歸功於孔子，三《傳》、《家語》及《史記》皆未足據，而不取胡氏所稱攝相卻齊兵之說。如此者凡六十馀條，大抵明白正大，足以破繁文曲說之弊。自元延祐二年立胡《傳》於學官，明永樂纂修《大全》，沿而不改。世儒遂相沿墨守，莫敢異同。惟粲及袁仁始顯攻其失。其后若俞汝言、焦袁熹、張自超等，踵加論辨，乃推闡無馀。雖卷帙不多，其有功於《春秋》固不鮮也。朱彝尊《經義考》作四卷，注云“未見”。此本只上、下二卷，實無所闕佚。殆彝尊考之未審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