丙戌大廷对策，顾允成（1554—1607）指切时事不少讳。

公元1586年　三月
丙戌大廷对策，顾允成（1554—1607）指切时事不少讳。

允成癸未（1583）举会试，今年始与廷试。高攀龙《顾季时行状》：“万历己卯（1579）举乡试，癸未举会试，丙戌大廷对策，指切时事不少讳。其略曰：‘陛下所以策臣者，无虑数十百言，究其指归，赏罚二科而已。夫赏者劝天下之法，然有不倚于赏者，所以劝天下之意也；罚者惩天下之法，然有不倚于罚者，所以惩天下之意也。今赏罚之法甚具，然而德泽不究，法令不行，此无异故，则圣制言之矣，所以风厉之者非其本，督率之者非其实也。本也实也，即臣愚所谓意也。窃观当今之势，而根极其体要，所以累皇上之意者，大凡有二：明以好示天下而此二者恒阴移其所好，明以恶示天下而此二者恒阴移其所恶。二者何也？曰内宠之将盛也，曰群小之将逞也。夫人主崇高富有，无一不足以厌其欲，昏其志，而惟色为甚，圣王之所亟远也。昨者皇上以郑妃奉侍勤劳，特册封为皇贵妃，大小臣工不胜其私忧过计，因而请册立皇太子，因而请加封王恭妃，皇上不温旨报罢，则峻旨谴逐矣。夫皇太子国之本也，忠言嘉谟国之辅也，两者天下之公也。郑贵妃即奉侍勤劳，以视天下犹为皇上一己之私也。以私而掩公，以一己而掩天下，亦已偏矣。偏则皇贵妃或得以爱憎弄威福于内，其戚属或得以爱憎弄威福于外，阉人侍妾又或将乘其偏而得以爱憎弄威福于内外之间。若然，则赏罚云者，将不为皇上之好恶用，而为内宠之好恶用，欲其信且必，未可也。人主虽甚神圣，其聪明不足以遍天下，将必有所寄之。寄之得其人则安，不得其人则危，非细故也。迩年以来，皇上明习政务，听览若神，盖辨及左高，察及渊鱼，几于遍矣。窃闻之道路，往往二三群小伺察而得之，此可谓寄得其人耶？皇上非不知，不得其人而姑寄之者，其亦有不得已也。盖曰朕向以天下事付张居正，而居正罔上行私，一时公卿台省从风而靡，外廷之不足信明甚，故寄耳目于此辈，示天下莫能欺也。臣以为不然。善为治者以全而收其偏，不闻以偏而益其偏。皇上惩居正之专，散而公之于九卿可也，若聚而寄之于此辈，则居正之专尚与皇上为二，此辈之专且与皇上为一，救之难为力也，不更倍乎？且此辈之始用事，适皇上锐精求治之初，彼方见小信以自结，其所指陈类依公义，犹若未害。久则阳公而阴私矣，又久则纯出于私矣。若然，则赏罚云者，将不为皇上之好恶用，而为群小之好恶用，欲其信且必，未可也。德泽之壅，法令之尼，有由也。臣愚以为，欲效忠于皇上，当自今日始，欲效忠于今日，当自两者始。’时读卷官大理何心泉者，谂于众曰：‘此生作何语耶？真堪锁榜矣。’大学士娄江王公取阅之，稍易置二百十三名。季时退自伤，以为不幸不达皇上，即达，死不恨矣。适南京都御史刚峰海公屡为房御史所诋，季时愤曰：‘臣下皆自处于私，奈何望皇上无私也。’于是与彭公旦阳、诸公景阳合疏言之，数其欺妄之罪凡七，且曰：……疏奏，得削籍归。”顾允成，字季时，别号泾凡。顾宪成之弟。

戊寅，晋元帝司马睿作《禁招魂葬诏》。

孔愉作《奏日蚀伐鼓非旧典》，晋元帝司马睿作《诏报孔愉》。

癸丑，刘琨为段匹䃅所害，作《重赠卢谌诗》。

卢谌作《答刘琨诗》《太尉刘公诔》。

温峤作《理刘司空表》《请召刘群等表》，除散骑侍郎。

甲申，荀崧为尚书左仆射，作《上疏请增置博士》。

贺循作《上言诸经宜分置博士》约在此时不久。

乙卯，晋元帝司马睿作《灾异见诏百官陈得失》。

王敦由江州牧转荆州牧，作《辞荆州牧疏》。

癸巳，晋元帝司马睿作《诏访吴地先贤未旌录者》。

熊远转御史中丞，作《因灾异上疏》《广昌乡君丧宜废冬至小会表》。

晋元帝司马睿作《趍徐扬二州种麦诏》《报周页诏》《下晋陵内史张闿诏》《诸葛恢增秩诏》《平籴诏》《加荀组录尚书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