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昌棋《剪灯余话》始刊。

公元1433年　七月
李昌棋《剪灯余话》始刊。

刘子钦《剪灯余话序》：“洪熙初，余蒙恩归自岭表，访旧于庐陵忠节之邦。客有以《元白遗音》来示曰：‘《至正妓人行》，乃吾同年广西布政使李公祯寓房山时所作，暨翰林诸先生所跋也。’读而感之，慨我同志，遂因其人，即其事，致其咏叹之意，书其后而归之。明日又得其《剪灯余话》之编，首阅玉堂大手笔诸公之序，凡三首；其卷四，其编二十，皆湖海之奇事，今昔之异闻。漱艺苑之芳润，畅词林之风月，锦心绣口，绘句饰章，于以美善，于以刺恶，或凛若斧钺，或褒若华衮，可以感发人之善心，可以惩创人之佚志，省之者足以兴，闻之者足以戒，斯岂博岩之近词，实乃薇垣之佳制也。快吟而细读之，连日达曙，惊喜不已，为之叹曰：‘何吾李公于房山之暇，得肆其力于翰墨如是哉！’昔人谓作史有三长，日才、学、识。今观公之卓冠时髦，如玉宇澄秋，云汉昭回，可望而不可及，而其学问之该博，识鉴之精通，又不啻如川汇河输，而四海一委：鉴空衡平，而理无不烛也。有是哉，公之能事乎！兼是三者之长，而本之以圣贤之学，抑何言之不立，何书之不著耶?然此特以泄其暂尔之愤懑，一吐其胸中之新奇，而游戏翰墨云尔，岂公之至哉?亦岂士之望于公哉?嗟乎！以公之硕学令望，暂试于方面，已善其治矣。使其异日登庸庙堂，职专辅弼，则其论道经邦，黼黻皇猷，又当何如也?虽然，谓之《剪灯余话》，则日论嘉言之不足，于以继其晷，而续其绪余，抑岂不有以醒人之耳目而涤其昏困耶?是编也，侔诸垂世立教之典，虽有径庭，然士固有一饭不忘其君者。伏惟皇上宵旰图治，九重万几，日昃不遑，异时斯言倘获上闻，一尘圣聪，亦未必不如《太平御览》之一端，以少资五云天畔之怡颜也。敬不敏，什袭所录，欲刊而未能。宣德癸丑夏，知建宁府建宁县事盯江张公光启，锐意欲广其传，书来，谓‘子所录得真，请寿诸梓’，遂序其始末，以此本并《元白遗音》附之，以同其刊云。是岁七月朔旦也。赐永乐甲申进士、前翰林庶吉士、承直郎、秋官主事文江刘敬子钦书。”张光启《剪灯余话跋》：“右《剪灯余话》一帙，乃大儒方伯李公之所撰也。公学问该博，文章政事，大鸣于时。暇中因览钱塘瞿氏所述《剪灯新话》，公惜其措词美而风教少关，于是搜寻古今神异之事，人伦节义之实，著为诗文，纂集成卷，名日《剪灯余话》，盖欲超乎瞿氏之所作也。既成，藏诸岌筒，江湖好事者，咸欲观而未能，余亦憾焉！遂请于我师文江子钦刘先生以之示余。开合数四，不能释手，玩文寻义，益究益深，诚足以见方伯公道积厥躬，而胸敷锦绣也。吁！是编之作，虽非本于经传之旨，然其善可法，恶可戒，表节义，砺风俗，敦尚人伦之事多有之，未必无补于世也。及观玉堂巨公之序文，方伯先生之佳作，其雄词丽句，则旋转如乾坤，辉映如日月者，亦有之矣。余甚嘉之，命工刻梓，广其所传，以副江湖好事者观览。”《水东日记》卷一四：“庐陵李祯，字昌祺，河南左布政使。为人耿介廉洁，自始仕至归老，始终一致。人颇以不得柄用惜之。尝自赞其像日：‘貌虽丑而心严，身虽进而意止。忠孝禀乎父师，学问存乎操履。仁庙称为好人，周藩许其得体。不劳朋友赞词，自有帝王恩旨。’盖亦有为之言也。景泰中，韩都御史雍以告之故老进列先贤祠中，祯独以尝作《剪灯余话》，不得与。祯他为诗文尚多，有《运甓》等集行世。其《余话》诚谬，而所谓《至正妓人行》，亦大袭前人，虽无作可耳。”

神宗皇帝继位。

宋改元熙宁。

参知政事赵槩以年老求去，罢知徐州；以龙图阁学士、给事中、权三司使唐介除参知政事。

苏轼自蜀寄书至京师，请曾巩为其伯父苏序作墓志铭。

王安石奉召入京，赴京前后有诗《被召作》、《再题南涧楼》、《松间》、《离北山寄平甫》、《出金陵》、《赴召道中》、《泊船瓜洲》、《次韵平甫金山会宿寄亲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