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作《与谢民师推官书》。

公元1100年　十一月
苏轼作《与谢民师推官书》。

苏轼北归途中，行至峡山寺，作书答谢举廉，论为文之关键在于辞达。《苏轼文集》卷四九《与谢民师推官书》：“轼启：近奉违，亟辱问讯，具审起居佳胜，感谢深矣。轼受性刚简，学迂材下，坐废类年，不敢复齿缙绅。自还海北，见平生亲旧，惘然如隔世人，况与左右无一日之雅，而敢求交乎?数赐见临，倾盖如故，幸甚过望，不可言也。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孔子曰：‘言之不文，行之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扬雄好为艰深之词，以文浅易之说，若正言之，则人人知之矣。此正所谓雕虫篆刻者，其《太玄》、《法言》皆是类也。而独悔于赋，何哉?终身雕虫，而独变其音节，便谓之经，可乎?屈原作《离骚经》，盖风雅之再变者，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可以其似赋而谓之雕虫乎?使贾谊见孔子，升堂有余矣，而乃以赋鄙之，至与司马相如同科!雄之陋，如此比者甚众。可与知者道，难与俗人言也。因论文偶及之耳。欧阳文忠公言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纷纷多言，岂能有益于左右。愧悚不已。所须惠力法雨堂字。轼本不善作大字，强作终不佳，又舟中局迫难写，未能如教。然轼方过临江，当往游焉。或僧有所欲记录，当作数句留院中，慰左右念亲之意。今日已至峡山寺，少留即去。愈远。惟万万以时自爱。不宣。”杨慎《三苏文范》卷十二引陈献章云：“此书大抵论文。曰‘行云流水’数语，此长公文字本色。至贬扬雄之《太玄》《法言》为雕虫，却当。”杨慎《三苏文范》卷十二引冯梦祯云：“长公论文，多以其人重。指雄为雕虫，美原之《离骚》近《风》《雅》，盖以莽大夫与沉汨罗者，忠佞何啻霄壤也。”茅坤编选《宋大家苏文忠公文钞》卷十：“此书所论文然，却是苏长公文章本色。”吕留良等《晚村精选八大家古文》：“论文到精妙处，亦唯东坡能达。”沈德潜编选《唐宋八大家文》卷二三：“贬扬以伸屈贾，议论千古。前半‘行云流水’数言，即东坡自道其行文之妙。”[思齐按：文学古籍刊行社版《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四六作《答谢民师书》。]

王襄令人依《诗经•鹿鸣》之声歌王褒所作《中和》《乐职》《宣布》三诗；何武歌于宣帝前，得赏帛。

九江被公为宣帝召见，诵读《楚辞》。

苏武卒，年约八十二（前141？—前60)。

萧望之约四十九岁，作《少主还乃中国之大福议》。

王褒年约二十五，又为王襄作《四子讲德论》。

王襄举荐王褒；王褒得征见，作《圣主得贤臣颂》，待诏金马门；从宣帝游猎作赋。

王褒复作《九怀》。

张子侨待诏金马门；从宣帝游猎作赋。

华龙待诏金马门；从宣帝游猎作赋。

刘向二十岁，擢谏大夫；进对，献赋颂凡数十篇；作《九叹》。

宣帝驳以王褒等作赋为“淫靡不急”议，擢王褒为谏大夫。

王褒因事返郡，作《僮约》《责须髯奴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