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日，郑玄生（127—20O)。

公元127年　七月
五日，郑玄生（127—20O)。

郑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今山东高密）人。少为乡啬夫，常诣学官，不乐为吏，遂造太学受业，师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统历》《九章算术》；又从张恭祖受《周官》《礼记》《左氏春秋》《韩诗》《古文尚书》。后西入关，拜马融门下。十余年后归乡里，客耕东莱，教授弟子数百千人。建宁年间，党锢事起，遭禁锢十余年，杜门不出，隐修经业。灵帝末年，党禁解，为大将军何进所辟，一宿即逃去。后为将军袁隗表为侍中，以父丧不行。北海相孔融屣履造门，为特立“郑公乡”，开“通德门”。董卓迁都长安，郑玄被举为赵相，道阻未至。大将军袁绍延为上客，举其茂才，表为左中郎将，皆不就。公车征为大司农，以病自乞还家。建安五年（200)，袁绍与曹操相拒于官度，逼郑玄随军，不得已载病而行，至元城县，疾笃而卒。“任城何休好《公羊》学，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玄乃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门人相与撰玄答诸弟子问《五经》，依《论语》作《郑志》八篇。凡玄所注《周易》《尚书》《毛诗》《仪礼》《礼记》《论语》《孝经》《尚书大传》《中候》《乾象历》，又著《天文七政论》《鲁礼禘袷义》《六艺论》《毛诗谱》《驳许慎五经异义》《答临孝存周礼难》，凡百万余言”。（《后汉书•郑玄列传》卷三十五）。《隋书•经籍志》卷三十二：“《周易》九卷，后汉大司农郑玄注。”“《尚书》九卷，郑玄注。”“《尚书大传》三卷，郑玄注。”“梁有《尚书义问》三卷，郑玄等撰。”“梁有《毛诗》二十卷，郑玄、王肃合注。”“《周官礼》十二卷，郑玄注。”“《仪礼》十七卷，郑玄注。”“梁有郑玄《仪礼音》二卷。”“《丧服经传》一卷，郑玄注。”“《丧服谱》一卷，郑玄注。”“《礼记》二十卷，汉九江太守戴圣撰，郑玄注。”“梁有郑玄《礼记音》一卷。”“《三礼目录》一卷，郑玄撰。”《三礼图》九卷，郑玄等撰。“《驳何氏汉议》二卷，郑玄撰。”“梁有《春秋十二公名》一卷，郑玄撰，亡。”“《春秋谷梁废疾》三卷，何休撰，郑玄释。”“《论语》十卷，郑玄注。”“《论语孔子弟子目录》一卷，郑玄撰。”“《六艺论》一卷，郑玄撰。”“《郑记》六卷，郑玄弟子撰。”“《易纬》八卷，郑玄注，梁有九卷。”“《尚书纬》三卷，郑玄注，梁六卷。”“《尚书中候》五卷，郑玄注，梁有八卷，今残缺。”“《礼纬》三卷，郑玄注。”“梁有《礼记默房》三卷，郑玄注，亡。”同书卷三十四：“《孟子》七卷，郑玄注。”“梁有《日月交会图》一卷，郑玄注。”“《九宫经》三卷，郑玄注。”同书卷三十五：“梁有《郑玄集》二卷，录一卷。”郑玄著作亡佚颇多，但今通行本《十三经注疏》中之《诗》《三礼》注均为郑注。袁钧有辑本《郑氏遗书》，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中亦有郑氏辑本。永瑢等：“《周礼注疏》四十二卷，汉郑元注，唐贾公彦疏。元有《易注》，已著录。……《周礼》一书，上自河间献王，于诸经之中，其出最晚。其真伪亦纷如聚讼，不可缕举。惟《横渠语录》曰，《周礼》是的当之书，然其间必有末世增入者。郑樵《通志》引孙处之言曰，周公居摄六年之后，书成归丰，而实未尝行。盖周公之为《周礼》，亦犹唐之显庆开元礼，预为之以待他日之用，其实未尝行也。惟其未经行，故仅述大略，侯其临事而损益之。故建都之制不与《召诰》《洛诰》合，封国之制不与《武成》《孟子》合，设官之制不与《周官》合，九畿之制不与《禹贡》合云云。其说差为近之，然亦未尽也。夫《周礼》作于周初，而周事之可考者不过春秋以后。其东迁以前三百余年，官制之沿革，政典之损益，除旧布新，不知凡几。其初去成康未远，不过因其旧章，稍为改易，而改易之人，不皆周公也。于是以后世之法窜入之，其书遂杂。其后去之愈远，时移势变，不可行者渐多，其书遂废。此亦如后世律令条格，率数十年而一修，修则必有所附益。特世近者可考，年远者无征，其增删之际，遂靡所稽，统以为周公之旧耳。迨乎法制既更，简编犹在，好古者留为文献，故其书阅久而仍存。此又如开元六典，政和五礼，在当代已不行用，而今日尚有传本，不足异也。使其作伪，何不全伪六官，而必阙其一，至以千金购之不得哉。且作伪者必剽取旧文，借真者以实其赝品，《古文尚书》是也。刘歆宗《左传》，而《左传》所云《礼经》，皆不见于《周礼》。《仪礼》十七篇皆在《七略》所载古经七十篇中，《礼记》四十九篇亦在刘向所录二百十四篇中。……然则《周礼》一书，不尽原文，而非出依托，可概睹矣。……郑注《隋志》作十二卷，贾疏文繁，乃析为五十卷。《新、旧唐志》并同。今本四十二卷，不知何人所并。元于三礼之学，本为专门，故所释特精，惟好引纬书，是其一短。《欧阳修集》有《请校正五经劄子》，欲删削其书。然纬书不尽可据，亦非尽不可据，在审别其是非而已，不必窜易古书也。又好改经字，亦其一失。然所注但日当作某耳，尚不似北宋以后连篇累犊，动称错简，则亦不必苛责于元矣。……”（《四库提要》卷十九）又：“《仪礼注疏》十七卷，汉郑元注，唐贾公彦疏。《仪礼》出残阙之余，汉代所传，凡有三本。一曰戴德本，以《冠礼》第一，《昏礼》第二，《相见》第三，《士丧》第四，《既夕》第五，《士虞》第六，《特牲》第七，《少牢》第八，《有司彻》第九，《乡饮酒》第十，《乡射》第十一，《燕礼》第十二，《大射》第十三，《聘礼》第十四，《公食》第十五，《勤礼》第十六，《丧服》第十七。一曰戴圣本，亦以《冠礼》第一，《昏礼》第二，《相见》第三，其下则《乡饮》第四，《乡射》第五，《燕礼》第六，《大射》第七，《士虞》第八，《丧服》第九，《特牲》第十，《少牢》第十一，《有司彻》第十二，《士丧》第十三，《既夕》第十四，《聘礼》第十五，《公食》第十六，《勤礼》第十七．一曰刘向《别录》本，即郑氏所注。贾公彦疏谓《别录》尊卑吉凶，次第伦序，故郑用之。二戴尊卑吉凶杂乱，故郑不从之也。其经文亦有二本。高堂生所传者，谓之今文。鲁恭王坏孔子宅，得亡《仪礼》五十六篇，其字皆以篆书之，谓之古文。元注参用二本。……其书自元以前，绝无注本。元后有王肃注十七卷，见于《隋志》。然贾公彦序，称《周礼》注者则有多门，《仪礼》所注后郑而已，则唐初肃书已佚也。为之义疏者有沈重，见于《北史》。又有无名氏二家，见于《隋志》。然皆不传，故贾公彦仅据齐黄庆、隋李孟悊二家之疏，定为今本。其书自明以来，刻本舛伪殊甚。……盖由《仪礼》文古义奥，传习者少，注释者亦代不数人。写刻有伪，猝不能校，故纰漏至于如是矣。今参考诸本，一一厘正，著于录焉。”（《四库提要》卷二十）又：“《礼记正义》六十三卷，汉郑元注，唐孔颖达疏。《隋、唐•经籍志》曰‘汉初，河间献王得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之，时无传之者。至刘向考校经籍，检得一百三十篇，第而叙之。又得《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凡五种，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删其烦重，合而记之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记》。而戴圣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谓之《小戴记》。汉末马融遂传小戴之学。融又益《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乐记》一篇，合四十九篇’云云。其说不知所本。今考《后汉书•桥元传》云，七世祖仁，著《礼记章句》四十九篇，号曰桥君学。仁即班固所谓小戴授梁人桥季卿者，成帝时尝官大鸿胪。其时已称四十九篇，无四十六篇之说。又孔疏称《别录》《礼记》四十九篇，《乐记》第十九。四十九篇之首，疏皆引郑目录，郑目录之末必云此于刘向《别录》属某门。《月令》目录云此于《别录》属《明堂阴阳记》。《乐记》目录云此于《别录》属《乐记》。盖十一篇今为一篇，则三篇皆刘向《别录》所有，安得以为马融所增? 疏又引元《六艺论》曰‘《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戴圣传礼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元为马融弟子，使三篇果融所增，元不容不识，岂有以四十九篇属于戴圣之理。况融所传者乃《周礼》，若小戴之学，一授桥仁，一授杨荣。后传其学者有刘祐、高诱、郑元、卢植。融绝不预其授受，又何从而增三篇乎? 知今四十九篇，实戴圣之原书，《隋志》误也。元延祐中，行科举法，定《礼记》用郑元注。故元儒说《礼》，率有根据。自明永乐中敕修《礼记大全》，始废郑注，改用陈澔集说，《礼》学遂荒。然研思古义之士，好之者终不绝也。为之疏义者，唐初尚存皇侃、熊安生二家。贞观中，敕孔颖达等修正义，乃以皇氏为本，以熊氏补所未备。颖达序称：熊则违背本经，多引外义，犹之楚而北行，马虽疾而去愈远。又欲释经文，惟聚难义，犹治丝而棼之，手虽繁而丝益乱也。皇氏虽章句详正，微稍繁广。又既遵郑氏，乃时乖郑义。此是木落不归其本，狐死不首其邱。此皆二家之弊，未为得也。故其书务伸郑注，未免有附会之处。然采遮旧文，词富理博，说礼之家，钻研莫尽。譬诸依山铸铜，煮海为盐，即卫湜之书，尚不能窥其涯涘，陈澔之流，益如莛与楹矣。”（《四库提要》卷二十一）又：“《箴膏肓》一卷，《起废疾》一卷，《发墨守》一卷，汉郑元撰。《后汉书》元本传，称任城何休好公羊学，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谷梁废疾》。元乃《发墨守》《箴膏肓》《起废疾》。休见而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其卷目之见隋、唐《经籍志》者，有《左氏膏肓》十卷，《谷梁废疾》三卷，《公羊墨守》十四卷，皆注何休撰。而又别出《谷梁废疾》三卷，注云郑元释，张靖笺。似郑氏所释与休原本，隋以前本自别行。至《旧唐书•经籍志》所载《膏肓》《废疾》二书，卷数并同，特《墨守》作二卷为稍异。其下并注郑元箴，郑元发，郑元释云云。则已与休书合而为一。迨于宋世，渐以散佚。惟《崇文总目》有《左氏膏肓》九卷。而陈振孙所见本复阙宣、定、哀三公。振孙谓其错误不可读，疑为后人所录，已非《隋唐志》之旧。其后汉学益微，即振孙所云不全之《左氏膏肓》，亦遂不可复见矣。此本凡《箴膏肓》二十余条，《起废疾》四十余条，《发墨守》四条，并从诸书所引，掇拾成篇，不知出自谁氏。或题为宋王应麟辑，亦别无显据。殆因应麟尝辑郑氏《周易注》《齐鲁韩三家诗考》，而以类推之欤? 然《玉海》之末，不附此书，不应其孙不见，而后来反有传本也。今以诸书校勘，惟《诗•大明篇》疏所引‘宋襄公战’泓一条尚未收入，其余并已搜采无遗。虽不出自应麟手，要亦究心古义者之所为矣。谨为掇拾补缀，著之于录。虽视原书不及什之一二，而排比荟萃，略存梗概。为郑氏之学者，或亦有所考焉。”（《四库提要》卷二十六）又：“《驳五经异义》一卷，补遗一卷，汉郑元所驳许慎《五经异义》之文也。考《后汉书•许慎传》，称慎以五经传说，臧否不同，于是撰为《五经异义》传于世。《郑元传》载元所著百余万言，亦有《驳许慎五经异义》之名。《隋书•经籍志》有《五经异义》十卷，后汉太尉祭酒许慎撰，而不及郑元之《驳议》。《旧唐书•经籍志》：《五经异义》十卷，许慎撰，郑元驳。《新唐书•艺文志》并同。盖郑氏所驳之文，即附见于许氏原本之内，非别为一书。故史志所载亦互有详略。至《宋史•艺文志》，遂无此书之名。则自唐以来，失传久矣。学者所见异义，仅出于《初学记》《通典》《太平御览》诸书所引，而郑氏《驳义》则自《三礼正义》而外所存亦复寥寥。此本从诸书采缀而成，或题宋王应麟编，然无确据。其间有单词只句，驳存而义阙者，原本错杂相参，颇失条理。今详加厘正，以义驳两全者汇列于前。其仅存驳义者，则附录以备参考。又近时朱彝尊《经义考》内亦尝旁引郑驳数条，而长洲惠氏所辑则搜罗益为广备，往往多此本所未及。今以二家所采，参互考证，除其重复，定著五十七条，别为补遗一卷，附之于后。其间有异义而郑未驳者，则郑与许同者也。两汉经学，号为极盛，若许若郑，尤皆一代通儒，大敌相当，输攻墨守，非后来一知半解所可望其津涯。此编虽散佚之余，十不存一，而引经据古，犹见典型。残章断简，固远胜于后儒之累犊连篇矣。”（《四库提要》卷三十三）

宋设立三司条例司，从制度上为变法做准备。

宋遣使册李秉常为夏国王，是年夏改元天赐礼盛国庆。

苏轼除父丧还朝，在京任殿中丞直史官判官告院。

苏辙论宋代积贫积弱之根源即“三冗”。

富弼入见，谓：“中外之事渐有更张，此必有小人献说于陛下也。

苏轼作《石苍舒醉墨堂》诗。

王安石派遣侯叔献(水利专家)以及程颢等八人，察各路农田、水利、赋役。

祖无择离杭州，张先作《醉垂鞭》词送祖无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