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五卷，魏征等撰。魏征(580－643)，字玄成，巨鹿下曲阳(今河北藁城、晋县一带)人，唐初名相、著名历史学家。隋末，武阳郡丞元宝藏响应李密起兵，召魏征为典书记。魏征归李密，仍掌文翰。李密兵败，魏征归唐。其间，一度为窦建德起居舍人。高祖武德五年(622)，为太子洗马，掌四库图籍缮写刊辑之事。“玄武门事变”后，太宗数引其入卧内，访以为政得失。魏征“喜逢知己之主，思竭其用，知无不言。”历谏议大夫、尚书左丞秘书监，参预朝政(副相)。拜侍中，加左光禄大夫，封郑国公。求为散职，拜特进，仍知门下省事。贞观年间，先后向太宗陈谏200余事，被太宗比作一面可以明得失的镜子。贞观三年(629)，太宗诏修梁、陈、齐、周、隋书五代史，以魏征修隋史，并与房玄龄总监诸史。魏征对梁、陈、齐史“各为总论”，对隋史“总加撰定”，以序十六篇、论五十三篇。贞观十年，五代史一同完成。贞观《隋书》纪、传五十五卷，在魏征主持下，由颜师古、孔颖达、敬播、李延寿、赵弘智等先后参预修撰完成。十五年(641)，为配合梁、陈、齐、周、隋五代史，又诏修《五代史志》，专详五代的典志。经历了十五个春秋，至高宗显庆元年(656)，修成三十卷，由监修长孙无忌领衔奏上。参预修撰人员，今可考知者有：令狐德棻、褚遂良、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敬播。其中，经籍一志四卷，已有魏征于贞观十年(636)前后撰定的成稿，故“独云侍中、郑国公魏征撰。”(《宋天圣二年隋书刊本原跋》)《五代史志》三十卷，在高宗至中宗、睿宗的半个世纪间“别行”，玄宗初即合入《隋书》纪、传中，成为《隋书》纪、志、传八十五卷，流传至今。《五代史志》三十卷，自玄宗初再无“别行”之说了。《隋书》八十五卷，纪五卷、志三十卷、列传五十卷，集中体现了太宗的修史宗旨：“览前王之得失，为在身之龟镜。”(《册府元龟》卷五五四)魏征将太宗的这一宗旨具体为“以隋为鉴”，从隋朝的危、乱、亡的教训中求得唐朝的安、治、存。书中进行历史比较，把亡国之君的作为当成“取鉴”的重要内容，指出“隋之得失存亡，大较与秦相类。”(卷七〇“史臣曰”)同时，又对比隋朝不同时期的政治状况，总结其衰亡过程，起自文帝晚年，成于炀帝，非一朝一夕所为。魏征以“见盛观衰”的史笔，密切注意着“居安忘危，处治忘乱”的征兆。重视民众，尤其是民心向背对历史的影响；注意考察民生枯荣与政权兴衰的关系；瞩目君臣关系，强调君臣相辅；刻意暴露帝王罪恶行径给社会带来的巨大灾难，即所谓“一人失其道，故亿兆罹其毒”(卷八三“史臣曰”)等等，是《隋书》突出的思想特点。以亡国之君的得失作为取鉴的基本内容，从反面向唐太宗君臣提供了一整套较完整的值得借鉴的治国方略，即注意调整君民关系、君臣关系，实行“以静求治”的施政方针，终于促成“贞观之治”的致治局面。《隋书》在编纂方面的成就，历来评价较高，称其叙事“简炼，文笔严净”。(《陔余丛考》卷七)在有关南北朝的十部“正史”中，该书也被认作是上品。《五代史志》合入《隋书》，固然因隋居五代之末，其余四史单行，遂为《隋书》之志。但其总结隋氏之亡，“意在龟鉴”的思想，又与《隋书》纪、传部分是相通的。就是体例，也明显的是以隋为主。其叙梁、陈、齐、周典志，均列朝代名称，而涉隋者则直书帝号或年号，不加“隋”字。志分十类，故称《隋书》十志，包括礼仪、音乐、律历、天文、五行、食货、刑法、百官、地理、经籍等十个方面。十志，在更广阔的范围上提供了值得取鉴的社会和思想文化方面的内容，受到更高的称赞：“隋志极有伦类，而本末兼明。迁、固以来，皆不及也。”(《通志》卷六五)其“惟通前后而勒成一家”的成就，展示着以典志反映社会的史学道路。既无家受承传，又缺乏完备而系统的史料准备，是《隋书》修撰过程中最大的难题，在“二十四史”中绝无仅有。隋朝留下来的国史材料，只有《开皇起居注》六十卷。《大业起居注》“非唯经乱零落，当时亦不悉具。”魏征等采取了两项应急措施：采访，或是以其子孙自通家传参校。(《魏郑公谏录》卷四)尽管多方努力，《隋书》仍然有一些“名显当时”的人物“史失其事”。《隋书》最早的刻本是北宋仁宗天圣二年(1024)刻本，今只存其跋。现存宋刻本已无完本，递修本(宋小字本)存六十五卷，宋中字本存五卷。商务印书馆所印“百衲本”，为元大德饶州路刻本(元十行本)。元刻，另有九行本，即元至顺瑞州路刻明修本。明代，有南、北二监本，汲古阁本。清代，有武英殿本、淮南书局本。1973年，中华书局以宋小字本和两种元刻本为主互校，并参以上述其它六种刻本，择善而行，出版了校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