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子非伪书，汉志有四十二篇，今仅余七篇，严可均从群书治要中录出。然以四部丛刊本为最多，虽有残阙，而所说尚明白纯正，统本贯末。大略本道而附于情，主法而责于上，非尽属刑名家言也。别详汉书艺文志讲疏。(卷三，页一一)
[补证]
眉按：胡韫玉周秦诸子书目曰：『慎子，四库书目列在杂家。今读其书，如云：「法虽不善，犹愈于无法。」又云：「大君任法而弗躬，则事断于法。法之所加，各以分蒙赏罚而无望于君，是以怒不生而上下和矣。」又云：「有权衡者不可欺以轻重，有尺寸者不可差以长短，有法度者不可巧以诈伪。」此皆法家之精言，故仍入法家。』余谓此亦恒语，非精言也。庄子天下篇谓『慎到弃知去己而缘不得已，冷汰于物以为道理。推而后行，曳而后往，若飘风之还，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豪杰相与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适得怪焉』云云，求之今书慎子，似无些微影响。天下篇虽后人所作，若令得见今书，不当复有此语。荀子非十二子篇曰：『尚法而无法，下修而好作，上则取听于上，下则取从于俗，终日言成文典；及纠察之，则倜然无所归宿，不可以经国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众，是慎到田骈也。』则谓慎子尚法矣，然细味今书，亦与荀子所评不相应。虽曰刑名之学，原于道德，慎到之『弃知去己』，未尝不可以『以无知之法治，代有知之人治』为解；然使慎到之道，果仅如今书所言，则慎到乃一普通之法治家，彼豪杰何以笑其『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乎？吾意今书文字明白，不类先秦残籍，当由后人抄撮诸书法家语而成。文献通考引周氏涉笔曰：『稷下能言者，如慎到最为屏去缪悠，剪削枝叶，本道而附于情，主法而责于上，非尹文田骈之徒所能及。五篇虽简约，而明白纯正，统本贯末。』果如所言，其书诚伪托矣。夫四十二篇而仅存五篇，又安能统本贯末？五篇而能统本贯末，则其余三十七篇不皆赘耶？(其实是书虽伪托，在唐以前当不止五篇，故马总意林所采十二条，皆不见今书，而严可均录自群书治要者，盖有七篇，但亦只得七篇耳。崇文总目三十七篇，不可考。)又按四部丛刊影印之江阴缪氏慎子钞本，乃由海宁陈氏所藏明万历间吴人慎懋赏刻本钞得者。分为内外篇。梁启超谓『其书鄙俚芜秽，将见存五篇，改头换面，文义全不相属；诸书佚文，则一无所采；又攀引孟子书中之慎滑厘为慎到；(眉按：慎子名到，史记等书皆同，别有一慎子名滑厘，见孟子。而庄子天下篇谓慎子学墨子弟子禽滑厘之术，后人不知其为两人，故有疑为师弟子适同名者。其实孟子之慎滑厘，非庄子之慎到也。慎懋赏盖故攀引之。)又因史记之文，而伪造为、慎到、田骈、接子、环渊问答语。真所谓小人无忌惮者。』？邹忌、淳于(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罗根泽作慎懋赏本慎子辨伪，列八证以难之，(见燕京学报第六期)皆甚确，可参阅。(页一五七-一五九)
于陵子
刘向曾上于陵子，今不传。此乃明姚士床伪撰，见秘册汇函。又宋郑思肖心史，相传亦出于姚，世因谓姚造。余按心史言辞甚多，而且郁勃愤懑，自是一种逸民具至性者之笔，非可伪为也。叔祥与胡孝辕辈好搜古籍，谓于吴门承天寺井中得之。林茂之序，谓僧君慧浚井所得，或是。未敢附和以为伪书，附辨于此。
[重考]
于陵子明姚士床伪造。清四库杂家存目已凿言之，叔祥即士床也。胡孝辕即胡震亨也。然刘向序录亦伪作，与关尹子有刘向序录正同，汉志无于陵子。姚氏谓「今不传」失考甚矣。(卷三，页一一-一二)
[补证]
四库总目提要曰：『旧本题齐陈仲子撰。王士祯居易录曰：「万历间，学士多撰伪书以欺世，如天禄阁外史之类，人多知之；今类书中所刻唐韩鄂岁华纪丽乃海盐胡震亨孝辕所造，于陵子其友姚士床叔祥作也。」凡十二篇：一曰畏人，二曰贫居，三曰辞禄，四曰遗盖，五曰人问，六曰先人，七曰辩穷，八曰大盗，九曰梦葵，十曰巷之人，十一曰未信，十二曰灌园。前有元邓文原题词，称前代艺文志崇文总目所无，惟石廷尉熙明家藏；又称得之道流，其说自相矛盾。又有王鏊一引一跋，鏊集均无其文，其伪可验。惟沈士龙一跋，引杨雄方言所载齐语，及竹书纪年战国策列女传所载沃丁杀伊尹，齐楚战重邱，及楚王聘仲子为相事，证为古书，其说颇巧。然摭此四书以作伪，而又援此四书以证非伪，此正朱子所谓采天问作淮南子，又采淮南子注天问者也。士龙与士床友善，是盖同作伪者耳。末有徐元文跋词，尤弇鄙，则又近时书贾所增，以冒称传是楼旧本者矣。』(页一六○)
孔丛子
称汉孔鲋撰。汉隋唐志皆无。宋中兴书目始有。嘉佑中，宋咸注。前人辨孔光传，孔子八世孙鲋，为陈涉博士，死于陈，固不得为汉人；而其书记鲋之没，其第七卷号连丛子者，又记太常臧而下，迄延光三年季彦之卒，则又安得为鲋撰！又书中载孔子与子思问答语：子思年六十三，在鲁穆公时；穆公之立，距孔子七十年，子思尚或未生，安得有问答之事！又儒林传所载为博士者曰孔甲，颜师古曰：「名鲋而字甲也。」此书称名鲋字子鱼，亦不相合。又汉志杂家有孔甲盘盂二十六篇，本注谓『黄帝史，或曰夏帝时人」，与孔鲋初不相涉；中兴书目乃云「一名盘盂」，亦误也。李灨以为东汉末季彦辈为之。朱仲晦以为即注者伪作，其说近是。若为东汉人，隋唐志岂应无乎！
[考释]
此书近代已证明与孔子家语同出于三国王肃之手。李灨序云：「呜呼是书也！果鲋之手笔否耶？」按汉志无孔丛子，而儒家有孔臧十篇，杂家有孔甲盘盂二十六篇。宋晁氏谓：「孔丛子，疑即汉志所谓孔甲盘盂者也云。」(页二五上)
[重考]
隋志论语家有孔丛七卷，注云陈胜博士孔鲋撰。其序录称「孔丛家语，并孔氏所传仲尼之旨。」盖今存孔丛子孔子家语二书，并出王肃依托。肃伪造家语，已见前，清儒多谓伪古文尚书，及孔氏传亦出肃手。故孔丛子论书篇：「宰我问禋于六宗何谓也？孔子曰：所宗者六，皆洁祀之也，埋少牢于太昭，所以祭时也。祖迎于坎坛，所以祭寒暑也。主于郊宫，所以祭日也。夜明所以祭月也。幽禜所以祭星也。雩禜所以祭水旱也。禋于六宗，此之谓也。」其说与伪孔传伪家语并同，此即王肃伪造孔丛之证也。朱子以为注者伪作，殊不知宋咸注此书，咸固万无作此书之魄力也。惟此书记孔氏事，上起季周之孔子，下讫东汉之季彦，则孔丛云者，仍犹孔子家语之意尔。隋志云孔鲋撰，亦殊未合。(卷三，页一二-一三)
[补证]
臧琳经义杂记曰：『礼记祭法「相近于坎坛，祭寒暑也」。注：「相近当为禳祈声之误也。禳犹却也，祈求也，寒暑不时，则或禳之，或祈之，寒于坎，暑于坛。」释文：「相近依注读为禳祈，如羊反，下音巨依反，王肃作祖迎也。」案禳字从襄，襄与相声乱，祈近皆斤声，故禳祈误为相近，注义甚精，郑不云相近或为祖迎，则知本无作祖迎者。孔丛子书论云：「祖迎于坎坛，所以祭寒暑也，」与王肃同。孔丛子亦伪书。朱子云：「其文软弱，不类西京，多似东汉人语。」琳考此书解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禋于六宗，皆与伪孔及王肃合。书正义云，惟王肃据家语六宗与孔同。则孔子家语言禋于六宗，亦取祭法为说。其相近于坎坛句，必作祖迎于坎坛。今家语非完书，故无此文，孔仲达所据唐本有之。尝疑孔子家语、孔安国书传、孔丛子皆出于肃手，故其文往往互相祖述。盖三书皆托之孔氏，以希人之尊信，用以改郑说而申己意，驳郑氏非而证己是者，无不于此取之，故三书即肃之罪案也。试以此条论之，郑以相近为禳祈声近之误，肃于礼记改为祖迎，见作相近者，乃形似之误，而非声近之误，又恐后人不信其说，因托之家语以证之，复恐后人并疑家语为己所私定，故又着之孔丛子以证之。肃之诡计劳心，往往若此，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者，恐急索解人不得也。』眉按：疑孔丛子文体者，不特朱熹，洪迈、戴表元亦疑之。迈之言曰：『前汉枚乘与吴王濞书曰：「夫以一缕之任，系千钧之重，上县无极之高，下垂不测之渊，虽甚愚之人，犹知哀其将绝，马方骇，鼓而惊之，系方绝，又重镇之，系绝于天，不可复结，坠入深渊，难以复出。」孔丛子嘉言篇载子贡之言曰：「夫以一缕之任，系千钧之重，上县之于无极之高，下垂之于不测之深，旁人皆哀其绝，而造之者不知其危，马方骇，鼓而惊之，系方绝，重而镇之，系绝于高，坠入于深，其危必矣。」枚叔全用此语，汉书注诸家皆不引证，惟李善注文选有之。予按孔丛子一书，汉艺文志不载，盖刘向父子所未见。但于儒家有太常蓼侯孔臧十篇，今此书之末，有连丛子上下二卷，云孔臧著书十篇，疑即是已。然所谓丛子者，本陈涉博士孔鲋子鱼所论集，凡二十一篇，为六卷，唐以前不为人所称，至嘉佑四年宋咸始为注释以进，遂传于世。今读其文，略无楚汉间气骨，岂非齐梁以来好事者所作乎！』(容斋三笔)表元之言曰：『子鱼生于战国之末，一为陈涉出，知难而退，遗言隐行，不传于世者必多，安在猎取一二，自暴其美，侈然上附于先君之列，而谓之著书耶？张耳、陈余二人者，汉初谓之贤士，又或以叔孙通为圣人，今书数引其名，此后人所推托，若房玄龄杜如晦之于文中子耳。连丛亦非孔臧所为。其四赋尤猥劣，无西都人语气，二书依傍故实，仅仅不失。余故读而疑之。然诸子书自列御寇以下，多非正文，君子之于书，为其可以正人心，息邪说也，则存之。孔丛子者，矫矫然守其经生之学，试读而行之，其心之于贫贱患难也，不苟辞之矣。此非孔氏子孙若其徒，孰能为哉？』(剡源戴先生文集卷二十三读孔丛子)盖二人犹未知为王肃伪撰。清人论孔丛子为王肃伪撰者颇多，以臧琳所辨，意虽不在孔丛，然最足见王肃重迭作伪之肺肝，故举此以概其余。惟姚氏据高似孙子略宋濂诸子辨之说，疑子思年六十三(三系二之误)，不及与孔子问答，亦难遽定。汪琬跋子略曰：『汉书孔光传首载孔氏谱牒，孔子生伯鱼鲤，鲤生子思伋，伋生子尚高，则伯鱼为子思父审矣。家语孔子年二十，娶亓官氏，明年生伯鱼，伯鱼年五十，先孔子卒，孔子后三年始卒，使子思犹未生，则孔氏谱不足据耶？史记鲁世家，穆公之立也，距孔子已七十年，子思寿止六十二，使穆公时犹在，则与孔子相隔绝久矣，其去伯鱼当益远，不得为其子；然遍考诸书，又不言孔子有他支庶，何也？予以为宜从孔丛子。盖孔丛子与谱牒，皆出孔氏子孙之手，其说必有证左，非他书臆度者比也。』(尧峰文钞卷三十九)则信孔子子思有问答事，而无以祛子思年六十二之疑。梁玉绳曰：『王肃家语后序从史记作六十二：考伯鱼先孔子卒，则孔子卒时，子思当不甚幼，而孟子檀弓并称子思在鲁穆公时，故汉艺文志曰：子思为穆公师也。孔子没于哀公十六年，历悼公元公至穆公即位之岁已七十年，安得子思年止六十二乎？毛氏四书剩言载王草堂复礼辨史记六十二是八十二之误；曲阜孔农部继汾阙里文献考亦云然，当不谬也。刘恕外纪据孔丛记问篇子思孔子问答，与抗志篇子思居卫鲁穆公卒之言，以子思年寿为疑；而不知孔丛伪书，自不足信，通考二百九引书录解题及余冬叙录廿六俱辨之。通鉴书子思言苟变于卫侯，在周安王廿五年，亦误信孔丛尔。』(史记志疑卷二十五)然则孔子子思之问答固不足信；即史记所载亦误也。王肃家语后序从史记作六十二，岂非疏欤！叶适亦谓孔丛子所载子思岁月，全不可考。(习学记言卷十七)至四库提要谓『水经注引孔丛子曰：「夫子墓茔方一里，在鲁城北六里泗水上，诸孔邱封五十余所，人名昭穆不可复识，有铭碑三所，兽碣具存」云云，今本无此文，似非完帙。然其文与全书不类，且不似孔氏子孙语，或郦道元误证？抑或传写有讹，以他书误题孔丛欤？』则单文偶征，即出孔丛原书，亦与真伪无干。(页一六二-一六六)
文中子(又名中说)
称隋王通撰。宋阮逸注。世有以其姓名史所不载，疑并无其人者。按王仲言挥尘录曰：「唐李习之尝有读文中子；刘禹锡作王华卿墓志，载其家世及通行事甚详；皮日休有文中子碑，见文集」，胡元瑞又言王勃传称「祖通，隋末大儒」，则是有其人矣。又有疑其书为阮逸伪造者。按唐志已有五卷，胡元瑞谓「刘蕡已斥其儗经之罪」，则又非皆逸伪造矣。予谓既有其人，又其书为所作，则适以见通一妄夫耳。尔何人斯，而敢上比孔子，作伪书以儗论语乎？即孔子之后再有圣人，亦当别出言行；未闻有比儗其书便可为圣人者！甚至于颜子，亦取一门人蚤死者儗之，其可恶甚矣！若夫捏造唐初宰相以为门人，当时英雄勋戚辈直斥之无婉辞，又何其迂诞不经也！以至武夫悍卒，日仆仆于其门而问道讲经，虽三尺童子亦知其无是事矣！说者又以为出于其子福郊福畤之所为。然则其父报仇，子且行劫，有所由来，宁足为通洗罪乎！至其书之舛错者，尤不一焉。如仁寿四年，通始至长安，李德林卒已九年，而书有德林请见之语。江都有变，而书有泫然而兴之言。关朗在太和中见魏孝文；自太和丁巳至通生之岁开皇四年甲辰，一百七年矣，而书谓问礼于关子明。隋书薛道衡子收初生，即出继族父儒，至于长成，不识本生，而书有薛公命子往事之之语。此皆晁氏所摘发者若此，抑又无论矣。自宋之程朱极为揄扬，以为「隐德君子」，以为「其学近正」，以为「愈于退之」，自此后人遂依声附和，不敢于轻议。噫！其书为道，以五典潜五礼错为至治，亦曾见之否耶？中以佛为圣人，以无至无？诸人于其舛错悖戾，率举而归之于二子与阮逸，然则通之善处又安在也？自予论之，惟以此书为阮逸伪造则已，通犹可解免；若以为非阮逸伪造，则无可解免矣。即以为福郊福畤之所为，亦于通无可解免矣。通耶，郊耶，畤耶，逸耶，吾不得而知之；总不若火其书之为愈也。
[考释]
书都十篇，字字句句皆刻画论语，师弟亦互相标榜，自比孔颜。自汉以来，僭拟圣人自通始；聚徒讲学之风亦自通始。儒风变古，实以此为一大关键也。(页二六下-二七上)
[重考]
晁氏云：「隋王通之门人，共集其师之语，为是书」，又首揭发其纰缪于事实，深可怪笑者，不一而足，似归狱于门人所为也。然晁氏既疑房杜李魏二温王陈皆非其门人，则门人为谁，又不能言也。故清四库据杨盈川集杜樊川集，文中子确有其人，因断言宋咸必以为实无其人，洪迈必以为其书出阮逸所撰，诚为过当，而出于其子福郊福畤等纂述遗言，虚相夸饰而成也。」然郊畤等，未有文誉，故章炳麟据唐书文艺传：「王勃祖通，尝起汉魏尽晋，作书百二十篇，续古尚书，有录无书十篇，勃补完缺逸，定着二十五篇。」因推定中说与文中子世家，亦勃所依托也。虽然，隐逸传「又称王绩兄通，隋末大儒也，仿古作六经，又为中说以拟论语，不为诸儒称道，故书不显，惟中说独存。」疑通确有遗文，身后子孙兄弟从而张大之，故有种种夸诬之言也。唐志中说五卷，乃字之误，通志、崇文目、读书志等皆作十卷，与今本每篇一卷，凡十卷，正合。末附者复有五篇也。(卷三，页一五)
[补证]
眉按：司马光文中子补传评曰：『余窃谓先王之六经，不可胜学也，而又奚续焉？续之庸能出于其外乎？出则非经矣。苟无出而续之，则赘也，奚益哉！今其六经皆亡，而中说独存。中说亦出于其家。虽云门人薛收姚义所记，然予观其书，窃疑唐室既兴，凝与福畤辈依并时事，从而附益之也。何则，其所称朋友门人，皆隋唐之际将相名臣，如苏威、杨素、贺若弼、李德林、李靖、窦威、房玄龄、杜如晦、王珪、魏征、陈叔达、薛收之徒，考诸旧史，无一人语及通名者。隋史，唐初为也，亦未尝载其名于儒林隐逸之间。岂诸公皆忘师弃旧之人乎？何独其家以为名世之圣人，而外人皆莫之知也。福畤又云：「凝为监察御史，劾奏侯君集有反状，太宗不信之，但黜为姑苏令。大夫杜淹奏凝直言非辜。长孙无忌与君集善，由是与淹有隙。王氏兄弟皆抑不用。时陈叔达方撰隋史，畏无忌不为文中子立传。」按叔达前宰相，与无忌位任相埒，何故畏之，至没其师之名，使无闻于世乎？且魏征实总隋史，纵叔达曲避权威，征肯听之乎？此予所以疑也。又淹以贞观二年卒，十四年，君集平高昌还而下狱。由是怨望十七年，谋反诛，此其前后参差不实尤著者也。』(邵博闻见后录)洪迈曰：『王氏中说所载门人，多贞观时知名卿相，而无一人能振师之道者，故议者往往致疑。其最所称高弟曰程仇董薛。考其行事，程元、仇璋、董常无所见。独薛收在唐史有列传，踪迹甚为明白。收以父道衡不得死于隋，不肯仕。闻唐高祖兴，将应义举，通守尧君素觉之，不得去。及君素东连王世充，遂挺身归国，正在丁丑戊寅岁中。丁丑为大业十三年，又为义宁元年；戊寅为武德元年，是年三月，炀帝遇害于江都，盖大业十四年也。而杜淹所作文中子世家云：「十三年江都难作，子有疾，召薛收谓曰：吾梦颜回称孔子归休之命，乃寝疾而终。」殊与收事不合，岁年亦不同，是为大可疑者也。又称李靖受诗及问圣人之道，靖既云丈夫当以功名取富贵，何至作章句儒，恐必无此也。今中说之后，载文中次子福畤所录，云杜淹为御史大夫，与长孙太尉有隙，予按淹以贞观二年卒，后二十一年，高宗即位，长孙无忌始拜太尉，其不合于史如此。故或者疑为阮逸所作，如所谓薛收元经传亦非也。』(容斋续笔。郑瑗井观琐言：『李？答王载言书云：「理有是者，而词章不能工，王氏中说是也。」宋龚鼎臣尝得唐本中说于齐州李冠家，则中说之传久矣。』因谓龚氏本与阮逸本，文各不同，逸或不能无增损于其间，以启后人之疑。)叶大庆曰：『世家云：「开皇四年，文中子始生。」又曰：「开皇九年，江东平，铜川府君叹曰：王道无叙，天下何为而一乎！文中子侍侧十岁矣」云云：大庆按，开皇四年文中子始生，至九年方六岁，何为而言十岁乎？此其疏略自戾，不待他人攻其失也。又云：「十八年文中子有四方之志，受书于东海李育，问礼于河东关子明。」(时文中子二十五岁)大庆按，子明乃北魏孝文太和末年，为晋阳穆公公府记室，(穆公，文中子高祖。)穆公荐于孝文，孝文曰：「嘉谋良策，勿虑不行，朕南征还日，当共论道以究治本。」计其年代，当齐明帝永泰元年戊寅岁也。自是以至开皇十八年戊午，盖一百一岁矣。使子明为记室时方弱冠，至是亦百二十余岁矣，安得有文中子问礼于子明之事？非年岁之抵牾乎？』(考古质疑)又曰：『中说有可疑处，往往王氏子弟如王凝福畤不无附会于其间。何以言之？王道篇云：「李德林请见之，与之言，归有忧色。门人问子。子曰：『德林与吾言，终日言文而不及理。』门人退，子援琴鼓荡之什，门人皆沾襟焉。」又礼乐篇云「安平公问政」，即德林也。大庆按，通鉴，德林死于开皇之十年，时文中子方七岁，固未有门人，德林何为而请见，门人何为闻琴而沾襟哉？此其谬误，断无可疑。故谓王凝福畤不无附会于其间者此也。』(见同上，按此说亦见白铤湛渊静语卷一。宋濂诸子辨谓其书出于福郊福畤之所为。)朱鹤龄曰：『今观其书，所称门人李德林、李靖、窦威、房玄龄、杜如晦、王珪、魏征、陈叔达、薛收之徒，皆位至公辅。及考王无功游北山赋，自注云：「吾兄白牛溪之集。门人常以百数，董恒、程元、贾琼、薛收、姚义、温彦博、杜淹等十余人称俊颖」，而不及房杜魏，则三人非及门可知矣。郑毅夫獬论中说之妄，谓李德林卒于开皇十二年，仲淹时年八九岁，而云德林请见，归而有忧色，援琴鼓荡之什，门人皆沾襟。关子明朗，魏太和中见孝文帝，至开皇间已百余年矣，而云问礼于子明。二者，其妄显然。夫仲淹没于大业十三年五月，是岁，唐高祖入关，房魏诸公或往来河汾，相与讲说，亦未可知。其子见诸公之盛也，遂悉引为弟子以重其父，岂知欲重之反而以诬之也哉！』(愚庵杂着)黄式三曰：『阮逸序，责房玄龄不能扬师之教。考史，玄龄卒于贞观戊申，年七十一，则生于开皇前四年戊戌，齿长于文中子六岁；即据史开皇庚申，高孝基典选得房玄龄，年十八，则房公生于开皇三年，齿亦长文中子一岁；(眉按，王世贞读书后云：「李靖以贞观廿三年卒，年七十九，魏征以十七年卒，年七十三，当并长文中子十六岁。房玄龄以贞观廿二年卒，年七十一，当长文中子九岁。杜如晦以二年卒，年四十六，当长文中子四岁。」)其举进士，在文中子献策之前三年。房公能不挟长，不挟贵，师文中子于生前，其既死也，乃不能扬于后乎？杜淹陈叔达，皆书中所指为及门之弟子也。而史载隋文帝恶杜淹之伪隐，流之江表，事在开皇初，则淹著名于文中子初生之时。陈叔达为陈宣帝之子，其封义阳王于大建戊戌，在开皇前三年。然则此书所列弟子之名，等诸乌有子虚而已。』(儆居集读中说)王鸣盛曰：『邵氏远平曰：「王通拟经，宋儒讥其僭；然正学蓁芜，通崛起河汾，毅然自任，就其所至，岂出陆德明、颜师古、孔颖达下，乃隋史既逸其传，唐书又不补入，殊属阙然。」愚谓通隋人，唐书本不当有专传；然新旧隐逸传，于通之弟绩传中，已附见通事，非全不见也。而旧书乃云通自有传，则史之驳文耳。且以通之浮虚无实，原未足比德明诸人，而今所传文中子，在唐已多尊信之者，如陆龟蒙送豆卢处士谒宋丞相序，皮日休文中子碑，司空图文中子碑及三贤赞云云。然皮陆司空，皆未免于诞；至赵宋妄人阮逸为中说注，又多增窜，非仅出通手也。假如其说，唐初房杜辈皆出通门下，平日讲道论德，佩服训言，后得君秉权，位极将相，纵不能表彰先师，备加崇奉，而隋书实出诸公手，为立一传何难，乃亦靳之，有是理乎！腐头巾村学究牛宫傍教三五儿童，日长渴睡，无以自遣，援笔辄效圣经，开口自任道统，非王通阮逸辈为之作俑哉！』(十七史商榷)俞正燮曰：『文中子王通必有其人，作书者盖王凝父子，夸诞可怜人也。其云：子之家庙，座必东南向，不忘先人之国，似非情理。又云：子之家朝服祭器不假。又云，子躬耕，庶人之职也，何当有朝服？盖虚造语言，随意所之耳。』(癸巳存稿)吴敏树曰：『通之著书也，皆仿佛孔子之所为，岂不曰我孔子之后一人哉？然通之死，年才三十余耳，其著书固已早矣。以孔子之经，而曰三十而立，计其时未敢有所为也。至老而不遇，乃退而有删定之事，孔子且然，况通也哉！通岂逆知己年之不永，身之不显，而欲以其言存其道耶？圣人之道，非言之存也，道固存焉；通果有道耶？如通之所为，盖孔子之所慎重，不敢以易言者，则通且贤于孔子耶？通既已如此矣，又何怪传其书者争附会之，以尊其名，使后之论者，疑其事之多虚，而甚且意通之或无其人也，其有以取之矣。』(书文中子中说后)梁启超曰：『隋末有妄人曰王通者，自比孔子，而将一时将相，若贺若弼、李密、房玄龄、魏征、李绩等，皆攀认为其门弟子；乃自作或假手于其子弟以作所谓文中子者，历叙通与诸人问答语，一若实有其事。此种病狂之人，妖诬之书，实人间所罕见；而千年来所谓河汾道统者，竟深入大多数俗儒脑中，变为真史迹矣。』(中国历史研究法)余谓王守仁传习录中称王通为贤儒，程朱虽称其人，而程疑拟经之类，非其所作，朱疑其书多后人添入，守仁则直谓其拟经为效法孔子。孙奇逢又入之理学宗传，称通隐居教授，以洙泗之事为事，粹然无复可议者。钱谦益且谓『文中子序述六经，为洙泗之宗子。有宋巨儒，自命得不传之学，禁遏之如石压？，使不得出，六百余年矣。斯文未丧，当有如皮袭美、司空表圣其人者，表章其遗书，以补千古之阙。』(跋文中子中说)则其魔力之大可知。吴师道曰：『愚尝观韩子送王含序，谓读醉乡记，悲其托于昏冥以逃不遇圣人为之归者，以为绩盖通之弟，通之学以尊孔子，与韩同科，何以无一言之？称醉乡之文辞，而续经中说乃反不道耶？因是而思福郊福畤与其门人既傅会成书，当时耳目犹近，故藏于家而不敢出；意数世之后，殆不复有辨之者，故刘禹锡李？始举其名。二人与韩同时，而韩独未见，盖其传独未广。唐季皮日休司空图好之而始章。其出没隐显之故可知矣。然其岁月事实，抵悟乖剌，终不足以揜后世之耳目也。虚美诬辞，反为父师之累，至有不信其真有是人者，郊畤门人之罪，可胜诛哉！』朱一新曰：『中说非伪书，周秦诸子，无不有自相抵牾之说，盖多为后人杂乱也。惟通既以圣自居，诸弟子遂以圣尊之；唐以前又不知僭经之为非，自子云法言后，规？沿袭，动辄成风，中说之摹拟，亦犹是也。知尊其师而不知所以尊，龙川陈氏所谓适足为是书之累耳。』斯二说虽颇致疑于其书之抵牾杂乱，而皆欲为王通开脱，诿过于其门人子弟；余谓王通实有其人，门人皆系虚造，是书当为其自作，或授意子弟所作。(章炳麟谓为王勃伪造，亦非确说。)盖谬书而非伪书也。(页一六八-一七六)
六韬
汉志无。隋志始有，称吕望撰。汉志儒家有周史六弢六篇，颜师古曰：「即今之六韬。」按：「六弢」之名出庄子，然汉志儒家，非兵家。其辞俚鄙，伪托何疑。或以其有「避正殿」语，此乃秦汉事；然亦无烦辨此也。惟一端极可笑者，胡元瑞曰：「六韬有太公阴符篇，云：『主与将有阴符，凡八等：克敌之符长一尺，破军之符长九寸，失利之符长三寸而止。』盖伪撰之人不识阴符之义，以为符节之符也。」
[考释]
陆德明庄子释文云：「太公六韬，文武虎豹龙犬也。」由是观之，则六韬之伪，似在陈隋之前矣。(页二七上-二七下)
[重考]
汉志儒家周史六弢六篇，沈氏涛铜熨斗斋随笔云：「六盖大字之误，古今人表有周史大●，古字书无●字，篇韵始有之，当为弢之误。庄子则阳篇仲尼问于太史大弢，盖即其人，此乃其所著书，故班氏有孔子问焉之说。」如是，则列于儒家，宜矣。庄子徐？鬼篇「横说之，则以诗书礼乐，从说之，则以金板六弢」，此六弢当然为兵书。弢韬古字通。即太公六韬，在汉志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之内者。太公书甚多，而六韬即太公书之篇名，以总包于太公书之内，汉书不着其别目，非无此书也。姚氏考之未明，故云然耳。阴符即兵符，有何可笑，亦未免少见多怪。然今本六韬与群书治要所载异，已非汉隋唐志之旧，而为宋元丰间所改定本，孙星衍有校本及辑佚文，别详汉书艺文志讲疏。(卷三，页一六-一七)
[补证]
姚鼐曰：『世所有论兵书，诚为周人作者，惟孙武子耳，而不必为武自着；若其余皆伪而已。任宏以司马法百五十五篇入兵权谋，班固出之以入礼经，太史公叹其闳廓深远，则其书可知矣。世所传者，泛论用兵之意，其辞庸甚，不足以言礼经，亦不足言权谋；且仅有卷三耳。汉艺文志，吴起四十八篇，在兵权谋，尉缭子三十一篇，在兵形势；今吴子仅三篇，尉缭子二十四篇。魏晋以后，乃以笳笛为军乐，彼吴起安得云夜以金鼓笳笛为节乎？苏明允立起功过于孙武，而著书顾草略不逮武，不悟其书伪也。尉缭之书，不能论兵形势，反杂商鞅刑名之说，盖后人杂取，苟以成书而已。庄子载女商曰：「横说之则以诗书礼乐，从说之则以金版六弢。」然则六弢之文，必约于诗书礼乐者也。刘向班固皆列周史六弢于儒家，且云：「惠襄之间；或云显王时，或曰孔子问焉。」然则其为周史之辞，若周任史逸之言无疑也。非言兵，亦无与太公也。今六韬徼取兵家之说，附之太公，而弥鄙陋。周之权曰钧不曰斤，其于色曰玄曰黑曰缁不曰乌，晋宋齐梁间市井乃有乌衣乌帽语耳；而今六韬乃曰斤曰乌。唐修隋书，作艺文志，不知古书之逸，举司马法之类悉载之。颜师古注汉书，于六韬直以为即今书。此皆不足以言识。至韩退之乃识古书之正伪，惜其于此数者，未及详言之也。汉书刑法志所载古井田出车之法甚详，其文盖出于司马法，与包咸注论语辞同也。刑法志引其文备，故以六十四井出车一乘，别以三十六井当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园囿术路，合之则百井；包咸引其辞略，故第言成出车一乘耳。其原出一也。作伪者其所见书寡于为古文尚书者，故举此及他经史明载之司马法而并遗之。』(惜抱轩文集卷五读司马法六韬)眉按：史志中兵书，今所传者，殆无一为真本，不特以上六书也。姚鼐因论司马法六韬而斥吴子尉缭子亦伪，甚是。顾实重考除以吴子『今本六篇，首尾起讫一贯，结构过小，』疑非原书外；其三略、六韬、司马法、尉缭子等，皆辨其非伪。惟归三略于太公书中曰：『史汉张良传，良受圯上老人书，乃太公兵法也。汉志兵书略称「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又于兵权谋十三家下，称省伊尹太公等三百五十九种，以此推之，良所得书，亦似当与六韬同在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之内。今观六韬三略文辞俱相似，可证也。自传学者别尊之曰黄石公书，又以三卷故而称曰略，即黄石公三略之名所由来欤？』不知韬略即俱为太公所作，今本亦决非太公原书。明人疑韬略者：胡应麟曰：『三略称黄石公，中如「柔能制刚，动而辄随」等语，似有见于道德者，以为即圯上老人授子房书则不可，前辈固多以傅会疑之。六韬称太公，厥伪了然。考汉志有六弢，初不云出太公，盖其书亡于东京之末，魏晋下谈兵之士，掇拾剩余为此，即隋志六韬也。「天下者，天下之天下」，读者亟称，要之策士浮谈，视丹书敬义之规，何啻倍蓰！至文伐阴书等篇，尤孙吴尉缭不屑道者，太公以告文武乎！』(？四部正)焦竑曰：『三略六韬，太公书也。然其中杂援军谶以足成之。夫谶书起于战国之后，太公之时曾有之乎？中略之末，谓「三略为衰世而作」，太公之佐文武，果衰世乎？六韬中其言多诬圣贤之甚，窃孙吴之陈，而谓太公为之乎！』(焦氏笔乘卷六)张萱曰：『兵家六韬三略，相传为太公望之书，第骑战之法，始见于赵武灵王，而六韬首列其说何也？余意太公望尝为此书，久或亡去，今所传六韬三略，乃楚汉间好事者所补，非望笔也。』(疑耀卷二)然明人所言者，前人已多言之，观周氏涉笔、叶适习学记言、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黄震日抄等书可见；而震之言为最劲。其言曰：『韬略世谓出太公，虽李卫公亦云。以愚观之，伪书尔。春秋荀吴始尝舍车而步；汉以后始有骑将。今其书以车骑步分三，太公时有之乎？春秋后始有霸；三代虽有伯，不以霸称。今其书历叙皇帝王霸，太公时有之乎？春秋霸主始有结连与国，深入人境者。今其书称「必得大国之与，邻国之助」，又云「行数百里，人马倦休」，太公时有之乎？又谓「取天下者若逐野兽，天下皆有分肉之心」，此袭用「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语。而赘婿者秦始有之，其书亦称赘婿。且自谓三略为衰世作，则不能自掩其为后世之伪明矣。况其为书类多掇拾：三略大率以柔弱不贪为主，此老子之说也。六韬言犹豫狐疑之戒，乃吴子之所已言也。言山兵者，即吴子之谷战；言泽兵者，即吴子之水战；十四变即吴子之十三击；十一卒即吴子之五练说；教战，即其士先教戒之说；分险，即其遇敌溪谷之说。雨不张盖等语，出尉缭子书。火战等说，亦备孙子书。而涓涓不绝等语，又编集古书者也。要其前后，本无主说。三略既不见上中下可分之的，六韬亦不见文武龙虎豹犬之义。大抵书之不切于兵者居半，切于兵者多死法，敌而木偶人也则可耳。其最无理者，文伐十二节，皆阴刻陷人之语，岂文伐之义乎？文王，圣人也，太公闻风兴起，动盍归来乎之思；武王以圣继圣，顺天应人，而太公兴鹰扬之师。今顾以孩提视文武，谓其求教太公，虽帝尧之圣，亦文王所未闻，待倾听而始知焉。此皆根于卜猎得师一语，故附会至此耳。』(日钞黄石公三略六韬)四库总目论武经者多不足录，惟辨六韬之伪，亦足与黄说相参发。其言曰：『考庄子徐？鬼篇称「金版六弢」，经典释文曰：「司马彪崔譔云：金版六韬皆周书篇名。本文作六韬，谓太公六韬文武虎豹龙犬也。」则战国之初，原有是名；然即以为太公六韬，未知所据。汉书艺文志兵家不著录；惟儒家有周史六弢六篇，班固自注曰：「惠襄之间；或曰显王时，或曰孔子问焉。」则六弢别为一书。(眉按，沈涛铜熨斗斋随笔云：『六盖大字之误。古今人表有周史大●，古字书无●字，篇韵始有之，当为弢之误。庄子则阳篇仲尼问于太史大弢，盖即其人。』亦足备一解。)颜师古注以今之六韬当之，毋亦因陆德明之说而牵合附会欤！三国志先主传注，始称「闲暇历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志意」，隋志始载太公六韬五卷，注曰「梁六卷，周文王师姜望撰」，唐宋诸志皆因之。今考其文，大抵词意浅近，不类古书。中间如避正殿，乃战国以后之事；将军二字，始见左传，周初亦无此名。」(按路史有「虞舜时伯益为百虫将军之语，杂说依托，不足为据。)其依托之迹，灼然可验。』(崔述亦尝辨六韬之伪，见丰镐考信录。大要申说太公为王者佐，不宜有此权谋术数之言，而无具体证伪之事例，不再录。)然则韬略尚足信耶！其继姚鼐而攻司马法者，则以龚自珍之言为最劲。其言曰：『予录书至司马法深疑焉：古有司马兵法，又有穰苴兵法，齐威王合之，名曰司马穰苴兵法，此太史公所言。司马宏廓深远，合于三代，穰苴区区小国行师之法而已，又太史公所言。二者合一百五十篇，宋邢昺所见也。见三卷者，晁氏也。见一卷者，陈氏也。实止一卷，为书五篇，则今四库本及一切本是也。其言孙吴之舆台，尚不如尉缭子，所谓宏廓深远者安在！疑者一。自马融以降，引之者数十家，悉不在五篇中，(眉按：杨慎曰：『周礼注引司马法云：「昏鼓四通为大●，夜半三通为晨戒，旦明三通为发昫。」又引司马法云「鼓声不过阊，柝声不过阆，镯声不过闟。」汉书李广传引「登车不式，遭丧不服，振旅抚师，以征不服，率三军之心，同战士之力，故怒形则千里悚，威振则万物伏，是以名声暴于夷貉，威棱憺乎邻国。」文选注引「圣人不贵咫尺之玉而重寸阴」之句。史记注引「血于●鼓，神戎器也。」说文引「一举足曰跬，跬三尺，两举足曰步，步六尺」，又「晨夜纳钯车」，今文皆无，知非全书也。』见升庵全集卷四十四。此即汉以来引文不在今本司马法法中之例证。)疑者二。佚书乃至百四十有五，疑者三。存者是司马法，则佚者是穰苴法矣；齐威王合之之后，何人又从而分之使之荡析也？疑者四。马融以下群书所引，颇有三代兵法及井田出赋之法，是佚书贤于存书远矣，是穰苴法贤于司马法远矣，疑者五。邢陈邵三君之生，不甚先后，所见悬殊，疑者六。』(定盦文集补编最录司马法)经。此六疑，无异为此书伪构之定谳矣。若尉缭子一书，姚鼐谓其杂商鞅刑名之说；姚氏谓其仿孟子为说，已足验其依托。而顾实乃云：『其卒章所云：「古之善用兵者，能杀士卒之半」云云，验诸近世火器杀人之利，不殊烛照数计于千年之前。』何可笑之甚也！李卫公问对与王通元经关朗易传，同出阮逸，无待更辨。惟胡应麟谓系『唐末宋初，俚儒村学，掇拾贞观君臣遗事，杜佑通典原文，傅以闾阎口耳』而成；姚氏则疑为神宗时所定之本，与马端临同；顾实虽以苏轼之言为有据，亦称姚说为近理：按汪宗沂卫公兵法辑本自序曰：『有宋之初纂御览也，其援引书目，即有卫公兵法矣；曾公亮等编武经总要，亦多引唐李靖兵法矣。及熙宁间，尝诏枢密院检详官与王震等校正通典所纪唐李靖兵法分类解释，令可施行；而未立学官，未见书目，当由书未编成。元丰之武经七书，竟以阮逸伪托之李卫公问对备其数。其时如苏轼、何薳、邵博、吴曾、陈师道之俦，皆稔知为伪书；晁公武陈振孙之释书目，亦确指问对一书出于阮逸家。惟马端临通考疑此即熙宁所定之本。不知阮逸伪撰，与枢密详正，本出二事，观熙宁校试七军营陈，但据通典所引卫公营陈法而重校之，知校正别本初未就；阮逸欲自伸其谈兵之议论，假卫公以徼名，初非因通典而有所附益也。卫公兵法单行之本，宋初当尚有存者；然初未刊行，故至元丰间已不传也。』则今本问对，仍为阮逸伪撰之本耳。(页一八二-一八九)
司马法
史司马穰苴传曰：「齐威王使大夫追论古者司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号曰司马穰苴兵法。」论曰：「余读司马兵法，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义，如其文也，亦少褒矣。若夫穰苴区区为小国行师，何暇及司马兵法之揖让乎！」恒按：汉志以此书列于经之礼类，曰军礼司马法百五十五篇。言军礼者，本于刘歆七略，周礼大宗伯有吉凶军宾嘉五礼之说，故以之入于礼类而曰军礼。其实五礼之说，谬妄不足据也。司马兵法之书，今不可见；其中必多揖让仪文，故史迁亟称之曰「三代未竟其义」，又曰「司马兵法之揖让」也。但班氏既分子类，依任宏兵家四种，奈何又以司马兵法入于经之礼类乎？此班氏之误也。当时百五十五篇，隋志三卷，不分篇，已亡矣；今此书仅五篇，为后人伪造无疑。凡古传记所引司马法之文，今书皆无之；其篇首但作仁义肤辞，亦无所谓揖让之文，间袭戴记数语而已。若然，史迁奚至震惊之以为三代不能竟其义乎？是不惟史迁所谓司马兵法今不复见，即所谓「附穰苴于其中，号曰司马穰苴兵法」者亦不复见矣。
[重考]
班固汉志以司马法，列于经之礼类，自不可非。司马迁震惊其文，以为三代不能远过，观今虽残帙无多，而文词亦庶几近之。隋唐志题司马穰苴撰，清四库据史记本传，正为齐国诸臣所追辑，非穰苴撰者，是也。至古传记所引司马法之文，今书皆无之，则佚文甚多，似未可遽据以为伪作之证也。别详汉书艺文志讲疏。(卷三，页一八)
[补证]
见「六韬」条
吴子
称魏吴起撰。汉志四十八篇；今六篇。其论肤浅，自是伪托。中有屠城之语，尤为可恶。或以其有礼义等字，遂以为正大非武之比，误矣。
[重考]
此书汉志四十八篇，未审何状，而今本六篇，首尾起讫一贯，结构过小，已可疑非原书矣。章炳麟谓「书中所载器物，多非当时所有，盖是六朝人依托」云。别详汉书艺文志讲疏。(卷三，页一八)
[补证]
见「六韬」条。
黄石公三略
汉志无。隋志始有。其称黄石公者，史载张良过下邳，圯上老人授书曰：太公兵法也。或又以为黄石公所授，故称之。隋志无以名之，乃曰「下邳神人撰」，甚可笑，其伪无疑。
[考释]
三略不类秦汉间文。汉光帝诏虽引之，安知非反摭诏中所引二语，以证实其书。谓之北宋以前，则可矣。(页二八下)
[重考]
隋志题神人撰，诚为荒谬。史汉张良传良受圯上老人书，乃太公兵法也。汉志兵书略称「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又于兵权谋十三家下，称省伊尹太公等三百五十九种以此推之，良所得书，亦似当与六韬同在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之内。今观六韬三略文词俱相似，可证也。自传学者别尊之曰黄石公书，又以三卷故，而称曰略。即黄石公三略之名所由来欤。考隋志兵家，梁有太公阴谋三卷，太公兵法三卷，黄石公记三卷，黄石公略注三卷，要俱似同书而别本，故分别著录。孙诒让曰：「隋志云黄石公三略三卷，梁又有黄石公记三卷。案后汉书臧宫传，光武诏引黄石公记曰『柔能制刚，弱能制强』，马总意林引黄石公记云『与众好生者靡不成，与众同恶者靡不倾』，文并见今本上略，又云『四民用虚，国家无储，四民用足，国家安乐』文见下略，是黄石公三略即七录之黄石公记也。隋志分为二，似失考。」孙说甚核。又考谶语起于六国之间，三略多志军谶，亦足为秦汉古书之证。(卷三，页一九-二○)
[补证]
见「六韬」条
尉缭子
汉志杂家有二十九篇，兵家有三十一篇。今二十四篇。其首天官篇与梁惠王问对，全仿孟子「天时不如地利」章为说；至战威章则直举其二语矣。岂同为一时之人，其言适相符合如是耶？其伪昭然。又曰：「古之善用兵者能杀士卒之半；其次杀其十三；其下杀其十一。能杀其半，威加海内；杀十三者，力加诸侯；杀十一者，令行士卒。」教人以杀，垂之于书，尤堪痛恨！必焚其书然后可也。史称杨素每临敌，必求人过失而斩之，多至百人，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对阵辄令数百人出，不能陷阵而还者悉斩之，如是往复为常：正与此说同。
[重考]
汉志兵形势家尉缭子三十一篇，今存二十四篇，而佚其七篇，郑樵通志未审汉志有两尉缭，而妄诋班固，过矣。天官至兵令二十四篇，皆言刑政兵战之事，多近于正，与战国权谋颇殊。至其卒章所云「古之善兵用者，能杀士卒之半」云云，验诸近世火器杀人之利，不殊烛照数计于千年之前，以知古人所谓兵凶战危，洵凛乎其言之也。张横渠早年喜谈兵，尝注此书而不傅。又史记始皇本纪载有大梁人尉缭来说秦王，距梁惠王鬼谷子时已甚远，当别是一人。别详汉书艺文志讲疏。(卷三，页二○-二一)
[补证]
见「六韬」条。
李卫公问对
晁子止曰：「史臣谓李靖兵法，世无完书，略见于通典。今问对出于阮逸家；或云逸因杜氏附益之。」陈直斋曰：「亦假托也！文辞浅陋尤甚。今武学以七书试士，谓之武经。何薳春渚纪闻言其父去非为武学博士，受诏校七书，以六韬问对为疑，白司业朱服，服言此书行之已久，未易遽废，遂止。(恒按：今七书以六韬问对抑置于后者，朱服因何去非此言也。)后为徐州教授，与陈师道为代，师道言闻之东坡：『世传王通元经，关朗易传，及李靖问对，皆阮逸伪撰；逸尝以草示奉常公』云。奉常公者，老苏也。」马贵与曰：「四朝国史，神宗诏枢密院曰：『唐李靖兵法，世无全书；杂见通典，离析讹舛。又官号名物与今称谓不同，武人将佐不能通其意。令枢密院官与王震、曾？、王白、郭逢原等校正，分类解释；令今可行。』岂即此问对三卷耶？或别有其书也。然晁陈二家以为取通典所载附益之，则似即此书。然神宗诏王震等校正之说，既明见于国史，则非逸之假托也。」恒按：今世传者当是神宗时所定本，因神宗有「武人将佐不能通晓」之诏，故特多为鄙俚之辞。若阮逸所撰，当不尔。意或逸见此书，未慊其志，又别撰之；而世已行此书，彼书不行欤？然总之为伪书矣。以上六韬至问对凡六书，暨孙子，宋元丰中定为七书，谓之武经，以取武士。今世仍之，故予亦类记焉。其孙子别出于后。七书中惟孙子为古；余皆伪，可废也。
[重考]
胡应麟四部正讹中，力诋此书，谓「其词旨浅陋猥俗，兵书之最不足采者，而宋人以列九经，殊可笑。按阮逸所撰中说序，及关朗易传等文，各可观，不应鄙野至是。此书不特非卫公，亦非阮逸。当是唐末宋初，俚儒村学，掇拾贞观君臣遗事，杜佑通典原文，傅以闾阎耳口，武人不知书，悦其肤近，故多读之」云云。但东坡既有此言，必非无据。姚氏疑阮逸书已不行，今本当是神宗时所定，便于武人，特多为鄙俚之辞，说亦近理。(卷三，页二二)
[补证]
见「六韬」条。
素书
称黄石公撰。宋张商英注。即商英所伪撰；荒陋无足辨。
[重考]
胡应麟四部正讹中谓「此书所称仁义道德，皆剽拾老庄之肤语，傅合周孔之庸言，而『悲莫悲于精散，病莫病于无常』等词。又仙经佛典之绝浅近者，使商英不为此书，或为之而匿其姓名，亦未知其学之陋，一至是也。若序称子房以殉墓中，自诸葛孔明而下，皆不得闻，则三尺童子业能呵斥矣。」元瑞此言，诚能曲中其失。徒以此书虽伪，尚近古道家宗旨，颇有合于以柔制刚以进为退之理，故至今尚传耳。(卷三，页二三)
[补证]
眉按：都穆曰：『宋张商英注素书一卷，谓即圯上老人以授张子房者。其曰「晋乱，有盗发子房冢，于玉枕中获之，自是始传人间。」又曰：「上有秘戒，不许传于不道不仁不圣不贤之人。若非其人，必受其殃，得人不传，亦受其殃。」以为其慎重如此，此可以见其伪矣。子房以三寸舌为帝者师，而卒之谢病辟谷，托从赤松子游，君子称其明哲保身，顾有死而葬以玉枕，其伪一也。自晋逮宋，历年久远，岂是书既传，而荐绅君子不得而见，亦未闻一言及之，其伪二也。书有秘戒，乃近世术家欲神其术之俚言，而谓圯上老人为之，其伪三也。且书中之言，往往窃吾儒之绪论，而饰以权诈。苏文忠谓圯上老人，秦之隐者，而其言若是，乌足以授子房？其为张氏之伪明矣。』(听雨纪谈)余谓史记留侯世家欲神张良佐汉事，所言多不实。彼四皓者，其事其地，前人犹多疑之；圯上老人与仓海君赤松子等耳，又足信乎？苏轼以为秦世隐君子出而试之，(留侯论)盖虚拟未定之辞，且云其意不在书，而此书竟托之圯上老人作，诚姚氏所谓荒陋无足辨者。(页一九○)
心书
称诸葛亮撰，伪也。
[重考]
蜀志诸葛亮传详列著作于后，初无是书之名，隋唐诸志宋人书目亦俱不载之，故是书最为晚出。自兵机以迄北狄，凡五十五篇，篇幅俱不甚长，即可知其窘于才矣。大都剽掇孙吴家言，而傅益以迂陋之谈，与所传十六策及将苑二书，同一厚诬前贤，皆不足究诘也。清张鹏翮撰忠武志，朱璘编诸葛丞相集，皆取是书，未免寡识。(卷三，页二三-二四)
风后握奇经
后世伪撰。
[重考]
汉志兵阴阳有风后十三篇，隋志有黄帝蚩尤风后行军秘术二卷，其书均久佚无可考，唯唐独孤及八阵图记始有「风后握机制胜，作为阵图」之语，其所记，皆与今风后握奇经吻合，盖即唐末宋初入所依托，故李卫公问对称太宗曰「黄帝兵法，世传握奇文，或谓为握机文，何谓也」云云。盖卫公问对亦此时所出伪书，故相印合也。新旧唐志俱不载，至宋中兴馆阁书目，始载风后握机一卷，据伪晋马隆序，今本当即其书。虽空言而具有条理，亦以中国兵事学无进步，故流传八九百年，为谈兵家所祖已。清李光地、张惠言俱有握奇经注，大可不必。(卷三，页二四-二五)
[补证]
四库总目提要曰：『考唐独孤及毗陵集有八阵图记曰：「黄帝顺煞气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将风后握机制胜，作为阵图。故八其阵，所以定位也。衡抗于外，轴布于内，风云附其四维，所以备物也。虎张翼以进，蛇向敌而蟠，飞龙翔鸟，上下其旁，所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余地，游军以按其后列，门具将发，然后合战，弛张则二广迭举，犄角则四奇皆出」云云，所说乃一一与此经合。疑唐以来好事者因诸葛亮八阵之法，推演为图，托之风后；其后又因及此记推衍以为此经；并取记中握机制胜之语以为之名。宋史艺文志始着于录，其晚出之显证矣。高似孙子略曰：「马隆本作幄机。序曰幄者帐也，大将所居，言其事不可妄示人，故云幄机。」则因握幄字近而附会其文。今本多题曰握奇，则又因经中有「四为正，四为奇，余奇为握奇」之语改易其名也。』谢应芝曰：『握奇经不详所由着。或云出于风后及太公望。又谓乐毅、张良、韩信与为之。然古兵家言不闻有握奇经，其书盖晚出也。黄帝汳泉涿鹿之战，既荒远无征；武王之伐纣，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一戎衣而有天下，孟子曰：「以至仁伐至不仁，未见其血之流杵也。」彼管仲诡道伐楚师次召陵，且未尝用战，况在风后太公之伦耶！至若晋楚城濮之战，胥臣狐毛栾枝出奇制胜，而先轸郄溱以中军出击，遂致马牛风于泽，亡大旆之左旃；设得臣以一军袭之，晋兵有不反顾自乱哉？惟握奇之言兵也，以奇战，以正守，先为不可败以为胜，断乎其不至此。战国以来，杀人如草芥，独乐毅韩信之用兵未尝有败；而淮阴垓下之战，孔将军居左，费将军居右，皇帝在后，绛侯柴将军在皇帝后，或曰即握奇阵法也。不得乎此，虽城濮之胜，未尝不危；得乎此，虽以项籍之强，卒胜之于垓下。然项籍既败，以二十八骑分为四队，四向驰击，亦握奇之法，而兵败身死何哉？大抵持刚者折，持战者亡，故曰：节制之师，不敌仁义，君子必不以彼而易此。秦人焚书之余，百氏杂家争出，学者又务为隐怪，支离傅会，破谊害道，误人之身家，而握奇之言独近正，或出于乐毅韩信之徒有不可知。言兵者宝焉。』(辨握奇经)眉按：应芝言近迂阔，不如提要谓唐以来人所托为确。(页一九一-一九三)
周髀算经
汉志无。隋志始有。「周髀」之义未详。或称周公受之商高，故曰周髀，则益诬矣。
[重考]
周者，围也，髀者股也表也，以勾股为术，故曰周髀。周公商高问答，其本文也。荣方陈子以下，所推衍也。其文，辞简而意该，理精而用博，实言数者所不能外。其圆方矩度之规，推测分合之用，莫不与西法相为表里。臧玉林(琳)曰：「此篇文句简质，义蕴精深，当是先秦古书，非后人所能托撰。」谅哉。不见于汉志者，盖汉中秘所不藏，故不著录也。今欧西测天，专恃三角八线，所谓三角即古之句股也，而中国即见端于此书，岂非世界算法之统宗乎。汉赵君卿爽为之注，亦卓绝不磨。(卷三，页二五)
[补证]
顾观光读周髀算经书后曰：『此书废弃已千余年，虽以梅定九戴东原诸公竭力表章，而终不克大明于世者，以其所言周径里数，皆非实测故也。今按经文首章，即云「笠以写天，天青黑，地黄赤。天数之为笠也，青黑为表，丹黄为里，以象天地之位。」而七衡图后又云：「凡为此图，以丈为尺，以尺为寸，以寸为分，分一千里。凡用缯方八尺一寸。」然则经中周径里数，皆为绘图而设，非其真也。天本浑圆，而绘图之法，必以视法变为平圆。既为平圆，则不得不以北极为心，而内衡环之，中衡环之，外衡又环之。夫外衡之度，本与内衡等也，而自图视之，则内衡之度最小，中衡稍大，外衡乃极大，此其出于不得已者一也。三衡之度，粗细不同，绘图之法，必核其实。若以中衡为主而齐之，则内外衡之度，多寡不均，且奇零难尽，故必变度数为里数，而取数始真，此其出于不得已者二也。中衡距北极九十一度，本为周天四分之一，而自图视之，半径六十度，仅得周天六分之一。惟内衡距北极六十六度，与半径略相近，故中外衡距极里数，并以内衡度法起算，此其出于不得已者三也。然半径六十度，而内衡距北极六十六度，两数相差五度，乃以黄赤二极联为一线，于此在线距北极五度，指一星以为识，命曰北极璇玑，一昼夜左旋一周，而过一度。恒以冬至夜半加子，春分夜半加卯，夏至夜半加午，秋分夜半加酉。十二月建之名，因之而起，此借象之第一根也。当时实测，内外衡相距四十九度，半之得二十四度，即黄赤大距，加璇玑距北极五度，得三十度，适合周天十二分之一。夫中衡距北极，本周天十二分之三也，而中衡距内衡，又为周天十二分之一，则内衡距北极，必为周天十二分之二，而与外衡距内衡之度相等，此借象之第二根也。里数之根，无所取之，乃于王城立八尺表以测日景。夏至正午一尺六寸，冬至午正一丈三尺五寸，其较为一丈一尺九寸，即命十一万九千里为外衡距内衡数，亦即为内衡距北极数，此借象之第三根也。乃置十一万九千里，倍之得二十三万八千里，即内衡径；三之得三十五万七千里，即中衡径；四之得四十七万六千里，即外衡径。以度命之，内衡距北极六十度，内衡距中衡，中衡距外衡，各三十度，若与实测不符；而中衡距北极九十一度，内衡距璇玑北游六十六度，外衡距璇玑南游百十五度，皆与实测所得，不约而同，且黄赤极并无象可见，今以璇玑表之，可以测北极之高下焉，可以得黄极环绕北极之象焉，可以明天左旋，日右旋，一岁而差一周天焉。呜呼，可谓巧之至矣！但其理隐于法中，而未尝明言其故，自赵君卿以下，随文衍义，未有能阐其微者。戴东原直指北极璇玑为黄极，则璇玑径二万三千里，而内衡距外衡十一万九千里，判若天渊，何可混而为一？钱竹汀以璇玑为近北极大星，似矣；而以十一万九千里为内外衡相距之实数，则黄赤大距三十度，亦振古未闻之异说。皆由不知周髀为绘图之法，且其图为借象，而非实数故耳。余于是书，盖尝展转思之而不得其解。后阅西人浑盖通宪，见其外衡大于中衡，与周髀合，而以切线定纬度，则其度中密外疏，无一等者，乃恍然悟周髀之图，欲以经纬通为一法，故曲折如此，非真以地为平远，而以平远测天，如徐文定公所谓千古大愚者也。况地圆之理，经中已不啻三令五申，安得复生异说，故为此论以明其故云。』(武陵山人杂着)钱宝琮周髀算经考曰：『周髀首章言昔者周公问于商高：「天不可阶而升，地不得尺寸而度，请问数安从出？」商高答以句三股四弦五之率，及用矩测望之大要，周公称善。自此以下至于终卷，则为荣方陈子问答之辞，详述勾股测望之应用，确定盖天学说及历法之基础。全书凡七千余字。首章二百六十四字，约占全书二十七分之一。但注释者自赵君卿以后，皆以陈子荣方为周公后人。其勾股测望之法，皆肇自周初。且谓荣方问于陈子以下，非周髀本文。南宋鲍浣之谓「其书出于商周之间」，明朱载堉谓「为周公遗书」，数理精蕴谓「成周六艺之遗文」，皆指首章二百六十四字而言也。然周髀开宗明义第一句，为「昔者周公问于商高曰」，周髀非周公遗书，不待证而自明。又首章二百六十四字中无「髀」字。「周髀」二字，在荣方陈子问答中，有明白解释：卷上：「荣方曰：周髀者何？陈子曰：古时天子治周，故曰周髀，髀者表也。」惟历来解释周髀命名之义者，多穿凿附会之谈：如晋虞喜安天论云「周髀或人姓名，犹星家有甘石」；宋李藉周髀音义云「周天历度，本包牺氏之法，其传自周公受之于大夫商高，周人志之，故曰周髀」；清冯泾周髀算经述云「周谓全体，髀谓股分」，皆不以陈子之说为然，不知何取。周髀七千余言，几全取陈子之学说；商高一篇，不过为全书之导言耳。周髀二字之取义，自当以陈子之说为是。周髀书撰着时代，亦当由研究陈子学说决定之。余考周髀所详天体论测望星象诸大端，多与淮南子天文训相近，撰书时代，当为略后，而相去不远。周髀首章言「方属地，圆属天，天圆地方」，与淮南子天文训「天道曰圆，地道曰方」同意。大戴礼曾子天圆篇亦言「天圆地方」，然恐是伪书，撰着时代未必在淮南子之前，其证一也。周髀「勾之损益寸千里」，与天文训「寸得千里」「南千里阴短寸」算法相同。惟天文训表高一丈，而周髀则表高八尺。尚书考灵曜张衡灵宪皆与周髀术同，而时代较后。其证二也。周髀「以日始出立表而识其晷，日入复识其晷，晷之两端相直者正东西也，中折之指表者正南北也」，与天文训「正朝夕」求「东西之正」大同小异。其证三也。周髀以日冬至在牵牛初，夏至在东井，春分在娄，秋分在角，与刘歆三统历谱所载牵牛初冬至，娄四度春分，井三十一度夏至，角十度秋分相符；较之天文训二月建奎娄，五月建东井，八月建元，十一月建牵牛则稍异。以岁差考之，周髀所载实测时代，当较天文训为后。其证四也。今传本周髀八节二十四气晷影，为注者赵爽新术。据其自注，周髀本法，「以一日之率，十五日为一节」。又云「旧晷之术，于理未当」。天文训亦言「日行一度，十五日为一节，以生二十四时之变。」计算皆不求精密。其证五也。周髀一日分十二时，称曰日加某支，与三统术同。吕氏春秋淮南子史记历书等书尚无是称。周髀撰着时代，较天文训为后，其证六也。古无二十四气之分，秦汉间实行颛顼历，以建寅之月为正月，始以立春、立夏、立秋、立冬为四时之始，二至二分为四时之中。然吕氏春秋十二月纪称二至曰「日长至」，「日短至」，称二分并曰「日夜分」，犹与现行者名目稍异；至淮南子天文训，冬至之后，每隔十五日，有小寒、大寒、立春、雨水、惊蛰、春分、清明、谷雨、立夏等二十四气名目，次序皆与现行者相同矣。惟汉武太初元年以后之三统历，据三统谱所载，立春之后，先惊蛰而后雨水，春分之后，先谷雨而后清明，与今制序次稍异；后汉四分历以后，始改如今制。又按淮南子时则训，孟春之月云「蛰虫始振苏」，仲春之月云「始雨水」，天文训言清明风为立夏节前后之风，可证淮南子二十四气次序，当与三统历谱相同，今之传本，殆经后人改窜者也。周髀八节二十四气次序，亦与东汉四分术同，而与西汉时实行之三统术异；但周髀晷影算法，为注者赵爽新术，其二十四气次序，或经爽据当时历术改正，原文次序，无可考矣。夏小正云，「正月启蛰」，惊蛰节原作启蛰，汉人避景帝讳称启蛰；开元以后又复惊蛰之称。今传本周髀以启蛰为二月节，岂其撰着时代远在景帝以前乎？余以为自景帝以至汉末三百余年，周髀书辗转传抄，未必能保持原状。今本作启蛰，可有两种解释：一，赵爽似是三国时吴人，对于汉帝名讳，已不必顾忌，更定晷影新术时，改复旧称。二，李淳风造麟德历术，主用启蛰旧名，当其校注周髀时，改惊为启。二说孰是，则未能断言。周髀算学于分数乘除及开方算法已甚完备，与九章算术方田少广两章之术难分轩轾，或是同时代之著作。余考九章算术勾股章在东汉末始得成立，刘徽重差章则撰于三国时。东汉郑众注周官保氏九数云「今有勾股重差」，是勾股与重差，在郑众时皆不列于九数之内，距二术草创时期当不甚远，勾股重差在周髀书内已略具椎轮，未成大辂，似皆可为周髀撰于西汉时之旁证。』(科学杂志十四卷一期)眉按：此书不必论真伪。录顾说，以见此书在科学历史上之一定价值；录钱说，以见此书即为西汉人所撰，亦可证中国先民研究科学历史之久远。(页一九四-二○○)
石申星经
史天官书引齐甘公魏石申。今传有石申星经，亦伪也。
[重考]
史记天官书言齐有甘公，魏有石申，(汉志作楚有甘公，魏有石申夫)皆在战国时，非汉人也。尝考天官书词致古奥，自成一种文字，此必出于甘石之传，非司马子长所能自造，故班孟坚即取之以作汉书天文志，后之言天象者，舍史汉而别求甘石之经，何异弃周鼎而求康瓠。今汉魏丛书本星经二卷，题汉石申撰。据隋唐志俱有星经簿赞一卷，而无星经二卷，至读书志、通考、宋志始有甘石星经一卷，竟指为甘石合撰。又别有石氏星簿赞历一卷，当即隋唐志之星经薄赞而不同也。晁氏称「甘石星经以日月五星三垣二十八舍恒星图象次舍，有占诀，以候休咎」，今本自四辅六甲以下一百六十二节，合之晁氏所称，约略相同，当即一书，实后人采晋隋二志之文成之，词意浅近，必非古书，故读汉书天文志注，易干凿度郑注引星经，今本皆无之。是知刘宣卿所见之星经，尚是真古书，未审佚于何时，而今本星经，当属北宋人所伪托可知也。(卷三，页二六-二七)
[补证]
钱大昕与梁耀北论史记书曰：『天官书文字古奥，非太史公所能自造，必得于甘石之传。今世所称甘石星经，乃后人伪托，多袭用自不能掩，较之太史公书，独周鼎？晋隋二志而稍为异同，要其剽窃之之与康瓠也。』(跋星经意同)又十驾斋养新录曰：『续汉书天文志注引星经五六百言，今本皆无之，是刘昭所见之星经久失其传矣。』吴汝纶廿八宿甘石不同考曰：『甘石之星经亡久矣，不见于汉书艺文志。今所传星经以为石氏书者赝也。太史公言星多采之二家，然不取其占验，以为米盐凌杂，以故其说不传。今其遗说之可考者，独廿八宿之名目耳。自周礼载廿八星而不详其目，尔雅止十七星，月令则廿六星，今所传廿八宿之名，始见于吕览。而史记律书则不数斗觜觿东井舆鬼而易以建星罚狼弧四星，又以七星次张后，与吕览不同；至天官书言岁星之行次，则又与吕览合。尝读汉书天文志，其言岁星行次，仍天官书之文，以为石氏之说，而附甘氏说于其下，则皆合于律书，乃始恍然其故：盖律书之所载者，甘氏之星名也。吕览之所载者，石氏之星名也。天官书所以不同于律书者，律书取甘氏，天官书取石氏也。至淮南子时训解但取石氏，而甘氏廿八宿之名，于是遂绝不传。甘公齐人，实先于石氏，其说亦最古。汉高祖时，有甘公知天数，非着星经者，或者其子孙欤？』又自注曰：『甘氏石氏二家不同，即其言宿名者，而其书之为说盖可知矣。石氏较甘氏稍逊，然亦非。
后世言天文者所及太史公天官书盖兼择二家之长，考之可略得甘石之精矣。今之星经，则后人采隋晋二志为之，而假托于石氏者耳。至明人刻星经于汉魏丛书，署云甘公石申撰，直以甘石为一人，尤为可笑！』眉按：王谟识汉魏丛书甘石星经，亦尝辨合甘石为一人之非曰：『星经一卷，原本题汉甘公石申着。文献通考亦作甘石星经。按史记天官书总论：「昔之传天数者，在齐甘公，魏石申。」徐广注「甘公名德，是鲁人。」正义引七录云：「甘公，楚人，战国时作天文星占八卷；石申，魏人，战国时作天文八卷。」明二人各撰有星经，不得以甘石合称，且非汉人也。前汉书天文志于岁星及太岁在某文下，俱并载甘氏石氏说，明二家占候，各有不同。史记索隐于天官书「岁星监德及天棓星」下，引汉志，亦已分别言之，则二家书之不得混而为一，抑又明矣。』至汝纶考廿八宿之名，甘石二家不同，目的本不在辨伪；然今所传星经之伪，亦可以其说证之，故录焉。(页二○一-二○三)
续葬书
陈直斋曰：「称郭璞撰；鄙俗依托。」
拨沙经
晁子止曰：「唐吕才撰；盖依托者。」
黄帝素问
汉志有黄帝内经十八卷。隋志始有黄帝素问九卷。唐王砅为之注。砅以汉志有内经十八卷，以素问九卷，灵枢经九卷，当内经十八卷，实附会也。故后人于素问系以内经者，非是。或后人得内经而衍其说为素问，亦未可知。素问之名，人难卒晓。予按，汉志阴阳家有黄帝泰素。此必取此「素」字，又以与岐伯「问」，故曰素问也。其书后世宗之，以为医家之祖。然其言实多穿凿，至以为黄帝与歧伯对问，益属荒诞。无论隋志之素问，即汉志所载黄帝内外经并依托也。他如神农、轩辕、风后、力牧之属尽然，岂真有其书乎！或谓此书有「失侯失王」之语，秦灭六国，汉诸侯王国除，始有失侯王者。予按，其中言「黔首」；又藏气发时，曰夜半，曰平旦，曰日出，曰日中，曰日昳，曰下晡，不言十二支，(古不以地支名时)当是秦人作。又有言「岁甲子」，(古不以甲子纪年)言「寅时」，则又汉后人所作。故其中所言，有古近之分，未可一概论也。
[补证]
眉按：素问之名，始见于张机伤寒论，继见于皇甫谧甲乙经；而其书或且出六朝后。上古天真论云『美其食，任其服，乐其俗』，与老子『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同。四气调神论云『渴而穿井，战而铸兵』，与晏子春秋『临难而遽铸兵，噎而遽掘井』同。阴阳应象大论云『因其轻而扬之，因其重而减之，因其衰而彰之』，与吕氏春秋『精气之来也，因轻而扬之，因走而行之，因美而良之』同。阴阳别论云『一阴一阳结谓之喉痹』，与春秋繁露『阴阳之动，使人足病喉痹』同。六节藏象论云『立端于始，表正于中，推余于终，而天度毕矣』，与左传文元年『先王之正时也，履端于始，举正于中，归余于终』同。又云『草生五色，五色之变不可胜视，草生五味，五味之美不可胜极』，与孙子『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观不可胜观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同(又见文子)。脉要精微论云『阴盛则梦涉大水恐惧，阳盛则梦大火燔灼，阴阳俱盛则梦相杀毁伤，上盛则梦飞，下盛则梦堕，甚饱则梦予，甚饥则梦取』，与列子『阴气壮则梦涉大水而恐惧，阳气壮则梦大火而燔灼，阴阳俱盛则梦生杀，甚饱则梦与，甚饥则梦取』同。气穴论云『发蒙解惑，未足以论也』，与枚乘七发『发蒙解惑，未足以言也』同。(见日人栎荫拙者医家常识)盖杂采诸子伪书而成。列子托于晋，晏子或谓托于六朝，则其书之晚出殆无疑。若灵枢乃唐人王砅所造，杭世骏已辨之甚析。其言曰：『七略、汉艺文志、黄帝内经十八篇，皇甫谧以针经九卷，素问九卷，合十八篇当之。唐启元子王砅遵而用之。素问之名，见张仲景伤寒卒病论，针经则谧所命名也。隋经籍志针经九卷，黄帝九灵十二卷。元沧洲翁吕复云：「苟一书而二名，不应唐志别出针经十二卷。」据复所疑，九灵是九灵，针经是针经，不可合而为一也。王砅以九灵名灵枢，灵枢之名，不知其何所本，即用之以法素问。余观其文义浅陋，与素问岐伯之言不类，又似窃取素问之言而铺张之，其为砅所伪托可知。自砅改灵枢后，后人莫有传其书者。唐宝应至宋绍兴，锦官史崧乃云家藏旧本灵枢九卷，除已具状经所属申明外，准使府指挥依条申转运司选官详定，具书送秘书省国子监，是此书至宋中世而始出，未经高保衡林亿等校定也，孰能辨其真伪哉！其中十二经水一篇，无论黄帝时无此名；而天下之水何止十二！祇以十二经脉而以十二水配，任意错举，水之大小不详计也。尧时作禹贡，九州岛之水始有名。湖水不见于禹贡，唐时荆湘文物最盛，洞庭一湖，屡？歌于诗篇，征引于杂说，砅特据身所见而妄臆度之耳。挂漏不待辨而自明矣。』(道古堂集灵枢经跋)而廖平误信元明以来医家之谬论，必谓灵枢为经，素问为传，灵枢在前，素问在后，殊为多事！至谓此二书全出孔门，尤见诬妄！其言曰：『六书之文，出于孔子。今灵素具有六种书体。全书同称黄岐；黄岐作经，必不能再作传，即已据经问难，则必在数传以后。况灵素以解评名篇，至六七见，此岂一人所为，而皆托于黄岐，此如本草之于神农，汤液之于伊尹，托始寓言，非真有古书。不然，试就全上古三代文中考之，所有尧舜以前之文字，与战国有何分别？藉此可以自悟，孔子以前并无古文之书传，凡托古人书，皆出孔后。实则灵素全出孔门，以人合天，大而九野十二水，为平天下之大法，小而毛发支络，为治一身之疾病，先知前知，理无违异，不假于解剖，无待于试尝。弟子撰述，初作经篇，素问问难，半成于扁鹊仓公以后，书虽晚出，不改师传，故同目黄岐以端趋向。』(难经悬解提要驳义)此似创论，实是怪论。又按：刘师培谓『皇古医经，以内经为最古，而内经一书，多偶文韵语，惟明于古音古训，厘正音读，斯奥文疑义，涣然冰释(读书随笔黄帝内经素问校义书后)，盖以吴澍校义，有疏理古籍之功。』余观胡校审慎，诚如刘说；然以素问为古籍则可，以其中所言有古近之分亦可，要不可托之黄帝，或竟定为汉后人所作也。(页二○五-二○八)
灵枢经
晁子止曰：「或谓好事者于皇甫谧所集内经仓公论中抄出之。」恒按此：书又下素问一等。余说见素问。
[重考]
汉志载黄帝内经十八卷，王冰序谓「素问即其经之九卷，兼灵枢九卷，乃其数焉。」故隋志止有素问九卷，针经九卷，而无内经之称，针经即灵枢经也。故内经者其总名，而素问灵枢皆其别目也。张仲景撰伤寒卒病论集云「撰用素问」，皇甫谧甲乙经序云「素问论病精辨」，王叔和撰脉经云「出素问针经」，是素问之名上起汉晋，不始隋志也。疑素亦如素王素封之素，素者空也，凭空设问，非其事实，与孝经之设为问答而成书，同一著述之体也。然灵枢乃经也，而素问为之传，特以问答体成书也。新旧唐志俱有针经十卷，又俱别有九灵经十二卷，卷数多寡，随时分并无定。中兴馆阁书目云：「黄帝针经九卷八十一篇，与灵枢经同，针经以九针十二原为首，灵枢以精气为首，间有详略。」(王厚斋汉志考证引)是则九灵经即灵枢，王冰已名灵枢，灵枢针经篇次先后详略稍殊，实是同书，以别本而异名。晁氏引或说「好事者于皇甫谧内经仓公论中，抄出之」，固属不确。今则针经亡而灵枢存，不过失古书之一别本耳。别详汉书艺文志讲疏。(页二八-二九)
[补证]
见「黄帝素问」条
神农本草
汉志无。按汉平帝纪：「诏天下举知方术本草者」，本草之名始见于此。梁录载神农本草经三卷，隋志因之。书中有后汉郡县人名，以为东汉人作也。其后以代日增；今并杂为一，不可致诘矣。
[重考]
本草之名，亦见汉书楼护传，而汉志方技略，祇有神农黄帝食禁七卷。当中国北宋时，日本人康赖着医心方(二十九)引本艹食禁云「正月一切肉不食者吉」等语，据此，则隋志载神农本草八卷，当即汉志之食禁矣。曰食禁，曰本草，曰本艹食禁，盖详略变言之殊。今神农本草经三卷，问经堂丛书本，清孙星衍冯翼同辑。别详汉书艺文志讲疏。(卷三，页二九-三○)
[补证]
眉按：本草之名，亦见于汉书楼护传，而艺文志阙载，其为晚出无疑。贾公彦引中经簿有子仪本草经一卷，亦不言出于神农。神农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由此医方兴焉，语始见淮南子修务训，刘恕通鉴外纪因之，而改七十毒为十二毒；皇甫谧帝王世纪则有黄帝使岐伯定本草经之语，此皆诞妄可笑之甚者。近人陈邦贤着中国医学史，办中国医学之兴，乃始于神农，非始于黄帝，可谓失于断制。孙星衍曰：『神农之世，书契未作，说者以此疑经；陶宏景云：「轩辕已前，文字未传，药性所主，当以识识相因，至于桐雷，乃着在简编。此书当与素问同类。」其言良是。史记言秦始皇不去医药卜筮之书，则此经幸与周易并存。颜之推家训乃云：「本草神农所述，而有豫章、朱崖、赵国、常山、奉高、真定、临淄、冯翊等郡县名，出诸药物，皆由后人所羼，非本文。」陶宏景亦云：「所出郡县，乃后汉名。」(眉按：啖助亦以『本草皆后汉时郡国』为疑，见春秋集传纂例。于志宁谓『所载郡县，多在汉时，疑张仲景华陀窜记。』见唐书于志宁传。晁公武则谓『书中有后汉郡县名，盖上世未着文字，师学相传，至张机华陀始为编述。』见郡斋读书志。其实皆今本本草起于汉人之明证。)太平御览引经上云生山谷或川泽，下云生某山某郡，明生山谷，本经文也，其下郡县，名医所益。或合其文云，某山川谷，某郡川泽，恐传写之误，古本不若此。其药名有禹余粮，王不留行，徐长卿，鬼督邮之属，不类太古时文：按字书以禹为虫，不必夏禹，其余名号，或系后人所增，或声音传述改古旧称所致。又经有云「宜酒渍者」，或以酒非神农时物，然本草衍义已据素问首言「以妄为常，以酒为浆，自黄帝始」；又按文选注引博物志亦云「杜康作酒」，王着与杜康绝交书曰「康字仲宁，或云黄帝时人」，则俱不得疑经矣。』(校定神农本草经序)孙氏必以本草起于神农黄帝为可信，故言之皆牵强不成理，非所谓遁辞吾知其所穷耶！大抵此书萌芽于汉代，滋荣于宋世。其间如蔡邕之本草七卷，吴普之本草六卷，陶宏景之名医别录，俱与此书有甚深之关系。自后而唐本草蜀本草以至大观本草，而规模始备。盖穷诸药物之性而察其所以效，此书在今日，其犹为扃鐍未尽启之宝库乎！(页二○九-二一一)
秦越人难经
陈直斋曰：「汉志亦但有扁鹊内外经；隋志始有难经；唐志遂属之越人。皆不可考。」恒按：伤寒论序云：「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八十一难者，即指素问九卷而言也。六朝人又为此，绝可笑。
[重考]
张仲景伤寒论序之「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非指此难经，姚说是也。汉志扁鹊内经九卷，盖其遗文，尚有见于真脉经千金方及外台秘要所引扁鹊脉法，然俱不见难经非扁鹊书，甚明也。且难经专为创立气口之寸关尺脉法而作。与灵枢素问三部九候之说不同。而与张仲景王叔和脉法亦不合，清徐大椿已攻之。最近廖平断为六朝人伪作，详所著难经经释补证。(卷三，页三○)
[补证]
徐大椿曰：『古人书篇名义非可苟称，难者辨论之谓，天下岂有以难名为经者，故知难经非经也。自古言医者皆祖内经，而内经之学，至汉而分，至晋唐以后而支流愈分，惟难经则悉本内经之语而敷畅其义。然窃有疑焉：其说有即以经文为释者；有悖经文而为释者；有颠倒经文以为释者：夫苟如他书之别有师承，则人自立说，源流莫考，即使与古怪之说大悖，亦无从而证其是非；若即本内经之文以释内经，则内经具在也，以经证经而是非显然矣。故以难经视难经，自无可议。以内经之义疏视难经，则难经正多疵也。』(难经经释序)日人丹波元坚曰：『旧唐经籍志云：「黄帝八十一难二卷，秦越人撰。」按开元中张守节作史记正义，于扁鹊传首引杨元操难经序，则元操开元以前人，而其属诸越人者，岂创于元操欤？司马迁云「天下至今言脉者由扁鹊」，盖论脉莫精于难经，则其说之所以起也。然谓之扁鹊所作，唐而上无说，实为可疑矣。』(难经解题)廖平曰：『难经之伪，凡深于医者皆知之；后人犹强为辩护者，不过以史记张守节正义引杨元操序以为秦越人耳。使其书早出，集解索隐何不引据。今考正义引素问十一条，素问皆无其文，又引素问而无灵枢，是其于医学毫无研究可知。又千金外台诊法，原书无一与难经同者，是难经与脉诀，世俗虽有流传，老医达人皆鄙夷不屑道。正义因素不习医，喜其简易，故摭拾以塞责。仓公传「以经脉高下及奇络结」，正义引素问云「奇经八脉往来舒时一止而复来，名之曰结」，扁鹊传「不待切脉」，正义引素问云「待切脉而知病寸口六脉，三阳三阴」云云，不惟素问无其文，且与素问冰炭水火之背驰。大抵所引素问，皆出难经，或称八十一难，或称素问，随手杜造以至于此。又卷末自宋本附有正义一千七百余字，丹波氏以为中有纪注及张洁古药注数十则杂钞医说，其人皆宋以后，则非正义原文可知。且乖注史体例。尝疑此卷中正义，为晚医所识记，刊本误以为正义，并非张氏原本所有，故卷末所附一千七百余字，别本乃无之。此正义之所以不足据也。』(难经经释补证)恽铁樵曰：『中国古医学之荒谬者无过于难经。难经号称秦越人着；而汉书艺文志不见其目，隋书经籍志亦无之，新唐书始言之，此必后出之书，当在东汉之后。夫躯体内景，决非肉眼可见者能于治疗有所辅益，以故古书皆不言，而难经独言之：肝何故沉？肺何故浮？胃重几斤？肠长几丈？粗劣荒谬，至为可笑！且难经每首句之下，必接一然字，遍检经史诸子，无有类此文法者，是真不通医生拾汉人之吐余，托名伪撰之书。』(铁樵函授学校开学演辞)又曰：『唐张守节作史记正义，于扁鹊传全引难经为释，是唐人认难经为扁鹊着也。日人丹波元胤有考证，谓「书中多东汉人语，如『元气』之称，始见于董仲舒春秋繁露『男生于寅，女生于甲』，说文包字注高诱淮南子注离骚章句俱载其说。木所以沉，金所以浮，出白虎通。金生于巳，水生于申，泻南方火，补北方水之类，并是五行纬说家之言，而灵素中未有道及者。」据此，则难经是东汉时书；非战国或西汉文字。灵枢，朱紫阳以为浅甚，今观其文字，亦非西汉人手笔；难经中引灵枢之文甚多，则灵枢又在难经之前。恐仲景伤寒论序所谓八十一难者，竟非此书。』(内经讲义第八期)眉按：素问托于唐以前，故张守节史记正义得引之；灵枢托于王砅，守节当不及引。(杜甫有赠重表侄王砅诗，而唐宋志皆作王冰，则杜所赠者或别一人。)难经又在砅后，则更不得引矣。盖正义所引为八十一难，本非今之难经；而所引素问，当为素问之佚文，亦非引自今之难经。今之难经，盖由好事医生，冒八十一难之目，杂摭灵素，益以荒谬之语而成，此不通之怪书耳。廖平谓正义所引素问皆出难经；或称八十一难，或称素问，乃是随手杜造，殊不谓然。守节纵不习医，亦何必随手杜造，以难经之文，忽称素问，忽称八十一难乎！此平欲证难经之伪，故攻正义所引为不足据耳。然辨伪是一事，而此书中是否仍韫有先民之医学经验，则排沙简金，乃今日治医学者之责矣。(页二一一-二一五)
脉诀
称晋王叔和撰。晁子止曰：「皆歌诀鄙浅之言，后人依托者；然最行于世。」吴昆脉语序曰：「五代高阳生伪撰。」
[重考]
王叔和即王熙，章炳麟菿汉微言有考证甚明，王叔和脉经十卷，隋志、新唐志、崇文目、读书志、通考、宋志俱著录。而书录解题载脉诀机要三卷云「王叔和撰，通真子注，熙宁以后人也」，晁氏又别出脉诀一卷云「王叔和撰，皆歌诀鄙浅之言，后人依托者，然最行于世」，据此，则知通真子所注者，当为伪本脉诀而已，非真脉经也。叔和真脉经今尚存，所惜鱼目混真，最通行者，乃其赝鼎耳。(卷三，页三一)
[补证]
杭世骏曰：『子朱子曰：「俗传脉诀辞最鄙浅，非叔和本书，乃能直指高骨为关。」柳贯曰：「朱子取高骨为关之说，不知其政出王叔和脉经也。脉诀乃宋中世人伪托；或曰五代高阳生所著。」吕复曰：「六朝高阳生谬立七表八里九道之目以误学者。」高阳生不知何人？柳以为五代，则宜入宋史艺文志，吕以为六朝，则宜入唐书艺文志；两志无之，疑是宋世庸医枕中之秘，非通人所习也。吕又云：「通真子刘元宾为之注，且续歌括附其后，辞既鄙俚，意亦滋晦。」今世俗乃以歌括为脉诀，则辗转迷谬，贻误不浅矣。』(道古堂集脉诀跋)(页二一五-二一六)
神异经
十洲记
以上二书，称东方朔撰。陈直斋曰：「二书诡诞不经，皆假托也。汉书本传叙朔之乱，末言『刘向所录朔书具是矣；世所传他事皆非也。』赞又言：『朔之诙谐，逢占射覆，其事肤浅。童儿牧竖，莫不炫耀。而后世好事者，因取奇言怪语附着之朔，故详录焉。』史家欲袪妄惑，可谓明矣。」
[重考]
神异经十洲记二书，并非汉世好事者依附之作，考其文格雅近齐梁间人所为，要为六朝人一手所假托。故辞采过于缛丽，颇便词章家所取资。若于地理道家，均无当也。(卷三，页三二)
[补证]
四库总目神异经提要曰：『此书既刘向七略所不载，则其为依托，更无疑义。晋书张华本传，亦无注神异经之文，则并华注亦似属假借。振孙所疑，诚为有见。然隋志载此书，已称东方朔撰，张华注，则其伪在隋以前矣。观其词华缛丽，格近齐梁，当由六朝文士影撰而成；与洞冥拾遗诸记先后并出。』又十洲记提要曰：『其言或称臣朔，似对君之词；或称武帝，又似追记之文。又盛称武帝不能尽朔之术，故不得长生，则似道家夸大之语。大抵恍惚支离，不可究诘。考刘向所录书，无此名。书中载武帝幸华林园射虎事，按文选应贞晋武帝华林园集诗，李善注引洛阳图经曰：华林园在城内东北隅。魏明帝起名芳林园，齐王芳改为华林，武帝时安有是号？盖六朝词人所依托。观其引卫叔卿事，知出神仙传后；引五岳真形图事，知出汉武内传后也。』(页二一七-二一八)
列仙传
称刘向撰。陈直斋曰：「传凡七十二人，每传有赞，似非向撰；西汉人文章不尔也。」恒按：汉志载向新序，说苑，世说，列女传，而无列仙传，可证其伪。殆因列女而有此列仙欤？其云：「历观百家之中，以相检验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十四人已在佛经；故检得七十二人，可以为多闻博识者遐观焉！」西汉之时安有佛经！其为六朝人所作，自可无疑也。
[重考]
据汉志及刘向本传不载此书，断为非向撰，是也。而断为六朝人作，则非也。汉书郊祀志司马相如传应劭注，各有引列仙传一条，抱朴子极言篇亦有引列仙传一条，则此书当为汉末人所依托，因向尝得淮南枕中鸿宝之书一案而托之，且仿列女传之体也。郝懿行妻王照圆有列仙传校正本。(卷三，页三二)
[补证]
眉按：是书四库总目与孙志祖读书脞录所言适相反：总目曰：『汉志所录，皆因七略。其总赞引孝经援神契，为汉志所不载；涓子传称其琴心三篇有条理，与汉志蜎子十三篇不合；老子传称作道德经上下二篇，与汉志但称老子亦不合：均不应自相违异。或魏晋间方士为之，托名于向耶？振孙云：「馆阁书目作二卷，七十二人」，李石续博物志亦云：「刘向传列仙七十二人」，皆与此本小异；惟葛洪神仙传序称七十一人，此本上卷四十人，下卷三十人，内江斐二女应作二人，与洪所记适合。检李善文选注及唐初艺文类聚诸书所引，文亦相符，当为旧本。』盖谓作者非刘向而书则魏晋旧本也。志祖则曰『世说文学篇注引列仙传赞「故撰得七十，可以为多闻博识者遐观焉」，撰得七十下脱二人二字，盖百四十六人，除七十四人外，尚有七十二人，故李石续博物志陈直斋书录解题皆云七十二人，是宋本尚不误也。今本列仙传止七十人，(眉按：总目以七十一人强附洪序，误。洪序「一」字或「二」字之误也。)末有总赞一篇，亦无出佛经之语，盖今本为后人缀辑，非向书之旧。又见世说注云「撰得七十」，不悟其有脱字，故数止于此也。文选吴都赋注引「鳌负蓬莱山而抃沧海之中」，又登江中孤屿诗注引「西王母神人名，王母在昆仑山」，又西京赋注引「赞曰秦穆公受金策祚世之业」，天台赋注引「赞曰吞水须茹芝茎，断食休粮以除谷气」，今本皆无之。』是。信作者为刘向，而书则非宋以前之本矣。余谓文选注所引，既为今本所无，四库总目信为旧本固误；然佛经至后汉桓灵时始有译本，距刘向之殁将二百年，孙志祖反以今本无出佛经之语，证非刘向所作之旧本，不尤误耶！其作者时代，东观余论疑出东京，姚氏断为六朝，总目谓出魏晋间；考葛洪神仙传序已称是书为刘向作，则六朝之说，似不足据，东京亦无此等文字，要以总目所言为然尔。(页二一八-二二○)
洞冥记
称郭宪撰。胡元瑞曰：「郭子横生西京末，其文字不应遽尔；盖六朝伪作。」
[重考]
胡说是也，此书原序止作洞冥记。或称汉武洞冥记，亦或称别国洞冥记皆后人所加也。其序记皆荒诞不可究诘，而词华艳丽，且不类东汉人之文，当然为六朝人所依托，故唐人始采用之也。(卷三，页三三)
[补证]
四库总目提要曰：『是书隋志止一卷；唐志始作四卷。文献通考有拾遗一卷。晁公武读书志引宪自序，谓：「汉武明隽特异之主，东方朔因滑稽浮诞以匡谏，洞心于道教，使冥迹之奥，昭然显著，故曰洞冥。」陈振孙书录解题云「其别录又于御览中钞出」，则四卷亦非全书，别录当即拾遗也。今宪序与拾遗俱已佚，惟存此四卷，核以诸书所引，皆相符合，盖犹旧本。考范史载宪初以不臣王莽，至焚其所赐之衣，跳匿海滨，后以直谏忤光武帝，时有「关东觥觥郭子横」之语，盖亦刚正忠直之士。徒以潠酒救火一事，遂抑之方术之中。其事之有无，已不可定。至于此书所载，皆怪诞不根之谈，未必真出宪手。又词句缛丽，亦迥异东京，或六朝人依托为之。』(页二二○-二二一)
博物志
称张华撰。唐殷文奎为注曰：「张华读三十车书，作博物志四百卷。武帝以为繁，止作十卷。」按：此书浅猥无足观，决非华作；殷之所云，正以饰是书之陋耳。魏晋间人何尝有著书四百卷者？且从中选得十卷，不知当若何佳，今乃尔耶！
[重考]
四百卷语，见王嘉拾遗记，不足据，汉魏丛书本博物志十卷，清四库(小说家)著录，非张华原书，盖后人采掇诸书所成。别有原本博物志十卷，宋周日用等注，黄丕烈士礼居丛书刊本，黄氏序云「汲古阁影钞宋本，与今世所行本，敻然不同，尝取而读之，乃知茂先此书，大略撮取载籍所为，故自来目录皆入之杂家。其体例之独创者，则随所撮取之书，分别部居，不相杂厕，如卷首括地象毕，方继以考灵耀是也，以下虽不能条举所出，然列于山海经逸周书等，皆显然可验。今本强立门类，割裂迁就，遂使荡析离居，失其指趣，致为巨谬矣。考读书志及通志皆载周日用注十卷，即是此本，遂刻之，以正分本之失」云云。此本洵较详备，然考隋志又载张公杂记一卷，注云张华撰，梁有五卷，与博物志相似，小小不同，又有杂记十一卷，注云张华撰。新唐志亦载张公杂记一卷，然则史记索隐、续汉志注、三国志注、文选注及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所引，多有出于此原本博物志外者，或即张公杂记之文欤。(卷三，页三三-三四)
[补证]
四库总目提要曰：『旧本题晋张华撰。考王嘉拾遗记称「华好观秘异图纬之部，捃采天下遗逸，自书契之始，考验神怪，及世间闾里所说，造博物志四百卷，奏于武帝；帝诏问卿才综万代，博识无伦，然记事采言，亦多浮妄，可更芟截浮疑，分为十卷」云云，是其书作于武帝时，今第四卷物性类中称武帝泰始中武库火，则武帝以后语矣。书影有谓「艺文类聚引博物志子贡说社树一条，今本不载」者，按此条实在第八卷中，书影盖偶然未检。然考裴松之三国志注、魏志、太祖纪、文帝纪、濊传、吴志孙贲传引博物志四条，今本惟有太祖纪所引一条而佚其前半，余三条皆无之；又江浚古铜剑赞引张华博物志云「铸铜之工，不可复得，惟蜀地羌中，时有解者」，今本无此语，足证非宋齐梁时所见之本。又唐会要载显庆三年，太常丞吕才奏按张华博物志云「白雪是泰帝使素女鼓五弦曲名，以其调高，人遂和寡」；又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引张华博物志曰「刘?汉桓帝时人，曾画云汉图，人见之觉热，又画北风图，人见之觉凉」，今本皆无此语。李善注文选引张华博物志十二条，见今本者仅九条；段公路北户录引博物志五条，见今本者仅三条。足证亦非唐人所见之本。太平广记引博物志「郑宏沈酿川」一条；赵彦卫云麓漫钞引博物志「黄蓝张骞得自西域」一条，今本皆无之。晁公武读书志称「卷首有理略，后有赞文」，今本卷首第一条为地理，称地理略，自魏氏曰以前云云，无所谓理略，赞文惟地理有之，亦不在卷后；又赵与时宾退录称「张华博物志卷末载湘夫人事，亦误以为尧女」，今本此条乃在八卷之首，不在卷末，皆相矛盾。则并非宋人所见之本。或原书散佚，好事者掇取诸书所引博物志，而杂采他小说以足之，故证以艺文类聚太平御览所引，亦往往相符。其余为他书所未引者，则大抵剽掇大戴礼、春秋繁露、孔子家语、本草经、山海经、拾遗记、搜神记、异苑、西京杂记、汉武内传、列子诸书，饾饤成帙，不尽华之原文也。』眉按：顾实重考谓『四百卷语，见王嘉拾遗记，不足据。汉魏丛书本博物志十卷，清四库著录，非张华原书。』而以黄丕烈士礼居丛书刊本周日用等注博物志十卷为原本博物志。然诸书所引，仍有多出此本之外者，则此本仍不可靠。实以所引或为隋唐志著录之张公杂记之文，岂其然欤！(页二二二-二二四)
杜律虞注
称元虞集注。杨用修曰：「本不出自伯生笔，乃张伯成为之，后人驾名于伯生耳。」恒按，伯生集有杜诗纂例序一篇，想以此误为伯生耶？
[补证]
眉按：检虞集道园学古录五十卷，无杜诗纂例序文。杨慎闲书杜律既定为张伯成作，并揭其注文尤纰谬者若干条，补录之，以见此书诚不足一顾云。其文曰：『此书首解恨别云：「杜公初至成都，未得所依，故以别为恨。」不知唐室板荡，故园陷虏，虽得所依，岂不以别为恨！公岂如江估淮商「风水为乡船作宅，一得醉饱不思家」者乎？解「摇落深知宋玉悲」云：「惟深知其故，故千年之后，且为悲叹，惟其亦吾之师，故闵其萧条。」解生长明妃一首云：「惟其去紫台，故春风面不可见，惟其独留青冢，故「环佩声归月下闻」。此乃村学究腐烂套语，岂可笺杜乎？「织女机丝虚夜月，石鲸鳞甲动秋风」本言乱离萧条之状，而解云「织女不能机杼，故曰虚，石鲸相传有灵，故曰动」此何异瞇目而道黑白者。「彩笔昔曾干气象」，本说登山，而云「以文彩弄笔，干动时贵，以拟飞腾」，此又视老杜为钻刺乞哀之徒矣。幽栖地僻一首，本是喜客至之意，乃云「亦姑以觇其诚意否」？是杜之阴险逆诈也。岂所谓以小人之心而度君子者乎？「预传籍籍新京兆，青史无劳数赵张」，本是期以古贤，乃注云：「此去朝廷，定有升擢，既为京兆少尹，必升三辅大尹。」此何异星士寿书，预写赏帖耶？可恶可厌？』(升庵全集卷五)观此数例，不特诬少陵，其污道园亦已甚矣！(页二二四-二二五)
有真书杂以伪者
经则礼记仪礼有之，并详本书，兹不复缀。
三礼考注
吴澄撰。杨士奇序以为晏璧曾掩为己作；又以公纂言叙录考之，多所增加，礼义率混浠无别。罗伦序亦以为所增者非公手笔无疑。
[重考]
元史本传及虞道园所撰墓志，皆不载此书。据卷首东里跋，罗一峰序所云，实明初晏彦文璧所作，托之吴氏也。朱氏经义考称「草庐先生诸经解，各有叙录，余购得周官礼，乃先生孙当所补，其余仪礼则有逸经，戴记则有纂言，今所传三礼考注，以验对先生之书，论议体例，多有不合，其为晏氏伪托无疑，」竹垞之说是也。(卷四，页一)
[补证]
张尔歧蒿庵闲话曰：『愚读仪礼，自郑贾注疏外，偶得吴氏考注，稍一涉目，辄掩卷置庋阁，以其注皆采自郑贾，往往失其端末，至其自为说，则大违经意故也。及仪礼郑注句读成，乃取考注为之勘订。其不用郑贾者四十余事，惟少牢篇尸入正祭章补入「尸受祭肺」四字为有功于经，余支离之甚，不须剖击，疵病立见。疑其书殆庸妄者托为之。不然，草庐名宿，岂应疏谬至此！后得三礼考注序读之，又取其书与之覆较，遂确然信其非吴氏之旧也。序云：「忘其僭妄，辄因朱子所分礼章，重加伦纪，其经后之记，依经章次，秩序其文，不敢割裂，一仍其旧，附于篇终。」今此书则割裂记文，散附经内矣。序又云：「二戴之记，中有经篇，离之为逸经，礼各有义，则经之传也，以戴氏所存，兼刘氏所补，合之而为传，传十五篇。今此书十五篇则具矣，士相见公食大夫二篇，但采掇礼记之文以充数，求所谓清江刘氏之书无有也。至于逸经八篇，序则又详列其目矣：公冠迁庙衅庙取之大戴，奔丧投壶取之小戴，中溜褅于太庙王居明堂取之郑氏注。逸经虽曰八篇，实具其书者，五篇而已。其三篇仅存篇题，非实有其书也。今此书大戴明堂列之第二，盖不知王居明堂之与明堂为有辨也。三者与序皆不合，其不出于吴氏也审矣。序又云：「正经居首，逸经次之，传终焉。皆别为卷而不相紊。此外悉以归诸戴氏之记。朱子所辑，及黄氏丧礼，杨氏祭礼，亦参伍以去其重复，名曰朱氏记，而与二戴为三。」草庐本书次第，略见于此数言。今此书朱记了不可见，而又杂取二戴之书名为曲礼者八篇，庞杂萃会，望之欲迷，与草庐所云「悉以归诸戴氏之记」者又不合矣。何物妄人，谬诬先儒至此，真可恨也！』朱彝尊经义考曰：『按草庐先生诸经解，各有叙录，余购得周官礼，乃先生孙当所补。其余仪礼则有逸经，戴记则有纂言。今所传三礼考注，以验对先生之书，论议体例，多有不合，其为晏氏伪托无疑。』眉按：以吴澄三礼叙录证此书之伪，郑瑗已先言之，曰：『三礼考注，或谓非草庐书。考公年谱行状，皆不言尝注此书。杨东里谓其编次时，与三礼叙录不同。予按卮言集周礼叙录但云「冬官虽缺，今姑仍其旧，而考工记别为一卷，附之经后。」今此书篇首亦载叙录，乃更之曰：「冬官虽缺，以尚书周官考之，冬官司空掌邦土，而杂于地官司教掌邦教之中，今取其掌邦土之官，列于司空之后，庶乎冬官不亡。」卮言叙录云「仪礼传十篇，澄所纂次」，而此书「十」字下，乃加「五」字，此盖或者欲附会此书出于公手，故揭公叙录置之篇首，又从而附益之耳。且公最不信古文尚书，周官，古文也，其肯据之以定周礼乎？及观其所考次，亦不能无可疑者：如春官大司乐而下，皆取而归之司徒，地官大小司徒之职，则取而归之司空，然观周书穆王命君牙为司徒，而有「祁寒暑雨，小民怨咨，思艰图易，民乃宁」之语，又云「宗伯洽神人，和上下」，周礼春官大宗伯之职，亦云「以天产作阴德，以中礼防之，以地产作阳德，以和乐防之，以礼乐合天地之化，百物之产，以事鬼神，以谐万民，以致百物」，与周书之言，实相表里。由是观之，则司徒岂专掌教而不及养，宗伯岂专掌礼而不及乐乎？叙录所纂仪礼逸经文，仅存者止五篇，公冠诸侯迁庙诸侯衅庙投壶奔丧也。至中溜禘于太庙王居明堂三篇，其经亡矣。此书乃以大戴明堂篇补王居明堂，其辞云：「明堂朱草，日生一叶，至十五日生十五叶，十六日一叶落，终而复始。」此纬书野史之说，曾谓礼经而有是乎？其以公符补公冠，虽公之意；然篇中杂记周成王汉昭帝之冠辞，其非古经之文明矣。公平昔深恶经传之混浠，岂若是其杂乱而无区别乎？予尝谓诸侯迁庙衅庙奔丧投壶四篇，犹略存经之仿佛，以之补经，当不能不起人之疑；公符明堂之不可补经决矣。』(井观琐言卷三)此。可与张说先后相勘发。又按：杨士奇跋(姚氏作序，误。)谓：『此书本吴文正公澄用朱子之意，考定为仪礼十七篇，仪礼逸经八篇，仪礼传十篇，周官六篇，考工记别为一卷，见公文集中三礼叙录及虞文靖公行状如此。尝闻长老言吾邑康震宗武受学于公，元季兵乱，其书藏康氏，乱后，郡中晏璧彦文从康之孙求得之，遂掩为己有。余近岁于邹侍讲仲熙家见璧所录初本，注内有称「澄曰」者，皆改作「先君曰」，称「澄按」者，改作「愚谓」，用粉涂其旧而书之，其迹隐隐可见。』则璧之掩此书为己有，仍留极大之罅漏。且璧素与士奇往来，其编乾坤清气集，以已意改古人之作数处，士奇尝与之辨，(亦见跋)可知璧固敢于作伪者，而郑瑗张尔歧揭其与序不合之说又甚核，璧诚谬诬先正之妄人也已。(页二二七-二三○)
文子
汉志道家有文子九篇。本注云：「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托者也。」唐志录魏李暹注，为十二篇；与今篇次同。晁子止疑为暹析之。李暹注传曰，「姓辛，葵邱濮上人，号曰计然。范蠡师事之。本受业于老子；录其遗言为十二篇云。」陈直斋曰：「按史货殖传徐广注：『计然，范蠡师名。』裴骃曰：『计然，姓辛，字文子。』唐徐灵府引以为据。然自班固时已疑依托，况未必当时本书乎！至以文子为计然之字，尤不可考信。」按直斋此辩，则李暹固承前人之误，以文子为姓辛，名钘，又号计然也。辨其文者：柳子厚曰：「其辞有若可取；其旨意皆本老子。然考其书，盖驳书也。其浑而类者少，窃取他书以合之者多。凡孟管数家，皆见剽窃，峣然而出其类。其意绪文辞，义牙相抵而不合。不知人之增益之欤？或者众为聚敛以成其书欤？今删去谬恶乱杂者，取其似是者，又颇为发其意，藏于家。」按河东之辨文子，可谓当矣。其书虽伪，然不全伪也；谓之驳书，良然。其李暹为之欤？高似孙谓子厚所刊之书，今不可见。
[重考]
文子伪书，半袭淮南子，守山阁丛书本有校勘记，甚详，章炳麟谓亦晋张湛所伪托，似近是。至文子本老子弟子，亦为子夏弟子，并非辛文子计然。别详汉书艺文志讲疏。(卷四，页二-三)
[补证]
眉按：黄震黄氏日钞曰：『文子者，云周平王时辛妍之字，即范蠡之师计然，尝师老子而作此书。其为之注与序者，唐人默希子，而号其书曰通玄真经。然伪书尔。孔子后于周平王几百年，及见老子，安有生于平王之时者，先能师老子耶？范蠡战国人，又安得尚师平王时之文子耶？此伪一也。老子所谈者清虚，而计然之所事者财利，此伪二也。其书述皇王帝霸，而霸乃伯字，后世转声为霸耳；平王时未有霸之名，此伪三也。相坐之法，咸爵之令，皆秦之事，而书以为老子之言，此伪四也。伪为之者，殆即所谓默希子而乃自匿其姓名欤？』其言甚当。惟谓默希子伪为，似嫌武断。是书班固已疑其依托，历隋至唐未尝亡，固不待徐灵府而始伪；故胡元瑞笔丛仍主宗元驳书之说，而以黄为失于深考。至孙星衍则力持是书并非驳书，其言曰：『艺文志注言「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托」，盖谓文子生不与周平王同时，而书中称之，乃托为问答，非谓其书由后人伪托；宋人误会其言，遂疑此书出于后世也。按书称平王并无周字。又班固误读此书，此平王何知非楚平王？书有云「老子学于常枞，见舌而知柔」，又云：「齿坚于舌而先弊。」考孔丛子云：「子思见老莱子，老莱子曰：子不见乎齿乎？齿坚刚卒尽相磨，舌柔顺终以不弊。」老聃疑即老莱子。史记所云亦楚人，着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文子师老子亦或游乎楚，平王同时，无足怪者。杜道坚亦以为楚平王不听其言，遂有鞭尸之祸也。书又云「秦楚汉魏之歌」，则其人至六国时犹在矣。范子称文子为辛计然之字而为其师，当可引据。范蠡之学，出于道家，其所教越，以亡取存，以卑取尊，以退取先之术也。又自齐遗大夫种书曰，「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亦出文子，是文子即计然无疑。李善徐灵府亦谓为是。宋人又疑之 ，特以唐志农家自有计然，不知此由范蠡取师名以号其书，自非一人也。淮南王受诏着书，成于食时，多引文子，(黄式三儆居集引淮南子与文子同者多条；惟是否淮南子袭文子，抑文子反袭淮南子，则未敢定。)增损其词，谬误迭出，则知文子胜于淮南。此十二篇必是汉人依据之本。柳宗元疑此驳书，所谓以不狂为狂者欤！』(问学堂集卷四文子序)余谓星衍既谓班固误读楚平王为周平王，则固之疑为依托，当由误读而来，不应又谓班固『依托』之托，乃『托为问答』之托，非『后人伪托』之托，且问答之托，为古书所常有，班固既误读此平王为周平王，则文子与平王问答，不妨直云依托，何必曰『似依托？』似之云者，盖怀疑及其书之本身，未敢为斩然之语，则似之云尔。星衍又据史记『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之说，谓老聃疑即老莱子；则史记又云『或曰儋即老子』，将谓老聃疑即太史儋耶！(叶大庆考古质疑曰，『尝观迁史周纪「幽王时三川皆震，伯阳甫曰，周将亡矣！」注云：「伯阳甫周柱下史老子也。」「及幽王立褒后，太史伯阳读史记曰，周亡矣！」云云，则太史伯阳即老子也。固已见于幽王之前。则平王谓吾闻子学道于老聃，又似非误。况孔子窃比于老彭，彭祖尧臣，绵唐虞，历夏商，则老聃之年，或者生于幽王之前，而绵历春秋之际，亦未可知也。』说亦可笑。)此等惝怳之辞，本不足凭，星衍乃以伪孔丛强事比附，惑矣！且此平王即定为楚平王，而楚平王之卒，距三家分晋之时已百四十年，星衍谓其人至六国时犹在，亦不应老寿至此。综星衍所辨，无以胜黄震，则定是书为伪书，实无不可。而姚氏既疑为李暹所造，(章炳麟菿汉微言谓张湛所造)又谓其书虽伪，然不全伪；夫作者既非文子，何得更谓其书之不全伪！姚氏盖犹执宗元驳书之说而未暇深思也。(页二三二-二三五)
庄子
苏子瞻疑盗跖、渔父、让王、说剑四篇非庄子作。其言曰：「庄子盖取孔子者，皆实予而文不予，阳挤而阴助之，其正言盖无几。至于诋訾孔子，未尝不微见其意。其论天下道术，自墨翟以至老聃之徒，至于其身，皆以为一家，而孔子不与；其尊之也至矣。尝疑盗跖渔父则真若诋孔子者；至于让王、说剑，皆浅陋不入于道。」晁子止辨之曰：「熙宁元丰之后，学者用意过中，以为庄子阳訾孔子而阴尊焉，遂引而内之。殊不察其言之指归，宗老耶？宗孔耶？既曰宗老矣，讵有阴助孔子之理也耶？是何异开关揖盗？窃慎夫祸之过于西晋也！」按，晁氏此辨，可谓至正，殊有关系。苏氏兄弟本溺好二氏，其学不纯，故为此波淫之辞。第苏之疑此四篇是也；其用意误耳。予之疑与苏同，而用意不同。庄之訾孔，余尚蕴藉，此则直斥嫚骂，便无义味；而文辞俚浅，令人厌观：此其所以为伪也。
[重考]
晁氏辨正苏氏谓庄子阳訾孔子而阴尊之，其说亦未确当。苏氏巧辨，更不足取已。盗跖、渔父、让王、说剑四篇，亦未必庄子自着，当出其徒之手，然司马迁已云「庄子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訾孔子之徒，一则司马迁所见庄子早有此诸篇。后世崇儒尊孔，恶其对于孔子，过使难堪，遂多方疑此诸篇之伪作。并有谓其文笔不类全书，词过浅露为伪者，不知语有文质，一人之词，尚有前后不同，何可执一而论乎。章炳麟曰：「庄子晚出，其气独高，不惮抨弹前哲，愤奔走游说之风，故作让王以正之，恶智取力攻之事，故作胠筮以绝之。」此正持平之谈。别详汉书艺文志讲疏。(卷四，页三-四)
[补证]
蒋复璁庄子考辨略曰：『庄子之书，见于汉志者本五十二篇；今世所传者，为郭象注之三十三篇，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较原书逸十九篇。昔苏子瞻尝斥让王以下四篇，浅陋不入于道；吴草庐又疑其骈拇胠箧等五篇，为周秦文士所为。以余观之，此数篇特其最著者耳，其余诸篇，伪作之迹，亦多可考见。惟内篇七篇，文章浑古，陈义精粹，最为无疵，疑真出于庄子门弟子之手；余篇于义或得或失，或疏或密，或本训释之书，或乃羼入之文，要皆非庄子之旧。今因其体性，合为七类，辨之如下：一，内篇七篇：七篇之文，分之则篇明一义，合之则首尾相承。逍遥游取譬于鲲鹏，以自赞其逍遥，若全书之总冒；齐物论泯是非而均物我，扫荡一切，为立论之前驱。或明养生之道，或论涉世之方，或着至德之符。其体维何？以大道为宗师。其用维何？以帝王为格致。所谓本末兼该，体用具足，以成其一家之言者也。而使其出于拘墟之士，作伪之家，其文理之密察，有能若斯者乎！虽篇中明有庄子之称，必非庄生之所自着，且以庄子之遗弃功名，又岂屑着书以求见于后世，然亦必门弟子之所记而得其真者。庄子之学，尽在于此。一，外篇骈拇马蹄胠箧刻意缮性五篇：此五篇，文气平衍，词句凡近，通篇一意到底，有如后世之策论，于诸篇之中，自为一体。骈拇论仁义之非人性，而欲返本抱璞，乃曰「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为仁义之操，而下不敢为淫僻之行」，气象衰竭，外若谦撝，内无所据，以庄子之洸洋自恣，岂是作此语者！马蹄以智巧之过归诸圣人，为老子「无为自化，清静自正」作注。胠箧更谓圣知之法，徒为盗积，有取于「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之言，其诋訾圣人备至；然察其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特惩时君之无道而愤激言之，初无义理之可言也。刻意文若司马谈之论六家要旨，而论止于啬养精神。缮性则主于恬知交养，而篇末斤斤以道德之兴隐，时命之窃通为言，稍有高致之人所不肯出，而谓庄子为之乎！窃以私意度之，此数篇盖本他人自着之书，编者才识劣下，见其与庄子相类，误行羼入。骈拇等篇直入口气，与他篇不同，而其文排偶獧急，颇敷采色，与李斯谏逐客书为类，则其时代当亦不远。且文中多以杨墨曾史并称，杨墨并称，始于孟子，庄子与孟子同时，而书缘孟子之文，是诸篇之作，必在孟子流传之后。胠箧称田成子十二世有齐国，齐亡于始皇二十七年，然则其为秦汉之际学者所为无疑。(眉按：此本焦竑说。竑曰：『之哙让国在孟子时，而庄文曰，庄子身当其时，昔者陈恒弒其君，孔子请讨，而胠箧曰，陈成子弒其君，子孙享国十二世，即此推之，则秦末汉初之言也，岂其年逾四百岁乎！曾史盗跖与孔子同时，杨墨在孔后孟前，庄子内篇三卷，未尝一及五人，则外篇杂篇，多出后人可知。又封侯宰相等语、秦以前无之，且避汉文帝讳，改田恒为田常，其为假托尤明。』见焦氏笔乘卷二)刻意缮性与前三篇或不出于一手，但其时代必不能在前三篇之前。一，外篇达生山木田子方知北游四篇：养生主不以有涯之生随无涯之知，而主于保身全生；达生则不务知之所无奈何，而专志全天以返性命。人间世论涉世立身；而山木则求所以终其天年。德充符主于全德遗形；而田子方则明目击道存，不可以容声。大宗师论天人之格致；知北游则言至道之无为。是必后世学者因庄子之内篇，复辑其逸言逸事为外篇，以发其义趣。如田子方载庄子见鲁哀公事，以史考之，其不相及百有余年，度其所记，必得之传闻，而年久失实，舛错至此，则记者之去庄子必甚久远，非其一再传之弟子所为，可以征矣。一，外篇在宥天地天道天运秋水至乐六篇：在宥之文，与骈拇等篇最相似，而为数段凑合而成。篇末「贱而不可任者物也」一段，宜颖疑其意杂文肤，不知他段之意亦未尝不肤，文亦未尝不浅。广成子之告黄帝，所谓「无劳汝形，无摇汝精」，所谓「慎守汝身，物将自壮，我修身千二百载，形未尝衰」，纯是后世黄冠丹铅之术，试检内篇，何曾有此！又云「君子不得已而临莅天下，莫若无为」，夫庄子视天下若将●己，与其留骨为贵，宁曳尾于涂中，乌有所谓不得已哉！君子小人，又儒家等级之专称，老庄绝口不屑道者，盖全篇皆后人所窜入也。天地篇中数称夫子，可证其为孔门之徒所作。其言「立德明道，此谓王德之人」，与「孝子不谀其亲，忠臣不谀其君，臣子之盛也」一段，皆明为儒者之言，与庄子何与！末段亦与骈拇相类。天道开章「以此南乡」至「功大名显而天下也」一段，称静圣动王之道，矜重功名，与逍遥游无功无名之旨，背驰而不顾。其言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为天下用，以无为为君道，有为为臣道，剖道为二，与他篇之说若出二人。既以有为为臣之道，又曰「以此南乡，尧之为君，以此北面，舜之为臣」，一口所言，自相刺谬。尤可怪者，有所谓玄圣素王之名。又称「孔子西藏书于周室，翻十二经以说老聃」，姚鼐曰：「藏书者谓圣人知有秦火而预藏之。」陆德明曰「十二经又加六纬」。焚书之祸，出于秦始，谶纬盛于哀平之际，素王受命，为汉制作，乃末世公羊谶纬家之言，观此数端，纵不敢断其全出哀平，要必有汉后所附益者。天运除首二段外，余皆诋毁孔子之言，痛斥名色形声之末，而汲汲于安其性命，存之未尝不足以反鉴儒家之教而儆其失，遽谓为庄子之义则不然。诗书礼乐，古祗谓之六艺，何尝谓之六经哉！秋水载公孙龙闻庄子之言而问魏牟，龙与庄子年不相及；其记庄子谓惠子曰「今子欲以梁国吓我耶」！意在尊庄子而适以形其陋，其为后世学者想象之词明矣。至乐以久忧不死为大苦，谓死为寝于巨室，而髑髅为南面王乐不能过；夫庄子固不悦生而恶死，然其曰「奚暇至于悦生而恶死」者，盖言本大化之当然，无所容其悦恶，非即恶生而悦死也。斯篇缘其绪余，矫枉过直，盖浅学者之所为。一，杂篇庚桑楚徐无鬼则阳外物寓言列御寇六篇：杂篇除天下篇及让王盗跖说剑渔父四篇，为整齐有条理之言；余俱章节破碎，文笔艰涩，自为一体，与内外篇绝不相类。且与内篇文义颇多重复。饾饤之迹，未能尽化。盖本后世学庄子者自为之书，故既发挥其义，间亦引用其文。而寓言篇首，更举庄子全书之总例而论之，俨然本书凡例，其为后人之辞，盖至明白。徐无鬼言「仲尼之楚，楚王觞之，孙叔敖执爵，市南宜僚受酒」，叔敖相楚，孔子尚未生。又谓庄子言儒墨杨秉四，与惠子为五，秉是公孙龙之字，庄子何由预言耶！外物有「饰小说以干县令」之语，县令始于秦孝公十三年，见史记年表，然其大行当在数十年后，故余断其为秦汉之际学者所为也。一，杂篇让王盗跖说剑渔父四篇：三十三篇之庄子，自晋宋以来为人所信奉，首先发难者，即苏子瞻之疑此四篇。今观寓言与列御寇实是一章，列子虽伪书，其时引用庄子，尚自两篇相连，而昧者以此四篇入其间，此就篇第征之，其赝一也。庄子惟内篇标题，各有取义，外篇杂篇，皆取篇首二字，独此四篇，特立于杂篇之中，而又绝无深义，此就标题征之，其赝二也。让王篇称道高节，隐然有矜慕之意；盗跖篇谓盗跖为柳下季之弟而面折孔子；说剑直以庄子为游说之士：此就义理征之，其赝三也。让王诸段，多与吕氏春秋同；其不见于吕书者，亦皆见于列子淮南子韩诗外传新序各书。说剑乃国策之流，而气格更下之。此就文辞征之，其赝四也。太史公称庄子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今盗跖则直诋訿孔子，亦不见所谓老子之术者，与史公之言不相应，世遂谓此四篇为后世之所拟为，读史公语，有所未审而失其意，盖非史公之旧。(眉按，此见马其昶庄子故序附记。)此就史记征之，其赝五也。一，杂篇天下篇：此篇论道术之分合，辨百家之得失，而盛推崇于庄子，故自昔学者，皆以此篇为庄子书之后序，以与寓言为庄子之凡例相匹配。然杂篇多是诠释庄子，不止寓言一篇；若止寓言一篇，则寓言既已发凡起例，而篇末复入以杂事，更继之以列御寇篇，于义盖不可通。而此篇亦非专为庄子作。盖他人总论百家流别之文，初与是书无与。世见其推尊庄子，遂取入庄子书中；又以其总论道术，而诸篇皆言行杂事，无可附丽，故举而编之篇末，如是而已。不然，既为庄子后序，则所论诸家，当至庄子而止，然后宾主分明，何得于庄子之后，复入以惠施哉！统观前之七类：杂篇中让王四篇之赝，发觉最先，而义亦最劣。天下次之，庚桑楚六篇又次之。外篇中骈拇五篇之赝，发觉最先，而义亦最劣。在宥六篇次之，达生四篇又次之。要皆不可信。所可信者，内篇七篇而已。然庄生之书，存者希矣，区区七篇，岂足以尽其所蓄，片言只句，犹将搜讨而宝存之，矧以数十篇之大文，可弃之而不顾！虽真赝杂糅，未可依据，而执七篇之义以为权衡，用以较其轻重，则外杂之义，未始不足以与内篇相发也。』(见图书馆学季刊二卷一期)眉按：治庄子者多矣。蒋文亦往往用前说。录之，略以见内篇七篇，确为庄子原著，外杂篇未可依据，而足与内篇相参证。然外杂篇之所以杂揉，皆有其时代思想演变之因素在，与他书之作伪不同，爬梳而系统之，是治思想史者所有事矣。(页二三六-二四三)
列子
称列御寇撰。刘向校定八篇，汉志因之。向云：「郑人也，与郑缪公同时。」柳子厚曰：「刘向古称博极群书，然其录列子，独曰『郑缪公时人。』郑缪公在孔子前几百载，列子书言『郑杀其相驷子阳』，则郑繻公二十四年，当鲁缪公之十年。向盖因鲁缪公而误为郑尔。」按柳之驳向诚是，晋张湛注已疑之。若其谓因鲁而误为郑，则非也。向明云郑人，故因言郑缪公，岂鲁缪公乎！况书中孔穿魏牟亦在鲁缪公后，则又岂得为鲁缪公乎！高似孙曰：「太史公不传列子，如庄周所载许由务光，迁独疑之，所谓列御寇之说，独见于寓言耳，迁于此讵得不致疑耶！庄周末篇叙墨翟禽滑厘慎到田骈关尹之徒以及于周，而御寇独不在其列，岂御寇者其亦所谓鸿蒙列缺者欤？然则是书与庄子合者十七章，其间尤有浅近迂僻者，出于后人会粹而成之耳。」按：高氏此说最为有见。然意战国时本有其书，或庄子之徒依托为之者，但自无多，其余尽后人所附益也。以庄称列，则列在庄前，故多取庄书以入之。至其言「西方圣人」，则直指佛氏，殆属明帝后人所附益无疑。佛氏无论战国未有，即刘向时又宁有耶！则向之序亦安知不为其人所托而传乎？夫向博极群书，不应有郑缪公之谬，此亦可证其为非向作也。后人不察，咸以列子中有庄子，谓庄子用列子，不知实列子用庄子也。庄子之书，洸洋自恣，独有千古，岂蹈袭人作者！其为文，舒徐曼衍中，仍寓拗折奇变，不可方物，列子则明媚近人，气脉降矣。又庄之叙事，回环郁勃，不即了了，故为真古文，列之叙事，简净有法，是名作家耳！后人反言列愈于庄。柳子厚曰：「列较庄尤质厚。」洪景卢曰：「列子书事，简劲宏妙，多出庄子之右。」宋景濂曰：「列子书简劲宏妙，似胜于周。」王元美曰：「列子与庄子同叙事而简劲有力。」如此之类，代代相仍，依声学舌。噫，以诸公号能文者而于文字尚不能尽知，况识别古书乎！又况其下者乎！
[重考]
列子魏晋间人伪书，不可与庄子管子等同论，即文词而观，亦区以别矣。据张湛序文，则此书原出湛手，其即为湛伪托无疑。晋太康中，汲冢书始出，而周穆王篇，即取穆天子传，尤足为明证。然伪文子半袭淮南，伪古文尚书袭，诸书具在，可覆按也」，？取古书最多，此书实介乎二书之间。 汪继培谓其「会粹补缀之甚确。第据陈寿昌南华真经识余之庄列异同一篇观之，即可知其袭庄子之多矣。洪景卢辈之说，固不值一哂也别详汉书艺文志讲疏。(卷四，页六)
[补证]
陈三立曰：『吾读列子，恣睢诞肆过庄周，然其词隽，其于义也狭，非庄子伦比。篇中数称杨朱，既为杨朱篇，又终始一趣，不殊杨朱贵身任生之旨，其诸杨朱之徒为之欤？世言战国衰灭，杨与墨俱绝，然以观汉世所称道家杨王孙之伦伦，皆厚自奉养，魏晋清谈兴，益务藐天下，遗万物，适己自恣，偷一身之便，一用杨朱，皆厚自奉养，魏晋清谈兴，益务藐天下，遗万物，适己自恣，偷一身之便，一用杨朱之术效也。而世乃以蔽之列子云。吾又观列子天瑞篇「死之与生，一往一反，故死于是者，安知其不生于彼？」仲尼篇「西方之人，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轮回之说，释迦之证，粲着明白。其言「运转无已，天地密移」，复颇与泰西地动之说合。(尸子苍颉考灵曜元命苞括地象皆言地动，列子此语亦相类。)岂道无故术，言无故家，所操者约，而所验者博欤？吾终疑季汉魏晋之士，窥见浮屠之书，就杨朱之徒所依托，益增窜其间，且又非刘向之所尝见者，张湛盖颇知之而未之深辨也。又汉志道家称其先庄子，乃列于庄子之后，明非本真。而柳宗元方谓「庄子要为放依其辞，于庄子尤质厚少伪作」，于战，盖未为知言尔已。」(读列子)马叙伦曰：『世传列子书凡天瑞至说符八篇，出东晋光禄勋张湛注。湛云：『是其祖录于外家王氏。永嘉之乱，仅余杨朱说符目录三卷。过江复得四卷于刘正舆家，正舆亦王氏甥也。又于王辅嗣女婿赵季子家得六卷。参校有亡，始得全备。』湛述今本列子辜较如此。然高似孙谓「列子与庄子合者十七章；其间尤有浅近迂僻者，出于后人会萃而成。」黄震谓「列子之学，不过爱身自利，全类杨朱。其书八篇，虽与刘向校雠之数合，实则典午氏渡江后方杂出于诸家。」姚际恒谓「列子言西方圣人，则直指佛氏，殆属明帝后所附益无疑，后人不察，以庄子中有列子，谓庄子用列子，不知实列子用庄子也。」钱大昕谓「列子书晋时始行，恐即晋人依托」，钮钮树玉谓「列子之书，见于庄子十有七条，泛称黄帝五条，鬻子四条，邓析、关尹喜、亢仓子、公孙龙或一二见或三四见，而见于吕览者四：其辞气不古，疑后人取他书而成。」何治运以为「出郭璞后人所为」。俞正燮谓「出晋人王浮葛洪后」。汪继培谓「列子浅近卑弱，于韩策所称贵正(正即虚之误字)，尸子吕氏春秋所称贵虚之旨，持之不坚。」吴德旋谓「列子恐是周秦间人采一时小说，而稗贩老庄之旨以为之，其同「庄处，亦似从庄剽剥者。」今人章炳麟亦谓「其书疑汉末人依附刘向叙录为之。」(章氏又云魏晋人作)余籀读所得，知其书必出伪造。兹举证二十事如下：一，刘向叙录云：「列子郑人，与郑缪公同时。」按庄子让王篇，苏轼以为伪作，其所记列子子阳事，即本吕氏春秋。子阳当作子驷，因驷子阳而讹，子驷正与子产同时。向号为通人而不省如此耶！二，叙录称穆王汤问二篇，迂诞恢诡，非君子之言，与尸子广泽津篇、吕氏春秋不二篇及庄子应帝王篇所称列子不相应。且云孝景时其书颇行，则汉初人引列子书者又何寡也！三，张湛曰，八篇尽出其外家王氏，晋世玄言极畅，流布必广，何以湛述八篇，既失复得，不离王氏乎？四，天瑞篇有大易有大始有大素一章，湛曰：「此全是周易干凿度也。」干凿度出于战国之际，列子何缘得知？五，周穆王篇叙驾八骏见西王母于瑶池事，与穆天子传若合符节，穆传出晋太康中，列子又何缘得知？六，周穆王篇言梦有六候，一曰正梦云云，与周官占梦相合。七，穆王篇记儒生治华子之疾，儒生之名，汉世所通行，先秦未之闻也。八，仲尼篇孔子动容有间曰「西方之人，有圣者焉」，斯缘晋之名理，剽取浮屠；作伪者囿于习尚，遂有此失。九，汤问篇所言，多山海经中事圣。十，汤问篇方壶瀛洲蓬莱 ，事出秦代，前无所征。十一，汤问篇「渤海之东，不知其亿万里，有大壑，实惟无底之谷」，此为显窃山海经大荒东经及郭注两文合而成之。十二，力命篇「颜渊之才不出众人之下，而寿十八」，十八之说，汉季所行。十三，汤问篇记火浣布云云，昔魏文着论，不信有火浣布，明帝时有献此者，遂欲追刊前论，疑即作伪者所本。十四，汤问篇「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汪中证钟子期即史记魏世家之中旗，秦策之中期，韩非子难势篇 之钟期，则楚怀王顷襄王时人，列子何缘得知？十五，庄子应帝王篇于古说九渊之中，独取三渊，正以其它无关耳；而此书黄帝篇则取尔雅杂而成之，九渊虽具而文旨已绝矣。十六，据左传，邓析非子产所杀；作伪者用吕氏离渭篇邓析难子产事，影撰此文，故不寤与左氏抵牾也。十七，汤问篇记孔子见小儿辩日事，桓谭新论所载略同，谭云小时闻闾巷言，不云出列子。十八，汤问篇「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于朝，死于晦」，乃影射庄子之文而实用崔譔之说。十九，力命篇「彭祖之知不出尧舜之上，而寿八百」，按宋忠世本注王逸楚辞注高诱吕氏春秋淮南子注有七百八百之说，孔广森严可均以为彭祖八百岁，谓彭国八百年而亡，非实籛不死也。而作伪者不暇考定，即袭而用之耳。二十，天瑞篇「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神人焉」，此袭山海经海内北经文也。彼文郭注曰「庄子所谓藐姑射之山也」，使列子非出伪作，郭何为不引此以注乎？(二十事因文长节录)由此言之，世传列子书八篇，非汉志着录之故，较然可知。况其文不出前书者，率不似周秦人词气，颇缀裂不相条贯。又如天瑞篇言「天地空中之一细物，有中之最巨者」，周穆王篇言「西极之国，有化人来，入水火，贯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虚不坠，触实不躨，千变万化，不可穷极，既已变物之形，又且易人之虑」，汤问篇言「其山高下周旋三万里，其顶平处九千里，山之中间相去七万里，以为邻居焉。其上台观皆金玉，其上禽兽皆纯缟，珠玕之树皆丛生，华实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圣之种，一日之夕，飞相往来者不可数焉」。此并取资于浮屠之书，尤其较著者也。若汤问篇之六鳌焦螟，放庄子之鲲鹏蛮触，黄帝篇之海上沤岛，放昌觉之好蜻，如此者不可胜数。 崔述谓其「称孔子观于吕梁而遇丈夫厉河水，又称息驾于河梁而遇丈夫厉河水，此本庄周寓言，盖有采其事而稍窜易其文者，伪撰列子者误以为两事而遂两载之也。」汪，诸书见在，可覆按也。」知言哉？继培谓其「会萃补缀之！盖列子书出晚而亡早，故不甚称于作者。魏晋以来好事之徒，聚敛管子晏子论语山海经墨子庄子尸佼韩非吕氏春秋韩诗外传淮南说苑新序新论之言，(眉按陈文波亦谓周穆王篇除大半摭取穆天子传外，兼采灵枢、力命篇『管子尝叹曰』一段，则全钞史记管晏列传，而钞庄子则最多。见清华学报第一卷第一期。)附益晚说，成此八篇，假为向叙以见重，而刘勰乃称其「气伟采奇」，柳宗元谓其「质厚少伪作」，洪迈宋濂王世贞且以为「简劲出庄子右」，刘埙谓「漆园之言，皆郑圃之余」，岂盲于目者耶！夫辅嗣为易注多取诸老庄，而此书亦出王氏，岂弼之徒所为欤？』(天马山房文存列子伪书考)顾实曰：『马说近是。然以王弼老子注与张湛序互证，虽可推定为弼伪作，而周穆王篇取穆天子传，疑此书即湛所掇拾而成也。且淮南子曰：「兼爱尚贤，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杨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汛论训)以墨子兼爱尚贤诸篇目例之，必「全性」「保真」，皆杨朱书篇名。汉志不载杨朱书，而淮南犹及见之。」全性保真者，谓守清静，离情欲，而列子杨朱篇乃一意纵恣肉欲，仰企桀纣若弗及，直是为恶近刑，岂不大相刺谬哉！此篇尤当出湛臆造，非有本已。』(汉书艺文志讲疏)眉按：列子一书，陈氏谓杨朱之徒为之，马氏谓王弼之徒所为，顾氏疑即张湛所掇拾而成，大要伪之者未可必其人，而此书之伪则可必也。 日人武义内雄作列子冤词，谓疑列子者多标举庄子以立论，实则郭象删定前之庄子，其中驳杂有似山海经及占梦书者，若郭象不删定庄子而删定列子，后人必标举列子以疑庄子矣。(此为余所绎大意，非原文也。)庄列二书，其文体与反映之时代思想，皆较然有别，不惟一驳杂一不驳杂之不同而已。冤词非是。又胡适不信列子而以杨朱篇为可信，(中国哲学史大纲)余谓杨朱篇盖取孟子『杨氏为我』及『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之语，敷畅魏晋间之颓废思想，在列子书中最为作伪典型，而胡适信之，转过于列子他篇，抑何谬也！(页二四六-二五二)
管子
晁子止曰，『杜佑指略序云：『其书载管仲将殁对桓公之语，疑后人续之。而注颇浅陋，恐非玄龄，或云尹知章也。』」叶正则曰：「管子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以其言毛嫱西施，吴王好剑，当是春秋末年。又『持满定倾』等语，亦种蠡所遵用也。」又曰：「管氏独盐筴为后人所遵，言其利者无不祖管仲，使之蒙垢万世，甚可恨也。左传载晏子言：『海之盐蜃，祈望守之』，以为衰微之苛敛；陈氏因为厚施谋齐，而齐卒以此亡。然则管仲所得，齐以之霸，晏子安得非之。孔子以器小卑管仲，责其大者也。使其果猥琐为市人之术，孔子亦不暇责矣。故管子之尤谬妄者，无过于轻重诸篇。」恒按：其大匡中匡小匡诸篇，亦本论语「一匡天下」为辞。又曰：「召忽之死也，贤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贤其死也。」亦本论语。又「兵车之会六，乘车之会三」，本国语。又言「春秋所以纪成败」，管未见春秋也。汉志八十六篇；今篇数同。大抵参入者皆战国周末之人，如稷下游谈辈；韩非李斯辈；袭商君之法，借管氏以行其说者也。故司马迁尝取之，以为封禅书。
[重考]
韩非子五蠹篇「藏管商之法者家有之」，可见管子传学之盛。而以历时之久，非商君可比，故今存子书内容之复杂者莫如管子。管子篇目之种类，有经言，外言，内言，短语，区言，杂篇，管子解，管子轻重等，显为一书而连后人之注解，并包在内，宜乎下及管子身后而并有战国时事也，论者多不究终始，辄挟其一二端，以疑全书之真，亦可谓不善古书者矣。俞樾古书疑义举例之古书传述亦有异同例，谓「国语齐语本齐国史记，而管子小匡篇多与齐语同，而稍变之，由管氏之徒，刺取国史，以为家乘，于是更易其文，专美夷吾」云云，曲园真善读古书者。至于理财之道，利弊不一，然理财之系于国家强弱存亡，今日三尺童竖咸能言之，此正管子之成功，不足以为管子病。别详汉书艺文志讲疏。(卷四，页七-八)
[补证]
陈澧曰：『管子之书，史记采入列传者，曰「仓？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此最精醇之语。其余则甚驳杂。其言曰：「惠者民之仇雠也，法者民之父母也。」(法法篇)「群臣之不敢欺主者，非爱主也，以畏主之威势也；百姓之争用，非以爱主也，以畏主之法令也。」(明法解)「凡所谓忠臣者务明术。」』(同上)如此类者，法家语也。故艺文志以管子列于法家。或后之法家，以其说附于管子书欤？(直斋书录解题谓管子似非法家。)又有云，「有名则治，无名则乱，治者以其名。」(枢言)「督言正名，故曰圣人。」(心术上篇)「凡物载名而来，怪人固而财之。」(同上)如此类者，名家之言也。又云：「虚无之形谓之道。」(同上)「天曰虚，地曰静，乃不伐，洁其宫，开其门，去私毋言，神明若存，纷乎其若乱，静之而自治，强不能？立，智不能尽谋，故必知不言无为之事，然后知道之纪。」(同上)此则老子之说矣。又云：「仁从中出，义从外作。」(戒篇)告子之说出于此欤？抑告子之徒所依托者欤？又云：「人君唯毋听兼爱之说」，此尤后人所依托也。其地员篇则农家者流。艺文志农家之书无存者，于此可见其大略。盖一家之书而有五家之学矣。』(东塾读书记诸子书)徐时栋曰：『毛大可谓孟子不道桓文之事，然孟子自为文多袭管子：如「省刑罚，薄税敛；」「规矩方员之正也，属有巧目利手，不如规矩之正方员也」「诸侯毋专杀大臣，毋曲堤，毋贮粟；因擅废适子，因置妄以为妻」「使税者百一钟，孤幼不刑，泽梁时纵，关讥而不征，市书而不赋」；「以善胜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养人者，未有不胜人者也。」以上并见其所著四书剩言补中。或尝举此为问，余笑曰，此妄语也！古人着书往往雷同，固不必抄说也。况孟子一生轻视管晏，即使今本管子，果在孟子之前，孟子未必袭之，而乃以战国时人私意增删，真？杂出之书，而谓孟子袭之，非梦语乎！且大可所数未尽也，试终举之：五辅篇曰：「大者欲王天下，小者欲伯诸侯。」(大则以王，小则以伯。)又曰：「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国亡。」(暴其民甚则身死国亡，不甚则身死国削。)又曰：「关讥而不征，市？而不税。」小匡曰：「使关市几而不正，？而不税。」戒篇曰：「关几而不正，市正而不布。」(关市讥而不征，市廛而不征，关讥而不征，廛无夫里之布。)宙合篇曰：「若合符然。」(若合符节。)法法篇曰，「故巧者能生规矩，不能废规矩而正方员」，(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员。)中匡曰：「薄税敛，轻刑罚。」(省刑罚，薄税敛。)霸形曰：「民归之如流水。」(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戒篇曰：「千乘之国，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不义予之齐国而弗受。)又曰：「以德予人者谓之仁，以财予人者谓之良。」(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心术上曰：「耳目者，视听之官也。」(耳目之官。)臣乘马曰：「彼王者不夺民时。」(不违农时，勿夺其时。彼夺其民时。)国蓄篇曰：「狗彘食人食。」(狗彘食人食。)又曰：「道有饿民。」(涂有饿莩，野有饿莩。)法法曰：「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其它字句相类，不可更仆数也。然。且。非。特。孟。子。也。。孔子亦生管仲之后者也。而管子法法曰：「先虽而后易。」(先难而后获)又曰：「政者正也。」(政者正也。)戒篇曰：「故天不动，四时之下而万物化。」(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又曰：「孝弟者，仁之祖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小称篇曰：「身不善之为患，毋患人莫己知。」(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小问篇曰：「夫寡非有国者之患也。」(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禁藏篇曰：「钻燧易火。」(钻燧改火。)弟子职曰：「出入恭敬，如见宾客。」(出门如见大宾。)又曰：「先生将食，弟子馔馈。」(有酒食，先生馔。)形势解曰：「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又曰：事父母而不尽力。」(事父母能竭其力。)版法解曰，「己之所不安，勿施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又曰：「故君子恶称人之恶。」(子贡曰：君子亦有恶乎？』子曰：『有恶，恶称人之恶者。』)山之数曰：「民富君无与贫，民贫君无与富。」(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皆与论语意义相同，则不应夫子与及门垂训教人，而多袭管子也。又且「静而安」，(法禁)即「静而后能安」也。「闻贤而不能举，殆」，(法法)即「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命」也。「菑必及于身」，(宙合)即「菑必逮夫身」也。「生财有常法」，(君臣上)即「生财有大道」也。「故上不行则民不从」，(法法)即「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也。「视则不见，听则不闻」，(白心)即「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也。是大学又袭管子也。又且「蹈白刃」，(法法)即「白刃可蹈」也。「继绝世」，(霸言)「继绝世」也。「如日月之明」(任法)即「如日月之代明」也。「天之所覆，地之所载」，(侈靡)即「天之所覆，地之所载」也。「书同名，车同轨」，(君臣上)即「车同轨，书同文」也。是中庸又袭管子也。吾不意一 部四书中袭管子者，何以多至于此！乃至左传其全袭者无论矣；即非本事而自为文者，则亦有「一而伐之，服而舍之」(霸言)，「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参患)，「贱不逾贵，少不凌长，远不间亲，新不间旧，小不加大，淫不破义」(五辅)等语，岂左氏袭管子耶！乃至于诗，其引用者无论矣，即非引用而自为文者，则亦有「人而无良」(宙合)，「夙兴夜寐，小心翼翼，执事有恪，其仪不忒」(弟子职)等语，岂三百篇又袭管子耶！大可既读管子而独疑孟子，不谓之梦语得乎！」(烟屿楼读书志经十)又曰：「朋党二字，始见管子。其法禁篇曰：「以朋党为友」，参患篇曰：「群臣朋党，则宜有内乱」，其它言人臣党而成群者甚多。按仲以鲍叔之荐而相齐国，及其将死，而桓公欲以鲍叔为相，仲犹论其无相度，不足为相，其可谓不肯为党者矣。即廷臣此时，亦不闻有分朋立党之事。而管子云云，逆料后世之必有是事耶？抑后人伪为之耶？小匡篇多袭齐语。大匡篇则前半全袭左传，而有可发大噱者：如云「二月，鲁人告齐曰：寡君畏君之威」云云；「五月，襄公田于贝邱」云云；「九年，公孙无知虐于雍廪，雍廪杀无知」云云：凡其叙事，并无年月，独此三处有之；而九年者，鲁庄公之九年也，而亦不知删节，可笑如此！其后半篇又杂入诸子与左传本事违异者，盖以齐桓初年颇好战，而尝为鲁所败，作者欲护管仲，因造为仲谏不听诸语，意谓桓不听仲，故有是败耳。』(读书志子上)眉按：徐时栋之举证备矣；而终疑为战国时人私意增删之书，意盖与姚氏同。惟陈澧疑其书备五家之学，可谓能从大处着眼。思想有时代之限制，古人固未有能违反学说先后演进之程序，学派相承之系统而着书者，管子书当为孟子以后人杂凑诸家而成，必非管子所作。(近人罗根泽有管子探源一书，可参阅。)杨慎谓『管子之文，多用韵语：如云：「当冬三月，天地闭藏，昼日恒短，而夜日恒长，利以作室，不利作堂。」又言堤防之利曰：「民得其饶，是谓流膏。」又言五粟美土之状云：「淖而不衄，刚而不觳，不泞车轮，不污手足。」其造语之妙，秦汉以后人岂能及也？』(升庵全集卷四十六)则以文字技巧，而信管子为先秦之书，其实此等韵语，秦汉以后人非不能及，管子书有秦汉以后人所附益者。然遂谓管子书乃秦汉以后人所作，亦非也，刘献廷曰：『管子书虽不全出敬仲之手，自是宇宙间不可少之大章句。三代而后经纶天下者，俱不能出其范围。』又曰：『管子虽不纯乎一家言，自是经世奇书，三代而后欲经纶天下者，非颖上遗言，何从着手！诸葛孔明为千古一人，其学术全从此书出。』(广阳杂记卷三)献。廷恢奇士，其称许此书，乃抱负所系；然周礼而外，管子之为经世巨著，亦不可以真伪问题，而轩轾其本身价值，则今人多无闲然矣。(页二五四-二六○)
贾谊新书
汉志贾谊五十八篇。隋，贾子十卷；唐志卷数同。隋始加新书之名。陈直斋曰：「多录汉书语；其非汉书所有者，辄浅驳不足观。决非谊本书也。」
[重考]
今存贾谊新书，尚是汉志之旧，而稍有残阙。谊治左氏传，为作训诂，故书中多左氏古谊，章炳麟曰「贾生书引用左氏内外传极多，而其中道术篇、六术篇、道德说篇正是训诂之学，有得于正名为政之学者。」故此书可宝，不独子言，而又经训也。陈直斋不知汉书录此书，而反谓此书，录汉书过矣。别详汉书艺文志讲疏。(卷四，页八)
[补证]
眉按：卢文弨书贾谊新书后曰：『新书非贾生所自为也。乃习于贾生者萃其言以成此书耳。犹夫管子晏子非管晏之所自为。然其规模节目之间，要非无所本而能凭空撰造者。篇中有怀王问于贾君之语，谊岂以贾君自称也哉！过秦论史迁全录其文；治安策见班固书者乃一篇，此离而为四五；后人以此为贾生平日所草创，岂其然欤？修政语称引黄帝颛喾尧舜之辞，非后人所能伪撰。容经道德说等篇，辞义典雅，魏晋人决不能为。吾故曰：是习于贾生者萃而为之；其去贾生之世不大相辽绝，可知也。』盖以为新书非伪书比。四库总目提要曰：『其书多取谊本传所载之文，割裂其章段，颠倒其次序，而加以标题，殊瞀乱无条例。今考汉书谊本传赞称：「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于世事者，着于传。」应劭汉书注亦于过秦论下注曰：「贾谊书第一篇名也。」则本传所载，皆五十八篇所有，足为显证。然决无摘录一段立一篇名之理，亦决无连缀十数篇合为奏疏一篇上之朝廷之理。疑谊过秦论治安策等，本皆为五十八篇之一，后原本散佚，好事者因取本传所有诸篇，离析其文，各为标目，以足五十八篇之数，故饾饤至此。其书不全真，亦不全伪。』而余嘉锡提要辨证曰：『汉人五经诸子，皆有章句之学，孝经今古文皆有章名，老子河上公注本亦有章名，何谓无摘录一段立一篇名之理乎？陆贾述存亡之征，奏之高祖，号新语，此与上疏无异，而分为十二篇，贾谊之疏何为不可分为若干篇乎？贾山上书，名曰至言，错上疏，谓之守边、备塞、劝农、力本，并见本传，贾谊之疏，何为独不可有篇名乎？提要狃于汉书治安策前后相联，以为本是一篇，故曰无连缀十数篇合为奏疏一篇之理；不知固明云「谊数上疏」，又曰「其大略曰」，则本非一篇，而固连缀之为一也。』按余氏驳提要割裂章段之说，未是。新书割裂之迹显然，何得援古书分章段之例拟之？陆贾新语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号其书曰新语(史记本传)盖贾本为高帝着书，与上书不同。今新语亦伪书，固不足征，而汉书谊传言谊数上疏，又言所载仅大略，则非每疏皆载，或一疏全载可知。然其书决不能以痛哭流涕长太息等所分之章段，若今日新书所割裂之章段，分次奏上，可断言也。余氏又何得援新语分篇奏上之例以拟之？卢氏与提要之语，皆近调停，而余氏又曲予回护，皆不可谓有识。惟姚鼐则直斥为妄人所为。其言曰：『贾生书不传久矣。世所有云新书者，妄人伪为者耳。班氏所载贾生之文，条理贯通，其辞甚伟。及为伪作者分析，不复成文，而以陋辞联厕其间，是诚由妄人之谬，非传写之误也。贾生陈疏言可为长太息者六，而传内凡有五事，阙一；吾意其一事言积贮，班氏已取之入食货志矣，故传内不更载耳。伪者不悟，因汉诸侯王表有「宫室百官，同制京师」之语，遂以此为长太息之一。然贾生疏云「今君君臣臣，上下有差」，已足该此义矣；不得又别为其一也。真西山取新书是篇，欲以补贾生之疏，吾是以为之辨。若其文辞卑陋，与贾生悬绝，不可为量，则知文者可一见决矣。』(辨贾谊新书)余谓姚说甚精辟。而袁枚读贾子曰：「贾子伪书也。天子御四夷，有五帝三王之道在，未闻表与饵也。贾生王佐才，识政体，必无是言。若所云云，隋炀帝都已行之，其效何如也。」则以人证伪，又与姚鼐之以文证伪者不同；然袁说疏矣！(页二六一-二六四)
伤寒论
汉张仲景撰；晋王叔和集。此书本为医家经方之祖，然驳杂不伦，往往难辨；读者苦不得其旨要。予友桐乡钱晓城煌谓此书为王叔和参以己说，故真伪间杂，致使千载蒙晦；着有医学辨谬一书，分别仲景书之真伪，兼论医家源流。虽议论不无过当，使世俗惊骇，然理自不可易，诚为医家独开生面者也。今其书藏于家。(予谓王叔和脉诀前人多称其伪，此或并非叔和，乃后人依托其名者。)
[重考]
张仲景即张机，章炳麟菿汉微言有考证甚明。隋志载梁有张仲景辨伤寒论十卷，新唐志载王叔和张仲景伤寒卒病论十卷，盖其书为叔和所编次，故即属之叔和也。读书志书录解题通志宋志俱作仲景伤寒论十卷，传于今者，宋开宝中，高继冲所献。治平二年，林亿等所校。明赵开美以宋本摹刻，与成无已注本并行，至清而佚，入日本枫山秘府。日本安政三年，其国人丹波元坚又重摹之，由是复传入中国。陈振孙云：「其文辞简古奥雅，古今治伤寒者，未能出其外者也。」今日本人精于医术，始知其书所治病甚广，不限定于伤寒，并西医所不能治之病，汉医亦能治之云。然成无已本，盖即林亿校本而有所损益，并删去其校语者。自明以来，方有执喻昌诸家，又横以王叔和所编为失次，任意改编，以求仲景之原本，则诬妄弥甚矣。(卷四，页九-一○)
金匮玉函经
称汉张仲景撰；晋王叔和集。按：此非仲景撰，乃后人伪托者。其称王叔和集，说见上。
[重考]
张仲景王叔和皆中国不朽之名医，姚氏以伪脉诀而不慊于王叔和，误矣。脉诀已见前。隋志，伤寒论十卷之外，又载张仲景方十五卷，新旧唐志同，而俱冠以王叔和三字，则亦以其为叔和所编次，故即属之叔和也。盖伤寒论十卷为单论本，而五卷即金匮玉函，合之，适得十五卷也。且外台秘要所引，概称张仲景伤寒论，而证类本草引之，又概称金匮玉函方，是其异名同实，无疑也。其被以金匮玉函之名者，必后人宝藏之，故名也。然隋唐五卷，宋时盖分为八卷，而宋志称金匮要略方三卷，金匮玉函八卷，其八卷本，成无己许叔微尚时引其文，而元明以来不可见，今传者三卷本而已。晁氏称「仁宗朝，王洙得于馆中，用之甚效，合二百六十二方。」又林亿序云，「王洙在馆阁日，于蠹简中得仲景金匮要略方三卷。」要略者不详之谓，蠹简则非完书可知。故今传者，犹为残阙不完之本。姚氏乃诋为后人伪托，失考甚矣。(卷四，页一○-一一)
[补证]
眉按：章炳麟伤寒论单论本题辞曰：『隋经籍志张仲景方十五卷。梁有张仲景辨伤寒十卷。唐艺文志王叔和张仲景药方十五卷；又伤寒卒病论十卷。唐志以十五卷者题王叔和，则伤寒论在其中。今伤寒论单论本十卷，金匮要略则三卷，合之不及十五卷数。然要略亦尚有阙文：据林亿序：「翰林学士王洙在馆阁日，于蠹简中得仲景金匮玉函要略方三卷」。称要略则不详；言蠹简则不备可知也。五藏风寒积聚篇「脾无中寒，肾无中风中寒」，亿等已知其阙矣。又周礼天官疾医疏，引张仲景金匮云「神农能尝百药，则炎帝者也」，今要略不见其语。金匮玉函经千金方诊候篇引张仲景曰「欲疗诸病，当先以汤荡涤五藏六府」云云，凡二百五十余字，不详所出。依宋志，金匮要略方三卷，金匮玉函八卷，皆称王叔和集。林亿序要略，亦云：「先校定伤寒论，次校定金匮玉函经，今又校成此书。」是金匮玉函有详略二本。详者则为贾疏千金方所引。宋时八卷。隋唐时五卷。两志所云十五卷者，合伤寒论与金匮玉函经。十卷者，即此伤寒论也。其书传于今者，宋开宝中高继冲所献，治平二年林亿等所校，明赵开美以宋本摹刻，与成无已注本并行。至清而逸，(按：赵开美仲景全书序：『先以成注伤寒论金匮要略合刻，名曰仲景全书。既刻已，复得宋版伤寒论并刻之。』然清世所传，惟成注本；而单论本则清修四库书时已不可见。)入日本枫山秘府。安政三年，丹波元坚又重摹之，由是复行于中土。其与成本异者，卷首各有目录；方下亦多叔和校语数事，及亿等校语，成本亦尽删之矣。近世治经籍者，皆以得真本为亟；独医家为蓺事，学者往往不寻古始。方(有执)喻(昌)以下，恣意颠倒。清世惟有成无已注本为稍完善；然尚不能窥其本原。是本之出，非论古方技者之幸欤！且以金匮玉函八卷之书，成无己许叔微尚时引其文，而元明以来不可见；此伤寒论十卷，独完好与梁七录无异，则天之未绝民命也。虽有拱璧以先驷马，未能珍于此也。』余谓。炳麟谓金匮玉函经金匮要略系两书，有详略之不同。玉函经元明以来不可见。今所见者，要略而已；然亦有阙文。惟伤寒论单论本十卷，则完好与梁录无异。其言固未可据为定论。然姚氏语太简略，亦不知其所见何本，无可资以证实其伤寒论『驳杂不伦』，及要略『乃后人伪托』之说。意者所见钱书，关于分别仲景书之真伪，有甚辟之论欤？然其书今不可见。姑录章说于此以俟辨正。(页二六五-二六七)
有本非伪书而后人妄托其人之名者
尔雅
汉志附于孝经后，隋志附于论语后，皆不着撰人名。唐陆德明释文谓释诂为周公作，盖本于魏张揖所上广雅表言「周公制礼以安天下，着尔雅一篇以释其义」。此等之说，固不待人举「张仲孝友」而后知其诬妄矣。郑渔仲注后序曰：「离骚云：『使冻雨兮洒尘』，故释风雨曰：『暴雨谓之冻』。此句专为离骚释，故知尔雅在离骚后。』按：奚止离骚后；古年不系干支，此系干支，殆是汉世。又按：此书释经者也，后世列之为经亦非是。
[重考]
张揖上尔雅表云：「周公着尔雅一篇，今俗所传三篇，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孙通所补，或言●梁文所考。」其说然否，未易定之。然观尔雅释诂篇：「林，烝，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君也。弘，廓，宏，溥，介，纯，夏，怃，庞，坟，嘏，丕，变，洪，诞，戒，骏，假，京，硕，濯，讦，宇，穹，王，路，淫，甫，景，废，壮，冢，简，菿，昄，晊，将，业，席，大也。」邢昺疏引尸子广泽篇云「天，帝，皇，后，辟，公，弘，廓，宏，溥，介，纯，夏，怃，冢，晊，昄，皆大也。十有余名而实一也。」虽古人引书，往往断章取义，不尽依录原文。然尸子明云十有余名而实一，乃今本尔雅分作二文，又增林烝庞坟，二十余名，一则见尔雅为字书，犹后玉篇广韵之代有增益；又一则见尔雅确为先秦以来相传之古书，尸子已引用之。由此二者，则虽有「张仲孝友」，「暴雨释骚」，何害其为后人所羼附哉！别详汉书艺文志讲疏。(卷四，页一一-一二)
[补证]
眉按：邵晋涵曰：『作尔雅者，先儒迄无定论。张揖上广雅表云：「周公制礼以道天下，着尔雅一篇以释其义。」今考周公赋宪受胪，作谥法解，其训释字义云，「勤，劳也。肇，始也。怙，恃也。典，常也。康，虚也。惠，爱也。绥，安也。考，成也。怀，思也。」俱与尔雅同义，是周。公。作。尔。雅。之。证。也。。张揖又云：「今俗所传三篇尔雅，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今按孔子作十翼以赞周易，彖传云：「师，众也。比，辅也。晋，进也。遘，遇也。」序卦传云：「师者众也。履者礼也。颐者养也。晋者进也。遘者遇也。震者动也。」圣义阐敷，式昭雅训，是孔子增修尔雅之证也。发明章句，始于子夏。仪礼丧服传为子夏所作，其亲属称谓，与尔雅释亲同。世所传子夏易传，或云伪托。至于经典释文李鼎祚集解所征引者，如云「元，始也。芾，小也。」观象玩辞，必求近正，是子夏增益尔雅之证也。(眉按：焦竑谓『尔雅，诗训诂也。子夏，传诗者也。子夏辈六十人，纂先师微言为论语，论语中言诗者多矣，子夏独能问逸诗。晦庵读诗纲领述论语十条，而终之子夏，得无意乎？传记中言子夏尝传诗，今所存者诗大小序，又非尽出子夏，故曰：尔雅，即子夏之诗传也。且尔雅有释诂释训，毛公亦以其传诗也，故其解诗，错取尔雅之名，题曰诂训传，则尔雅之传诗，毛公固谓其然矣。』见焦氏笔乘卷一。是子夏增益尔雅，焦已先邵证之。然其说固非。谓毛公取尔雅篇名名其传，独不可谓作尔雅者，取毛公诂训传之名名其篇乎？且尔雅即为传诗而作，亦不能证尔雅必为子夏所增益也。)张揖又云：「或言叔孙通所补，或言●郡梁文所考。」今按尔雅之文，间有汉儒增补，如释地八陵云「雁门是也。」释山云「泰山为东岳，华山为西岳，霍山为南岳，恒山为北岳，嵩高为中岳」。释兽鼳鼠下云「秦人谓之小驴」。疑皆汉初传尔雅者所附益。后儒遽以此为尔雅作自汉儒则非也。然则尔雅之作，究属何人？窃以汉世大儒，惟郑康成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审六艺之指归，翊古文之正训，其驳五经异义云：「玄之闻也，尔雅者，孔子门人所作，以释六艺之言。」盖不误也。今由郑君之言释之，公羊谷梁皆孔子门人，其训释字义，悉符尔雅。是则尔雅者，始于周公，成于孔子门人，斯为定论。』(尔雅正义)康有为则曰：『刘歆西京杂记云：「郭伟以谓尔雅周公所制，而尔雅有张仲孝友，张仲宣王时人，非周公之制明矣。尝以问杨子云，子云曰：孔子门徒游夏之俦所记，以解释六艺者也。家君以为外戚传称史佚教其子以尔雅，尔雅小学也。又记言孔子教鲁哀公学尔雅，尔雅之出远矣。旧传学者皆云周公所记也。张仲孝友之类，后人所足耳。」按：尔雅不见于两汉前，突出于歆校书时；西京杂记又是歆作，盖亦歆所伪撰也。孔子教鲁哀公学尔雅之说，有大戴礼小辨篇足证。然哀公以人君观政，孔子乃教以读尔雅，非惟迂远，实不通矣。论语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又曰「通诗三百，授之以政」，推之小辨所谓尔雅，必称大小雅也。故足以辨言观政。考尔雅训诂，以释毛诗周官为主：释山则有五岳与周官合，与尧典王制异；释地九州岛岛与禹贡异，与周官略同；释乐与周官大司乐同；释天与王制异，祭名与王制异，与毛诗周官合；若其训诂全为毛诗；间有敏拇之训，羕长之释，释兽无驺虞之兽，释木以唐棣为栘，时训三家以弄狡狯。然按其大体，以陈氏毛诗稽古编列尔雅毛诗异同考之，孰多孰少，孰重孰轻，不待辨也。』(伪经考汉书艺文志辨伪)此二说，一依附张揖，一周纳刘歆，皆不足信。四库总目提要曰：『大戴礼孔子三朝记称孔子教鲁哀公学尔雅，则尔雅之来远矣；然不云尔雅为谁作。大抵小学家缀缉旧文，递相增益，周公孔子，皆依托之辞，观释地有鹣鹣，释鸟又有鹣鹣，同文覆出，知非纂自一手也。其书，欧阳修诗本义以为学诗者纂集博士解诂，高承事物纪原亦以为大抵解诂诗人之旨；然释诗者不及十之一，非专为诗作。杨雄方言以为孔子门徒解释六艺，王充论衡亦以为五经之训故；然。释五经者不及十之三四，更非专为五经作。今观其文，大抵采诸书训诂名物之同异，以广见闻，实自为一书，不附经义。如释天云「暴雨谓之冻」，释草云「卷施草拔心不死」，此。取楚辞之文也，释天云「扶摇谓之猋」，释虫云「蒺藜蝍蛆」，此取庄子之文也。释诂云「嫁往也」，释水云，「瀵大出尾下」，此取列子之文也。释地四极云「西王母」，释畜云「小领盗骊」，此取穆天子传之文也。释地云「东方有比目鱼焉，不比不行，其名谓之鲽；南方有比翼鸟焉，不比不飞，其名谓之鹣鹣」，此取管子之文也。又云「邛邛岠虚负而走，其名谓之蟨」，此取吕氏春秋之文也。又云「北方有比肩民焉，迭食而迭望」，释水云「河出昆仑虚」，此取山海经之文也。释诂云，「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又云「洪廓宏溥介纯夏幠」，释天云「春为青阳至谓之醴泉」，此取尸子之文也。释鸟曰「爰居杂县」，此取国语之文也。如是之类，不可殚数。盖亦方言急就之流。特说经之家，多资以证古义，故从其所重，列之经部耳。』则所言近是。吕思勉经子解题亦曰：『尔雅今之辞典也。此本钞撮以备查检，后人相传，亦必有增改，无所谓谁作。今此书训诂几全同毛传，释乐同周官大司乐，九州岛岛异禹贡而同周官，则古学既出后之物。释兽中狻麑即师子，出西域，鵽鸠出北方沙漠，翠生郁林，鱊？出乐浪潘国，魵虾出秽邪头国，皆非战国前所有，明为后人增益，正如神农本草经有汉郡县名耳。』其说亦是。惟训释之书，往往为后人交互增改，易失本来面目；而彼此先后之迹，亦多为所灭。故或谓尔雅取毛传；或谓毛传用尔雅。或谓尔雅毛公以前，其文犹略，至郑康成时则加详。(永乐大典引曹粹中放斋诗说语)；或谓汉初传尔雅者，皆今文之学，故与毛诗不同(臧庸拜经日记语)；或谓说文视尔雅固后，然亦有尔雅失其传，说文得其传者(戴东原集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书语)，其言皆是，而皆未窥其全。段玉裁曰：『尔雅不出于一时一人之手，且又备采众说以俟折衷，故一篇之内，时有自相违戾者。』(经韵楼集续尔雅释山论南岳)一篇之内，且自相违戾，更何论与毛诗说文之异同或先后乎！然则其书既由小学家先后缀缉而成，不能定为何时何人所作，即无所谓真伪。后人以张揖陆德明之语而真之伪之，皆不得其实者也。(郭璞序亦但言『兴于中古，隆于汉氏』，未尝指为周公。)至其书之篇第：邵晋涵谓『汉书艺文志作三卷二十篇，今所传止十九篇。但考诸书之征引尔雅者，似有佚句而无阙篇。班固所言篇第，今不可考。』而孙志祖读书脞录则曰：『仁和翟晴江灏云：「古尔雅当更有释礼篇与释乐篇相随；祭名与讲武旌旗三章，乃释礼之残缺失次者。」(眉按：崔应榴吾亦卢稿谓此说甚有理可取。)志祖案：广雅篇第，一依尔雅；广雅无释礼篇，则晴江之说非也。盖释诂分上下二篇，故汉志称二十篇尔。近人以毛诗周南关睢诂训传第一正义引尔雅叙篇「释诂释言，通古今之字，古与今异言也。释训，言形貌也」。欲以叙篇充二十篇之数，然尔雅果有叙篇，景纯岂应删而不注？且唐初作正义时尚存此篇，则张揖魏人，其着广雅，亦必沿用之矣。』(曹元忠谓叙篇当亡于唐郑覃等刻开成石经之世。见华国月刊一卷十期。)孙之驳他说是也。其谓释诂分上下二篇，为汉志二十篇之旧，亦臆说耳。不如从邵说阙疑为是。其佚句亦时时见于他书：晋涵谓：『许叔重说文解字引尔雅云：「●，薄也。」易疏引尔雅云：「杻谓之梏，械谓之桎。」诗疏引释言云：「斯，尽也。」又引尔雅「无夫无妇，并谓之寡。丈夫曰索，妇人日嫠」。左传疏引释诂云：「由，用也。」礼记疏引释诂云：「隐，痛也。」周礼疏引尔雅云：「极，中也。山足曰麓。飞曰雌雄，走曰牝牡。」史记集解引尔雅云：「四尺谓之仞，倍仞谓之寻。」史记索隐引尔雅云：「颜，额也。怵犹狃也。婺女谓之须女，藀惑谓之执法。」后汉书注引尔雅云：「矕，视也。楫谓之桡。」文选注引尔雅云：「劭，美也。邀，遮也。搂，牵也。棘，戟也。芥，草也。翥，举也。盖，戴覆也。」太平寰宇记引尔雅云：「沮，洳也。」诸书所引，有出于小尔雅者，有出于方言者；有其文不似尔雅者，或所见本异，或传写之讹。』盖亦莫可究诘矣。注尔雅者，有舍人李巡樊光孙炎沈旋诸人，今惟存郭璞一家。璞有音有图赞，今亦亡之。尚书正义引璞注云：『恒山一名常山，避汉文帝讳。』又云：『霍山今在庐江灊县，潜水出焉，别名天柱山。汉武帝以衡山辽旷，移其神于此，今其土俗人皆呼之为南岳。南岳本自以两山为名，非从近来也。而学者多以霍山不得为南岳。又言从汉武帝始乃名之，即如此言，为武帝在尔雅前乎？斯不然矣！』今本注文不若是之详。然则郭注亦为人所删，非完书矣。(见钱大昕与晦之论尔雅书。)又案：姚氏「尔雅非经」之语，龚自珍亦申之曰：『后世以传为经，以记为经，以群书为经，犹以为未快意，则以经之舆儓为经，尔雅是也。尔雅者，释诗书之书，所释又诗书之肤末；乃使之与诗书抗，是尸祝舆儓之鬼，配食昊天上帝也。』(定盦文集补编六经正名)(页二六九-二七六)
韵书
昔沈约撰四声，今亡。此书乃宋理宗朝平水刘也。？渊作，其时奉诏颁行，名礼部韵略，今相仍用之。俗称沈约，
[重考]
北宋景德间，诏删取切韵曰韵略。景佑四年，诏刊修韵略，改为礼部韵略。南宋刘渊壬子新刊礼部韵略，即所谓平水韵是也。清王鸣盛等咸以此书为王文郁作，而刘取刊之云。元大德中，阴时夫兄弟刻韵府群玉，即今通行之诗韵。其四声韵部，大致本自沈约，非谓沈约作今之韵书也。(卷四，页一二-一三)
山海经
汉志不着撰人名。刘歆校定表言：「禹定九州岛岛，而益等类物善恶，着此书。皆圣贤之遗事，古文明著者也。」以为禹伯益撰，致为可笑。经中言夏后启殷王文王，且言长沙零陵雁门诸郡县，歆不知欺谁乎！此盖秦汉间人所作，昔人已多论之矣。
[重考]
山海经一书，当分别观之，五藏山经后有禹曰「天下名山」云云，亦见管子地数篇，故刘歆定为禹益作也。若海外以下等经，则非禹益书，多为图说之辞，其图盖即禹鼎。又有周时说山海图之文，则有汤文王葬所。汉所传图，则有余暨彭泽朝阳淮浦等汉县。后人往往据图说杂出周汉地名，以疑此经。颜之推所谓「山海经禹益所记，而有长沙零陵诸阳诸暨」，此由未尝分别观之也。盖古书往往有后贤说解增附合一，必当分别观而后明也。(卷四，页一三)
[补证]
胡渭禹贡锥指例略曰：『山海经十三篇，刘歆以为出于唐虞之际。列子曰：「大禹行而见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坚闻而志之。」王充论衡曰：「禹主治水，益主记异物，以所闻见，作山海经。」审尔，则是书与禹贡相为经纬矣。然其间可疑者甚多。颜之推曰：「山海经禹益所记，而有长沙零陵桂阳诸暨，后人所羼，非本文也。」尤袤曰：「此先秦之书，非禹及伯翳所作。」二说允当。其所有怪物固不足道；即所纪之山川，方乡里至虽存，却不知在何郡县？远近虚实，无从测验，何可据以说经！惟澧沅潇湘在九江之间一语，大有造于禹贡。余即有可采，与他地记无异。或后人取以附益，亦未可知。』梁玉绳史记志疑曰：『刘秀上山海经奏。吴越春秋、无余外传、论衡、别通、路史、后纪并谓益作之。隋志及颜氏家训书证云禹益所记。郦道元水经注序及浊漳水注并云禹着。史通杂述篇言夏禹敷土，实着山海。宋尤袤以为恢诞不典，定为先秦之书。朱子以为缘解楚辞天问而作。(眉按：沈谦学海蠡测曰：『山海经，郭景纯据汲冢书以辩谯周之论，谓若竹书不出，即山海之言几乎废矣。今读离骚如九辩九歌等名，明用荒经之文。篇中所称引，若悬圃崦嵫咸池白水阆风昆仑流沙赤水西海不周，俱此书中地名。且天问一篇，征奇索隐，概在是经。屈子著作，尚属周季，是亦山海经为古书一明征也。』不知此正山海经依附楚辞之明征耳。)吾邱衍闲居录谓凡政字皆避去，知秦时方士所著。杨慎升庵集山海经后序以为出于太史终古孔甲之流。疑莫能定。文多冗复，似非一时一手所为也。』(海外南经有文王；海外西经有丈夫国，注谓殷太戊使王孟采药至此；大荒东经有殷王亥；大荒西经言汤伐桀：不独地名有在后者。)马叙伦曰：『史记大宛传云：「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能言也。」汉志刑法家山海经十三篇，郭璞皆据为古有此书之证。然大宛传，司马贞谓褚少孙所补，近人崔适谓后人直录汉书张骞李广利传，则山海经云云，亦非司马迁笔矣。要亦如列子真者亡伪者作耳。』(列子伪书考附注)眉按：山海经谓禹益作，固妄；谓如列子真者亡，伪者作，亦非。大抵始于战国，而秦汉以后人又有所附益耳。全祖望谓：『以所纪禹事考之：崇伯之父，明有代系，而以为白马，则与世本不合；崇伯化于羽渊，而又化于墠渚，则与左传不合；共工既放，而尚除恶未尽，有臣相鲧为害，则与孟子不合；帝启之献三嫔于天，而窃九辩九歌九招之乐以下，虽并见于天问，然与尚书之九歌不合。所纪禹事如此，而其余概可见。』又谓：『谓是经竟无征乎？则毕方贰负诸证，历见汉人之所述，郭氏已着之题词中。而有明之季，颙鸟见于南昌佛寺，朱中尉谋？志之；精卫遗种见于海上，林太常时对志之；鴸鸟见于杭城东，陈高士廷会志之；刑天之舞，则西方徼外多见之者，固不可以为尽诬也。』(浮山大禹庙山海经塑像诗序)盖其书所记范围，上及远古传说文字以前之图画，下逮战国魏晋好奇之士，摭拾诸书，加以侈大，诡倬自喜，故后代有可验有不可验者。(按：说天问者，往往采山海经淮南子语，其实所采，多山海经淮南子缘天问而作者。朱熹疑天问，特战国时俚俗相传之语，本无稽据，好事者遂假托撰造以实之。见楚辞辨证下。胡应麟则谓经所纪山川神鬼，凡离骚九歌远游二招中稍涉奇怪者，悉为说以实之，不独天问；而其文体特类穆天子传，故断以为战国好奇之士，取穆王传。虽与吾说不同，而亦足证明吾说。？，杂录庄列离骚周书晋乘以成者。见四部正)而刘师培谓：『山海经不可疑。西人地质学，谓动植庶品，递有变迁，观山海经一书，有言人面兽身者，有言兽面人身者，而所举邦国草木，又有非后人所及见者，谓之不可知可也，谓之荒诞不可也。』(读书随笔)则殊非。古书衍述传说，岂能上及今日所谓地质时代？抑以夏代言，其时尚无利便之交通工具，虽有睿哲，又何资以跋涉山海，穷极辽阔，探索怪异，而一一摹状之？故但曰禹曰益，实必无之事。然要为古代山川动植氏族部落原始生活意识长期累积变迁之汇纂，治古代社会史料，其有资于是书，殆无可疑。近见燕京学报(第七期)有何观洲山海经在科学上之批判及作者之时代考一文，以山海经五藏山经中之动植物，除极少数为实有者外，余皆由推想而得；而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述邹衍之学说，有『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植，物类所珍，因而大之，及海外，人所不能睹』一段，不啻为山海经作序，遂认五藏山经为邹衍所作，或邹派学者所作。(五藏山经以下，则仍认为汉以后之伪经。)此虽足备一说；然邹衍固别有书，着于汉志。山海经记怪，邹衍『推大推远』，迹或相似，岂可谓即其学说之所寄哉！又是书传然时，叙次错乱，以致文理断续，地望乖违。如海外北经海外自东北陬至西北陬者，东西二字当互易；海内西经东胡下四节，当在海内北经舜妻登比氏节之后；海内北经盖国下九节，当在海内东经巨燕在东北陬之后；海内东经国在流沙下三节，当在海内西经流沙出钟山节之后。说详顾观光武陵山人杂着山海经条。此虽与真伪无关，然可为读山海经者董正误简之一助。(页二七七-二八一)
水经
隋志有两水经：一本三卷，郭璞注；一本四十卷，郦善长注；皆不言撰人名。自旧唐志注云郭璞作；新唐志云桑钦作。宋崇文总目但云郦注四十卷，亦不言撰人为谁。崇文总目作于宋景佑，与新志同时，不知新志何据以为说也。其经云「济水过寿张」，即前汉寿良县，光武所更名。又「东北过临济」，即狄县，安帝所更名。又「荷水过湖陆」，即湖陵县，章帝所更名。「汾水过永安」，即彘县，顺帝所更名。故知顺帝以后纂叙也。王伯厚曰：「其书言『武侯垒』，又云『魏兴安阳县』，注谓『武侯所居』；魏分汉中，立魏兴郡，又改信都从长乐，则晋太康五年也。又『河水北薄骨律镇城』，注云『赫连果城』，则后魏所置也。』恒按，汉儒林传，『古文尚书，涂恽授河南桑钦君长』，桑钦盖成帝时人。是书固不可言钦作：即谓郭璞，又岂其然乎？姚宽西溪丛语曰：「水经，世以为桑钦撰。予按：易水注云：『故桑钦曰：易水出北新城西北，东入滱；自下，滱易互受通称矣。』又广阳县溪水亦引桑钦说。且水经正文皆无此语。」其考核尤精。然则桑钦固别有地理水道之书，而水经者不知何人所作也。又此桑钦亦非汉成帝时者；使然，不当见遗于汉志矣。故晁氏谓使古有两桑钦则可也。
[重考]
水经一书，历古志记莫能定为何人所作，胡渭禹贡锥指曰：「汉书地理志引桑钦者七，上党屯留下云：桑钦言绛水出西南，东入海。平原高唐下云：桑钦言绛水所出。泰山莱芜下云：禹贡汶水出西南，入泲，桑钦所言。丹阳陵阳下云：桑钦言淮水出东南，北入大江。张掖删丹下云：桑钦以为导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敦煌效谷下云：本鱼泽障也，桑钦说孝武元封六年，济南崔不意鱼泽尉，教力田以勤效得谷，因立为县名。中山北新城下云，桑钦言易水出西北，东入寇。今按：儒林传言涂恽授河南桑钦君长古文尚书，钦，成帝时人，班氏与刘歆皆崇古学，故有取焉。隋经籍志有两水经，一，三卷，郭璞注；一，四十卷，郦善长注，皆不着撰人名氏。旧唐书始云郭璞作，新唐志遂谓汉桑钦作水经，一云郭璞作，今人云桑钦者，本此也。先儒以其所称，多东汉三国时地名，疑非钦作，而愚更有一切证，郦注于漯水引桑钦地理志，又于易水浊漳水并引桑钦，其说与汉书无异，乃知固所引即地理志，初无水经之名。水经不知何人所作，注中每举本文，必尊之曰经，使此经果出于钦，无直斥其名之理。或曰钦作于前，郭璞附益于后，或曰汉后地名，乃注混于经，并非。盖钦所撰，名地理志，不名水经。水经创自东汉，而魏晋人续成之，非一时一手作。故往往有汉后地名，而首尾或不相应，不尽由经注混浠也。」胡氏此说甚核，远愈于王应麟困学纪闻王袆水经序之说矣。然水经漯水下「桑钦地理志曰」六字，或谓为「地理志桑钦曰」之误，汉志固不着录此书，则桑钦作地理志与否，尚属疑问。总之，水经何人作，不可考知。意者水为生生之源，出于社会自然之需要，故作水经者，亦莫知其谁始欤。(卷四，页一五-一六)
[补证]
臧琳经义杂记曰：『隋志地理部山海经二十三卷，郭璞注；水经三卷，郭璞注；水经四十卷，郦善长注。二书不着撰者姓氏，而皆自郭景纯注之，则相传已久。旧唐书经籍志，水经三卷，郭璞撰；又四十卷，郦道元撰。与隋志同；但以注为撰微误耳。通典谓晋郭璞注，后魏郦道元注，皆不详撰者名氏，不知何代之书，与隋志合。惟宋人新唐书志云「桑钦水经三卷，一作郭璞撰；郦道元注水经四十卷。」按：以水经为桑钦所撰，与唐六典注同。然水经注漯水引桑钦曰：「漯水出高唐」，浊漳水引桑钦曰「绛水出屯留西南，东入漳」；易水引桑钦曰「易水出北新城西北，东入滱」；濡水引桑钦说，「卢子之书，言晋既灭肥，迁其族于卢水」；今水。经。皆。无。是。语。，则不。得。以。为。桑。所。撰。矣。。旧唐志以注为撰，故于郭郦二注亦称撰。今以郦书为注，而于水经下又云郭璞撰，则与隋志旧唐书俱乖舛矣。或以水经经注混浠，所称地名，多出后代，反以称郭撰者为是，此失之不审也。』胡渭禹贡锥指例略曰：『地理志引桑钦者七：上党屯留下云：「桑钦言绛水出西南，东入海。」平原高唐下云：「桑钦言漯水所出。」泰山莱芜下云：「禹贡汶水出西南，入泲，桑钦所言。」丹阳陵阳下云：「桑钦言淮水出东南，北入大江。」张掖删丹下云：「桑钦以为道弱水自比，西至酒泉合黎。」敦煌效谷下云：「本鱼泽障也。桑钦说孝武元丰六年，济南崔不意为鱼泽尉，教力田以勤效得谷，因立为县名。」(今汉书本有『师古曰』三字，盖后人所妄加，此言非师古所能引也。)中山北新城下云：「桑钦言易水出西北，东入滱。」今按：儒林传言涂恽授河南桑钦君长古文尚书，钦成帝时人，班氏与刘歆皆崇古学，故有取焉。隋经籍志有两水经：一，三卷，郭璞注；一，四十卷，郦善长注。皆不着撰人名氏。旧唐志始云郭璞作。新唐志遂谓汉桑钦作水经，一云郭璞作。今人云桑钦者本此也。先儒以其所称多东汉三国时地名，疑非钦作。而愚更有一切证，郦注于漯水引桑钦地理志，又于易水浊漳水并引桑钦，其说与汉书无异，乃知固所引即其地理志，初无水经之名。水经不知何人所作，注中每举本文，必尊之曰经，使此经果出于钦，无直斥其名之理。(唐人义疏，例称孔君郑君。)或曰：「钦作于前，郭郦附益于后。」或曰：「汉后地名，乃注混于经。」并非。盖钦所撰名地理志，不名水经。水经创自东汉而魏晋人续成之，非一时一手作。故往往有汉后地名，而首尾或不相应，不尽由经注混浠也。』眉按：桑钦地理志，汉志不着录，其有无未可定。然水。经非桑钦撰，则可断言矣。王祎水经序曰：『水经至新唐志始谓为桑钦作，又言一云郭璞作，盖疑之也。按：前汉书儒林传：「古文尚书，涂恽授河南桑钦君长。」晁氏读书志谓「钦、成帝时人也。」今以其书考之：济水过寿张，即前汉寿良县，光武所更名；又东北过临济，即狄县，安帝所更名；荷水过湖陆，即湖陵县，章帝所更名；汾水过永安，即彘县，顺帝所更名。则其书非作于成帝时，若顺帝以后人所为矣。又其书言武侯垒，又云魏兴安阳县，注谓武侯所居，魏分汉中立魏兴郡，又云江水东径永安宫南，则昭烈托孤于武侯之地也。又其言北县名，多曹氏时置，南县名，多孙氏时置，是又若三国以后人所为也。又云改信都从长乐，则晋太康五年也。又河水北薄骨律镇城，符经注云赫连果城，则后魏所置也。此其书又若晋后魏人所为也。意者钦本成帝时人，实为此书，及郭郦二氏为传注，咸附益之，而璞，晋人；道元，后魏人也。然则水经为钦作无疑，盖久而经传相浠，而钦之本文亡矣。本文虽亡，可不谓为钦作哉！』(王忠文公集卷二)王序济水过寿张至汾水过永安云云，与姚氏同，盖皆本杜佑通典(州郡四)语，杜佑固极非难水经者。然王仍定水经为桑钦作，特以与郭郦注文相浠，故本文有后代地名，说近牵强。盖水经创自东汉，而后代续成之耳。叶梦得以为『水经载天下水甚详，而两浙独略。浙江谓之渐江，出三天子都。钦北人，未尝至东南，但取山海经为证尔。余意渐字即浙字，钦误分为二名。郦注引地理志，浙江出丹阳黟南蛮中者是已。然浙江不见于禹贡，以钱塘江为浙江，始见于秦纪，而衢婺诸水，与苕●两溪等，不见于水经者甚多，岂以小遗之？抑不及知耶？』(避暑录话下)梦得之信水经为桑钦作，固非，其谓水经独略两浙，亦非也。水经详于北而略于南，岂独两浙哉？然水经得郦注，而已成为稽考北方水道不可缺少之书，则近世治地理学者，殆无异辞。刘献廷欲为郦注撰疏而未果。尝谓：『郦善长天人，其注水经，妙绝古今。北方诸水，毛发不失；而江淮汉沔之间，便多纰缪，郦北人，南方之水，非其目及也。』又谓：『世人以「郦书详于北而略于南」少之，不知水道之宜详，正在北而不在南也。』又谓：『西北水道，莫详备于此书，欲兴水利，此其粉本。虽时移世易，迁徙无常，而十犹得其六七，不熟此书，则胸无成竹，虽有其志，何从措手。』(俱见广阳杂记卷四)献廷长于地理，而推服郦注若此！吾人正不宜因水经不得撰者之主名，而忽视此北方水道沿革之重要古籍也。(页二八三-二八七)
阴符经
出于唐李筌。其云得于石壁中，上封云：「上清道士寇谦之藏诸名山，用传同好。』于是筌诡为黄帝所作。后遇骊山老母，说其玄义。按：此书言虚无之道，言修炼之术，以气作？ ，乃道家书；必寇谦之所作，而筌得之耳。其云得于石壁中，则妄也。若云黄帝所作，骊山老母为之解说，则更妄矣。又相传七贤注，为太公范蠡张良诸葛亮诸人，益不足辨。或谓即筌所为，亦非也。褚遂良书之以传于世。又朱仲晦尝注之，而曰「谓非深于道者不能」。吁，不知其所谓道者何道也？可慨也夫！
[重考]
阴符经伪书，褚遂良书迹，出明之中叶，伪托不足据，清四库已言之。姚氏谓寇谦之作，亦不确。考隋志兵家有太公阴符钤录一卷，周书阴符九卷，皆不云黄帝，亦无与于道家。新唐志始有集注阴符经一卷，崇文目同。又有阴符经叙一卷。读书志作七贤注阴符经，通考同。黄鲁直尝跋其后云：「阴符出于李筌，熟读其文，知非黄帝书也。盖欲文其奇古，反诡谲不经。益糅杂兵家语，又妄托太公范蠡鬼谷张良诸葛亮训注，尤可笑，惜不经柳子厚一掊击也。」鲁直此语，直断为李筌伪作，确不可易。朱子语录亦称：「闾丘主簿进黄帝阴符经传，先生说握奇经等文字，恐非黄帝作，唐李筌为之，圣贤语自平正，却无跷欹如许。」案：朱子语极正当，而又作阴符经考异一卷，此老多事，大可不必。然唐志崇文目所载集注本，久已散佚，即崇文目所称阴符经叙，无伊尹注，而有惠光嗣等传，亦与今本不合。惟晁氏读书志马氏通考所称七贤注。即今流传之本也。抑且晁氏所引筌注，不见于今本，盖晁氏又别载有筌注一卷，不在此本，而其书已亡也。至今本称骊山老母口授太虚山李荃疏，妄人作伪，愈益可笑。(卷四，页一七-一八)
[补证]
吴名凤曰：『朱子谓阴符经恐是唐李筌所为，是他着力去做，何故？只因他说起便行于世。愚考汉书艺文志道家兵书俱不载。隋志始载有太公阴符周书阴符而不言经。唐志乃有集注阴符经一卷。故邵子以阴符经为七国时书。伊川程子以为非商末即周末。然则李筌所云至嵩山得黄帝阴符经者，乃诳语耳。其言九窍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动静，则参同契之三宝关键也。又谓心生于物，死于物，机在目，则老子之不见可欲，使心不乱也。天地之大德曰生，而此则曰杀机，阴疑于阳必战，而此不嫌无阳，此乱世之书耳。奈何欲上污古圣也哉！史记苏秦得周书阴符伏而读之，索隐引战国策谓得太公阴符之谋，则阴符或即太公兵法乎？然风后握奇经传有吕尚增字本，此阴符经义殊不类，而以为出于黄帝，殆所谓无稽之言也。』(此君园文集卷二十五)眉按：吴莱新安朱氏新注黄帝阴符经后序曰：『余闻陇西李筌尝得黄帝阴符经，读之数千遍，竟不能略通，后遇骊山姥始章句解释，盖甚怪矣！自言神农氏衰，蚩尤横暴，黄帝三年百战而未及有功；天命玄女教以兵机，赐以九天六甲兵信之符，皆出自天机，合乎神智者。筌又别着太白阴经阃外春秋以辅行其说。强兵胜敌，岂必务贯于此而后能然耶！广汉郑山古曾语蜀黄承真：「蜀官大火，甲申乙酉，则杀人无数，我授汝秘术，庶几少减于杀伐，幸汝诣朝堂陈之；陈而不受，汝当死泄天秘也。」已而蜀王不听，而承真死。孙光宪窃窥其书，题曰黄帝阴符。然与今经本不同。不知此又何书也？若乃筌务用兵，而山古又欲务禁兵，此果何耶？凡吾儒者之言兵，本以仁义言兵，虽使黄帝玄女诚有所谓：阴符，则上篇演道，中篇演法，下篇演术，千变万化，出无入有，要之亦不能有外乎此者。又况李筌郑山古道家狡狯之流耶！』其意亦疑李筌而未敢质言其伪，与名凤同。杨慎谓：『阴符经盖出后汉末。唐人文章引用者，惟吴武陵上韩舍人行军书有「禽之制在气」一语；梁肃受命宝赋有「天人合发，区宇乐推」一语；冯用之机论权论两引之。此外绝无及之者。』(升庵全集卷四十六)可知唐人见此书者极少，而慎犹疑为汉末人作，何也？余谓李筌撰太白阴经，窃卫公兵法入其书，汪宗沂卫公兵法辑本自序已论之详矣。是书亦应出李筌之手。黄庭坚尝跋其后曰：『阴符出于李筌，熟读其文，知非黄帝书。盖诡谲不经，又煣杂兵家语；惜不经柳子厚一掊击也。』吴韫玉周秦诸子书目亦以黄说为然。盖道家狡狯之流，谈兵自喜，妄托古帝，造为是书，与太白阴经彼此辅行，其内容本不足当一吷！而汪绂有读阴符经一卷曰：『阴符者，沈隐伏匿，藏其用于不测，即老子清静无为，知白守黑之意也。先儒谓老子之书杂，阴符经却不杂；盖其书简约，而前后一意，有以入老氏之阃奥而啜其精微，故不烦言而意已畅。内之为修炼，外之为权谋，五千言之旨备矣。』(双池遗书八种)是岂得为知言哉！又按：道藏有黄帝阴符经疏三卷，题曰少室李筌疏。刘师培辨之，略谓『李筌注阴符经有二种：一种自注，即七家注本；一托之骊山母所传，此本之注是也。观玉海及晁志并引「阴者暗也」一条，与此本合，则此注即宋人所传筌注，确然可征。唐志所云玄义，亦即此书。惟均不言疏为筌作，筌序亦仅言筌注阴符，不言作疏。本藏余字号袁淑真阴符经集解序云：「唐陇西李筌尤加详释，亦不立章疏，何以光畅玄文？」此尤筌不作疏之确证。而袁之集解，核与此疏同，惟小有损益，以是知此本之疏，乃后人取袁疏附李注，因以疏文为李作，强加改窜。今袁本有疏无注，遂弗克考，此则极当辨正者也。』(读道藏记)其实阴符经本身，犹疑李筌伪托，则筌之是否作注或作疏，又何争乎？今之道藏，刊于明正德间，经录符图，半属晚出，读书者置而不论可也。(页二八八-二九一)
越绝书
隋志始有，称子贡撰，或曰子胥，并妄也。据篇末云：「以去为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复之以庚」，乃隐为袁康字也。又曰「文属辞定，自于邦贤，以口承天，屈原同名」云云，隐为吴平字。康与吴平共着此书也。杨用修曰：「此东汉人也。何以知之？东汉之末，文人好作隐语；如黄绢碑；如孔融以『渔父屈节，水朁匿方』云云，隐其姓名于离合诗；如魏伯阳以『委时去害，与鬼为邻』云云，隐其姓名于参同契。」此言良然。胡元瑞谓：「伍子胥两见汉志：一杂家八篇，一兵家十篇。东汉人据二书润饰为此，或有之。」
[重考]
据本书末篇隐语定为后汉袁康所撰，吴平所定，确不可易。康平俱会稽人，然此书有汉志杂家之伍子胥八篇，羼杂其中。洪颐？曰：「今本越绝篇次错乱，以末篇证之，本八篇，太伯第一，荆平第二，吴第三，计倪第四，请粜第五，九术第六，兵法第七，陈恒第八，与杂家伍子胥篇数正同。」(读书丛录)此说亦确不可易。盖康平亦缀拾古书而成之，并变易标题，故其文字纵横曼衍，颇类吴越春秋，而博奥伟丽，尚非赵长君所能及也。(卷四，页一八０-九)
[补证]
卢文弨曰：『此书为汉更始建武之际，会稽袁康之所作，又属其邑人吴平定之，观其篇中离合姓名而知也。而王仲任论衡案书篇称会稽吴君高之越纽录，向雄不能过；越纽即越绝，君高即平之字无疑。则以是书专属平所撰矣。其首篇乃托之子贡，复托之子胥；且以小艺之文，未足自称为言。其所载，略与吴越春秋同。盖杂采诸书而成，故往往有异文驳义。如伍胥又以为申胥，逢同又以为冯同，类参错不一。康行事无所考；然由此书以想其为人，盖其生适当云集龙斗之时，负其奇气，欲有所试，而卒不为人用，故无以表见于世；乃借胥倪种蠡之事会萃增益之，以发抒已意云尔。虽其自言欲窃附于春秋，而实不离乎短长家之余习。其文奇而不典，华而少实，且亦多庸猥烦复，盖其辞又出国策下矣。』又曰：『其最无理者，如称舜用其仇而王天下，仇者，舜后母也。(舜后母下或当有弟字，但有庳之封，在有天下之后，与所言亦不合。)鄙倍至此！他如论尧舜不慈孝，皆不可训。舜不闻有兄，独此书称舜兄狂弟傲，可以广异闻云。』(抱经堂集题越绝后)眉按：越绝之义，殊不可晓。谓『取勾践功成能绝人之恶』，黄震日钞已斥其『于理无当』。杨慎谓：『绝即纽字之误；绝字曲迂不通。』(升庵全集卷十越绝当作越纽跋)胡应麟谓：『纽字文义，曲迂又甚于绝。』(少室山房笔丛)俞樾则谓：『绝字即绝笔获麟之绝。』(曲园杂纂)亦未能断其谁是。其书称子贡撰，司马贞刘知几已几言其伪。(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索隐，史通因习篇。)至杨慎始从隐语中发见作者袁康吴平姓名，(同卷跋越绝。焦竑笔乘续集卷四亦云然，而不言出自杨慎。)尔后遂无异辞。而胡应麟又能究其颠末，为杨说补充。姚氏引之太略，兹更节录之以备参解。『详味越绝书跋，「子胥之述吴越，因事类以晓后世，着善为诚，讥恶为诚，洎后温故知新，述畅子胥，以谕来今」等语，则子胥旧有是书，述吴越杂事，而后人温其故典而畅叙之，以传于世，意旨甚明。其云「更始之元」，当是西京之末；而此书文气全不类其时，盖袁康者先述此书于东汉初，而吴平者复为之「属文定辞」于东汉之季，故云「百岁一贤，犹为比肩」也。其云「禹来东征，死葬其疆」，末又云「覆之以庚，兵绝之也」，岂袁非越人，更始间为乱兵戕于越地，因而葬与？吴平则自是越人成此书者，故云「文属辞定，自于邦贤」也。』(笔丛)然。则越绝一书，固为袁康吴平二人所作，而未必同邑同时。文弨谓属其邑人吴平定之，或者误解『文属辞定』之属字，以属文之属为属人之属欤？惟今本亦有脱佚。洪颐？读书丛录曰：『史记正义引七录云：「越绝十六卷，或云伍子胥撰。」艺文志无越绝，疑即杂家之伍子胥八篇，后人并而为一，故文选七命李善注引越绝书伍子胥水战兵法一条，太平御览卷三百十五引越绝书伍子胥水战法一条，引伍子胥书，皆以越绝冠之，今本越绝无水战法。』是则今本越绝，固非唐宋人所见本，而毛奇龄萧山县志刊误据续汉书郡国志注所引越绝书语，为今本所无，遽谓：『此越绝书，正春秋时人如子贡范蠡辈所作，与今本作于东汉袁康吴平者大异』。误矣！(页二九二-二九五)
有两人共此一书名令，传者不知为何人作者
吴越春秋
杨用修曰：「汉书，赵晔撰吴越春秋；晋书，杨方亦撰吴越春秋。今世所传，晔耶？方耶？」
[重考]
用修之说，不足据也。隋志、新旧唐志、读书志、通考俱载吴越春秋十卷，汉赵晔撰，晔字长君，生丁汉季，去古未远，又山阴人，故其书大旨夸越之多贤，以矜其故都。惟所编乃内吴而外越，则又不可晓耳。若杨方所撰，隋志作吴越春秋削繁五卷，书名卷数，两不相混，有何难辨，况其书已久佚耶。(卷四，页一九)
[补证]
眉按：徐天祜曰：『史记注有徐广所引吴越春秋语，而索隐以为今无此语，他如文选注引季札见遗金事，吴地记载阖闾时事，夷亭事，及水经注尝载越事数条，数皆援据吴越春秋，今晔本咸无其文。』(吴越春秋序)孙志祖曰：『隋唐志俱云吴越春秋十二卷，今本止十卷，则徐氏所举佚文，或在二卷之中，未可知也。余又考得文选豪士赋叙注引「文种者，本楚南郢人也，姓文，字少禽」，及太平御览吴王祠子胥事，并今本所无，则此书之阙佚者多矣。』(读书脞录)王芑孙曰：『晋书杨方传「更撰吴越春秋行于世」，则吴越春秋当为晋杨方所更撰，而世归赵晔者，独据隋志及马贵与经籍考耳。今是书参错小说家言，其文笔不类汉人，或竟出杨方之手』(惕甫未定稿)余谓晋书谓杨方「更撰吴越春秋」，隋志，杨方吴越春秋削繁五卷，意所谓更撰者，即就赵晔所撰，损益成书。增者少而削者多，故十二卷减为五卷。其书名削繁，晋书盖简言之耳。惟其削者多，故诸书所引，今本多不见；惟其削而有增，故今本文笔不类汉人。皇甫遵吴越春秋传，崇文德目称遵合赵晔杨方二家之书，考定而注之，可证杨方更撰之书，异同必多，非仅削繁而已。然则今世所传之吴越春秋，殆即杨方更撰之本，经后人析五卷为十卷，而又误去其削繁之名；自宋以后，赵书既失，(唐志二书俱录。宋志不着杨书，但着赵晔吴越春秋十卷，则赵书至宋以后始亡。芑孙谓独据隋志及通考，恐非。惟越书在唐时亦有阙佚，故索隐以为今无此语。)遂以杨书归之赵晔耳。(页二九六-二九八)
有书非伪而书名伪者
春秋繁露
董仲舒撰；十七卷，八十二篇。按：汉志春秋类，有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子儒家，有董仲舒百二十三篇。隋志春秋类，始有董仲舒 春秋繁露十七卷，而子儒家别无所谓百二十三篇者。本传称仲舒说春秋得失，闻举、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属数十篇。颜注谓皆其所著书名。前儒之辨此书者多矣，兹不备录。总以既名繁露，而其中又有玉杯竹林二篇，与史传所言不合，皆以为疑，未有决者。惟胡元瑞曰：「隋志西京诸子往往具存，独仲舒百二十三篇略不着录；而春秋类突出繁露十七卷。今读其书，为春秋者仅十之四五，其余王道天道天容天辨等章，率泛论性术治体，至其它阴阳五行之谭尤众，皆与春秋不相蒙。盖不特繁露冠篇为可疑，并所命春秋之名亦匪实录也。余意此八十二篇之文，即汉志儒家之百余篇者；必东京而后，章次残阙，好事者因以公羊治狱十六篇合于此书，又妄取班氏所记繁露之名系之。后人既不察董子百余篇之所以亡，又不深究八十二篇所从出，徒纷纷聚讼，故咸失之」。按：元瑞此论，虽属臆测，而实有理，故存其说。爰别列其书于此。
[重考]
汉志董仲舒百二十三篇，公羊治狱十六篇。后汉书应劭传言仲舒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当即汉志之十六篇。而仲舒本传称：『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繁露清明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疑复数十篇者，谓有复重数十篇也。以六韬即在太公三百三十七篇内，毕万术即在淮南外三十三篇内例之，汉志以统名包别目者甚多，吴承志谓春秋繁露即在仲舒百二十三篇内者，盖是也。况汉志省除复重，宜不见繁露诸篇之目也。更考西京杂记言「董仲舒梦蛟龙入怀，乃作春秋繁露」，据此，则繁露虽一篇名，而实仲舒著名得意之作，宜乎隋唐志以下，不以仲舒名书，而以春秋繁露名书，或后人捃集董事，缀缉丛残，即以篇名总题全书，亦未可知。胡应麟之说，洵非无理，但考之犹未审耳。(卷四，页二○-二一)
[补证]
眉按：周中孚曰：『春秋繁露前十七篇，皆论春秋之义，当即汉志春秋家公羊治狱十六篇之文；自离合根第十八以下，皆与春秋无涉，掌即汉志儒家百二十三篇之文。』(郑堂礼记卷四)与胡应麟之说略同，然终属臆测。繁露之名，前人未有确解。中兴馆阁书目谓：『逸周书王会解天子南面立，絻无繁露。注云：繁露，冕之所垂也有联贯之象。春秋属辞比事，仲舒立名，或取诸此。』程大昌跋繁露谓：『牛亨问崔豹冕旒以繁露者何？答曰：缀玉而下垂如繁露也。则繁露也者，古冕之旒，似露而垂，是其所从假以名书也。以通典太平寰宇记所引，推想其书，皆句用一物以发己意，有垂旒凝露之象焉。则玉杯竹林同为托物，又可想见也。』盖疑其书类小说家。是二说，后说已为楼钥所非；(见玫瑰集卷七十七跋春秋繁露)前说信者亦少。惟俞樾诸子平议曰：『董子原书，当以「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节为首篇，其篇名即曰繁露；今书称春秋繁露者，以首篇之名，目其全书也。传写者误取「楚庄王及晋伐鲜虞」二节列于其前，遂以楚庄王题篇，并繁露之名而失之矣。然则楚庄王节宜在何处？曰：今本竹林篇「逢丑父及郑伐许」两节相次，古本此两节之间，当有「楚庄王及晋伐鲜虞」两节。晋伐鲜虞，与郑伐许，固以类相从；而楚庄王节以「楚庄王杀陈夏征舒，灵王杀齐庆封」相提并论，逢丑父节以「丑父欺晋，祭仲许宋」相提并论，是二事亦以类相从也。然则此两节之书当厕于其间无疑矣。卢氏文弨注引钱说，以为后人掇拾缀辑所致，盖已见及此，但未知为竹林篇之错简耳。』使其言是，以繁露为首篇之名，而以首篇之名目其全书，概春秋属辞比事之义，则诚足与馆阁书目所释相发明矣。然其下二篇，即为玉杯竹林，与篇中所言全不相关，又将执何说以解之乎！故樾之疑篇文倒置是也，谓繁露乃首篇之名，则亦以意定之耳。黄震日钞曰：『愚按：今书(指楼钥校定本)惟对胶西王越大夫之问，辞约义精，而具在本传。余多烦猥，甚至于理不驯者有之。如云「宋襄公由其道而败，春秋贵之」，襄公岂由其道者耶！如云「周无道而秦伐之」，以与殷周之伐并言，秦果伐无道者耶！如云「志如死灰，以不问问，以不对对」，恐非儒者之言。如以王正月之王为文王，恐春秋无此意。如谓「黄帝之先谥，四帝之后谥」，恐隆古未有谥。如谓「舜主天法商，禹主地法夏，汤主天法质，文王主地法文」，于理皆未见其有当。如谓「楚庄王以天不见灾而祷之于山川」，不见灾而惧可矣，祷于山川以求天灾，岂人情乎！若其谓：「性有善姿而未能为善，惟待教训而后能为善，谓性已善，几于无教，孔人言善人吾不得而见之，而孟子言人性皆善，过矣。」是又未明乎本然之性也。汉世之儒，惟仲舒仁义三策，炳炳万世，曾谓仲舒之繁露而有是乎！欧阳公读繁露不言其非真，而讥其不能高其论以明圣人之道，且有「惜哉惜哉」之叹，夫仲舒纯儒，欧公文人，此又学者所宜审也。』震所言已足揭繁露之失，而行文烦猥，尤为显而易见。钱谦益摘其深察名号篇『性比于禾，善比于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为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为善也』；又『民之性如茧如卵，卵待覆而为雏，茧待缲而为丝，性待教而为善』等句，谓为：『析理精妙，可以会通孟荀二家之说，非有宋诸儒可几及。』(牧斋有学集跋春秋繁露)则文人好事之谈，极不足据。试以仲舒本传『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二语，与是书『性者天质之朴也，善者王教之化也，无其质则王教不能化，无其王教则质朴不能善』等句对照，其矫意合之迹，盖昭昭也。然则是书固不仅书名伪而书亦伪矣。(页三○○-三○三)
东坡志林
钱牧斋曰：「马氏经籍考，东坡手泽三卷，陈氏以为即俗本大全中所谓志林也。今志林十三篇，载东坡后集者，皆辨论史传大事；志林则伪者亦阑入焉』恒按：俗因东坡志林？皆璅言小录，杂取公集外记事跋尾之类捃拾成书，而，尤可笑也。？传？而又有米元章志林，以
[重考]
东坡志林，陈直斋书录解题着录。盖东坡随笔记载，未及成书，后人搜辑墨迹为之，故名曰手泽。刻大全集者，又嫌其名有似父之意，故易名曰志林。今学津讨源本，首卷题明汤云孙辑，则又取集本，重加增订，故宋本三卷，而此本五卷也。其书皆记东坡自元丰至祥符二十余年中，身历之事，大抵多小品简札，具有名理。而末一类，论古十三篇，断制分明，行文亦汪洋恣肆，善学庄子，昔人所谓海外文字者也。钱牧斋之说，本不足取，姚氏列诸此处，亦为未合。(卷四，页二二)
有未足定其着书之人者
国语
汉志，国语二十一篇，不着撰人名。史迁曰：「左邱失明，厥有国语。」傅玄刘炫啖助陆淳皆以为与左氏文体不伦。李仁父曰：『邱明将传春秋，先采集列国之史，猎其英华；而先采集之稿其存，时人传习之，号曰国语。故辞多枝叶，不若内传之简直峻健，甚者驳类不伦。盖由列国史材不能纯一故耳。不然，邱明特为此重复之书何耶？惟本朝司马温公父子能识之。」此虽近是，然终属臆测耳。
[重考]
史迁既云「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班固亦曰「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纂异同为国语」，乃至韦昭曰：「丘明复采录前世穆王以来，下讫鲁悼智伯之诛，以为国语，其文不主于经，故号曰外传。」史通六家篇称：「左丘明既为春秋内传，又稽其逸文，纂其别说，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起自周穆王，终于鲁悼公，别为春秋外传国语，合为二十一篇，其文以方内传，或重出而小异，此亦六经之流，三传之亚也。」是汉唐史家论定左丘明作国语，而姚氏犹缀拾浮谈，深以为疑，非庸人扰邪。(卷四，页二三)
[补证]
康有为伪经考曰：『国语仅一书，而汉志以为二种，可异一也。其一，二十一篇，即今传本也；其一，刘向所分之新国语五十四篇：同一国语，何篇数相去数倍？可异二也。刘向之书皆传于后汉，而五十四篇之新国语，后汉人无及之者，可异三也。盖五十四篇者，左邱明之原本也。刘歆既分其大半凡三十篇以为春秋传，于是留其残剩，掇拾杂书，加以附益，而为今本之国语，故仅得二十一篇也。考今本国语，周语晋语郑语多春秋前事；鲁语则大半敬姜一妇人语；齐语则全取管子小匡篇；吴语越语笔墨不同，不知掇自何书？然则。其为左传之残余，而歆补缀为之至明。歆以国语原本五十四篇，天下人或有知之者，故复分一书以当之，又托之刘向所分非原本以灭其迹，其作伪之情可见。史迁于五帝本纪十二诸候年表皆云春秋国语，若如今国语之寥寥，又言少皞与本纪不同，史迁不应妄引矣。』眉按：伪经考他说多近武断；此说似不可夺。刘歆窜改左传，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言之綦详。其所举文阙，或某篇年月无考处，即为刘歆穿凿不得处。刘歆强分一书为二书，冀以抵制公羊传，故于彼则多设条例以比附之，于此则掇拾杂书以补缀之，而不知两书杂合之迹仍显然也。如左传记齐桓公霸业甚略，齐语则专记此事，晋语记霸业甚略，左传则甚详；吴语专记夫差伐越而致亡国事，左传记此又甚略：非由一书瓜分，何以『此详则彼略，彼详则此略』如是！(参阅钱玄同与顾颉刚论获麟后续经及春秋例书)故今从康说，定今本国语为刘歆补缀之本。陆深曰：『左传国语并出邱明之手，如叙用田赋一事：左传则曰「季孙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仲尼不对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于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访焉？』不听。」国语则曰：「仲尼不对而私于冉有曰：『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远近，赋里以入寡孤疾，有军旅之出则征之，无则已。？，而量其有无，任力以夫，而议其老幼，于是乎有其岁收，田一井，出稯禾秉刍缶米，不是过也，先王以为足。若子季孙欲其法也，则有周公之籍，若欲犯法，则苟而赋，又何访焉？』」不惟辞异而事实亦不同，何也？若以文论，国不如左。』(燕闲录)余谓能知国语为刘歆所补缀，则二书事实之同异，其与二书事实之详略，要为刘歆作伪不同之手段而巳。又姚鼐曰：『国语略载一国事者，周鲁晋楚而已。若齐郑吴越，首尾一事，其体又异。辑国语者，随所得繁简收之。而郑语一篇，吾疑其亦周语之文，辑者别出之者。周自子朝之乱，典乱散亡，后之君子，掇拾残阙，亦类附会，非实喜言神怪。若周语房后为丹朱冯，及是篇龙漦之说，何其诞耶！夫褒姒之事，郑桓公所亲见，如是篇史伯所述，后世纪前代之辞，非同时辞也。郑桓公、周贤人也，而谓寄贿诱虢郐取其地，用小人倾诈之术；且当西周时，史伯恶能知周必东迁，郑必从之哉，此可谓诬善之辞矣。秦仲居幽王时，仅一附庸，不足云小国，而何以云国大，造饰之辞，忘其时之不合，以邱明君子，必不取也。』(惜抱轩文集卷五辨郑语)崔述曰：『余按：左传之文，年月井井，事多实录，而国语荒唐诬妄，自相矛盾者甚多。左传纪事简洁，措词亦多体要，而国语文词支蔓，冗弱无骨，断不出于一人之手明甚。且国语，周鲁多平衍，晋楚多尖颖；吴越多恣放，即国语亦非一人之所为也。盖左传一书，采之各国之史，师春一篇，其明验也。国语则后人取古人之事，而拟之为文者，是以事少而词多。左传一言可毕者，国语累章而未足也，故名之曰国语。语也者，别于纪事而为言者也。黑白回殊，云泥远隔，而世以为一人所作，亦已异矣。又按：史记自叙，自文王孔子以下凡七事：文王羑里之诬，余固已辨之矣；孔子之作春秋，亦不在于陈蔡；离骚兵法吕览说难之作，皆与本传之说互异，然则此言亦未可尽信也。且列左邱于屈原后，言失明而不言名明，尚未知其意果以为即作传者之左邱明否？不得强指为一人也。』(洙泗考信录余录)余谓能知国语为刘歆所补缀，则姚鼐所疑周语郑语之诞而诬善，崔述所疑之事多矛盾，要亦为补缀者不易避免之破绽而已。至左传文词，敻不可及，国语拟之，尤非所论于简洁支蔓之不同矣。而若卫聚贤撰古史研究，谓国语系楚国之产品；楚语周语乃左邱明后人左人郢所作(左人郢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吴语齐语为郢子所作；鲁语晋语为郢之孙所作；越语上出郢之曾孙；郑语出郢之玄孙；惟越语下与全书异点颇多，当为另一人所作：一书而撰者六人，而五人又皆为左邱明之子孙，恐无此事实，今不取。(页三○六-三○九)
孙子
此书凡有二疑：一则名之不见左传也。史记载孙武齐人，而用于吴，在阖闾时，破楚入郢，有大功。左传于吴事最详，其功灼灼如是，不应遗之也。叶正则曰：『自周初至春秋，凡将兵者必与闻国政，未有特将兵于外者。六国时此制始改。孙武于吴为大将，乃不为命卿，而左氏无传焉，可乎？」其言尤是。一则篇数之不侔也。史迁称孙子十三篇，而汉志有八十二篇。后应少于前，何以反多于前乎？杜牧注所传者十三篇，后少于前矣，然何以又适符于前之前耶？杜牧谓武书数十万言，魏武削其繁剩，笔其精粹，以成此书，然则仍是汉志之八十二篇，而非迁传之十三篇矣。故曰可疑也。梅圣俞亦曾注是书，曰：「此战国相倾之说也。」叶正则祖述之，为说曰：『春秋末，战国初，山林处士所为。其言得用于吴者，其徒夸大之说也。其言阖闾试以妇人，尤为奇险不足信。」今姑存梅叶二君之说，以释左传不载之疑可也。然则孙武者，其有耶？其无耶？其有之而不必如史迁之所云耶？其书自为耶？抑其后之徒为之耶？皆不可得而知也。故入之未定其人例中。若夫篇数，其果为史迁之传而非曹瞒之删：汉志八十二篇，或反为后人附益，刘歆任宏辈不察而收之耶？则亦不可得而知也。
[重考]
史迁之言致塙，后之人失考。孙诒让曰：「汉志吴孙子兵法八十一篇，图九卷，史记，孙武以兵法见于吴王阖闾，阖闾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与今本同。毕以珣孙子叙录，谓十三篇在八十一篇内，是也。吕氏春秋上德篇高注云孙武，吴王阖闾之将也，兵法五千言是也。今宋本曹注孙子，凡五千九百一十三字，高盖举成数言之。」准此以谈，则唐宋以来一切悠谬之言，皆可扫除矣。别详汉书艺文志讲疏。(卷四，页二四-二五)
[补证]
姚鼐曰：『左氏序阖闾事无孙武；太史公为列传，言武以十三篇见于阖闾。余观之，吴容有孙武者，而十三篇非所著，战国言兵者为之，托于武焉尔。春秋大国用兵，不过数百乘，未有兴师十万者也；况在阖闾乎！田齐三晋既立为侯，臣乃称君曰主，主在春秋时大夫称也。是书所言，皆战国事耳。其用兵法，乃秦人以虏使民法也，不仁人之言也。然自是世言用兵者，以为莫武若矣。』(读孙子)全祖望曰：『眉山苏子谓「孙武用兵不能必克，与书所言远甚。吴起言兵轻法制，草略无所统计，不若武书词约意尽；然起用于鲁，破齐，用于魏，制秦，入楚则楚霸，而武之所为乃如此。书之不足信固矣。」苏子之言，可谓独具论世之识者。然吾尚惜其言之未尽。夫孙子亦安知兵，今世人之所共称，莫如以军令斩吴王宠姬一事，不知此乃七国人所传闻，而太史公误信之者。左氏春秋内外传纪吴事亦颇详，然绝不一及孙子；即越绝诸书出于汉世，然亦不甚及孙子。故水心疑吴原未尝有此人，而其书其事，皆纵横家之所伪为者，可以补七略之遗，破千古之惑。若十三篇之言，自应出于知兵者之手，不可按之以责孙子之不售也。』(鲒埼亭集卷二十九)梁启超曰：『现存十三篇之孙子，旧题春秋时吴之孙武撰。吾侪据其书之文体及其内容，确不能信其为春秋时书。虽然，若谓出自秦汉以后，则文体及其内容亦都不类。汉书艺文志兵家本有吴孙子齐孙子两种：吴孙子则春秋时之孙武，齐孙子则战国时之孙膑也。此书若指为孙武作，则可决其伪；若指为孙膑作，亦可谓之真。』(中国历史研究法)眉按：汉志，齐孙子八十九篇；师古曰孙膑。(按：孙膑与孙武之关系，史记但云『孙武既死，后百余岁而有孙膑，膑亦孙武之后世孙』；而邓名世姓氏辨证书谓「武生三子，驰明敌，明食采于富春，生膑，即破魏军擒太子申者」，不知其何所据而敢详前人之所不敢详也。)吕览慎势篇曰：『孙膑贵势。』司马迁曰：『孙子膑脚，兵法修列。』(汉书迁传)孙武传亦云『膑名显天下，世传兵法。』谓此书为孙膑作，似无不可。然孙武十三篇着于本传，而今书恰为十三篇，显为缘附孙传而作。其书与吕览淮南子潜夫论多有同者：如吕览『夫兵贵不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彼，圣人必在己者，不必在彼者』，与此书形篇『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必可胜』等语同。淮南子『勇者不独进，怯者不得独退』，语出军争篇。『是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语出行军篇。『若从地出，若从天下』，『不击堂堂之寇，不击填填之旗』，则皆本军政篇。『主孰贤，将孰能』，则本诸计篇。『无恃其不吾夺也，恃吾不可夺』，则本诸九变篇。潜夫论『将者民之司命，而国安危之主也』，与作战篇同。『其败者非天之所灾，将之过也』，则本诸地形篇。又若史记『兵法，十则围之，倍则战之』，本谋攻篇。『刘敬曰：此必能而示之不能』，出计篇。『兵法，自战其地为散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乎』？皆本九地篇。可知谓其书非战国书，亦似不可。齐孙子书今不传，或者今书即膑书，后人删为十三篇，以合史记之孙武，未可知也。然要为伪矣。毕以珣孙子叙录曰：『八十二篇者：其一为十三篇，未见阖闾时所作，今所传孙子兵法是也。其一为问答若干篇，既见阖闾所作，即诸传记所引遗文是也。一为八阵图，郑注周礼引之是也。一为兵法杂占，太平御览所引是也。又有牝八变阵图，战斗六甲兵法，俱见隋经籍志。三十二垒经，见唐艺文志。按：汉志惟云八十二篇，而隋唐志于十三篇之外，又有数种，可知其具在八十二篇之内也。』又曰：『七录所谓三卷者，盖十三篇为上卷；问答之辞为中下卷；八阵图杂占诸书，则别本行之。』王先谦汉书补注亦谓：『十三篇盖以吴王言得名，而中下卷多见诸家征引，唐时书尚存也。』孙星衍则谓：『艺文志称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司马贞引七录云「孙子兵法三卷，盖十三篇为上卷，又有中下二卷」，然则中下二卷即图也。』(问字堂集卷三孙子略解序)余谓孙说最误。汉志以卷别篇，明为以图别文也，安可谓合图为八十二篇耶？且文止十三篇，而图乃有六十九篇，图又何多于文也。若问答之辞，见诸他书征引者，又颇浅陋，核其文体，当在十三篇后，亦不得谓为即中下二卷也。大抵瑰桀之士，意气飞动，无可展用，则奋笔谈兵，托于太公孙子，以哗世自喜，凡史志所载兵法之书，半属此类，必欲一一比而合之，傎矣！张燧曰：『孙武之谈兵，当在穰苴之后，吴起之前；然武为吴将入郢，其说或未尽然。邱明于吴事最详练，又喜夸好奇，以武如此举动，不应尽没其实。盖战国策士，以武圣于谈兵，耻以空言令天下，为说文之耳。』(千百年眼卷三)此亦足备一说。故孙武之有无其人虽未暇定，而十三篇之非孙武书，则固无可疑者。然余读杜牧注孙子序而不能不联想十三篇与曹操之关系。牧之言曰：『武所著书凡数十万言，曹魏武帝削其繁剩，笔其精切，凡十三篇，成为一编。曹自为序，因注解之曰：「吾读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深矣！」然其所为注解，十不释一，盖非曹不能尽注解也。予寻魏志，见曹自作兵书十余万言，诸将征伐，皆以新书从事，从令者克捷，违教者负败，意曹自于新书中驰骤其说，自成一家事业，不欲随孙武后，尽解其书，不然者，曹岂不能耶！』(樊川文集卷十)是十三篇乃经曹操笔削而成，非本文如此。操所著兵书接要十卷，(见魏志武帝纪注引孙盛异同杂语及文选魏都赋注，隋志同。唐志作「捷要」，太平御览作「辑要」，或谓「接」宜作「节」，盖以祖名节而讳之。其文，御览卷八卷十一所引，多占验语。)兵法接要三卷，魏武帝兵法一卷，兵书略要九卷，并见隋志。(兵书略要九卷，唐志作魏文帝兵书要略十卷，御览卷三百五十七引同。)或者曹操读齐孙子八十九篇及其它兵家言，验诸实施，掇其尤精切者，缘附史记武传篇数而托为武书，为千古治兵之指导纲领；其条目则具之于己所著书，如接要之类，所谓『诸将征伐，皆以新书从事者』，则操于十三篇之注文，有不暇详亦不必详矣。然是说也，余不敢必，操固谲者，又胡为不自承杰作，而转托之古人乎！(页三一一-三一六)
刘子新论
袁孝政作序，称刘昼。唐志十卷，称刘勰；人或谓即此书，然篇目不类。或又云刘歆刘孝标。
[重考]
隋志杂家杨伟时务论十二卷注，引梁有刘子十卷亡，当即此书。修隋志者必闻其绪言，故九流一篇，与隋志子部所论相同。特南北混一之际，此书偶佚，至唐代复出。袁孝政序曰：「刘昼伤己不遇，天下陵迟，播迁江表，故作此书。时人莫知，谓为刘勰，或曰刘歆、刘孝标作。」孝政，唐人，定为刘昼孔昭，必有所据。故宋志读书志书录解题通考玉海(五十三)俱从之。两唐志俱题刘勰者，即孝政所谓时人莫知，谓为刘勰刘孝标也。勰所著文心雕龙，体格既异，宗旨亦殊。惟孔昭号称名儒，是书杂论治国修身之道，不失为儒者之言。北史本传有孔昭所撰金箱璧言，或即此书欤？至播迁江表之说与传不合，安知非史册失载。即据传称其缀辑词藻，言甚古拙，并疑此书非其所能，亦非笃论。盖孔昭之才，本不娴诗赋，既为邢魏所笑，而耳食者遂过甚其辞耳。至名曰新论，当出程荣何镗辈，误改从桓谭之书名，非其实也。王昶春融堂集有是书跋，断为明人伪撰，可谓失考之甚。(卷四，页二五-二六)
化书
通考载伪唐宋齐邱子嵩撰。宋景濂以为谭峭景升作，齐邱窃之。据仙传：『谭景升以化书授齐邱曰：「是书之化，其道无穷！愿子序之，流于后世。」其后齐邱因夺为己有而传之，遂不得其死。』恒按，仙传之说，亦未可遽信，迄莫能定也。
[重考]
宋碧虚子陈景元跋，亦用仙传之说，当为不诬。崇文总目尚题谭峭撰，读书志书录解题通志通考宋志则俱误作齐丘撰矣。张文潜耒尝题其后云「化书虽皆浅机小数，亦微有以见于黄老之所谓道德也。文章颇高简，有可喜者」云云。(卷四，页二六-二七)
[补证]
王昶曰：『刘子二卷，北齐刘昼着。共五十六篇。唐播州录事参军袁孝政注。按：昼字孔昭，所撰有高才不遇传金箱璧言，而是书本传无之。又隋经籍志，若顾子符子入书录，而此独未载，何与？考唐志，刘子十卷，刘勰撰。孝政序云：「昼播迁江表，故作此书。时人莫知，谓为刘勰。或曰刘歆刘孝标作。」陈氏振孙至不知为何代人。晁氏谓其俗薄；则殊有见也。大抵唐志之刘子，非即此刘子；而此书不见于昼传，为后人伪撰无疑。明人好作伪，申培诗说子贡易诗传天禄阁外史，无识者多奉为天球拱璧，是书盖其流亚尔。』(春融堂集卷四十三跋刘子)四库总目提要曰：『按梁通事舍人刘勰，史惟称其撰文心雕龙五十篇，不云更有别书。且文心雕龙乐府篇称「涂山歌于候人，始为南音；有娀谣乎飞燕，始为北声；夏甲叹于东阳，东音以发；殷整思于西河，西音以兴」。此书辨乐篇称「夏甲作破斧之歌，始为东音」，与勰说合；其称「殷辛作靡靡之乐，始为北音」，则与勰说迥异，必不出于一人。又史称勰长于佛理，尝定定林寺经藏，后出家，改名慧地；此书末篇乃归心道教，与勰志趣迥殊。白云霁道藏目录亦收之太元部无字号中，其非奉佛者明甚。刘孝标之说，南史梁书俱无明文，未足为据。刘歆之说，则激通篇称「班超愤而习武，卒建西域之绩」，其说可不攻而破矣。惟北齐刘昼字孔昭，渤海阜城人，名见北史儒林传。然未尝播迁江表，与孝政之序不符。传称「昼孤贫受学，恣意披览，昼夜不息，举秀才不弟，乃恨不学属文，方复缀缉词藻，言甚古拙」，与此书之缛丽轻茜亦不合。又称「求秀才十年不得，乃发愤撰高才不遇传；孝昭时出诣晋阳上书，言亦切直，而多非世要，终不见收，乃编录所上之书为帝道；河清中又着金箱壁言以指机政之不良。」亦不云有此书。岂孝政所指，又别一刘昼欤？观其书末九流一篇所指得失，皆与隋书经籍志子部所论相同，使隋志袭用其说，不应反不录其书，使其剽窃隋志，则贞观以后人作矣。或袁孝政采掇诸子之言，自为此书而自注之；又恍惚其着书之人，使后世莫可究诘，亦未可知也。』眉按：王昶谓非北齐刘昼撰是也。提要辨非勰歆孝标作亦是。惟谓九流一篇，剽窃隋志，疑袁孝政自撰自注，(疑袁孝政自撰，其说始于黄震。)似难遽定。卢文弨曰：『其文笔丰美，颇似刘彦和，孝政所为注，浅陋纰缪，于事之出左氏国语者尚多乱道，而谓其能为此文乎！』(抱经堂集刘子跋)严可均曰：『近人编书目者云，九流一篇，全袭隋书经籍志之文，隋书非僻书，盖覆检之，岂其然乎！』(铁桥漫稿)皆非无见之语。若昶疑明人伪托，益无可凭。就文字论：或谓其丰美，或谓其俗薄，或谓其缛丽轻茜，与北史本传所称古拙不类；余谓缛丽轻茜之文字，谓之丰美可，谓之俗薄可，毁誉异辞，诚不足怪，然决非所谓古拙。此盖伪托者未能熟玩本传，以为六朝文字固当如此，而不知刘昼乃非其比也。又有谓：『六朝时以有韵为文，无韵为笔，本传谓昼不学属文，盖指词赋而言，然不善属文者，未必不长于笔。』(见图书馆学季刊二卷四期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此亦穿凿，六朝固有文笔之分，要亦施于评文对举之时，史家叙事，奚必舍通名而强分朱碧，转滋浠惑耶！周中孚谓此书或即昼所著金箱壁言，(郑堂读书记卷五十六)亦属臆测。(页三一七-三一九)
[补证]
眉按：宋齐邱之死，僧文莹玉壶清话谓齐邱当国家发难，尚欲因衅以窥觊，事败，囚于家，缢死。郑文宝南唐近事谓齐邱致仕后，复以大司徒就征，保大末，坐陈觉谋叛，饿死青阳。二说不同，皆所谓不得其死者。惟不可谓以化书故。化书为谭峭作，齐邱夺为己有，则书非伪而人伪耳。然亦有窜入处：王世贞书化书后曰：『是书也，吾以为齐邱必窜入其自着之一二，而后掩为己有。如五常一章，忽云：「远帝王之筹策，代天地之权衡，则仲尼其人是也。」彼盖所以名齐邱意也。若景升必不推仲尼，亦不必附于儒者。又齐邱于观化之际，辄自称小人，所谓不考而招者。』(读书后)又张纶言曰：『予观是书，文虽高妙而言则驳杂，其中或祖黄老庄列，或本释氏，或述晏墨，语皆亲切；至其言儒，则不相似，由其本不知儒，故言愈精而意愈远也。』(林泉随笔)不知儒而又好论儒，殆即齐邱窜入处。是不特人伪而书亦伪矣。而胡应麟曰：『此书张文潜黄东发俱以为齐邱撰，而宋景濂归之谭峭。然齐邱仕南唐，而南唐又有金陵羽客谭紫霄者，能劾召鬼神，四方道流，从学百余人，则于今传化书，意旨尤若相类。二谭并与齐邱同时，一人耶？二人耶？吾不得而知矣。』(？四部正)按：陈景元跋，称『旧传陈搏言谭峭在终南着化书，因游三茅历建康』云云，则谭紫霄或即谭峭。然其书既为齐邱所夺而又有窜入，固当与伪书同观；二谭之为一人为二人，于齐邱攘窜之罪，盖无择焉。(页三二○-三二一)
有真书杂以伪者
经则礼记仪礼有之，并详本书，兹不复缀。
三礼考注
吴澄撰。杨士奇序以为晏璧曾掩为己作；又以公纂言叙录考之，多所增加，礼义率混浠无别。罗伦序亦以为所增者非公手笔无疑。
[重考]
元史本传及虞道园所撰墓志，皆不载此书。据卷首东里跋，罗一峰序所云，实明初晏彦文璧所作，托之吴氏也。朱氏经义考称「草庐先生诸经解，各有叙录，余购得周官礼，乃先生孙当所补，其余仪礼则有逸经，戴记则有纂言，今所传三礼考注，以验对先生之书，论议体例，多有不合，其为晏氏伪托无疑，」竹垞之说是也。(卷四，页一)
[补证]
张尔歧蒿庵闲话曰：『愚读仪礼，自郑贾注疏外，偶得吴氏考注，稍一涉目，辄掩卷置庋阁，以其注皆采自郑贾，往往失其端末，至其自为说，则大违经意故也。及仪礼郑注句读成，乃取考注为之勘订。其不用郑贾者四十余事，惟少牢篇尸入正祭章补入「尸受祭肺」四字为有功于经，余支离之甚，不须剖击，疵病立见。疑其书殆庸妄者托为之。不然，草庐名宿，岂应疏谬至此！后得三礼考注序读之，又取其书与之覆较，遂确然信其非吴氏之旧也。序云：「忘其僭妄，辄因朱子所分礼章，重加伦纪，其经后之记，依经章次，秩序其文，不敢割裂，一仍其旧，附于篇终。」今此书则割裂记文，散附经内矣。序又云：「二戴之记，中有经篇，离之为逸经，礼各有义，则经之传也，以戴氏所存，兼刘氏所补，合之而为传，传十五篇。今此书十五篇则具矣，士相见公食大夫二篇，但采掇礼记之文以充数，求所谓清江刘氏之书无有也。至于逸经八篇，序则又详列其目矣：公冠迁庙衅庙取之大戴，奔丧投壶取之小戴，中溜褅于太庙王居明堂取之郑氏注。逸经虽曰八篇，实具其书者，五篇而已。其三篇仅存篇题，非实有其书也。今此书大戴明堂列之第二，盖不知王居明堂之与明堂为有辨也。三者与序皆不合，其不出于吴氏也审矣。序又云：「正经居首，逸经次之，传终焉。皆别为卷而不相紊。此外悉以归诸戴氏之记。朱子所辑，及黄氏丧礼，杨氏祭礼，亦参伍以去其重复，名曰朱氏记，而与二戴为三。」草庐本书次第，略见于此数言。今此书朱记了不可见，而又杂取二戴之书名为曲礼者八篇，庞杂萃会，望之欲迷，与草庐所云「悉以归诸戴氏之记」者又不合矣。何物妄人，谬诬先儒至此，真可恨也！』朱彝尊经义考曰：『按草庐先生诸经解，各有叙录，余购得周官礼，乃先生孙当所补。其余仪礼则有逸经，戴记则有纂言。今所传三礼考注，以验对先生之书，论议体例，多有不合，其为晏氏伪托无疑。』眉按：以吴澄三礼叙录证此书之伪，郑瑗已先言之，曰：『三礼考注，或谓非草庐书。考公年谱行状，皆不言尝注此书。杨东里谓其编次时，与三礼叙录不同。予按卮言集周礼叙录但云「冬官虽缺，今姑仍其旧，而考工记别为一卷，附之经后。」今此书篇首亦载叙录，乃更之曰：「冬官虽缺，以尚书周官考之，冬官司空掌邦土，而杂于地官司教掌邦教之中，今取其掌邦土之官，列于司空之后，庶乎冬官不亡。」卮言叙录云「仪礼传十篇，澄所纂次」，而此书「十」字下，乃加「五」字，此盖或者欲附会此书出于公手，故揭公叙录置之篇首，又从而附益之耳。且公最不信古文尚书，周官，古文也，其肯据之以定周礼乎？及观其所考次，亦不能无可疑者：如春官大司乐而下，皆取而归之司徒，地官大小司徒之职，则取而归之司空，然观周书穆王命君牙为司徒，而有「祁寒暑雨，小民怨咨，思艰图易，民乃宁」之语，又云「宗伯洽神人，和上下」，周礼春官大宗伯之职，亦云「以天产作阴德，以中礼防之，以地产作阳德，以和乐防之，以礼乐合天地之化，百物之产，以事鬼神，以谐万民，以致百物」，与周书之言，实相表里。由是观之，则司徒岂专掌教而不及养，宗伯岂专掌礼而不及乐乎？叙录所纂仪礼逸经文，仅存者止五篇，公冠诸侯迁庙诸侯衅庙投壶奔丧也。至中溜禘于太庙王居明堂三篇，其经亡矣。此书乃以大戴明堂篇补王居明堂，其辞云：「明堂朱草，日生一叶，至十五日生十五叶，十六日一叶落，终而复始。」此纬书野史之说，曾谓礼经而有是乎？其以公符补公冠，虽公之意；然篇中杂记周成王汉昭帝之冠辞，其非古经之文明矣。公平昔深恶经传之混浠，岂若是其杂乱而无区别乎？予尝谓诸侯迁庙衅庙奔丧投壶四篇，犹略存经之仿佛，以之补经，当不能不起人之疑；公符明堂之不可补经决矣。』(井观琐言卷三)此。可与张说先后相勘发。又按：杨士奇跋(姚氏作序，误。)谓：『此书本吴文正公澄用朱子之意，考定为仪礼十七篇，仪礼逸经八篇，仪礼传十篇，周官六篇，考工记别为一卷，见公文集中三礼叙录及虞文靖公行状如此。尝闻长老言吾邑康震宗武受学于公，元季兵乱，其书藏康氏，乱后，郡中晏璧彦文从康之孙求得之，遂掩为己有。余近岁于邹侍讲仲熙家见璧所录初本，注内有称「澄曰」者，皆改作「先君曰」，称「澄按」者，改作「愚谓」，用粉涂其旧而书之，其迹隐隐可见。』则璧之掩此书为己有，仍留极大之罅漏。且璧素与士奇往来，其编乾坤清气集，以已意改古人之作数处，士奇尝与之辨，(亦见跋)可知璧固敢于作伪者，而郑瑗张尔歧揭其与序不合之说又甚核，璧诚谬诬先正之妄人也已。(页二二七-二三○)
文子
汉志道家有文子九篇。本注云：「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托者也。」唐志录魏李暹注，为十二篇；与今篇次同。晁子止疑为暹析之。李暹注传曰，「姓辛，葵邱濮上人，号曰计然。范蠡师事之。本受业于老子；录其遗言为十二篇云。」陈直斋曰：「按史货殖传徐广注：『计然，范蠡师名。』裴骃曰：『计然，姓辛，字文子。』唐徐灵府引以为据。然自班固时已疑依托，况未必当时本书乎！至以文子为计然之字，尤不可考信。」按直斋此辩，则李暹固承前人之误，以文子为姓辛，名钘，又号计然也。辨其文者：柳子厚曰：「其辞有若可取；其旨意皆本老子。然考其书，盖驳书也。其浑而类者少，窃取他书以合之者多。凡孟管数家，皆见剽窃，峣然而出其类。其意绪文辞，义牙相抵而不合。不知人之增益之欤？或者众为聚敛以成其书欤？今删去谬恶乱杂者，取其似是者，又颇为发其意，藏于家。」按河东之辨文子，可谓当矣。其书虽伪，然不全伪也；谓之驳书，良然。其李暹为之欤？高似孙谓子厚所刊之书，今不可见。
[重考]
文子伪书，半袭淮南子，守山阁丛书本有校勘记，甚详，章炳麟谓亦晋张湛所伪托，似近是。至文子本老子弟子，亦为子夏弟子，并非辛文子计然。别详汉书艺文志讲疏。(卷四，页二-三)
[补证]
眉按：黄震黄氏日钞曰：『文子者，云周平王时辛妍之字，即范蠡之师计然，尝师老子而作此书。其为之注与序者，唐人默希子，而号其书曰通玄真经。然伪书尔。孔子后于周平王几百年，及见老子，安有生于平王之时者，先能师老子耶？范蠡战国人，又安得尚师平王时之文子耶？此伪一也。老子所谈者清虚，而计然之所事者财利，此伪二也。其书述皇王帝霸，而霸乃伯字，后世转声为霸耳；平王时未有霸之名，此伪三也。相坐之法，咸爵之令，皆秦之事，而书以为老子之言，此伪四也。伪为之者，殆即所谓默希子而乃自匿其姓名欤？』其言甚当。惟谓默希子伪为，似嫌武断。是书班固已疑其依托，历隋至唐未尝亡，固不待徐灵府而始伪；故胡元瑞笔丛仍主宗元驳书之说，而以黄为失于深考。至孙星衍则力持是书并非驳书，其言曰：『艺文志注言「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托」，盖谓文子生不与周平王同时，而书中称之，乃托为问答，非谓其书由后人伪托；宋人误会其言，遂疑此书出于后世也。按书称平王并无周字。又班固误读此书，此平王何知非楚平王？书有云「老子学于常枞，见舌而知柔」，又云：「齿坚于舌而先弊。」考孔丛子云：「子思见老莱子，老莱子曰：子不见乎齿乎？齿坚刚卒尽相磨，舌柔顺终以不弊。」老聃疑即老莱子。史记所云亦楚人，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文子师老子亦或游乎楚，平王同时，无足怪者。杜道坚亦以为楚平王不听其言，遂有鞭尸之祸也。书又云「秦楚汉魏之歌」，则其人至六国时犹在矣。范子称文子为辛计然之字而为其师，当可引据。范蠡之学，出于道家，其所教越，以亡取存，以卑取尊，以退取先之术也。又自齐遗大夫种书曰，「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亦出文子，是文子即计然无疑。李善徐灵府亦谓为是。宋人又疑之 ，特以唐志农家自有计然，不知此由范蠡取师名以号其书，自非一人也。淮南王受诏著书，成于食时，多引文子，(黄式三儆居集引淮南子与文子同者多条；惟是否淮南子袭文子，抑文子反袭淮南子，则未敢定。)增损其词，谬误迭出，则知文子胜于淮南。此十二篇必是汉人依据之本。柳宗元疑此驳书，所谓以不狂为狂者欤！』(问学堂集卷四文子序)余谓星衍既谓班固误读楚平王为周平王，则固之疑为依托，当由误读而来，不应又谓班固『依托』之托，乃『托为问答』之托，非『后人伪托』之托，且问答之托，为古书所常有，班固既误读此平王为周平王，则文子与平王问答，不妨直云依托，何必曰『似依托？』似之云者，盖怀疑及其书之本身，未敢为斩然之语，则似之云尔。星衍又据史记『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之说，谓老聃疑即老莱子；则史记又云『或曰儋即老子』，将谓老聃疑即太史儋耶！(叶大庆考古质疑曰，『尝观迁史周纪「幽王时三川皆震，伯阳甫曰，周将亡矣！」注云：「伯阳甫周柱下史老子也。」「及幽王立褒后，太史伯阳读史记曰，周亡矣！」云云，则太史伯阳即老子也。固已见于幽王之前。则平王谓吾闻子学道于老聃，又似非误。况孔子窃比于老彭，彭祖尧臣，绵唐虞，历夏商，则老聃之年，或者生于幽王之前，而绵历春秋之际，亦未可知也。』说亦可笑。)此等惝怳之辞，本不足凭，星衍乃以伪孔丛强事比附，惑矣！且此平王即定为楚平王，而楚平王之卒，距三家分晋之时已百四十年，星衍谓其人至六国时犹在，亦不应老寿至此。综星衍所辨，无以胜黄震，则定是书为伪书，实无不可。而姚氏既疑为李暹所造，(章炳麟菿汉微言谓张湛所造)又谓其书虽伪，然不全伪；夫作者既非文子，何得更谓其书之不全伪！姚氏盖犹执宗元驳书之说而未暇深思也。(页二三二-二三五)
庄子
苏子瞻疑盗跖、渔父、让王、说剑四篇非庄子作。其言曰：「庄子盖取孔子者，皆实予而文不予，阳挤而阴助之，其正言盖无几。至于诋訾孔子，未尝不微见其意。其论天下道术，自墨翟以至老聃之徒，至于其身，皆以为一家，而孔子不与；其尊之也至矣。尝疑盗跖渔父则真若诋孔子者；至于让王、说剑，皆浅陋不入于道。」晁子止辨之曰：「熙宁元丰之后，学者用意过中，以为庄子阳訾孔子而阴尊焉，遂引而内之。殊不察其言之指归，宗老耶？宗孔耶？既曰宗老矣，讵有阴助孔子之理也耶？是何异开关揖盗？窃慎夫祸之过于西晋也！」按，晁氏此辨，可谓至正，殊有关系。苏氏兄弟本溺好二氏，其学不纯，故为此波淫之辞。第苏之疑此四篇是也；其用意误耳。予之疑与苏同，而用意不同。庄之訾孔，余尚蕴藉，此则直斥嫚骂，便无义味；而文辞俚浅，令人厌观：此其所以为伪也。
[重考]
晁氏辨正苏氏谓庄子阳訾孔子而阴尊之，其说亦未确当。苏氏巧辨，更不足取已。盗跖、渔父、让王、说剑四篇，亦未必庄子自着，当出其徒之手，然司马迁已云「庄子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訾孔子之徒，一则司马迁所见庄子早有此诸篇。后世崇儒尊孔，恶其对于孔子，过使难堪，遂多方疑此诸篇之伪作。并有谓其文笔不类全书，词过浅露为伪者，不知语有文质，一人之词，尚有前后不同，何可执一而论乎。章炳麟曰：「庄子晚出，其气独高，不惮抨弹前哲，愤奔走游说之风，故作让王以正之，恶智取力攻之事，故作胠筮以绝之。」此正持平之谈。别详汉书艺文志讲疏。(卷四，页三-四)
[补证]
蒋复璁庄子考辨略曰：『庄子之书，见于汉志者本五十二篇；今世所传者，为郭象注之三十三篇，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较原书逸十九篇。昔苏子瞻尝斥让王以下四篇，浅陋不入于道；吴草庐又疑其骈拇胠箧等五篇，为周秦文士所为。以余观之，此数篇特其最著者耳，其余诸篇，伪作之迹，亦多可考见。惟内篇七篇，文章浑古，陈义精粹，最为无疵，疑真出于庄子门弟子之手；余篇于义或得或失，或疏或密，或本训释之书，或乃羼入之文，要皆非庄子之旧。今因其体性，合为七类，辨之如下：一，内篇七篇：七篇之文，分之则篇明一义，合之则首尾相承。逍遥游取譬于鲲鹏，以自赞其逍遥，若全书之总冒；齐物论泯是非而均物我，扫荡一切，为立论之前驱。或明养生之道，或论涉世之方，或着至德之符。其体维何？以大道为宗师。其用维何？以帝王为格致。所谓本末兼该，体用具足，以成其一家之言者也。而使其出于拘墟之士，作伪之家，其文理之密察，有能若斯者乎！虽篇中明有庄子之称，必非庄生之所自着，且以庄子之遗弃功名，又岂屑著书以求见于后世，然亦必门弟子之所记而得其真者。庄子之学，尽在于此。一，外篇骈拇马蹄胠箧刻意缮性五篇：此五篇，文气平衍，词句凡近，通篇一意到底，有如后世之策论，于诸篇之中，自为一体。骈拇论仁义之非人性，而欲返本抱璞，乃曰「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为仁义之操，而下不敢为淫僻之行」，气象衰竭，外若谦撝，内无所据，以庄子之洸洋自恣，岂是作此语者！马蹄以智巧之过归诸圣人，为老子「无为自化，清静自正」作注。胠箧更谓圣知之法，徒为盗积，有取于「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之言，其诋訾圣人备至；然察其所谓「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特惩时君之无道而愤激言之，初无义理之可言也。刻意文若司马谈之论六家要旨，而论止于啬养精神。缮性则主于恬知交养，而篇末斤斤以道德之兴隐，时命之窃通为言，稍有高致之人所不肯出，而谓庄子为之乎！窃以私意度之，此数篇盖本他人自着之书，编者才识劣下，见其与庄子相类，误行羼入。骈拇等篇直入口气，与他篇不同，而其文排偶獧急，颇敷采色，与李斯谏逐客书为类，则其时代当亦不远。且文中多以杨墨曾史并称，杨墨并称，始于孟子，庄子与孟子同时，而书缘孟子之文，是诸篇之作，必在孟子流传之后。胠箧称田成子十二世有齐国，齐亡于始皇二十七年，然则其为秦汉之际学者所为无疑。(眉按：此本焦竑说。竑曰：『之哙让国在孟子时，而庄文曰，庄子身当其时，昔者陈恒弒其君，孔子请讨，而胠箧曰，陈成子弒其君，子孙享国十二世，即此推之，则秦末汉初之言也，岂其年逾四百岁乎！曾史盗跖与孔子同时，杨墨在孔后孟前，庄子内篇三卷，未尝一及五人，则外篇杂篇，多出后人可知。又封侯宰相等语、秦以前无之，且避汉文帝讳，改田恒为田常，其为假托尤明。』见焦氏笔乘卷二)刻意缮性与前三篇或不出于一手，但其时代必不能在前三篇之前。一，外篇达生山木田子方知北游四篇：养生主不以有涯之生随无涯之知，而主于保身全生；达生则不务知之所无奈何，而专志全天以返性命。人间世论涉世立身；而山木则求所以终其天年。德充符主于全德遗形；而田子方则明目击道存，不可以容声。大宗师论天人之格致；知北游则言至道之无为。是必后世学者因庄子之内篇，复辑其逸言逸事为外篇，以发其义趣。如田子方载庄子见鲁哀公事，以史考之，其不相及百有余年，度其所记，必得之传闻，而年久失实，舛错至此，则记者之去庄子必甚久远，非其一再传之弟子所为，可以征矣。一，外篇在宥天地天道天运秋水至乐六篇：在宥之文，与骈拇等篇最相似，而为数段凑合而成。篇末「贱而不可任者物也」一段，宜颖疑其意杂文肤，不知他段之意亦未尝不肤，文亦未尝不浅。广成子之告黄帝，所谓「无劳汝形，无摇汝精」，所谓「慎守汝身，物将自壮，我修身千二百载，形未尝衰」，纯是后世黄冠丹铅之术，试检内篇，何曾有此！又云「君子不得已而临莅天下，莫若无为」，夫庄子视天下若将●己，与其留骨为贵，宁曳尾于涂中，乌有所谓不得已哉！君子小人，又儒家等级之专称，老庄绝口不屑道者，盖全篇皆后人所窜入也。天地篇中数称夫子，可证其为孔门之徒所作。其言「立德明道，此谓王德之人」，与「孝子不谀其亲，忠臣不谀其君，臣子之盛也」一段，皆明为儒者之言，与庄子何与！末段亦与骈拇相类。天道开章「以此南乡」至「功大名显而天下也」一段，称静圣动王之道，矜重功名，与逍遥游无功无名之旨，背驰而不顾。其言上必无为而用天下，下必有为为天下用，以无为为君道，有为为臣道，剖道为二，与他篇之说若出二人。既以有为为臣之道，又曰「以此南乡，尧之为君，以此北面，舜之为臣」，一口所言，自相刺谬。尤可怪者，有所谓玄圣素王之名。又称「孔子西藏书于周室，翻十二经以说老聃」，姚鼐曰：「藏书者谓圣人知有秦火而预藏之。」陆德明曰「十二经又加六纬」。焚书之祸，出于秦始，谶纬盛于哀平之际，素王受命，为汉制作，乃末世公羊谶纬家之言，观此数端，纵不敢断其全出哀平，要必有汉后所附益者。天运除首二段外，余皆诋毁孔子之言，痛斥名色形声之末，而汲汲于安其性命，存之未尝不足以反鉴儒家之教而儆其失，遽谓为庄子之义则不然。诗书礼乐，古祗谓之六艺，何尝谓之六经哉！秋水载公孙龙闻庄子之言而问魏牟，龙与庄子年不相及；其记庄子谓惠子曰「今子欲以梁国吓我耶」！意在尊庄子而适以形其陋，其为后世学者想象之词明矣。至乐以久忧不死为大苦，谓死为寝于巨室，而髑髅为南面王乐不能过；夫庄子固不悦生而恶死，然其曰「奚暇至于悦生而恶死」者，盖言本大化之当然，无所容其悦恶，非即恶生而悦死也。斯篇缘其绪余，矫枉过直，盖浅学者之所为。一，杂篇庚桑楚徐无鬼则阳外物寓言列御寇六篇：杂篇除天下篇及让王盗跖说剑渔父四篇，为整齐有条理之言；余俱章节破碎，文笔艰涩，自为一体，与内外篇绝不相类。且与内篇文义颇多重复。饾饤之迹，未能尽化。盖本后世学庄子者自为之书，故既发挥其义，间亦引用其文。而寓言篇首，更举庄子全书之总例而论之，俨然本书凡例，其为后人之辞，盖至明白。徐无鬼言「仲尼之楚，楚王觞之，孙叔敖执爵，市南宜僚受酒」，叔敖相楚，孔子尚未生。又谓庄子言儒墨杨秉四，与惠子为五，秉是公孙龙之字，庄子何由预言耶！外物有「饰小说以干县令」之语，县令始于秦孝公十三年，见史记年表，然其大行当在数十年后，故余断其为秦汉之际学者所为也。一，杂篇让王盗跖说剑渔父四篇：三十三篇之庄子，自晋宋以来为人所信奉，首先发难者，即苏子瞻之疑此四篇。今观寓言与列御寇实是一章，列子虽伪书，其时引用庄子，尚自两篇相连，而昧者以此四篇入其间，此就篇第征之，其赝一也。庄子惟内篇标题，各有取义，外篇杂篇，皆取篇首二字，独此四篇，特立于杂篇之中，而又绝无深义，此就标题征之，其赝二也。让王篇称道高节，隐然有矜慕之意；盗跖篇谓盗跖为柳下季之弟而面折孔子；说剑直以庄子为游说之士：此就义理征之，其赝三也。让王诸段，多与吕氏春秋同；其不见于吕书者，亦皆见于列子淮南子韩诗外传新序各书。说剑乃国策之流，而气格更下之。此就文辞征之，其赝四也。太史公称庄子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今盗跖则直诋訿孔子，亦不见所谓老子之术者，与史公之言不相应，世遂谓此四篇为后世之所拟为，读史公语，有所未审而失其意，盖非史公之旧。(眉按，此见马其昶庄子故序附记。)此就史记征之，其赝五也。一，杂篇天下篇：此篇论道术之分合，辨百家之得失，而盛推崇于庄子，故自昔学者，皆以此篇为庄子书之后序，以与寓言为庄子之凡例相匹配。然杂篇多是诠释庄子，不止寓言一篇；若止寓言一篇，则寓言既已发凡起例，而篇末复入以杂事，更继之以列御寇篇，于义盖不可通。而此篇亦非专为庄子作。盖他人总论百家流别之文，初与是书无与。世见其推尊庄子，遂取入庄子书中；又以其总论道术，而诸篇皆言行杂事，无可附丽，故举而编之篇末，如是而已。不然，既为庄子后序，则所论诸家，当至庄子而止，然后宾主分明，何得于庄子之后，复入以惠施哉！统观前之七类：杂篇中让王四篇之赝，发觉最先，而义亦最劣。天下次之，庚桑楚六篇又次之。外篇中骈拇五篇之赝，发觉最先，而义亦最劣。在宥六篇次之，达生四篇又次之。要皆不可信。所可信者，内篇七篇而已。然庄生之书，存者希矣，区区七篇，岂足以尽其所蓄，片言只句，犹将搜讨而宝存之，矧以数十篇之大文，可弃之而不顾！虽真赝杂糅，未可依据，而执七篇之义以为权衡，用以较其轻重，则外杂之义，未始不足以与内篇相发也。』(见图书馆学季刊二卷一期)眉按：治庄子者多矣。蒋文亦往往用前说。录之，略以见内篇七篇，确为庄子原著，外杂篇未可依据，而足与内篇相参证。然外杂篇之所以杂揉，皆有其时代思想演变之因素在，与他书之作伪不同，爬梳而系统之，是治思想史者所有事矣。(页二三六-二四三)
列子
称列御寇撰。刘向校定八篇，汉志因之。向云：「郑人也，与郑缪公同时。」柳子厚曰：「刘向古称博极群书，然其录列子，独曰『郑缪公时人。』郑缪公在孔子前几百载，列子书言『郑杀其相驷子阳』，则郑繻公二十四年，当鲁缪公之十年。向盖因鲁缪公而误为郑尔。」按柳之驳向诚是，晋张湛注已疑之。若其谓因鲁而误为郑，则非也。向明云郑人，故因言郑缪公，岂鲁缪公乎！况书中孔穿魏牟亦在鲁缪公后，则又岂得为鲁缪公乎！高似孙曰：「太史公不传列子，如庄周所载许由务光，迁独疑之，所谓列御寇之说，独见于寓言耳，迁于此讵得不致疑耶！庄周末篇叙墨翟禽滑厘慎到田骈关尹之徒以及于周，而御寇独不在其列，岂御寇者其亦所谓鸿蒙列缺者欤？然则是书与庄子合者十七章，其间尤有浅近迂僻者，出于后人会粹而成之耳。」按：高氏此说最为有见。然意战国时本有其书，或庄子之徒依托为之者，但自无多，其余尽后人所附益也。以庄称列，则列在庄前，故多取庄书以入之。至其言「西方圣人」，则直指佛氏，殆属明帝后人所附益无疑。佛氏无论战国未有，即刘向时又宁有耶！则向之序亦安知不为其人所托而传乎？夫向博极群书，不应有郑缪公之谬，此亦可证其为非向作也。后人不察，咸以列子中有庄子，谓庄子用列子，不知实列子用庄子也。庄子之书，洸洋自恣，独有千古，岂蹈袭人作者！其为文，舒徐曼衍中，仍寓拗折奇变，不可方物，列子则明媚近人，气脉降矣。又庄之叙事，回环郁勃，不即了了，故为真古文，列之叙事，简净有法，是名作家耳！后人反言列愈于庄。柳子厚曰：「列较庄尤质厚。」洪景卢曰：「列子书事，简劲宏妙，多出庄子之右。」宋景濂曰：「列子书简劲宏妙，似胜于周。」王元美曰：「列子与庄子同叙事而简劲有力。」如此之类，代代相仍，依声学舌。噫，以诸公号能文者而于文字尚不能尽知，况识别古书乎！又况其下者乎！
[重考]
列子魏晋间人伪书，不可与庄子管子等同论，即文词而观，亦区以别矣。据张湛序文，则此书原出湛手，其即为湛伪托无疑。晋太康中，汲冢书始出，而周穆王篇，即取穆天子传，尤足为明证。然伪文子半袭淮南，伪古文尚书袭，诸书具在，可覆按也」，？取古书最多，此书实介乎二书之间。 汪继培谓其「会粹补缀之甚确。第据陈寿昌南华真经识余之庄列异同一篇观之，即可知其袭庄子之多矣。洪景卢辈之说，固不值一哂也别详汉书艺文志讲疏。(卷四，页六)
[补证]
陈三立曰：『吾读列子，恣睢诞肆过庄周，然其词隽，其于义也狭，非庄子伦比。篇中数称杨朱，既为杨朱篇，又终始一趣，不殊杨朱贵身任生之旨，其诸杨朱之徒为之欤？世言战国衰灭，杨与墨俱绝，然以观汉世所称道家杨王孙之伦伦，皆厚自奉养，魏晋清谈兴，益务藐天下，遗万物，适己自恣，偷一身之便，一用杨朱，皆厚自奉养，魏晋清谈兴，益务藐天下，遗万物，适己自恣，偷一身之便，一用杨朱之术效也。而世乃以蔽之列子云。吾又观列子天瑞篇「死之与生，一往一反，故死于是者，安知其不生于彼？」仲尼篇「西方之人，有圣者焉，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轮回之说，释迦之证，粲着明白。其言「运转无已，天地密移」，复颇与泰西地动之说合。(尸子苍颉考灵曜元命苞括地象皆言地动，列子此语亦相类。)岂道无故术，言无故家，所操者约，而所验者博欤？吾终疑季汉魏晋之士，窥见浮屠之书，就杨朱之徒所依托，益增窜其间，且又非刘向之所尝见者，张湛盖颇知之而未之深辨也。又汉志道家称其先庄子，乃列于庄子之后，明非本真。而柳宗元方谓「庄子要为放依其辞，于庄子尤质厚少伪作」，于战，盖未为知言尔已。」(读列子)马叙伦曰：『世传列子书凡天瑞至说符八篇，出东晋光禄勋张湛注。湛云：『是其祖录于外家王氏。永嘉之乱，仅余杨朱说符目录三卷。过江复得四卷于刘正舆家，正舆亦王氏甥也。又于王辅嗣女婿赵季子家得六卷。参校有亡，始得全备。』湛述今本列子辜较如此。然高似孙谓「列子与庄子合者十七章；其间尤有浅近迂僻者，出于后人会萃而成。」黄震谓「列子之学，不过爱身自利，全类杨朱。其书八篇，虽与刘向校雠之数合，实则典午氏渡江后方杂出于诸家。」姚际恒谓「列子言西方圣人，则直指佛氏，殆属明帝后所附益无疑，后人不察，以庄子中有列子，谓庄子用列子，不知实列子用庄子也。」钱大昕谓「列子书晋时始行，恐即晋人依托」，钮钮树玉谓「列子之书，见于庄子十有七条，泛称黄帝五条，鬻子四条，邓析、关尹喜、亢仓子、公孙龙或一二见或三四见，而见于吕览者四：其辞气不古，疑后人取他书而成。」何治运以为「出郭璞后人所为」。俞正燮谓「出晋人王浮葛洪后」。汪继培谓「列子浅近卑弱，于韩策所称贵正(正即虚之误字)，尸子吕氏春秋所称贵虚之旨，持之不坚。」吴德旋谓「列子恐是周秦间人采一时小说，而稗贩老庄之旨以为之，其同「庄处，亦似从庄剽剥者。」今人章炳麟亦谓「其书疑汉末人依附刘向叙录为之。」(章氏又云魏晋人作)余籀读所得，知其书必出伪造。兹举证二十事如下：一，刘向叙录云：「列子郑人，与郑缪公同时。」按庄子让王篇，苏轼以为伪作，其所记列子子阳事，即本吕氏春秋。子阳当作子驷，因驷子阳而讹，子驷正与子产同时。向号为通人而不省如此耶！二，叙录称穆王汤问二篇，迂诞恢诡，非君子之言，与尸子广泽津篇、吕氏春秋不二篇及庄子应帝王篇所称列子不相应。且云孝景时其书颇行，则汉初人引列子书者又何寡也！三，张湛曰，八篇尽出其外家王氏，晋世玄言极畅，流布必广，何以湛述八篇，既失复得，不离王氏乎？四，天瑞篇有大易有大始有大素一章，湛曰：「此全是周易干凿度也。」干凿度出于战国之际，列子何缘得知？五，周穆王篇叙驾八骏见西王母于瑶池事，与穆天子传若合符节，穆传出晋太康中，列子又何缘得知？六，周穆王篇言梦有六候，一曰正梦云云，与周官占梦相合。七，穆王篇记儒生治华子之疾，儒生之名，汉世所通行，先秦未之闻也。八，仲尼篇孔子动容有间曰「西方之人，有圣者焉」，斯缘晋之名理，剽取浮屠；作伪者囿于习尚，遂有此失。九，汤问篇所言，多山海经中事圣。十，汤问篇方壶瀛洲蓬莱 ，事出秦代，前无所征。十一，汤问篇「渤海之东，不知其亿万里，有大壑，实惟无底之谷」，此为显窃山海经大荒东经及郭注两文合而成之。十二，力命篇「颜渊之才不出众人之下，而寿十八」，十八之说，汉季所行。十三，汤问篇记火浣布云云，昔魏文着论，不信有火浣布，明帝时有献此者，遂欲追刊前论，疑即作伪者所本。十四，汤问篇「伯牙善鼓琴，锺子期善听」，汪中证锺子期即史记魏世家之中旗，秦策之中期，韩非子难势篇 之锺期，则楚怀王顷襄王时人，列子何缘得知？十五，庄子应帝王篇于古说九渊之中，独取三渊，正以其它无关耳；而此书黄帝篇则取尔雅杂而成之，九渊虽具而文旨已绝矣。十六，据左传，邓析非子产所杀；作伪者用吕氏离渭篇邓析难子产事，影撰此文，故不寤与左氏抵牾也。十七，汤问篇记孔子见小儿辩日事，桓谭新论所载略同，谭云小时闻闾巷言，不云出列子。十八，汤问篇「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于朝，死于晦」，乃影射庄子之文而实用崔譔之说。十九，力命篇「彭祖之知不出尧舜之上，而寿八百」，按宋忠世本注王逸楚辞注高诱吕氏春秋淮南子注有七百八百之说，孔广森严可均以为彭祖八百岁，谓彭国八百年而亡，非实籛不死也。而作伪者不暇考定，即袭而用之耳。二十，天瑞篇「列姑射山在海河洲中，山上有神人焉」，此袭山海经海内北经文也。彼文郭注曰「庄子所谓藐姑射之山也」，使列子非出伪作，郭何为不引此以注乎？(二十事因文长节录)由此言之，世传列子书八篇，非汉志著录之故，较然可知。况其文不出前书者，率不似周秦人词气，颇缀裂不相条贯。又如天瑞篇言「天地空中之一细物，有中之最巨者」，周穆王篇言「西极之国，有化人来，入水火，贯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虚不坠，触实不躨，千变万化，不可穷极，既已变物之形，又且易人之虑」，汤问篇言「其山高下周旋三万里，其顶平处九千里，山之中间相去七万里，以为邻居焉。其上台观皆金玉，其上禽兽皆纯缟，珠玕之树皆丛生，华实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之人皆仙圣之种，一日之夕，飞相往来者不可数焉」。此并取资于浮屠之书，尤其较著者也。若汤问篇之六鳌焦螟，放庄子之鲲鹏蛮触，黄帝篇之海上沤岛，放昌觉之好蜻，如此者不可胜数。 崔述谓其「称孔子观于吕梁而遇丈夫厉河水，又称息驾于河梁而遇丈夫厉河水，此本庄周寓言，盖有采其事而稍窜易其文者，伪撰列子者误以为两事而遂两载之也。」汪，诸书见在，可覆按也。」知言哉？继培谓其「会萃补缀之！盖列子书出晚而亡早，故不甚称于作者。魏晋以来好事之徒，聚敛管子晏子论语山海经墨子庄子尸佼韩非吕氏春秋韩诗外传淮南说苑新序新论之言，(眉按陈文波亦谓周穆王篇除大半摭取穆天子传外，兼采灵枢、力命篇『管子尝叹曰』一段，则全钞史记管晏列传，而钞庄子则最多。见清华学报第一卷第一期。)附益晚说，成此八篇，假为向叙以见重，而刘勰乃称其「气伟采奇」，柳宗元谓其「质厚少伪作」，洪迈宋濂王世贞且以为「简劲出庄子右」，刘埙谓「漆园之言，皆郑圃之余」，岂盲于目者耶！夫辅嗣为易注多取诸老庄，而此书亦出王氏，岂弼之徒所为欤？』(天马山房文存列子伪书考)顾实曰：『马说近是。然以王弼老子注与张湛序互证，虽可推定为弼伪作，而周穆王篇取穆天子传，疑此书即湛所掇拾而成也。且淮南子曰：「兼爱尚贤，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杨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汛论训)以墨子兼爱尚贤诸篇目例之，必「全性」「保真」，皆杨朱书篇名。汉志不载杨朱书，而淮南犹及见之。」全性保真者，谓守清静，离情欲，而列子杨朱篇乃一意纵恣肉欲，仰企桀纣若弗及，直是为恶近刑，岂不大相刺谬哉！此篇尤当出湛臆造，非有本已。』(汉书艺文志讲疏)眉按：列子一书，陈氏谓杨朱之徒为之，马氏谓王弼之徒所为，顾氏疑即张湛所掇拾而成，大要伪之者未可必其人，而此书之伪则可必也。 日人武义内雄作列子冤词，谓疑列子者多标举庄子以立论，实则郭象删定前之庄子，其中驳杂有似山海经及占梦书者，若郭象不删定庄子而删定列子，后人必标举列子以疑庄子矣。(此为余所绎大意，非原文也。)庄列二书，其文体与反映之时代思想，皆较然有别，不惟一驳杂一不驳杂之不同而已。冤词非是。又胡适不信列子而以杨朱篇为可信，(中国哲学史大纲)余谓杨朱篇盖取孟子『杨氏为我』及『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之语，敷畅魏晋间之颓废思想，在列子书中最为作伪典型，而胡适信之，转过于列子他篇，抑何谬也！(页二四六-二五二)
管子
晁子止曰，『杜佑指略序云：『其书载管仲将殁对桓公之语，疑后人续之。而注颇浅陋，恐非玄龄，或云尹知章也。』」叶正则曰：「管子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以其言毛嫱西施，吴王好剑，当是春秋末年。又『持满定倾』等语，亦种蠡所遵用也。」又曰：「管氏独盐筴为后人所遵，言其利者无不祖管仲，使之蒙垢万世，甚可恨也。左传载晏子言：『海之盐蜃，祈望守之』，以为衰微之苛敛；陈氏因为厚施谋齐，而齐卒以此亡。然则管仲所得，齐以之霸，晏子安得非之。孔子以器小卑管仲，责其大者也。使其果猥琐为市人之术，孔子亦不暇责矣。故管子之尤谬妄者，无过于轻重诸篇。」恒按：其大匡中匡小匡诸篇，亦本论语「一匡天下」为辞。又曰：「召忽之死也，贤其生也，管仲之生也，贤其死也。」亦本论语。又「兵车之会六，乘车之会三」，本国语。又言「春秋所以纪成败」，管未见春秋也。汉志八十六篇；今篇数同。大抵参入者皆战国周末之人，如稷下游谈辈；韩非李斯辈；袭商君之法，借管氏以行其说者也。故司马迁尝取之，以为封禅书。
[重考]
韩非子五蠹篇「藏管商之法者家有之」，可见管子传学之盛。而以历时之久，非商君可比，故今存子书内容之复杂者莫如管子。管子篇目之种类，有经言，外言，内言，短语，区言，杂篇，管子解，管子轻重等，显为一书而连后人之注解，并包在内，宜乎下及管子身后而并有战国时事也，论者多不究终始，辄挟其一二端，以疑全书之真，亦可谓不善古书者矣。俞樾古书疑义举例之古书传述亦有异同例，谓「国语齐语本齐国史记，而管子小匡篇多与齐语同，而稍变之，由管氏之徒，刺取国史，以为家乘，于是更易其文，专美夷吾」云云，曲园真善读古书者。至于理财之道，利弊不一，然理财之系于国家强弱存亡，今日三尺童竖咸能言之，此正管子之成功，不足以为管子病。别详汉书艺文志讲疏。(卷四，页七-八)
[补证]
陈澧曰：『管子之书，史记采入列传者，曰「仓？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此最精醇之语。其余则甚驳杂。其言曰：「惠者民之仇雠也，法者民之父母也。」(法法篇)「群臣之不敢欺主者，非爱主也，以畏主之威势也；百姓之争用，非以爱主也，以畏主之法令也。」(明法解)「凡所谓忠臣者务明术。」』(同上)如此类者，法家语也。故艺文志以管子列于法家。或后之法家，以其说附于管子书欤？(直斋书录解题谓管子似非法家。)又有云，「有名则治，无名则乱，治者以其名。」(枢言)「督言正名，故曰圣人。」(心术上篇)「凡物载名而来，怪人固而财之。」(同上)如此类者，名家之言也。又云：「虚无之形谓之道。」(同上)「天曰虚，地曰静，乃不伐，洁其宫，开其门，去私毋言，神明若存，纷乎其若乱，静之而自治，强不能？立，智不能尽谋，故必知不言无为之事，然后知道之纪。」(同上)此则老子之说矣。又云：「仁从中出，义从外作。」(戒篇)告子之说出于此欤？抑告子之徒所依托者欤？又云：「人君唯毋听兼爱之说」，此尤后人所依托也。其地员篇则农家者流。艺文志农家之书无存者，于此可见其大略。盖一家之书而有五家之学矣。』(东塾读书记诸子书)徐时栋曰：『毛大可谓孟子不道桓文之事，然孟子自为文多袭管子：如「省刑罚，薄税敛；」「规矩方员之正也，属有巧目利手，不如规矩之正方员也」「诸侯毋专杀大臣，毋曲堤，毋贮粟；因擅废适子，因置妄以为妻」「使税者百一钟，孤幼不刑，泽梁时纵，关讥而不征，市书而不赋」；「以善胜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养人者，未有不胜人者也。」以上并见其所著四书剩言补中。或尝举此为问，余笑曰，此妄语也！古人著书往往雷同，固不必抄说也。况孟子一生轻视管晏，即使今本管子，果在孟子之前，孟子未必袭之，而乃以战国时人私意增删，真？杂出之书，而谓孟子袭之，非梦语乎！且大可所数未尽也，试终举之：五辅篇曰：「大者欲王天下，小者欲伯诸侯。」(大则以王，小则以伯。)又曰：「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死而国亡。」(暴其民甚则身死国亡，不甚则身死国削。)又曰：「关讥而不征，市？而不税。」小匡曰：「使关市几而不正，？而不税。」戒篇曰：「关几而不正，市正而不布。」(关市讥而不征，市廛而不征，关讥而不征，廛无夫里之布。)宙合篇曰：「若合符然。」(若合符节。)法法篇曰，「故巧者能生规矩，不能废规矩而正方员」，(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员。)中匡曰：「薄税敛，轻刑罚。」(省刑罚，薄税敛。)霸形曰：「民归之如流水。」(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戒篇曰：「千乘之国，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不义予之齐国而弗受。)又曰：「以德予人者谓之仁，以财予人者谓之良。」(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心术上曰：「耳目者，视听之官也。」(耳目之官。)臣乘马曰：「彼王者不夺民时。」(不违农时，勿夺其时。彼夺其民时。)国蓄篇曰：「狗彘食人食。」(狗彘食人食。)又曰：「道有饿民。」(涂有饿莩，野有饿莩。)法法曰：「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其它字句相类，不可更仆数也。然。且。非。特。孟。子。也。。孔子亦生管仲之后者也。而管子法法曰：「先虽而后易。」(先难而后获)又曰：「政者正也。」(政者正也。)戒篇曰：「故天不动，四时之下而万物化。」(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又曰：「孝弟者，仁之祖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小称篇曰：「身不善之为患，毋患人莫己知。」(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小问篇曰：「夫寡非有国者之患也。」(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禁藏篇曰：「钻燧易火。」(钻燧改火。)弟子职曰：「出入恭敬，如见宾客。」(出门如见大宾。)又曰：「先生将食，弟子馔馈。」(有酒食，先生馔。)形势解曰：「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又曰：事父母而不尽力。」(事父母能竭其力。)版法解曰，「己之所不安，勿施于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又曰：「故君子恶称人之恶。」(子贡曰：君子亦有恶乎？』子曰：『有恶，恶称人之恶者。』)山之数曰：「民富君无与贫，民贫君无与富。」(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皆与论语意义相同，则不应夫子与及门垂训教人，而多袭管子也。又且「静而安」，(法禁)即「静而后能安」也。「闻贤而不能举，殆」，(法法)即「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命」也。「菑必及于身」，(宙合)即「菑必逮夫身」也。「生财有常法」，(君臣上)即「生财有大道」也。「故上不行则民不从」，(法法)即「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也。「视则不见，听则不闻」，(白心)即「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也。是大学又袭管子也。又且「蹈白刃」，(法法)即「白刃可蹈」也。「继绝世」，(霸言)「继绝世」也。「如日月之明」(任法)即「如日月之代明」也。「天之所覆，地之所载」，(侈靡)即「天之所覆，地之所载」也。「书同名，车同轨」，(君臣上)即「车同轨，书同文」也。是中庸又袭管子也。吾不意一 部四书中袭管子者，何以多至于此！乃至左传其全袭者无论矣；即非本事而自为文者，则亦有「一而伐之，服而舍之」(霸言)，「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爨之」(参患)，「贱不逾贵，少不凌长，远不间亲，新不间旧，小不加大，淫不破义」(五辅)等语，岂左氏袭管子耶！乃至于诗，其引用者无论矣，即非引用而自为文者，则亦有「人而无良」(宙合)，「夙兴夜寐，小心翼翼，执事有恪，其仪不忒」(弟子职)等语，岂三百篇又袭管子耶！大可既读管子而独疑孟子，不谓之梦语得乎！」(烟屿楼读书志经十)又曰：「朋党二字，始见管子。其法禁篇曰：「以朋党为友」，参患篇曰：「群臣朋党，则宜有内乱」，其它言人臣党而成群者甚多。按仲以鲍叔之荐而相齐国，及其将死，而桓公欲以鲍叔为相，仲犹论其无相度，不足为相，其可谓不肯为党者矣。即廷臣此时，亦不闻有分朋立党之事。而管子云云，逆料后世之必有是事耶？抑后人伪为之耶？小匡篇多袭齐语。大匡篇则前半全袭左传，而有可发大噱者：如云「二月，鲁人告齐曰：寡君畏君之威」云云；「五月，襄公田于贝邱」云云；「九年，公孙无知虐于雍廪，雍廪杀无知」云云：凡其叙事，并无年月，独此三处有之；而九年者，鲁庄公之九年也，而亦不知删节，可笑如此！其后半篇又杂入诸子与左传本事违异者，盖以齐桓初年颇好战，而尝为鲁所败，作者欲护管仲，因造为仲谏不听诸语，意谓桓不听仲，故有是败耳。』(读书志子上)眉按：徐时栋之举证备矣；而终疑为战国时人私意增删之书，意盖与姚氏同。惟陈澧疑其书备五家之学，可谓能从大处着眼。思想有时代之限制，古人固未有能违反学说先后演进之程序，学派相承之系统而著书者，管子书当为孟子以后人杂凑诸家而成，必非管子所作。(近人罗根泽有管子探源一书，可参阅。)杨慎谓『管子之文，多用韵语：如云：「当冬三月，天地闭藏，昼日恒短，而夜日恒长，利以作室，不利作堂。」又言堤防之利曰：「民得其饶，是谓流膏。」又言五粟美土之状云：「淖而不衄，刚而不觳，不泞车轮，不污手足。」其造语之妙，秦汉以后人岂能及也？』(升庵全集卷四十六)则以文字技巧，而信管子为先秦之书，其实此等韵语，秦汉以后人非不能及，管子书有秦汉以后人所附益者。然遂谓管子书乃秦汉以后人所作，亦非也，刘献廷曰：『管子书虽不全出敬仲之手，自是宇宙间不可少之大章句。三代而后经纶天下者，俱不能出其范围。』又曰：『管子虽不纯乎一家言，自是经世奇书，三代而后欲经纶天下者，非颖上遗言，何从着手！诸葛孔明为千古一人，其学术全从此书出。』(广阳杂记卷三)献。廷恢奇士，其称许此书，乃抱负所系；然周礼而外，管子之为经世巨著，亦不可以真伪问题，而轩轾其本身价值，则今人多无闲然矣。(页二五四-二六○)
贾谊新书
汉志贾谊五十八篇。隋，贾子十卷；唐志卷数同。隋始加新书之名。陈直斋曰：「多录汉书语；其非汉书所有者，辄浅驳不足观。决非谊本书也。」
[重考]
今存贾谊新书，尚是汉志之旧，而稍有残阙。谊治左氏传，为作训诂，故书中多左氏古谊，章炳麟曰「贾生书引用左氏内外传极多，而其中道术篇、六术篇、道德说篇正是训诂之学，有得于正名为政之学者。」故此书可宝，不独子言，而又经训也。陈直斋不知汉书录此书，而反谓此书，录汉书过矣。别详汉书艺文志讲疏。(卷四，页八)
[补证]
眉按：卢文弨书贾谊新书后曰：『新书非贾生所自为也。乃习于贾生者萃其言以成此书耳。犹夫管子晏子非管晏之所自为。然其规模节目之间，要非无所本而能凭空撰造者。篇中有怀王问于贾君之语，谊岂以贾君自称也哉！过秦论史迁全录其文；治安策见班固书者乃一篇，此离而为四五；后人以此为贾生平日所草创，岂其然欤？修政语称引黄帝颛喾尧舜之辞，非后人所能伪撰。容经道德说等篇，辞义典雅，魏晋人决不能为。吾故曰：是习于贾生者萃而为之；其去贾生之世不大相辽绝，可知也。』盖以为新书非伪书比。四库总目提要曰：『其书多取谊本传所载之文，割裂其章段，颠倒其次序，而加以标题，殊瞀乱无条例。今考汉书谊本传赞称：「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于世事者，着于传。」应劭汉书注亦于过秦论下注曰：「贾谊书第一篇名也。」则本传所载，皆五十八篇所有，足为显证。然决无摘录一段立一篇名之理，亦决无连缀十数篇合为奏疏一篇上之朝廷之理。疑谊过秦论治安策等，本皆为五十八篇之一，后原本散佚，好事者因取本传所有诸篇，离析其文，各为标目，以足五十八篇之数，故饾饤至此。其书不全真，亦不全伪。』而余嘉锡提要辨证曰：『汉人五经诸子，皆有章句之学，孝经今古文皆有章名，老子河上公注本亦有章名，何谓无摘录一段立一篇名之理乎？陆贾述存亡之征，奏之高祖，号新语，此与上疏无异，而分为十二篇，贾谊之疏何为不可分为若干篇乎？贾山上书，名曰至言，错上疏，谓之守边、备塞、劝农、力本，并见本传，贾谊之疏，何为独不可有篇名乎？提要狃于汉书治安策前后相联，以为本是一篇，故曰无连缀十数篇合为奏疏一篇之理；不知固明云「谊数上疏」，又曰「其大略曰」，则本非一篇，而固连缀之为一也。』按余氏驳提要割裂章段之说，未是。新书割裂之迹显然，何得援古书分章段之例拟之？陆贾新语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号其书曰新语(史记本传)盖贾本为高帝著书，与上书不同。今新语亦伪书，固不足征，而汉书谊传言谊数上疏，又言所载仅大略，则非每疏皆载，或一疏全载可知。然其书决不能以痛哭流涕长太息等所分之章段，若今日新书所割裂之章段，分次奏上，可断言也。余氏又何得援新语分篇奏上之例以拟之？卢氏与提要之语，皆近调停，而余氏又曲予回护，皆不可谓有识。惟姚鼐则直斥为妄人所为。其言曰：『贾生书不传久矣。世所有云新书者，妄人伪为者耳。班氏所载贾生之文，条理贯通，其辞甚伟。及为伪作者分析，不复成文，而以陋辞联厕其间，是诚由妄人之谬，非传写之误也。贾生陈疏言可为长太息者六，而传内凡有五事，阙一；吾意其一事言积贮，班氏已取之入食货志矣，故传内不更载耳。伪者不悟，因汉诸侯王表有「宫室百官，同制京师」之语，遂以此为长太息之一。然贾生疏云「今君君臣臣，上下有差」，已足该此义矣；不得又别为其一也。真西山取新书是篇，欲以补贾生之疏，吾是以为之辨。若其文辞卑陋，与贾生悬绝，不可为量，则知文者可一见决矣。』(辨贾谊新书)余谓姚说甚精辟。而袁枚读贾子曰：「贾子伪书也。天子御四夷，有五帝三王之道在，未闻表与饵也。贾生王佐才，识政体，必无是言。若所云云，隋炀帝都已行之，其效何如也。」则以人证伪，又与姚鼐之以文证伪者不同；然袁说疏矣！(页二六一-二六四)
伤寒论
汉张仲景撰；晋王叔和集。此书本为医家经方之祖，然驳杂不伦，往往难辨；读者苦不得其旨要。予友桐乡钱晓城煌谓此书为王叔和参以己说，故真伪间杂，致使千载蒙晦；着有医学辨谬一书，分别仲景书之真伪，兼论医家源流。虽议论不无过当，使世俗惊骇，然理自不可易，诚为医家独开生面者也。今其书藏于家。(予谓王叔和脉诀前人多称其伪，此或并非叔和，乃后人依托其名者。)
[重考]
张仲景即张机，章炳麟菿汉微言有考证甚明。隋志载梁有张仲景辨伤寒论十卷，新唐志载王叔和张仲景伤寒卒病论十卷，盖其书为叔和所编次，故即属之叔和也。读书志书录解题通志宋志俱作仲景伤寒论十卷，传于今者，宋开宝中，高继冲所献。治平二年，林亿等所校。明赵开美以宋本摹刻，与成无已注本并行，至清而佚，入日本枫山秘府。日本安政三年，其国人丹波元坚又重摹之，由是复传入中国。陈振孙云：「其文辞简古奥雅，古今治伤寒者，未能出其外者也。」今日本人精于医术，始知其书所治病甚广，不限定于伤寒，并西医所不能治之病，汉医亦能治之云。然成无已本，盖即林亿校本而有所损益，并删去其校语者。自明以来，方有执喻昌诸家，又横以王叔和所编为失次，任意改编，以求仲景之原本，则诬妄弥甚矣。(卷四，页九-一○)
金匮玉函经
称汉张仲景撰；晋王叔和集。按：此非仲景撰，乃后人伪托者。其称王叔和集，说见上。
[重考]
张仲景王叔和皆中国不朽之名医，姚氏以伪脉诀而不慊于王叔和，误矣。脉诀已见前。隋志，伤寒论十卷之外，又载张仲景方十五卷，新旧唐志同，而俱冠以王叔和三字，则亦以其为叔和所编次，故即属之叔和也。盖伤寒论十卷为单论本，而五卷即金匮玉函，合之，适得十五卷也。且外台秘要所引，概称张仲景伤寒论，而证类本草引之，又概称金匮玉函方，是其异名同实，无疑也。其被以金匮玉函之名者，必后人宝藏之，故名也。然隋唐五卷，宋时盖分为八卷，而宋志称金匮要略方三卷，金匮玉函八卷，其八卷本，成无己许叔微尚时引其文，而元明以来不可见，今传者三卷本而已。晁氏称「仁宗朝，王洙得于馆中，用之甚效，合二百六十二方。」又林亿序云，「王洙在馆阁日，于蠹简中得仲景金匮要略方三卷。」要略者不详之谓，蠹简则非完书可知。故今传者，犹为残阙不完之本。姚氏乃诋为后人伪托，失考甚矣。(卷四，页一○-一一)
[补证]
眉按：章炳麟伤寒论单论本题辞曰：『隋经籍志张仲景方十五卷。梁有张仲景辨伤寒十卷。唐艺文志王叔和张仲景药方十五卷；又伤寒卒病论十卷。唐志以十五卷者题王叔和，则伤寒论在其中。今伤寒论单论本十卷，金匮要略则三卷，合之不及十五卷数。然要略亦尚有阙文：据林亿序：「翰林学士王洙在馆阁日，于蠹简中得仲景金匮玉函要略方三卷」。称要略则不详；言蠹简则不备可知也。五藏风寒积聚篇「脾无中寒，肾无中风中寒」，亿等已知其阙矣。又周礼天官疾医疏，引张仲景金匮云「神农能尝百药，则炎帝者也」，今要略不见其语。金匮玉函经千金方诊候篇引张仲景曰「欲疗诸病，当先以汤荡涤五藏六府」云云，凡二百五十余字，不详所出。依宋志，金匮要略方三卷，金匮玉函八卷，皆称王叔和集。林亿序要略，亦云：「先校定伤寒论，次校定金匮玉函经，今又校成此书。」是金匮玉函有详略二本。详者则为贾疏千金方所引。宋时八卷。隋唐时五卷。两志所云十五卷者，合伤寒论与金匮玉函经。十卷者，即此伤寒论也。其书传于今者，宋开宝中高继冲所献，治平二年林亿等所校，明赵开美以宋本摹刻，与成无已注本并行。至清而逸，(按：赵开美仲景全书序：『先以成注伤寒论金匮要略合刻，名曰仲景全书。既刻已，复得宋版伤寒论并刻之。』然清世所传，惟成注本；而单论本则清修四库书时已不可见。)入日本枫山秘府。安政三年，丹波元坚又重摹之，由是复行于中土。其与成本异者，卷首各有目录；方下亦多叔和校语数事，及亿等校语，成本亦尽删之矣。近世治经籍者，皆以得真本为亟；独医家为蓺事，学者往往不寻古始。方(有执)喻(昌)以下，恣意颠倒。清世惟有成无已注本为稍完善；然尚不能窥其本原。是本之出，非论古方技者之幸欤！且以金匮玉函八卷之书，成无己许叔微尚时引其文，而元明以来不可见；此伤寒论十卷，独完好与梁七录无异，则天之未绝民命也。虽有拱璧以先驷马，未能珍于此也。』余谓。炳麟谓金匮玉函经金匮要略系两书，有详略之不同。玉函经元明以来不可见。今所见者，要略而已；然亦有阙文。惟伤寒论单论本十卷，则完好与梁录无异。其言固未可据为定论。然姚氏语太简略，亦不知其所见何本，无可资以证实其伤寒论『驳杂不伦』，及要略『乃后人伪托』之说。意者所见钱书，关于分别仲景书之真伪，有甚辟之论欤？然其书今不可见。姑录章说于此以俟辨正。(页二六五-二六七)
有本非伪书而后人妄托其人之名者
尔雅
汉志附于孝经后，隋志附于论语后，皆不着撰人名。唐陆德明释文谓释诂为周公作，盖本于魏张揖所上广雅表言「周公制礼以安天下，着尔雅一篇以释其义」。此等之说，固不待人举「张仲孝友」而后知其诬妄矣。郑渔仲注后序曰：「离骚云：『使冻雨兮洒尘』，故释风雨曰：『暴雨谓之冻』。此句专为离骚释，故知尔雅在离骚后。』按：奚止离骚后；古年不系干支，此系干支，殆是汉世。又按：此书释经者也，后世列之为经亦非是。
[重考]
张揖上尔雅表云：「周公着尔雅一篇，今俗所传三篇，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孙通所补，或言●梁文所考。」其说然否，未易定之。然观尔雅释诂篇：「林，烝，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君也。弘，廓，宏，溥，介，纯，夏，怃，庞，坟，嘏，丕，变，洪，诞，戒，骏，假，京，硕，濯，讦，宇，穹，王，路，淫，甫，景，废，壮，冢，简，菿，昄，晊，将，业，席，大也。」邢昺疏引尸子广泽篇云「天，帝，皇，后，辟，公，弘，廓，宏，溥，介，纯，夏，怃，冢，晊，昄，皆大也。十有余名而实一也。」虽古人引书，往往断章取义，不尽依录原文。然尸子明云十有余名而实一，乃今本尔雅分作二文，又增林烝庞坟，二十余名，一则见尔雅为字书，犹后玉篇广韵之代有增益；又一则见尔雅确为先秦以来相传之古书，尸子已引用之。由此二者，则虽有「张仲孝友」，「暴雨释骚」，何害其为后人所羼附哉！别详汉书艺文志讲疏。(卷四，页一一-一二)
[补证]
眉按：邵晋涵曰：『作尔雅者，先儒迄无定论。张揖上广雅表云：「周公制礼以道天下，着尔雅一篇以释其义。」今考周公赋宪受胪，作谥法解，其训释字义云，「勤，劳也。肇，始也。怙，恃也。典，常也。康，虚也。惠，爱也。绥，安也。考，成也。怀，思也。」俱与尔雅同义，是周。公。作。尔。雅。之。证。也。。张揖又云：「今俗所传三篇尔雅，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今按孔子作十翼以赞周易，彖传云：「师，众也。比，辅也。晋，进也。遘，遇也。」序卦传云：「师者众也。履者礼也。颐者养也。晋者进也。遘者遇也。震者动也。」圣义阐敷，式昭雅训，是孔子增修尔雅之证也。发明章句，始于子夏。仪礼丧服传为子夏所作，其亲属称谓，与尔雅释亲同。世所传子夏易传，或云伪托。至于经典释文李鼎祚集解所征引者，如云「元，始也。芾，小也。」观象玩辞，必求近正，是子夏增益尔雅之证也。(眉按：焦竑谓『尔雅，诗训诂也。子夏，传诗者也。子夏辈六十人，纂先师微言为论语，论语中言诗者多矣，子夏独能问逸诗。晦庵读诗纲领述论语十条，而终之子夏，得无意乎？传记中言子夏尝传诗，今所存者诗大小序，又非尽出子夏，故曰：尔雅，即子夏之诗传也。且尔雅有释诂释训，毛公亦以其传诗也，故其解诗，错取尔雅之名，题曰诂训传，则尔雅之传诗，毛公固谓其然矣。』见焦氏笔乘卷一。是子夏增益尔雅，焦已先邵证之。然其说固非。谓毛公取尔雅篇名名其传，独不可谓作尔雅者，取毛公诂训传之名名其篇乎？且尔雅即为传诗而作，亦不能证尔雅必为子夏所增益也。)张揖又云：「或言叔孙通所补，或言●郡梁文所考。」今按尔雅之文，间有汉儒增补，如释地八陵云「雁门是也。」释山云「泰山为东岳，华山为西岳，霍山为南岳，恒山为北岳，嵩高为中岳」。释兽鼳鼠下云「秦人谓之小驴」。疑皆汉初传尔雅者所附益。后儒遽以此为尔雅作自汉儒则非也。然则尔雅之作，究属何人？窃以汉世大儒，惟郑康成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审六艺之指归，翊古文之正训，其驳五经异义云：「玄之闻也，尔雅者，孔子门人所作，以释六艺之言。」盖不误也。今由郑君之言释之，公羊谷梁皆孔子门人，其训释字义，悉符尔雅。是则尔雅者，始于周公，成于孔子门人，斯为定论。』(尔雅正义)康有为则曰：『刘歆西京杂记云：「郭伟以谓尔雅周公所制，而尔雅有张仲孝友，张仲宣王时人，非周公之制明矣。尝以问杨子云，子云曰：孔子门徒游夏之俦所记，以解释六艺者也。家君以为外戚传称史佚教其子以尔雅，尔雅小学也。又记言孔子教鲁哀公学尔雅，尔雅之出远矣。旧传学者皆云周公所记也。张仲孝友之类，后人所足耳。」按：尔雅不见于两汉前，突出于歆校书时；西京杂记又是歆作，盖亦歆所伪撰也。孔子教鲁哀公学尔雅之说，有大戴礼小辨篇足证。然哀公以人君观政，孔子乃教以读尔雅，非惟迂远，实不通矣。论语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又曰「通诗三百，授之以政」，推之小辨所谓尔雅，必称大小雅也。故足以辨言观政。考尔雅训诂，以释毛诗周官为主：释山则有五岳与周官合，与尧典王制异；释地九州岛与禹贡异，与周官略同；释乐与周官大司乐同；释天与王制异，祭名与王制异，与毛诗周官合；若其训诂全为毛诗；间有敏拇之训，羕长之释，释兽无驺虞之兽，释木以唐棣为栘，时训三家以弄狡狯。然按其大体，以陈氏毛诗稽古编列尔雅毛诗异同考之，孰多孰少，孰重孰轻，不待辨也。』(伪经考汉书艺文志辨伪)此二说，一依附张揖，一周纳刘歆，皆不足信。四库总目提要曰：『大戴礼孔子三朝记称孔子教鲁哀公学尔雅，则尔雅之来远矣；然不云尔雅为谁作。大抵小学家缀缉旧文，递相增益，周公孔子，皆依托之辞，观释地有鹣鹣，释鸟又有鹣鹣，同文覆出，知非纂自一手也。其书，欧阳修诗本义以为学诗者纂集博士解诂，高承事物纪原亦以为大抵解诂诗人之旨；然释诗者不及十之一，非专为诗作。杨雄方言以为孔子门徒解释六艺，王充论衡亦以为五经之训故；然。释五经者不及十之三四，更非专为五经作。今观其文，大抵采诸书训诂名物之同异，以广见闻，实自为一书，不附经义。如释天云「暴雨谓之冻」，释草云「卷施草拔心不死」，此。取楚辞之文也，释天云「扶摇谓之猋」，释虫云「蒺藜蝍蛆」，此取庄子之文也。释诂云「嫁往也」，释水云，「瀵大出尾下」，此取列子之文也。释地四极云「西王母」，释畜云「小领盗骊」，此取穆天子传之文也。释地云「东方有比目鱼焉，不比不行，其名谓之鲽；南方有比翼鸟焉，不比不飞，其名谓之鹣鹣」，此取管子之文也。又云「邛邛岠虚负而走，其名谓之蟨」，此取吕氏春秋之文也。又云「北方有比肩民焉，迭食而迭望」，释水云「河出昆仑虚」，此取山海经之文也。释诂云，「天帝皇王后辟公侯」，又云「洪廓宏溥介纯夏幠」，释天云「春为青阳至谓之醴泉」，此取尸子之文也。释鸟曰「爰居杂县」，此取国语之文也。如是之类，不可殚数。盖亦方言急就之流。特说经之家，多资以证古义，故从其所重，列之经部耳。』则所言近是。吕思勉经子解题亦曰：『尔雅今之辞典也。此本钞撮以备查检，后人相传，亦必有增改，无所谓谁作。今此书训诂几全同毛传，释乐同周官大司乐，九州岛异禹贡而同周官，则古学既出后之物。释兽中狻麑即师子，出西域，鵽鸠出北方沙漠，翠生郁林，鱊？出乐浪潘国，魵虾出秽邪头国，皆非战国前所有，明为后人增益，正如神农本草经有汉郡县名耳。』其说亦是。惟训释之书，往往为后人交互增改，易失本来面目；而彼此先后之迹，亦多为所灭。故或谓尔雅取毛传；或谓毛传用尔雅。或谓尔雅毛公以前，其文犹略，至郑康成时则加详。(永乐大典引曹粹中放斋诗说语)；或谓汉初传尔雅者，皆今文之学，故与毛诗不同(臧庸拜经日记语)；或谓说文视尔雅固后，然亦有尔雅失其传，说文得其传者(戴东原集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书语)，其言皆是，而皆未窥其全。段玉裁曰：『尔雅不出于一时一人之手，且又备采众说以俟折衷，故一篇之内，时有自相违戾者。』(经韵楼集续尔雅释山论南岳)一篇之内，且自相违戾，更何论与毛诗说文之异同或先后乎！然则其书既由小学家先后缀缉而成，不能定为何时何人所作，即无所谓真伪。后人以张揖陆德明之语而真之伪之，皆不得其实者也。(郭璞序亦但言『兴于中古，隆于汉氏』，未尝指为周公。)至其书之篇第：邵晋涵谓『汉书艺文志作三卷二十篇，今所传止十九篇。但考诸书之征引尔雅者，似有佚句而无阙篇。班固所言篇第，今不可考。』而孙志祖读书脞录则曰：『仁和翟晴江灏云：「古尔雅当更有释礼篇与释乐篇相随；祭名与讲武旌旗三章，乃释礼之残缺失次者。」(眉按：崔应榴吾亦卢稿谓此说甚有理可取。)志祖案：广雅篇第，一依尔雅；广雅无释礼篇，则晴江之说非也。盖释诂分上下二篇，故汉志称二十篇尔。近人以毛诗周南关睢诂训传第一正义引尔雅叙篇「释诂释言，通古今之字，古与今异言也。释训，言形貌也」。欲以叙篇充二十篇之数，然尔雅果有叙篇，景纯岂应删而不注？且唐初作正义时尚存此篇，则张揖魏人，其着广雅，亦必沿用之矣。』(曹元忠谓叙篇当亡于唐郑覃等刻开成石经之世。见华国月刊一卷十期。)孙之驳他说是也。其谓释诂分上下二篇，为汉志二十篇之旧，亦臆说耳。不如从邵说阙疑为是。其佚句亦时时见于他书：晋涵谓：『许叔重说文解字引尔雅云：「●，薄也。」易疏引尔雅云：「杻谓之梏，械谓之桎。」诗疏引释言云：「斯，尽也。」又引尔雅「无夫无妇，并谓之寡。丈夫曰索，妇人日嫠」。左传疏引释诂云：「由，用也。」礼记疏引释诂云：「隐，痛也。」周礼疏引尔雅云：「极，中也。山足曰麓。飞曰雌雄，走曰牝牡。」史记集解引尔雅云：「四尺谓之仞，倍仞谓之寻。」史记索隐引尔雅云：「颜，额也。怵犹狃也。婺女谓之须女，藀惑谓之执法。」后汉书注引尔雅云：「矕，视也。楫谓之桡。」文选注引尔雅云：「劭，美也。邀，遮也。搂，牵也。棘，戟也。芥，草也。翥，举也。盖，戴覆也。」太平寰宇记引尔雅云：「沮，洳也。」诸书所引，有出于小尔雅者，有出于方言者；有其文不似尔雅者，或所见本异，或传写之讹。』盖亦莫可究诘矣。注尔雅者，有舍人李巡樊光孙炎沈旋诸人，今惟存郭璞一家。璞有音有图赞，今亦亡之。尚书正义引璞注云：『恒山一名常山，避汉文帝讳。』又云：『霍山今在庐江灊县，潜水出焉，别名天柱山。汉武帝以衡山辽旷，移其神于此，今其土俗人皆呼之为南岳。南岳本自以两山为名，非从近来也。而学者多以霍山不得为南岳。又言从汉武帝始乃名之，即如此言，为武帝在尔雅前乎？斯不然矣！』今本注文不若是之详。然则郭注亦为人所删，非完书矣。(见钱大昕与晦之论尔雅书。)又案：姚氏「尔雅非经」之语，龚自珍亦申之曰：『后世以传为经，以记为经，以群书为经，犹以为未快意，则以经之舆儓为经，尔雅是也。尔雅者，释诗书之书，所释又诗书之肤末；乃使之与诗书抗，是尸祝舆儓之鬼，配食昊天上帝也。』(定盦文集补编六经正名)(页二六九-二七六)
韵书
昔沈约撰四声，今亡。此书乃宋理宗朝平水刘也。？渊作，其时奉诏颁行，名礼部韵略，今相仍用之。俗称沈约，
[重考]
北宋景德间，诏删取切韵曰韵略。景佑四年，诏刊修韵略，改为礼部韵略。南宋刘渊壬子新刊礼部韵略，即所谓平水韵是也。清王鸣盛等咸以此书为王文郁作，而刘取刊之云。元大德中，阴时夫兄弟刻韵府群玉，即今通行之诗韵。其四声韵部，大致本自沈约，非谓沈约作今之韵书也。(卷四，页一二-一三)
山海经
汉志不着撰人名。刘歆校定表言：「禹定九州岛，而益等类物善恶，着此书。皆圣贤之遗事，古文明著者也。」以为禹伯益撰，致为可笑。经中言夏后启殷王文王，且言长沙零陵雁门诸郡县，歆不知欺谁乎！此盖秦汉间人所作，昔人已多论之矣。
[重考]
山海经一书，当分别观之，五藏山经后有禹曰「天下名山」云云，亦见管子地数篇，故刘歆定为禹益作也。若海外以下等经，则非禹益书，多为图说之辞，其图盖即禹鼎。又有周时说山海图之文，则有汤文王葬所。汉所传图，则有余暨彭泽朝阳淮浦等汉县。后人往往据图说杂出周汉地名，以疑此经。颜之推所谓「山海经禹益所记，而有长沙零陵诸阳诸暨」，此由未尝分别观之也。盖古书往往有后贤说解增附合一，必当分别观而后明也。(卷四，页一三)
[补证]
胡渭禹贡锥指例略曰：『山海经十三篇，刘歆以为出于唐虞之际。列子曰：「大禹行而见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坚闻而志之。」王充论衡曰：「禹主治水，益主记异物，以所闻见，作山海经。」审尔，则是书与禹贡相为经纬矣。然其间可疑者甚多。颜之推曰：「山海经禹益所记，而有长沙零陵桂阳诸暨，后人所羼，非本文也。」尤袤曰：「此先秦之书，非禹及伯翳所作。」二说允当。其所有怪物固不足道；即所纪之山川，方乡里至虽存，却不知在何郡县？远近虚实，无从测验，何可据以说经！惟澧沅潇湘在九江之间一语，大有造于禹贡。余即有可采，与他地记无异。或后人取以附益，亦未可知。』梁玉绳史记志疑曰：『刘秀上山海经奏。吴越春秋、无余外传、论衡、别通、路史、后纪并谓益作之。隋志及颜氏家训书证云禹益所记。郦道元水经注序及浊漳水注并云禹着。史通杂述篇言夏禹敷土，实着山海。宋尤袤以为恢诞不典，定为先秦之书。朱子以为缘解楚辞天问而作。(眉按：沈谦学海蠡测曰：『山海经，郭景纯据汲冢书以辩谯周之论，谓若竹书不出，即山海之言几乎废矣。今读离骚如九辩九歌等名，明用荒经之文。篇中所称引，若悬圃崦嵫咸池白水阆风昆仑流沙赤水西海不周，俱此书中地名。且天问一篇，征奇索隐，概在是经。屈子著作，尚属周季，是亦山海经为古书一明征也。』不知此正山海经依附楚辞之明征耳。)吾邱衍闲居录谓凡政字皆避去，知秦时方士所著。杨慎升庵集山海经后序以为出于太史终古孔甲之流。疑莫能定。文多冗复，似非一时一手所为也。』(海外南经有文王；海外西经有丈夫国，注谓殷太戊使王孟采药至此；大荒东经有殷王亥；大荒西经言汤伐桀：不独地名有在后者。)马叙伦曰：『史记大宛传云：「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能言也。」汉志刑法家山海经十三篇，郭璞皆据为古有此书之证。然大宛传，司马贞谓褚少孙所补，近人崔适谓后人直录汉书张骞李广利传，则山海经云云，亦非司马迁笔矣。要亦如列子真者亡伪者作耳。』(列子伪书考附注)眉按：山海经谓禹益作，固妄；谓如列子真者亡，伪者作，亦非。大抵始于战国，而秦汉以后人又有所附益耳。全祖望谓：『以所纪禹事考之：崇伯之父，明有代系，而以为白马，则与世本不合；崇伯化于羽渊，而又化于墠渚，则与左传不合；共工既放，而尚除恶未尽，有臣相鲧为害，则与孟子不合；帝启之献三嫔于天，而窃九辩九歌九招之乐以下，虽并见于天问，然与尚书之九歌不合。所纪禹事如此，而其余概可见。』又谓：『谓是经竟无征乎？则毕方贰负诸证，历见汉人之所述，郭氏已着之题词中。而有明之季，颙鸟见于南昌佛寺，朱中尉谋？志之；精卫遗种见于海上，林太常时对志之；鴸鸟见于杭城东，陈高士廷会志之；刑天之舞，则西方徼外多见之者，固不可以为尽诬也。』(浮山大禹庙山海经塑像诗序)盖其书所记范围，上及远古传说文字以前之图画，下逮战国魏晋好奇之士，摭拾诸书，加以侈大，诡倬自喜，故后代有可验有不可验者。(按：说天问者，往往采山海经淮南子语，其实所采，多山海经淮南子缘天问而作者。朱熹疑天问，特战国时俚俗相传之语，本无稽据，好事者遂假托撰造以实之。见楚辞辨证下。胡应麟则谓经所纪山川神鬼，凡离骚九歌远游二招中稍涉奇怪者，悉为说以实之，不独天问；而其文体特类穆天子传，故断以为战国好奇之士，取穆王传。虽与吾说不同，而亦足证明吾说。？，杂录庄列离骚周书晋乘以成者。见四部正)而刘师培谓：『山海经不可疑。西人地质学，谓动植庶品，递有变迁，观山海经一书，有言人面兽身者，有言兽面人身者，而所举邦国草木，又有非后人所及见者，谓之不可知可也，谓之荒诞不可也。』(读书随笔)则殊非。古书衍述传说，岂能上及今日所谓地质时代？抑以夏代言，其时尚无利便之交通工具，虽有睿哲，又何资以跋涉山海，穷极辽阔，探索怪异，而一一摹状之？故但曰禹曰益，实必无之事。然要为古代山川动植氏族部落原始生活意识长期累积变迁之汇纂，治古代社会史料，其有资于是书，殆无可疑。近见燕京学报(第七期)有何观洲山海经在科学上之批判及作者之时代考一文，以山海经五藏山经中之动植物，除极少数为实有者外，余皆由推想而得；而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述邹衍之学说，有『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植，物类所珍，因而大之，及海外，人所不能睹』一段，不啻为山海经作序，遂认五藏山经为邹衍所作，或邹派学者所作。(五藏山经以下，则仍认为汉以后之伪经。)此虽足备一说；然邹衍固别有书，着于汉志。山海经记怪，邹衍『推大推远』，迹或相似，岂可谓即其学说之所寄哉！又是书传然时，叙次错乱，以致文理断续，地望乖违。如海外北经海外自东北陬至西北陬者，东西二字当互易；海内西经东胡下四节，当在海内北经舜妻登比氏节之后；海内北经盖国下九节，当在海内东经巨燕在东北陬之后；海内东经国在流沙下三节，当在海内西经流沙出钟山节之后。说详顾观光武陵山人杂着山海经条。此虽与真伪无关，然可为读山海经者董正误简之一助。(页二七七-二八一)
水经
隋志有两水经：一本三卷，郭璞注；一本四十卷，郦善长注；皆不言撰人名。自旧唐志注云郭璞作；新唐志云桑钦作。宋崇文总目但云郦注四十卷，亦不言撰人为谁。崇文总目作于宋景佑，与新志同时，不知新志何据以为说也。其经云「济水过寿张」，即前汉寿良县，光武所更名。又「东北过临济」，即狄县，安帝所更名。又「荷水过湖陆」，即湖陵县，章帝所更名。「汾水过永安」，即彘县，顺帝所更名。故知顺帝以后纂叙也。王伯厚曰：「其书言『武侯垒』，又云『魏兴安阳县』，注谓『武侯所居』；魏分汉中，立魏兴郡，又改信都从长乐，则晋太康五年也。又『河水北薄骨律镇城』，注云『赫连果城』，则后魏所置也。』恒按，汉儒林传，『古文尚书，涂恽授河南桑钦君长』，桑钦盖成帝时人。是书固不可言钦作：即谓郭璞，又岂其然乎？姚宽西溪丛语曰：「水经，世以为桑钦撰。予按：易水注云：『故桑钦曰：易水出北新城西北，东入滱；自下，滱易互受通称矣。』又广阳县溪水亦引桑钦说。且水经正文皆无此语。」其考核尤精。然则桑钦固别有地理水道之书，而水经者不知何人所作也。又此桑钦亦非汉成帝时者；使然，不当见遗于汉志矣。故晁氏谓使古有两桑钦则可也。
[重考]
水经一书，历古志记莫能定为何人所作，胡渭禹贡锥指曰：「汉书地理志引桑钦者七，上党屯留下云：桑钦言绛水出西南，东入海。平原高唐下云：桑钦言绛水所出。泰山莱芜下云：禹贡汶水出西南，入泲，桑钦所言。丹阳陵阳下云：桑钦言淮水出东南，北入大江。张掖删丹下云：桑钦以为导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敦煌效谷下云：本鱼泽障也，桑钦说孝武元封六年，济南崔不意鱼泽尉，教力田以勤效得谷，因立为县名。中山北新城下云，桑钦言易水出西北，东入寇。今按：儒林传言涂恽授河南桑钦君长古文尚书，钦，成帝时人，班氏与刘歆皆崇古学，故有取焉。隋经籍志有两水经，一，三卷，郭璞注；一，四十卷，郦善长注，皆不着撰人名氏。旧唐书始云郭璞作，新唐志遂谓汉桑钦作水经，一云郭璞作，今人云桑钦者，本此也。先儒以其所称，多东汉三国时地名，疑非钦作，而愚更有一切证，郦注于漯水引桑钦地理志，又于易水浊漳水并引桑钦，其说与汉书无异，乃知固所引即地理志，初无水经之名。水经不知何人所作，注中每举本文，必尊之曰经，使此经果出于钦，无直斥其名之理。或曰钦作于前，郭璞附益于后，或曰汉后地名，乃注混于经，并非。盖钦所撰，名地理志，不名水经。水经创自东汉，而魏晋人续成之，非一时一手作。故往往有汉后地名，而首尾或不相应，不尽由经注混浠也。」胡氏此说甚核，远愈于王应麟困学纪闻王袆水经序之说矣。然水经漯水下「桑钦地理志曰」六字，或谓为「地理志桑钦曰」之误，汉志固不著录此书，则桑钦作地理志与否，尚属疑问。总之，水经何人作，不可考知。意者水为生生之源，出于社会自然之需要，故作水经者，亦莫知其谁始欤。(卷四，页一五-一六)
[补证]
臧琳经义杂记曰：『隋志地理部山海经二十三卷，郭璞注；水经三卷，郭璞注；水经四十卷，郦善长注。二书不着撰者姓氏，而皆自郭景纯注之，则相传已久。旧唐书经籍志，水经三卷，郭璞撰；又四十卷，郦道元撰。与隋志同；但以注为撰微误耳。通典谓晋郭璞注，后魏郦道元注，皆不详撰者名氏，不知何代之书，与隋志合。惟宋人新唐书志云「桑钦水经三卷，一作郭璞撰；郦道元注水经四十卷。」按：以水经为桑钦所撰，与唐六典注同。然水经注漯水引桑钦曰：「漯水出高唐」，浊漳水引桑钦曰「绛水出屯留西南，东入漳」；易水引桑钦曰「易水出北新城西北，东入滱」；濡水引桑钦说，「卢子之书，言晋既灭肥，迁其族于卢水」；今水。经。皆。无。是。语。，则不。得。以。为。桑。所。撰。矣。。旧唐志以注为撰，故于郭郦二注亦称撰。今以郦书为注，而于水经下又云郭璞撰，则与隋志旧唐书俱乖舛矣。或以水经经注混浠，所称地名，多出后代，反以称郭撰者为是，此失之不审也。』胡渭禹贡锥指例略曰：『地理志引桑钦者七：上党屯留下云：「桑钦言绛水出西南，东入海。」平原高唐下云：「桑钦言漯水所出。」泰山莱芜下云：「禹贡汶水出西南，入泲，桑钦所言。」丹阳陵阳下云：「桑钦言淮水出东南，北入大江。」张掖删丹下云：「桑钦以为道弱水自比，西至酒泉合黎。」敦煌效谷下云：「本鱼泽障也。桑钦说孝武元丰六年，济南崔不意为鱼泽尉，教力田以勤效得谷，因立为县名。」(今汉书本有『师古曰』三字，盖后人所妄加，此言非师古所能引也。)中山北新城下云：「桑钦言易水出西北，东入滱。」今按：儒林传言涂恽授河南桑钦君长古文尚书，钦成帝时人，班氏与刘歆皆崇古学，故有取焉。隋经籍志有两水经：一，三卷，郭璞注；一，四十卷，郦善长注。皆不着撰人名氏。旧唐志始云郭璞作。新唐志遂谓汉桑钦作水经，一云郭璞作。今人云桑钦者本此也。先儒以其所称多东汉三国时地名，疑非钦作。而愚更有一切证，郦注于漯水引桑钦地理志，又于易水浊漳水并引桑钦，其说与汉书无异，乃知固所引即其地理志，初无水经之名。水经不知何人所作，注中每举本文，必尊之曰经，使此经果出于钦，无直斥其名之理。(唐人义疏，例称孔君郑君。)或曰：「钦作于前，郭郦附益于后。」或曰：「汉后地名，乃注混于经。」并非。盖钦所撰名地理志，不名水经。水经创自东汉而魏晋人续成之，非一时一手作。故往往有汉后地名，而首尾或不相应，不尽由经注混浠也。』眉按：桑钦地理志，汉志不著录，其有无未可定。然水。经非桑钦撰，则可断言矣。王祎水经序曰：『水经至新唐志始谓为桑钦作，又言一云郭璞作，盖疑之也。按：前汉书儒林传：「古文尚书，涂恽授河南桑钦君长。」晁氏读书志谓「钦、成帝时人也。」今以其书考之：济水过寿张，即前汉寿良县，光武所更名；又东北过临济，即狄县，安帝所更名；荷水过湖陆，即湖陵县，章帝所更名；汾水过永安，即彘县，顺帝所更名。则其书非作于成帝时，若顺帝以后人所为矣。又其书言武侯垒，又云魏兴安阳县，注谓武侯所居，魏分汉中立魏兴郡，又云江水东径永安宫南，则昭烈托孤于武侯之地也。又其言北县名，多曹氏时置，南县名，多孙氏时置，是又若三国以后人所为也。又云改信都从长乐，则晋太康五年也。又河水北薄骨律镇城，符经注云赫连果城，则后魏所置也。此其书又若晋后魏人所为也。意者钦本成帝时人，实为此书，及郭郦二氏为传注，咸附益之，而璞，晋人；道元，后魏人也。然则水经为钦作无疑，盖久而经传相浠，而钦之本文亡矣。本文虽亡，可不谓为钦作哉！』(王忠文公集卷二)王序济水过寿张至汾水过永安云云，与姚氏同，盖皆本杜佑通典(州郡四)语，杜佑固极非难水经者。然王仍定水经为桑钦作，特以与郭郦注文相浠，故本文有后代地名，说近牵强。盖水经创自东汉，而后代续成之耳。叶梦得以为『水经载天下水甚详，而两浙独略。浙江谓之渐江，出三天子都。钦北人，未尝至东南，但取山海经为证尔。余意渐字即浙字，钦误分为二名。郦注引地理志，浙江出丹阳黟南蛮中者是已。然浙江不见于禹贡，以钱塘江为浙江，始见于秦纪，而衢婺诸水，与苕●两溪等，不见于水经者甚多，岂以小遗之？抑不及知耶？』(避暑录话下)梦得之信水经为桑钦作，固非，其谓水经独略两浙，亦非也。水经详于北而略于南，岂独两浙哉？然水经得郦注，而已成为稽考北方水道不可缺少之书，则近世治地理学者，殆无异辞。刘献廷欲为郦注撰疏而未果。尝谓：『郦善长天人，其注水经，妙绝古今。北方诸水，毛发不失；而江淮汉沔之间，便多纰缪，郦北人，南方之水，非其目及也。』又谓：『世人以「郦书详于北而略于南」少之，不知水道之宜详，正在北而不在南也。』又谓：『西北水道，莫详备于此书，欲兴水利，此其粉本。虽时移世易，迁徙无常，而十犹得其六七，不熟此书，则胸无成竹，虽有其志，何从措手。』(俱见广阳杂记卷四)献廷长于地理，而推服郦注若此！吾人正不宜因水经不得撰者之主名，而忽视此北方水道沿革之重要古籍也。(页二八三-二八七)
阴符经
出于唐李筌。其云得于石壁中，上封云：「上清道士寇谦之藏诸名山，用传同好。』于是筌诡为黄帝所作。后遇骊山老母，说其玄义。按：此书言虚无之道，言修炼之术，以气作？ ，乃道家书；必寇谦之所作，而筌得之耳。其云得于石壁中，则妄也。若云黄帝所作，骊山老母为之解说，则更妄矣。又相传七贤注，为太公范蠡张良诸葛亮诸人，益不足辨。或谓即筌所为，亦非也。褚遂良书之以传于世。又朱仲晦尝注之，而曰「谓非深于道者不能」。吁，不知其所谓道者何道也？可慨也夫！
[重考]
阴符经伪书，褚遂良书迹，出明之中叶，伪托不足据，清四库已言之。姚氏谓寇谦之作，亦不确。考隋志兵家有太公阴符钤录一卷，周书阴符九卷，皆不云黄帝，亦无与于道家。新唐志始有集注阴符经一卷，崇文目同。又有阴符经叙一卷。读书志作七贤注阴符经，通考同。黄鲁直尝跋其后云：「阴符出于李筌，熟读其文，知非黄帝书也。盖欲文其奇古，反诡谲不经。益糅杂兵家语，又妄托太公范蠡鬼谷张良诸葛亮训注，尤可笑，惜不经柳子厚一掊击也。」鲁直此语，直断为李筌伪作，确不可易。朱子语录亦称：「闾丘主簿进黄帝阴符经传，先生说握奇经等文字，恐非黄帝作，唐李筌为之，圣贤语自平正，却无跷欹如许。」案：朱子语极正当，而又作阴符经考异一卷，此老多事，大可不必。然唐志崇文目所载集注本，久已散佚，即崇文目所称阴符经叙，无伊尹注，而有惠光嗣等传，亦与今本不合。惟晁氏读书志马氏通考所称七贤注。即今流传之本也。抑且晁氏所引筌注，不见于今本，盖晁氏又别载有筌注一卷，不在此本，而其书已亡也。至今本称骊山老母口授太虚山李荃疏，妄人作伪，愈益可笑。(卷四，页一七-一八)
[补证]
吴名凤曰：『朱子谓阴符经恐是唐李筌所为，是他着力去做，何故？只因他说起便行于世。愚考汉书艺文志道家兵书俱不载。隋志始载有太公阴符周书阴符而不言经。唐志乃有集注阴符经一卷。故邵子以阴符经为七国时书。伊川程子以为非商末即周末。然则李筌所云至嵩山得黄帝阴符经者，乃诳语耳。其言九窍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动静，则参同契之三宝关键也。又谓心生于物，死于物，机在目，则老子之不见可欲，使心不乱也。天地之大德曰生，而此则曰杀机，阴疑于阳必战，而此不嫌无阳，此乱世之书耳。奈何欲上污古圣也哉！史记苏秦得周书阴符伏而读之，索隐引战国策谓得太公阴符之谋，则阴符或即太公兵法乎？然风后握奇经传有吕尚增字本，此阴符经义殊不类，而以为出于黄帝，殆所谓无稽之言也。』(此君园文集卷二十五)眉按：吴莱新安朱氏新注黄帝阴符经后序曰：『余闻陇西李筌尝得黄帝阴符经，读之数千遍，竟不能略通，后遇骊山姥始章句解释，盖甚怪矣！自言神农氏衰，蚩尤横暴，黄帝三年百战而未及有功；天命玄女教以兵机，赐以九天六甲兵信之符，皆出自天机，合乎神智者。筌又别着太白阴经阃外春秋以辅行其说。强兵胜敌，岂必务贯于此而后能然耶！广汉郑山古曾语蜀黄承真：「蜀官大火，甲申乙酉，则杀人无数，我授汝秘术，庶几少减于杀伐，幸汝诣朝堂陈之；陈而不受，汝当死泄天秘也。」已而蜀王不听，而承真死。孙光宪窃窥其书，题曰黄帝阴符。然与今经本不同。不知此又何书也？若乃筌务用兵，而山古又欲务禁兵，此果何耶？凡吾儒者之言兵，本以仁义言兵，虽使黄帝玄女诚有所谓：阴符，则上篇演道，中篇演法，下篇演术，千变万化，出无入有，要之亦不能有外乎此者。又况李筌郑山古道家狡狯之流耶！』其意亦疑李筌而未敢质言其伪，与名凤同。杨慎谓：『阴符经盖出后汉末。唐人文章引用者，惟吴武陵上韩舍人行军书有「禽之制在气」一语；梁肃受命宝赋有「天人合发，区宇乐推」一语；冯用之机论权论两引之。此外绝无及之者。』(升庵全集卷四十六)可知唐人见此书者极少，而慎犹疑为汉末人作，何也？余谓李筌撰太白阴经，窃卫公兵法入其书，汪宗沂卫公兵法辑本自序已论之详矣。是书亦应出李筌之手。黄庭坚尝跋其后曰：『阴符出于李筌，熟读其文，知非黄帝书。盖诡谲不经，又煣杂兵家语；惜不经柳子厚一掊击也。』吴韫玉周秦诸子书目亦以黄说为然。盖道家狡狯之流，谈兵自喜，妄托古帝，造为是书，与太白阴经彼此辅行，其内容本不足当一吷！而汪绂有读阴符经一卷曰：『阴符者，沈隐伏匿，藏其用于不测，即老子清静无为，知白守黑之意也。先儒谓老子之书杂，阴符经却不杂；盖其书简约，而前后一意，有以入老氏之阃奥而啜其精微，故不烦言而意已畅。内之为修炼，外之为权谋，五千言之旨备矣。』(双池遗书八种)是岂得为知言哉！又按：道藏有黄帝阴符经疏三卷，题曰少室李筌疏。刘师培辨之，略谓『李筌注阴符经有二种：一种自注，即七家注本；一托之骊山母所传，此本之注是也。观玉海及晁志并引「阴者暗也」一条，与此本合，则此注即宋人所传筌注，确然可征。唐志所云玄义，亦即此书。惟均不言疏为筌作，筌序亦仅言筌注阴符，不言作疏。本藏余字号袁淑真阴符经集解序云：「唐陇西李筌尤加详释，亦不立章疏，何以光畅玄文？」此尤筌不作疏之确证。而袁之集解，核与此疏同，惟小有损益，以是知此本之疏，乃后人取袁疏附李注，因以疏文为李作，强加改窜。今袁本有疏无注，遂弗克考，此则极当辨正者也。』(读道藏记)其实阴符经本身，犹疑李筌伪托，则筌之是否作注或作疏，又何争乎？今之道藏，刊于明正德间，经录符图，半属晚出，读书者置而不论可也。(页二八八-二九一)
越绝书
隋志始有，称子贡撰，或曰子胥，并妄也。据篇末云：「以去为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复之以庚」，乃隐为袁康字也。又曰「文属辞定，自于邦贤，以口承天，屈原同名」云云，隐为吴平字。康与吴平共着此书也。杨用修曰：「此东汉人也。何以知之？东汉之末，文人好作隐语；如黄绢碑；如孔融以『渔父屈节，水朁匿方』云云，隐其姓名于离合诗；如魏伯阳以『委时去害，与鬼为邻』云云，隐其姓名于参同契。」此言良然。胡元瑞谓：「伍子胥两见汉志：一杂家八篇，一兵家十篇。东汉人据二书润饰为此，或有之。」
[重考]
据本书末篇隐语定为后汉袁康所撰，吴平所定，确不可易。康平俱会稽人，然此书有汉志杂家之伍子胥八篇，羼杂其中。洪颐？曰：「今本越绝篇次错乱，以末篇证之，本八篇，太伯第一，荆平第二，吴第三，计倪第四，请粜第五，九术第六，兵法第七，陈恒第八，与杂家伍子胥篇数正同。」(读书丛录)此说亦确不可易。盖康平亦缀拾古书而成之，并变易标题，故其文字纵横曼衍，颇类吴越春秋，而博奥伟丽，尚非赵长君所能及也。(卷四，页一八０-九)
[补证]
卢文弨曰：『此书为汉更始建武之际，会稽袁康之所作，又属其邑人吴平定之，观其篇中离合姓名而知也。而王仲任论衡案书篇称会稽吴君高之越纽录，向雄不能过；越纽即越绝，君高即平之字无疑。则以是书专属平所撰矣。其首篇乃托之子贡，复托之子胥；且以小艺之文，未足自称为言。其所载，略与吴越春秋同。盖杂采诸书而成，故往往有异文驳义。如伍胥又以为申胥，逢同又以为冯同，类参错不一。康行事无所考；然由此书以想其为人，盖其生适当云集龙斗之时，负其奇气，欲有所试，而卒不为人用，故无以表见于世；乃借胥倪种蠡之事会萃增益之，以发抒已意云尔。虽其自言欲窃附于春秋，而实不离乎短长家之余习。其文奇而不典，华而少实，且亦多庸猥烦复，盖其辞又出国策下矣。』又曰：『其最无理者，如称舜用其仇而王天下，仇者，舜后母也。(舜后母下或当有弟字，但有庳之封，在有天下之后，与所言亦不合。)鄙倍至此！他如论尧舜不慈孝，皆不可训。舜不闻有兄，独此书称舜兄狂弟傲，可以广异闻云。』(抱经堂集题越绝后)眉按：越绝之义，殊不可晓。谓『取勾践功成能绝人之恶』，黄震日钞已斥其『于理无当』。杨慎谓：『绝即纽字之误；绝字曲迂不通。』(升庵全集卷十越绝当作越纽跋)胡应麟谓：『纽字文义，曲迂又甚于绝。』(少室山房笔丛)俞樾则谓：『绝字即绝笔获麟之绝。』(曲园杂纂)亦未能断其谁是。其书称子贡撰，司马贞刘知几已几言其伪。(史记孙子吴起列传索隐，史通因习篇。)至杨慎始从隐语中发见作者袁康吴平姓名，(同卷跋越绝。焦竑笔乘续集卷四亦云然，而不言出自杨慎。)尔后遂无异辞。而胡应麟又能究其颠末，为杨说补充。姚氏引之太略，兹更节录之以备参解。『详味越绝书跋，「子胥之述吴越，因事类以晓后世，着善为诚，讥恶为诚，洎后温故知新，述畅子胥，以谕来今」等语，则子胥旧有是书，述吴越杂事，而后人温其故典而畅叙之，以传于世，意旨甚明。其云「更始之元」，当是西京之末；而此书文气全不类其时，盖袁康者先述此书于东汉初，而吴平者复为之「属文定辞」于东汉之季，故云「百岁一贤，犹为比肩」也。其云「禹来东征，死葬其疆」，末又云「覆之以庚，兵绝之也」，岂袁非越人，更始间为乱兵戕于越地，因而葬与？吴平则自是越人成此书者，故云「文属辞定，自于邦贤」也。』(笔丛)然。则越绝一书，固为袁康吴平二人所作，而未必同邑同时。文弨谓属其邑人吴平定之，或者误解『文属辞定』之属字，以属文之属为属人之属欤？惟今本亦有脱佚。洪颐？读书丛录曰：『史记正义引七录云：「越绝十六卷，或云伍子胥撰。」艺文志无越绝，疑即杂家之伍子胥八篇，后人并而为一，故文选七命李善注引越绝书伍子胥水战兵法一条，太平御览卷三百十五引越绝书伍子胥水战法一条，引伍子胥书，皆以越绝冠之，今本越绝无水战法。』是则今本越绝，固非唐宋人所见本，而毛奇龄萧山县志刊误据续汉书郡国志注所引越绝书语，为今本所无，遽谓：『此越绝书，正春秋时人如子贡范蠡辈所作，与今本作于东汉袁康吴平者大异』。误矣！(页二九二-二九五)
有两人共此一书名令，传者不知为何人作者
吴越春秋
杨用修曰：「汉书，赵晔撰吴越春秋；晋书，杨方亦撰吴越春秋。今世所传，晔耶？方耶？」
[重考]
用修之说，不足据也。隋志、新旧唐志、读书志、通考俱载吴越春秋十卷，汉赵晔撰，晔字长君，生丁汉季，去古未远，又山阴人，故其书大旨夸越之多贤，以矜其故都。惟所编乃内吴而外越，则又不可晓耳。若杨方所撰，隋志作吴越春秋削繁五卷，书名卷数，两不相混，有何难辨，况其书已久佚耶。(卷四，页一九)
[补证]
眉按：徐天祜曰：『史记注有徐广所引吴越春秋语，而索隐以为今无此语，他如文选注引季札见遗金事，吴地记载阖闾时事，夷亭事，及水经注尝载越事数条，数皆援据吴越春秋，今晔本咸无其文。』(吴越春秋序)孙志祖曰：『隋唐志俱云吴越春秋十二卷，今本止十卷，则徐氏所举佚文，或在二卷之中，未可知也。余又考得文选豪士赋叙注引「文种者，本楚南郢人也，姓文，字少禽」，及太平御览吴王祠子胥事，并今本所无，则此书之阙佚者多矣。』(读书脞录)王芑孙曰：『晋书杨方传「更撰吴越春秋行于世」，则吴越春秋当为晋杨方所更撰，而世归赵晔者，独据隋志及马贵与经籍考耳。今是书参错小说家言，其文笔不类汉人，或竟出杨方之手』(惕甫未定稿)余谓晋书谓杨方「更撰吴越春秋」，隋志，杨方吴越春秋削繁五卷，意所谓更撰者，即就赵晔所撰，损益成书。增者少而削者多，故十二卷减为五卷。其书名削繁，晋书盖简言之耳。惟其削者多，故诸书所引，今本多不见；惟其削而有增，故今本文笔不类汉人。皇甫遵吴越春秋传，崇文德目称遵合赵晔杨方二家之书，考定而注之，可证杨方更撰之书，异同必多，非仅削繁而已。然则今世所传之吴越春秋，殆即杨方更撰之本，经后人析五卷为十卷，而又误去其削繁之名；自宋以后，赵书既失，(唐志二书俱录。宋志不着杨书，但着赵晔吴越春秋十卷，则赵书至宋以后始亡。芑孙谓独据隋志及通考，恐非。惟越书在唐时亦有阙佚，故索隐以为今无此语。)遂以杨书归之赵晔耳。(页二九六-二九八)
有书非伪而书名伪者
春秋繁露
董仲舒撰；十七卷，八十二篇。按：汉志春秋类，有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子儒家，有董仲舒百二十三篇。隋志春秋类，始有董仲舒 春秋繁露十七卷，而子儒家别无所谓百二十三篇者。本传称仲舒说春秋得失，闻举、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属数十篇。颜注谓皆其所著书名。前儒之辨此书者多矣，兹不备录。总以既名繁露，而其中又有玉杯竹林二篇，与史传所言不合，皆以为疑，未有决者。惟胡元瑞曰：「隋志西京诸子往往具存，独仲舒百二十三篇略不著录；而春秋类突出繁露十七卷。今读其书，为春秋者仅十之四五，其余王道天道天容天辨等章，率泛论性术治体，至其它阴阳五行之谭尤众，皆与春秋不相蒙。盖不特繁露冠篇为可疑，并所命春秋之名亦匪实录也。余意此八十二篇之文，即汉志儒家之百余篇者；必东京而后，章次残阙，好事者因以公羊治狱十六篇合于此书，又妄取班氏所记繁露之名系之。后人既不察董子百余篇之所以亡，又不深究八十二篇所从出，徒纷纷聚讼，故咸失之」。按：元瑞此论，虽属臆测，而实有理，故存其说。爰别列其书于此。
[重考]
汉志董仲舒百二十三篇，公羊治狱十六篇。后汉书应劭传言仲舒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当即汉志之十六篇。而仲舒本传称：『仲舒所著，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繁露清明之属，复数十篇，十余万言，皆传于后世。』疑复数十篇者，谓有复重数十篇也。以六韬即在太公三百三十七篇内，毕万术即在淮南外三十三篇内例之，汉志以统名包别目者甚多，吴承志谓春秋繁露即在仲舒百二十三篇内者，盖是也。况汉志省除复重，宜不见繁露诸篇之目也。更考西京杂记言「董仲舒梦蛟龙入怀，乃作春秋繁露」，据此，则繁露虽一篇名，而实仲舒著名得意之作，宜乎隋唐志以下，不以仲舒名书，而以春秋繁露名书，或后人捃集董事，缀缉丛残，即以篇名总题全书，亦未可知。胡应麟之说，洵非无理，但考之犹未审耳。(卷四，页二○-二一)
[补证]
眉按：周中孚曰：『春秋繁露前十七篇，皆论春秋之义，当即汉志春秋家公羊治狱十六篇之文；自离合根第十八以下，皆与春秋无涉，掌即汉志儒家百二十三篇之文。』(郑堂礼记卷四)与胡应麟之说略同，然终属臆测。繁露之名，前人未有确解。中兴馆阁书目谓：『逸周书王会解天子南面立，絻无繁露。注云：繁露，冕之所垂也有联贯之象。春秋属辞比事，仲舒立名，或取诸此。』程大昌跋繁露谓：『牛亨问崔豹冕旒以繁露者何？答曰：缀玉而下垂如繁露也。则繁露也者，古冕之旒，似露而垂，是其所从假以名书也。以通典太平寰宇记所引，推想其书，皆句用一物以发己意，有垂旒凝露之象焉。则玉杯竹林同为托物，又可想见也。』盖疑其书类小说家。是二说，后说已为楼钥所非；(见玫瑰集卷七十七跋春秋繁露)前说信者亦少。惟俞樾诸子平议曰：『董子原书，当以「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节为首篇，其篇名即曰繁露；今书称春秋繁露者，以首篇之名，目其全书也。传写者误取「楚庄王及晋伐鲜虞」二节列于其前，遂以楚庄王题篇，并繁露之名而失之矣。然则楚庄王节宜在何处？曰：今本竹林篇「逢丑父及郑伐许」两节相次，古本此两节之间，当有「楚庄王及晋伐鲜虞」两节。晋伐鲜虞，与郑伐许，固以类相从；而楚庄王节以「楚庄王杀陈夏征舒，灵王杀齐庆封」相提并论，逢丑父节以「丑父欺晋，祭仲许宋」相提并论，是二事亦以类相从也。然则此两节之书当厕于其间无疑矣。卢氏文弨注引钱说，以为后人掇拾缀辑所致，盖已见及此，但未知为竹林篇之错简耳。』使其言是，以繁露为首篇之名，而以首篇之名目其全书，概春秋属辞比事之义，则诚足与馆阁书目所释相发明矣。然其下二篇，即为玉杯竹林，与篇中所言全不相关，又将执何说以解之乎！故樾之疑篇文倒置是也，谓繁露乃首篇之名，则亦以意定之耳。黄震日钞曰：『愚按：今书(指楼钥校定本)惟对胶西王越大夫之问，辞约义精，而具在本传。余多烦猥，甚至于理不驯者有之。如云「宋襄公由其道而败，春秋贵之」，襄公岂由其道者耶！如云「周无道而秦伐之」，以与殷周之伐并言，秦果伐无道者耶！如云「志如死灰，以不问问，以不对对」，恐非儒者之言。如以王正月之王为文王，恐春秋无此意。如谓「黄帝之先谥，四帝之后谥」，恐隆古未有谥。如谓「舜主天法商，禹主地法夏，汤主天法质，文王主地法文」，于理皆未见其有当。如谓「楚庄王以天不见灾而祷之于山川」，不见灾而惧可矣，祷于山川以求天灾，岂人情乎！若其谓：「性有善姿而未能为善，惟待教训而后能为善，谓性已善，几于无教，孔人言善人吾不得而见之，而孟子言人性皆善，过矣。」是又未明乎本然之性也。汉世之儒，惟仲舒仁义三策，炳炳万世，曾谓仲舒之繁露而有是乎！欧阳公读繁露不言其非真，而讥其不能高其论以明圣人之道，且有「惜哉惜哉」之叹，夫仲舒纯儒，欧公文人，此又学者所宜审也。』震所言已足揭繁露之失，而行文烦猥，尤为显而易见。钱谦益摘其深察名号篇『性比于禾，善比于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为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为善也』；又『民之性如茧如卵，卵待覆而为雏，茧待缲而为丝，性待教而为善』等句，谓为：『析理精妙，可以会通孟荀二家之说，非有宋诸儒可几及。』(牧斋有学集跋春秋繁露)则文人好事之谈，极不足据。试以仲舒本传『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二语，与是书『性者天质之朴也，善者王教之化也，无其质则王教不能化，无其王教则质朴不能善』等句对照，其矫意合之迹，盖昭昭也。然则是书固不仅书名伪而书亦伪矣。(页三○○-三○三)
东坡志林
钱牧斋曰：「马氏经籍考，东坡手泽三卷，陈氏以为即俗本大全中所谓志林也。今志林十三篇，载东坡后集者，皆辨论史传大事；志林则伪者亦阑入焉』恒按：俗因东坡志林？皆璅言小录，杂取公集外记事跋尾之类捃拾成书，而，尤可笑也。？传？而又有米元章志林，以
[重考]
东坡志林，陈直斋书录解题著录。盖东坡随笔记载，未及成书，后人搜辑墨迹为之，故名曰手泽。刻大全集者，又嫌其名有似父之意，故易名曰志林。今学津讨源本，首卷题明汤云孙辑，则又取集本，重加增订，故宋本三卷，而此本五卷也。其书皆记东坡自元丰至祥符二十余年中，身历之事，大抵多小品简札，具有名理。而末一类，论古十三篇，断制分明，行文亦汪洋恣肆，善学庄子，昔人所谓海外文字者也。钱牧斋之说，本不足取，姚氏列诸此处，亦为未合。(卷四，页二二)
有未足定其著书之人者
国语
汉志，国语二十一篇，不着撰人名。史迁曰：「左邱失明，厥有国语。」傅玄刘炫啖助陆淳皆以为与左氏文体不伦。李仁父曰：『邱明将传春秋，先采集列国之史，猎其英华；而先采集之稿其存，时人传习之，号曰国语。故辞多枝叶，不若内传之简直峻健，甚者驳类不伦。盖由列国史材不能纯一故耳。不然，邱明特为此重复之书何耶？惟本朝司马温公父子能识之。」此虽近是，然终属臆测耳。
[重考]
史迁既云「左丘失明，厥有国语」，班固亦曰「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纂异同为国语」，乃至韦昭曰：「丘明复采录前世穆王以来，下讫鲁悼智伯之诛，以为国语，其文不主于经，故号曰外传。」史通六家篇称：「左丘明既为春秋内传，又稽其逸文，纂其别说，分周鲁齐晋郑楚吴越八国事，起自周穆王，终于鲁悼公，别为春秋外传国语，合为二十一篇，其文以方内传，或重出而小异，此亦六经之流，三传之亚也。」是汉唐史家论定左丘明作国语，而姚氏犹缀拾浮谈，深以为疑，非庸人扰邪。(卷四，页二三)
[补证]
康有为伪经考曰：『国语仅一书，而汉志以为二种，可异一也。其一，二十一篇，即今传本也；其一，刘向所分之新国语五十四篇：同一国语，何篇数相去数倍？可异二也。刘向之书皆传于后汉，而五十四篇之新国语，后汉人无及之者，可异三也。盖五十四篇者，左邱明之原本也。刘歆既分其大半凡三十篇以为春秋传，于是留其残剩，掇拾杂书，加以附益，而为今本之国语，故仅得二十一篇也。考今本国语，周语晋语郑语多春秋前事；鲁语则大半敬姜一妇人语；齐语则全取管子小匡篇；吴语越语笔墨不同，不知掇自何书？然则。其为左传之残余，而歆补缀为之至明。歆以国语原本五十四篇，天下人或有知之者，故复分一书以当之，又托之刘向所分非原本以灭其迹，其作伪之情可见。史迁于五帝本纪十二诸候年表皆云春秋国语，若如今国语之寥寥，又言少皞与本纪不同，史迁不应妄引矣。』眉按：伪经考他说多近武断；此说似不可夺。刘歆窜改左传，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言之綦详。其所举文阙，或某篇年月无考处，即为刘歆穿凿不得处。刘歆强分一书为二书，冀以抵制公羊传，故于彼则多设条例以比附之，于此则掇拾杂书以补缀之，而不知两书杂合之迹仍显然也。如左传记齐桓公霸业甚略，齐语则专记此事，晋语记霸业甚略，左传则甚详；吴语专记夫差伐越而致亡国事，左传记此又甚略：非由一书瓜分，何以『此详则彼略，彼详则此略』如是！(参阅钱玄同与顾颉刚论获麟后续经及春秋例书)故今从康说，定今本国语为刘歆补缀之本。陆深曰：『左传国语并出邱明之手，如叙用田赋一事：左传则曰「季孙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仲尼不对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于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访焉？』不听。」国语则曰：「仲尼不对而私于冉有曰：『先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远近，赋里以入寡孤疾，有军旅之出则征之，无则已。？，而量其有无，任力以夫，而议其老幼，于是乎有其岁收，田一井，出稯禾秉刍缶米，不是过也，先王以为足。若子季孙欲其法也，则有周公之籍，若欲犯法，则苟而赋，又何访焉？』」不惟辞异而事实亦不同，何也？若以文论，国不如左。』(燕闲录)余谓能知国语为刘歆所补缀，则二书事实之同异，其与二书事实之详略，要为刘歆作伪不同之手段而巳。又姚鼐曰：『国语略载一国事者，周鲁晋楚而已。若齐郑吴越，首尾一事，其体又异。辑国语者，随所得繁简收之。而郑语一篇，吾疑其亦周语之文，辑者别出之者。周自子朝之乱，典乱散亡，后之君子，掇拾残阙，亦类附会，非实喜言神怪。若周语房后为丹朱冯，及是篇龙漦之说，何其诞耶！夫褒姒之事，郑桓公所亲见，如是篇史伯所述，后世纪前代之辞，非同时辞也。郑桓公、周贤人也，而谓寄贿诱虢郐取其地，用小人倾诈之术；且当西周时，史伯恶能知周必东迁，郑必从之哉，此可谓诬善之辞矣。秦仲居幽王时，仅一附庸，不足云小国，而何以云国大，造饰之辞，忘其时之不合，以邱明君子，必不取也。』(惜抱轩文集卷五辨郑语)崔述曰：『余按：左传之文，年月井井，事多实录，而国语荒唐诬妄，自相矛盾者甚多。左传纪事简洁，措词亦多体要，而国语文词支蔓，冗弱无骨，断不出于一人之手明甚。且国语，周鲁多平衍，晋楚多尖颖；吴越多恣放，即国语亦非一人之所为也。盖左传一书，采之各国之史，师春一篇，其明验也。国语则后人取古人之事，而拟之为文者，是以事少而词多。左传一言可毕者，国语累章而未足也，故名之曰国语。语也者，别于纪事而为言者也。黑白回殊，云泥远隔，而世以为一人所作，亦已异矣。又按：史记自叙，自文王孔子以下凡七事：文王羑里之诬，余固已辨之矣；孔子之作春秋，亦不在于陈蔡；离骚兵法吕览说难之作，皆与本传之说互异，然则此言亦未可尽信也。且列左邱于屈原后，言失明而不言名明，尚未知其意果以为即作传者之左邱明否？不得强指为一人也。』(洙泗考信录余录)余谓能知国语为刘歆所补缀，则姚鼐所疑周语郑语之诞而诬善，崔述所疑之事多矛盾，要亦为补缀者不易避免之破绽而已。至左传文词，敻不可及，国语拟之，尤非所论于简洁支蔓之不同矣。而若卫聚贤撰古史研究，谓国语系楚国之产品；楚语周语乃左邱明后人左人郢所作(左人郢见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吴语齐语为郢子所作；鲁语晋语为郢之孙所作；越语上出郢之曾孙；郑语出郢之玄孙；惟越语下与全书异点颇多，当为另一人所作：一书而撰者六人，而五人又皆为左邱明之子孙，恐无此事实，今不取。(页三○六-三○九)
孙子
此书凡有二疑：一则名之不见左传也。史记载孙武齐人，而用于吴，在阖闾时，破楚入郢，有大功。左传于吴事最详，其功灼灼如是，不应遗之也。叶正则曰：『自周初至春秋，凡将兵者必与闻国政，未有特将兵于外者。六国时此制始改。孙武于吴为大将，乃不为命卿，而左氏无传焉，可乎？」其言尤是。一则篇数之不侔也。史迁称孙子十三篇，而汉志有八十二篇。后应少于前，何以反多于前乎？杜牧注所传者十三篇，后少于前矣，然何以又适符于前之前耶？杜牧谓武书数十万言，魏武削其繁剩，笔其精粹，以成此书，然则仍是汉志之八十二篇，而非迁传之十三篇矣。故曰可疑也。梅圣俞亦曾注是书，曰：「此战国相倾之说也。」叶正则祖述之，为说曰：『春秋末，战国初，山林处士所为。其言得用于吴者，其徒夸大之说也。其言阖闾试以妇人，尤为奇险不足信。」今姑存梅叶二君之说，以释左传不载之疑可也。然则孙武者，其有耶？其无耶？其有之而不必如史迁之所云耶？其书自为耶？抑其后之徒为之耶？皆不可得而知也。故入之未定其人例中。若夫篇数，其果为史迁之传而非曹瞒之删：汉志八十二篇，或反为后人附益，刘歆任宏辈不察而收之耶？则亦不可得而知也。
[重考]
史迁之言致塙，后之人失考。孙诒让曰：「汉志吴孙子兵法八十一篇，图九卷，史记，孙武以兵法见于吴王阖闾，阖闾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与今本同。毕以珣孙子叙录，谓十三篇在八十一篇内，是也。吕氏春秋上德篇高注云孙武，吴王阖闾之将也，兵法五千言是也。今宋本曹注孙子，凡五千九百一十三字，高盖举成数言之。」准此以谈，则唐宋以来一切悠谬之言，皆可扫除矣。别详汉书艺文志讲疏。(卷四，页二四-二五)
[补证]
姚鼐曰：『左氏序阖闾事无孙武；太史公为列传，言武以十三篇见于阖闾。余观之，吴容有孙武者，而十三篇非所著，战国言兵者为之，托于武焉尔。春秋大国用兵，不过数百乘，未有兴师十万者也；况在阖闾乎！田齐三晋既立为侯，臣乃称君曰主，主在春秋时大夫称也。是书所言，皆战国事耳。其用兵法，乃秦人以虏使民法也，不仁人之言也。然自是世言用兵者，以为莫武若矣。』(读孙子)全祖望曰：『眉山苏子谓「孙武用兵不能必克，与书所言远甚。吴起言兵轻法制，草略无所统计，不若武书词约意尽；然起用于鲁，破齐，用于魏，制秦，入楚则楚霸，而武之所为乃如此。书之不足信固矣。」苏子之言，可谓独具论世之识者。然吾尚惜其言之未尽。夫孙子亦安知兵，今世人之所共称，莫如以军令斩吴王宠姬一事，不知此乃七国人所传闻，而太史公误信之者。左氏春秋内外传纪吴事亦颇详，然绝不一及孙子；即越绝诸书出于汉世，然亦不甚及孙子。故水心疑吴原未尝有此人，而其书其事，皆纵横家之所伪为者，可以补七略之遗，破千古之惑。若十三篇之言，自应出于知兵者之手，不可按之以责孙子之不售也。』(鲒埼亭集卷二十九)梁启超曰：『现存十三篇之孙子，旧题春秋时吴之孙武撰。吾侪据其书之文体及其内容，确不能信其为春秋时书。虽然，若谓出自秦汉以后，则文体及其内容亦都不类。汉书艺文志兵家本有吴孙子齐孙子两种：吴孙子则春秋时之孙武，齐孙子则战国时之孙膑也。此书若指为孙武作，则可决其伪；若指为孙膑作，亦可谓之真。』(中国历史研究法)眉按：汉志，齐孙子八十九篇；师古曰孙膑。(按：孙膑与孙武之关系，史记但云『孙武既死，后百余岁而有孙膑，膑亦孙武之后世孙』；而邓名世姓氏辨证书谓「武生三子，驰明敌，明食采于富春，生膑，即破魏军擒太子申者」，不知其何所据而敢详前人之所不敢详也。)吕览慎势篇曰：『孙膑贵势。』司马迁曰：『孙子膑脚，兵法修列。』(汉书迁传)孙武传亦云『膑名显天下，世传兵法。』谓此书为孙膑作，似无不可。然孙武十三篇着于本传，而今书恰为十三篇，显为缘附孙传而作。其书与吕览淮南子潜夫论多有同者：如吕览『夫兵贵不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彼，圣人必在己者，不必在彼者』，与此书形篇『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故善战者能为不可胜，不能使敌必可胜』等语同。淮南子『勇者不独进，怯者不得独退』，语出军争篇。『是故令之以文，齐之以武，是谓必取』，语出行军篇。『若从地出，若从天下』，『不击堂堂之寇，不击填填之旗』，则皆本军政篇。『主孰贤，将孰能』，则本诸计篇。『无恃其不吾夺也，恃吾不可夺』，则本诸九变篇。潜夫论『将者民之司命，而国安危之主也』，与作战篇同。『其败者非天之所灾，将之过也』，则本诸地形篇。又若史记『兵法，十则围之，倍则战之』，本谋攻篇。『刘敬曰：此必能而示之不能』，出计篇。『兵法，自战其地为散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乎』？皆本九地篇。可知谓其书非战国书，亦似不可。齐孙子书今不传，或者今书即膑书，后人删为十三篇，以合史记之孙武，未可知也。然要为伪矣。毕以珣孙子叙录曰：『八十二篇者：其一为十三篇，未见阖闾时所作，今所传孙子兵法是也。其一为问答若干篇，既见阖闾所作，即诸传记所引遗文是也。一为八阵图，郑注周礼引之是也。一为兵法杂占，太平御览所引是也。又有牝八变阵图，战斗六甲兵法，俱见隋经籍志。三十二垒经，见唐艺文志。按：汉志惟云八十二篇，而隋唐志于十三篇之外，又有数种，可知其具在八十二篇之内也。』又曰：『七录所谓三卷者，盖十三篇为上卷；问答之辞为中下卷；八阵图杂占诸书，则别本行之。』王先谦汉书补注亦谓：『十三篇盖以吴王言得名，而中下卷多见诸家征引，唐时书尚存也。』孙星衍则谓：『艺文志称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司马贞引七录云「孙子兵法三卷，盖十三篇为上卷，又有中下二卷」，然则中下二卷即图也。』(问字堂集卷三孙子略解序)余谓孙说最误。汉志以卷别篇，明为以图别文也，安可谓合图为八十二篇耶？且文止十三篇，而图乃有六十九篇，图又何多于文也。若问答之辞，见诸他书征引者，又颇浅陋，核其文体，当在十三篇后，亦不得谓为即中下二卷也。大抵瑰桀之士，意气飞动，无可展用，则奋笔谈兵，托于太公孙子，以哗世自喜，凡史志所载兵法之书，半属此类，必欲一一比而合之，傎矣！张燧曰：『孙武之谈兵，当在穰苴之后，吴起之前；然武为吴将入郢，其说或未尽然。邱明于吴事最详练，又喜夸好奇，以武如此举动，不应尽没其实。盖战国策士，以武圣于谈兵，耻以空言令天下，为说文之耳。』(千百年眼卷三)此亦足备一说。故孙武之有无其人虽未暇定，而十三篇之非孙武书，则固无可疑者。然余读杜牧注孙子序而不能不联想十三篇与曹操之关系。牧之言曰：『武所著书凡数十万言，曹魏武帝削其繁剩，笔其精切，凡十三篇，成为一编。曹自为序，因注解之曰：「吾读兵书战策多矣，孙武深矣！」然其所为注解，十不释一，盖非曹不能尽注解也。予寻魏志，见曹自作兵书十余万言，诸将征伐，皆以新书从事，从令者克捷，违教者负败，意曹自于新书中驰骤其说，自成一家事业，不欲随孙武后，尽解其书，不然者，曹岂不能耶！』(樊川文集卷十)是十三篇乃经曹操笔削而成，非本文如此。操所著兵书接要十卷，(见魏志武帝纪注引孙盛异同杂语及文选魏都赋注，隋志同。唐志作「捷要」，太平御览作「辑要」，或谓「接」宜作「节」，盖以祖名节而讳之。其文，御览卷八卷十一所引，多占验语。)兵法接要三卷，魏武帝兵法一卷，兵书略要九卷，并见隋志。(兵书略要九卷，唐志作魏文帝兵书要略十卷，御览卷三百五十七引同。)或者曹操读齐孙子八十九篇及其它兵家言，验诸实施，掇其尤精切者，缘附史记武传篇数而托为武书，为千古治兵之指导纲领；其条目则具之于己所著书，如接要之类，所谓『诸将征伐，皆以新书从事者』，则操于十三篇之注文，有不暇详亦不必详矣。然是说也，余不敢必，操固谲者，又胡为不自承杰作，而转托之古人乎！(页三一一-三一六)
刘子新论
袁孝政作序，称刘昼。唐志十卷，称刘勰；人或谓即此书，然篇目不类。或又云刘歆刘孝标。
[重考]
隋志杂家杨伟时务论十二卷注，引梁有刘子十卷亡，当即此书。修隋志者必闻其绪言，故九流一篇，与隋志子部所论相同。特南北混一之际，此书偶佚，至唐代复出。袁孝政序曰：「刘昼伤己不遇，天下陵迟，播迁江表，故作此书。时人莫知，谓为刘勰，或曰刘歆、刘孝标作。」孝政，唐人，定为刘昼孔昭，必有所据。故宋志读书志书录解题通考玉海(五十三)俱从之。两唐志俱题刘勰者，即孝政所谓时人莫知，谓为刘勰刘孝标也。勰所著文心雕龙，体格既异，宗旨亦殊。惟孔昭号称名儒，是书杂论治国修身之道，不失为儒者之言。北史本传有孔昭所撰金箱璧言，或即此书欤？至播迁江表之说与传不合，安知非史册失载。即据传称其缀辑词藻，言甚古拙，并疑此书非其所能，亦非笃论。盖孔昭之才，本不娴诗赋，既为邢魏所笑，而耳食者遂过甚其辞耳。至名曰新论，当出程荣何镗辈，误改从桓谭之书名，非其实也。王昶春融堂集有是书跋，断为明人伪撰，可谓失考之甚。(卷四，页二五-二六)
化书
通考载伪唐宋齐邱子嵩撰。宋景濂以为谭峭景升作，齐邱窃之。据仙传：『谭景升以化书授齐邱曰：「是书之化，其道无穷！愿子序之，流于后世。」其后齐邱因夺为己有而传之，遂不得其死。』恒按，仙传之说，亦未可遽信，迄莫能定也。
[重考]
宋碧虚子陈景元跋，亦用仙传之说，当为不诬。崇文总目尚题谭峭撰，读书志书录解题通志通考宋志则俱误作齐丘撰矣。张文潜耒尝题其后云「化书虽皆浅机小数，亦微有以见于黄老之所谓道德也。文章颇高简，有可喜者」云云。(卷四，页二六-二七)
[补证]
王昶曰：『刘子二卷，北齐刘昼着。共五十六篇。唐播州录事参军袁孝政注。按：昼字孔昭，所撰有高才不遇传金箱璧言，而是书本传无之。又隋经籍志，若顾子符子入书录，而此独未载，何与？考唐志，刘子十卷，刘勰撰。孝政序云：「昼播迁江表，故作此书。时人莫知，谓为刘勰。或曰刘歆刘孝标作。」陈氏振孙至不知为何代人。晁氏谓其俗薄；则殊有见也。大抵唐志之刘子，非即此刘子；而此书不见于昼传，为后人伪撰无疑。明人好作伪，申培诗说子贡易诗传天禄阁外史，无识者多奉为天球拱璧，是书盖其流亚尔。』(春融堂集卷四十三跋刘子)四库总目提要曰：『按梁通事舍人刘勰，史惟称其撰文心雕龙五十篇，不云更有别书。且文心雕龙乐府篇称「涂山歌于候人，始为南音；有娀谣乎飞燕，始为北声；夏甲叹于东阳，东音以发；殷整思于西河，西音以兴」。此书辨乐篇称「夏甲作破斧之歌，始为东音」，与勰说合；其称「殷辛作靡靡之乐，始为北音」，则与勰说迥异，必不出于一人。又史称勰长于佛理，尝定定林寺经藏，后出家，改名慧地；此书末篇乃归心道教，与勰志趣迥殊。白云霁道藏目录亦收之太元部无字号中，其非奉佛者明甚。刘孝标之说，南史梁书俱无明文，未足为据。刘歆之说，则激通篇称「班超愤而习武，卒建西域之绩」，其说可不攻而破矣。惟北齐刘昼字孔昭，渤海阜城人，名见北史儒林传。然未尝播迁江表，与孝政之序不符。传称「昼孤贫受学，恣意披览，昼夜不息，举秀才不弟，乃恨不学属文，方复缀缉词藻，言甚古拙」，与此书之缛丽轻茜亦不合。又称「求秀才十年不得，乃发愤撰高才不遇传；孝昭时出诣晋阳上书，言亦切直，而多非世要，终不见收，乃编录所上之书为帝道；河清中又着金箱壁言以指机政之不良。」亦不云有此书。岂孝政所指，又别一刘昼欤？观其书末九流一篇所指得失，皆与隋书经籍志子部所论相同，使隋志袭用其说，不应反不录其书，使其剽窃隋志，则贞观以后人作矣。或袁孝政采掇诸子之言，自为此书而自注之；又恍惚其著书之人，使后世莫可究诘，亦未可知也。』眉按：王昶谓非北齐刘昼撰是也。提要辨非勰歆孝标作亦是。惟谓九流一篇，剽窃隋志，疑袁孝政自撰自注，(疑袁孝政自撰，其说始于黄震。)似难遽定。卢文弨曰：『其文笔丰美，颇似刘彦和，孝政所为注，浅陋纰缪，于事之出左氏国语者尚多乱道，而谓其能为此文乎！』(抱经堂集刘子跋)严可均曰：『近人编书目者云，九流一篇，全袭隋书经籍志之文，隋书非僻书，盖覆检之，岂其然乎！』(铁桥漫稿)皆非无见之语。若昶疑明人伪托，益无可凭。就文字论：或谓其丰美，或谓其俗薄，或谓其缛丽轻茜，与北史本传所称古拙不类；余谓缛丽轻茜之文字，谓之丰美可，谓之俗薄可，毁誉异辞，诚不足怪，然决非所谓古拙。此盖伪托者未能熟玩本传，以为六朝文字固当如此，而不知刘昼乃非其比也。又有谓：『六朝时以有韵为文，无韵为笔，本传谓昼不学属文，盖指词赋而言，然不善属文者，未必不长于笔。』(见图书馆学季刊二卷四期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此亦穿凿，六朝固有文笔之分，要亦施于评文对举之时，史家叙事，奚必舍通名而强分朱碧，转滋浠惑耶！周中孚谓此书或即昼所著金箱壁言，(郑堂读书记卷五十六)亦属臆测。(页三一七-三一九)
[补证]
眉按：宋齐邱之死，僧文莹玉壶清话谓齐邱当国家发难，尚欲因衅以窥觊，事败，囚于家，缢死。郑文宝南唐近事谓齐邱致仕后，复以大司徒就征，保大末，坐陈觉谋叛，饿死青阳。二说不同，皆所谓不得其死者。惟不可谓以化书故。化书为谭峭作，齐邱夺为己有，则书非伪而人伪耳。然亦有窜入处：王世贞书化书后曰：『是书也，吾以为齐邱必窜入其自着之一二，而后掩为己有。如五常一章，忽云：「远帝王之筹策，代天地之权衡，则仲尼其人是也。」彼盖所以名齐邱意也。若景升必不推仲尼，亦不必附于儒者。又齐邱于观化之际，辄自称小人，所谓不考而招者。』(读书后)又张纶言曰：『予观是书，文虽高妙而言则驳杂，其中或祖黄老庄列，或本释氏，或述晏墨，语皆亲切；至其言儒，则不相似，由其本不知儒，故言愈精而意愈远也。』(林泉随笔)不知儒而又好论儒，殆即齐邱窜入处。是不特人伪而书亦伪矣。而胡应麟曰：『此书张文潜黄东发俱以为齐邱撰，而宋景濂归之谭峭。然齐邱仕南唐，而南唐又有金陵羽客谭紫霄者，能劾召鬼神，四方道流，从学百余人，则于今传化书，意旨尤若相类。二谭并与齐邱同时，一人耶？二人耶？吾不得而知矣。』(？四部正)按：陈景元跋，称『旧传陈搏言谭峭在终南着化书，因游三茅历建康』云云，则谭紫霄或即谭峭。然其书既为齐邱所夺而又有窜入，固当与伪书同观；二谭之为一人为二人，于齐邱攘窜之罪，盖无择焉。(页三二○-三二一)
附录一
古今伪书考跋
顾颉刚
古今伪书考一卷。宣统己酉岁，始见于孙伯南先生架上。去年在京中刻意求之不能得，遂借自孙先生手录焉。是书始刊于知不足斋丛书；谬为繁。今就其可正者？先生所藏为光绪十八年秋浙江书局单行本。浙局是刻，板本甚劣，正之；他日得善本，当重校。书无序跋，亦不记年。姚君行事，他书并难征考。观其引据书说及钱牧斋、顾宁人而止，则是清康、雍间人。盖山谷含章之士，不求令闻于世俗者，可决也。寻索所箸，于易传条曰：「予别有易传通论六卷」；于古文尚书条曰：「予别有通论十卷」；于大戴礼条曰：「予前作古文尚书通论，其中辨大戴礼非本书，乃后人之伪」；于周礼条曰：「予别有通论十卷」；于孝经条曰：「予着通论止九经，其别伪类不及孝经」；于真书杂伪类曰：「经则礼记、仪礼有之，并详本书」：知通论之作至为博洽，抉择必甚精。以其有通论，故此考中于易、书、礼皆不着考辨。然通论无传本可求，检各家目录亦不载，其已佚乎？夫古文尚书之伪，梅君而后，百诗、松崖、懋堂、艮庭辨说明矣。周礼颇见攻于晚近。而易传、仪礼则终清一代盖无疑者。使姚君通论而在，必有以广吾异闻。今但从此考得窥鳞爪，名之不没亦仅赖此，其传其不传岂姚君之意乎！是书一卷，颇类随手札记，非有意箸述之林，故文笔疏散。其讨论多采前人成说，自汉志、隋书而下，唐之柳子厚，宋之晁子止、陈直斋，明之宋景濂、胡元瑞，并多撷取，而以晁、陈为最多。或微折衷，不尽证实，弗能谓博议无遗也。其缺而未举者，在「经」，有书序、周易举正、干元序制记、论语笔解、六经奥论诸书。在「史」，有圣贤群辅录、五孝传、卓异记诸书。在「子」，有孟子外书、邓析子、燕丹子、灵棋经、道德指归论、老子河上公注、庄子郭注、群书治要、家山图书、搜神记、述异记诸书。至于医药、术数之籍，不可胜计。若「真书杂伪」，则有朱子通鉴纲目；「两箸并名」，则有高诱战国策注；在姚氏成书后，则有日本刻古文孝经孔传、今文孝经郑氏注。如此之类，并可补论，勿求备于此书已。若其编次，余窃有议。以忠经入经，以天禄阁外史入史，得毋但观其名欤？于文中子，既从挥尘录证王通之有其人，又曰「通耶，郊、畤耶，逸耶，吾不得而知之」，则是「未足定其箸书之人」也。于诗序，既从后汉书证为卫宏所作，又曰「非伪书而实亦同于伪书也」；于杜律虞注，既从杨用修言谓为张伯成作，后人嫁名于伯生，又曰「伯生集有杜诗纂例序一篇；想以此讹为伯生耶」：则二书者，是「本非伪书而后人妄托其人之名」也。于干凿度曰「宋人掇拾类书而成」；于竹书纪年曰「予于纪年，以为后人增改」；于李卫公问对明非阮逸伪书，而曰「今世传者当是神宗时所定，而彼所定实采通典」：则三书者是「真书杂以伪」也。今辄与伪书同列，不亦过欤？于商子采周氏说，曰「其精确切要处，史记列传包括已尽；凡史记所不载，往往为书者所附会」；于贾谊新书采陈氏说，曰「多录汉书语，其非汉书所有者辄浅驳不足观，决非谊本书也」：其言相类，而商子为伪，新书为真，则不足以服人矣。于脉诀曰「称晋王叔和撰，晁氏谓后人依托」；于金匮玉函经曰「此非仲景撰，乃后人依托者」：其言亦同，而脉诀为伪，玉函为真，则又不足以服人矣。孙子一书，反复无证验，则宜与鬻子、鬼谷并在伪书，而独入之「未定其人」，岂为当乎！阴符经即为寇谦之作，而七贤注涂抹已遍，尽为伪托，自传其书，即有其注，岂犹得列于真书耶！于文子，但曰「不全伪」，而其所以不全伪者不言焉；于列子，但曰「意战国时本有其书」，而其所以本有其书者不言焉：而文子、列子遂非伪书矣。若晏子春秋与管子同裁，素问、本草与山海经方轨，而真伪辄大别：何随情抑扬之甚也！盖尝论之，其病其二：一则以文辞之工拙定真伪，故文、列为真而鹖冠、公孙龙为伪。一则以后世箸述之成法？括古籍，故黄帝素问、神农本草、晏子春秋胥入伪书。姚君抑亦未深思乎？昔人笔记谓君抨击孝经，殆过激。予谓此考中最精之言莫孝经条若，他条皆依附人说，发明者鲜矣。论伪书者予最服膺实斋。窃取其言，分为七类，非可以伪书包也：
一曰「师说」。圣人制作，守于官司；及周末文胜，轶为百家。口耳之学不能无差，则着于竹帛以授之其人，所以求传习之广焉。是以羲、农、黄帝之书杂出于战国，连类于汉、魏。其后有卓越之人，为众宗仰，法度犹传，笔札未录，则知之者亦述之而仍其人。此正古人言公之旨，不必以诚伪规度者也。如素问、本草、山海经、周髀算经、易传、三礼、难经、星经，虽有伪附，又不能定其着书之人，然终不当与虚造者等视。今四库所著录，诸家书目所胪列，医药、术数之书独多依托，良由此等学说不凭书籍以传耳。
二曰「后记」。管子述死后事，韩非载李斯驳议：盖古人书无私箸，大出后学缀辑，虽有不伦，无乖传信。故管子、晏子，不可谓之伪书，犹春秋公羊传成于高孙寿，尚书大传录于张生、欧阳生也。论其体例，与前类颇同。惟前在记学，学则虽远无弗赅，纵法言多疏，师承非可悉求，亦以意联贯为之；此在记事，事则年代不能遥，言行不能虚构：所以异也。
三曰「挟持」。或蹈偶？之名，或袭散见之语。是故，因倚相而有三坟；因老传而有关尹；贾生感赋，遂作鹖冠；列子夸言，因成穆传：其附托巧而心日拙矣。章氏曰：「刘炫之连山，梅赜之古文尚书，应诏入献，将以求禄利也。夫坟、典既亡，而作伪者之搜辑补苴未必无什一之存，如古文之搜辑逸书，散见于记传者几无遗漏。六朝古书不甚散亡，采辑之功必易为力。计不出此，藉以作伪，岂不惜哉！」是故，薛据作伪，则亦王肃也；江声作伪，则亦梅赜也。然而一存补逸之功，一有乱古之罪者，操术不可不慎也。此伪托古昔者也。
四曰「假重」。名贤之作，为世宝贵；苟有一籍之传，奚止十缣之价、故小学推晦庵，政经题西山，杜解归子瞻，潜虚属君实。此伪托近世者也。凡兹二类，胥实斋所谓奸利。「欺于朝则得禄位，欺于市足恣垄断」：心术之蔽，有如是哉！
五曰「好事」。盖体同于拟作，心在乎炫奇。弄数十之愚人，戏千年之古子。脱略不羁，风流自赏。明丰坊、姚士床辈，傥其人乎！又或心怀愤激，辄欲诬陷嫁祸，僧孺行纪、圣俞碧云騢作焉。
六曰「攘夺」。前此数类皆自作之而以伪人，此则窃人之言以为己有，于诸书中品最下矣。章氏曰：『窃人之美，等于窃财之盗，老氏言之，断断如也。谭峭窃化书于齐丘，郭象窃庄子于向秀，作者有知，不能不恫心于窃之者，盖穿窬胠箧之智必有窜易更张，以就其掩着而失其本旨也。不知言公之旨而欲自利以为功，大道废而心术不可问矣！」予谓清代古籍大明，所不著者必已弗传，而采辑诸书逸文，则有玉函五百余种，抱经、平津、问经、别下、心斋、鲁山百余种，粲然毕陈，欲伪古者已无从措手，挟持好事之途庶几可绝。独攘夺则剧于前古，往往万目昭昭而攫金者咸攘臂于市。举国化之，恬不为怪。其能窜易更张，盖犹绝少。廉耻道丧，遂令王俭、阮逸宜尊美让，悲哉！
七曰「误会」。本非伪书，后人迷不能辨，遂沿传为伪作。举凡姚君所谓「有后人妄托其人之名者」，「有两人共此一书名，今传者不知为何人作者」，「有未足定其着书之人者」，皆是也。
予素谓目录虽分体类，亦宜判别时期。今观于伪书，辄意出于汉、魏间者当与唐、宋而下异其等差，则比次而观，亦可以识学风之所趋矣。予又谓孝经本伪书，使入之礼记，明标秦、汉儒者所作，则不可谓伪。中庸非伪书，自程氏以为子思忧道学失传而作，则与诗序亦同。又列子杂采道、纬，同于亢桑之伪；易林误题焦赣，同于尔雅之诬。姚君所列，亦为不伦。予于学问，犹盲瞽不能识别。他日读书稍多，愿为是考补正。用记于此，视为息壤。
一九一四年三月一日，颉刚写竟跋。
校点古今伪书考序
顾颉刚
我现在是以古籍的整理作为专业的人了。这个嗜好的养成自有多方面的诱导，但在这许多诱导之中最有力量的一个便是这本小书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我在幼年，什么书都喜翻弄，没有目的，没有问题。家中旧藏王谟本汉魏丛书一部，尤使我欢喜，因为里边搜集的古人著作种类最多，它最能把古籍的现存状态告给我知道。古今伪书考的书名，我早在书目答问里见到了；但因它刻在知不足斋丛书里，而这部丛书不易见，所以还不曾读过。到了十七岁那一年，始借到一部浙江书局的单行本。不料读了之后，我的头脑里忽然起了一次大革命。这因为我的「枕中鸿宝」汉魏丛书所收的书，向来看为战国、秦、汉人所作的，被他一阵地打，十之七八都打到伪书堆里去了。我向来对于古人著作毫不发生问题的，到这时都引起问题来了。
我在二十岁以前，所受的学术上的洪大的震荡只有两次。第一次是读了一部监本书经，又读了一篇先正事略中的阎若璩传。第二次就是这一回，翻看了一部汉魏丛书，又读了一本古今伪书考。我深信这两次给与我的刺戟深深地注定了我的毕生的治学的命运，我再也离不开他们的道路了！古今伪书考只是姚际恒的一册笔记，并不曾有详博的叙述，它的本身在学术上的价值可以说是很低微的。但他敢于提出「古今伪书」一个名目，敢于把人们不敢疑的经书(易传、孝经、尔雅等)一起放在伪书里，使得初学者对着一大堆材料，茫无别择，最易陷于轻信的时候，骤然听到一个大声的警告，知道故纸堆里有无数记载不是真话，又有无数问题未经解决，则这本书实在具有发聋振聩的功效。所以这本书的价值，不在它的本身的研究成绩，而在它所给予初学者的影响。后来从四库全书提要的存目里知道姚氏有一部笔记，叫做庸言录，是最大胆的著作，可惜见不到。他用全副精神做成的九经通论是对不合理的经学下了总攻击令，他比阎若璩的范围要广，态度要更彻底，可惜也无从见到。无可奈何，就标点这本小册子来吸取他的一点辨伪的精神。
一九二○年，我初在北京大学毕业，服务母校图书馆，时间尚有余裕，就从事这个工作。但我的喜欢搜集材料的癖性总改不掉，我想为这书作笺注。作笺注时应用的书籍，北大图书馆不够，再到京师图书馆寻去。费了几个月功夫，范围越放越大，材料愈积愈多，问题也发生个不歇，这本书的笺注竟有无从下手之苦了。可是，笺注虽做不成，而因了这一番搜集材料的功夫，把以前学术界上所起的几次辨伪运动倒弄得很清楚。我于是又发大愿，要编辑辨伪丛刊。时间去得真快，到今日又过了十年了。此十年中，时局的不安，生计的压迫，使得我频频南北奔驰，辨伪丛刊没有出版几册，这是我时引为恨事的。但在这十年中，我们努力搜求姚氏的遗着，颇有些可观。最早，从方玉润的诗经原始中见到他所引的诗经通论。稍后，又在尚书古文疏证中看到阎若璩节录的他的古文尚书通论。稍后，又在杭世骏续礼记集说中见到引他的礼记通论。后来，又从吴又陵先生(虞)处借到道光丁酉王氏铁琴山馆刻本诗经通论。后来，转写得南京江苏省立图书馆中所藏的好古堂书目钞本，是钱塘丁氏的旧藏，我们可以在这本书目上知道他所读的书。后来，又从杭郡诗辑中寻到他的两首诗。最近，伦哲如先生(明)购到残写本春秋通论，我们也借钞了。杭州崔家藏有一部钞本仪礼通论，又借钞了。说不定将来更有出于意表的发见。姚氏是清初的一个大学者。他的学问的来源及其研究的态度，我们可以引四库提要的话来看：
际恒生于国朝初，多从诸耆宿游，故往往剽其绪论。其说经也，如辟图、书之伪则本之黄宗羲，辟古文尚书之伪则本之阎若璩，辟周礼之伪则本之万斯同，论小学之为书数则本之毛奇龄，而持论弥加恣肆。至祖欧阳修，赵汝？之说，以周易十翼为伪书，则尤横矣。其论学也，谓周、张、程、朱皆出于禅，亦本同时颜元之论。至谓程、朱之学不息，孔、孟之道不着，则益悍矣。......(总目卷一百二十九，杂家类存目六，庸言录条)我们知道，学问是天下的公器，只要你会得捉住真实，自然别人会来听从你；只要别人能捉住真实，你也应当听从他：姚际恒如果采用了当时各家说而箸书，乃是他的从善服义的公心，不能说为他的罪状。而且他秉了求真的勇气，掌握了考证的方法，九经中的伪文和伪说自可被他一扫而空，何必一定要「有所本」而后可以辟伪！所以我们看了他的成就，只能说他生在反理学的学术环境中，顺应了这时代精神，与黄、阎、万、毛等作同方向的努力，充量发展他的研究能力而已，不应当说剽不剽的话。(他辨伪古文尚书非剽阎若璩，证见下文。)至于他的书何以失传，这个理由，钱玄同先生说是由于四库馆诸臣的反对。他以为提要中既骂他经学方面的种种，是作提要的人必曾看见他的九经通论。但四库中没有此书，即存目中也无此名，可见他们有意把他压抑下去。他的书既为「别黑白而定一尊」的四库馆所痛斥，自然别人再不敢把他表章了。按，这个假设很可能。康长素先生新学伪经考云：
刘歆伪撰古经，由于总校书之任，故得托名中书，恣其窜乱。......按古今总校书之任者皆有大权，能主张学术，移易是非，窜乱古书。先征之今。国朝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群书，纪昀主之，算法则戴震主之。而四元玉鉴为中国算学最精之术。戴震于测圆海镜提要云：「按立天元一法，见于宋秦九韶九章大衍数中；厥后，授时草及四元玉鉴等书皆屡见之」，则戴震必见其书，而乃不为着录，盖欲独擅其术也。(提要之及其目者，乃其不觉流露、不及校删者耳。)纪昀力攻朱子，述董亨复繁露园集之野言，讥名臣言行录不载刘元城者数条；其它主张杂学，所以攻宋儒者无不至，后生多为所惑。......幸生当国家明盛，群书毕备，故不至大为窜乱。(汉书艺文志辨伪第三上)这是很明显的证据。此外，钱玄同先生又告我两件窜乱的实事：其一，宋楼钥攻媿集，徐森玉先生(鸿宝)曾用宋本校对一过，发见四库本改窜甚多，而尤以他替妇人所作的墓志铭为甚。因为宋代女子夫死改嫁是平常的事，故原本攻媿集中常记女子改嫁的事实，及其前夫、后夫的官衔。但四库馆中人则以为这是不道德的，便一一替它改易，必使她从一而终。至于把她归于哪一个丈夫，则以官阶之大小而定：前夫官大则使其始终从前夫，后夫官大则使其始终从后夫。其二，梁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其书中土久佚，修四库书时根据日本刻本收入，但日本本「夷狄之有君」一章，疏意为夷狄虽有君，犹不如诸夏之无君；而四库本的疏意，则是诸夏无君，犹不如夷狄之有君。意义极端相反，而乃发现于同一书中，其字数又相同。知不足斋本亦据日本刻本，但此章的疏文，初印本与日本本合，后印本则与四库本合。盖四库馆臣因清帝出身女真，故每逢书中说到夷狄的，或文字上，或意义上，必改得它不伤皇帝的面子而后已。知不足斋本既已刊成，始知馆中改笔，不敢不依钦定文字，只得挖改了。(近年上海石印知不足斋丛书即用初印本，犹未挖改，而古经解汇函中的论语义疏则用四库本，两书均易见，大家不妨把它们对勘一下。)从这些地方看，清高宗时开四库馆是有主义的，有作用的。他们对于古籍，不是客观的整理。他们用了自己的主张和凭借了自己的地位，把古今学术审查一番：哪种应提倡，哪种应遏绝，哪种应依因，哪种应改变，借编纂之业以行其去取予夺之权。倘使那时还没有刻书的一件事，传钞的本子又相习以四库为正本，则数十百年之后，四库本即得统一全国的书本了。看了这些事实，可知刘歆在校书时改窜许多古书是很可能的，我们正不必对于今文学家的攻击作过分的怀疑。
姚氏著作，当时或有几种刻本，因为在好古堂书画记及书目上证明他不是一个穷人。就算他的著作卷帙太多，或因他没有及身写定而不刻，也必有许多钞本。何以四库总目上只把他的庸言录存了目，其它连存目也彀不上呢？这很明白，他的怀疑古书和攻击古经师的态度绝不为四库馆诸臣所容，或竟被销毁了；他们又虑后人有赞同其说的，故即于庸言录的提要上作总括的一骂，以见其人之不足取。实在清学到了乾隆时，古代的偶像又唤起来了，清初的实事求是的风气已变成信守汉人师说的风气了。只有伪古文尚书，因为它起在魏、晋间，彀不到汉，没有汉代的权威者为它保护，又因它的宗师是王肃，适为汉学宗主郑玄学派的敌人，又因当时大师惠栋亦曾继续阎氏之业而为古文尚书考，故他们对于清初提出的许多辨伪问题只有伪古文尚书一案是承受了的。姚氏太勇了，什么书都要疑，当然应受他们的排斥。姚际恒的传状，我们找不到。现在姑把毛奇龄的西河诗话和吴振棫的杭郡诗辑中两段文字写在这里，权当他的小传：
亡兄大千为仁和广文，尝曰：「仁和祗一学者，犹是新安人」，谓姚际恒也。予尝作何氏存心堂藏书序以似兄，兄曰：「何氏藏书有几，不过如姚立方腹箧已耳！」立方，际恒字。及予归田后作大学证文，偶言「『小学』是写字之学，并非『少仪』」、『幼学』之谓，不知朱子何据竟目为童学，且裒然造成一书，果是何说？」立方应声答：「朱所据者白虎通也。然白虎通所记正指字学，诚不知朱子何故袭此二字」，因略举唐、宋后称「小学」者数处，皆历历不谬。坐客相顾皆茫然，则度越时贤远矣。第是时兄已死，予述兄语示立方，立方即赠予长律二十韵，......其情词笃实；始知亡兄非轻许人者。(西河诗话卷四)
姚际恒，字立方，号首源，钱塘监生。......首源博究群书，撑肠万卷。......既而尽弃词章之学，专精治经。年五十，曰：「向平婚嫁毕而游五岳；予婚嫁毕而治九经」。遂屏人事，阅十四年而书成，名曰九经通论，凡一百六十三卷。又着庸言录若干卷，杂论经、史、理学、诸子；末附古今伪书考，持论极严核。其家构海峰阁，西？面湖，檐际悬旧窑霁红？，夕阳映射，一室皆作霞光。有西？绝句云：『高阁虚明木榻施，昼间兀坐每移时。湖山一角当？面，烟树残霞晚更宜」。(国朝杭郡诗辑；前段与武林道古录略同。)从这两段记载里，我们可以知道几件事实：(一)是徽州人而住在杭州的；(二)他五十以后始专力治经，阅十四年而成九经通论；(三)古今伪书考是庸言录的一个附录；(四)他是一个很有艺术意味的人。他的生年，可从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里寻到。文云：
癸酉冬，薄游西泠，闻休宁姚际恒，字立方，闭户着书，攻伪古文。萧山毛大可告余：「此子之廖偁也，日望子来。不可不见之！」介以交余。少余十一岁。出示其书，凡十卷，亦有失有得。失与上梅氏、郝氏同；得则多超人意见外。喜而手自缮写，散各条下。(卷八)
阎若璩是崇祯九年(丙子，一六三六)生的，姚氏比他小十一岁，则是生于顺治四年(丁亥，一六四七)。他们两人相遇，在康熙三二年(癸酉，一六九三)，是年阎氏年五十八，姚氏年四十七。当他四十七岁时，所著攻伪古文的书已成十卷了，可见他并不剽袭阎氏之说，只是不谋而合；又可见他研究经学并不很迟。或者他在九经通论中先成古文尚书通论，故阎氏见他，但提此书；朱彝尊的经义考中亦但着录其古文尚书别伪例。他成了此书之后，就用了研究伪古文尚书的方法，再去研究别种经书。(诗经通论自序作于康熙四十四年，乙酉，一七○五年；春秋通论自序作于康熙四十六年，丁亥，一七○七。)当他六十四岁(康熙四九，庚寅，一七一○)九经通论脱稿时，阎氏已死了六年了，朱氏也于上一年死了。再过些年，学术的重心移到惠栋、戴震的身上，清初的辨伪运动便成了「过时货」了。所以姚氏的学问，此后就不听到别人谈起，除了杭世骏之外，干、嘉学者几乎没有引用他的片词只语的，到四库馆一开，学术思想更统一了，他便没有立锥之地了。他的卒年无考。我们只能从上条知道在一七一○年以后。但前年柳翼谋先生(诒征)在好古堂书目跋中谓参之以姚之骃序，必卒于康熙五十四年乙未(一七一五)之前。按姚之骃序云(此序多误字脱字，今以意增改，加括号以别之)：
自柱下盛文史，而后代侈言藏书；秘阁而外，若车，若库，若架，若仓，不知几千万卷也。然人之于书，多藏者未必善读；虽有十行俱，酬应纷如，彼别架迭窗者徒侍束修半？下之目，而政事倥(此四字有误)而已。故侈言藏书者，名也。若予世父首源先生则不然。先生自束发受书，已能沈酣故籍；乃一生坎壈，兀兀穷年，惟日手一编枯坐。先世既有藏书，乃口(更)搜之市肆，布□(函)巾箱，□□(汗牛)充栋；久之而插架者与腹笥俱富矣。然则千古之多藏而善读者孰如首源先生哉！先生于暇时录其书于簿籍，计如□(千)卷；予小子受而读之，为写副墨。□(至)子(于)先生乎(手)着，几于等身，皆从藏书中咀华嗽润而出之者也，故谨附录于后。
康熙乙未夏杪，钱塘姚之骃敬题于露涤斋。
这篇序上有「一生坎壈」之语，或可作为在他卒后之证。但味「先生于暇时录其书于簿籍，......予小子受而读之」之言，又若生存时语，似乎姚际恒编好之后他即去借钞的。而且序中但云「世父」而不加一「先」字，似亦非卒后的确证。我们姑且把他的卒年作为悬案罢。
序中说：「先生手着几于等身，......故谨附录于后」，可见这书的末尾原有一篇姚际恒着书详目。但八千卷楼的钞本里竟尔缺去，这真是十分可惜的。自从鲍廷博为了同乡的关系(都是徽州人而住在杭州的)，把他的古今伪书考从庸言录里分析出来(所以分析的缘故，当因庸言录已为四库馆所痛斥而不敢刻)，刻在知不足斋丛书里，他的姓名纔「若存若亡」于学术界中。自从张之洞在书目问答里录此书于目录类，又于輶轩语中称此书为「简便易看，为读诸子之门径」，纔激起初学者的注意。近年来，他的著作交了好运了。诗经通论，成都有重刻本了。古今伪书考，重刻和翻印的有五六种本子了(此数种中，以沔阳卢氏慎始基斋丛书所刻为善)，且有替他作笺释及重考的了。好古堂书目，南京国学图书馆中也影印出来了。学之显晦有时，我们虽不能看见他的全璧，但即在此一鳞一爪之间，也可以领略他的伟大的器局。现在，我们编录辨伪丛刊，又把此书标点印行。承韩叔信先生的好意，助我校点，敬致谢忱。以前所作的笺注所以不附进去，因为我们已豫备编辑群经辨伪集说、诸子辨伪集说......等书，觉得不必为这本小书装上一个大尾巴了。
十六年前，我曾手写此书，作了一跋。现在见解虽有变迁，而这篇文字大体可存，所以仍置于本书之后。又姚名达先生所制宋胡姚三家所论列古书对照表，因为我们的辨伪丛刊已把这三家的书依次刊出，故亦列为附录，以便读者对勘。承名达先生允许我们编入本册，并此道感。
顾颉刚
一九三○，二，廿三
古今伪书考考释序
金受申
夫治学之要，首宜知书之真伪，然书籍之真伪考之颇难，故必有专箸以备用。但考据不详，解释不清，致学者反感困难。第观姚际恒之古今伪书考，每多囫囵吞枣之弊。申不揣谫陋，从事考释：凡原书不详清处，再考释之；其原书已详清者仍录之，以备学者检阅；原书有不必考释者，亦照录之。今既刊行，聊辑数语于篇首，以待教焉。
昭阳大渊献北京金受申谨识。
重考古今伪书考
蒋维乔
读书之难，今甚于古。吾生有涯，而知也无涯。古人今人年寿相若，精力相若而载籍之日出，浩瀚不穷，此岂非今人所费之日力，将什伯倍蓰于古人欤。于是有专为目录之学者，一分真伪，而古书去其半，读者庶大可省其日力焉。二刘校书，尚已。隋志而下，目录专家之学者，更仆难终。大抵囊括群典，甄酌陈言。未有专攻一部分之伪书，而勒为一录，以饷学者。盖尝有之，传者阙如。于是姚氏首源之古今伪书考一书，遂不胫而走，几于家喻户晓矣。然而姚氏与阎氏百诗，并世而生。其思精学博，未足以逮阎氏之百一。阎氏着古文尚书疏证，论某氏之伪，遂成定谳。若姚氏之作，论群书之伪，多有未足以成定谳者。抑亦阎氏专攻一书易，姚氏？攻群书难，所以愈不逮也。逊清三百年来，考订学之盛，迈越前古。顾子惕生自幼耽读群书，先治宋学，继治汉学，治经用高邮王氏、德清俞氏家法，精于小学，实事求是，其博稽载籍，亦非有二法也。尝病姚首源氏读书未精，往往以不伪为伪，世有讥者，顾尚无良书以纠正之，贻误后学不？，因更撰重考古今伪书考，驱策群言，成竹在胸，发明古籍之奥蕴，是正世儒之讹谬，斯诚可谓姚氏之诤友，而后学之津梁也。惕生于书无不窥，等身作述，任南京高师东南大学教授八载，编述讲稿，至十余种之多，辛勤逾恒，今将次第印行，汉书艺文志讲疏、中国文字学最先出，均已重版行世，其书咸繁称博引，往往独抒己见，前无古人，是亦可想见其为人也。重考古今伪书考，乃出其余力为之，亦以欲继撰隋书经籍志讲疏，未竟，而先为此书，然多有其汉书艺文志讲疏中所未言而极精到者，故此书与汉志讲疏，可相辅而行，相得益彰，而其流行之久远，可预卜也。同邑蒋维乔叙。
重考古今伪书考序
顾 实
中国旧籍，浩如烟海。于是有目录学者，为读一切书之门径，方法之良，无俟言喻。顾自学术进步，继长增高，则后来之为此学者，对于昔贤，不免多所訾议。语曰「当仁不让」，此之谓也。章炳麟曰：「凡说古文艺，不观会通，不参始末，专以私意揣量，随情取舍。上者为章学诚，下者为姚际恒，疑误后生多矣。」太炎此言，足以振发举世之聋聩。章实斋之说，犹其上焉者，尚虞其疑误后生，则姚首源之下焉者可知矣。首源古今伪书考一书，脍炙士林。逊清嘉道之际，周中孚尝谓其书「误本旧说，以不伪为伪，未免为前人之说所愚」，可谓洞中穴窾要。余生也晚，雅不以此书为重，每屏置弗顾。则姚氏生当清初，值学荒之世，徒抄撮通考之类去取殊多失当。又一，则吾人今日承诸老师宿儒之后，所凭借之雄厚，将十百倍于姚氏所，恶用此已陈之刍狗为也。自张之洞輶轩语称姚氏此书「简便易看，为读诸子之门径」，而士林多震眩其说。不知此书兼包经史子，而张氏偏举其为子类之书，出言已先有谬误。盖当官之谈，酬酢士民，必有率尔失检者矣。顷见姚氏此书，大为流行，各大学、各高三中学，咸油行发布，莘莘学子，几于人手一编。余方深悯社会常识之不健全，犹颠倒于三百年前之陈说而不自觉也。会衔校命入都，参与清宫古物事，在琉璃厂书肆，有新出版书，题名古今伪书考释者，亦多空衍姚氏之说，无所规正。岂举世滔滔，终莫为姚氏之争友耶。返校而后，略据诸家考订，暨平素心得，穷数日夕之力，每一书下，辄将姚考列前，余考列后，藉省学者两购，颜曰重考古今伪书考，庶几供一时研究国学者之急需，而稍尽区区之职责云尔。世有闳淹之君子，幸匡不逮。夏历中华民国十三年冬十二月，识于东南大学之六朝松下。武进顾实。此书在东大，用作教本，为诸生讲之。友人胡朴安为登载国学周刊中，初名古今伪书考笺正，嗣因未安，重更今名。案姚氏此书一卷，原分经史子三类，今分为三卷。又原分有真书杂以伪者，有本非伪书而后人妄托其人之名者，有两人共此一书名，今传者不知为何人作者，有书非伪而书名伪者，有未足定其着书之人者，委琐分别，今并为一卷。共四卷。姚氏原序，止限经史子三类，不入集部，而子类滥入杜律虞注一书，当入集部，前人已讥之。又余重考中有曰「别详汉书艺文志讲疏」者，亦余所著书，参考当益明白，至如麻衣正易心法，家礼仪节，天禄阁外史等书，无关重要，概不更考，以省烦累。顾实附记。
姚际恒字立方，一前缀源，安徽休宁人。寄籍仁和，为诸生。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毛奇龄西河诗话，皆有载其学行。阎氏生于崇祯九年，姚氏则少阎氏十一岁耳。顾实再记。
古今伪书考补证序
黄云眉
姚首源氏谓辨伪是读书第一义；然有不可不注意者：柤梨橘柚，味相反而皆调于口，伪伪而知其所以伪，伪固有真之用也。辨伪者但欲求真伪之各得其用；非欲举伪书而一一践之踏之，烧之灼之，以尽绝其根株而后快。明乎此而后知辨伪者之非有恶于伪也。抑伪有巧拙而辨有难易。丑人捧心而矉其里，里之人能笑之，此伪之拙而易辨者；淄渑之合，易牙尝而知之，他人不能也，此伪之巧而难辨者。伪巧而难辨，则有真之而伪，伪之而真者矣。然辨者之心则固以求真为鹄；辨之术有未至焉耳，吾又从而辨之，非欲以罪辨者，辨其所未至也。明乎此而后知辨辨伪者之亦非有恶于辨伪也。姚氏之古今伪书考，一浅薄之辨伪书也。寻厥大概，无非抄撮通考、诸子辨、笔丛等所言，排比成书。分类舛驳，取舍随意；而叱辱之加，又往往不准于情理之所安。盖详核逊宋胡，而武断则过之，此不足以服作伪者之心也。近人顾惕生氏因就姚氏之所考而重考之，欲以匡救姚氏之失而为其诤友。余读其书，亦颇有独到之见；而。惩噎废食，盛气叫嚣，其武断之态度，乃复与姚氏同。则以水济水，亦何足以服姚氏之心哉！夫姚书之操术诚疏矣！然伪书如毛，逐代傅益，使吾辈胸中而犹横梗一竺古护前之观念则已；苟其无也，则且病姚氏失出之多于失入，而又何忍乎他责！虽然，获盗而不获赃，终无以关盗之口而释道路之疑。使此不及百种之伪书，以列证未备之故，而犹授竺古护前者以抵蹈之间，此则吾辈之耻，所当助姚氏以张目者，补证之作，盖秉斯恉。虽然，姚氏辨伪者也；顾氏辨辨伪者也，非所谓竺古护前之徒也。真伪愈辨而愈着：姚氏伪之，顾氏真之，云眉又从而伪之。求真而已。非求胜也。真其所真，伪其所伪，使真伪各得其用，此吾辈读书应有之态度；亦所以为来者辟一读书之坦途也。其真之而非真，伪之而非伪，则术之未至，云眉不以罪姚、顾，人亦岂以罪云眉哉！抑是非之公，具在人心，苟准诸情理而未安，则虽以古文尚书之伪，经阎惠诸君之侦查判决，已成如山之铁案者，亦不难继毛氏而重申冤词；况补证之程多力分，引其绪而不能竟其委者哉！云眉虽助姚氏以张目乎？然非其伥也。诚更得诤友如顾氏者而毅色呵斥之，纠其纰缪而扶其颠踬，则云眉将怡受而无忤；学术公器，真伪固不必定于吾也。呜呼！鼓怒浪于平流，震惊飙于静树，微特不敢，抑亦不能必谓为钩釽群蓺，哗众取宠，则无所逃罪。今请略述补证之内容：
姚 顾二考，皆截用他文数语以就己说。本书则略师经义考，列他文于前，缀己说于后；他文多全录，非过长者不敢删节，恐以取舍戾原意也。(其中如唐檗黄先生之辨尹文子，马夷初先生之辨列子，皆以其文过长，割裂入篇，引为缺恨。)先录清人及近人辨伪之文；不足则以四库提要继之；又不足始下鄙意以补之：其断自清人者，承姚书而避繁复也。(下鄙意时，则不以此为限。)先他文而后及四库提要者，以提要易于检阅也。提要十之一，鄙说十之三，而他文亦仅十之六，则以辨伪之文，既少专篇，作者囿于闻见，又不能广搜而博征也。凡不待补不必补者不补。古文尚书，孔氏传，不待补者也。古三坟书、麻衣正易心法、易干凿度、天禄阁外史、素书、心书、续葬书、拨沙经、家礼仪节、致身录等，或猥琐无讥，或望名知伪，此不必补者也。若韵书偶称沈约，杜律误题虞注，手泽改署志林，既与伪书异科，亦在不补之列。
本书编次仍依姚书；然多有与姚说参差者，别表附后以便省览。属稿甫竣，吾友陈伯瀛先生以江侠庵君所编译之日人先秦经籍考示余，受而读之，其中如本田成之之作易年代考；内藤虎次郎之易疑，尔雅之新研究；武内义雄之两戴记考，大戴记，曾子十篇考，庄子考，列子冤词，孙子十三篇考；佐藤广治之孝经考；小川琢治之山海经考，穆天子传考；狩野直喜之汲冢书出土始末考等，与本书持论颇多异同。然以专家成专书，甚有研讨之价值。本书不暇采入，姑附其篇目于此，以志景仰。且以愧国人之拘虚自蔽，嗤辨伪为多事者。
又本书之成，得助于吾友冯孟颛陈伯瀛二先生者不少，并于此谨致谢忱！
一九三一年余姚黄云眉
古今伪书考补证重印引言
黄云眉
余所撰古今伪书考补证一书，问世将近三十年；然因是书随出版机构，长期播迁，以致隔绝隐晦，至今日乃不为读者所稔知，而余亦久以已陈之刍狗视之矣。解放以还，学术研究，多方开展，百家喈喈，皆以党所领导社会主义之蕲求为殚力准绳。风气所激，不特新着如林，读者应接不暇；其于我国数千年来先民劳动所积累之大量文献，亦竞思所以董理之，批判吸收之，使之成为今日学术研究领域中不可缺乏之部分。斯诚过去所万不能有之现象，华颠对此，殊感神王！而余之补证一书，自惟亦终不当见弃于今日，而以已陈之刍狗视之，盖古籍真伪之辨，犹为今日董理大量文献工作中之首要课题也。古籍真伪之辨，滥觞于唐代，历宋明清而渐呈长川形态，然尚有待于今日之加深加广。补证意在巩固姚考，范围较狭。先是书而起者，有古史辨一书，而目的不纯乎辨古籍真伪；后是书而起者，有通考一书，搜辑之勤，良不可没，而取材多非原始，别择断制，亦嫌不足。盖举所有古籍，一一探其源流，穷其所以真伪之故，初非少许人可卒之业，且不能责诸旦夕者。然非所论于学术研究昂进之今日，往昔之所谓难事，今日视之，不犹反掌乎！补证●陋，虽经修订，未改旧观。重印问世，不系于是书区区涓埃之助；诚冀今日治古文献者，因读是书而有鉴于古籍真伪之辨，尚需继续，亟注之意，及时以卒前人未卒之业，使丰富之古籍能正确效其用于今日云尔。
附录二
宋、胡、姚三家所论列古书对照表
姚名达
诸子辨 四部正？ 古今伪书考 所辨的书名 判语 所辨的书名 判语 所辨的书名 判语 鬻子 其徒所记汉儒补缀 鬻子 伪残 鬻子 伪 管子 非管仲自作 管子 真伪相杂 管子 真杂以伪 晏子 非晏婴自作 晏子 同右 晏子 后人采婴行事为之 老子 疑 文子 非计然所著 文子 驳杂 文子 不全伪
-377- 关尹子 伪 关尹子 伪 关尹子 伪 亢仓子 伪 亢仓子 伪益 亢仓子 伪 邓析子 真 鹖冠子 真 鹖冠子 伪杂以真 鹖冠子 伪 子华子 伪 子华子 伪 子华子 伪 列子 后人会粹而成 列子 真杂以伪 列子 伪 曾子 非曾子自作 言子 非言偃自作 子思子 非子思自作 慎子 真 慎子 伪 庄子 盗跖渔父让王疑后人所剿入 庄子 真杂以伪 墨子 真
-378- 鬼谷子 真 鬼谷子 伪 鬼谷子 伪 孙子 真 孙武 无可疑 孙子 未知谁作 吴子 真 吴起 战国人掇其议论成编 吴子 伪 尉缭子 真 尉缭 无可疑 尉缭子 伪 尹文子 伪 尹文子 伪 商子 真 商子 伪 公孙龙子 真 公孙龙子 伪 荀子 真 韩子 真 燕丹子 伪 孔丛子 伪 孔丛子 疑伪 孔丛子 伪 淮南鸿烈解 真
-379- 扬子法言 真 抱朴子 真 抱朴子内外篇 真 刘子 非刘昼作 刘子新论 非刘昼作 刘子新论 未知谁作 文中子 伪 文中子 真伪相杂 文中子 伪 天隐子 疑 玄真子 真 金华子 真 齐丘子 伪窃 化书 窃 化书 未知谁作 聱隅子 真 周子通书 真 子程子一名程子粹言 真中有伪 连山易 伪
-380- 归藏易 伪 子夏易 伪中伪 子夏易传 伪 周易干凿度 伪 易干凿度 伪 乾坤凿度 伪中伪 三坟 伪 古三坟书 伪 古文尚书百两篇 伪 尚书孔安国序 疑 元命包 真疑伪 关朗易传 伪 关朗易传 伪 麻衣心法 伪 麻衣正易心法 伪 王氏元经 伪 元经 伪 仪礼逸经 伪
-381- 易传 别详通论 古文尚书 伪 尚书汉孔氏传 伪 焦氏易林 伪 诗序 伪 子贡诗传 伪 申培诗说 伪 周礼 别详通论 大戴礼 决非戴德本书 孝经 伪 忠经 伪 孔子家语 伪
-382- 小尔雅 即孔丛子第十一篇 伪 家礼仪节 伪 阴符经 伪 阴符经 伪 六韬 后人依托 六韬 伪 六韬 伪 三略 后人依托 三略 非圯上老人作伪杂以真 黄石公三略 伪 越绝书 东汉人据伍子胥润饰易名 越绝书 书不伪但非子贡子胥作 素问 六朝以役据内经缀辑易名 黄帝素问 伪 灵枢 同右 灵枢经 伪 魏公子无忌 秦汉游侠依托 苌弘 同右 范蠡 同右 大夫种 同右
-383- 公孙鞅 同右 广武君 汉游侠依托 韩信 同右 神农 依托尤荒唐 黄帝 同右 风后握奇经 同右 风后握奇经 伪 力牧 同右 蚩尤 同右 封胡 同右 鬼臾区 同右 项王 伪托 武侯十六策 伪
-384- 武侯心书 伪 心书 伪 黄石公素书 伪 素书 伪 孙子(孙绰) 本书亡佚后人补之 李卫公问对 后人依托 李卫公问对 伪 李卫公问对 伪 广成子 伪 无名子 伪 黄帝内传 伪 穆天子传 周穆王史官所记 穆天子传 汉后人作 晋史乘 伪 晋史乘 伪 楚梼杌 伪 楚梼杌 伪 山海经 战国好奇之士杂录奇书而成 山海经 书不伪但非禹伯益作 燕丹子 汉末文士据荆轲传增损而成
-385- 宋玉子 伪 神异经 伪托 神异经 伪 十洲记 伪托 十洲记 伪 赵飞燕外传 伪 飞燕外传 伪 鲁史记 伪 西京杂记 不伪 西京杂记 伪 述异记 未知作者是任昉或祖同 列仙传 伪 列仙传 伪 牟子 论 伪 洞冥记 伪 洞冥记 伪 汉武内传 伪 汉武故事 伪 拾遗记 伪
-386- 梁四公记 伪 隋遗录(一名南部烟花录) 伪 开元天宝遗事 伪 广陵妖乱志 讪谤之词 潇湘录 最鄙诞作者不一说 牛羊日历 托名 龙城录 嫁名 续树萱录 嫁名 白猿传 托名 碧云騢 托名 云仙散录 前六卷伪 清异录 真
-387- 艾子 伪 钟吕传道集 伪 香奁集 托名 魏文诗格 伪 李峤诗评 伪 乐天圣俞二金针 伪 欧阳修杜诗注 伪 苏氏杜诗注 伪 洞极 伪 司马穰苴兵法 疑亦非伪 司马法 真杂以伪 司马法 伪 通玄经 同右 潜虚 真疑伪
-388- 春秋繁露 讹 春秋繁露 书不伪书名伪 周书 真 汲冢周书 汉后人仿效为之 纪年 真 竹书纪年 后人增改 天禄阁外史 伪 十六国春秋 伪 致身录 伪 隆平集 伪 于陵子 伪 石申星经 伪 周髀算经 伪 拨沙经 伪 神农本草 伪
-389- 秦越人难经 伪 脉诀 伪 博物志 伪 杜律虞注 伪 三礼考注真杂以 伪 贾谊新书 伪 伤寒论 伪 金匮玉函经 伪 尔雅 书不伪但非周公作 ？书 书不伪但非沈约作 水经 书不伪但非桑钦作 吴越春秋 有二作者未知谁作
-390- 东坡志林 书不伪书名伪 国语 未知谁作
附识：诸子辨不能说是纯粹辨伪的书，因为他每辨一书，总有一段批评那书的理解，甚至完全是批评，没有一句是辨伪的。不过他总是辨伪的一部要紧书，所以和四部正？、古今伪书考列成一表，以便比较。诸子辨系宋濂所作，四部正？系胡应麟所作，古今伪书考系姚际恒所作，故此表名宋、胡、姚所论列古书对照表。
姚名达
附录一
古今伪书考跋
顾颉刚
古今伪书考一卷。宣统己酉岁，始见于孙伯南先生架上。去年在京中刻意求之不能得，遂借自孙先生手录焉。是书始刊于知不足斋丛书；谬为繁。今就其可正者？先生所藏为光绪十八年秋浙江书局单行本。浙局是刻，板本甚劣，正之；他日得善本，当重校。书无序跋，亦不记年。姚君行事，他书并难征考。观其引据书说及钱牧斋、顾宁人而止，则是清康、雍间人。盖山谷含章之士，不求令闻于世俗者，可决也。寻索所箸，于易传条曰：「予别有易传通论六卷」；于古文尚书条曰：「予别有通论十卷」；于大戴礼条曰：「予前作古文尚书通论，其中辨大戴礼非本书，乃后人之伪」；于周礼条曰：「予别有通论十卷」；于孝经条曰：「予着通论止九经，其别伪类不及孝经」；于真书杂伪类曰：「经则礼记、仪礼有之，并详本书」：知通论之作至为博洽，抉择必甚精。以其有通论，故此考中于易、书、礼皆不着考辨。然通论无传本可求，检各家目录亦不载，其已佚乎？夫古文尚书之伪，梅君而后，百诗、松崖、懋堂、艮庭辨说明矣。周礼颇见攻于晚近。而易传、仪礼则终清一代盖无疑者。使姚君通论而在，必有以广吾异闻。今但从此考得窥鳞爪，名之不没亦仅赖此，其传其不传岂姚君之意乎！是书一卷，颇类随手札记，非有意箸述之林，故文笔疏散。其讨论多采前人成说，自汉志、隋书而下，唐之柳子厚，宋之晁子止、陈直斋，明之宋景濂、胡元瑞，并多撷取，而以晁、陈为最多。或微折衷，不尽证实，弗能谓博议无遗也。其缺而未举者，在「经」，有书序、周易举正、干元序制记、论语笔解、六经奥论诸书。在「史」，有圣贤群辅录、五孝传、卓异记诸书。在「子」，有孟子外书、邓析子、燕丹子、灵棋经、道德指归论、老子河上公注、庄子郭注、群书治要、家山图书、搜神记、述异记诸书。至于医药、术数之籍，不可胜计。若「真书杂伪」，则有朱子通鉴纲目；「两箸并名」，则有高诱战国策注；在姚氏成书后，则有日本刻古文孝经孔传、今文孝经郑氏注。如此之类，并可补论，勿求备于此书已。若其编次，余窃有议。以忠经入经，以天禄阁外史入史，得毋但观其名欤？于文中子，既从挥尘录证王通之有其人，又曰「通耶，郊、畤耶，逸耶，吾不得而知之」，则是「未足定其箸书之人」也。于诗序，既从后汉书证为卫宏所作，又曰「非伪书而实亦同于伪书也」；于杜律虞注，既从杨用修言谓为张伯成作，后人嫁名于伯生，又曰「伯生集有杜诗纂例序一篇；想以此讹为伯生耶」：则二书者，是「本非伪书而后人妄托其人之名」也。于干凿度曰「宋人掇拾类书而成」；于竹书纪年曰「予于纪年，以为后人增改」；于李卫公问对明非阮逸伪书，而曰「今世传者当是神宗时所定，而彼所定实采通典」：则三书者是「真书杂以伪」也。今辄与伪书同列，不亦过欤？于商子采周氏说，曰「其精确切要处，史记列传包括已尽；凡史记所不载，往往为书者所附会」；于贾谊新书采陈氏说，曰「多录汉书语，其非汉书所有者辄浅驳不足观，决非谊本书也」：其言相类，而商子为伪，新书为真，则不足以服人矣。于脉诀曰「称晋王叔和撰，晁氏谓后人依托」；于金匮玉函经曰「此非仲景撰，乃后人依托者」：其言亦同，而脉诀为伪，玉函为真，则又不足以服人矣。孙子一书，反复无证验，则宜与鬻子、鬼谷并在伪书，而独入之「未定其人」，岂为当乎！阴符经即为寇谦之作，而七贤注涂抹已遍，尽为伪托，自传其书，即有其注，岂犹得列于真书耶！于文子，但曰「不全伪」，而其所以不全伪者不言焉；于列子，但曰「意战国时本有其书」，而其所以本有其书者不言焉：而文子、列子遂非伪书矣。若晏子春秋与管子同裁，素问、本草与山海经方轨，而真伪辄大别：何随情抑扬之甚也！盖尝论之，其病其二：一则以文辞之工拙定真伪，故文、列为真而鹖冠、公孙龙为伪。一则以后世箸述之成法？括古籍，故黄帝素问、神农本草、晏子春秋胥入伪书。姚君抑亦未深思乎？昔人笔记谓君抨击孝经，殆过激。予谓此考中最精之言莫孝经条若，他条皆依附人说，发明者鲜矣。论伪书者予最服膺实斋。窃取其言，分为七类，非可以伪书包也：
一曰「师说」。圣人制作，守于官司；及周末文胜，轶为百家。口耳之学不能无差，则着于竹帛以授之其人，所以求传习之广焉。是以羲、农、黄帝之书杂出于战国，连类于汉、魏。其后有卓越之人，为众宗仰，法度犹传，笔札未录，则知之者亦述之而仍其人。此正古人言公之旨，不必以诚伪规度者也。如素问、本草、山海经、周髀算经、易传、三礼、难经、星经，虽有伪附，又不能定其著书之人，然终不当与虚造者等视。今四库所著录，诸家书目所胪列，医药、术数之书独多依托，良由此等学说不凭书籍以传耳。
二曰「后记」。管子述死后事，韩非载李斯驳议：盖古人书无私箸，大出后学缀辑，虽有不伦，无乖传信。故管子、晏子，不可谓之伪书，犹春秋公羊传成于高孙寿，尚书大传录于张生、欧阳生也。论其体例，与前类颇同。惟前在记学，学则虽远无弗赅，纵法言多疏，师承非可悉求，亦以意联贯为之；此在记事，事则年代不能遥，言行不能虚构：所以异也。
三曰「挟持」。或蹈偶？之名，或袭散见之语。是故，因倚相而有三坟；因老传而有关尹；贾生感赋，遂作鹖冠；列子夸言，因成穆传：其附托巧而心日拙矣。章氏曰：「刘炫之连山，梅赜之古文尚书，应诏入献，将以求禄利也。夫坟、典既亡，而作伪者之搜辑补苴未必无什一之存，如古文之搜辑逸书，散见于记传者几无遗漏。六朝古书不甚散亡，采辑之功必易为力。计不出此，藉以作伪，岂不惜哉！」是故，薛据作伪，则亦王肃也；江声作伪，则亦梅赜也。然而一存补逸之功，一有乱古之罪者，操术不可不慎也。此伪托古昔者也。
四曰「假重」。名贤之作，为世宝贵；苟有一籍之传，奚止十缣之价、故小学推晦庵，政经题西山，杜解归子瞻，潜虚属君实。此伪托近世者也。凡兹二类，胥实斋所谓奸利。「欺于朝则得禄位，欺于市足恣垄断」：心术之蔽，有如是哉！
五曰「好事」。盖体同于拟作，心在乎炫奇。弄数十之愚人，戏千年之古子。脱略不羁，风流自赏。明丰坊、姚士床辈，傥其人乎！又或心怀愤激，辄欲诬陷嫁祸，僧孺行纪、圣俞碧云騢作焉。
六曰「攘夺」。前此数类皆自作之而以伪人，此则窃人之言以为己有，于诸书中品最下矣。章氏曰：『窃人之美，等于窃财之盗，老氏言之，断断如也。谭峭窃化书于齐丘，郭象窃庄子于向秀，作者有知，不能不恫心于窃之者，盖穿窬胠箧之智必有窜易更张，以就其掩着而失其本旨也。不知言公之旨而欲自利以为功，大道废而心术不可问矣！」予谓清代古籍大明，所不著者必已弗传，而采辑诸书逸文，则有玉函五百余种，抱经、平津、问经、别下、心斋、鲁山百余种，粲然毕陈，欲伪古者已无从措手，挟持好事之途庶几可绝。独攘夺则剧于前古，往往万目昭昭而攫金者咸攘臂于市。举国化之，恬不为怪。其能窜易更张，盖犹绝少。廉耻道丧，遂令王俭、阮逸宜尊美让，悲哉！
七曰「误会」。本非伪书，后人迷不能辨，遂沿传为伪作。举凡姚君所谓「有后人妄托其人之名者」，「有两人共此一书名，今传者不知为何人作者」，「有未足定其著书之人者」，皆是也。
予素谓目录虽分体类，亦宜判别时期。今观于伪书，辄意出于汉、魏间者当与唐、宋而下异其等差，则比次而观，亦可以识学风之所趋矣。予又谓孝经本伪书，使入之礼记，明标秦、汉儒者所作，则不可谓伪。中庸非伪书，自程氏以为子思忧道学失传而作，则与诗序亦同。又列子杂采道、纬，同于亢桑之伪；易林误题焦赣，同于尔雅之诬。姚君所列，亦为不伦。予于学问，犹盲瞽不能识别。他日读书稍多，愿为是考补正。用记于此，视为息壤。
一九一四年三月一日，颉刚写竟跋。
校点古今伪书考序
顾颉刚
我现在是以古籍的整理作为专业的人了。这个嗜好的养成自有多方面的诱导，但在这许多诱导之中最有力量的一个便是这本小书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我在幼年，什么书都喜翻弄，没有目的，没有问题。家中旧藏王谟本汉魏丛书一部，尤使我欢喜，因为里边搜集的古人著作种类最多，它最能把古籍的现存状态告给我知道。古今伪书考的书名，我早在书目答问里见到了；但因它刻在知不足斋丛书里，而这部丛书不易见，所以还不曾读过。到了十七岁那一年，始借到一部浙江书局的单行本。不料读了之后，我的头脑里忽然起了一次大革命。这因为我的「枕中鸿宝」汉魏丛书所收的书，向来看为战国、秦、汉人所作的，被他一阵地打，十之七八都打到伪书堆里去了。我向来对于古人著作毫不发生问题的，到这时都引起问题来了。
我在二十岁以前，所受的学术上的洪大的震荡只有两次。第一次是读了一部监本书经，又读了一篇先正事略中的阎若璩传。第二次就是这一回，翻看了一部汉魏丛书，又读了一本古今伪书考。我深信这两次给与我的刺戟深深地注定了我的毕生的治学的命运，我再也离不开他们的道路了！古今伪书考只是姚际恒的一册笔记，并不曾有详博的叙述，它的本身在学术上的价值可以说是很低微的。但他敢于提出「古今伪书」一个名目，敢于把人们不敢疑的经书(易传、孝经、尔雅等)一起放在伪书里，使得初学者对着一大堆材料，茫无别择，最易陷于轻信的时候，骤然听到一个大声的警告，知道故纸堆里有无数记载不是真话，又有无数问题未经解决，则这本书实在具有发聋振聩的功效。所以这本书的价值，不在它的本身的研究成绩，而在它所给予初学者的影响。后来从四库全书提要的存目里知道姚氏有一部笔记，叫做庸言录，是最大胆的著作，可惜见不到。他用全副精神做成的九经通论是对不合理的经学下了总攻击令，他比阎若璩的范围要广，态度要更彻底，可惜也无从见到。无可奈何，就标点这本小册子来吸取他的一点辨伪的精神。
一九二○年，我初在北京大学毕业，服务母校图书馆，时间尚有余裕，就从事这个工作。但我的喜欢搜集材料的癖性总改不掉，我想为这书作笺注。作笺注时应用的书籍，北大图书馆不够，再到京师图书馆寻去。费了几个月功夫，范围越放越大，材料愈积愈多，问题也发生个不歇，这本书的笺注竟有无从下手之苦了。可是，笺注虽做不成，而因了这一番搜集材料的功夫，把以前学术界上所起的几次辨伪运动倒弄得很清楚。我于是又发大愿，要编辑辨伪丛刊。时间去得真快，到今日又过了十年了。此十年中，时局的不安，生计的压迫，使得我频频南北奔驰，辨伪丛刊没有出版几册，这是我时引为恨事的。但在这十年中，我们努力搜求姚氏的遗着，颇有些可观。最早，从方玉润的诗经原始中见到他所引的诗经通论。稍后，又在尚书古文疏证中看到阎若璩节录的他的古文尚书通论。稍后，又在杭世骏续礼记集说中见到引他的礼记通论。后来，又从吴又陵先生(虞)处借到道光丁酉王氏铁琴山馆刻本诗经通论。后来，转写得南京江苏省立图书馆中所藏的好古堂书目钞本，是钱塘丁氏的旧藏，我们可以在这本书目上知道他所读的书。后来，又从杭郡诗辑中寻到他的两首诗。最近，伦哲如先生(明)购到残写本春秋通论，我们也借钞了。杭州崔家藏有一部钞本仪礼通论，又借钞了。说不定将来更有出于意表的发见。姚氏是清初的一个大学者。他的学问的来源及其研究的态度，我们可以引四库提要的话来看：
际恒生于国朝初，多从诸耆宿游，故往往剽其绪论。其说经也，如辟图、书之伪则本之黄宗羲，辟古文尚书之伪则本之阎若璩，辟周礼之伪则本之万斯同，论小学之为书数则本之毛奇龄，而持论弥加恣肆。至祖欧阳修，赵汝？之说，以周易十翼为伪书，则尤横矣。其论学也，谓周、张、程、朱皆出于禅，亦本同时颜元之论。至谓程、朱之学不息，孔、孟之道不着，则益悍矣。......(总目卷一百二十九，杂家类存目六，庸言录条)我们知道，学问是天下的公器，只要你会得捉住真实，自然别人会来听从你；只要别人能捉住真实，你也应当听从他：姚际恒如果采用了当时各家说而箸书，乃是他的从善服义的公心，不能说为他的罪状。而且他秉了求真的勇气，掌握了考证的方法，九经中的伪文和伪说自可被他一扫而空，何必一定要「有所本」而后可以辟伪！所以我们看了他的成就，只能说他生在反理学的学术环境中，顺应了这时代精神，与黄、阎、万、毛等作同方向的努力，充量发展他的研究能力而已，不应当说剽不剽的话。(他辨伪古文尚书非剽阎若璩，证见下文。)至于他的书何以失传，这个理由，钱玄同先生说是由于四库馆诸臣的反对。他以为提要中既骂他经学方面的种种，是作提要的人必曾看见他的九经通论。但四库中没有此书，即存目中也无此名，可见他们有意把他压抑下去。他的书既为「别黑白而定一尊」的四库馆所痛斥，自然别人再不敢把他表章了。按，这个假设很可能。康长素先生新学伪经考云：
刘歆伪撰古经，由于总校书之任，故得托名中书，恣其窜乱。......按古今总校书之任者皆有大权，能主张学术，移易是非，窜乱古书。先征之今。国朝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群书，纪昀主之，算法则戴震主之。而四元玉鉴为中国算学最精之术。戴震于测圆海镜提要云：「按立天元一法，见于宋秦九韶九章大衍数中；厥后，授时草及四元玉鉴等书皆屡见之」，则戴震必见其书，而乃不为著录，盖欲独擅其术也。(提要之及其目者，乃其不觉流露、不及校删者耳。)纪昀力攻朱子，述董亨复繁露园集之野言，讥名臣言行录不载刘元城者数条；其它主张杂学，所以攻宋儒者无不至，后生多为所惑。......幸生当国家明盛，群书毕备，故不至大为窜乱。(汉书艺文志辨伪第三上)这是很明显的证据。此外，钱玄同先生又告我两件窜乱的实事：其一，宋楼钥攻媿集，徐森玉先生(鸿宝)曾用宋本校对一过，发见四库本改窜甚多，而尤以他替妇人所作的墓志铭为甚。因为宋代女子夫死改嫁是平常的事，故原本攻媿集中常记女子改嫁的事实，及其前夫、后夫的官衔。但四库馆中人则以为这是不道德的，便一一替它改易，必使她从一而终。至于把她归于哪一个丈夫，则以官阶之大小而定：前夫官大则使其始终从前夫，后夫官大则使其始终从后夫。其二，梁皇侃论语集解义疏，其书中土久佚，修四库书时根据日本刻本收入，但日本本「夷狄之有君」一章，疏意为夷狄虽有君，犹不如诸夏之无君；而四库本的疏意，则是诸夏无君，犹不如夷狄之有君。意义极端相反，而乃发现于同一书中，其字数又相同。知不足斋本亦据日本刻本，但此章的疏文，初印本与日本本合，后印本则与四库本合。盖四库馆臣因清帝出身女真，故每逢书中说到夷狄的，或文字上，或意义上，必改得它不伤皇帝的面子而后已。知不足斋本既已刊成，始知馆中改笔，不敢不依钦定文字，只得挖改了。(近年上海石印知不足斋丛书即用初印本，犹未挖改，而古经解汇函中的论语义疏则用四库本，两书均易见，大家不妨把它们对勘一下。)从这些地方看，清高宗时开四库馆是有主义的，有作用的。他们对于古籍，不是客观的整理。他们用了自己的主张和凭借了自己的地位，把古今学术审查一番：哪种应提倡，哪种应遏绝，哪种应依因，哪种应改变，借编纂之业以行其去取予夺之权。倘使那时还没有刻书的一件事，传钞的本子又相习以四库为正本，则数十百年之后，四库本即得统一全国的书本了。看了这些事实，可知刘歆在校书时改窜许多古书是很可能的，我们正不必对于今文学家的攻击作过分的怀疑。
姚氏著作，当时或有几种刻本，因为在好古堂书画记及书目上证明他不是一个穷人。就算他的著作卷帙太多，或因他没有及身写定而不刻，也必有许多钞本。何以四库总目上只把他的庸言录存了目，其它连存目也彀不上呢？这很明白，他的怀疑古书和攻击古经师的态度绝不为四库馆诸臣所容，或竟被销毁了；他们又虑后人有赞同其说的，故即于庸言录的提要上作总括的一骂，以见其人之不足取。实在清学到了乾隆时，古代的偶像又唤起来了，清初的实事求是的风气已变成信守汉人师说的风气了。只有伪古文尚书，因为它起在魏、晋间，彀不到汉，没有汉代的权威者为它保护，又因它的宗师是王肃，适为汉学宗主郑玄学派的敌人，又因当时大师惠栋亦曾继续阎氏之业而为古文尚书考，故他们对于清初提出的许多辨伪问题只有伪古文尚书一案是承受了的。姚氏太勇了，什么书都要疑，当然应受他们的排斥。姚际恒的传状，我们找不到。现在姑把毛奇龄的西河诗话和吴振棫的杭郡诗辑中两段文字写在这里，权当他的小传：
亡兄大千为仁和广文，尝曰：「仁和祗一学者，犹是新安人」，谓姚际恒也。予尝作何氏存心堂藏书序以似兄，兄曰：「何氏藏书有几，不过如姚立方腹箧已耳！」立方，际恒字。及予归田后作大学证文，偶言「『小学』是写字之学，并非『少仪』」、『幼学』之谓，不知朱子何据竟目为童学，且裒然造成一书，果是何说？」立方应声答：「朱所据者白虎通也。然白虎通所记正指字学，诚不知朱子何故袭此二字」，因略举唐、宋后称「小学」者数处，皆历历不谬。坐客相顾皆茫然，则度越时贤远矣。第是时兄已死，予述兄语示立方，立方即赠予长律二十韵，......其情词笃实；始知亡兄非轻许人者。(西河诗话卷四)
姚际恒，字立方，号首源，钱塘监生。......首源博究群书，撑肠万卷。......既而尽弃词章之学，专精治经。年五十，曰：「向平婚嫁毕而游五岳；予婚嫁毕而治九经」。遂屏人事，阅十四年而书成，名曰九经通论，凡一百六十三卷。又着庸言录若干卷，杂论经、史、理学、诸子；末附古今伪书考，持论极严核。其家构海峰阁，西？面湖，檐际悬旧窑霁红？，夕阳映射，一室皆作霞光。有西？绝句云：『高阁虚明木榻施，昼间兀坐每移时。湖山一角当？面，烟树残霞晚更宜」。(国朝杭郡诗辑；前段与武林道古录略同。)从这两段记载里，我们可以知道几件事实：(一)是徽州人而住在杭州的；(二)他五十以后始专力治经，阅十四年而成九经通论；(三)古今伪书考是庸言录的一个附录；(四)他是一个很有艺术意味的人。他的生年，可从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里寻到。文云：
癸酉冬，薄游西泠，闻休宁姚际恒，字立方，闭户著书，攻伪古文。萧山毛大可告余：「此子之廖偁也，日望子来。不可不见之！」介以交余。少余十一岁。出示其书，凡十卷，亦有失有得。失与上梅氏、郝氏同；得则多超人意见外。喜而手自缮写，散各条下。(卷八)
阎若璩是崇祯九年(丙子，一六三六)生的，姚氏比他小十一岁，则是生于顺治四年(丁亥，一六四七)。他们两人相遇，在康熙三二年(癸酉，一六九三)，是年阎氏年五十八，姚氏年四十七。当他四十七岁时，所著攻伪古文的书已成十卷了，可见他并不剽袭阎氏之说，只是不谋而合；又可见他研究经学并不很迟。或者他在九经通论中先成古文尚书通论，故阎氏见他，但提此书；朱彝尊的经义考中亦但著录其古文尚书别伪例。他成了此书之后，就用了研究伪古文尚书的方法，再去研究别种经书。(诗经通论自序作于康熙四十四年，乙酉，一七○五年；春秋通论自序作于康熙四十六年，丁亥，一七○七。)当他六十四岁(康熙四九，庚寅，一七一○)九经通论脱稿时，阎氏已死了六年了，朱氏也于上一年死了。再过些年，学术的重心移到惠栋、戴震的身上，清初的辨伪运动便成了「过时货」了。所以姚氏的学问，此后就不听到别人谈起，除了杭世骏之外，干、嘉学者几乎没有引用他的片词只语的，到四库馆一开，学术思想更统一了，他便没有立锥之地了。他的卒年无考。我们只能从上条知道在一七一○年以后。但前年柳翼谋先生(诒征)在好古堂书目跋中谓参之以姚之骃序，必卒于康熙五十四年乙未(一七一五)之前。按姚之骃序云(此序多误字脱字，今以意增改，加括号以别之)：
自柱下盛文史，而后代侈言藏书；秘阁而外，若车，若库，若架，若仓，不知几千万卷也。然人之于书，多藏者未必善读；虽有十行俱，酬应纷如，彼别架迭窗者徒侍束修半？下之目，而政事倥(此四字有误)而已。故侈言藏书者，名也。若予世父首源先生则不然。先生自束发受书，已能沈酣故籍；乃一生坎壈，兀兀穷年，惟日手一编枯坐。先世既有藏书，乃口(更)搜之市肆，布□(函)巾箱，□□(汗牛)充栋；久之而插架者与腹笥俱富矣。然则千古之多藏而善读者孰如首源先生哉！先生于暇时录其书于簿籍，计如□(千)卷；予小子受而读之，为写副墨。□(至)子(于)先生乎(手)着，几于等身，皆从藏书中咀华嗽润而出之者也，故谨附录于后。
康熙乙未夏杪，钱塘姚之骃敬题于露涤斋。
这篇序上有「一生坎壈」之语，或可作为在他卒后之证。但味「先生于暇时录其书于簿籍，......予小子受而读之」之言，又若生存时语，似乎姚际恒编好之后他即去借钞的。而且序中但云「世父」而不加一「先」字，似亦非卒后的确证。我们姑且把他的卒年作为悬案罢。
序中说：「先生手着几于等身，......故谨附录于后」，可见这书的末尾原有一篇姚际恒著书详目。但八千卷楼的钞本里竟尔缺去，这真是十分可惜的。自从鲍廷博为了同乡的关系(都是徽州人而住在杭州的)，把他的古今伪书考从庸言录里分析出来(所以分析的缘故，当因庸言录已为四库馆所痛斥而不敢刻)，刻在知不足斋丛书里，他的姓名纔「若存若亡」于学术界中。自从张之洞在书目问答里录此书于目录类，又于輶轩语中称此书为「简便易看，为读诸子之门径」，纔激起初学者的注意。近年来，他的著作交了好运了。诗经通论，成都有重刻本了。古今伪书考，重刻和翻印的有五六种本子了(此数种中，以沔阳卢氏慎始基斋丛书所刻为善)，且有替他作笺释及重考的了。好古堂书目，南京国学图书馆中也影印出来了。学之显晦有时，我们虽不能看见他的全璧，但即在此一鳞一爪之间，也可以领略他的伟大的器局。现在，我们编录辨伪丛刊，又把此书标点印行。承韩叔信先生的好意，助我校点，敬致谢忱。以前所作的笺注所以不附进去，因为我们已豫备编辑群经辨伪集说、诸子辨伪集说......等书，觉得不必为这本小书装上一个大尾巴了。
十六年前，我曾手写此书，作了一跋。现在见解虽有变迁，而这篇文字大体可存，所以仍置于本书之后。又姚名达先生所制宋胡姚三家所论列古书对照表，因为我们的辨伪丛刊已把这三家的书依次刊出，故亦列为附录，以便读者对勘。承名达先生允许我们编入本册，并此道感。
顾颉刚
一九三○，二，廿三
古今伪书考考释序
金受申
夫治学之要，首宜知书之真伪，然书籍之真伪考之颇难，故必有专箸以备用。但考据不详，解释不清，致学者反感困难。第观姚际恒之古今伪书考，每多囫囵吞枣之弊。申不揣谫陋，从事考释：凡原书不详清处，再考释之；其原书已详清者仍录之，以备学者检阅；原书有不必考释者，亦照录之。今既刊行，聊辑数语于篇首，以待教焉。
昭阳大渊献北京金受申谨识。
重考古今伪书考
蒋维乔
读书之难，今甚于古。吾生有涯，而知也无涯。古人今人年寿相若，精力相若而载籍之日出，浩瀚不穷，此岂非今人所费之日力，将什伯倍蓰于古人欤。于是有专为目录之学者，一分真伪，而古书去其半，读者庶大可省其日力焉。二刘校书，尚已。隋志而下，目录专家之学者，更仆难终。大抵囊括群典，甄酌陈言。未有专攻一部分之伪书，而勒为一录，以饷学者。盖尝有之，传者阙如。于是姚氏首源之古今伪书考一书，遂不胫而走，几于家喻户晓矣。然而姚氏与阎氏百诗，并世而生。其思精学博，未足以逮阎氏之百一。阎氏着古文尚书疏证，论某氏之伪，遂成定谳。若姚氏之作，论群书之伪，多有未足以成定谳者。抑亦阎氏专攻一书易，姚氏？攻群书难，所以愈不逮也。逊清三百年来，考订学之盛，迈越前古。顾子惕生自幼耽读群书，先治宋学，继治汉学，治经用高邮王氏、德清俞氏家法，精于小学，实事求是，其博稽载籍，亦非有二法也。尝病姚首源氏读书未精，往往以不伪为伪，世有讥者，顾尚无良书以纠正之，贻误后学不？，因更撰重考古今伪书考，驱策群言，成竹在胸，发明古籍之奥蕴，是正世儒之讹谬，斯诚可谓姚氏之诤友，而后学之津梁也。惕生于书无不窥，等身作述，任南京高师东南大学教授八载，编述讲稿，至十余种之多，辛勤逾恒，今将次第印行，汉书艺文志讲疏、中国文字学最先出，均已重版行世，其书咸繁称博引，往往独抒己见，前无古人，是亦可想见其为人也。重考古今伪书考，乃出其余力为之，亦以欲继撰隋书经籍志讲疏，未竟，而先为此书，然多有其汉书艺文志讲疏中所未言而极精到者，故此书与汉志讲疏，可相辅而行，相得益彰，而其流行之久远，可预卜也。同邑蒋维乔叙。
重考古今伪书考序
顾 实
中国旧籍，浩如烟海。于是有目录学者，为读一切书之门径，方法之良，无俟言喻。顾自学术进步，继长增高，则后来之为此学者，对于昔贤，不免多所訾议。语曰「当仁不让」，此之谓也。章炳麟曰：「凡说古文艺，不观会通，不参始末，专以私意揣量，随情取舍。上者为章学诚，下者为姚际恒，疑误后生多矣。」太炎此言，足以振发举世之聋聩。章实斋之说，犹其上焉者，尚虞其疑误后生，则姚首源之下焉者可知矣。首源古今伪书考一书，脍炙士林。逊清嘉道之际，周中孚尝谓其书「误本旧说，以不伪为伪，未免为前人之说所愚」，可谓洞中穴窾要。余生也晚，雅不以此书为重，每屏置弗顾。则姚氏生当清初，值学荒之世，徒抄撮通考之类去取殊多失当。又一，则吾人今日承诸老师宿儒之后，所凭借之雄厚，将十百倍于姚氏所，恶用此已陈之刍狗为也。自张之洞輶轩语称姚氏此书「简便易看，为读诸子之门径」，而士林多震眩其说。不知此书兼包经史子，而张氏偏举其为子类之书，出言已先有谬误。盖当官之谈，酬酢士民，必有率尔失检者矣。顷见姚氏此书，大为流行，各大学、各高三中学，咸油行发布，莘莘学子，几于人手一编。余方深悯社会常识之不健全，犹颠倒于三百年前之陈说而不自觉也。会衔校命入都，参与清宫古物事，在琉璃厂书肆，有新出版书，题名古今伪书考释者，亦多空衍姚氏之说，无所规正。岂举世滔滔，终莫为姚氏之争友耶。返校而后，略据诸家考订，暨平素心得，穷数日夕之力，每一书下，辄将姚考列前，余考列后，藉省学者两购，颜曰重考古今伪书考，庶几供一时研究国学者之急需，而稍尽区区之职责云尔。世有闳淹之君子，幸匡不逮。夏历中华民国十三年冬十二月，识于东南大学之六朝松下。武进顾实。此书在东大，用作教本，为诸生讲之。友人胡朴安为登载国学周刊中，初名古今伪书考笺正，嗣因未安，重更今名。案姚氏此书一卷，原分经史子三类，今分为三卷。又原分有真书杂以伪者，有本非伪书而后人妄托其人之名者，有两人共此一书名，今传者不知为何人作者，有书非伪而书名伪者，有未足定其著书之人者，委琐分别，今并为一卷。共四卷。姚氏原序，止限经史子三类，不入集部，而子类滥入杜律虞注一书，当入集部，前人已讥之。又余重考中有曰「别详汉书艺文志讲疏」者，亦余所著书，参考当益明白，至如麻衣正易心法，家礼仪节，天禄阁外史等书，无关重要，概不更考，以省烦累。顾实附记。
姚际恒字立方，一前缀源，安徽休宁人。寄籍仁和，为诸生。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毛奇龄西河诗话，皆有载其学行。阎氏生于崇祯九年，姚氏则少阎氏十一岁耳。顾实再记。
古今伪书考补证序
黄云眉
姚首源氏谓辨伪是读书第一义；然有不可不注意者：柤梨橘柚，味相反而皆调于口，伪伪而知其所以伪，伪固有真之用也。辨伪者但欲求真伪之各得其用；非欲举伪书而一一践之踏之，烧之灼之，以尽绝其根株而后快。明乎此而后知辨伪者之非有恶于伪也。抑伪有巧拙而辨有难易。丑人捧心而矉其里，里之人能笑之，此伪之拙而易辨者；淄渑之合，易牙尝而知之，他人不能也，此伪之巧而难辨者。伪巧而难辨，则有真之而伪，伪之而真者矣。然辨者之心则固以求真为鹄；辨之术有未至焉耳，吾又从而辨之，非欲以罪辨者，辨其所未至也。明乎此而后知辨辨伪者之亦非有恶于辨伪也。姚氏之古今伪书考，一浅薄之辨伪书也。寻厥大概，无非抄撮通考、诸子辨、笔丛等所言，排比成书。分类舛驳，取舍随意；而叱辱之加，又往往不准于情理之所安。盖详核逊宋胡，而武断则过之，此不足以服作伪者之心也。近人顾惕生氏因就姚氏之所考而重考之，欲以匡救姚氏之失而为其诤友。余读其书，亦颇有独到之见；而。惩噎废食，盛气叫嚣，其武断之态度，乃复与姚氏同。则以水济水，亦何足以服姚氏之心哉！夫姚书之操术诚疏矣！然伪书如毛，逐代傅益，使吾辈胸中而犹横梗一竺古护前之观念则已；苟其无也，则且病姚氏失出之多于失入，而又何忍乎他责！虽然，获盗而不获赃，终无以关盗之口而释道路之疑。使此不及百种之伪书，以列证未备之故，而犹授竺古护前者以抵蹈之间，此则吾辈之耻，所当助姚氏以张目者，补证之作，盖秉斯恉。虽然，姚氏辨伪者也；顾氏辨辨伪者也，非所谓竺古护前之徒也。真伪愈辨而愈着：姚氏伪之，顾氏真之，云眉又从而伪之。求真而已。非求胜也。真其所真，伪其所伪，使真伪各得其用，此吾辈读书应有之态度；亦所以为来者辟一读书之坦途也。其真之而非真，伪之而非伪，则术之未至，云眉不以罪姚、顾，人亦岂以罪云眉哉！抑是非之公，具在人心，苟准诸情理而未安，则虽以古文尚书之伪，经阎惠诸君之侦查判决，已成如山之铁案者，亦不难继毛氏而重申冤词；况补证之程多力分，引其绪而不能竟其委者哉！云眉虽助姚氏以张目乎？然非其伥也。诚更得诤友如顾氏者而毅色呵斥之，纠其纰缪而扶其颠踬，则云眉将怡受而无忤；学术公器，真伪固不必定于吾也。呜呼！鼓怒浪于平流，震惊飙于静树，微特不敢，抑亦不能必谓为钩釽群蓺，哗众取宠，则无所逃罪。今请略述补证之内容：
姚 顾二考，皆截用他文数语以就己说。本书则略师经义考，列他文于前，缀己说于后；他文多全录，非过长者不敢删节，恐以取舍戾原意也。(其中如唐檗黄先生之辨尹文子，马夷初先生之辨列子，皆以其文过长，割裂入篇，引为缺恨。)先录清人及近人辨伪之文；不足则以四库提要继之；又不足始下鄙意以补之：其断自清人者，承姚书而避繁复也。(下鄙意时，则不以此为限。)先他文而后及四库提要者，以提要易于检阅也。提要十之一，鄙说十之三，而他文亦仅十之六，则以辨伪之文，既少专篇，作者囿于闻见，又不能广搜而博征也。凡不待补不必补者不补。古文尚书，孔氏传，不待补者也。古三坟书、麻衣正易心法、易干凿度、天禄阁外史、素书、心书、续葬书、拨沙经、家礼仪节、致身录等，或猥琐无讥，或望名知伪，此不必补者也。若韵书偶称沈约，杜律误题虞注，手泽改署志林，既与伪书异科，亦在不补之列。
本书编次仍依姚书；然多有与姚说参差者，别表附后以便省览。属稿甫竣，吾友陈伯瀛先生以江侠庵君所编译之日人先秦经籍考示余，受而读之，其中如本田成之之作易年代考；内藤虎次郎之易疑，尔雅之新研究；武内义雄之两戴记考，大戴记，曾子十篇考，庄子考，列子冤词，孙子十三篇考；佐藤广治之孝经考；小川琢治之山海经考，穆天子传考；狩野直喜之汲冢书出土始末考等，与本书持论颇多异同。然以专家成专书，甚有研讨之价值。本书不暇采入，姑附其篇目于此，以志景仰。且以愧国人之拘虚自蔽，嗤辨伪为多事者。
又本书之成，得助于吾友冯孟颛陈伯瀛二先生者不少，并于此谨致谢忱！
一九三一年余姚黄云眉
古今伪书考补证重印引言
黄云眉
余所撰古今伪书考补证一书，问世将近三十年；然因是书随出版机构，长期播迁，以致隔绝隐晦，至今日乃不为读者所稔知，而余亦久以已陈之刍狗视之矣。解放以还，学术研究，多方开展，百家喈喈，皆以党所领导社会主义之蕲求为殚力准绳。风气所激，不特新着如林，读者应接不暇；其于我国数千年来先民劳动所积累之大量文献，亦竞思所以董理之，批判吸收之，使之成为今日学术研究领域中不可缺乏之部分。斯诚过去所万不能有之现象，华颠对此，殊感神王！而余之补证一书，自惟亦终不当见弃于今日，而以已陈之刍狗视之，盖古籍真伪之辨，犹为今日董理大量文献工作中之首要课题也。古籍真伪之辨，滥觞于唐代，历宋明清而渐呈长川形态，然尚有待于今日之加深加广。补证意在巩固姚考，范围较狭。先是书而起者，有古史辨一书，而目的不纯乎辨古籍真伪；后是书而起者，有通考一书，搜辑之勤，良不可没，而取材多非原始，别择断制，亦嫌不足。盖举所有古籍，一一探其源流，穷其所以真伪之故，初非少许人可卒之业，且不能责诸旦夕者。然非所论于学术研究昂进之今日，往昔之所谓难事，今日视之，不犹反掌乎！补证●陋，虽经修订，未改旧观。重印问世，不系于是书区区涓埃之助；诚冀今日治古文献者，因读是书而有鉴于古籍真伪之辨，尚需继续，亟注之意，及时以卒前人未卒之业，使丰富之古籍能正确效其用于今日云尔。
附录二
宋、胡、姚三家所论列古书对照表
姚名达
诸子辨 四部正？ 古今伪书考 所辨的书名 判语 所辨的书名 判语 所辨的书名 判语 鬻子 其徒所记汉儒补缀 鬻子 伪残 鬻子 伪 管子 非管仲自作 管子 真伪相杂 管子 真杂以伪 晏子 非晏婴自作 晏子 同右 晏子 后人采婴行事为之 老子 疑 文子 非计然所著 文子 驳杂 文子 不全伪
-377- 关尹子 伪 关尹子 伪 关尹子 伪 亢仓子 伪 亢仓子 伪益 亢仓子 伪 邓析子 真 鹖冠子 真 鹖冠子 伪杂以真 鹖冠子 伪 子华子 伪 子华子 伪 子华子 伪 列子 后人会粹而成 列子 真杂以伪 列子 伪 曾子 非曾子自作 言子 非言偃自作 子思子 非子思自作 慎子 真 慎子 伪 庄子 盗跖渔父让王疑后人所剿入 庄子 真杂以伪 墨子 真
-378- 鬼谷子 真 鬼谷子 伪 鬼谷子 伪 孙子 真 孙武 无可疑 孙子 未知谁作 吴子 真 吴起 战国人掇其议论成编 吴子 伪 尉缭子 真 尉缭 无可疑 尉缭子 伪 尹文子 伪 尹文子 伪 商子 真 商子 伪 公孙龙子 真 公孙龙子 伪 荀子 真 韩子 真 燕丹子 伪 孔丛子 伪 孔丛子 疑伪 孔丛子 伪 淮南鸿烈解 真
-379- 扬子法言 真 抱朴子 真 抱朴子内外篇 真 刘子 非刘昼作 刘子新论 非刘昼作 刘子新论 未知谁作 文中子 伪 文中子 真伪相杂 文中子 伪 天隐子 疑 玄真子 真 金华子 真 齐丘子 伪窃 化书 窃 化书 未知谁作 聱隅子 真 周子通书 真 子程子一名程子粹言 真中有伪 连山易 伪
-380- 归藏易 伪 子夏易 伪中伪 子夏易传 伪 周易干凿度 伪 易干凿度 伪 乾坤凿度 伪中伪 三坟 伪 古三坟书 伪 古文尚书百两篇 伪 尚书孔安国序 疑 元命包 真疑伪 关朗易传 伪 关朗易传 伪 麻衣心法 伪 麻衣正易心法 伪 王氏元经 伪 元经 伪 仪礼逸经 伪
-381- 易传 别详通论 古文尚书 伪 尚书汉孔氏传 伪 焦氏易林 伪 诗序 伪 子贡诗传 伪 申培诗说 伪 周礼 别详通论 大戴礼 决非戴德本书 孝经 伪 忠经 伪 孔子家语 伪
-382- 小尔雅 即孔丛子第十一篇 伪 家礼仪节 伪 阴符经 伪 阴符经 伪 六韬 后人依托 六韬 伪 六韬 伪 三略 后人依托 三略 非圯上老人作伪杂以真 黄石公三略 伪 越绝书 东汉人据伍子胥润饰易名 越绝书 书不伪但非子贡子胥作 素问 六朝以役据内经缀辑易名 黄帝素问 伪 灵枢 同右 灵枢经 伪 魏公子无忌 秦汉游侠依托 苌弘 同右 范蠡 同右 大夫种 同右
-383- 公孙鞅 同右 广武君 汉游侠依托 韩信 同右 神农 依托尤荒唐 黄帝 同右 风后握奇经 同右 风后握奇经 伪 力牧 同右 蚩尤 同右 封胡 同右 鬼臾区 同右 项王 伪托 武侯十六策 伪
-384- 武侯心书 伪 心书 伪 黄石公素书 伪 素书 伪 孙子(孙绰) 本书亡佚后人补之 李卫公问对 后人依托 李卫公问对 伪 李卫公问对 伪 广成子 伪 无名子 伪 黄帝内传 伪 穆天子传 周穆王史官所记 穆天子传 汉后人作 晋史乘 伪 晋史乘 伪 楚梼杌 伪 楚梼杌 伪 山海经 战国好奇之士杂录奇书而成 山海经 书不伪但非禹伯益作 燕丹子 汉末文士据荆轲传增损而成
-385- 宋玉子 伪 神异经 伪托 神异经 伪 十洲记 伪托 十洲记 伪 赵飞燕外传 伪 飞燕外传 伪 鲁史记 伪 西京杂记 不伪 西京杂记 伪 述异记 未知作者是任昉或祖同 列仙传 伪 列仙传 伪 牟子 论 伪 洞冥记 伪 洞冥记 伪 汉武内传 伪 汉武故事 伪 拾遗记 伪
-386- 梁四公记 伪 隋遗录(一名南部烟花录) 伪 开元天宝遗事 伪 广陵妖乱志 讪谤之词 潇湘录 最鄙诞作者不一说 牛羊日历 托名 龙城录 嫁名 续树萱录 嫁名 白猿传 托名 碧云騢 托名 云仙散录 前六卷伪 清异录 真
-387- 艾子 伪 锺吕传道集 伪 香奁集 托名 魏文诗格 伪 李峤诗评 伪 乐天圣俞二金针 伪 欧阳修杜诗注 伪 苏氏杜诗注 伪 洞极 伪 司马穰苴兵法 疑亦非伪 司马法 真杂以伪 司马法 伪 通玄经 同右 潜虚 真疑伪
-388- 春秋繁露 讹 春秋繁露 书不伪书名伪 周书 真 汲冢周书 汉后人仿效为之 纪年 真 竹书纪年 后人增改 天禄阁外史 伪 十六国春秋 伪 致身录 伪 隆平集 伪 于陵子 伪 石申星经 伪 周髀算经 伪 拨沙经 伪 神农本草 伪
-389- 秦越人难经 伪 脉诀 伪 博物志 伪 杜律虞注 伪 三礼考注真杂以 伪 贾谊新书 伪 伤寒论 伪 金匮玉函经 伪 尔雅 书不伪但非周公作 ？书 书不伪但非沈约作 水经 书不伪但非桑钦作 吴越春秋 有二作者未知谁作
-390- 东坡志林 书不伪书名伪 国语 未知谁作
附识：诸子辨不能说是纯粹辨伪的书，因为他每辨一书，总有一段批评那书的理解，甚至完全是批评，没有一句是辨伪的。不过他总是辨伪的一部要紧书，所以和四部正？、古今伪书考列成一表，以便比较。诸子辨系宋濂所作，四部正？系胡应麟所作，古今伪书考系姚际恒所作，故此表名宋、胡、姚所论列古书对照表。
姚名达
第六册
本册点校说明
好古堂书目
林庆彰
「好古堂」为姚际恒的藏书斋名。姚氏由于数代书香世家，累积的藏书相当丰富。此一好古堂书目，即为姚氏数代藏书的总簿录。本书目，武林藏书录、八千卷楼书目、清史稿？艺文志等，俱作四卷。根据武林藏书录卷下，好古堂条下说：
旧钞本好古堂书目四卷，不注撰人名氏，前有康熙乙未夏抄，钱唐姚之骃序称，予世父首源先生......先世既有藏，乃复搜之市肆，布诸巾箱，久之而插架者与腹笥俱富矣。暇时录于簿籍，小子写为副墨云。末附收藏宋元版书目凡数十种。从这段话可知，好古堂书目本来不题撰人。但从书前姚际恒侄子姚之骃的序可知，本书目为姚际恒所编，姚之骃曾抄录过一坎。此本后来为丁申八千卷楼所得，丁氏并着录于八千卷楼书目和善本书室藏书志中。
本书目将所收藏书籍分为经、史、子、集、经史子集总五大类，各类又分十数小类不等。兹胪列如下：
经部
经解、易、书、诗、春秋、三礼、乐、四书、孝经、尔雅、经总、小学、汇集。计三六九种。
史部
正史、编年、霸史、杂史、集古、时政、礼仪、传记、典故、职官、法令、食货、器用、虫鱼、地理、方物、名胜、川渎、谱系、簿录。计二○六种。
子部
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纵横家、汇集、杂家、小说家、兵家、天文家、医家、艺术家、类家、释家。计三六三种。
集部
表奏策论、骚赋四六尺牍、别集、总集、诗文格评、词曲。计七○○种。
经史子集总
汉魏丛书、汉魏丛书抄、广汉魏丛书、津逮秘书。计四种。书末附有阙书目二十六种，宋元版书目二十三种。综合以上所述，计有一六九一种。在江、浙诸多藏书家中，庋藏虽非特别宏富，但亦不愧为书香世家矣。本书目之分类，大抵沿袭前人之旧。较有贡献的是，于经、史、子、集外，别立「经史子集总」一类。柳贻征认为是「近世目录家别立丛书部类之滥觞。」(好古堂书目跋)足见仍有其贡献。
此次重新排印出版，所根据的是民国十八年(一九二九)南京中社影印江苏国学图书传所藏丁丙旧藏钞本。唯原钞本书之卷数与本数分开上下排列，如：
周易略例一卷魏王弼 四本
颇不方便检核。兹改排作：
周易略例一卷魏王弼 四本
以方便阅读。此外，姚之骃的序和内文，错讹颇多，皆已作成校记。
好古堂家藏书画记
续收书画奇物记
林耀椿
中国书画在世界美术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表达画家内在心性，同时与天地自然的契合，这种契合往往透露出文人的生命情怀。如在题诗上，便见端倪。钱默存先生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一文说：「诗和画号称姊妹艺术」，不但是姊妹，更是鸾生姊妹。郭熙在林泉高致更引述前人说：「诗是无形画，画是无形诗。」，这种互为表述的手法，是西洋绘画艺术所不能及的。文人往往藉绘画的形象表述自己心灵的感受，有欢、有悲。姚际恒好古堂家藏书画记便有一段记述收藏董北苑(源)潇湘图(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感受，此卷原为赵松雪(孟俯)及董思白(其昌)所收藏，并皆视为至宝，而「思翁(董其昌)笃爱，每十年一题，三十年凡三题。」而他自己获得此卷也感幸运的说：「顾此卷前后为赵董两文敏所宝藏，而予得暂留雪中之爪，何幸！何幸！」因此，「诗画一律」严然是一项事实。宋朝马远踏歌图(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作田埂上四个农人，忻喜归行，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欢天喜地，前有妇人携稚童归。后方远处有几座宫殿，象征农人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而「帝力于我何有哉」的生活。又宋朝郭熙早春图(现存台北故宫博物院)，赏者不无被它磅礡气势所慑住，叹为观止。画家与大自然融合在一起，作早春晨色，深幽山谷，飞瀑流水，山势重复。足见文人对绘画天地的表述，有无际的情境及感受。
姚际恒(首源)是有清一代著名经学家，著作甚丰。如诗经通论、春秋通论、古今伪书考等书。因家中富有，依丁申武林藏书录引其侄姚之骃之言云：「予世源父首源......先世既有藏书，乃复搜之市肆，布诸巾箱，久之而插架者与腹笥俱富矣，暇时录于簿籍。」这便编成好古堂书目。因又庋藏无数书画、古玩，筑「海峰阁」，日日摩挲把玩研究，编有好古堂家藏书画记二卷，及续收书画奇物记一卷。
今存好古堂家藏书画记最早的板本是读画斋丛书本，为嘉庆四年(一七九九年)桐川顾菉？所辑刻。以后所刊行的板本皆依此本。如民国二十六年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本、(艺术类，第一五七三册)，黄宾虹、邓实编美术丛书本(三集第八辑中)等。
吾人在点校过程中，原本计划逐条与现存于世的书画目录比对，统计此书目的书画现存于世有多少，可是问题重重，无法探访比对，故作罢。
本书点校依读画斋丛书本(艺文印书馆百部丛书集成之三九)为底本，并取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一九八五年北京一版，艺术第一五七三册)、美术丛书本(艺文印书馆影印美术丛书第十四册，三集第八辑页一三至页一三二)互校，其中美术丛书本，讹误甚多。各相异处皆作成校记，以供参考。
好古堂书目
姚之骃序
序
自柱下盛文史，而后代侈言藏书，秘阁而外，若车、若库、若架、若仓，不知几千万卷也。然人之于书多藏者，未必善读；虽有十行俱下之目，而政事倥偬，酬应纷如，彼别架迭窗者，徒侍束修半而已，故侈言藏书者名也。若予世父首源先生则不然，先生首束发受书，已能沉酣故籍，乃一生坎壈，兀兀穷年，惟日手一编枯坐。先世既有藏书，乃更搜之市肆，布函巾箱，汗牛充栋（原敓字作「乃□搜之市肆，布□巾箱，□□充栋。」今径补。），久之而插架者，与腹笥俱富矣。然则千古之多藏而善读者，孰如首源先生哉。先生于暇时录其书于簿籍，计如干卷（原敓字作「计如□卷」，今径补。）。予小子受而读之，为写副墨。至于先生手着（原误作「于先生乎着」，今依顾颉刚校点古今伪书考序校改。），几于等身，皆从藏书中咀华嗽润而出之者也。故谨附录于后。
康熙乙未夏杪，钱唐姚之骃敬题于露涤斋
好古堂书目经部
首源主人手编
经总
经解一百三十八种四百四十本 (国朝)成德校
[易]
子夏易传十二卷
易数钩隐图三卷 遗论九事一卷 (宋)刘牧
横渠易说三卷 (宋)张载
易学一卷 (宋)王諟
紫岩易传十卷 (宋)张浚
汉上易传十一卷 卦图三卷 丛说一卷 (宋)朱震
易璇玑三卷 (宋)吴沆
周易义海撮要十二卷 (宋)李衡
易小传六卷 (宋)沈该
复斋易说六卷 (宋)赵彦肃
古周易一卷 (宋)吕祖谦
童溪易传三十卷 (宋)王宗传
周易裨传二卷 (宋)林至
易图说三卷 (宋)吴仁杰
易学启蒙通释二卷 (宋)胡方平
周易玩辞十六卷 (宋)项安世
东谷易翼传二卷 (宋)郑汝谐（「郑」字，原误作「赵」，今径改。）
三易备遗十卷 (宋)朱元升
丙子学易编一卷 (宋)李心传
易学启蒙小传一卷 (宋)税与权
水村易镜一卷 (宋)林光世
文公易说二十三卷 (宋)朱鉴
周易辑说十卷 (宋)王申子
周易辑闻六卷 易雅一卷 筮宗一卷 (宋)赵汝？（「赵」字原敓，今径补。）
周易传义附录十四卷 (宋)董楷
学易记九卷 (元)李简
读易私言一卷 (元)许衡
大易集说十卷 (元)俞琰
周易本义附录纂注十五卷 (元)胡一桂（「元」字，原误作「九」，今径改。）
周易启蒙翼传三篇 外篇一篇 (元)胡一桂
周易本义通释十二卷 (元)胡炳文
易纂言十三卷 (元)吴澄
周易本义集成十二卷 (元)熊良辅
周易会通十四卷 (元)董真卿
易图通变五卷 (元)雷思齐
易象图说三卷 (元)张理
大易象数钩深图三卷 (元)张理
周易参义十二卷 (元)梁寅
删补大易集义粹言八十卷 成德编
[书]
书古文训十六卷 (宋)薛季宣
尚书全解四十卷 (宋)林之奇
禹贡论四卷 (宋)程大昌
尚书说七卷 (宋)黄度
增修东莱书说三十五卷 (宋)特澜
书疑九卷 (宋)王？
书集传或问二卷 (宋)陈大猷
禹贡集解二卷 (宋)傅寅
尚书详解十三卷 (宋)胡士行
尚书表注二卷 (元)金履祥
尚书纂传四十六卷 (元)王天与
书传六卷 (元)董鼎
书纂言四卷 (元)吴澄
书蔡传旁通六卷 (元)陈师凯
尚书句解十三卷 (元)朱祖义
书集传纂疏六卷 (元)陈栎
尚书通考十卷 (元)黄镇成
读书管见二卷 (元)王充耘
定正洪范一卷 (元)胡一中
[诗]
毛诗指说一卷 (唐)成伯瑜
毛诗本义十五卷、郑氏诗谱一卷 (宋)欧阳修
毛诗集解四十二卷 (宋)李樗、黄?
毛诗名物解二十卷 (宋)蔡元度
诗说一卷 (宋)张耒
诗疑二卷 (宋)王？
诗传遗说六卷 (宋)朱鉴
逸齐诗补传三十卷 宋人失名
毛诗名物钞八卷 (元)许谦
诗经疑问七卷 (元)朱倬
毛诗解颐四卷 (明)朱善
[春秋]
春秋尊王发微十二卷 (宋)孙复
春秋王纲论五卷 (宋)王皙
春秋传十五卷 (宋)刘敝
春秋权衡十七卷 (宋)刘敝
春秋意林二卷 (宋)刘敝
春秋名号归一图二卷 (宋)冯继先
春秋列国臣传三十卷 (宋)王当
春秋本例二十卷 (宋)崔子方
春秋经筌十六卷 (宋)赵鹏飞
石林春秋传二十卷 (宋)叶梦得
春秋后传十二卷 (宋)陈傅良
春秋集解三十卷 (宋)吕祖谦
春秋左氏传说二十卷 (宋)吕祖谦
春秋左传事类始末五卷 (宋)章冲
春秋提纲十卷 (宋)陈则通
春秋王霸列国世纪编三卷 (宋)李琪
春秋通说十二卷 (宋)黄仲炎
春秋集注十一卷 (宋)张洽
春秋或问二十卷 (宋)吕大圭（「圭」字，原误作「奎」，今径改。）
春秋五论一卷 (宋)吕大圭（「圭」字，原误作「奎」，今径改。）
春秋详说三十卷 (宋)家铉翁
春秋类对赋一卷 (宋)徐晋卿
春秋诸国统纪六卷 (元)齐履谦
春秋本义三十卷 (元)程端学
春秋集传十五卷 (元)赵汸
春秋属辞十五卷 (元)赵汸
春秋师说三卷 (元)赵汸
春秋左氏传补注十卷 (元)赵汸
春秋诸传会通二十四卷 (元)李廉
春秋集传释义大成十二卷 (元)俞？
读春秋编十二卷 (元)陈深
春秋正月考二卷 (明)张以宁
[三礼]
三礼图二十卷 (宋)聂崇义
周礼订义八十卷 (宋)王与之
考工记解二卷 (宋)林希逸
仪礼图十七卷 (宋)杨复
礼记集说一百六十卷 (宋)卫湜
礼经会元四卷 (宋)叶时
太平经国之书十一卷 (宋)郑伯谦
夏小正解四卷 (元)傅崧卿
仪礼集说十七卷 (元)敖继公
仪礼逸经传一卷 (元)吴澄
经礼补逸九卷 (元)汪克宽
礼记陈氏集说补正三十八卷 成德
[孝经]
孝经批注一卷 (唐)玄宗(宋)司马光 范祖禹
孝经大义一卷 (元)董鼎
孝经定本一卷 (元)吴澄
孝经句解 (元)朱申
[论语]
南轩论语解十卷 (宋)张栻
论语集说十卷 (宋)蔡节
[孟子]
南轩孟子说七卷 (宋)张栻
孟子集疏十四卷 (宋)蔡模
孟子音义 (宋)孙奭
[四书]
四书纂疏二十六卷 (宋)赵顺孙
四书集编二十六卷 (宋)真德秀
四书通三十四卷 (元)胡炳文
四书通证六卷 (元)张存中
四书纂笺二十六卷 (元)詹道传
四书通旨六卷 (元)朱公迁
四书辩疑十五卷 元人失名
学庸启蒙一卷 (元)景星
[经总]
经典释文三十卷 (唐)陆德明
七经小传三卷 (宋)刘敝
六经奥论六卷 (宋)郑樵
六经正误六卷 (宋)毛居正
经说七卷 (宋)熊朋来
十一经问对五卷 (元)何异孙
五经蠡测六卷 (明)蒋悌生
易
周易集解十卷十一本 (唐)李鼎祚
(附)集郑玄解一卷
周易注三本 (魏)王弼
系辞三卷 (晋)韩康伯
周易略例一卷四本 (魏)王弼
麻衣正易心法一卷
周易举正 (唐)郭京
古占法 (宋)程迥
周易古今全书二十一本 (明)杨时乔
论列二卷
古文二卷
今文九卷
启蒙五卷
传易考二卷
龟卜考一卷
周易传义六本
易传 (宋)程颐
本义 (宋)朱熹
周易本义二本 (宋)朱熹
慈湖易传二十卷四本 (宋)杨简
易诠抄本一本
易经旁注会通十一卷六本
旁注 (元)朱升
会通 (明)姚文蔚
周易大全二十四卷十二本 (明)胡广等奉敕修
(附)易经考异 (宋)王应麟
周易大全汇征十本 (明)刘庚
易经蒙引十二卷八本 (明)蔡清
易经来注十六卷八本 (明)来知德
周易象旨决录七卷八本 (明)熊过
九正易因二本 (明)李贽
易学四同八卷十本 (明)季本
(附)图文余辩二卷
蓍法别传二卷
易经存疑十二卷六本 (明)林希元
易经疑问十二卷六本 (明)姚舜牧
易经演义十二卷四本 (明)徐师曾
周易象义四卷四本 (明)唐鹤征
易说六卷二本 (明)吴默
易解一本 (明)刘一焜
易疑六卷三本 (明)周圣瑞
古周易订诂十六卷八本 (明)何楷
张氏易记十本 (明)张次仲
周易说统二十五卷十四本 (明)张振渊
易义敷言十五卷八本 (明)江起蛰
易经愤参二十五卷六本 (明)陆位时
易经全旨集要六卷三本 程？
易合未曾有七卷六本 (国朝)张宏
仲氏易三十卷六本 (国朝)毛奇龄
书
书传二十卷朱评八本 (宋)苏轼
书经集传六卷三本 (宋)蔡沉
尚书大全十卷十本 (明)胡广等奉敕修
(附)书经考异 (宋)王应麟
书传会选六卷六本 (明)刘三吾等奉敕集
尚书日记十六卷八本 (明)王樵
尚书宗印六卷四本 (明)汪渐盘
尚书舌存五本 (明)蒋鸣玉
书经讲义会编十二卷六本
禹贡汇疏十二卷九本 (明)茅瑞征
(附)虞书笺
禹贡合注五卷六本 (明)夏允彝
洪范图解 (明)韩邦奇
诗
诗传一本 子贡
诗说 (鲁)申培
(附)诗述 (明)姚应仁
韩诗外传十卷一本 (汉)韩婴
诗经传说合参二卷二本 (明)姚允恭
诗传阐二十四卷八本 (明)邹忠彻
诗解十六种四本
小序 子夏
诗传 子贡
诗说 (鲁)申培
诗谱 (汉)郑玄
诗传纲领
读诗一得 (宋)黄震
印古诗语 (宋)朱得之
玉海纪诗
困学纪诗
诗考
诗地里考 (宋)王应麟
山堂考 (宋)章如愚
文献诗考 (宋)马端临（「端」字，原误作「瑞」，今径改。）
胡氏诗识 (明)胡缵宗
读诗录 (明)薛瑄（「瑄」字，原误作「？」，今径改。）
逸诗 (明)钟惺
诗缉三十六卷十二本 (宋)严粲
诗经集传八卷四本 (宋)朱熹
诗经疏义二十卷五本 (元)朱公迁
(附)朱子小序辩
诗经大全图
诗经大全二十卷十五本 (明)胡广等奉敕修
(附)诗经考异 (宋)王应麟
诗说解颐八本 (明)季本
总论二卷
正释三十卷
字义八卷
诗故十卷二本 (明)明谋玮
诗经说通十三卷六本 (明)沈守正
南州诗说八卷八本 (明)徐必达
诗经世本古义二十八卷十六本 (明)何楷
诗经六帖抄本六本 (明)徐光启
诗经脉八卷三本 (明)魏浣初
诗记八本 (本朝)张次仲
批评诗经朱评五本 (明)钟惺
诗识名解十五卷五本 (本朝)姚炳
春秋
春秋四传三十八卷十本
春秋左传杜林合注二十卷十本 (晋)杜预 (宋)林尧叟
春秋左传杜林合注五十卷十本 问奇阁校
春秋左传注评测义七十卷二十本 (明)凌稚隆
分次春秋左传朱评八本 (明)？孙
春秋左传节文十五卷四本 (明)汪道昆
春秋左传典略二本 (明)陈许廷
春秋左传批注辩误二卷二本 (明)傅逊
左传句解三十五卷六本 (宋)朱申
左传分国纪事二十二卷八本 (明)孙笵
左传文苑八卷朱评五本 (明)张鼐
春秋词命三卷一本 (明)王鏊
左氏博议六卷三本 (宋)吕祖谦
左传事纬十本 (国朝)马骕
前八卷
正十二卷
左国腆二本 (明)王纳谏
春秋外传国语二十一卷六本 (吴)韦昭解(宋)宋庠补音
春秋外传国语二十一卷四本 (明)钟人杰
春秋外传国语九卷四本 (明)卢之颐
春秋胡传三十卷八本 (宋)胡安国
春秋大全三十七卷十六本 (明)胡广等奉敕修
春秋纪愚十卷三本 (明)金贤
(附)或问
春秋正旨一卷一本 (明)高拱
春秋私考三十六卷十二本 (明)季本
春秋存俟十二卷四本(明)余光 余扬
春秋归义十二卷六本 (明)贺仲轼
春秋三书八本 (明)张溥
列国论二十四卷
诸传断六卷
书法解一卷
春秋义三十卷六本 (明)顾懋英
春秋列传五卷四本 (明)刘节
春秋毛氏传三十六卷六本 (国朝)毛奇龄
三礼
礼记大全三十卷十二本 (明)胡广等奉敕修
礼记日录三十卷十四本 (明)黄干行
礼记集注三十卷十本 (明)徐师曾
礼记集说十六卷六本 (元)陈澔
大学衍义四十三卷二十二本 (宋)真德秀
大学衍义补一百六十卷 (明)丘浚
大学四体文一本 (明)杨时乔
学庸辟谬二本 (明)陈倬
檀弓原二本 (明)姚应仁
檀弓一本 (宋)谢枋得 批点 考弓 (明)郭明龙批点
仪礼经传通解十八本
集传集注三十七卷 (宋)朱熹
续卷二十九卷 (宋)黄干
周礼句解十二卷六本 (宋)朱申
周礼解诂三本
周礼补本四本 (明)陈深集注
读礼疑图六卷六本 (明)季本
二礼经传测十八卷（「十八卷」原作「一十八卷」，为求体例一致，今删「一」字。）十本 (明)湛若水
三礼考注五本 (元)吴澄
周礼
仪礼三十八卷
曲礼十卷
礼书一百五十卷十本 (宋)陈祥道
学礼质疑二卷一本 (国朝)万斯大
乐类
乐典三十六卷八本 (明)黄佐
律吕元声六卷考注四卷二本 (明)李文利
松弦馆琴谱二本
四书
学庸章句或问 论孟集注十二本 (宋)朱熹
四书大全二十本 (明)胡广等奉敕修
四书古今道脉四十五卷二十五本 (明)徐奋鹏
四书蒙引十五卷十四本 (明)蔡清
四书存疑五本 (明)林希元
四书问辨录十卷四本 (明)高拱
四书私存三十七卷五本 (明)季本
四书疑问六卷五本 (明)姚舜牧
四书体义十卷五本 (明)沈几
四书浅说十三卷五本 (明)陈琛
四书说丛十七卷五本 (明)沈守正
四书说约二十卷十六本 (明)顾梦麟
四书湖南讲九本 (明)葛寅亮
四书困思抄四卷一本 (明)孙慎行
四书慧眼解二十卷八本 (明)陈天定
四书千百年眼十本 (明)余应科
四书辨俗、辨俗补八本 徐奋鹏、李光缙
四书删正二本 (明)袁黄
四书评二本 (明)李贽
四书大全辩三十二本 (明)张自烈
四书语录十六卷八本 (国朝)吕光轮
四书人物考注释四十卷四本 (明)薛应旗
四书备考二十八卷十四本 (明)陈仁锡
四书名物考二十四卷六本 (明)陈禹谟
四书人物类考十六卷三本 (明)项煜
四书真珠船二十卷六本 (明)黄焜
四书征十二卷六本 (明)王梦简
四书释地续一本 (本朝)阎若璩
四书改错四本 (本朝)毛奇龄
论语义府二十卷十本 (明)王肯堂
孔孟经见圣篇三本 (明)谭贞默
老泉评点孟子二卷一本 (宋)苏洵
绘孟朱评一本 (明)戴君恩
孔子家语八卷四本 (明)何孟春注
三迁志五卷六本 (明)吕兆祥
孝经
孝经疏义二卷一本 (宋)邢昺
(附)备考
孝经持赞一本
孝经集注一本
(附)忠经集注 (汉)马融
尔雅
尔雅三卷一本 (宋)郑樵注
五雅六本
尔雅
埤雅二十卷 (宋)陆佃
广雅十卷 (魏)张揖
逸雅失名八卷 (汉)刘熙
小尔雅 (汉)孔鲋
博古全雅二十本
尔雅二卷
释名八卷 (汉)刘熙
广雅十卷 (魏)张揖
尔雅翼三十二卷
埤雅二十卷 (宋)陆佃
埤雅广要四十二卷十本 牛衷增
经总
十三经注疏一百五十本
易经九卷（「卷」字，原误作「经」，今径改。） (魏)王弼注 系辞(晋)韩康伯注 (唐)孔颖达疏
尚书二十卷 (汉)孔安国传 (唐)孔颖达疏
毛诗二十卷 (汉)郑玄笺 (唐)孔颖达疏
春秋左传六十卷 (晋)杜预注 (唐)孔颖达疏
礼记六十三卷 (汉)郑玄注（「注」字，原误作「江」，今径改。） (唐)孔颖达疏
周礼四十二卷 (汉)郑玄注 (唐)贾公彦疏
仪礼十七卷 (汉)郑玄注 (唐)贾公彦疏
公羊二十八卷 (汉)何休注
谷梁二十卷 (晋)范宁集解 (唐)杨士勋疏
论语二十卷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邢」字，原误作「刑」，今径改。）
孟子十四卷 (汉)赵岐注 (宋)孙奭疏
孝经九卷 (宋)邢昺校（「校」字，原误作「较」，今径改。）
尔雅十一卷 (晋)郭璞注 (宋)邢昺疏
两苏经解十二本
易传九卷
书传二十卷 已上 (宋)苏轼
诗集传十九卷
春秋集解十二卷
论语拾遗
孟子解
老子解二卷 已上 (宋)苏辙
九经解三十八本 (明)郝敬
周易正解二十卷
诗经原解三十卷
尚书辩解十卷
春秋直解十五卷
礼记通解二十二卷
周礼完解十二卷
仪礼节解十七卷
论语详解二十卷
孟子说解十四卷
九经考异四本 (明)周应宾
六经源流一本 (明)吴继仕
五经绎十五卷八本 (明)邓元锡
五经读五本 (明)陈际泰
五经辨讹五卷五本 (本朝)吕治平
五经旁训六本 (明)郑汝璧校
四经纂注五本
易 书 诗 春秋
三经评七本 (明)？孙
书经六卷
诗经
礼记六卷
经翼十卷六本 (明)刘承恩
经典稽疑二卷二本 (明)陈耀文
小学
许氏说文十二卷六本 (汉)许慎
玉篇三十卷二本 (梁)顾野王
篇海十五卷五本 (宋)韩孝彦
篇海集韵十五本 (宋)韩孝彦
(附)五音集韵 (宋)韩道昭
贯珠集
指南
书学正韵三十六卷十六本 杨桓
字汇十四卷十四本 (明)梅膺祚
字汇补十二卷六本 (国朝)吴任臣
正字通十二卷三十本 (国朝)廖文英
同文千字文二卷二本 (明)汪以成
墨池篇六卷六本 (明)朱长文
法帖释文二本 (宋)刘次庄
金石录三十卷四本 (宋)赵明诚
金石韵府五卷四本 (明)朱云
石墨镌华八卷三本 (明)赵涵
宣和博古图三十卷十五本
考古图十卷四本 (宋)吕大临
古器释名十卷二本 (明)卞蔉
秦汉印统八卷八本 (明)罗玉常
汇姓印苑一本 (明)王梦弼
集古印正六卷六本 (明)甘旸
印选一本
古今韵会二十卷十本 (元)黄公绍 举要 (元)熊忠
洪武正韵玉键抄本二本
音韵日月灯二十四本 (明)吕维祺
同文铎三十卷
韵钥二十五卷
韵略易通四卷四本 (明)兰廷秀
韵学集成十三卷十三本 (明)章黼
声音纪元六卷二本 (明)吴继仕
谐声品字笺十二本 (明)虞德升
诗韵 词韵四本
诗韵释要六本 (明)潘云杰
诗韵考裁一本 (明)徐尔铉
韵府群玉十本
啸余谱十卷十本 (明)程明善
古今通韵十二卷六本 (国朝)毛奇龄
汇集
先秦九种「先」字，（原误作「九」，今径改。）十三本
周礼 (明)陈深注
逸周书十卷 (晋)孔晁注
檀弓二卷
考工二卷
公羊
谷梁
家语十卷
穆天子传 (晋)郭璞注
山海经 (晋)郭璞注
经史全书六本 (明)邵宝
经史慧解六卷六本 (国朝)蔡含生
好古堂书目史部
正史
十七史二百四十本
史记一百三十卷 (汉)司马迁譔 (宋)裴骃注
汉书一百二十卷 (汉)班固譔 (唐)颜思古注
后汉书一百三十卷 (宋)范晔譔 (唐)章怀太子贤注 刘昭补注
三国志六十五卷 (晋)陈寿譔 (宋)裴松之注
晋书一百三十卷 (唐)太宗
宋书一百卷 (梁)沈约
齐书五十九卷 (梁)萧子显
梁书五十六卷 (唐)姚思廉
陈书三十六卷 (唐)姚思廉
南史八十卷 (唐)李延寿
北史一百卷 (唐)李延寿
魏书一百三十卷 (后齐)魏收
北齐书五十卷 (唐)李百药
后周书五十卷 (唐)令孤德棻
隋书八十五卷 (唐)魏征
唐书二百二十五卷 (宋)欧阳修 宋祁
五代史七十四卷 (宋)欧阳修譔 徐无党注
宋史二百五十五卷八十本 (元)脱脱
辽史一百十六卷八本 (元)脱脱
金史一百三十五卷二十本 (元)脱脱
元史九十卷四十本 (明)宋濂 王祎
史记评林一百三十卷二十六本 (明)凌稚隆辑（「稚」字，原误作「椎」，今径改。）
史记选十二卷十本 (明)唐顺之选评
史记一百三十卷十本 (明)钟惺评
史记七十卷十五本 (明)钟人杰校
史记考要十卷十本 (明)柯维骐
史诠五卷五本 (明)程一校
汉书一百二十卷二十本 (明)陈仁锡评
汉书七十卷二十四本 (明)评？孙
汉书抄八十八卷十本 (明)茅坤选
后汉书一百二十卷二十六本 (明)陈仁锡评
新唐书紏缪二十卷四本 (宋)吴缜
宋史阐幽二卷二本 (明)许浩
古史六十卷十本 (宋)苏辙
路史十六本 (宋)罗泌
前纪九卷
后纪十四卷
余论十卷
国名纪八卷
发挥六卷
史纂左编一百四十二卷七十五本 (明)唐顺之
右编四十卷三十本 (明)唐顺之
史通二十卷八本 (唐)刘知几
史义拾遗二卷三本 (元)杨维桢
(附)史测二卷 (明)谢肇淛
诸史品节四十卷十六本 (明)陈深
后集八卷
读史漫录十四卷五本 (明)于慎行
史怀十七卷三本 (明)钟惺
史裁二十六卷十二本 (明)吴士奇
古史要评五卷五本 (明)吴崇节
藏书六十卷三十本 (明)李贽
续藏书二十七卷六本 (明)李贽
吾学编六十九卷二十四本 (明)郑晓
明史概四十本 (明)朱国桢
名山藏四十本 (明)何乔远
后汉书补逸二十一卷六本 (本朝)姚之骃
编年
前汉纪三十卷五本 (汉)荀悦
后汉纪三十卷十本 (晋)袁宏
唐鉴二十四卷四本 (宋)范祖禹
资治通鉴一百九十四卷一百六十本 (宋)司马光
续资治通鉴一百五十七卷 (明)薛应旗
释文辨误十二卷
资治通鉴目录三十卷十六本 (宋)司马光
续资治通鉴六十四卷二十本 (明)王宗沐
通鉴纲目五十九卷一百七本 (宋)朱熹
前编二十五卷 (明)南轩
续纲目二十七卷 (明)商辂等
通鉴纪事本末四十二卷六十本 (宋)袁枢
前编纪事本末十二卷 (明)沈朝阳
宋纪事本末十卷 (明)冯琦
元纪事本末四卷 (明)陈邦瞻
明纪事本末八十卷十六本 (国朝)谷应泰
通鉴外纪十卷六本 (宋)刘恕
目录 五卷
纲鉴大全七十四卷二十本
大方纲鉴四十卷三十本
纲鉴二十四卷三十四本
稽古录二十卷二本 (宋)司马光
小学史断二本 (宋)南宫靖一
续 (明)晏彦文
甲子会纪五卷四本 (明)薛应旗
历朝捷录二十一卷四本 (明)顾充
续元四卷 (明)汤宾尹
续明六卷 (明)钟惺
古史箹言一本 (明)郎璧奎
廿一史弹词一本 (明)杨慎
续 (明)许文炳
明通纪法传录五十卷二十四本 (明)陈建
明从信录四十卷十六本 (明)沈国元
明两朝崇信录三十五卷十三本 (泰昌天启) (明)沈国元
明五朝注略十四卷八本 (嘉靖至天启) (明)许重熙
宪章录四十七卷十本 (明)薛应旗
霸史
华阳国志十二卷六本 (晋)常璩
十六国春秋一百卷二十五本 (魏)崔鸿譔 (明)屠乔孙 项琳之补订
南唐书三本 (宋)陆游
十国春秋一百十四卷二十四本 (国朝)吴任臣
杂史
古三坟一本
穆天子传六卷一本 (晋)郭璞注
越绝书十五卷一本 (汉)袁康
晋史乘一本
天禄阁外史八卷一本 (汉)黄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