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见海宁李善兰所作《星命论》，尤为畅快，其略谓：‘大尧造甲子，不过记日而已，并不记年月与时也。亦无所谓五行生克也。其并记年月与时，且以五行配之，皆起于后代，古人并无此意也。而术士专以五行之生克，判人一生之休咎，果可信乎？且五行肇见于《洪范》，不过言其功用而已，言其性味而已，初不言其生克也。是干支之配五行，本非古人之意矣。
而谓人之一生可据此而定，是何言欤？至五星偕地球同绕日，而各不相关，夫五星与地球且不相关，况地球上之一人，而谓某星至某宫主吉，某星至某宫主凶，此何异浙江之人在浙江巡抚治下，他省之巡抚，于浙江无涉也。今试谓之曰：某巡抚移节某省，于尔大吉，某巡抚移节某省，于尔大凶，有不笑其荒诞者乎？五星之推命，何以异是乎？’其论真属透辟，足以启发惑溺，与余所见正合。然此特论其理耳。世之穷民游士，藉此以糊其口者，几千人矣，若明著其论，则将尽无告者而饥死之，亦非仁人之用心矣，存而不论可也。 ”自是解惑之谈，至谓穷民游士籍以糊口，则属于人民生计问题之范围矣，其有以兴趣而研治星命之说，与生计无关者，乃出于个人之好尚，不在此例。余因《谏书稀庵笔记》述及与陈田同八字事，遂漫举昔人所记若干事，以供汇阅，拉杂之讥，知不免耳。星命之术，未尝讲求，亦非能辟之者，特未见有圆满周匝之理论及证验，使我心折而已。
其《两大司成》一则云：“清宗室盛伯羲先生，学问宏博，群呼为旗人中小圣人作大司成，奖励后进，成均士风，为之一变，汉大司成则为吾乡王文敏廉生，两人皆讲金石，讲考据，以故成均之士，讲汉学者居多。两人散署后盺夕晤谈，端午帅亦讲金石，时相辩论，又相谑也。呼两人为大八成，时捐例以大八成为上也。 ”盛昱与王懿荣友善，均光绪间名祭酒，然时有先后，未尝同任斯职。（盛昱于光绪十五年解祭酒职，时王尚为编修也，二十年以大考一等擢侍读，旋署祭酒，翌年真除。）陈氏所叙，似同时为满汉祭酒矣。
其记散馆云：“庶吉士如婴儿初生，尚待生花，故俗谓散馆之日即生花之日。三鼎甲之卷，别为一束，阅卷大臣，必置之一等，以保其功名。如文字大谬，则不能保。咸非壬子，状元陆增祥，以违式被黜为知县，群谓焉有状元而作县令者，乃捐升知府。……亦有寒士得庶吉士，自计不能耐清贫，散馆时故意错一字出一韵甘居三等之尾，归部铨选知县，谓之老虎班，得缺至速。”陆增祥为道光庚戌状元，授职修撰后，在籍以军功擢用赞善，咸丰丙辰补散馆，撤去赞善，仍得保留修撰，并未黜为知县，亦非壬子事也。（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咸丰六年丙辰五月十一日云：“阅邸抄……赞善陆增祥，庚戌状元，补散馆，以诗中霓字作仄声明，坐失粘附三等末，仍降修撰，罚俸。”可云从宽。使先无赞善奖案，自不免于改官耳。严辰《墨花呤馆感旧怀人集》感旧诗《陆星农观察前辈增祥》一首云：“初踏金鳌幸识君，方州九万奋鹏程。谁知熟读效居赋，一字偏教误一生。”自注：“君为江苏太仓人，道光庚戌殿撰，识君于登第之日。后得追步词垣，适君直清秘堂，时相过从，君散馆诗内用霓字，依《郊居赋》读作仄音，显庙指示阅卷者，谓非用雌霓，仍当读平，故虽予留馆，而从此不得一掌文衡。乃以观察需次楚南，竟无所遇，余于同治乙丑道出长沙，犹及一见。”可资参印，惟以后之事则不详。《清史》列传《文苑传》，附陆于《瞿中溶传》后，谓……“授翰林院修撰，以母忧归，会粤匪陷金陵，在籍团练，与知州蔡映斗破走青浦贼目周立春，复嘉定，事闻，以赞善即补。咸丰六年充会试同考官，十年出为广西庆远府知府，湘抚疏请留办军需厘捐盐茶局。光绪二年补湖南辰沅永靖道，地与黔蜀接壤，增祥捕寇盗循恤苗民，有政声。
在任四年，以疾告归。”其宦历大致如此，未叙其散馆试失意事。盖以仍得留馆，故略之耳。
陆氏不仅以候补道终，亦未为甚不遇也。）鼎甲散馆，亦有以二等留馆者，如状元翁曾源、张謇均是。所谓老虎班知县者，“以知县即选”也。
其记李鸿章事有云：“光绪间，科举将议停，合肥在京为无事宰相，正开经济特科，殷望派为总裁。适张文襄入都，定学堂章程，大总裁一差，被其夺去，合肥郁郁者数日。”光绪乙未至己亥间，李以大学士在京，甚思一掌文衡，竟未如愿，引为憾事。惟经济特科之试，张之洞为阅卷大臣之一（无大总裁之称），事在癸卯。李已卒于辛丑，张氏此差岂夺自李乎？陈氏此书，疏舛处颇不少，不备举。盖或以年老记忆不真，或以下笔时偶不经意，此类著述，所难尽免，要在读者之善为鉴别，瑕固不足掩瑜也。
趋庭随笔
《趋庭随笔》，一册，江庸撰，民国二十三年九月初版。（朝阳学院出版部发行，和记印书馆印刷。）自序云：“余生五十有七年，自垂髫迄今，盖无一二年离吾父母之侧。斯卷涉及经史，多习闻庭训，退而自记，经吾父所涂改者。人生年近六十，犹获依父母膝下，并世已罕见其人，矧父之于余则父而师也。此数十寒暑中，凡于旧学有疑而莫释、懵而弗知者，皆得于定省之时，一一乞教于吾父，而欣然餍其所欲，是则愈非他人所能希冀。惜余于学问之道，未能潜心研求，往往浅尝而止，深负吾父教诲之意，斯卷所记，皆饾饤糟粕不足一观，然韩氏之子不辨金根，余之谫劣，阅者或亦不过督耳，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八月，江庸识于淀园之眺远斋。”命名之意，在重庭训。其父瀚，治旧学有声士林者也。此书论学记事，颇多可采，亦足传之作，所记间有未甚谛核者，作者固欿然不自满假矣，此册题第一卷，未知后又续撰否。
其记清宣统辛亥间事云：“醇亲王摄政季年，凡分三派，载洵、载涛两贝勒分领海军处、军谘处为一派，载泽管度支为一派，庆亲王奕劻、那桐、徐世倡任总协理为一派。武昌兵起，洵、涛以张绍曾首倡十九信条，亟欲拉之，而庆、那、徐皆意在袁世凯，屡言于朝。摄政不从。邮传部侍郎杨士琦，乃属该部参议林炳章惠亭浼其妇翁弘德殿授读陈宝琛伯潜于摄政前推举项城。伯潜素不悦袁，弗为动。惠亭遂就其本部尚书盛宣怀谋之，力言时局阽危，非袁不足以救国，军枢意并如此，而摄政勿听，公若能忘旧怨，得泽公一言，必可转圜。盛谓果于国有益，何有私憾。于是由盛就载泽，由泽说摄政，而项城起用矣。家父告余，谓闻之伯潜云。”此为清末关系重大之一史料，可味也。惟辛亥八月十九日武昌事起，是月二十三日即谕起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办理剿抚事宜。九月初五日革邮传大臣（时已不称尚书）盛宣怀职。初六日授袁世凯钦差大臣，节制各军。初八日陆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等要求立宪电奏十二条（为清廷宣布十九信条之缘起）。十二日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此数事之先后如此。袁世凯被命组阁，在张绍曾电奏之后，而起用则在其前，江氏所述不无失考。盖殿转传述，著笔时未暇致详耳。又其时典学之所为毓庆宫，陈宝琛授读于此，非弘德殿。
关于颐和园，据云：“甲戌三月僦居颐和园眺远斋。斋在后湖头，门临小阜，杂树蒙葱，远瞩湖流，回合幽邃。夏时藕花尤盛，然斋名眺远，实不能远眺。以地居山背，斋又无楼，虽阶陛少高，前湖楼阁，悉为峦树蔽亏。命名之义，殆不可解。考之园籍，斋即孝钦昔日看会之处，故又呼为看会殿。四月，妙峰山香会从墙外经过，乃近墙构筑以备看会之用。然就地观察，墙高丈余，墙外香会，斋中实难目睹，何以当日专为看会，不筑一高楼，而建此低平之斋，尤难索解。嗣闻园役谈及，围墙旧日颇低。民国三年，项城拟徙逊帝于此，乃增高五尺，始恍然此斋实便于看会，即眺远之义亦非不符。眺远非眺园中风物，乃从墙外远眺耳。
又眺远斋门外旧有笺纸横额，民国初年为风刮去，仅存破烂木架，颇损观瞻。拟书四字补之，不审旧额所书何字，遍查关于兹园记载，迄不可得。询之园中老宫监王氏，云为‘琼敷玉藻’四字，叩其何能记忆如是之确，答曰：‘昔日老佛爷每看香会，必有颁赏，领赏者皆称某年某月某日在琼敷玉藻传差一次。因香会在墙外，不知老佛爷所在为眺远斋，只见门上横额有琼敷玉藻四字，遂以为此斋之名，故此四字今犹不忘也。 ’此亦有关颐和园掌故，因并记之。 “
事由访问而得，足为谈斯园故实者之助。
上期拙稿曾因《谏书稀庵笔记》有八字相同一则，更引述诸家记载之言星命者，江氏书中于星命之说亦及之。据云：“韩退之为《李虚中墓志》，言其最深五行书，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值日辰支干相生胜衰死王相斟酌推人寿夭贵贱不利，辄先处其年月时，百不失一二。是唐时推命只用年月日，不用时，无所谓四柱。宋徐子平《珞琭子赋注》始专以人生年月日时八字推衍。《四库书目》载有宋岳珂《补注三命指迷赋》一卷，倦翁《桯史》尝记韩侂胄八字为壬申辛亥己巳丙寅。日者谓至丁卯年壬子月必得奇祸，余知交中不乏通达之人而迷信是术者。民国三四年，北平命相家极一时之盛，盖项城亦迷信之。说者谓项城之亟亟谋称帝，实由日者推其寿止五十八岁，思所以禳之也。”按：星命之学，盖本于李虚中《命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九子部十九“术数类”二，李虚中《命书》三卷（《永乐大典》本）
云：“旧本题鬼谷子撰，唐李虚中注。虚中字常容，……韩愈为作墓志铭，见于《昌黎文集》。
后世传星命之学者，皆以虚中为祖。愈墓志中所云最深五行书，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相生胜衰死生王互相斟酌，推人寿夭贵贱利不利，辄先处其年时，百不失一二者，是也。
然愈但称其说之汪洋奥美，万端千绪，而不言有所著书。《唐书艺文志》亦无是书之名。
至《宋志》始有李虚中《命书》、《格局》二卷，郑樵《艺文略》则作李虚中《命术》一卷，《命书补遗》一卷。晁公武《读书志》又作李虚中《命书》三卷。焦氏《经籍志》又于《命书》三卷外，别出《命书补遗》一卷，名目卷数，皆参错不合，世间传本久绝，无由考正其异同。惟《永乐大典》所收，其文尚多完具，卷帙前后，亦颇有次第，并载有虚中自序一篇，称司马季主于壶山之阳遇鬼谷子，出逸文九篇，论幽微之理，虚中为掇拾诸家注释成集云云。
详勘书中义例，首论六十甲子，不及生人时刻干支，其法颇与韩愈墓志所言始生年月日者相合，而后半乃多称四柱。其说实起于宋时，与前文殊相缪戾，且其他职官称谓，多涉宋代之事，其不尽出虚中手，尤为明甚。中间文笔有古奥难解者，似属唐人所为，又有鄙浅可嗤者，似出后来附益。真假杂出，莫可究诘。疑唐代本有此书，宋时谈星学者以己说阑入其间，托名于虚中之注鬼谷以自神其术耳。……”此书来历，亦颇迷离惝怳矣。江氏据韩愈之文而言唐时推命只用年月日不用时无所谓四柱，犹之《提要》之说。（《提要》并于《星命溯源》一书谓“考韩愈作《李虚中墓志》，称其推命尚止用年月日不用时，则开元、天宝之间且无八字。……”又于徐氏《珞琭子赋注》一书谓“禄命之说，至唐李虚中尚仅以年月日起算，未有所谓八字者”。）惟《提要》纂者纪昀，后对旧说已加更正。其《阅微草堂笔记》卷十二《槐西杂志》二云：“世传推命始于李虚中，其法用年月日而不用时，盖据昌黎所作虚中墓志也。
其书《宋史艺文志》著录，今已久佚。惟《永乐大典》载虚中《命书》三卷，尚为完帙，所说实兼论八字，非不用时，或疑为宋人所伪托，莫能明也。然考虚中墓志称其最深于五行书，以人始生之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相生，胜衰死生互相酌斟，推人寿夭贵贱利不利云云。
按：天有十二辰，故一日分为十二时，日至某辰即某时也，故时亦谓之日辰。《国语》：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是也。《诗》：‘跂彼织女，终日七襄。’孔颖达疏：‘从旦至暮，七辰一移，因谓之七襄。’是日辰即时之明证。《楚辞》：‘吉日兮辰良。’王逸注：‘日谓甲乙，辰谓寅卯，以辰与日分言，尤为明白。’据此以推，似所直日辰四字当连上年月日为句，后人误属下为句，故有不用时之说耳。余撰《四库全书总目》，亦谓虚中推命不用时，尚沿旧说。
今附著于此，以志余过。”此为纪氏对此之“晚年定论”，李虚中推命实已用所谓八字四柱，判然明白矣。读《四库全书总目》此节者，不可不兼读《槐西杂志》所云也。江氏并述及相人相地等事，宗旨亦重在破除迷信，不为俗囿。（关于八字相同，又据明朱国祯《涌幢小品》云：“宝祐中，孟无庵珙，开阃荆襄，尝单马出巡。见汉江一渔者，貌甚奇伟，提巨鳞避于道左。无庵问其姓名与年庚，则年月日时皆与己同，异之，邀之俱归。欲命以官，渔者不愿，曰：‘富贵贫贱各有定分。某虽与公相年庚同，然公相生于陆，故贵；某生于舟，则水上轻浮，故贱。某日以渔为活，自足；若一旦富贵，实不能胜，必致暴亡。’再三强之，不可而去。孟怅然久之曰：‘吾不如也。 ’”又云：“江右张见庵鸣冈，吴中徐文江申，同年月日时，张第庚辰，徐第丁丑，同县令，同台。徐为通政使，家富，一子登乡书，多儿女之戚。张为侍郎，其家与子则非徐匹，同时官于南京。于同之中又盈朒如此，乃知天有所夺，必有所予，不必营营矣。”可与上期所引述者合看，附录于此。明陈衎《槎上老舌》、清阮葵生《茶余客话》、钱泳《履园丛话》所记贵人之命得力于水于舟，此南宋渔者乃以生于舟而水上轻浮致贱，亦可云相映成趣矣。张徐之事，与明沈瓒《近事丛残》所记者略同，可参阅。又金元好问《续夷坚志》云：“定襄沙村，樊帅所居，说里中任实洎其妻张氏，七十三岁，同年月日时生，复同年月日时死，古今所无有。”巧合尤奇。）
其记骆秉章、左宗棠事云：“骆文忠抚湘，左文襄在其幕府甚用事，颇专擅，文忠委任不疑。迨文忠卒于川督任，蜀人哀思，比于诸葛。文襄尝与幕僚谈及文忠，以为才不逾中人，而独得民心，深用为讶，举座无言。文襄复谓之曰：‘诸君视仆与文忠如何？’一客正容对曰：‘公自不及文忠。’文襄曰：‘何以言之？’客曰：‘当日公佐文忠，文忠能用公；若今日文忠佐公，公未必能容文忠。此公所以不及文忠也。’文襄嘿然。传者尝举客姓名，惜余忘之矣。《秦誓》曰：‘如有一个臣，断断兮无它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骆文忠有焉。 “
骆在中兴名臣中，以德量闻，其能用左等，藉成勋业，世所艳称。左在湘幕，已负盛名，且奇气有不可一世之概，骆氏虚己礼下，言听计从。薛福成《庸庵笔记》卷二（《史料》）所记，最为形容尽致。据云：“骆文忠公（秉章）以咸丰初年巡抚湖南，适值粤冦鸱张。曾文正公以在籍侍郎帮办团练。旋创筹饷募勇之议，益阳胡文忠公、新宁江忠烈公实左右之。风气既开，人才蔚起。……骆公以休休有容之度，适莅是邦而逢其盛，每与诸公共事，颇能不掣其肘，不掩其长，以故勋望日隆。会今大学士恪靖侯左公，以在籍举人就骆公前任张石卿中丞（亮基）之幕。张公既去，骆公复宾礼之。左公练习兵事，智略辐凑。骆公专任以军谋，集饷练兵，选用贤将，屡却悍贼，两败石达开数十万之众。复分兵援黔、援粤、援鄂、援江西，丰采几与曾胡二公相并，则左公帷幄之功也。骆公每公暇适幕府，左公与幕宾二三人，慷慨论事，论据古今，谈辩风生，骆公不置可否，静听而已。世传骆公一日闻辕门举炮，顾问何事，左右对曰：‘左师爷发军报折也。’骆公颔之。徐曰：‘盍取折稿来一阅。’此虽或告者之过，然其专任左公可知。惟时楚人皆戏称左公曰左都御史，盖以骆公官衔不过右副都御史，而左公权尚过之也。然骆公外朴内明，于贤不肖之尤著者，口虽不言，而辨之甚精，既能推毂贤才，贤才亦乐为之用。”于其休休有容，可谓尽量写出。又徐宗亮《归庐谭往录》卷一云：“左文襄公初以举人居骆文忠公幕府，事无大小，专决不顾。文忠日与诸姬宴饮为乐，文襄尝面嘲之曰：‘公犹傀儡，无物以牵之，何能动邪？’文忠干笑而已。尝夜半创一奏草，叩文忠内室大呼，文忠起读叫绝，更命酒对饮而去。监司以下白事，辄报请左三先生可否。 “
可相参印，盖尤不无传闻过甚处也。（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卷中《官吏类》传骆有贬词，谓“……其实骄蹇庸碌人也。左宗棠处其幕中，虽操军权，而每计事，秉章坐听之，送迎未尝起立，接属僚益傲倨。”若然，以左之崖岸不甘为人下，肯为之用耶。）厥后，左氏开府督师，高勋重望，有非骆氏所及，江氏谓左于骆大有轻之之意，惟左固尝极口推崇骆氏者。其咸丰十一年辛酉《答湖南巡抚毛鸿宾书》云：“顷从涤帅处得奉惠书，殷殷以龠公前事为询，具仰大君子虚怀求治之意。龠门先生之抚吾湘，前后十载，德政既不胜言，武节亦非所短，事均有迹，可按而知。而其遗爱之尤溥者，无如剔漕弊、罢大钱两事。其靖未形之乱，不动声色而措湖湘如磐石之安，可谓明治体而识政要，非近世才臣所能及也。湘中财赋不及江浙七郡之一，自军兴以来，内固疆圉，外救邻封，未尝请太府之钱，未尝乞邻邦之助，兵无饥噪之事，民无困敝之虞，局外百端揣拟，莫测所由。孰知其廉慎仁恕之德，足立其本，精诚专一之行，足善其用也。而于援鄂、援黔、援江、援粤，裹粮趋事，师出有功，未尝自伐，以克复袁州、临江两郡，荷花翎之赐，以京察与头品顶带之加，皆欣跃承受，如叨异数，此又古大臣退让盛节，功不自功，有非寻常所能仿效者。宗棠以桑梓故勉佐帷筹，九载于兹，形影相共，惟我知公，亦惟公知我，虽以此为媪相所不容（按：媪相谓官文，谑词也），为小人所共构，未敢以此几微变其初度也。外间论者每以龠公之才不胜其德为疑，岂知同时所叹为有德者，固不如龠公，即称为有才者，所成亦远不之逮乎。公今开府吾湘，涤润两帅，均谓公才公望，将有远迈龠公者。宗棠不敢为雷同之论，但求公之志事一如龠公，则吾侪小人得庇以安，而时局必大有所济，其为庆幸，宁有已耶。”推崇若斯，并时人物盖无能得诸左氏者，不独称其德，且称其才亦冠时，而己若无与焉，斯尤难得已。（时曾胡誉望最著，左氏论及，每示未甚推服，盖有争名之意也。若骆氏则见谓粥粥，在湘一切措施，己力为多，人所共知，纵竭力称扬，亦不至为其所掩，且己佐幕之绩即因之益彰，无待自诩耳。）如江氏所云，骆氏卒后，左氏轻以才不逾中人，与前论异矣，或后来观念有殊欤？（左氏同治六年丁卯答骆书，谓：“所望公忠体国之老大臣殚诚竭虑，为朝廷力拯饥军，顾此危局。……晋省疆吏既不知恤邻为何事，协饷欠至二百余万。蜀省协饷，见明文者，亦仅解至上年八月。
两省在今日尚称完善之区，而犹如此，其他更复何望？陕甘之不能不有望于晋蜀者，为其地近而有辅车唇齿之谊。晋蜀纵不为陕甘谋，亦当善自为谋。如公前抚湘，以一隅贫瘠之区，润及江西、湖北、广西、贵州、广东，为天下所称颂。仁者之事，亦智者之事也，晋不足与谋，而宗棠犹不能不有望于蜀者。以从公七年，熟仰公当日所以保江西、湖北、广西、贵州、广东，以保我湖南者，硕划宏远，异于时贤，窃料公于今日之陕甘亦必不能恝然也。至宗棠一介书生，受两朝特达恩知，褒荣显贵，实出非望。陕甘之命，钦符之畀，本非所堪，而其不敢辞者，亦恃我公在蜀，有应协之谊。鄙人入秦公或有度外之施也。朝廷方以秦陇为忧，天下事亦宜以秦陇为急，请公速筹所以拯之，否则无及矣。”饷糈之助，呼告迫切，其词亦可与前致毛鸿宾书参看。又《答四川布政使江忠濬书》，谓：“朝廷之改命鄙人持节而西，先秦后陇，……成败利钝，固未可逆睹，然人之非食兵之无饷不行，则固人人知之。陇之无饷无粮，亦人人而知之矣。所幸者，鄙人虽处万无可为之地，而龠公督蜀，吾弟开藩于此，以公议论，蜀之助陇无可辞；以私情论，龠公与弟之待鄙人较它人必有异也。今筹陇饷筹陇粮，而蜀皆若无事，以前日之陇视蜀，以厚庵视鄙人，此固鄙人所不及料矣。前此转战江西、皖南以迄浙江，忍饥死斗，刻有悬釜之忧，人皆谓兄必有求于蜀，蜀必有助于兄，以常情测之，似亦宜矣。乃一再陈请，仅得四万两，龠公最后一信，更预为谢绝，以湮其源。正犹饿者蒙袂于亲知之前，不遂所求，而反遭白眼也，其时距蜀既远，蜀可闭关谢客，浙亦何敢过有所望，故虽历尽酸辛，亦只拊膺叹息，而不复以龠公平日所以待曾胡及邻疆者相干。今移督陕甘，则龠公有应协之之谊，应尽之心，陇不望蜀亦将别无所望矣。乞于衙参之睱，为婉告龠公，凡可为陇谋者，幸勿预为谢绝可乎。”情词迫切中，对骆颇露嗟怨口吻焉。是年冬，骆卒于川督任。）至左询人以视己与骆如何云云，他书亦有类是之记述。如姚永朴《旧闻随笔》卷三述骆事有云：“左文襄公平回疆后，勋望益崇。一日谓人曰：‘君视我何如骆文忠？’其人对曰：‘不如也。’文襄曰：‘何以知之？’曰：‘骆公幕府人才有公，公幕府人才乃不复有公。以此观之，殆不如也。’文襄大笑曰：‘诚如子言，诚如子言。 ’”似尤蕴藉有致，且于口气为更肖。
清季江苏官场，有朱瞎子其人者，目盲，而以干吏见重于疆帅，名著一时。江氏记之云：“平湖朱之溱竹石者，椒堂漕帅为弼之从孙也，官江苏垂四十年，中岁失明，人皆以朱瞎子呼之。以候补道员十署按察，两署布政，最后乃受淮阳道，亦未到任。朱虽盲于目，而才干过人，记性尤绝，每日治官书（充牙厘局总办最久，虽署藩臬，仍兼之），令人诵之，入耳辄不忘。恒口占批牍，洋洋千言，靡不中事理。其见僚属，必先排定座次，所问皆适如其人，无一泛语，不似当日达官见属吏只言天气寒暖而已。公余即浼人读《通鉴》及名臣奏议、古今文集。有投以著述者，觌面时辄能举其某篇某句，往往评骘精当，真异才也。其于江苏吏治得失，历年陈案，皆烂熟于胸，而综核财政，尤其所长，故督抚虽屡易无不倚重焉。”此人盲而不废，且特擅吏才，杰出流辈，可谓有异禀者。陈夔龙官江苏巡抚时，尤深加器赏，其得补授淮阳海道，陈氏盖尝力为主持。所著《梦蕉亭杂记》卷二，于朱亦有记载，可相印证。据云：“平生自惭无才，而爱才若命。外任五行省，所共事寅僚不下数百人，就中才识，推平湖朱竹石观察之榛为冠。观察家学渊源，早岁官丞倅已有能名，积资洊升，以江苏道员候补于苏省，内政外交刑名榷税，尤为熟悉。计署臬司十三次，署藩二次，历任巡抚倚如左右手，连章优保，徒以病于目，未能骎骎大用，识者惜之。观察虽短于视，一应公牍，但令书记朗诵一过，即能贯彻于心。一一裁决，无不恰中肯窾。任刑名久，总司厘务数十年，遇州县来谒，观察御之严，谓某县钱漕进款若干，某卡税厘入款若干，除去应解公家若干，某缺余若干，某差剩若干，均饱尔等私囊，倘再不知自爱，贻误公事，白简具在，不能为尔等恕矣。所言洞见症结，吏不敢欺，亦不能欺。余遇大事，决大疑，商之观察，一经擘划，咸就条理。适淮扬道缺出，江南官多如 ，负大力者咸存希冀心。余昌言于众曰：‘苏省外补道缺甚少，每有缺出，由督抚会商遴员奏补，但商之云者以其人之可否，尚须斟酌。若朱道才望资格，均推第一，有缺即补，何须互商？倘淮阳一缺不以朱道请补，勿论另补何员，巡抚不能画稿，即请总督专衔陈奏可也。’某督难违公论，落得顺风使帆。分宁道员纵多，而分苏道员获补，群相觖望，至讥余谓专揽政权。余惟扶持善类，力主公道，悠悠之口，一笑置之。迨余去苏，观察迄未莅新任，旋即病逝，岂暗中犹有阻扼者乎，不得而知已。”称道不容口焉。（某督谓两江总督端方。）又严辰《墨花吟馆感旧怀人集怀人诗》《朱竹石观察（之榛）》一首云：“藉甚声名列上台，几回欢会在苏台。凌云赋就逢杨意，始信赀郎有异才。 ” 注：“君为吾郡平湖人，少负大志，留心经世之学，不屑从事帖括，以同知仕江苏。适谭序初中丞为首郡，大加刮目。后遂列诸剡章，旋以道员需次，大吏皆倚重之。徐侍郎致和，与君无半面识，特疏保荐，由是名纪御屏，四权臬事，惜以目青未能入觐，尚不获大用于时。
余与君同郡而有旧，每至吴门，辄承款洽，闲论时事，亦多吻合。 ”亦极推重。所作较早（光绪十五年己丑作），犹未及知其署藩暨补淮道也。清季小说，有加讥笑者。我佛山人（吴沃尧）《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丙卷第三十八回（《官场问案高坐盲人》）云：“……澄波道：‘若要讲到运气，没有比洪观察再好的了。 ’雪渔愕然道：‘是那一位？’澄波道：‘就是洪瞎子。’雪渔道：‘洪瞎子不过一个候补道罢了，有什么好运气？’澄波道：‘他两只眼睛都全瞎了，要是别人，一百个也参了，他还是络绎不绝的差使，还要署臬台，不是运气好么？’我道：‘认真是瞎子么？’澄波道：‘怎么不是？难道这个好造他谣言的么？’雪渔笑道：‘不过是个大近视罢了，怎么好算全瞎？倘使认真全瞎了，他又怎样能够行礼呢？不能行礼，还怎样能做官？’澄波道：‘其实我也不知他还是全瞎还是半瞎。有一回抚台请客，坐中也有他，饮酒中间，大家都往盘子里抓瓜子嗑，他也往盘子里抓，可抓的不是瓜子，抓了一手的糖黄皮蛋，闹了个哄堂大笑。你若是说他全瞎，他可还看见那黑黑儿的皮蛋，才误以为瓜子，好像还有一点点的光。可是他当六门总巡的时候，有一天差役拿了个地棍来回他，他连忙升了公座。那地棍还没有带上来，他就混帐羔子忘八蛋的一顿臭骂。又问：你一共犯过多少案子了？又问，你姓什么叫什么，是哪里人。问了半天，那地棍还没有带上来，谁去答应他呢。
两旁差役，只是抿着嘴暗笑。他见没有人答应，忽然拍案大怒，骂那差役道：你这个狗才，我叫你去访拿地棍，你拿不来倒也罢了，为什么又拿一个哑子来搪塞我。’澄波这一句话，说得众人大笑。澄波又道：‘若照这件事论，他可是个全瞎的了，若说是大近视，难道公案底下有人没有都分不出么？’我道：‘难道上头不知道他是个瞎子？这种人虽不参他也该叫他休致了。’澄波道：‘所以我说他运气好呢。’德泉道：‘俗语说的好，朝里无人莫做官。大约这位洪观察是朝内有人的了。’”则埋没其吏才，惟以其不良于视而大加讥嘲，此为当时小说界一种风气。盖自庚子以后，小说作品，对于官场人物，恒肆笑骂。最著者为李宝嘉（笔名南亭亭长）所撰《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与之齐名，亦多涉及官场。鲁迅（周树人）撰《中国小说史略》，均列诸“清末之谴责小说”（第二十八篇）一类，所谓“庚子而有义和团之变，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在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虽命意在于匡世，似与讽刺小说同伦，而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以合时人嗜好”者也。李宝嘉未以“朱瞎子”入《官场现形记》，其《南亭笔记》卷十五，则记其家庭间事。据云：“江苏朱臬，盲于视，一子甚顽劣，每出辄与无赖伍。朱恚甚，一日，握其辫推置书房内，以手执铜镮，命左右取管钥至，手自 之，窃听无声息，始逡巡去，殊不知其子已越窗遁矣。其子每他出，朱臬必使其立己前，摸索其头，惧打油松辫也，而身而足，惧其着镶滚衣而履挖花厚底鞋也，良久始纵之。
其子从容至门房内，呼剃工刷前刘海使下，浑身更换已，乃昂然而出。下元节虎丘赛会，其子雇某公司巨舫，泊行春桥下，服天青线缎袍，绣竹一竿，深绿色，根灰色，上栖喜鹊一，黑其身，白其腹，不加半臂，亦不束腰带，屹立船头上，见者咸注目视之，而彼坦然无愧色。 “
未知是否亦有过甚其辞之处耳。
江氏清末以留学日本毕业应学部留学生考试，记其情事云：“余光绪三十二年归国，三十四年始应学部留学生考试，汉文题为《巫臣使吴教吴乘车战阵遂通吴于上国》，因题义少可发挥，遂引房琯陈涛之役用车战事，以点缀之，乃大为严几道丈所赏。是日余交卷最早，过邓君守瑕案前，见其卷上有‘夏姬’二字，不觉俯睨其卷，盖煌煌骈体文也。日角数艺，乃从容不迫，独为俪语，邓君之才洵不可及。当日留学生，俗所谓半路出家，旧学多有根柢，如邓君即成都尊经书院高才生也。然此次国文卷中亦有至可笑者。某君文中，有‘古之所谓车者，非今日之人力车马车欤’二句，场中资为谈助，为严范生师所闻。写榜时，范师适过其处，问专门司司长王君九：‘人力车马车卷及第否？’答曰：‘列优等。’师曰：‘不可不可。 ’言毕而去。于是专门司互商严侍郎以为不可者，或谓置诸优等不可耳。如核减其分数，降至中等当无异言。君九力持不可，谓主试襄校已出场，专门司无核减分数之权，其论甚正，无以难之，而又别无解决之法，于是去其文凭分数，专以试题各门所得分数平均之。不料核算结果，其君竟至下第。盖是年考试，学部内定，以文凭分数与各门平均所得分数，以二除之，为及格分数。某君在外国某私立大学毕业，其文凭分数为百分，平均分数只四十余分即优等，去其文凭分数故不能及格也。范师后曾语余，当时云不可不可，并无深意，不过闻其竟列优等，不免惊讶耳。而某君竟因此落第，深为歉仄。”此为清末留学生考试之小史料，惟专门司以侍郎之一言，竟将此生文凭（今所谓证书），分数除去，则无论部试成绩如何，折半计算，均不能及格矣。事太可怪，或更有说耶。（所谓文凭分数，忆似部中就其毕业之校分等级而酌定之。）
又记民初县知事考试一笑柄云：“乡人某君，曾于高种子来任福建司法筹备处长时充本省法官，后应某届县知事考试，笔试已及格矣。县知事分发，凡曾服官某省者，例得分发该省。某君因子来为旧日长官，兼有乡谊，思得其照拂，其履历乃捏称曾充山东法官，然足迹固未至齐鲁也。不意口试时主试官骤问：‘山东高等审判厅在城内耶，抑在城外？’某君大窘，自思衙门岂有在城外之理，以城内对，遂被黜。某君之作伪无足奇，主试官所问真匪夷所思矣。”可资噱助。此笑柄余亦尝闻之，试官之问，实亦不足甚异，盖籍究所开履历之信否耳，江氏漏叙高种时任山东某职一笔，忆是高等审判厅长也。
关于严修，江氏又云：“民国元年，天津初设审判厅，某民事案件，传严范生师作证人。
推事、书记官皆来自田间，不知师为何许人。师至审判厅，证人室已无隙地，师鹄立廊下二小时。嗣厅长至，见师，亟肃入客室。师不入，曰：‘吾来作证人，非拜客也。’或谓师不必赴厅作证人，师曰：‘作证人乃国民义务，审判厅初设，吾不可不为之倡也。’颇可见其守法精神。（天津清末即设审判厅，此盖言严至厅作证人为民国元年事耳。）又陈中嶽《蟫香馆别记》记严事有云：“公葭莩亲黄姓析居时，公为证人。旋其后人争产兴讼，词及公，其人利公必不肯公庭对簿也，讼愈烈。至开审日，公如时至。法曹询公：‘汝严某耶？黄姓析居，汝为证人，信否？’公曰：‘信。’‘允否？’公曰：‘允甚，吾犹能征之。’其人闻公言，殊出意外，因不复置辩，讼立解。公乃缓步归。李琴湘云。”此与江氏所记，疑即一事。
其记张怀芝云：“前参谋总长张怀芝子志，日前殁于天津。余年来与子志过从甚密，在沪闻耗，为之陨涕。子志壮年，识量胆气，睥睨一世。庚子拳匪炽时，方为荣相武卫军炮队长。一日，诏谕荣禄炮轰东交民巷，荣禄立召子志轰击。子志不奉命，问荣禄：‘太后真欲毁使馆耶？上谕给中堂，怀芝走卒，不知有上谕。果决意轰使馆，请中堂发手谕。’荣禄局促曰：‘太后不闻炮声，吾不能复命。’子志笑曰：‘太后欲闻炮声，此易事耳，今夜当有炮声。’荣禄喜，语子志曰：‘汝退。好小子，有出息。’子志为荣禄所激赏，自此始。”按：李岳瑞《春冰室野乘》，记庚子拳乱轶闻，已曾及此事。据云：“董军攻使馆，十余日不得下，朝旨召武卫军开花炮队入都助攻。今天津总兵张怀芝，方为武卫分统，奉檄率所部入都。荣相以城垣逼近使馆，居高临下，最便俯攻，即饬怀芝以所部登城，安置炮位。炮垂发矣，怀芝忽心动，令部将且止毋放，而急下城诣荣相邸，请曰：‘城垣距使馆仅尺咫地，炮一发，阖馆立成齑粉矣，不虑攻之不克，虑既克之后别起交涉，怀芝将为祸首耳。请中堂速发一手谕，俾怀芝得据以行事。’言之数四，荣相终无言。怀芝乃曰：‘中堂今日不发令，怀芝终不能退。’荣相不得已，乃谓之曰：‘横竖炮声一出，里边总是听得见的。’怀芝悟，即匆匆辞去。至城上，乃阳言顷者测量未的，须重测始可命中。于是尽移炮位，向使馆外空地射击一昼夜，未损使馆分毫，而停攻之中旨下矣。”两说颇有详略异同，要均许张之机警，而此役中张氏行动所关者巨。惟假使张氏当时受命即开炮轰击，不再请示，荣禄即听其炮毁使馆，不虞后患乎？此何等事，而俟其更来固请始风以微词耶？揆之荣禄为人及在此役之态度，似不无可疑，若谓荣预知张断不孟浪从命，则不当云激赏自此始矣。又据陈夔龙（受知荣禄，曾为其武卫军幕僚，庚子官顺天府尹，参与和议。）《梦焦亭杂记》卷一所载，则使馆得幸免于巨炮之轰击者，事别有在。其说云：“董福详围攻使馆，要持日久。一日端邸忽矫传旨意，命荣文忠公以红衣大将军进取。红衣大将军者，为头等炮位，国朝初入关时，特用以攻取齐化门者。嗣后并不恒用，弆藏至今，形式仅存。即访当年谙习演放炮弹兵弁之子孙，现存亦属寥寥。炮身量极重大，非先期建筑炮架，不适于用。以地势言，此项炮架，须建立于东安门内东城根。城外即御河桥，桥南西岸，迤逦数十步，即英使馆。统计由城根至使馆，不及半里，各国公使参随各员并妇孺等，均藏身于馆内。该馆屋宇连云，鳞次栉比，倘以巨炮连轰数次，断无不摧陷之理，不知该邸何以出此种政策。此炮发出，声闻数里，宫中亦必听闻，亦断不能演而不放。文忠心颇忧之，继得一策，以炮弹准否全在表尺，表尺加高一分，炮位放出必高出一尺之外，密嘱炮手准表尺所定部位，略加高二三分，轰然发出，势若雷奔电掣，已超过该馆屋脊视线，出前门，直达草厂十条胡同，山西票商百川通屋顶穿成巨窟。该商等十数家环居左近，一时大惊，纷纷始议迁移，越日收拾银钱帐据，全数迁往贯市暂住。厥后洋兵入城，各种商号均遭损失，西号独克保全元气，未始非此炮之力。各使经此番震撼，益切戒心。当议约时，各使犹复提及此事，意颇悻悻。余私谓李文忠曰：‘当日演放炮弹时，尺码若不加高，恐使馆已成灰烬，各使亦难幸存，不过肇祸愈烈，索款愈多，求如此时之早定和局，戛戛乎其难矣。’文忠亦以为然。”所述为另一说法，或于事实为近欤？（抑红衣大将军为一事，武卫军炮又为一事耶？）尚容再考。（至陈谓端王载漪矫传旨意，乃代孝钦脱卸责任沿用之语。孝钦何如人，岂载漪之流所能矫命以指挥荣禄耶。）
清光绪甲午三月，陶然亭畔有怪声之作，朝野哄动，众论纷纭。赵熙尝记以诗。江氏云：“清光宣间，赵尧生师官侍御，时郑太夷、陈石遗、曾刚父、杨昀谷、罗掞东及余父子均在京师，月必数聚，聚必为诗。……犹忆宣统元年集陶然亭，师纵谈甲午三月南下洼怪物事，语极诙诡，一座捧腹。师有诗记之，稿尚存余处。”诗云：郑公二月罗群贤，江亭雪霁春一湾。苇芽出土柳条绿，水光汃汃收晴峦。各寻雅谑破昼睡，敬举国故光绪年。甲午三月此亭下，传有怪物声振天。略如九牛吼大瓮，或图其状如鼍鼋。作麟之面睅双目，往揭巷陌人聚观。我时寓居保安寺，杨舍人住官菜园（谓杨锐叔峤）。
见怪不怪试一往，自龙泉寺成市廛。美人如花著高屐，燕支涂颊擎双鬟。明逢绣幰中风走，道旁贫妇争乞钱。前行野潦一团碧，万头攒戢人如山。是时一哄怪乍伏，竞吹树叶敲铜环。
蓦然一声殷地发，事果不谬如人传。杨舍人归舌不下，取五行志终夜翻。广搜异闻定鼍吼，昆明池内海眼穿。前演水雷失窟宅，径攻地道钻城垣。自余厌胜有万法，内务府设宣经坛。
西山老道习雷吼，星冠木剑扬朱幡。金吾福公决大计，谓人有力天无权。调神机营备不测，刻日大炮轰黄泉。或云城当化为海，五城御史宜直言。西洋鬼子欲归国，已发电报呼海船。
纷纷弭祸说不一，坎坎应节声愈繁。果然是物召兵象，……我方妄言冀妄听，郑公大笑邀凭栏。西山戴雪可临镜，卖花神庙楼其间。海棠四面植万本，请君坐此谈神奸。广和有酒且归醉，英俄近日方野蛮。致此咎者是何怪，魑魅罔两珊瑚冠。众客抚掌我面赤，待修禊事清明前。作江亭诗质众论，游者细考然不然。
赵氏所咏当时景状与李岳瑞《春冰室野乘》所引张其淦诗正可合看。所谓怪物，市井呼为“大老妖”，妄以想象而图其状，士大夫亦漫云蛟鼍。会是年军事起，则又指为兵象，皆不知其故。率为之辞，事颇可哂。本刊二卷第四期载《再谈孽海花》一文，引述关于此事之诸家记载，及记民国五年其地怪声又作，经警察切实搜索，声发自鸟之事乃白，均宜同览也。
（第三期载《续孽海花》亦可参阅。）又陈恒庆《谏书稀庵笔记》于此事亦及之，语焉不详，而大意亦主兵象之说。
清同治间，有内阁中书李如松者，以理学名于时。李慈铭深恶而痛诋之。其《桃花圣解庵日记》戊集同治十一年壬申五月初四日云：“近日有直隶人李如松号虎峰者，以优贡捐一内阁中书，自名理学，对客必危坐。所食惟脱粟豆腐，常食于门屏间，欲令人皆见之。目不识数字，而著语录盈尺，万尚书青藜首推重之，为言于倭文端，文端亦为所感。都中为宋学者，如徐侍郎桐，尤所致敬。前年曾文正入都。此人晋谒，雅步般辟而入。文正询其乡里，曰：‘高阳侍郎本家也。’高阳侍郎者，今上师傅李公鸿藻，本高阳世族，而此人乃吾邑之山前村人。其父入京为部役，冒籍固安，与侍郎风马牛不相及也。文正曰：‘若于侍郎何辈行？’曰：‘远族。’文正微哂，挥之出。（此孝达为予说。）此人之父亦庸鄙，由胥吏为小官归京师。
又有一兄，亦佇劣，其人深耻其父兄为道学累，尝欲去之，三月间胁其父逐兄出走。既去，父常念之，其妻怒诟翁，相愤詈。此人闻妻泣，怒向父曰：‘妇贤能助我，父欲党兄为恶耶？’其父夜自缢死。坊官申之巡城御史，御史移刑部将重案其事。而侍郎等十人为宋学者，谓是道学孝子也，连名呈部力保之，得免。呜呼，天下乃有此人，都下乃有此论，可不哀哉！前日直隶人言，李如松父死逃去。……可谓北地去三害。予亦谓吾越人北有讲宋学之李如松，南有讲汉学之赵之谦，（近以此人与李虎峰并称，南北清流，众口同声，不知所自，犹足见人心之公也。）可谓双绝。”如所云，李如松之不堪一至于此，而朝列之为宋学者，尚奉为道学孝子，不惜联名出面，力事营救，不得谓非怪事。或李慈铭所记，不无溢恶耶。（赵之谦为李素深嫉恶，故与如松相提并论。）江氏于李如松事亦及之，谓“家父尝闻诸张蔼乡，与莼客说小异。李字卓峰，倭门弟子也。家有婢，父与通，李知而逐之，父因缢死。同门闻其变，咸诣李迫其自尽，许为经纪家事，此尚不失为理学，李死而讲学之风为之稍戢。”此亦一说，与李慈铭当时所记颇有出入，一并录存，以待更考。
其记李用清、李嘉乐事云：“李菊圃为阎朝邑所举，其署黔抚，唯知禁人宴会及衣绸缎，廉而不知为政。或以其名作联云：‘形如土偶浑无用，心似污泥总不清。’复以四字题之曰：‘井上有李。’可谓谑矣。其后署山西布政使，与江西布政使李嘉乐同奉旨来京另候简用，朝邑遂奏疆臣劾去大员私图自便，盖宪之亦朝邑所保荐也。上谕有去：‘封疆大吏系朝廷特简，凡用人行政，必须授以事权，方资治理。至考察属吏，耳目至近，若督抚密考，不谋而合，自出公论，岂能仅凭阎敬铭一人之见，经其保荐，不进不止，他人遂不得更置一词者，此风何可长。’闻宪之虽性啬而褊，居官亦尚廉洁，殆亦菊圃之流，故为朝邑所激赏也。”按：二李之罢暨阎敬铭疏争而受申饬，事在光绪十四年戊子。时李用清署陕西布政使，非山西也。
是年三月二十五日谕二李均来京另候简用，阎氏意必赣抚德馨、陕抚叶伯英年终密考所中伤，恚而抗疏争之。四月初二日奉谕：“阎敬铭奏疆臣劾去大员私图自便一折，据称江西布政使李嘉乐，署陕西布政使李用清，为近时藩司之最。现经谕令来京另候简用，或系德馨伯英年终密考，淆乱黑白，颠倒是非等语。各省司道府等官，能否称职，向由该督抚于年终出具密考，以备酌量黜陟。其有治绩平常或人地不宜者，藩臬大员特饬来京候简，原冀掩其未著之愆，更策将来之效，正朝廷取材宥过之深心。即如此次李嘉乐，经曾国荃奏称，再加宽宏正大，化其褊急，方为有用之才。德馨奏称，性情喜刻，办事偏执，难膺重任。李用清经谭钟麟奏称，性情坚僻，用人行政，固执己见，与同寅未能和衷，以致官民交谑，上下情睽，于此地不甚相宜，叶伯英奏称，性情褊急，遇事诸多操切，必须随时训迪，方免贻误等语。是该藩司等考语，督抚所奏大略相同。封疆大吏，系朝廷特简，凡用人行政，必须授以事权，方资治理。至考察属吏，耳目最近，若督抚密考，不谋而合，自出公论，岂能仅凭阎敬铭一人之见，一似经其保荐不进不止，他人不得更置一词者，此风何可长耶。况用舍大权，操之自上，一切举措，亦不尽以督抚之言为凭。阎敬铭曾在军机处当差，岂不知悉，何此奏私心揣测，竟专指为德馨、叶伯英之密考，尤属非是。原折著掷还。”督抚之考语如此，宜二李难安于位。惟语虽相合，未必不谋耳。此论可谓声色俱厉，不为端揆重臣稍留面子，足征阎氏帘眷之衰。阎于光绪八年壬午征拜户部尚书，倚以理财，继遂入直枢垣，晋赞纶扉，眷遇优隆，著于一时。后以孝钦习于奢纵，浮费滋多，阎每有所争持，致为孝钦所不喜。阎乃引疾解枢务，惟以大学士管理户部，嗣屡请开缺未许。此折之上，时犹在赏假之中，自奉此谕，益觉凛乎其不可留，复累疏乞休，是年七月遂奉谕旨矣。（予告温谕，似犹念其劳勚，卒后则恤典甚薄。）张之洞是年五月（时督两广，朝中有嫉之者）与阎书有云：“台端为二李事抗疏力争，事虽未能挽回，然忠忱谠论昭垂天壤，良深钦佩。嗟乎，世间不平事岂独二李哉！此洞所以夙夜愧疚而亟求引去者也。临书三叹，时局如此，甚愿吾师强起维持正气耳。”张与阎投分颇深，亦重二李也。二李均以廉俭著称，用清声望尤高。翁同龢亦甚许其人，日记中屡及之。如同治七年戊辰三月二十四云：“见李菊圃（用清），目光炯炯，他日当贵，笔下亦佳。”十一年壬申三月五日云：“李菊圃来，谈读书之法，实体之于身，乃为有用，徒读经济书以为有用者，末也。其言切实，菊圃近来笃志理学，甚有识力，不得仅以文士目之矣。 “
光绪五年己卯四月二十日云：“李菊圃由山右来，盖一年查振，只身跨驴，辛苦特甚，可敬可敬。”十二年丙戌八月四日云：“李菊圃来，蔼然仁人哉。”十四年戊子三月二十五日云：“陕藩李用清，赣藩李嘉乐，皆另简。两李皆贤者，而不容于时，何也？”于二李之罢，亦致惋惜。李慈铭则甚恶用清，其《荀学斋日记》庚集上光绪十一年乙酉六月十三日，录贵州布政使李用清开缺来京另候简用之谕，注其下云：“李用清，山西平定州人，乙丑翰林，文字拙陋，一无才能，惟耐苦恶衣食，捷足善走，盖生长僻县，世为农氓，本不知有人世甘美享用也。而都中人如李鸿藻、崇绮、张之洞等，皆力延誉之，以为圣人复出。其实尺八骽捷足鬼之流，在《宣和遗事》中亦为劣驷，本非圣门所尚也。张树声素附名士为捷径，及任桂抚，遂奏请差委。用清实热中，且望得朝官清要，不乐赴广西。既奉旨发往，过天津乞合肥为疏留。合肥不许，乃赴桂。而树声已移抚广东，旋督两广，皆携之幕府，荐剡日至，遂擢惠州知府。不二年骤至贵州布政使，署巡抚。所至惟禁酒食宴会，以敝衣率僚友，而力禁罂粟，操之过急，吏缘为奸。今年（按：此下空数字，盖备访填者）民变，用清闻之大惧，急撤知县任，召还委员，且告谕民仍种罂粟。时先已下檄将往阅兵，不敢复出。将改期，署布政使曾纪泽（按：泽字为凤字笔误）强之，不得已而往。复出示言此行惟阅伍，非查办民亦事，黔人大哗。御史汪鉴列款纠之，且言其清操不足取，犹之马不食脂，生性然也，都下以为笑柄。”用清为人，纵有可訾，慈铭所论，则语涉不伦，未足以服之。兹铭嗟贫，时见于《日记》，而颇讲甘美享用，宜不以用清之耐苦恶衣食为然。其诋之之词，近于宋人《辩奸论》之以“衣夷虏之衣，食太彘之食”等语诋王安石矣。《辩奸论》成于宋人朋党风气甚盛之时，推为攻王名作，而议论实谬，有识者多非之。且疑其非出苏洵手，即慈铭亦论及。其《荀学斋日记》壬集下戊子二月初九日云：“老苏《辩奸论》，不特立言太过，文亦不高。且老苏卒时（治平二年），荆公尚未大用，何由知其后必误国？故昔贤以此论为伪作，或子由兄弟欲示其父先见之明，托辞为之。即真出老苏，亦是一时快其笔舌，以报荆公斥为策士之怨，固不足为定论。 ”三月十七日云：“考老苏此论，本自可疑，昔人多辩之。且其立言太过，荆公之学行，自有本末，其才当日亦无能及之者，无论老苏卒时荆公未有所施行，即出老苏，亦岂足为定论哉。”汪鉴所云，诚足传为笑柄，然可笑实即在汪措词之谬诞也。关于二李，醒醉生（汪康年）《庄谐选录》卷七云：“阎文介……所荐达，悉多俭刻，一时有‘天下俭一国俭’之目。天下俭者，为李公用清，相传其自原籍起复入京时，徒步三千余里，未雇一车骑，都下闻者咸大惊怪。官云南巡抚时，日坐堂皇理事，夫人即坐其旁小室中。将产时不雇接生媪，既产遂毙。公之仆怜之，为市棺稍美，公以为费，令易薄者。已而子亦死，仆更为市小棺，公叱曰：‘安用是？’乃启夫人棺纳之云。一国俭者，为李公嘉乐。其为江西布政使也，尝呼剃发者，剃毕与以二十文，已而呼问其仆曰：‘吾与此人二十文，亦得意否？’仆曰：‘外间剃发一次亦须四十文，今为大人剃头乃才二十文，殊不满所望，已垫付数十文使去矣。’公怒曰：‘吾家中剃发才须十二文，今与廿文，已大过，汝乃更私增之乎？嗣后吾不须彼矣。’盖公夫人亦能供待诏之役，不假他人手也。后二李均被言官劾去。或曰：李公嘉乐官江苏时，有县绅某公将入都，群谋赆之。公独曰：‘某公京朝官，吾辈何宜如是？’事遂已。后某公至津。一日忽出银票一纸，凡千金，遍觅其取银之肆不得，托人询之，人视之，乃不著名之小银号也。人问所从来，曰李某所赠也。人始知李虽阳却阴实赠之，且厚天他人云。”斯亦一时之传说。（用清以达官而徒步长途，正是美德。据《清史稿》，似即丁忧扶榇返葬时事，尤何可议。以是而彼惊怪，适见世风之靡耳。用清尝署黔抚，未官滇抚。二人之由陕赣藩司解职，亦非由言官劾去。）二李以俭刻闻，俭而不中礼，刻而拂人情，盖所不免，传者亦或过甚其词耳。二李人品，据闻嘉乐不逮用清，而有谓用清不孝其母者。其说云，用清在陕藩任，阖家蔬食，其母亦不获一尝肉味。偶患病，思食肉，其妻私购熟肉少许以进，为用清所见，怒而掷诸地。母遂携媳至长安县署。语知县以用清不孝状，嘱代雇车辆，俾返原籍。用清闻之，亟恳臬道首府转圜，各遣妻至县劝说，始由用清迎回藩署。巡抚叶伯英素不慊于用清，由是益恶之，故藉年终密考劾去之云。又闻嘉乐官山东某府知府时，亦禁眷属食肉，令打扫夫于署中后园种蔓菁，即以此一味为常蔬。灯油自掌，每晚各室亲舀一小勺畀之，不许添，二鼓不息灯者，必严加诃詈。尝责其妻浪费，呼役欲笞之，传为笑谈。与《庄谐选录》所云可类观也。用清《清史稿》有传（列传二百三十八）。据云：“同治四年进士，改庶吉士，出大学士倭仁门，散馆授编修，安贫厉节，日研四子书、朱子小学，旁稽掌故，于物力丰瘠，尤所留意。大婚礼成，加侍讲衔。十二年丁父忧，徒步扶梓返葬，服阕入都，仍课生徒自给。光绪三年记名御史。会山西奇荒，巡抚曾国荃、钦差大臣阎敬铭（按：阎以前工部右侍郎衔命治晋赈，固大臣而钦差者，然不可遽称为钦差大臣。以无以示别于奉颁钦差大臣关防者也）奏调用清襄赈务。骑一驴，周历全境，无间寒暑。一仆荷装从，凡灾情轻重食粮转输要道，悉记之册。深穷病源，以为晋省罂粟花田弥望无际，必改花田而种五谷，然后生聚有期，元气可复，上书国荃详论之。国荃疑晋新荒，禁烟效缓，且全国未禁，徒敛怨，说竟不行。赈竣，却保奖还京，传补御史引见有日矣。法越事萌芽，张树声以广西边防奏调，树声督两广，复调广东，任海防厘榷，洗手奉职。七年授惠州知府。境故多盗，喜博喜私斗，用清推诚化之，俗乃稍革。八年迁贵州贵西道，明年超擢布政使，署巡抚，实仓储，兴农利，裁冗员，劾缺额之提镇，禽粤匪莫梦弼等置诸法。巡阅所至，召士子讲说经传，将吏环听，相与动容。黔地土瘠，多种罂粟，畅行湘、鄂、赣、粤诸省，用清奏陈禁种之法，分区限年时，自出巡刈铲烟苗，言者疑其操之过急。十一年秋，有旨来京候简，召对犹痛陈罂粟疚国殃民状，冀可挽回万一。旋命署陕西布政使，荒燹之后，休养生息，仍严烟禁。十四年复命来京候简，遂以疾归。主讲晋阳书院凡十年。用清严于自治，勇于奉公，藩黔时库储六万，年余存十六万，陕库三十万，再期六十余万矣。所至尤措意桑棉组织，尝浚三原县龙渠，溉田千余亩。俸入不以自润，于黔以购粟六千石，于陕购万石，备不虞。郑州河决，捐工需二万两。二十四年卒。子贵阳扶柩归，以毁殇。”如所云，用清行谊政绩，乃卓有可传，大异慈铭之说，亦与江说不同，容更考之。嘉乐，河南光州人，同治癸亥进士，亦以翰林起。或谓其见恶德馨，因德馨陛见时护抚篆，省政有所改革，并绌德馨所亲云。
其述戴熙事云：“陈仲恕云，穆彰阿当国时，索画于戴醇士，戴临吴墨井山水一幅畀之，意极矜重。穆彰阿大怒，以其为水墨不设色也。谓人曰：‘戴为某优画扇尚设色，视我宁不如优人耶。’竟短戴于文宗，斥其行止不检，戴遂以侍郎降三品京堂候补，后虽殉难得予谥文节，然请建专祠卒不准。盖穆彰阿指摘其临终诗‘撒手白云堆里去，从今不复到人间’二句为怨望也。”按：此有未谛。穆彰阿为宣宗所倚畀，文宗则深恶之。道光三十年庚戌正月嗣位，至十月即严旨罪责，革职永不叙用。戴熙以兵部右侍郎引疾辞职，命以三品顶带休致，实道光二十九年已酉七月事（先于闰四月罢直南斋），非降三品亦堂，亦与文宗无涉。戴于咸丰十年庚申二月在籍殉难。（先以办团练之劳赏二品顶带。）五月文宗降谕优恤，予尚书衔，祭葬世职加等，谥文节，建立专祠，其眷属等同殉，一并旌恤附祀，事有明文，非不准建祠（穆彰阿已前卒于咸丰六年丙辰，不及知矣）。至戴氏获昝之由，欧阳昱《见闻琐录》前集卷六云：“浙江戴公熙，性高傲，不谐俗，工诗，尤精画法，名重一时，宣宗时以翰林在南书房行走。同供职者，有数人，性情言论皆格格不相入，争嫉之。尝訾毁其短，宣宗颇不悦。
值端节，发团扇一柄，命南书房写，当时未分别何人，戴得而恭敬书上。宜宗谓某某何为不书，戴某何以书之，及细阅，内有一束字，写成棘字一边，怒曰：‘胡为中不写一横，不恭敬如是，岂足称南书房之任。’命退归旧职，戴翌日遂告病。宣宗愈怒，谓其负气，即命开缺归。”所述情事，虽未尽吻合，而大体似有因。又胡思敬《九朝新语》方正类云：“戴文节在南书房时，不善事内竖，一日题画误一字，上令内竖持令改之。内竖但令别书，而不告以故。戴便别写一纸，而误字如故，上以为有意拂忤，遂撤差。”亦可参阅。（又其“謇谔类”
云：“咸丰初，戴文节直南书房，上命讲授画法。文节面奏曰：‘方今四方多事，上正宜究心治平之道，绘事末技，不足学也。’时论称其得礼。”咸丰初戴岂尚在南书房乎。）
其述樊增祥等之记女子典故云：“王书衡语余曰：‘天下记女子典故最多者，莫如吴向之、樊云门、易实甫三人，然三人所记又各不同，易专记美女子，樊专记坏女人，吴专记老太太，可发一噱。”录供噱助。
其记赵秉钧祠云：“梁格庄有赵公祠，赵公为赵秉钧智庵，赵曾监崇陵工程，殁葬梁格庄。祠当系赵氏家庙，祠内悬挽联甚夥，内有项城手书挽联：‘弼时盛烈追皋益，匡夏殊勋楙管箫。’字殊豪放，项城书公牍外罕见，楹帖则仅睹抱存处一联。袁赵交深，挽联故新笔书之。智庵之死，传闻为项城所酖，殆一疑案。”赵秉钧饶智略，久从袁世凯，多参与其阴事（宋教仁被刺一案，尤为世所注意），驯见畏忌。其卒于直隶都督任，说者颇疑袁氏有以致之。死耗甫传，即由总统府医官处发表症状经过，送各报登载，盖袁亦以人言可畏，藉防物议耳。（后营帝制，先颁爵封之制，追封赵一等忠襄公。忠襄颇似予谥也。）严复与熊纯如书，论及袁氏有云：“项城之败著夥矣，而莫厉于暗杀，……生性好用诡谋以锄异己。往者勿论，乃革命军动，再行出山。至今，若吴禄贞，若宋教仁，若赵秉钧，若应桂馨，最后若郑汝成，若张思仁，若黄远庸。海宇哗然，皆以为项城主之。夫杀吴宋，虽公孙子阳而外之所不为，然犹可为说，至于赵秉钧、郑汝成，皆平日所谓心腹股肱，徒以杜泄秘密之口，忍于出此，又况段祺瑞以不同意称帝，杜门不动，数见危机，人间口语，怪怪奇奇，则群下几何其不解体乎。”赵郑并举，以著袁之喜暗杀焉。（其实郑之被刺，非袁主使）袁不工书，故罕为人书联，余所见者，为挽郑汝成一联，文曰：“沪海竟失岑彭，衔悲千古；苍天再生吉甫，佐治四方。 ”殆即袁氏最后所书之联矣。辞甚粗豪，而饶有雄健挺拔之致。（咸丰间官文、胡林翼奏报李续宾三河镇阵亡情形，文宗硃批云：“详览奏牍，不觉陨涕，惜我良将，不克令终。尚冀其忠灵不昧，他年生申甫以佐予也。”故曾国藩挽李联云：“八月妖星，半壁东南摧上将；九重温语，再生申甫佐中兴。”袁挽郑下联，似由此及汉高帝《大风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语而出）。书法犷率，似败笔蘸淡墨所书，亦深具悍霸之气，肖其为人。并书一额，为“河山壮气”四字，若由“气”字逆读，即常用之“气壮山河”一语也，化熟为生，亦见倔强。此额盖可称为回文体。（袁氏追封郑为一等彰威候，其柩抵京，治丧仪节极隆重，承袁命也。在先农坛追悼，吊者云集，盛极一时。未几袁卒，亦追悼于先农坛，则所亲昵者多星散，余人亦率避嫌弗往，景象殊凄凉萧瑟。炎凉异态，益足令人兴“一世之雄”之感。）
赵秉钧之卒，挽词中忆有丁某一联云：“盖世功名工策画，一生论定是权谋。”意寓不满，而赵氏智略过人，固为不虚。（赵氏少年以走卒隶张曜部曲，获保武弁，后弃之而入赀为文职，以佐杂微员官直隶，受知于袁世凯，洊至大用。既贵，不能自道其世系，而又无子，或戏称为“空前绝后。）
光绪十六年庚寅，名臣多逝世者，户部右侍郎曾纪泽，前兵部尚书彭玉麟，两江总督曾国荃相继卒。国荃谥忠襄，挽词有“辅国失三贤，去大司马少司农才数月；易名足千古，合胡文忠左文襄为一人。”一联，传诵一时。闻联出臬司陈某，似即江苏按察使陈湜。陈与曾同乡，关系素深也。曩为笔记，尝及之。江氏不谓然，据云：“陈湜字朗仙，已前卒，此联乃易实甫丈所撰，曾闻家父诵之。”按：陈字舫仙，湘军宿将，曾卒后，实犹健在。甲午之役，躬与军事，至光绪二十二年丙申始卒于山海关差次（时以江西布政使驻山海关办理湘军操防事宜），寿六十有六，赐恤如例，赠太子少保，荫子建祠距曾氏之卒，又六年矣。江氏《趋庭》所闻，疑亦有因，此联如是易顺鼎手笔，或代陈所撰，亦未可知。
其论记马其昶传吴汝纶云：“马通伯作《桐城耆旧传》，于其师吴挚甫云，张廉卿辞莲池书院院长，吴为冀州知州，谒合肥李相，李忧其继。吴曰：‘无若某矣。’李当欣许之，明日，吴即以院长名义拜李。此殆非事实，意欲扬吴，反涉于妄。闻家父云，旧制：藩司初擢巡抚，其见督抚，仍由甬道东角门入，坐官所，然后开暖阁门延之。吴任冀州知州，未交卸前固犹是督抚属吏也，况吴本师事李者乎。”所论甚允。文人纵笔，往往只图写得兴会，遂致乖于事实。马氏文颇谨饬，亦有此失。陈三立评其《抱润轩文集》云：“曾张而后，吴先生之文至矣。然过求壮观，稍涉矜气，作者之不逮吴先生，而淡简天素，或反掩吴先生者，以此也。
环堵私言，敢质诸天下后世。 ”如江氏所云，此作盖亦以过求壮观涉于矜气为累矣。《抱润轩文集》中有《吴先生墓志铭》一文，叙及此节，谓：“任冀州八年，方叙迁，一旦投劾去。
李公留之不可，则处以宾师，聘为莲池书院山长。”较传语为记实，未作张致。（书院主讲，旧称山长，乾隆三十年命改称院长。谕谓：“各省书院延师训课，向有山长之称，名义殊为未协。既曰书院，则主讲席者自应称为院长。 ”俗虽犹沿山长称谓，传志文字以称院长为宜。）
披览江氏此书，介述引申之余，间以管见略有商订，旨在壤流之助，藉副冲怀，非敢过督也。
南斋日记
仁和（今杭县）徐花农（琪），光绪庚辰翰林，颇著文誉，曾在南书房行走。（官至内阁学士，署兵部左侍郎，缘事褫职。以祝嘏赏三品职衔。）有手书日记曰《南斋日记》，凡若干册，卒后自其家流出，散佚不完。余仅获见其第十五（光绪二十五年己亥元旦至二月初九日）、第十九（己亥五月三十日至九月十七日）二册，有关掌故，可资循览，惜不克窥其全也。
己亥正月，徐由司经局洗马迁翰林院侍讲。第十五册是月二十五日云：“……退直回寓，已报至，内阁奉朱笔，圈出‘朱益藩转补翰林院侍读，徐琪补授翰林院侍讲。钦此。’跪聆之下，感愧难名。臣琪到洗马任甫六十四日，又蒙恩擢授斯职，天恩高厚，祖德绵长，感激欢欣，不知所报。惟当益加奋勉，以期无负鸿慈于万一。即日缮具谢恩折，（奏为：“叩谢天恩仰祈圣鉴事：本月二十五日内阁奉朱笔：‘徐琪补授翰林院侍讲。钦此。’跪聆之下，感悚交萦。伏念臣忝侍鹓联，叠承凤诏，班跻洗马，深蒙宠眷之优加。光觐仪鸾，仰荷慈恩之渥沛。东观睹藏书之富，职典群编；南斋增珥笔之辉，宠超常秩。备荷生成之逾格，时惭报称之无由。兹复特焕丹纶，荣颁青琐，玉律正逢夫元月，欣闻温旨之传。璇闱广被夫慈云，赏及从臣之近。抚六经之极博，贵阐真诠；邀九陛之殊施，愈形非分。愧乏涓埃之效，益征高厚之隆，臣惟有勉矢慎勤，力求详洽，溯渊源于伊洛，儒宗励进业之资，侍飏拜于蓬莱。夙夜备论思之献，以冀驽忱之稍竭，用酬鸿贶之频叨。所有微臣感激下忱，谨缮折叩谢天恩，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 ”）……付杨苏拉明日递，发电致曲园师及如皋顾梅卿师。 ……”
二十六日云：“六点钟，常服挂珠，进福华门，杨苏拉折已递，少停坐舟至瀛秀园门候。
适是日景东甫阁学署兵侍，李荫墀前辈署礼侍，三人同至仪鸾殿谢恩。由东甫口奏，臣景沣等叩谢皇太后天恩，各免冠叩头，兴，退出。是日也，慈颜温霁，龙衮辉煌。小臣获拜恩光，真感忭无已也。（按：德宗盖以病未出，《日记》连日言恭阅上脉按也。）……午回寓祀神拜祖先。是日报子赏四十千，内阁道喜十千，又加四千，吏部及各苏拉道喜均有赏。”
二十七日云：“翰林院送知会，请日坛陪祀，答以内廷有差不开送。又请示到任日期，定初二日午刻。……闻到任赏钱二十八千，是日茶房赏四千。”
二月初二日云：“午刻到侍讲任，补褂朝珠，到署门下车，隶入呵道请安。吏人导至清秘堂少坐，更朝服，诣至圣先师前，在阶下行三跪九叩礼（吏人赞拜，鸣钟鼓）。礼毕，至清秘堂，更补褂朝珠，进茶少坐，给吏人等酒资二十八千。随至昌黎祠前，行一跪三叩礼，进屋内。今日系春祭，是以陈设牲醴果品甚多，适于是日展谒，尤见与公文字之契深也。礼毕，即登车。回忆庚辰成进士到署，见读讲至登瀛门皆呵导，心窃艳之。今越二十年，亦蒙君恩超擢是阶，非祖德绵长，曷克臻此。感激之深，当为诗以记。……”侍讲记恩诗：“典数开元纪集贤，（《唐书》：元宗尝选耆儒日一人侍读，置集贤院侍讲学士、侍读直学士，讲读之称始此。）皇朝厘定记冯铨。（我朝顺治元年十一月以大学士冯铨等奏定翰林院为正三品衙门，设读讲各二员。）龙飞创制先三院，（国初天聪十年设国史、秘书、宏文为内三院。顺治元年二月增设三院学士，五月令京师各衙门照旧录用，翰林院之名始定。）鹓侣趋跄溯一员。（明初定翰林院侍讲二人、侍读二人。我朝顺治三年定侍读、侍讲各一员，十五年始设侍读、侍讲各三员，至今犹视此数。）品秩旧从端揆比，（明初设翰林院，为正三品衙门，洪武十四年改为正五品衙门，洪熙元年定凡大学士加三师则为一品，加尚书二品，侍郎三品，若未加升而止系大学士者则仍五品。我朝顺治十五年定翰林院大学士加殿阁衔，设满汉学士各一员，秩正五品，然则明之大学士与国初掌院学士，皆与今讲读品秩相同也。）科名还占状元前。（国初一甲第一名为状元及第，用六品冠服。按：明洪武十八年定侍读、侍讲学士各二人，从五品。侍读、侍讲二人，正六品。我朝顺治十五年定汉侍读学士三员，侍读学士三员，秩从五品，侍读三员，侍讲三员，秩正六品，盖沿明制，知当时服饰正与状元同也。）
彝章恪守先朝范，簪绂辉从乙巳年。（雍正三年乙巳十二月〔年〕晋翰林院侍读、侍讲学士秩从四品，侍读、侍讲秩从五品，今学士读讲品秩皆视此也。）……”入翰林二十年，官至侍讲，感激欣幸，一至于此。（侍讲、洗马均从五品。由洗马迁侍讲，不过循资平转也。其由侍讲转补侍读之朱益藩，为光绪庚寅翰林，徐氏四科十年之后辈。）词曹品级，后经升改。
宣统元年己酉八月定翰林院侍读、侍讲学士均为正四品，侍读、侍讲均为从四品，撰文、秘书郎（均詹事府裁后所设）、修撰均正五品，编修、检讨均从五品。（叶昌炽《缘督庐日记》宣统二年庚戌正月廿二日云：“得凤相函，讲读升级，家居在任一律，可换四品服。即属仲侯购一青金石蓝顶，至瑞记照相馆摄衣冠影。”时叶以开缺侍讲在籍也。凤相谓大学士陆润庠凤石，原官而品秩忽晋，不可谓之升官，惟可谓之官升。清末颇多官升之事。）
第十九册己亥五月三十日记仪鸾殿召见云：“病尚未愈，五点钟策骑入直，家人见病甚，皆阻前往。琪知今日是翰林院直日，必召见，若偷闲不宜，乃扶病策骑，居然尚可支持。至斋稍坐，果命召见。乘舟至瀛秀园门五间房，又稍坐，晤苏子熙宫保军门（元春），一见如旧相识。是日三起：琪第一，苏元春第二，军机第三。有奏事太监导入瀛秀门，将至殿阶，见殿前陈设皆珠兰、茉莉、蕙花之属，盆皆细瓷五彩，香气扑人。中官导前，登殿中阶，启中扉，进殿向东行，见殿中陈设诸花与外同，但盆略小，因召对在即，不敢谛视。趋至东暖阁，有黄纱帘，中官向北面启帘，盖宝座近窗向北坐，臣等由北面上，是以由北启帘也。进暖阁，见近窗设御榻一，皇太后宝座在榻之东，中设一炕桌，皇上宝座在榻之西，前设御案一，案上黄缎罩，臣等履历片置案上。案下设一品垫，正一居正中，垫北有花数盆。臣等非一品不能上垫，乃在垫帝向东南迎皇太后御坐跪。移时皇太后问曰：‘你那里人？’臣对曰：‘臣浙江人。’又问曰：‘那一科进士？’臣对曰：‘臣庚辰科进士。’又问曰：‘浙江年岁多好？’臣对曰：‘是，浙江年岁多好。’又问曰：‘浙江雨水什么多调匀？’臣对曰：‘是，浙江雨水一切多见调匀。’又问曰：‘宁波有水勇，有人说可以练得，究竟如何？’臣对曰：‘宁波水勇亦可练得，然台州民情强悍，似乎台勇比宁波还强，然咸丰年间军务时宁波练绿头兵，亦颇得力。’又问曰：‘那是捻匪时否？’臣未及答，又问曰：‘是粤匪时？’臣对曰：‘是。’又问曰：‘浙江有教案否？’臣对曰：‘浙江教案尚不多，各省教案，全在州县得人，若有洋人来，即时见他，有教案立予讯结，决不致有多事。现在各处教案，总是不肯骤见洋人，平时又不将细情晓喻，于是愚民以无稽之词，或迫于公愤，亦有希图打抢，并非真是义民的。 ’皇太后曰：‘可不是。现在山东、四川各省，俱有教案，总要外头办得好，若闹到里面来，事情就不好办了。”臣对曰：‘是。若闹到里面来，事情就不好办。 ’又问曰：‘近来时事多艰，练兵以外，尚有何策应该举办？’臣对曰：‘方今以练兵为第一要义。练兵以外，惟有理财。
然本朝与前朝不同，从无加赋之名，若理财不得其法，民间即为受累。还是推广蚕桑，其利最溥。’皇太后曰：‘可不是，加赋万不可行。理财之事，地方官办理不得其法，则百姓爱累。 ’臣对曰：‘是。’又问曰：‘浙江多出丝？’臣对曰：‘是。浙江出丝。’又问曰：‘丝是湖州的好？’臣对曰：‘湖州的丝最好。杭州府属海宁州等处出丝亦多好。’又问曰：‘洋人亦来买丝？’臣对曰：‘洋人亦来买丝。伊等买丝必须丝货都齐，价钱欲落之时，始肯来买，是以中国商人，往往多吃其亏。’皇太后曰：‘洋人做生意，他多比中国商人精。’臣对曰：‘是。
中国商人心思赶不上洋人，是以商务多吃他的亏。’皇太后曰：‘正是。即如矿务铁路，亦多不见获利。所延矿师，往往本领不佳，亦寻不出真苗。’臣对曰：‘是。外国开矿，往往于此处安机器，即开至见水，仍复下挖，必见真苗而后止。中国商人安机器，挖至见水无苗，即挪他处，是以所费成本较多而获利转少。况购买机器资本已重，而机器所获之利不能过有速效。’皇太后曰：‘是。机器成本既大，获利却亦甚缓。’臣对曰：‘是。方今时势，若不讲洋务，未免迂阔。然机器等事，实无大利。’又问曰：‘铁路亦不获利，何故？’臣对曰：‘铁路在外洋招商较易，是以获利比中国厚。 ’又问曰：‘浙江农工商局近来亦办得如何？’臣对曰：‘现在浙江经刘树棠竭力整顿，一切当有起色。即如从前养蚕不精，近仿西法，用显微镜先照，将蚕子有毛病者先行挑出，所以近来所养之蚕既好，丝亦较从前漂亮（此二字京中语犹光洁也）。至于兴利之道，如浙江岱山从前出盐，抚臣日派人往收，乃盐出日多而官款不给，于是私枭充彻，仍复无可如何。’皇太后曰：‘可不是。私枭最可恶，他的盐运来比人家好，价钱又贱，是以百姓多贪吃他私盐。’臣对曰：‘是。’对至此，皇太后从容温霁谕臣曰：‘你是近臣，学问又好，方今时事艰难，内而内政应该修明的，外而外政应该举行的，你随时条奏，无不立见施行，无不即行举办。’臣对曰：‘是。臣如有见解，当随时奏闻。 ’皇太后曰：‘你会画？’臣对曰：‘臣学则画画。’皇太后曰：‘多画得好？’臣对曰：‘臣画粗学，平日瞻仰皇太后御笔，实在钦佩。’皇太后曰：‘画就是章法不好安。’臣对曰：‘皇太后御画章法实在好极，臣钦佩十分。 ’皇太后曰：‘今年因事情忙亦不多画，往年节下画得多，你们多有赏。今年画得少，是以多未赏着。’臣对曰：‘是。现在事体比从前多忙。’皇太后又曰：‘我每画一件，多是自己等用，是以临时教你们题。随时要有，你们题得多好，就是多受累。’臣对曰：‘总是皇太后恩典。’皇太后又曰：‘嘉庆、道光年间，南书房多会画，现在有能画有不能画。’臣对曰：‘是。’皇太后又曰：‘你大字匾对多写得好，大字有底子否？’臣对曰：‘没有底子。’皇太后又曰：‘大字搁在桌上瞧得好不算准，总要悬起来看好才是真好。’臣对曰：‘是。’皇太后又曰：‘你平时用什么笔？’臣对曰：‘写福方等字用棕笔，若写蜡笺还用羊毫。’皇太后曰：‘棕笔不大好使，还是羊毫转侧处见得圆润。’臣对曰：‘是。’皇太后又问曰：‘你多少岁？’臣对曰：‘臣年四十二岁。’问至此，稍停，顾皇上曰：‘皇帝还有问的问问。’皇上曰：‘你天天进里头来？’臣对曰：‘是。臣天天进里头当差。’皇上又曰：‘衙门里还常去？’臣对曰：‘衙门事情不多，有知会来就去。’皇太后曰：‘翰林院那边事简？’臣对曰：‘是。翰林院事简，有内廷差，署中即不常到。’皇太后又问曰：‘侍讲几员？侍读几员？’臣对曰：‘汉侍讲三员，侍读三员。 ’臣因奏皇上曰：‘近圣躬服药多见好？’皇上曰：‘天天脉按，你多瞧了。’臣对曰：‘是。脉按臣瞧了。’对至此，臣思问话已多，稍跪凝神，待垂问或命起来。皇太后从容曰：‘那没你。’若曰‘那没你还是先下去’，下半语未出口，‘那没你’者，此优待近臣，不欲令遽出，而时以不早不能不出，乃含意曰‘那没你’。从前皇上垂问，至问毕时亦如此。臣领会，瞻仰天颜，见不向下问，即起立向西北退出一二步，已近帘，以右手托帘，左足先出，仍以面迎上，右足先出，一转侧便以背向上，大不敬。左足既出，然后上半身轻轻闪出，以右手将帘放下，然后右足随出，若有神助。中官在阶下候，臣仍出中扉，即向东趋而南，出瀛秀园门，仍乘舟至斋。是日琪以病躯，幸未陨越，且垂询至四刻余之久，天语屡褒，皆托祖福庇，遗泽绵长，始克臻此。谨详录垂询奏对之词于此，以志欣感。”徐氏时官翰林院侍读，所记是日召对情事甚详。虽若无关宏旨，而颇耐寻味。其时则正在戊戌政变后一年而庚子乱作前一年也，义和拳之仇外，动机由于民教恶感，所谓教案，其先导也。孝钦殷殷以教案之多与不好办为虑，情见乎词，盖事态已渐臻严重矣。
徐氏旋擢右春坊右庶子，力疾入内谢恩。六月初一日云：“因昨日召对跪久，疾又剧，不能入直，与同事言明，未乞假，自此至初十日皆未入直也。 ”（按：十一日至十三日，日记均言未入直，病未痊也。）十四日云：“未入直。报子来，知奉朱笔：‘徐琪补授右春坊右庶子，钦此。’自惟谫陋，前日仰蒙召对，未及半月，又荷超擢，君恩祖德，不知所酬，明日当扶病陈谢。……詹事府及各处道喜人来，赏给与前同。”
十五日云：“五点钟起，病甚，行一步即腿痛，因坐而着衣履，令二人扶至厅事，家人又阻之。琪曰：‘假使出军临阵，岂亦畏此耶？’因奋臂上马，奇极，一上马便不痛。行至宣武门，因数日不进食，眼花气促，乃就一肆中少息，然后骑。再骑至灵清宫，坐一大石上又息，再骑始至福华门。二内监扶掖至舟，登岸。至斋，又少坐。再登舟，至瀛秀门前，晤立豫甫侍郎。稍停，传宣。两内侍犹掖琪，至秀瀛门，琪令其勿扶。趋入，至仪鸾殿前。时皇太后已升殿，御坐仍在中扉。琪望见天颜，即免冠口奏：‘臣徐琪叩谢皇太后天恩。’奏毕碰头，兴，退出，平适如未病时。内监见之，皆曰：‘妙极，真如未病也。’晤军机王公，仍登舟至斋，又小坐，然后出福华，仍策马回寓。今日之谢恩也，实不能出门户，而竟策骑来往，且跪奏如仪，皆由恩光照曜祖德神佛保佑所致，欣感之深，益加勉励。抵家日已晡，病又剧矣。谢恩折录后……：奏为恭谢天恩仰祈圣鉴事：本月十四日内阁奉朱笔：徐琪补授右春坊右庶子，钦此。跪聆之下，欣感莫名。伏念臣忝侍金坡〔？〕，屡承珠 ，词林讽诵。
方跻侍读之阶，香案趋依，又备书思之职，荷叠颁夫露诏。愧未效夫涓忱，兹复仰沐纶言，特超坊秩。兹恩渥霈，贵逾中护之称；温旨频加，选拟承华之重。宠荣益厚，报称尤难。臣学逊颜含，才惭荀纬，清要之班叨窃，疏庸之惕弥深。惟有版籍详稽，冀勉竭驽愚之末。冰渊倍懔，庶稍酬鸿贶之隆，所有微臣感激下忱，谨缮折叩谢天恩，伏乞皇太后皇上圣鉴。谨奏。’……”侍读迁右庶子，亦依阶平晋，未为峻擢，而力疾策骑，趋谢帘前，其感恩忘病，一时大有俗所谓人逢喜事精神爽者然，所记情态若揭。至以入朝谢恩方之出军临阵，儒臣之设喻亦颇奇。咸丰军兴时，以文职领军之唐训方（道光庚子举人），在湘军名将中，亦一儒将，于《从征十六图》自记扶病鏖战云：“战危事也，病危机也，孔子慎之。至病与交战交危，存亡呼吸，匪系一身，不慎，有济乎。江右义宁州有山曰鸡鸣，盘郁雄奇，负城而壁立，其左曰凤凰，亦倚拔。贼陷州，分据之。五年秋，率师往剿，次乾坑（离城四十里），贼数迎战，败之。抵鸡鸣山麓，忽病。贼初怯余锐，至是瞰兵少，殊易余。余度其无戒心也，趣战，誓以身先，诸将劝少休，余曰：‘君等犯矢石，余忍息床褥哉？’遂强起怒跃，族子副将子云（敏兴）扶而驰之。时病热，面目若火炙，诸将谓余杀气郁勃，争奋呼蹑壁，若数百猿猱，腾踔而上。贼惊愕披靡，颠崖坠壑者相枕藉。于是乘锐夺鸡鸣凤凰山，复州城。嗣州人于其始至地，立石书‘唐公胜处’，感托命与？眷舍生与？未敢知。嗟夫，世非无沥血誓师，冀戡大乱，而见危气沮，藉云持重，顾谨慎如武乡，至食少而仍冒危难，何也。”此真出军临阵也，韩超（道光甲午副贡生）以文职在黔著武勋，又一儒将也。其幕客空六居士为撰《独山平匪记》（咸丰四年事）有云：“……起身之日，率精勇八十人，至关庙行祃礼，叩拜毕，祝曰：‘韩超此去，不怕死，只怕病，病则难办事矣。愿帝君保佑不病，以救万民。’说到难办事句，双泪俱下。户外众勇，闻而感动，齐声高叫曰：‘我等皆愿与公同死。’喊杀而出。”则一出军临阵而怕病者，各见壮概，与徐记合看，亦学有致。
记太常仙蝶，七月十九日云：“退直，至池边，太常仙蝶又见于石上，与五月间所见同。 “
二十一日云：“私念前日见仙蝶，今日或再见。因至御园六月菊上访之，四仙并出：一黄质黑章，即相传左翅有缺者；一黄质微红，有金翠茸，即裕寿田前辈家所见者；一翅中有二翠茸，即陶然亭见者；一外面亦有黄红翠三色，均四蹐二须，须冠二珠如枣形，真仙人也。
徐叔鸿方伯扶乩，谓是四仙，今日所见正合。……”
二十二日云：“御园又见仙蝶，有一甚大，白质而黑章，其白缕皆如菊花形，飞时则黑章成翠色，白质成淡绿色，二面透光，望之如玻璃镜，琪梦中见遍身珠玑者，与此正合。大可五寸，盖实罗浮仙种乘云到此，与太常仙翁合而为一也。连日屡有仙贶，不可无诗，当拈韵以记也。”
二十九日云：“此数日中仙蝶皆时来。或一，或二，或三四。其蝶使有白色者，有淡黄者，白者恒见，淡黄者亦罕有也。”
八月十二日云：“今日仙翁又来，一黄质黑章，一黄质微绿，具元白二色章采，皆立久不去，神迹也。”
二十六日云：“太常仙蝶屡至西苑，今日又叠见之，因成四诗，录后。连日晓直西苑，屡见太常仙蝶，谨记以诗：‘宣南五处见仙踪，（仙翁之来，先于莲花寺二见，寿蘅师处三四见，江亭一见，云山别墅二见，虎坊桥寓庐又一见。）城北元灯结瑞重。（裕寿田前辈住城北，前年试灯日，仙集于庭，寿蘅师命琪前往写影，赐诗有‘北郭于田大捷回”句，并绘《踏雪传真图》。）已助天衢韶景丽，况承太液渥恩浓。……元老昨才编画史，可知应瑞出孚诚。（寿蘅师辑遇仙诸瑞，介弟叔鸿方伯题曰《应瑞孚诚集》。）……九陛天章在霄汉，（高庙有《御题仙蝶诗》。）满身云气点珠玑。（前年余梦见一蝶，大迳五寸，满身皆缀珠玑。及见裕寿田前辈家一仙，皆有玉章，与梦正合，今日所见又同。）……芝草生时根并托，（今年琪庭中又生芝草。）木樨香里菊初新。（御圃中六月菊一望如锦。）丹青尺寸夸摹写，（前贤屡有图绘。）
扶翼须知翅若轮。’（相传仙翁冲霄而舞，其翅渐大，有若车轮。）己亥秋八月，徐琪初稿。 “
太常仙蝶旧时盛传于士大夫间，屡见记载，歌咏相属，徐氏所记，亦其伦也。醒醉生（汪康年）《庄谐选录》卷八云：“长沙某尚书，平居专敬太常仙蝶，时瞻空想望，辄拜稽延伫。一日有仆言仙蝶降其家，尚书亟衣冠往视，见一蝶栩栩然，果仙蝶也。因即迎回宅，招诸门生，共尸祝之，且觞咏累日。又谓仙蝶能饮，因竞濡以酒，蝶困惫既剧，遂奄然化去，或曰是尸解矣。尚书则制紫檀小匣，藏其遗蜕，拟题其上曰‘太常仙蝶’。一门生杭人某独争曰：‘如此是仍以蝶视之也，宜书曰太常蝶仙。’尚书曰：‘不可。吾恭读高宗纯皇帝御制诗集，实称太常仙蝶，祖训不可不遵。’乃如旧书之而瘗诸隙地焉（以俟录）。”语气涉谑。长沙某尚书盖即指徐树铭寿蘅，门生杭人某似亦即谓徐琪。
记孝钦祷雨。八月二十一日云：“慈圣因秋来少雨，宫中设坛祈祷，命琪为求雨文，命吴士鉴书，用黄绫面黄纸红里折，较平时贺折宽约三分长约一寸，即日撰书呈进。 ”文录后：“维光绪二十五年岁次己亥八月日，臣那拉氏率子臣敬祭于昊天上帝曰：时届西成，纳稼昐丰年之瑞；情殷东作，深耕期沃土之滋。乃秋旸倍见夫炎蒸，而甘澍未邀夫滂霈，惟天心之可格，实臣念之弥虔。爰竭丹忱，吁求苍昊。伏愿广施膏泽，渥溉祥霖，俾二麦之怀新，良苗可种；锡四郊而普润，嘉谷咸登。赖仁爱之潜孚，庶蒸黎之悉慰。仰祈昭格，用荐馨香，不胜祷切待命之至，谨奏。”
二十二日云：“闻昨撰拟求雨文，已邀慈览，即日在仪鸾殿西设坛祈祷。慈圣为民请命，至诚所感，当日即大霈甘霖也。”
九月初三日云：“慈圣因连日未得雨，诚祈益笃。闻今日邯郸铁牌可到京，奉之西安门内大光明殿，将来得雨后铸金牌报之。金牌不能存寺中，则存直隶藩库，由藩库更铸铁牌存寺也。闻平时金牌用黄金二百四十两，此次慈圣命增七十两，则须重三百十两。今年金价昂，每金一两易银三十七两，则一牌之金实直银万余两也。国家重念民生，不惜内帑之报，实亘古所罕。晚风云四合，得微雨，农心稍慰。”
初四日云：“慈圣又命为祈雨文，即日撰书恭进。”文录后：“维光绪二十五年岁次己亥九月日。臣率子臣敬祭于昊天上帝曰：秋将深矣，渐凝露之为霜，天必鉴之。何密云而不雨，诚悃已通于霄汉，恩膏亟昐夫滂沱。是用再竭微忱，仰祈福佑。昔殷汤以六事请祷，深有儆于藐躬；春秋书三日为霖，实全资夫昊眷。所望醴泉涌注，渥泽咸敷。润遍邦畿，百谷荷生成之德；欢腾场圃，万家蒙涵育之仁。庶几晚岁之告丰，咸赖穹慈之普济。谨奏。”
十四日云：“因连日祈雨未得，又奉懿旨命撰求雨文，即日撰书进。”文录后：“维光绪二十有五年岁次己亥九月日，臣那拉氏率子臣敬祭于昊天上帝曰：呼吁兼旬，早达圆穹之听；耕耘千亩，群思晚岁之登。乃绿畴深盼夫怀新，而赤地未占夫破块。九霄延跂，亟赖恩膏；五夜通诚，再申祈祷。伏愿神功溥惠，昊贶垂慈，消沴气于恒风，霈生机于甘澍。式敷虔悃，冀顿解乎蕴隆；俯鉴愚忱，定仰邀夫仁爱。不胜急切待命之至。谨奏。”
深宫祷雨，无论其效如何，要本乎重农之意。金梁《四朝佚闻》云：“光绪三年，迭谕筹赈山西旱灾。”刘《续通考》（按：刘锦藻《皇朝续文献通考》也）原按：“晋豫亢旱，朝廷恩施叠霈，下诏责躬，至有‘上天降罚何不移于宫廷’之语，闻两宫皇太后率皇上露祷，长跽历三四时之久，仰望星月皎然，至于恸哭。向例祈雨疏文，由翰林院撰进，此次特命南书房恭拟，辞意迫切，不让桑林。具名称‘臣某某氏率子男某某’，亦创举也。”前例可资印证。（‘子男’二字，当以徐记子臣为是。）关于邯郸铁牌，徐氏所记，亦属一种小掌故。董恂《自订还读我书室年谱》同治九年庚午云：“六月初七日，先是以祈雨由总理署函致曾涤生通侯（时以大学士官直隶总督），请铁牌于邯郸，至是得雨深透，赴都城隍庙恭送铁牌。 “
时董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也。总署以办理外交而设，而乃旁及乎斯，亦奇，因缀录之。
陈夔龙官河南巡抚时，曾以祈雪而隔省请铁牌于邯郸。其《梦蕉亭杂记》卷二道其情事云：“光绪甲辰冬，中州苦旱，大河南北数千里，望雪孔殷。余率司道府县，设坛虔诚祈祷，消息寂然。时已仲冬，春麦亟须布种，尤切焦盼。忆前署京兆，亲见本任王府尹培佑奉命至邯郸县龙井恭请铁牌到京，越日即降大雨，成效昭著。当派道府大员虔诣直隶邯郸县恭请铁牌。
维时文武寅僚，佥谓隔省祈祷，豫中向无办过成案，意在阻止此行。余谓天人一理，罔分畛域，但求精诚之感召，何必例案之拘牵。仅用一纸公文，咨行直督备查。时则京汉火车已经合轨，往来甚便，铁牌请到之日，于渡黄河南岸后，距省约十余里，祥符令驿马来报，于夜戌时入城，应先往龙神庙恭候。余出署时，默观天象，第觉微云点缀，淡月朦胧。私念天色如此，恐难立霈祥霙，讵舆甫至庙门，朔风扑面，异常栗冽，嗣将铁牌恭奉神龛，率属行礼讫，已有薄片雪花，纷披满地，众皆惊异。由夜达旦，历一日许，雪厚八寸余，四野沾足，人心为之欢忭。越日谢降，余率襄祀各寅僚，咸集二曾祠瓣香楼，公宴赏雪，赋诗纪事。诗载松寿堂《大梁集》中，赓和者廿余人。曾书楷刊石，嵌于祠之石壁，以留雪爪。”极言铁牌之灵异，亦可供铁牌故事之谈佐。
宦游纪略
嘉庆间，贵筑（今贵阳）高廷瑶（字青书）以举人官通判，洊擢知府，历安徽、广西、广东三省，有循干之誉。所著《宦游纪略》二卷，自叙宦迹，颇可观，尤足供治学者之参考。
余所见凡两种版本，一为刻本，署“桐乡严锡康重刊”，弁以“胡文忠公致前贵州荔波县知县严伯雅太守（锡康）手书（公时官贵州候补道补授黎平府知府） ”，有序六：咸丰十一年辛酉孟春前贵州学政翰林院编修鲍源深，咸丰十一年辛酉季冬前署贵州按察使后学沈西序，前漕运总督愚侄朱树，（咸丰己未）十二月既望候选知县世愚侄莫友芝，云阳县训导前署广西柳州府融县知县后学李咸若，同治元年壬戌季春顺天府尹侄婿石赞清。一为排印本，署“安徽印刷局印”，有序四：（滇刻《宦游纪略》序）光绪二十年甲午秋九月滇黔使者仁和王文韶，和州鲍源深（文与严刻本不尽同，盖一稿而经修改者），十二月既望独山莫友芝（文与严刻本同），监利王柏心。跋一：门下士李锦云。两本均就上下卷分为二册，严刻本各篇多附列评语，署受业侯金楷或晚学生方恒泰。又有眉批，或即出严锡康乎？（严刻本，余仅见上册，字句与皖本有不同处，大体无殊，下所引据皖本。）
同通（同治通判）之官，专厅守土者，与州县相若，其仅为府佐者，闲曹也。对府属州县，虽亦在长官之列，而州县初不禀命，谑者谓同知曰点头大老爷，通判曰摇头大老爷，盖于州县偶以公事相启白，点头示不敢持异议，摇头示不敢表意见也。通判秩正六，而知州秩从五，通判可升知州，故又有“升到卑职”之谑。（汪康年《庄谐选录》卷五云：“国朝官制：知州于通判为属员，公事须用申文，而通判又可升为知州。故为知州者，常意轻通判，而称谓之间，又不得不稍自抑。尝有知州与通判争事，曰：‘俟汝升至卑职时，便知此事难处。 ’”
此为相传之谐谈。据余所闻，知州之语，为“等大老爷升到卑职的时候，才知道卑职的难处”，尤为得神。州县旧称同通为大老爷，后多改称宪台，至卑职之称，乃同通州县对长官所通用。
清末各省始多废此称，改令自称其官，如知州即自称知州之类。）世之谈官场故事者，对于同通闲曹，率不置意，而如高氏所记，则以地位较尊之故，亦非全无关系也。本书卷上记嘉庆七年官安徽庐州府通判事云：“余在庐州府通判任，仅七日耳。有三事焉。到任之次日，府县校官来见，佥称府学生员某，为其子求拜门墙，愿送贽仪三百两。余曰：‘我是来作官，不是来教学也。伊有三百金，仅可请一名师，何用余为？’其意不过欲结官长，为出入衙门地步，收此三百金，将来听其父子使唤，伊于胡底，辞焉。后访此生极健讼，官长与往来者，多为所累，稍不慎，即堕其术中矣。一日司阍某仆，持一呈进，禀称有人在途拾得二百串钱票一纸，求存案。余曰：‘得遗失物，应赴县呈明，何必来此？’某仆曰：‘伊有话面禀。 ’余见之。其人恳将票发钱店取钱，留以充公，伊则听凭赏赐。余曰：‘失票人必至钱店挂失票，尔何不持此票至钱店，俟其来将票还之，伊必以尔为盛德人，或酬尔一二十千，未可知也。若我取来与尔瓜分，是我为窝家，与尔同伙作贼矣，官可作贼乎？’将其呈发还。又一日，书役二十余人，联名禀讦皂隶某为子纳粟入监，谓其名尚在卯册，每月轮值，皆以佣赀倩人应役，己则自贩稻谷，由庐之三河镇运往苏州，三十年中居积至二三十万，合肥县前高闳厚垣者，即其宅也。某仆亦密言主人方谋迎眷，苦无费，此等事虽万千取庸何伤。余笑曰：‘诺。’立传某父子诘问。某年已七十余，其子年近四旬，未顶戴，父子咸伏地叩头，恐惧不能出一言。余问尔皂隶乎，为子纳监乎。则又叩头曰：‘死罪死罪。’问其子何不顶戴，曰：‘不敢。’余曰：‘尔父子有志向上，特误于不谙成例耳。尔若为盗为娼，有玷民籍，我必不容。若为子纳监，是立志为好人，何不可之有？况挂名役籍以避烦重差徭者，比比皆是，今尔既未执皂隶之役，亦犹之未充皂隶。不除容名，一误也；不许纳监，必再误矣。官之一念，使人数世蒙耻，其可乎？凡事贵核实而得情者，此类是也。’遂命其子顶戴。后取卯册至，除其父空名，钤印而示之，父子相率拜谢去。一时堂上书役相顾骇愕。余晓之曰：‘何识之褊也。见人略有好处，便生嫉妒心。尔曹中有似此空名挂役，能如其向上而不得自脱于籍者，可悉告，亦将为尔除之，尚愿尔曹人人如是也，何讦焉？’时郡守为福建张曲园先生，合肥令为阳湖左杏庄，后官至湖南抚军。杏庄闻之，告曲园曰：‘新来通守，举动出人意表，有见识，有操守，非常人比也。’因言此三事。曲园为人素简傲，即日命舆过访，礼貌有加，杏庄亦从此为知己。某仆者，京师某所荐也。余谓之曰：‘尔随我不相宜，给尔盘费，归投旧主可也。’由此三事观之，官闲曹稍不自爱，而又有若辈指使之，寡廉鲜耻，将无所不至矣，可畏也夫。至七日札调接解淮安饷赴鄂，自此离庐郡矣。”闲官数日，居然有以自见。
又卷下云：“宋东田之子（名灼），以入赀得通判。来见，求给一冠一补服，取衣钵相传意也。请曰：‘先生服官上信下孚，行一事无人不慕，断一狱无人不服。某随父任在皖二十年，更未见有如先生者，此中必有道焉，愿受教。’余曰：‘善哉问。余自愧知识短浅，何以副此问也。虽然，不敢不以所身历者告：大要不过小心谨慎而已。余官通判久矣，深知其难，请先言其当戒者三：一自大，二多事，三卑鄙。通判与知府体虽平行，而分位县殊，州县视通判亦如长官礼，今俗通称之曰大老爷，然其心不悦也。必躬自谦抑，友而敬之，知府则当尽僚佐之礼以事之，庶几相安。若侈然自大，是将众不为礼，孑然一身，进退维谷矣。知府未有不重视州县而重视通判者也，州县亦未有敬事通判如敬事知府者也，则自大之当戒也。
通判缺多苦，要能守分安贫。如见知府之尊荣，州县之利禄，薰心肆欲，擅理词讼，赃私累累，一旦事发，或告赃，或酿命，一败不可收拾。见府县则昏夜乞怜，曲全了事，辱莫大焉。
官声由此玷，终身无进境矣，此之谓多事。次当戒卑鄙，通判缺虽苦，事事节俭，毋养闲人，毋为无益之费，如居家然，一切服食器具，朴质无华，取给用而已。若事事求奢，必事事过费，过费必不足于用，不能不有求于人。乞粟贷金，人将厌之。久且不应，愈以增累，所得几何，而所丧实多，此卑鄙之尤不可不戒也。诚能循分尽职，有识力，有操守，正己无失，郁久必彰，遇上官委办事件，尽心尽力，必求妥协，立定主意，洁己奉公，勘破此关，则得其大半矣。钱则有所不取，事则无所不办，群相倚重，声誉益增。有要事，上官必曰非某不能办，僚友士民亦曰非某不能办。上官既优待有加礼，府厅咸来商质，州县则麇至求教，视从前之萧索，又是一番景象矣。至此仍必愈加谦抑，勉为大器，行见蒸蒸日上，岂通判所能限乎？若夫谨言慎行，留心政体，则无论典守何职，皆宜服膺，又不仅为通判言矣。’宋曰：‘谨闻命。’后闻其分发湖北，官声卓然。予喜曰：‘此君其有味乎予言哉。’”详言此官之地位及应如何自处，可合看。
卷上记接解淮安饷银赴鄂事云：“余于九月初二到任，初九日即调接解淮安饷银十万赴湖北交纳。先是，江苏盐经历薛某解至安徽桐城地方，失去九十二号一鞘，至下站查出，故委余接解。余至省，藩库将银补足，眼同弹兑。余见方伯曰：“见在九十二号某眼见装银入鞘，其余概系薛经历自淮安解来，鞘内是否银两及平色高下，某未由得知。其鞘见存潜山县，离省只八十里，恳提来省劈鞘另兑。某乃赤贫士，设有舛错，无力赔缴也。’方伯以为拘执，首府亦以不必烦琐为辞。余又力求方伯，银不另兑，恳发封条九十九张，将原鞘封固。接解官所解者九十二号是在皖省新装银，其九十九鞘是淮安原鞘。如原鞘有失，惟接解官是问。
如鞘中傥非银两及平色不足，惟原解官是问，可免将来推诿。方伯又不准，催促即日起程。
余次日至潜山县，订一册，钤县印，将九十九鞘一一过称，某鞘重若干斤，详注册中，发通禀立案而后行。至湖北谒同抚军，问曰：‘足下接解此银，鞘中皆银乎？平色足乎？’余以在安徽屡求不准及通禀立案缘由禀知，并将禀稿清册呈阅。抚军细阅之，曰：‘如此可无虑矣。’弹收幸无差错。差竣回皖，寅好告曰：‘前通禀到时，两司及首府均以为事出冒昧，抚军则曰，此人办事真结实可靠，大嘉奖，浮言始息。 ’抚军姓王名汝璧，号镇之，四川进士。 “
虽若过于迂执，而干系过重，谨慎可免后患，观之可增阅历。
潘世恩《思补斋笔记》卷七（《管闻》）云：“宫保尚书李书年前辈奕畴，乾隆庚子翰林。
陈臬安徽时，有霍山县民某以事至妇翁家留宿，是日与妇共食，适有人从门外招之出，数日不反，迹之不得。其父至妇家诘讯，以实告，疑有别情，鸣诸官。县令亦疑之，拘其妇，严刑拷讯，遂诬认与雇工人有奸，同谋毙命。狱成，亟请于公，求速结。公曰：‘人命至重，天道难欺，今尸身未获，案情未确，而欲草率了事，于心安乎？’案悬未结。逾年其夫妇，言是日正食时，其友招之出，问曰：‘有货物一挑，从某至某，可得百钱，汝愿行乎？’曰：‘可。’自是每日以此为业，颇有赢余，近始归里，急投县供明，事遂得释。向从县令言，则两人同抱不白之冤于地下矣。公时年六旬，尚未有子，嗣后连举六男，长子铭皖，予庚子（按：此谓道光二十年庚子）会试所得士。今春公九十寿，铭皖乞假归祝，还京来谒，言公康健如壮盛时，盖阴德之报云。书之以告世之司刑者。”略述案情，推李氏耆福之由，颂其阴德。而阅高氏此书，记此谳经过颇详，盖深赖高力也。卷上云：“嘉庆十二年，安徽霍丘县招解民妇范顾氏商同奸夫杨三等谋死亲夫烧尸灭迹一案，连血衣残骨凶器招解到司。廉访李书年先生，恐有冤抑，驳提尸亲证佐到省，委余与某令研讯，各供相符。廉访隔屏谛听，曰：‘供情似真矣。’某令曰：‘供情结实，衣骨凶器确凿，案不错。 ’余曰：‘伪也。’廉访曰：‘何以知之？’余曰：‘范寿子赘于岳家，正月十三夜同妻母弟诸人出观灯，灯散回家。乡间虽无更鼓，应有二更时分矣。又他往斗牌返，自己三更矣。返后范顾氏与杨三及母弟诸人商定，各持械将范寿子凶殴致死，自己四更矣。又将尸支解，煮成肉汁，捞骨烧灰，然后弃埋漫地。人肉未经煮过，猪肉则所常食，每烹煮必须一二时方熟，若要熬成肉汁，非昼夜不能。四更至五更，为时几何？此不确之大端也。况范顾氏母家住居集中，前后左右，各有紧贴邻舍，死者被殴，岂无声息，焚骨臭味，岂无见闻，此理之易明而事之所必无者也。’时已交三鼓，廉访曰：‘明日再细心鞫之。’次日复讯，某令请病假不来，余先唤尸父至前，曰：‘汝媳罪拟凌迟，杨三斩决，媳母媳弟及雇工三人皆拟绞候，冤乎不冤？’尸父曰：‘无冤。’余曰：‘汝媳与诸人正法后，设汝子出，则五人之命应汝抵偿，汝愿具结乎？’尸父曰：‘我止告子赘不归，所有因奸谋死之情，乃官审定，与我何干？’余将全案一一研讯，俱如昨供：打死后砍成八块，肉煮化了，骨烧了，尚存零碎骨数块可据，天衣无缝，欲雪无从。余沉吟久之，因案关五命，哀矜之心不觉见于颜色。范顾氏及其弟顾三麻子忽然叫冤。余曰：‘寿子之尸地方官详辨是煮了烧了，今日寿子若是尚在，固可伸冤。即使已死，或是全尸，亦可从此根究。今日既不知尸身所在，尔曹又未供有别故，何以见得冤？’顾三麻子曰：‘地保同犯人一路来省，他说此案实在冤枉。’余曰：‘地保昨日审过，如有冤枉，岂不供出？’佥曰：‘解差再三谆嘱，按察司衙门审案，如有翻供者，就夹一夹棍，因此地保不敢直说。’即提地保问曰：‘此案是官访闻？是尸亲告发？’地保曰：‘是尸父四月初来县告状，官差头役李遥协同小人查访。’余曰：‘访得如何？”地保神色惊惧，嗫嚅不言。掌责之，地保曰：‘小人实供：五月初十外，小人同李遥查至寿子姨父陈大凤家。大凤外出，伊妻说寿子十五来拜年，指厢房云，在这间房宿，十六吃早饭方去。’余曰：‘此等情节，如何不禀官？’答云：‘未见官，是以未禀。不知李遥已禀否。’提李遥问之，地保谓李遥曰：‘这里审案，不比府县，我已将访得实情供了。’李遥所供无异，余曰：‘汝禀官否？’李遥曰：‘小人查访回时，捕衙官已问成煮了烧了，官未见面，是以未禀。 ’提杨三问之，供曰：‘犯人实未杀死范寿子，因捕衙官问犯人要尸，犯人何处寻得尸来？熬刑不过，乱供数处，第一次起不出尸来，鞭背二百，第二次鞭一百，第三次夹一夹棍。犯人没法，就供说尸是砍成八块煮了烧了。’余曰：‘汝一人诬服，顾氏诸人何亦诬服？’顾氏乃与众人佥供熬刑不过，是以诬服。寿子既十五尚在，十三之未死可知，禀提陈大凤到省，讯之果确。遂逐层驳诘，按名细讯，原审情节，尽属子虚。诘其血衣、凶械、残骨从何而来，原役云：‘因官比急，始令杨三诸人家属用猪血染衣，取家中刀锤及荒冢内朽骨，送官作据耳。’余复于廉访，将五犯提禁保候，饬县确查范寿子踪迹。此嘉庆十二年十月事。十三年十二月，范寿子自河南回，而五人之奇冤始雪。
呜呼，原告只因伊子久赘不归，呈追下落，而县令性耽安逸，辄烦典史代劳，以致酷刑锻炼，逼认重情。招解过府，不过略问一堂，依样招转，几致良民五命负屈夜台。可见鞫狱不可徒事刑求，微员不足专任要件，而于无尸可验之案，尤应慎益加慎矣。再委员往提时，霍丘令已撤任，委陈令往署，案虽讯有端倪，府县大不输服，啧有烦言。余谓署任陈令曰：‘寿子一案，一日不了，为足下一日之累，不可不密为防范。设府县嘱陈大凤等不认，将奈之何？君到县，将各证交委员起身后，传陈大凤之妻，取一结实口供，专人送来，使不能翻异。此事宜密，不可泄漏。’陈令然之。越十数日，接陈令来禀云：‘陈大凤之妻已传问明白，寿子十五在他家宿，十六吃早饭而后去，并该氏口供一纸呈阅。’云云。余阅毕存之。后数日，委员解大凤到省提讯，供云：正月十五寿子实未到伊家。出示伊妻供，始无词。问其何以不认，供云：‘本府嘱云，若认寿子十五在他家住，则此案无出路，故嘱无认。’设使无伊妻之供，则案情又不能得矣。甘心杀人而不顾天理，忍乎哉，忍乎哉！再寿子归来，霍丘县适到省。是日除夕，颍州守亦在省，各有司佥至抚署庆岁，抚军曰：‘今日本不欲见诸君，因范寿子已回，不得不见。向非高别驾细心研鞫，力平此狱，则五人已伏法，今日将何以处，诸君尚得晏然卒岁耶。’又顾颍州守谓曰：‘君前此退有后言，今寿子死耶未耶？’某守长跪请罪。抚军又言：‘乾隆间苏州一案，与此相类。有舆夫左脚大指骈生，共六指，肩舆度日，出门两月余矣。一日水漂一尸沙滩上，左脚大指亦骈，地保告其妻视之，皮肉皆化而六指宛然，妻误以为其夫也。官审为恋奸推夫堕水，照例正法。后数日，其夫归，邻里以为白日见鬼，皆走避之。其人曰：‘日正午，何以有鬼？我人也，非鬼也。’众告以数日前其妻凌迟、奸夫斩决之故，其人号哭至县署击鼓鸣冤。府县地保问抵，抚臬遣戍。此二命以三命抵之，今五命如何抵法？’某守面色如灰，各官骇然，余亦心胆惊破矣。”个中曲折， 缕悉具，且霍丘而非霍山（霍丘属颍州府，霍山则属六安直隶州），几以冤死者亦不仅两人也。特范寿子因何赴豫，而其行不使人知，高氏何未叙及乎？篇末侯金楷附注云：“此案向闻之李书年尚书，谓余作安徽廉访时，昭雪范顾氏一案，全藉高别驾一人之力，皖民以高青天呼之，固宜。至同时委审之某明府，余庚子同年也，而于此案转多方规避，不副所望，至今不能无撼也。今得读此篇，因并志李公语，门下士侯金楷谨识。 ”（皖本未录诸评，惟此篇亦缀侯注。）
是李亦归功高氏焉。与霍丘事情节相类之案，忆他书尚有记之者，一时不及检查，惟李慈铭《与樊增祥书》有云：“颇闻己巳、庚午间，直隶有夫外出，不告其家人，或控妇杀其夫。
时曾文正为总督，太仓钱中丞为臬司，竟磔其妇。越三年而其夫妇，官吏猲制之，不得白。 “
语焉不详，盖仅属一种传闻，似未必果有事实根据。
卷下记设法援助宣城故令事云：“宣城令陈君（名受培，湖北江夏人），在任病故，接署之员以亏缺仓库银十七万两揭报。抚军骇异，并以本管知府近在同城，毫无觉察，即欲具折参奏，有檄余接署府篆之议。时余晋谒，因进言曰：‘虽据禀揭，但实在亏短之数，尚未核实，与其先参后查，莫若先查后参。’抚军允之，即令藩司下札委余前往查封。余驰诣宁郡，会同太守锺君（名英），密赴县署，见二堂旁屋楹悬喜联，询知系新婿入赘，余急曰：‘此甥馆也，乌可波及？’命从人毋惊扰，随入上房查点。除亲属男妇辈随身衣服外，查封入册者，估计不值三百金。其子年仅十四五，匍伏庭前，泣请援命，目睹惨状，交相惋悼。因为之调齐卷簿，彻底清查。除可报销请领者，实亏银四万余两，在管事家丁及经管书吏名下追缴银九千有奇，余则均系因公挪用，毫无着落。余思数逾三万，实难弥缝，且连及本府同干例议，踌躇再三，因谓太守曰：‘属员亏空，知府例赔六分，君既未能查察于前，又不据实揭报于后。今人亡事败，处分固所不免，而勒限分赔，更例所应然，曷不乘此未经参奏，先同赴省认赔，分限缴补，则万事俱可冰释。夫同一赔也，而一则严干部议，一则保全功名。是非为陈计，实为君计，深思计孰得？’太守唯唯，洎酒阑将寝，又谓曰：‘大府濡笔以待，不容缓。余明日行矣，果否请决于此夕。’诘旦，太守出曰：‘细味公言，真笃诚君子也。为谋良是，请即偕行。’余思公款既有着落，或可仰邀宽恤，惟寡妇孤儿，如何归里，自愧宦囊羞涩，不得不慷他人之慨也。因佯谓太守曰：‘委员奉差，地主当为尽情，必得白金三百见赠乃可。’太守如数送出。余故令家人开封检兑无差，置几案间，复谓曰：‘今既不署府篆，此数实不足用，可复增二百。’维时不独太守诧异，即伺列仆从，亦无不互相惊讶。余故更为催逼，太守不得已，复如数补送。余始告之曰：‘高某虽系穷通判，几曾见出差而收人馈送乎？君既肯以数万金保全一家性命，又何惜数百金而不令其家属扶榇归里耶？此阴德事，我为君种之。’用太守名刺送交，旋即同行晋省，婉为乞请而止。此嘉庆十年事也。自后由皖而官粤西，由粤西而官东岭，嘉庆戊寅于广州任内引疾还黔家居数载。道光三年，鸿爪重寻，膏车北上，途次直隶之柏乡县，适与新选广东增城县令明君（名达，亦湖北人）望衡对宇。
侦余曾守广州，投刺请见。述及伊即陈婿，先年查办亏空时，伊适在彼，其就姻者乃其僚婿也，深知拯恤之恩。陈氏举家至今衔感，询以当年出见之稚子，答曰：‘名銮，已于庚辰以第三人及第，典试浙江归词馆矣。’余闻之喜曰：‘有子如此，陈君不死矣。’抵都甫二日，忽谒者传云：‘陈太史拜谒，已登堂矣。’余未整冠出迎，而太史已长跽堂前，随拜随泣。余即出扶之起，告以途遇明君欢忭之繇。太史云：‘尔时身遭颠沛，若非保全终始，业已早填沟壑。今日之能读父书幸叨寸进者，皆出自仁人之赐，衔环莫报，没齿难忘。’余追怀畴昔，亦不禁今昔荣衰之感。自后频来客馆，动问起居，杯酒言欢，扇联相赠，既殷勤于握手，复稠叠于濒行。余以奉命又复东来，重知首郡，与明君同寅者再岁，而太史亦已一麾出守矣。
年壮才优，后日之腾骧正未可量。此事在当时不过自尽其心，事远年湮，忘之已久矣。太史诚能树立，不谓隔十八年后而有京邸之一遇也，焉得不书之以志一时之盛事乎。”盖其得意之举，叙次亦颇有致。陈銮于道光五年以编修简授江苏松江知府，后官至江苏巡抚，卒于署理两江总督任，蒙优恤，加宫衔。
书中所记政绩，尚多可述，兹不备引。
清代官吏三载考绩之典，各省曰大计，以计典被举者称卓异。犹京曹之有京察一等也。
《宦游记略》卷上云：“嘉庆十三年，安徽计典，铁冶亭制军致书董观桥抚军，问所举劾之人。抚军覆书，谓卓异必其人才识超群，气量宏深，将来可至督抚两司，方膺斯选。今安省道府厅州，勉强供职，无可卓异之人，一一加考送阅。可卓异者，高通判一人而已，亦加考送阅。制军覆书，以为必得七人方合例。抚军以太平府通判邹（名骏）、石埭县白令（名守廉）、教官二人、杂职二人足其数，道府厅州无一人。人议其举劾太严云。”亦大计旧事之可述者。
弢园随笔
《弢园随笔》一册，史念祖撰。其门人周肇祥为之梓行，跋云：“右《弢园随笔》一卷，先师江都史绳之先生遗著也。先生所为诗词，骈散文已先后刊行，独《随笔》不轻示人，先生昔语肇祥身后为刊之。今先生殁将十年，惧久而散失，函其家，因索得所存各条，皆先生手自删定，莫不言精而旨粹。先生之立身守道，与夫战功治行，略见于此。犹记清光绪甲辰、乙巳间，先生以老成硕望，奉旨帮办奉天赈抚，兼督办财政局，肇祥居补庵（按：赵尔巽别号）制府幕，并任财政局税务主稿。僚属中肇祥年最少，秩最卑，气最盛，于兴革利病，辄多所指陈，甚或与先生抗争不少让，先生虚怀听纳，或竟舍己见以从。尝与涕泣论天下事，而痛清之必亡，自恨年老无能为，以远大相期许。先生学赅内外，笃信空宗，每谓生死事大，无常迅速，人身难得，不过可错过。导以读楞严持净土，屡有所开示。肇祥之得发三藐三菩提心者，实先生之赐。悲夫，士生斯世，感恩易而知己难，先生于肇祥，诚可谓知己。至于指迷途出火宅，恩义深重，等于出生，则迥非世俗所谓感恩云者。其种因不知在几千万劫以前，而结果又不知在几千万劫以后，遇合之数非偶然也。先生于《清史》例得立传。补庵馆长以为知先生莫肇祥若，命撰传，凡三千言。今践夙诺，将《随笔》付梓，以广其传。肇祥时命不偶，无足以副先生之期许，然先生身后事，则已了然无复挂漏，肇祥亦可无憾矣。谨薰沐稽首而为之跋，中华建国之六年丁巳十有二月，弟子周肇祥。 ”其笃于师门，可以概见，而此书饶意致，富史料，亦甚有可传之价值。
史氏咸同间佐英翰治军，以功擢任司道，洊跻封疆，书中所记关于军事者颇多。如记军律云：“余擢统领，年才二十一，诸将皆长于余。时适出师豫鄂，首集诸将戒之曰：‘军营恶习莫过扣饷，恶孽莫过淫掳。余自营哨官以来，曾誓神不扣一空名，久为诸军所共知，亦所窃笑。今与众约，统领断不提一名空饷。各营有缺数，统领执法，亦毋怨。又余历观皖中军律，掳虽不敢，淫则未尽绝也。欲除此孽，须自贵者始。今与众约，我最少且未娶，请誓神明：凡攻克城寨，余于妇女少一流盼动念，神请殛之。营官将弁，倘有沾染，或藉词收幼女作婢等等，犯则立参。平时作狎邪游，察出立撤。兵丁平时犯淫插耳箭，行军时无论和强皆立斩。’至是余每攻破营寨，遇妇女麇聚处，辄闭目坐马上，竟无一卒敢有所干犯。嗣兼统方宇新军卓胜等军，英果敏奏派营务处，凡皖将之素称难驭及资深爵高者，亦罔不就范，甚矣正身之效百倍于语言条告也。犹忆果敏有亲军千人，皆死士。果敏素善抚士卒，以其善战尤溺遇之，而骄悍犯科，日益横暴。果敏每怒极，辄扬言曰：‘行将以若等归史六兼统矣。 ’得是一言必敛迹十余日，然亦终不忍真有是举也。黑石渡之役，受降粤匪男女十四万，以僧王疑其数过众不实，必欲按名过点，于是沿山遍谷数十处分发护照，凡同籍者或百余一照，或千余人一照，事既极琐，弹压尤难。余时奉僧王饬都护各降军，凡乘机淫掳者日有斩戮，势犹不止。一日，果敏将之三十里外朗斋（按：张曜字也）营议事，约晨往晡返，勉将亲军交余兼统，且面饬营哨官今日务安静，其意亦知此军素不安静也。日落果敏返，军事略叙，亟问曰：‘我亲军安静否？’余从容对曰：‘尚未大扰，仅小有强夺，斩八人耳。首级在阶下，公可令营官认辨除名，余未暇细诘姓氏也。’果敏色变，下阶流泪，痛责营官不约束，致我死士干法。至是亲军气夺，不敢大肆。”其自道如是，固可反映其时军纪情状，亦史料之一。
盖咸同军兴，卒能戡定大乱，有清有中兴之目，将帅之功，固属甚伟，而官军纪律因仍夙弊，实亦未能尽肃，统军者之贤否所关自甚巨也。
《雉河集解围纪略》一篇，写得最为有声有色。据云：“同治四年四月二十四日，僧王战殁曹州。……六月初，侦贼将回雉河集老巢。雉河集者，蒙亳之交一市镇，约四五百户耳，后改县治，其即今涡阳县也。捻贼渠魁悉产颍寿蒙亳，以故沿涡淮数百里皆贼窟。雉河集又为其盟主张乐行故里，贼尤视为必争之地。时英果敏以皖藩奉旨总统山、英、强、方四军及马队千人，驻镇雉河集。……探贼已入界，前后三路，号称百万，实约三十余万。……（按：中叙战状，互有胜负，而损失颇多，众寡不敌。）大势已去，不可复战矣。明日（按：六月十九日也），贼进河西，遥立一百二十余垒，恃其众，不欲迫我也。又一日上下游分造浮桥，进窥河东，连营亦百余座，而围将合。是时盐犹可入，文书可出。不一日而长城筑，长城三匝成，而偃月营又加矣。偃月者，古有其名，莫知其式，自苗沛霖用以围蒙城，咸诧其巧，余视之乃知为偃月。其法就长城作一面如弓之弦，再筑弓背以合之，乃成月形，每营相距以二十步为准，用兵可省方营什之七，而长城不守自守也。至是而围真合矣，文报断矣，城中人心益惶惶矣。果敏日夕忧叹，誓必死，先遣勇士持家书、玉玦颍州别父母，又思击其浮桥，使东西隔绝，然后与之背城决死战。祷雨乞长河水，果大雨，而河水日涸，舟师胶焉，大骇，莫测其故。后此十一年晤朗斋始悟，盖彼时屯军亳州，壅水便粮运，岂知雉河默受其祸哉。
贼围既密，日出数十骑营外嬉骂，略谓围合援绝，城中旦暮皆饿殍，我不与死人斗，但预备禽老英耳。果敏愤恚极，日思仰药伏剑，幸防之严，刻不令独处，然余心颇惴惴焉。一日方午，张敬云部郎与果敏小院闲话，余适至，果敏叹曰：‘僧王萃东豫皖三省之精，一旦摧之。
今日各省援绝，固由诸军震于王之阵殁，亦本无强援可望矣。雉河虽非名城，顾我既以重兵守，一朝失之，淮南北大局尚堪设想耶？虽然，稗官说部遇奇难往往获奇策，今岂竟束手耶？’语至此，张忽大言曰：‘史六饶有解围策，公不能用，但日觅死奚益？’果敏大惊曰：‘弟于我如一人，军中巨细罔不由弟，何至大计不我告？’余曰：‘知必不能用耳。’果敏急起，自闭门，且曰：‘弟计必奇，速言之。’余曰：‘贼以三十万众围孤营，不分兵取寿颍徇淮南，独蹈苗围蒙城故辙，直下策也。如雉河者，只用二万人围三面，留粮道，以驻守之，使走则不敢，战则不奋，乃真坐毙矣。今贼贪逸，以为可卧而虏我，倘得一旅自外来，军不必精，惟用作线，内以八千死士夹击，此笨贼破之必矣。今日可独当战守者，惟我与公耳。两虎困一穴，毋怪猎人之瞰，户以外援绝，可分我以自援。自援之法，公出而我守，公出则宿蒙之民团可集，康锦文之军不敢不会；我守则贼无所挟而气夺，兵知有援而气壮。自古行大计者贵勇断，一疑豫非英雄矣。’果敏默听久之，叹曰：‘我朝行夕溃耳，诚知弟不畏死，弟与兄谁守？’余曰：‘无论营务权久属我，公谓诸将有梗，我能尽歼之乎？’果敏曰：‘能。’曰：‘然则余平时抚循诸军，士卒几各忘其将，公所知也。今日实言，虽公之尊，士卒亲公不如亲我，兵心属，他何足言。公此时岂犹有所爱虑死于我耶？’果敏笑，顾张曰：‘我纵欲出，奈长围三匝何？’余曰：‘有路。苟无路，半日呓语也。’因低声曰：‘公晨登台，不见西山下小箭沟乎？再迟加小垒，则生机绝矣。’果敏凝想，拍几大悟曰：‘弟诚奇才也！’初，城中建三层台，果敏时登以料〔瞭〕敌，诸将咸指挥议论。余见山下有深涧可绕通山后，下流涓涓，计水不深，长城筑至此中断。余默识之不敢声，至是始言之。张亦豁然，叹曰：‘甚矣用兵之难也，贼徒三十万败此一罅矣。’余曰：‘虽然，部署正繁也。公先留一手札，略言自出调援兵，饬诸军归营务处总统，违者死。再一札以张为亲军统领，不可使丁吏知，用图章印泥倒醮于印可也。公乘何马？’果敏曰：‘我亦思之，今当穿沟跳涧，非弟之小黄马不可，特何以对弟？’张曰：‘马小如驴，公体重而多所挟，能任乎？’余曰：‘惟其小，故战阵不招枪不属目，而又善超越，是以足奇，否则公厩良骥宁少耶？公宜一更出令巡营，随从不宜多，只小童江春儿戈什六七人，余预令马军挑八十精骑河西营畔听调。公三更至，可率之即行。公马上应怀印，携洋枪，握短刀，带碎银四百两。’张问此何为，余曰：‘四更计可出险，然度高炉、西阳等集，天当大明，仍在贼境，倘追兵迫，急抛碎锭以饵之，数骑必可脱也。今夜口号已传西林二字，毋使呼帅。 ’果敏曰：‘弟为我虑极周。天明不知弟将若何？’余曰：‘我无事，惟院中伏死士四十，门外枪队四十，天明集诸将宣公遗札而已。惟私计山军我自将，方军属我，马军我旧部，亲军新将为张兄，所不可知者强字一军耳。程素机警，且其兵多营于外，似当无烦戈矛也。’日晡部署备，坐以待时，果敏曰：‘我甚恐。四月朔日之梦，弟忆之乎？’余曰：‘妖梦难凭。’张问所以，果敏告之曰：‘初梦独立于大屋三间，东间先倾，西间继之，即走出院，回顾中间亦倾，惊而醒。今山军败，英军溃，强军为吾旧统应中间，非一出即倾耶？’余曰：‘就以梦论，既回顾，是公出无害矣。公苟出，大局之幸，他何必顾。 ’果敏默然，起携余手，偕张入卧室，再拜而泣曰：‘弟以计出我，天日上鉴，弟死我决不独生。城中粮尚支几日？’余曰：‘军粮七八日，以法均之，军民勉可二十日。 ’曰：‘即请以二十日为约，约内溃，弟之过；二十日兄不到，兄之罪。 ’余遂送其上马，嘱曰：‘苟得军，战勿激。’于是余与张亦分道巡城，五更不闻贼营有声，知已济。黎明以八十人守门，集诸将于果敏寓，程文炳先问：‘帅未起耶？’余笑曰：‘毋问帅，帅且抵蒙城。’程大惊起立曰：‘公竟擅使帅出耶？‘余曰：‘毋多言，现有札在，吾为公等宣之。’宣讫，四座无言。少间，程曰：‘帅出亦好，特长围不易越，须出万全，且何不谋我？’余曰：‘万全我不知，惟帅竟安然越矣。至不谋公者，正恐顷之大惊误事耳。’张乃扬言曰：‘大军在围，不可一日无主，公等有言速赐教。’于是诸将皆拜，余答拜。因发令均粮，凡城中民粮举纳公仓，计人授五合，与兵同，小口半之，造户丁册，一日一领，军中二十日内毋得杀马。令河东西诸军，日必出数百人列营外，候余亲至，伺便挑战，战不必大，期日必一胜。盖军气挫久矣，非逐渐振之不可大用。自是日日获小胜即止，贼知果敏出，亦加营深垒，不值一哂矣。果敏之出也，一日夜抵宿州境，宿人受恩深，素为用，闻其突围，不约而至者万馀人。
筹军粮，调蒙城军火，延八日始克进攻西阳集。康锦文军亦来会，攻七日不能下。果敏几二日不食，亲督战，大哭于阵曰：‘前途尚有高炉，今一集不得下，何生为？’万众为之感动。
康故受果敏知，又虑其自尽，遂亲率诸将，各持一束稭当先，顷刻攻破，果敏为之进餐。留宿团二千人守之，又别营十二垒于沿河通蒙城，自以康军进攻高炉。贼知我利急战，三日不出，我军迫而攻之，每一进一退，所伤实多。果敏谓康曰：‘事至此，成败间不容发，惟昼夜攻之，勿退勿息。’就濠外筑二台，高与城等，临以火器，俾下得尽力掘其墙。是时雉河城中亦昼夜闻枪炮声。余恐贼掣重兵往援，遂逐日四出攻其长城。又二日，瞭望高炉一带火起，知集已破。又一日，枪声近，知与援贼战矣，下令城中居民尽登埤，抽城营各精军四千人，备门扉椽板等物以待，明日巳正，果见援军旗。余急督诸将，分两路夹击填濠，军心困激久，各舍死进。长城既破，犹大战一时许。午刻河东西贼尽走奔太和，于是围解。未刻果敏入城，执余手，遽拜于地曰：‘迟二日期，苦吾弟矣。’余亦悲喜交集，莫知所对。知余粗粝不饱，亟制酒馔，痛饮不啖。果敏谓余曰：‘贼走甚迫且乱，明早宜疾追之，可逼出皖境，勿令得喘息，又难制已，弟能以五千人追之乎？’余曰：‘痢疾四年未愈，近因二十二日身不著床寐，痢更剧，守埤本可轮卧，以公出之次夜，有伏女墙睡者，余怒手斩之，嗣甚悔，誓不床眠，每乏极，略闭目一二刻即自惊矣。此乌可再纵巨寇？’果敏凝想曰：‘弟再苦一日，抵太和则大事定，务勉一行。我恐其反斗不易当也’。于是议发禀报捷。初，果敏出围，有禀上曾相，得批大惊，因加诮让，谓自古无大将潜逃偏裨能守者，拟劾之。盖雉河如失，乔帅议弃寿州并曾相军守淮南矣。未几见围解且逐贼，全省肃清，转叹果敏知人，亟檄余往见，故有临淮之行，此后事也。次日黎明余整队将行，果敏送余，又拜于地。余大惊问故，乃索其家书。先是，果敏出围之次日，有壮士二人，为果敏封翁福公隆阿募递书。书至，余与张同观，大略言：‘启儿平时信史六如神，谓在皖鄂多奇功，我久疑之。尝闻黄秉忠、边小园等言其人狠鸷，现当生死危急，务宜防范，恐其自谋弃吾儿也。’余阅毕，纳诸袋中，久忘之矣。至是还果敏，果敏终惭怍曰：‘弟数数与我共险，今挺身代我死，乃谗者谮父反言之，令我立无地。’余笑曰：‘论大伯之疑我非一日，公忘攻麻城时两书耶？弟虽不肖，然此益征公之专且明耳，何足为惭？’后余到颍，福翁见而自挝，极道惭悔，且曰：‘足下无怪，老夫向以启儿誉佩过甚、信用过专，实先疑诧，非尽坐谗人。今举家拜生全德，直老耄瞎眼，愿视吾儿勿介怀。’此亦后事也。余追贼二日，即抵太和之界首集，仓卒莫克裹粮，沿途或拾贼遗，或食田中倭瓜，幸未令贼喘息，三日出境，于是全省肃清。按：雉河之役，在围者有朱观察一峰，乔鹤帅委办城工者，其果敏幕府，则同知张敬堂，营务处委员，则新投效同知任畹香典史、乔子峰县丞金少甫也，合并及焉。又雉河解围，始终不见外军，乃近阅《平捻纪略》，谓有淮军周盛波。噫，是役也，不佞忝主其事，虽在围昏瞀，亦何致有军不知哉？周盛波者，后三月余与之同入豫境，因攻圩同获谴，始识面，或雉河解围余追贼行后即到耶？不得而知矣。总之，解围攻在康军，不敢不辨。”写来兴会淋漓，不特史迹攸资，且可作小说读，以其绚烂动人也。
《生擒李允安徽肃清纪略》云：“同治丁卯冬，捻匪李允等窜渡淮安六塘河，骤入皖境。
初，英西林中丞以皖师驻江苏宿迁县，会东豫诸帅，分认地段，困贼于山东境。七月贼势益促，中丞以部署既定，留诸军扼守，偕念祖回颍州。旋丁封翁忧，得旨藩司护印，一切军务仍责成督办，缺固未开也。十二月中旬得报，贼于漕督界内六塘河溃围，直奔安徽凤庐一带。
中丞时在苫块，急谋念祖曰：‘皖军尽暴于外，千里无一卒，今贼斜刺入，必趋凤庐，诸军返救，尽在后矣。’时念已久卸兵柄，但充当〔营〕务处，因曰：‘公宜急据寿州，念愿星夜趋凤阳。公即奏请，凡诸军回皖者，无后先均归念总统，当必有一二旅先回可调拨者。’议定，索契箭一，立率十余骑行。是夜度颍上，明日过寿州，沿途无闻见。二更抵凤阳，时郡守为李捷峰，城不开，示以契箭，仍不开，心急如火，绕城走。天明入五河境，不见烽火，心稍定。忽睹路旁行人中有肩刀而上担号衣者，行甚驶，呼问谁军，以凯字营张得胜对，余曰：‘贼在何处？’曰：‘李允昨日已至五河投李世忠家，其众或散或降无能为，淮军同追而至者且数十营矣。’余思我军势孤，李世忠必以李允予淮军，若然，非皖空受其扰而彼擒渠乎？急下马，于树下出纸笔，先拟一片奏稿，又作西帅致李书，略云：‘当贼入境，已驰奏派史君总统诸军。顷知李允投足下，当又飞章入告，派史君持契箭提取，翰亲到寿州来迎。
并陈足下忠诚素著，必能不烦兵力缚献渠魁也。一切不及公牍，史君面述，前后两折稿抄呈。’云云。一面将权宜办理及非震之以入告世忠不为我用大略，飞书寿州。诸事毕，日已午。驰抵五河，直入世忠家。世忠见余来，惊愕，邀入别室，将契箭及书面致与阅。世忠踌躇曰：‘公来稍晚，奈何？淮军到者不下四十营。昨其营务处余观察紫垣又至，坐我家逼索李允。
皖军继张凯臣至者惟程从周第一二军，奈何！’余曰：‘此非战阵，何论多寡哉！贼入皖境，足下为皖人，与皖帅素厚，公谊私情，均当交皖。且足下独不自谋乎？昨日以李允交淮军则可，今日我至，见手书奏稿不交，是于淮未必见功，而于皖必先受祸矣。试思淮军受李允，何人出奏？而西帅咫尺寿州，倘别有所陈，足下恃谁为辨之？’世忠色动，曰：‘我固计未决，故一日来以妓酒款余紫垣及淮将于西屋。我初疑帅未必如是知之速。今思倘非事急，岂值遣公递书哉。今夜必交人。但我亦不可留，当同公之寿州。其何以备淮军，则在公之善其后矣。’余曰：‘毋忧，足下但以眷属及李允等先水道行可也。’议定，出会淮军诸将。余紫垣首问何事来？对以迎统皖军耳。少顷，皖军诸将佐程从周、张凯臣、牛慕琦、任畹芗、程希禹等亦集。余密告以帅到寿州，特奏遣余来提李允，今夜饬五河水师二更以二十艘出口听调，诸军四更尽拔，分南北岸，辎重在先，各用精卒列阵行。事虽不至用武，宜戒备也。独留凯臣一军勿动，与余紫垣烟床夜话。明旦事发，即出奏稿示之，若辈震于出奏，且帅在咫尺，必不敢擅动。且凯臣资最老，刘省三曾为其帐不卒，于淮军为有恩，再缚之以情，但得排宕两时，我去远矣。诸将喜诺，主人开筵宴客，觥筹甚乐。一更各散，余托入营先赴河干，食顷，世忠三大艘驶过，余亦登舟，顺风扬帆。黎明接帅复书，谓‘申刻抵寿，三更接途中信，当集幕僚议，五弟以为太险，翰则料其必济’云云。辰刻入城，帅迎呼曰：‘良臣解李允先到，居西院矣。’余笑曰：‘此时计凯臣当吃苦耳。’帅曰：‘此番肃清、擒渠不遗一失，弟以伪奏立奇功，我必以真奏奉酬。’明日诸军皆至，降众二千余人，分别遣留，贼首除李允请旨正法，余如牛遂等均赦之。知天明余紫垣果大惭怒，得凯臣多方喻解之，始怏怏拔队去。帅曰：‘我不忘凯臣功，当附片保之。’是役旨回，西帅得二等轻车都尉世职，念祖加恩以按察使记名，凯臣得云骑尉世职，诸将准择尤汇保，李世忠则赏荷包等件并传谕嘉奖也。
初，世忠先入城，与帅谈已久，余不知也。次日，帅戏谓余曰：‘弟计诚奇，然只合欺武夫耳。’余干笑曰：‘兄处之当若何？独不思兵柄在我，彼有富名，而为中朝所畏。今留贼首住其家，我若猝发，淮军岂得而救哉。’帅大笑曰：‘良臣不愚，彼早窥其几矣。我顷问彼当史六到时，胡竟慷慨不再谋。彼叹曰，此事甚险，初固迟回。后见史六言婉而目光射，转念此人非余紫垣比，勿因功而获奇祸，一旦玉石俱焚，我从何辩哉。良臣不愚也。 ’”此役淮军以重兵临皖，李允若已在掌握，而史氏出奇制胜，以诈术诱胁李世忠而得之，使淮军向隅，而皖军擅其功，以得优奖，运思之巧，赴机之敏，写来极有兴趣，殆亦所谓兵不厌诈耶。当时诸军争功之状，于斯亦可略睹，淮、皖二军盖几于相哄矣。此等史料，实颇可珍。至谓李世忠皖人，稍未谛。李籍河南固始，特家于皖耳。
咸同间之内乱，“发”（太平天国）“捻”并称，二者若即若离，未能合作。清军虽受牵制，卒先后戡平之。盖一则建号称尊，略具规模；一则纯为流寇，难就范围，性质既异，不克有统一之步调也。惟同治三年，清军已下金陵，军势方盛，捻匪独当其冲，宜以势孤而不振，乃忽甚炽。剿捻大帅威声夙著之僧格林沁，阵亡于曹州，大乱数年，震动京畿。萃诸路将帅，用百战劲旅，惨淡经营，多方苦战，至同治七年而始定，其事颇出清廷意外。故当时统兵者，自钦差大臣以次，屡奉严旨诘责。推其由来，洪氏覆灭，众无所归，乃合于捻，势遂大张，成燎原难遏之象。而据史氏所记，其间僧格林沁实尸其咎也。《受降中变纪略》云：“马永和之来降也，其时粤捻合股，众逾百万，回援伪都。其首入皖境，其尾犹在汉襄。及中途闻南京已克，大势瓦解，故其降甚迫也。僧王拟拔队出黄陂、孝感截其腰，以马降稽留三四日。适马以各股乞降书夜投果敏营，且告曰：‘我之后为某王倪矮子，倪之后为扶王陈得才，陈之后为某王蓝长春，蓝之后为某王赖文光，众各数万、十数万不等，再后则为任住〔柱〕、为张宗禹（按：张宗禹盖其本名，官书作张总愚也），皆捻党矣。公开诚受降，徐收徐遣，不六七旬可散百万豹虎而定两省之地，此岂非天数哉。’果敏大喜，置来书于怀，独以僧王多疑为虑，问：‘能缓十日乎？’马笑曰：‘彼以人心已涣，各求生路，故降。倘可缓，彼有众如此，独不能他窜乎？’念曰：‘王行甚急，愿少秘，犹可为。’天明，王促果敏往议拔队，至则恩鹿圃翼长已微闻其事，觊受降可邀功获赂，于王前迫果敏出降书，王曰：‘彼众太巨，我宜亲降之。’遂不行，令果敏复书令次第来谒。自倪矮子始，倪给都司衔，予五百人。陈得才未至三十里仰药死，尽散其众。至蓝长春而局变矣。蓝广西人，固道光末初起事之党也。王一见怒曰：‘粤匪叛恶久，他省胁从姑挠法以宥之，至籍隶粤西者势在必诛，械蓝于营讯供。’斯言一出，凡广西贼一夜散走千余人。明日蓝供上，慷慨自言与洪杨同党，即斩首榜示，果敏力谏不听，于是蓝众半散半回窜，而数百里贼氛一旦复然矣。嗟乎，攻败垂成，更酿中原大劫，以致任住〔柱〕一炽于皖东豫，张宗禹、赖文光再肆于东直，波及于苏，而僧王则首受其毒于曹州，谁实使之哉！夫僧王之愎，犹不失忠，彼怀私者不几于一言丧邦乎。”
《降马永和纪略》一篇，亦颇有致，缀录之。据云：“马永和乞降，果敏初欲少缓。俟僧王行，马单骑来，言人心已涣，迟且溃。不得已偕余与郭黄诸将至其军，宣谕准降，令各自剃发，各省同府人分集一处，候给照。午刻携马回营，遂即日受降。晚饮马于营，马欲得统领，将万人。意甫露，偶问余曰：‘阁下自杨柳湾回乎？’余曰：‘然。’曰：‘孤营陷重地，终侥幸也。’余曰：‘我自巡探，遇大敌出不意，岂好为孤注哉？特不解若等以十余万众，不战不走，率然请降，为何说耳？’马骇然曰：‘此地名黑石渡者，两山夹一沙冲，有水则狂流巨浪，无水则两岸壁削，有崤函之固，阁下不知耶？’余笑曰：‘愿闻其固。’曰：‘官军已分扼对岸矣。有紧则以马队顺沙冲直下，虽铁阵必腰截。况我师太众，非两昼夜不得尽渡，倘中崩则首尾立溃。’余顾果敏曰：‘何如？我固知彼中无人也，彼狃于流沙不能成垒，未见我后山竹营之法耳。霍六〔丘？〕无山无竹，若以竹编篱两层，中离五六尺，实以沙，其御枪炮捍铁骑与土垒何异，如是连屯五六垒，作诸军之传舍，分起开拔，无虑数十万众可从容渡也。两岸有战事，官军或迎截我前，或迫追我尾，得此沙营作中权，前后接战，都为有根。
今已秋深，无山水，崤函之固安在哉。’马变色瞠视，击案称奇计。果敏急乱以他语，夜谓余曰：‘何与此辈谈兵？’余曰：‘彼军分心涣不虑有他，惟降将半伪王侯，马尤志大，使知才如区区，官不逾四品，众不满三千，其奢望可稍遏耳。’嗣遣降众，留千人，予马游击衔，为两营分统，帖然无言。”
又《追降黄文诰纪略》云：“……僧王之马军自正路追至，余使迎告之曰：‘贼已降皖军矣，吾且引之谒王，他军丝毫不能凌犯。’寻晤其将都统恒龄，且告曰：‘贼尽于此，毋事再进。’众骑兵素知余军，惟目送而已。申刻同英果敏谒王于村外，跪黄于下，略询数语，顾谓余：‘彼众屯何处？’余指前山对，王立而视曰：‘不止万人。’余急曰：‘妇弱居半。’王含怒曰：‘反十余年，一朝势败投降，太便宜。’少间又曰：‘嗣后汝等勿得擅受降。’余唯而退，果敏亦携黄出。余私谓果敏曰：‘适言公闻之乎？’果敏曰：‘王虑人骄功冀赏，故作是语耳。’余曰：‘不然，我有隐忧也。王素吝保举，慎名器，每曰，臣子报国分内事，故各省客军佥畏而不爱。又尝曰，反叛罪重，不以一日乞怜赦其滔天大恶。凡此等论似正大，而实则偾国之兆也。奈何？’果敏曰：‘日内王且入鄂矣，彼绕截其腰，我厄其项，贼虽百万，可坐而降之矣。’越二日，忽有驻军不行之议，大局为之一变。噫，数矣哉。”此为关于捻乱之重要史料，深资征考者也。他书记僧格林沁事者，如薛福成《庸庵文编》卷四《科尔沁忠亲王死事略》云：“……科尔沁忠亲王视师……威声赫然震中原，既而追捻寇于光黄汝邓之间。……一日王先其大军，自率亲兵数千，与贼十余万夹水而军。贼久怖追军，无所掠食，步贼足皆肿裂不能行。会薄暮，未测我军虚实，愿就抚。总兵陈国瑞为之关说，已有成言矣。
贼先遣二渠来谒王，王见贼渠怒甚，语未半，趣命斫之。贼众大惊，皆散走，迸入山东境，王益疾追。当是时，官军与贼皆重趼羸饿，环寒暑不能休息，势助俱踣。……”盖于其致败而死之由，似亦颇咎其戮降渠。事可合看。
至僧格林沁以洪杨起广西深憾敌之籍隶广西者，按李秀成供状有云：“自翼王出京之后，杀东北王之后，至蒙得恩手上办事，人心改变，政事不一，各有一心，主上信任不专，因东、北、翼三王弄怕，故未肯信外臣，专信同姓之重。那时各有散意，而心各有不敢自散，因闻清朝将兵，凡拿是广西之人，斩之不赦，是以各结为团，未敢散也。若清朝早肯赦宥广西之人，解散久矣。 ”曾国藩同治三年七月初七日所上贼酋分别处置粗筹善后事宜折有云：“李秀成……又力劝官兵不宜专杀两广之人，恐粤贼愈孤，逆党愈固，军事仍无了日，其言颇有可采。”一时情状，并足同览。
史氏谓僧格林沁吝保举、慎名器，其《记军营保举》一则又有云：“咸丰中年军营保举甚重，而文员尤难，至不在事而列名者殊罕见焉。自同治甲子南京保案逾万人，风气一开，后遂不可究诘，不忍置论矣。其时惟僧王最惜名器，寻常逐北，仅予奖谕，非擒渠肃清如张乐行，苗沛霖诸役，莫克膺赏。念随征三省，宁于奏调折中极切褒誉类明保，而卒未予进一阶，营官以下可知矣。” 僧格林沁之督师，以藩王握钦符，贵倨，与共事之帅臣疆臣等（貌敬而意不然之）多不睦，观史氏所记，英翰即深以对待僧格林沁为苦也。赵国华代阎敬铭撰《丁文诚公墓志铭》有云：“有述其轶事者曰：公始至东，忠亲王方蹙淄川贼，王向见督抚两司不设坐，公至门，谓同役国家事，坐则见，不然勿通，左右大惊。王闻之，遽加礼焉。闻者称公并贤王也，其实微公无以成王之贤也。 ”（丁之官山东，由按察使始，后历布政使而至巡抚。）如所云，邸帅尊严，竟至不为督抚藩臬设座，其骄倨亦甚矣，宜和衷之难也。邓辅纶《刘武慎公年谱》卷二同治六年丁卯追叙同治二年癸亥以直隶总督临军时事云：“初，公之甫抵大沽也，即遵敕赴营接任视事。……僧邸以马队蹙贼，攻破山东冠县老巢，而各逆匪首反驱之入直，尽为直步队生得。朱登峰者，宋景诗逆党中匪目也，为直军擒获，僧军佐领持亲王令汹汹来索，日三四至，直军不欲与。公曰：‘弗与则两军从此隙矣，与之便。’及解至，僧邸喜甚，问登峰孰汝获，以实对。僧邸亟遣骑校数辈速公，倾身引接，延之上座，自以手指其耳，谓公苦军事，老夫几为此物所误。公逊谢外，惟深自引咎，无他言。僧邸趣传侍郎恩承速具疏草，因坚留公会衔同拜发。有顷，送稿至，侍郎平立旁侍读，公亦离座立。良处，僧邸乃命为侍郎于榻侧设一坐。卒读，侍郎仍持草呈，公敬书奏字。临拜疏，僧邸命平设垫，掖公同行礼，再辞不获，公乃自移其垫稍后。毕，乃辞出。僧邸因自解所佩火镰小刀以赠，并遗所蓄良马四匹，然由是益畏忌公，二年十月十四日，遂有专倚南方勇丁，恐一经示弱，日久轻视北方之奏。……”僧格林沁盖待刘长佑有加礼，然其体势之尊，犹迥非并时他帅之比。（恩承时以内阁学士在僧军。曰侍郎者，或以兼礼部侍郎衔而称。）对刘虽一时似颇心折，而忮心不泯焉。其以误信人言自责，王闿运《湘军志》卷十四《平捻篇》言僧王左右横恣，亦可参阅。
至当归诸军争功之状，谱中此节，与史氏所记，均足略见。
史氏曾官甘肃安肃道及按察使，左宗棠西征，实与其事，对于粮运，尤致力焉。书中《肃州粮运始末》、《关外粮运始末》、《收复肃州随营大略》三篇，言之颇详，足资史家要删，文繁不具引，其间深不满于左，多有讥斥之词。
其迕左被劾而罢甘臬，据其自述，盖以力争俞应钧、孔才一案。书中有《俞应钧擅杀回匪十八人一案》一篇，详其颠末，附录关于审讯此案致左原禀一件，警策可诵，如“至若玛瑙斯之役，阻挠抚局，几误厥功。窃维中堂旄钺专征，不难即时斩以徇军。现时案归法司，但合就事论事，难因既往，中以危法。伏愿中堂前已宽徇军之令，令更发求生之慈，俾司中拟详得以持平，犯官虽死亦可无憾。且俞应钧一员，身杀多命，为祸之魁，将来无论若何拟办，均有应得之罪。若孔才，则平心论断，几于无罪。夫有罪而争死生，君子且不敢将顺，况无罪而致之死地，即小人亦未必忍为。本司今日不剀切直陈，迁就遵批办理，纵刑部不敢驳诘，犯官不敢京控，一旦中堂怒霁悔来，必鄙本司以杀人媚人而陷中堂于不义也”等语，笔致犀利而深警，公牍中之佳作也。
《云南裁夫马钱纪略》云：“滇黔赋轻徭重，有名夫马钱者，创于吴藩，再定于鄂文端，二百年来甚相安。同治间大乱后，州县瘠苦，官绅藉夫马苛派，往往加至十余倍，折价饱私囊，扰累甚苦。光绪甲申春，鄂生（按：唐炯字）中丞抚滇，首奏请裁革，檄通省永禁，功至伟也。惜未暇远谋，几难善后，当时识者佥谓滇中赋薄，辅以差徭，良以路旷山崎，动赖力役，一旦尽去，恐官中转输从此掣肘，且各土司边僻野处，率与汉官声气隔绝，古人定此，守堠举烽之丁，导路肩舆之卒，必出于土民者，不专为惜费，藉以通汉夷之情，使知威化耳。
害去已甚，因噎废食，大非持久之道。未几司农果以夫马已历久远，既议尽裁，从此通省转输，有无巨款可筹，来诘。维时各州县示已出矣，石已勒矣，前敌军装饷鞘，虽价雇夫马，果居奇矣。各州县纷纷上禀，或公出，或办差，俱无处觅夫马矣。反汗既难，径行又不可。
乙酉春，余适权藩篆，月卿（按：张凯嵩字）中丞首高此事，极不以唐为然，思有以反之。
余曰：‘天道恶极，唐举诚过，然亦天心人事有以激之，逼成此快举耳。今承司农旨，固一疏可复，在公以为酌中定法，可上下无损，独不思牧令贤否不齐，不十年仍蹈其旧，非唐为通省拔祸根而公种之耶。无已，斡旋一策，当可补苴。’于是乘秋闱士绅之集，聚而告之曰：‘今夫马之裁，已一年矣，牧令窘迫于外，司农有言于内，吾恐大吏只费一疏，则规复在指顾矣，奈何！’众惶惧求计，余曰：‘闻通省夫马岁约摊五十万串，有诸？’众曰：‘承平时数诚不逾此，若近年之明增暗长，奚止倍蓰？’余曰：‘今按升粮输费三四文，岁约四五万串，名曰夫马经费。官中得此，凡主试学使诸差，以及转运饷械诸役，皆有资于民，则昔十而今一，于官则不患后来者翻此铁案，民情愿乎？’佥云：‘若此，则通省之福矣。’书报，岑襄勤大喜，特以三四文较多，恐民不从为虑，余驰椷略曰：‘苟无益于民，虽一文之微无殊加赋，民亦不愿。兹一举而永获大利，虽稍多奚患，应以三文立案。且滇省赋则，粮外有条，今先舍条摊粮，岁约得四万之数，后此倘遇军兴变故，尚有摊条一法，犹足补苴也。 ’议定，遂以丙戌为始。于是通省始欢然曰：‘滇省二百余年夫马之累，今日始为真裁矣。 ’”
此为滇省赋役史上一大事，丁宝桢先以川督裁夫马局于川，为其著名政绩之一。（唐炯曾官川省监司，由丁荐起。）
其记珠玉宝石者，如《五珠记》云：“同治甲子夏，英果敏公以皖臬统军，檄余率兵之霍丘，掩捕李、谭二贼。李为差，谭为书，皆内应苗逆陷城者也，获后经阜阳。闻有诈称武职滋扰者，立擒斩其渠刘姓，胁从悉纵。搜护伪印文札累累，得赤金叶四十余两，大珠五，皆金匣。一大如龙眼，四稍小，皆巨万物也。当思此珠非寻常所得有，非掠巨族，则圆明园之遗散人间者也。余虽不知有此而斩之，既斩则誓不取，因驰雉河集，即今涡阳县，以金檄粮台程希禹充饷，以珠呈果敏。果敏一见而骇曰：‘此奇宝也，弟不取而遗我，待弟娶妇必转馈其二。’余笑曰：‘五且不欲，何二为哉？’是年冬果敏旋阜阳。时果敏具庆，与诸将家属同在颍郡，诸将嫉余之战功最多，军最强，且综文案秉笔，更统辖诸军营务，与果敏固无异手足，驭其左右将校仆役又过严，因内外诪张，倾轧者数矣。一日，果敏封翁福凌阿公语之曰：‘若尝谓史六不欺，闻曾得二大珠，自藏而宝之，何不与若一睹耶？’果敏惊且叹曰：‘几忘之，珠久在儿所，实有五，奚仅二哉。’亟取而献，于是阖家传观，福公为之默然久之曰：‘天下竟有如是之人哉。’明年余娶妇，彼此已相忘。已巳余以直臬开缺滞保定，寓莲花池。果敏出都抚皖经此，犹告余曰：‘兄在京阅珠多矣，曩物实奇宝，誓不轻示人矣。余亦以勿炫相规。庚午书来，谓迎江寺吴竹庄方伯建塔，塔顶例得一珠，遣员走粤东，三千金犹不能当意。兄一时之豪，以震儿冠上珠施之，盖四中之一，讵珠去塔成而震儿殇，痛且悔。 ’余答曰：‘兄舍珠不足悔，兄中年得独子，宜思调护久长，以惜物力杜祸患。此何物，而可为孺子饰观乎？兄当悔冠珠，奚悔舍珠哉。 ’因之二十余年常语家人曰：‘古云尤物损人，非迂论。此珠不知掠自谁氏，旋祸刘，几祸余，卒祸果敏，吾始终未见其可宝也。’”
记白玉班指云：“余在甘肃十载，所见白玉无虑千百，尝作《记玉》一首，然卒未睹古所谓羊脂者，大抵能至九色已称绝品，盖玉之为物，非相形不自耀其美，聚十玉而较之，等第各各自现，古所以比君子也。每有独视似已极皎极润，及遇加一色者，则白中或忽带青或带黄，润而光则过澈而嫌空，润而浑则过实而觉不活。每加一色，顷刻变态，初以为无可上者，转瞬又彰彰不若也。以故余虽极力物色，终无所遇。惟旧蓄一班指，在兰州出示玉工王喜，喜年八十余，一见即诧曰：‘此已九八色，去羊脂一间矣。遇极美玉，白若不能胜，必吐红光矣。幼时曾见长相国征张噶尔班师得一班指，饬我父上光，与此正同。小人琢玉数十年，未再见也。 ’余曰：‘信然。尝于同治已巳入觐，英果敏素知余蓄此，必欲购一物与之抗，遍索京华，竟无与比。嗣六百金得一班指，终逊二色而止。’喜因问此宝得价几何，余叹曰：‘余力安足致此，无心遇之耳。尝随英果敏驻兵宿迁，时大疫，日死数百人，凡贫无以殓者往往给赀以助，遂有以此求售者，索四十金买棺。余哀之，予以五十一两一宝，比时同僚窃笑余年稚受绐。嗣入郡，始群惊为至宝。至今思之，有无心之施，必有无心之报，虽一物之微，岂偶然哉，无怪今日百索不一遇也。’”
《宝石》云：“宝石出缅甸，五色俱备，绿者为祖母绿，奇珍也。其亚为玫瑰紫，为天蓝。盖紫色者古名玫瑰，即火齐。天蓝宝石重至七八钱，矿人得之，必献于王。王用鼓乐迎于宫，以为国瑞。其色暗而不明澈者弗贵，大红宝石等次甚多，极鲜明者滇人呼为祖母红，又名硬红，重至逾两者亦不数见。宝石而含白光，闪灿如珠贝，或成片，或成线，随人转动者，为虏子。虏子缅之土称，滇俗呼为六路分心，盖宝石之极精者也。亦备五色，黄者淡青者即世所谓猫儿眼，为其与猫睛同色耳，实则玫瑰紫、天蓝二色中，虏子尤可宝。至碧霞洗，虽五色亦具，不得伦于宝石，坚脆之性既悬殊，轻重之资亦迥异，惟虏子又稍稍重于寻常宝石矣。余居滇久，自揣无力物色，顾往往于无意中获异珍，故略记之。”均有味乎其言之，录供讲求者汇阅。碧霞洗或作碧霞玺、碧 {王亚}{王厶}等，盖从音无定字也。昔人记载，又有言碧霞髓者，当亦此类。清凉道人（徐承烈）《听雨轩笔记》卷三（《余记》）云：“陶岳，字集山，绍兴世家子也。其父曰晓峦，雍正间官滇南别驾，以诖误罢任，贫不能归，遂留滇省。办刑名有声，大位争延致之。后在永昌府幕，见书室前花盆中有拳石焉，色深紫而光莹射。异而询之，其从者为本处人，答言此石不仅紫色一种，尚有大红、银红、淡紫、黄、白诸色，其佳者置诸盆盎间，以为玩具，府属各县山中皆有之，非贵重物也。晓峦爱之甚，遂致书交好令罗致之，共得二巨箧，然杂色多，而大红则仅十之二三，归时驮以两骡，自永昌以致镇远，计旱路四千余里，所费不赀。至绍兴，举以赠人，人视之与宣石等，亦无有见重者。后晓峦卒，集山困于诸生，家贫甚，训蒙以糊口。绍兴珠宝店在城中千秋巷，乾降甲戌冬，集山偶过其地，见店中有以碧霞髓交易者，集山向闻其名而未之见也，因入视之。其物大于酒碗，色浅红，光华自内出，闪烁照人，与其父滇省携归之石绝相类，遂坐其旁以观之。
店主还价增至八十金，卖者始肯成交而去。集山徐问之，店主言：‘此石锯开可得带版四块，然人工宝砂之值，须加三四十金，始得成器。目下此物价重，买者甚稀，售完当以一年计，工本月利逐项算入，则所获无几。本地货本难销，且无工匠，将来当携至苏扬囫囵售之，羡余不过一分钱而止耳。’问其物以何者为贵，答以大红为上，银红次之，杂色又次之。集山亟归，取其所存者验之，与店中所见者无别。因检点故箧，其一犹未开动，其一则所剩无几。
于是遍索室中，复得大小十数块。集山大喜，检大红色小如钱者一枚，售于千秋巷别一珠宝店内，得银百余金，作舟车之费，陆续至苏、杭、扬州、南京、汉口、广东售之。集山善于经营，即于彼处买货而返。时碧霞髓价日增一日，箧中物去未及半，而所获已万余金。以之买房屋置田产，颇称温饱，后渐售完，遂成绍兴巨室云。集山之业师曹仰尧，余旧识也，丙戌冬日相遇于梧州，坐间有谈及碧霞髓者，曹因述集山之事以告诸客。”并附缀之。
《孟获印》云：“滇藩库存古铜印一颗，形如半月，篆文似梵字，相传明时此印在永昌府库。按：永昌本孟获之都，不知何时提入省城藩库。据老吏云，省库旧存珍怪甚伙，如极大翡翠、琥珀、象牙、古铜器，昔皆逐一列册报部，自同治间元宵之变，散佚替换殆尽，报销亦遂停止。至此印列册大书孟获印，究何所本，则无可考矣。余物色旧册数本，阅之果然。
嗣偶查库，见翠石象牙尚在，特皆经换易，石仅尺余，牙仅四尺耳。因告库官，嗣凡珍物，咸注明尺寸斤重，待明年复制列报册，此印废铜耳，可注明余任内携去，以备质诸博学之士，考其源流焉。”此印颇奇，未知考古印者有所著录否，藩库储存各物，每有珍贵之品，历时寖久，或经变故，遂多不可究诘耳。
《顺口》云：“余幼时爱作人物巧对，如金乌珠，梁红玉，狗名宋鹊鸟，号商羊之类极夥，一时不能记忆矣。癸酉冬在庆伯（按：杨重雅字）甘臬署中小饮，促膝谈，乐甚，董研樵云：‘君王后三字一义，王字上下可属，久未得对。 ’余应声曰：‘婴儿子。’旋以平仄不洽，复曰：‘孺子婴。何如？’众皆欣赞。庆伯偶翻阅案上《宋书》诛太子劭逆党王鹦鹉、严道育等，因谓余曰：‘君善作对，王鹦鹉有对乎？’余顺口曰：‘易耳’继思鹦鹉二字一鸟名，若二字两鸟名而不连，非善对也，久之竟不能应命，深惭失言。越数日，偶读《日知录谥法》一则，引季孙问于荣架鹅曰：‘吾欲为君谥，使子孙知之。’大喜，走告庆伯曰：‘荣架鹅可作对矣。东飞架鹅西飞鸧，亦一鸟也。’庆伯因叹曰：‘对固佳，吾更多君之能补过也。 ’ 癸未春，以忧乡居，一日黄叔符、王翕亭诸君论天下有极难对之句，而偏有偶，有似易对之句，而竟绝不得工者，如‘新燕衔泥营旧垒’是也。余有鉴于前，未敢即应，细思难处在新旧二字天然无迹，讵冥索刻许即得，曰：‘沉鱼出水戏浮萍’如何？于是诸君皆叹赏，顾因之有感矣。天下事宁先为而后言，毋先言而后为，后言者虽不为，人或谅之，先言者虽果为，人终轻之。况徒言而卒不为者耶。古人耻躬之逮，有以夫。”巧思颇有趣致，可资谈助，先为后言之说亦允。
《□子弟谈兵》云：“……偶阅纪文达公笔记，试指一事，亦足见谈兵之难。如是我闻载伊犁城临山麓，参将海起云请筑小堡其上，为犄角之势。将军巴彦弼曰：‘汝但能野战，殊不知兵。北山虽俯瞰城中，然敌结栅，可筑炮台仰击，火性炎上势便，地势逼近易取准，彼决不能屯聚。如筑小堡，兵多则地狭不能容，少则力弱不能守，为敌据，资以保障矣。 ’诸将尽叹服。念按：是说真不知兵矣，诸将叹服不足论。海参将能为前谋，而不诘难之，岂震于尊卑耶？请逐驳其谬：巴曰，敌结栅可以炮击之，此以枪炮，彼且于枪炮外加以火弹药包，孰凶猛哉。火性炎上，奚如下掷包弹之便；地近易取准，岂如包弹不必准而亦无不准；且枪炮一准而后伤一人，又岂如包弹数掷足以毁焚全城。至谓山麓地狭不容多人，惟其不容多人，是彼可以百人搏我通城之人，彼昼败而夜可来，夜败而昼可来，人数少而进退捷也，我则百战不可一败，一败则瓦解矣，尽殁矣。谓彼决不能屯聚，彼正无庸屯聚耳。巴武人，但知炎上之经，独不思建瓴之传乎？自古凭高者得势，虽沸汤巨石与夫毒灰针砂粪烟等微物，无不足以制下也。以仰攻为便，未之前闻；至谓兵少而不能守，尤堪嗢噱。有一堡而不能守，彼结栅其上，我反能攻之，有是理耶？且既有炎上之火器，何不即用以助此守堡之兵，岂军中尽系手足，只能仰面瞪视，不敢绕截〔城〕以护，竟亦不得旁助一枪一炮耶？炮台筑于城，何不即筑于堡，用以击远，不使近山麓耶？纪公本自言不知兵，徒以虚怀奖善而录此，殊不知兵事非细，一言颠倒，大恐贻误后人。”盖阅历之谈，自较纪氏之言为足据也。
周跋谓于清史馆为史氏撰传凡三千言，按印就之《清史稿》，史传六百余言耳，盖又经他手删改，非周稿之旧矣。
半弓居省墓日记崇明黄清宪《省墓日记》，在《半弓居文集》卷末，为同治三年甲子五月赴苏州省墓所记。时当苏州等处收复未久，所见战后景象，言之颇详，极有史料价值。《半弓居文集》流传未广，爰摘录之，以供史家之取资。
五月初七日：“坐小驳船至刘家河镇，人烟辐凑，车马喧阗，似未经兵燹者。 “
初八日：“欲雇小舟西上，而寇难初平，客舟绝少，一时不能猝办。”
初九日：“仍无船，乃止局（刘河捐局）封乡民船，仍偿以民价，俟潮至开行。”
初十日：“日加午至太仓城，城外民居尽为灰烬，谯楼上瞭望台高与云齐，沿城木栅竹签密如猬刺，城门外累砖石为外城，皆粤匪逆迹也。余由北门入城，……又至余妻叔父施茂才璞堂先生宅。先生宅故巨丽，贼据为伪王府，故得不毁，然其旁之园圃山宅已付一炬矣。
流连半时，仍出北门，登舟沿城隍至西门。于时天阴无日，河中无一船往来，两岸无一人行走，但见颓垣败瓦，丛薄纷如，雉叫乌啼，骇人心耳。萧森之气，懔于深秋。闻昆山道上散勇行劫，余怯不敢前。欲俟明早有行人时再行，而同舟者嗤予无胆，遂勉强前行。至新洋江，遥望昆山上塔影迷濛在烟雾中，而江干白塔则已无有焉。此塔相传谓汉末周公瑾所建，迄今千五百余载，不知几经兵火，此塔岿然独存，而一旦毁于粤贼之手，万物兴废，岂真有数存耶。比至城（苏州）东门，已上灯时矣。闻前夜城外米肆为散勇所劫，心又甚恐，是夜即泊船城隍中。同泊者止四五船，情景凄惶。城楼上更漏声永夜不断，其声凄咽，卧甚不安。杜少陵诗所谓‘永夜角声悲自语，中天月色好谁看’，仿佛似之。 “
十一日：“平明由东门绕城行至西门，俟开城，舟人入城市菜蔬，余同往，见守城者露刃左右立，予缓步前行，而亦无讥〔稽〕察者。行二里许，无物可买，人迹罕见，凄凉景况，更甚于太仓。城中旧时试院及熟游之地，尽为瓦砾之场。学宫大殿仅存，余悉为茂草，而明伦堂前所置宋卫文节公元云石尚屹峙其中。……徘徊久之，出城舟行过驷马关，两旁逆贼累砖为墙，颇坚致。由关而西，见两塘茅草蒙茸，白骨满地，败垒纵横，绎络不断。荒村中怪鸟吱格，人烟断绝，情景殆不能堪。行十余里，望见夷亭桥及吴下诸山。日中至夷亭，登岸散步，昔日街市片瓦不存。至和塘上，贼筑砖城一座，高可二丈许，四方各三丈许，盖御松江之官军以卫苏郡也。登桥悬眺，南望金沙湖、陈湖，北望阳城、巴城诸水，巨浸汪洋，豁人襟抱，隐然见古所谓三江五湖之遗迹，而西南诸山峰约略可辨，此亦极东南之大观矣。夫自粤匪东犯，城邑丘墟，凡楼阁之壮丽，亭台之幽旷，风廊水榭之名胜，琳宫梵宇之崇宏，悉归乌有，不禁感慨系之。然去此奢糜妆点之习，而留得湖山真面，供骚人逸士之赏览，未始非古朴形容清凉世界也。眺望移时，复登舟而西至娄门，由娄至阊门，见城隍中卧死尸。
呜呼！谁司民牧，而使斯民甫脱锋镝之苦，复转沟壑之中哉。日既暮，至虎丘，泊舟清节堂前，乘兴上山。见贼竟山为城，城外累土为堡，堡外环以深濠，而其上之明室幽堂飞亭曲榭，变为黄土一丘，青蒿满目。昔王僧虔谓虎丘为江左丘壑之表，张种谓吴岳之神秀，顾野王谓大吴之胜壤，今其盛盖不可复睹矣。余唏嘘而前，至千人石上，《图经续记》所谓生公讲经处，暮色苍然，四顾无人，废然而返。”
十二日：“薄暮与土人曹某闲话。曹某言粤匪伪忠王李秀成按部至苏郡，令行禁止，居民安堵。秀成去，他贼又骚扰不堪矣。又言官军自上海转战至娄门时，秀成在江宁，闻警疾驰至苏，以所屯虎丘贼兵三千迎击官军，官军败退，屯夷亭。秀成谓诸贼曰：‘此战官军胆落矣，诸君但严守勿轻出，官军必不敢遽薄。今与诸君为十日约，吾至上游调锐师，自阳城〔澄〕湖中绕出官军后夹击之，即官军无噍类矣。’及旬，秀成果率师至，而苏城诸贼已内溃出降矣，秀成大哭而去。曹某又言秀成状貌魁伟，用兵有计略，使贼不内溃，官军成败未可知也。”
十三日：“由冶坊滨出阊门大塘，过枫桥，……至白马涧，……乃舍舟乘山轿过贺九岭，……出藏军洞，……居人尝距粤贼于此。由此而东至北峰坞，自冶坊滨至此约三十里而近，所过村落，庐舍欹倾，人民憔悴，四望诸山林木斩伐净尽，贼祸盖烈甚矣。”
十五日：“移舟泊山塘之桐桥侧，……余无事入城闲步，见城门内衣冠者二三人据案坐，兵卒胥役数十人侍，盖所以讥〔稽〕察行人也。而余出入数次，未见诘问。又见城堞为贼加高，间半里许辟一方窦，悬擂木灰包于窦外。其内支木架瓦为长廊以栖城守者，周三十里无缺，乃贼城守时所经营也。时城上兵勇方鸣金演技，余将上城观望，见城楼旁大书巡抚示云：‘私扒上城者斩。’余急止步。徐行至圆妙观，见吾邑铁竹道人所修三清殿，群丐栖止其中，丹青剥落，像设不知何往，而宋孝宗所书‘金阙寥阳宝殿’额更不知所在矣。自阊门至观中约三里，弥望皆瓦砾场，道旁间有架草棚为贸易者。往予读史见所言乱离景象，每为恻然，不谓今日乃亲见之。”
十六日：“至师子林观元天如禅师门人所叠石，夫丛林古刹，别墅名园，所在荡然，而此独无恙，抑何幸耶？然当时所谓含晖吐月立至昂霄诸峰已无从识别矣。山石前小阁中粤贼筑瞭望台于上，甚高耸。又至报恩诸寺，欲访求晋时帝青石钵、唐珊瑚鉴，元宗金铜圣容，及宋苏子瞻所舍铜龟诸古器之所在，而梵宫倾圮，僧众杳然，惟见七级浮图矗立于夕阳荒草之中而已。”
十七日：“闲步山塘上，……正徘徊间，见淮勇数百名，帓首短衣，建大旗，鸣战鼓，演技于瓦砾场中，距跃曲踊，赤足如履平地，盖久战之兵也。访五人墓及吾邑沈督师忠节公墓，抔土无存，遗碑仅在，居民架屋其上为市肆，使地下忠魂依栖无所，安妥而表彰之，不甚赖有贤有司哉。谒二戴祠，堂庑尚修正，而流民数百卧处其中，臭秽之气不堪向迩，岂所以妥先儒之灵乎，亦当事之不善处置也。当贼据苏郡时，以山塘为贸易之所，故廛肆尚存列，然已毁十之四五矣。余在苏数日，所见人民，非奇形异状类粤匪妆者，即鹄面鸠形生气将绝之人，而妇女之妆束仍复妖冶，市廛之交易仍复狡猾，斯时为之牧者将何以生聚而安全之，劝诱而化理之乎。”咸同军兴，经历兵燹后，苏州暨太仓之景象，所述甚亲切。非其时躬至其地者之记载不能翔悉如是也。李秀成于苏有去思，庸铁之中，斯固铮佼已。
《半弓居文集》卷五有《乱后经常州记》一篇，文云：“常郡，江苏之大郡也，六街三市，车击毂，人摩肩，所谓聚袂成帷，挥汗成雨者也。其服食之鲜好，宫室之壮丽，寺观之宏敞，园林之幽胜，农桑之稠密，商贾之殷实，甲于他州而埒于苏郡，呜呼盛哉！及今观之，其人民无有也，幸有存者，则衰老者，孤弱者，疾病者，断肢体者，褴褛而踉跄者，鸠形而鹄面者。其栖身，则败舍者，柴棚者，土窟者，沿途而僵仆者。其糊口，则糖秕者，藜藿者，死尸肉者，有数日而不得一咽者，而行其野，则瓦砾也，蒿莱也，白骨也，败垒而丛葬也，野兽而怪鸟也，数千里无人迹，穷目力无林木也。日过中而鬼哭声已啁啾，日方落而磷火已绎络也。呜呼！何一衰至此。……（下文论天道人事，略之。）”虽着力写状，而不免有意为文，未若《省墓日记》之就实情实景，随笔叙述，历历列举， 缕尽致也。
距黄氏苏州之行，甫一月，南京亦为清军克复，上海毛祥麟《对山书屋墨余录》卷四有《甲子冬闱赴金陵书见》一篇，记所见兵燹后残破凄凉之状暨洪秀全建都之胜迹，情景宛然。
据云：“同治三年，历元甲子，爵督曾涤生阁部克复江宁省城，计贼踞金陵已阅一纪，祠宇官署尽为所毁，惟贡院尚存。曾侯乃饬各营督弁修葺，不三月而工竣，奏请即于是年十一月举行江南乡试。余送鉴侄垣儿赴金陵应试，沿途所见，已深今昔之感，要惟秣陵为尤甚焉。
时邑之赴试者皆于十月中启行，忆自沪至昆，炊烟缕缕，时起颓垣破屋中，而自昆至苏境转荒落。金阊门外，瓦砾盈途，城内亦鲜完善，虎丘则一塔幸存，余皆土阜。由是而无锡，而常州，而丹阳，蔓草荒烟，所在一律，其于宿莽中时露砖墙一片，或于巨流内横矗乱石数堆者，皆贼负隅处也。两岸见难孩数千，同声乞食，为惨然者久之。余若奔牛、吕城、新丰诸城镇，向称繁庶，今则一望平芜，杳无人迹。偶见一二乡人，类皆骨立声嘶，奄奄垂毙。问之，则云一村数百人，今什不存一矣。而又日不得食，夜不成眠，行将尽死耳。其言极惨，不忍卒听。越日出越河闸过江，浪骇涛奔，曾不改昔，而焦山山色苍紫夺目，疏林中精蓝灿然，风过时梵呗声隐隐飘至，其所以不毁者，闻僧于贼酋中有旧故耳。又见白塔孤立云表，下无一树一屋者，金山是也。倏过镇江口，见杰阁飞空，崇楼压水，则为洋人互市处。洎至燕子矶，虽茅屋参差，稍有市集，亦仅数十家而已。江宁城濠两岸，铅丸累累，沙中白骨纵横，想见历年战斗之苦。城较旧时高数尺，轰塌处亦已修整。入旱西门，经制府署，讶其式不类衙宇，盖即伪西王府也。城中房屋，惟西南尚称完善，然亦十去四五，东北则一览无余矣。偶出聚宝门，见山石高耸处有营四五座，询之居人，知即雨花台，竟不复识其路径。所惜者，报恩寺塔，千古壮观，亦归乌有。而秦淮水遏不流，岸曲阿房尽成灰烬。忆当年珠帘翠幕，凤管鸾箫，不知玉碎花摧时作何光景也。皇城旧址蹂躏尤深，行四五里不见一人，亦无一屋，人言贼到处如飞蝗食禾，疾风扫叶，顷刻都尽，不信然欤。计阖城贼馆不下千余处，曰伪府。则有辕门二大门三，高可数丈，门内墙壁皆彩画鸟兽。后有堂室园囿，多至数百，少亦百余间。若伪衙，则择民居之高大者加以彩画，其余或用红笺作联，或以黄纸写朱字，遍贴大门，以为观美。伪幼东王府园，入门有亭，亭畔有花椒二株，荫可半亩，圆实蕃衍，馨红可人。自亭而北，叠石为山，绵延不断，众山之麓，清池绕焉。今已枯骨满中，不堪逼视。池后有楼，危峙天半，因乱石阻路不能上，亦不欲上也。洪王伪府，以前制军署为之，在城北，庄丽胜他处，大门额曰荣光门，二门曰圣天门，皆以真神冠之。两旁有栅，栅内横匾数方，皆伪僚所赞颂。左右有亭，高出墙外，覆以琉璃瓦。二门内伪朝房，东西各数十间。
西有一井，以五色石作栏，上镌双龙，石质人工俱极坚致，似非近时物。伪殿前牌坊一座，上下皆雕龙纹，饰以金彩，伪殿尤高广，梁栋俱涂赤金，文以龙凤，光耀射目，四壁彩画龙虎狮象。伪殿之东有墙一围，凿池于中，池方广各数十丈，池心以青石砌成一船，长约十余丈，广五六丈，舱面已坏毁。北岸又有半亭，高仅数尺，式如字藏，中空无物，询之土人，言洪尸自船掘出，亭则设以供位者。考洪王崇信邪教，死不设位，曾侯奏稿只言得尸伪官，并无石船字样，土人之说毋乃传疑。至伪殿后，一片瓦砾，剩有败屋危墙，皆摇摇欲坠。遂不遍历其境。其余伪府尚多，或作官署，或屯兵勇，俱不得入也。若向来名胜，已俱荡焉无复存矣，可慨也夫。”移录俾同览焉。（本刊四卷第三期载《养和室随笔》引归安吴绍箕《纪洪氏故宫》一则，亦可与毛氏所记合看。）
黄氏又有《蔡侯退贼记》及《庚申年团防纪略》二篇，记太仓崇明事，见《半弓居文集》卷五，亦关咸同军兴之地方史料，并缀录之。《蔡侯退贼记》云：“咸丰三年春三月，粤匪陷江宁，江南北咸骚动，海隅不逞之民，跳刀走戟，乘间窃发者甚众。秋七月，杪土匪周列春等陷青浦，八月三日，土匪刘利川等陷上海，五日，南翔土匪朱三等陷嘉定，八日，青浦土匪陈某等陷宝山。陷宝山之先一日，嘉定贼高步蟾等犯太仓。太仓额兵无多，皆老弱不任事，变起仓猝，城守虚无人，贼自南门入，居民方上市，见贼咸走匿。贼径趋州署。州牧蔡侯寅斗，闻警即召家丁厮役为御贼计，则已无一人在。侯急结束为武人装，腰刀帕首，手一鞭出署迎敌，而贼已蜂拥至署前，相距不百武矣。署门左右有擘山炮二尊，设以备非常者，侯拔刀激石，取火燃炮，炮发，贼出不意，惊走。侯挥鞭直前，击杀贼三数人，贼大奔。侯迳追出城，城得不陷。黄清宪曰：‘乱后，余至吴门，道太仓，闻州人言如是。侯之有功于太仓，岂浅浅哉；而侯之勇往无前，奋不顾身，又岂易易哉。古所谓雄豪之士非耶。然其后粤匪陷苏郡，侯已为江苏布政使矣。顾束手无策，潜身以遁，何前后若出两人耶。岂位高者身家之念重，而雄豪之气消耶。予盖重为侯惜矣。”
《庚申年团防纪略》云：“咸丰十年春三月，总统张忠愍公大营以乏饷溃，总统死之，粤匪遂东窜，叠陷常州、苏州、太仓诸郡县，直抵刘家河镇。崇邑与刘家河隔一江三十里而近。粤匪既据刘家河，焚掠民舍无虚日，邑中望火光昼夜不绝，咸凶惧。加奸民丛杂，讹言四起，风声鹤唳，一夕数惊，并惴惴有朝不保暮之虑，徙避者十室而五。知县山左翟侯见事急，乃设巡防局于土地祠内，召诸父老议行团练法，择邑中有力者，家出佣人一人或二人，枪械旗帜咸备，短衣帓首，即以其家主数人领之，日则至江上缉捕奸宄，驱遣无籍流民，夜则以三四十人持械吹角，巡徼街衢坊巷间。灯火供具之费，亦令有力者分番具备。镇标中营游击亦派兵守五城门及文武衙署，入夜亦排队巡逻。外城女墙隙处咸架红衣大炮，间二日环城试放，声震遐迩。而富人沈沼，散家财，募丁壮数百人，自为一军，驻演武场，校艺演阵，戈矛耀日，旌旗蔽空。团练大臣庞公锺璐自常熟避兵来崇，仍督理团练事，常临观之，颇壮声威。然是时城守虽略备，而局勇固无用，募勇亦皆市井无赖不足恃，兵卒亦怯弱，贼焰又方炽盛。居民皆蹙额相向，恐土寇窃发或粤匪猝绝江来犯，致罹锋镝患。翟侯殚其智力，抚循军民，日夜莅局慰劳激劝，又于深宵人静微服单行，遇造设谣言及犯夜禁者，即回坐堂皇，命隶唤其人至，痛予重惩，有囚木笼而死者。或遇形迹可疑及逃卒溃勇，必捕鞫之，往往得通贼状，即驰片纸至游击署，使之斩以徇。获劫人贼，即断其胫，缚而投诸江，威惠大行，民情慑服。勇丁兵卒亦莫敢不效命，人心虽中馁而虚声甚盛。以是土匪得不逞，而粤贼亦以吾邑有备，且在江表，莫能测虚实，不敢轻犯，邑赖以安。迨贼势既蹙，而侯亦量移以去。
使当日不得侯严毅之性，敏干之才，以布置而镇抚之，吾邑之不罹贼祸几希哉。用记之以颂侯之功。侯名寅清，字叔度，山东潍县拔贡生。”张忠愍谓张国樑。张谥忠武，时误传为忠愍也。江南大营，和春实继向荣以钦差大臣为主帅，称张不称和者，盖张骁勇善战，勋望特隆（清文宗于其授命后降谕，称以‘东南半壁，倚为长城’等语），和春则舆论所不与耳。
《文集》卷三有《诰授资政大夫知府衔归部候选同知沈君行状》，著其急公助军以功获奖诸事，即所云富人沈沼也。
至黄氏之生平，见《候选训导黄德卿墓表》（同里张应榖述）及《黄先生传》（邑后学曹炳麟撰），均载于《半弓居文集》卷端。传云：“先生姓黄氏，讳清宪，字德卿，崇明县岁贡生，性清介，薄荣利，贫而有志操。弱冠授经，资脩脯以为生，博览经史及百家言。治古文，师明归有光氏，得其义法。为人貌古神凝，语峻重不轻可人，衣履俭素，有儒先风，颇不洽于时。然县令下车，访贤者必首先生，皆敬礼就谘询，未尝干谒焉。光绪初任纂邑志，审体例，勤搜访，慎去取，损益旧志，详略有法，以登采人物过严受抨击。群议削其稿，先生持不许。既临川李晓湖京卿联琇为总纂，略删润之，将刊梓，而先生去修《桐乡县志》，议者辄增小传百余，非先生志也。尝董治育婴事，刓积弊，广乳额，厘公租，稽出纳，所活婴甚众。经筑海塘，亦多建议，而治公不私一钱。独嗜酒，终日饮而不乱。所著有《半弓居文集》十四卷。”其略历盖如此。（墓表谓卒于光绪三十一年，年七十七岁。）《半弓居文集》，印行者为排印本一册六卷，署“邑后学钱应清祝燮纲编次”。民国十二年祝氏“跋”所述印行经过云：“民国戊午，距黄德卿先生之殁已十一年矣，其孙荣祖将客郑州，一日，携先生文稿示余曰：‘荣祖家贫，不能刊行全稿，子盍为我择三之一，明年吾将节所出而印行焉。’余视之，知为先生手定之本，自三卷至十四卷无缺者，而已佚一二卷，盖论辨文也，惜哉！余既逊谢再四，荣祖固请，乃转丐诸王先生蓉清、陈宗山二君各为简择，得数十首。逾年，荣祖归，赀无所出。未几，客死汉皋，家贫子幼，益不及此。是稿遂存余所。余以孤本无副，惧其久而复佚也，壬戌至京，谋于友钱君镜平，钱君为醵资，得若干金。余归乃取二君所简择者复益若干首，缮成六卷，邮致京师，卒赖钱君之力印行焉。”钱应清，字镜平，卷端有其序，并有王春林序（均称乡后学）。《省墓日记》为六卷中最有价值之作，其体裁为笔记之属，与他文有异，故编次者置诸卷尾云。
宦游偶记
石埭陈惟彦《宦游偶记》，凡一册，分上下二卷，戊午（民国七年）五月在北京排印行世，弁以民国六年六月张謇书后。丁巳（民国六年）秋九月陈澹然题词，丁巳严修序，癸丑（民国二年）自序，卷末缀以丁巳六月弟惟庚、丁巳秋弟惟壬各一跋。自序云：“余宦黔七年，治狱殊伙，严子范孙督学黔中，闻邻民之争相赴诉也，叹为虞芮质成之风，属记其事，以为世法。余笑曰：‘是吾职也，奚记焉。且当案牍疲劳，疾病时作，治开婺足裂涌泉，守黎平病至咯血，命之几殆，宁暇记之？’迨游苏湘，迭绾财政，殚精整理，忌者纷如。国变以还，都成隔世，宦游陈迹，渺然相忘。比来京师，端居稍睱，陈子晦堂敦促记之，乃就其可忆者笔之简端，吏事纷纶，不过百之一二，人地时日，弥复遗忘，一鳞一爪，聊以示后昆云尔。癸丑长至前五日，石埭陈惟彦。 ”严序云：“余弱冠时，因某纸坊榜书，心识劭吾姓名。
越十余年，奉使黔中，而劭吾方牧开州，见余所为劝士文告，以为宜可与言，惠然过访。一见欢洽，是为订交之始。劭吾长余四年，余生平遵父遗命，未尝结异姓兄弟，遇所敷爱而齿稍长者，真兄事之，然综计不过三五人，劭吾其一也。劭吾之治开州也，民怀吏畏，政绩粲著，尤能据公法约章折服外人，间为余述经主事实，多可惊喜，足使听者忘倦。余尝怂恿劭吾一一笔之于书，劭吾以为有待也。至今年而是书始脱稿，介弟西甫持示余，题曰《宦游偶记》。其记开州事，皆余曩日所饫闻，他为余未及知者，又若干事。事之可惊喜如治开时。
西甫调余宜有序，余亦自调余宜有序，且宜序是书者莫先于余。余使黔时，所识士夫数十百人，最心折者惟劭吾与王君采臣。丙申、丁酉间，三人者数相过从，纵论时事，欷歔太息，有积薪厝火之惧。旁观讥笑，见调无病呻吟，劭吾则曰：‘病深矣，奈何言无病？’由今思之，然乎否耶。余固深喜是书之传世，如吾曩时所期，而又深叹劭吾有医国之术，而不使竟其用，卒使我国有不可救药之一日。而劭吾是书遂等诸前朝之轶事，可悲也已。丁巳各日，严修谨序。”张氏清季以大理寺寺丞供差北洋淮军银钱所，选授贵州开州（民国初年改为紫江县，嗣又改为开阳县）知州，调署婺川县知县，嗣开缺归知府班，充厘金总局提调。复任黎平府（民国裁府，改为黎平县）知府，均有声。上卷所记，均宦黔时事，后以道员改发江苏，充厘捐总局总办、皖岸盐务督销局总办，著绩效，以善理财政名。后遂加四品卿衔简充湖南正监理官，因故不安于位，度支部复委其整顿淮南盐务（在扬州创设淮南盐政公所，旋总办扬子淮盐总栈），更有成绩。值辛亥鼎革而去。下卷所记，均宦苏后事，民国元年辞安徽财政司长，亦及之，又附记密查云贵总督案（录民国二年北京《国是报》，宦黔时事也）
于卷末。此书足考清季史迹，尤以关乎财政者为要，摘录数则，用资扬搉。
咸丰军兴，创办厘金以济兵饷，后乃成为弊薮。本书卷上辞安顺府厘捐云：“丁酉暮春，呈请开缺归知府班（前在北洋，文忠公奏保得缺后以知府前先补用）。将乞归，适黄冈王公毓藻由川藩擢黔抚，二十年前在京相识，非有交也，至是相见，益契洽。不任去，委办安顺府厘捐，访诸曾办此差者，云优差也。余曰：‘薪水月六十五金，优于何有？’曰：“此岂恃薪水耶，凡纳捐由行户经办，货百石或完五六十石、七八十石不等，余则缴费放行。’余曰：‘不畏人知耶？’曰：‘其他有韩胥者，行户多与交，韩胥请求每百石完捐若干石，以棉纱、鸦片为大宗。如每石完八两者，其不填票之货，每石缴费三两，无须报解，提五厘给韩胥津贴，韩胥利其获，从不泄诸人也。 ’（此君仅晤一二次，而直言不讳，亦可见以舞弊为常事矣。）
余闻之不禁汗下（政界所入，往往失之易，况卖放耶，何以遗子孙）。翌晨谒巡抚辞差，且言无论何处厘差，皆不敢奉委。王公诘之，余曰：‘从未办此，恐贻误耳。’王公曰：‘能任地方，反不能任厘差耶？’余曰：‘地方官虽虑为书役所蒙，然尚能自主；厘差分卡多司丁众，相信既寡，保无为所累耶？’王公曰：‘厘差有弊不愿任耳？’余曰：‘厘差月薪数十金，而名调剂优差，是纵之舞弊也，断不敢任。’王公曰：‘君所见甚大，容与藩司商之。’比谒藩司邵公积诚，述如王公问答之言，而辞益坚。邵公曰：‘求厘差者多矣，君何辞焉？’余曰：‘求者既多，何不可辞之有？’邵公曰：‘如以厘差有弊，君不舞弊，不更佳乎？’余曰：‘一人不舞弊，本局及邻局员司无不疾亲〔视〕之，是处危地也，是尚可一朝居耶？’（总局无主持者，外局何能办。）邵公曰：‘君亦效他人所为竣差竣以所得归诸公，有何不可？’余曰：‘蹈常习故，非心所安；倘有变端，安能自白？’反复言之，迄未允。次日复固辞，邵公曰：‘既声明全省厘差皆不就，知府班只善后厘金城防三提调，皆瘠甚，奈何？’余曰：‘优瘠非所计也。’邵公曰：‘是三差皆有人，一时无可委。’余曰：‘既请开缺，岂尚觊他人之差。’邵公乃陈诸巡抚，改委王君德昌赴安顺。 ”此述贵州厘金之积弊，妙在大吏即名弊薮为调剂优差，盖他省亦比比皆然，其习焉而不知其非也久矣。
张氏旋任厘金总局提调。同卷《整顿贵州厘金》云：“贵州厘金，藩司主政，臬道会衔，提调驻局办事。丁酉六月，余奉委提调。先是，余声明不任厘差，总局则董其成，不自收捐也。巡抚王公曰：‘藩司首府均言贵州厘金整顿已无余地，不能有起色也，君调若何？’余曰：‘收成不歉，用人必公，赏罚精严，仍无起色，提调之过也。’王公曰：‘任君所为，应定何章为善？’余曰：‘章程固善，患不能行耳。增收奖赏之章，早经停止，不可不复，薪水亦应酌增。’王公曰：‘可照办。’余曰：‘厘金系藩司主政，俟往商之。’乃谒藩司邵公，详陈是说。邵公曰：‘定功过，严赏罚，不循情，均可照办；奖赏增薪，应从缓酌定。’余友复陈说，邵公终以缓商为词，余乃语王公曰：‘操之过急，恐生意见，惟有渐以行之。’乃申明约束，通行各分局。三阅月后收数有增。王公曰：‘已效矣。’余曰：‘此小效耳。’王公曰：‘尚有大效乎？应若何办？’余曰：‘欲取之，必先与之，用人之力，应恤其私。藩司惜费，不遽允增薪提赏，其实增薪所费无几，而可安办事人之心；增收提赏并无所费，而可收其效。
且不使之俯仙〔？〕有余，而迫之趋于舞弊，亦非造就人才之道也。’王公亟称善，促速行之。余曰：‘俟与藩司商。’乃复商诸邵公，始允提赏，而增薪仍以从缓为言，甫及一年，几倍原额云。”成效之著，由于见理之明，用人之力。应恤其私云云，实通论也。
其任南京厘局总办，先之以奉委密查厘捐情事，局卡之弊，于卷下《查金陵厘捐》一篇可见也。据云：“壬寅六月，入都引见，将赴苏。鲁抚周公馥奏调山东，以屡病，于甲辰秋仍赴苏，适周公署江督。十一月十八日面授密札，饬带员司往查金陵所属厘捐，事秘甚。时奉委查盐务者，皖岸则欧阳君述，西岸则陈君际唐，湘鄂岸则秦君秉礼，人辄知之，独不知余所查何事，有见询者，答以查案而已。始出至镇江，访询数日，雇民舟按日给值，勿问所之，遂入瓜州口，过扬州邵伯，遍里下河至通州，由芦泾港附轮舟至上海，转火车至吴淞，复自上海附轮舟至海门，历靖江，乘舟至泰兴，易小车至马甸。是日雨路泞滑，车不易行，留仆人于马甸，择车夫健者御余以行，未几亦困，乃徒行至口岸镇。次日附小轮舟过马甸、三江营等处。至镇江易民舟，而别派员至高宝，时已十二月十有六日矣。方余之遍历各处也，或称访友，或伪商人，酒肆茶楼，游迹几遍，所至见舟人商贾，辄促膝倾谈，或附货舟，经局卡，亲见司扞之需索，舶户之隐瞒，而不勤之弊，为害亦巨（地方官亦习于逸怠于事者居多）。委员深居，司扞疲滑，日已出而高卧，日未入而锁档，下票风行，漫无顾忌，常关之弊，抑又甚焉。复自十二圩泗源沟至大河口，而奇变始作。初日潮州商人萧英如者，自六合运豆饼四百二十二石过大河口，舶户王姓为报捐，萧继至查捐票填六百四十四石，乃咎舶户之浮报。舶户曰：‘十三即已运至，先扞八百石，告以实数，迭次哀求，迄不允。今日复兴辩论，乃将吾捆吊。诸商悯其状，环乞之，定为六百四十四石，始见释。吾岂忍客之多费哉。 ’旁有商人田姓者曰：‘吾亦在劝解之列，不能咎舶户也。 ’萧曰：‘浮捐若此，贸易尚可为耶？’遂偕舶户至厘局访所识陈司事，问曰：‘捐数不符，何也？’哨弁周际堂大呼曰：‘日将落矣，尔等来抢局耶？速吊之！’余随众往观，见萧已被执，复吊船户于局门。余曰：‘询查捐数，乃事之常，何遽若此？’周曰：‘何干尔事，岂将同劫耶？’余曰：‘厘局固商人往来之地，奈何加以抢劫之名？此案不能不查办矣。 ’（密札有“司丁强横即查提讯办”。）周曰：‘将委札来。’乃遣人取札至，授其司事韦编仲、周瑞田等阅之，阅毕笑曰：‘总督乃东君至戚，捐数乃系明加。’余曰：‘何故？’韦曰：‘比较严故也。’余曰：‘严比较者所以提中饱，非以加商人。’韦曰：‘向若此，东君方进省，请留数日，吊船户者想系粗人。 ’‘有朱姓者，当系司事，甫询其姓，乃亦凶横何耶。’朱自房出曰：‘我名朱大福（闻其实名家磬），虽总督其奈我何？’人多语杂，不可理喻。余乃作书上总督，略云：‘十八日行至大河口，有商人以捐数不符至厘局询查，职道随往，竟被扣留。示以委札，仍不放行。请裁夺施行。’未叙捆吊船户等情，恐过激总督怒也。长江水师守备陈先堂、把总胡应铭等至，劝候查办，韦等仍横傲如故，胡把总始将船户释下。次晨，余移效生局，雨雪大作，民舟小船，概不克行，亲视余所卧，乃棺板也。互〔？〕稀屋漏，衣履尽湿。二十二日风渐息，十二圩盐栈派哨弁率马勇至，出示总督电，迎余至圩。少顷，奉查滋事司丁六君至，又少顷，局员知府赵继椿来界道歉，仍无归咎司扞之词。余乃以即行告。赵请示办法，余曰：‘余乃查厘，非办厘也。 ’赵请留商，余曰：‘君常在省，局中司丁哨弁皆可擅行，果与谁商耶？’赵曰：‘此调大权旁落矣。’余曰：‘然则〔□〕权固未旁落耶？’赵曰：‘萧商前至镇江，浼领事要求常镇道郭公函责扞数逾额，此非司扞咎也。 ’余曰：‘然则今吊船户为报复计耶？前事固已闻之：萧商运豆饼八百石，而责以按一千六百石纳捐，再曰乞求不久〔？〕，乃求领事，卒按九百六十石纳捐，萧商岂得已耶？’赵曰：‘不在局声明实数，而遽往求领事何耶？’余曰：‘饼船初二到，十三始开行，其间屡次声明实数，且呈发单，迄不理，特君在省不知耳。倘能理谕，求远奚为？且领事岂易求耶。’赵语塞，余乃行。沿江商民暨舟子欢声雷动。次日至省谒总督，已先派员率武弁十人提韦纶仲等严办，则皆潜逃矣。总督奏参，赵降为通判，各局卡乃稍知警云。”张〔陈〕以道员奉总督命按事，而司事微员敢加扣留，其横亦可惊矣。商人被迫，乃乞援于领事，为丛殴爵〔？〕，可叹。
至张〔陈〕之总办南京厘捐总局，同卷《整顿金陵厘捐》云：“金陵厘捐总局，故事，藩司领衔，候补道一员为总办，粮道巡道及候补道二员为会办佐之。甲辰岁杪，总督同公委会总办，裁会办，且以藩司事剧免会衔（近年关防存藩署，亦交出），权遂专于总办。……固辞不获。又念财政为藩司专责，请仍饬会衔，亦未允，余乃任事。参酌旧案，定章二十条，而扼要有二：一曰恤商民之困。金陵总局辖江宁、扬州、通州、海门四属，分局三十余。长江捐疏，按九成完纳；内河捐密（有常关漕捐等），按七成完纳，逾额者撤差记过，逾十成者详参。一曰恤办事之艰，各员按年摊解出洋学费万金，蠲免之。增经费五万千。更定比较，留其有余，按大中小局，增收之数，分别提奖。凡更员，一经商定即办札，不逾日悉面交。
革送札到差等费及藉事送礼之习，总局不荐司丁，悉任自择。凡司丁皆取保，按季册报，有更易者随时具报，无弊亏帑者，保人及局员分任之。及届一年，除弥补钱价银约二十万两外（收数系钱，解数系银，是年钱价大落），较最旺之年增银三十五万六千两（定额银七十万两，嗣收数增而钱价涨，最旺之年收银一百万余两，兹乃突过此数。木〔本〕厘另增收数万两）。周公曰：‘自曾文正督两江以来，厘收未有若斯之盛者，而商旅乐出其途，诚非俗吏所能及也。’余曰：‘金陵为大都会，而各库空虚，极为可虑，增收之项皆实银，寄储藩库，以备缓急。’周公称赏不置。然非周公假以事权，不加牵掣，余又安能收此微效耶？”盖江督周馥倚任特专，俾能集事也。候补道总办厘捐总局，粮巡二道乃为会办以佐之，见任者居需次者之次，已异恒例；若布政使，向为道领袖，有综理度支之责，自当领稀〔袖〕斯局，而亦与粮巡二道并解司务，独任此总办之候补道。清季督抚对僚属之权积重，若是之类，其尤著者已。李伯元（宝嘉）《南亭笔记》卷二有云：“江宁牙厘局，本系藩司兼摄，某督到任后，改委道员某总办其事。某尝禀告某督曰：‘伏查牙厘局本与藩司会办，前藩司某，精明强干，有作有为。今藩司某，情形亦熟，仍请札饬会办。’云云。恩笑曰：‘年终大计，首道尚须我亲填考语。后出详督抚两院，今彼一候补道，乃欲填我考语耶，抑何荒谬。’嗣然江宁一省遂以此为笑柄云。 ”（恩谓江宁布政使恩寿。）似即指周督免藩司领局务，张〔陈〕氏请仍饬会衔事。虽语焉念未尽谛，传说之由来，当不外是。其时藩司之牢骚口吻，亦人情耳。
杨子勤（锺羲）《来室家乘》卷下光绪三十四年云：“革员某遣戌新疆，向由府派杂职押解。前有湘籍曹巡检，于衙参时询问经历，自言曾在西北边省多年，至是因其熟悉，且新疆多湘人，委派是差。忽督院易以某令，某令缘事尝得罪左右，欲用此行苦之。坚持不承教，逢盛怒。余力为陈说，不能解，竟以违抗褫某令职，而曹巡检卒解送前往。某令交通言官，摭它事严劾督部，经后任察覆，了此公案。 ”（时杨氏在江察〔宁〕府知府任，督调两江总督端方也。）《宦游偶记》卷下记与端督论辩数则中，亦记其事，言之颇详。〔督〕调端方所黜者知州汪乔年也。其说云： “（戊申）”五月间，总巡知州汪乔年具报：巡至扬州城外，有米船三号无捐票，照章捐罚，将款缴公。余以米船自湾邵分局来，其为委员知县陈润藻卖放无疑也。照章应撤差查办。继思陈为端公私人，如照章汪必不免，乃檄端公由鄂调来之知县李承东复查，以李为端所信，李所言当无异议也。李查如汪禀，余乃请撤陈。端公曰：‘既无票，必有故，可饬陈来询之。’余曰：‘卖放耳，何故？且李查相符，何询之有？’端仍以询陈为言，并语前办厘捐吴君学廉，汪托陈买靴不给价，故恨陈而陷之，众皆为汪为，余亦不欲。厉吏因认真被祸。陈至，询其无票何也。陈曰：‘商人不索票者多矣。’余曰：‘减折买放乃无票，岂有照章纳捐而不索票者？且此三船由邵伯镇至扬州，过湾头时（委员驻湾头）
不扣罚，何也？’陈曰：‘不经湾头，由槐子桥行耳。 ’余曰：‘槐子桥接陆路，舟能陆行乎？’陈曰：‘邵伯下便入湖。’余曰：‘入湖后有戴庙等分卡，能越过乎？且由此出江，何能复至扬州城外？’陈语塞，乃曰：‘司扞舞弊亦有之。’余曰：‘弊在委员或司扞，尚未得实，可欺以方。即作为司扞之弊，驱逐司扞，记委员大过，此系格外从宽，后有犯不仅撤差矣。 ’陈唯唯。余又询汪曾托买靴乎？曰：‘有之。’曰：‘价几何？’曰：‘十金。 ’‘何无零数？’曰：‘夹靴三两四钱，皮靴六两六钱。 ’‘何时带到？’曰：‘三月杪。’‘价已还乎？’曰：‘已还。’余曰：‘汪面还乎？抑此金陵还也？’陈曰：‘扬州钱店拨还。’余曰：‘何时？’陈曰：‘午节前耳。’次日俱以陈端公，曰：‘如此宽已甚，后须严也。’既而曰：‘汪乔年可恶，穿便宜靴，须委以差。如不往，是自取咎也。’余曰：‘靴付价，何调便宜。汪查出厘弊，如委苦差，无以示鼓励。’端曰：‘与厘无涉。’盐巡道荣恒君在座，甚为不平。时有武员，或调其通匪，拟定充发新疆。江宁府委巡检曹鸿绶押解，端改填汪名，盖押犯新疆，往返率须年余，汪年近六十，以此困之也。汪坚不欲往，余屡白无效，乃商之署布政使陈君伯陶。陈君曰：‘是非不可说，惟乞恩或可转圜耳。’余曰：‘但求有济，委曲何伤。’一日，司道咸集，陈为汪乞恩，端云：‘汪某既老而多病，如中途病故，吾为请恤。’余曰：‘大帅待属吏宽，似不忍汪某若此。’端曰：‘汪某不去，谁愿去者？’余曰：‘首府原委曹鸿绶，可仍委曹。 ’端曰：‘曹某何以愿？’余曰：‘曹某年方三十，其祖父病故新疆，藉此运柩，诚两便也。 ’端曰：‘汪某不去，俟吾参后再委曹。 ’荣亦进言，迄无效。布政使樊君增祥莅任，余悉语之，樊君进言亦无效。余见不可挽回，复力陈汪所查有功无过，靴价已偿无不合，且汪苟不偿价，陈或愤汪，汪不应愤陈，此理之最易明者。未偿之说，闻自何人。端曰：‘闻之陈润藻。’余曰：‘陈言靴价已付，可面质也。闻捏之此语者乃陈处两司事，甚招摇。近调人曰：汪查弊而得祸，可调快事。’端仍诿之陈。盖两司事者，端荐之陈以渔利，虽闻其招摇而不欲饬查也。余语涣布政曰：‘汪如不合而被参，余争之，是袒护属员也，应先参我，汪无不合而被参。余争之无效，不得其职则去。’岂复可留，且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樊君曰：‘君已屡争，遽去未免过决，请稍缓再辞。午帅之参汪，以其无名耳。彼自顾名誉，断不至以非礼加君。请姑待之。’余曰：‘有官可，无官亦可，参不参，何促计？君既谆谆相劝，不过求去稍缓尔。’既有同官调余曰：‘后勿与午帅争，将委差出省也。 ’余曰：‘属吏岂愿与上官争？但事有不合不敢不争耳。余屡辞矣，另委何为？’友曰：‘在省多直官甚碍事，将委大差以全颜面也。’余曰：‘朝廷所以驱策人者富与贵耳，不为富贵所束缚，午帅其如余何？无论委何大差，决不就。’友曰：‘何必然？’九月二十日端语余曰：‘汪乔年吾已参。’余思樊言，忍而未发，端又叠言之。余观其意在余，乃曰：‘汪查厘捐认真而被参，以后谁肯认真直言者？’端曰：‘与厘无涉。’余曰：‘何事被参？’端曰：‘心术不端。’余曰：‘心术不可见，见于何事？’端曰：‘劣迹多。’余曰：‘请言一二。’端曰：‘汪乔年不好，不应委差。 ’余曰：‘差非余委，但未见其劣迹耳。倘有劣迹，何以四月请补高邮州，五月查出厘弊乃被参也。 ’端大怒，汗涔涔下，掷帽案上，大言曰：‘如斯言，吾乃若此刻薄，不顾子孙，妄参劾耶？’余曰：‘大帅参人，或有他意，外人求其故而不得，但说不应认真不应直言耳。’端曰：‘照此说，以后厘捐不旺乃吾过耶？’余曰：‘外人有此误会。’端曰：‘是直言吾之咎耶。’余曰：‘外人有此误会。职道固屡言才短体衰，不胜任，请从此辞。 ’端忽平气柔声曰：‘吾辈相契，何出此言？’余曰：‘汪陈与余向无往来，前任所委仍留原差耳。凡争当问曲直，有何厚薄于其间？’端曰：‘君空洞无物，且办厘有成效，何辞焉？’余曰：‘是非不明，赏罚不公，不能办事明矣，请另委人。’端曰：‘相契有素，勿复言此。’遂顾而之他。时提督程君允和道员王君铭谦等在座，均为震恐，余独坦然而出，樊君复再三挽留。十一月十五日委鄂岸督销，余不谢亦不辞，但微言难胜任，盖一辞即恐樊留余□厘也。己酉正月初，始获卸厘务，遂谒端曰：‘鄂岸者督销为江南第一差，岂不甚善？惟职道不便往耳。’端曰：‘何故？’余曰：‘职道往须按定章，此安能办？’端曰：‘章程云何？’余曰：‘分销亏空，总办先行垫解。鄂岸各分销亏空之巨，大帅所知，职道如往，恐前总办不了耳。 ’端曰：‘章程如此乎？’余曰：‘奏案皎然，必应遵办。’端曰：‘若是，非特前总办不了，盐政亦将不了。 ’（分销委员多系端所荐。）余曰：‘委差甚善，委鄂岸督销尤善，但须圆转人乃不决裂。如职道往，岂不决裂耶？’端曰：‘所见极老练。’余曰：‘既以为然，请另委。’端曰：‘委君江西督销。’余曰：‘不能就。’端曰：‘何又不能就耶？’余曰：‘鼻渊数载，用心辄不成寐，将赴上海就医耳。’端曰：‘君受屈甚，安能闲？’余曰：‘江南候补多无差，职道差事络绎，且皆要差，何屈之有？因病辞差，病愈再候差耳。’端曰：‘万不能闲。’余曰：‘请先开鄂岸差，久未还乡，请假扫墓。’端曰：‘几日可达？’余曰：‘三日。’端曰：‘如此甚易，速往速回。’余乃延地师犁熙儿还乡，不欲即出矣。”琐琐写来，胜读《官场现形记》。张〔陈〕氏甚不满于端方也。（杨氏盖亦力为汪齐〔乔〕年缓颊者，张〔陈〕氏叙此，似犹有所遗。）辞鄂岸督销所云，亦见盐弊之一端。
此则之前，叙端方委总办厘局事，亦列为论辩数则之一也。据云：“戊申二月委总办厘局，余复辞。端公曰：‘前办厘捐有成效，曷可辞？’余曰：‘体衰多病，时势亦殊。’端曰：‘任君所为无牵掣。’诸友调端公破格不可辞也。三月二日甫接差，帮提调兼收支知州金焕章亦于是日到收支差，遽云：‘有外销之外款万余金，午帅嘱开折提用。’余曰：‘有何外销之〔外〕款出系公裕官银号结余之款，报明有案，开折列总数则可，未便请提用也。’嗣金屡催开折由午帅批行，余曰：‘曰词云何？’金曰：‘批归督署账房。’余曰：‘此公款未便提归私账也。’又一日，金曰：‘午帅云拨裕宁官银钱局。’余饬办文批，金见稿怒曰：‘区区万余金，尚须文批，不信金某耶？不信午帅耶？’文牍员调余云：‘金某言若此，尚办文批否？’余曰：‘非不信金某，更非不信午帅，公事应如此。即数少于此亦须文批，倘不以所办为然，惟有请午帅易人耳。’金与裕宁县某乃大谗余于午帅（其后类此者间有之）。”清季各省有所调外销之款，督抚或任意提用，公款与私账混淆，恶例也。
关于厘局之弊，高照煦《闲谈笔记》卷一述陕事有云：“同州府属例食河东潞村盐，韩、郃、澄、朝各县设有盐局。……新来委员鲍典史号子康者，湖北人也。昨云：‘韩城西二十里芝川镇，久设厘金局，委员某甚怠事，该镇附近黄河，过渡者，必请厘局查清，始准开船，乃每日必向暮时始来清查。查讫又不准逗留，即促过渡，以故行客每于夜间达彼岸。前月阴雨河涨，一船载五十三人，抵中流，水又暴涨，船随浪逝，舵工无能为力。船中人自分必死，放声齐哭。黑夜云阴，对面不见。有二人在船边，因电光见去岸不远，尽力一跃，幸俱履岸，试前行，乃陡坡也。泥滑不可上，踵后即黄河，不敢移寸步，又久立不住，乃各手拘湿草根，俯身伏坡，直至天明，始遇救登坡。对众详言其故，当即沿岸下行，冀觅其船，行抵距芝川几近百里之夹马口，其船乃搁于河中之沙洲，呼救甚急。河水浩瀚，概无行船，岸上二人乃于附近恳乞小舟将船中人尽渡上岸，已三日矣。三日内船中一人带挂面若干，一人带半角烧饼若干，此外再无食物，每人每日各分食少许，五十一人幸无饥毙者，遂复偕行至芝川，公同杀猪酬神焉。未知彼厘局委员闻之亦颇动其心否？此光绪二十四年六月语也。”可与张〔陈〕氏所记合看，盖不独厉商，其厉民亦竟有如是者焉。
张〔陈〕书卷下《辞查皖南道》云：“戊申秋，安徽巡抚冯公煦将去任，奏参皖南道文焕罢之。先是，冯任川藩，文任成都府，密谗冯于川督劾之，而冯已调皖抚，饬江督查复，得无事。未几文擢皖南道，而冯适官皖抚，至是乃劾罢之。于是有为文上言总督端方公，廉其状，顾所参嗜鸦片演女戏挟妓面粉公司及幕丁勒索状，类不虚。端公密札余查复，札称该道乡望素孚宅心平恕。余固已知其意之所在矣。及入见，余以部民不便查地方官为辞。端公曰：‘此何妨？’〔余曰：〕‘是日客众事繁，乃姑退，明日再见。’端公知余将辞也，故为严厉状，大言曰：‘委尔差，何辞也？岂与冯梦华相契耶？’余曰：‘冯文皆新识，无深交。以本地人查本地官，殊不便。’端曰：‘尔畏此耶？’余曰：‘职道何所畏，大帅如照道所查办，则不辞。’端曰：‘如何？’余曰：‘无一字虚耳。’端曰：‘因〔理〕应如此。’余曰：‘果如此，复何敢辞？’端公颜渐和，声渐平，曰：‘无一字虚甚善，亦可稍含浑耳。’余曰：‘不敢含混以欺大帅，欺地方。’端曰：‘亦有可作为不知者？’余曰：‘以知为不知，仍是欺大帅。’端曰：‘文仲瀛素相识，从前在京赌博冶游，诚不足重。但冯梦华之参，全挟私嫌，吾欲借君名誉了此事耳。’余曰：‘职道无名誉，苟有名誉，一作虚言，名誉荡然矣。倘地方父老相诰，将何辞？’端曰：‘若此岂不误耶？’余曰：‘查明实禀，误不误非所知也。’端曰：‘所参各节，原不关重要，如查云属实，岂能开复耶？’余曰：‘当实禀。’端曰：‘不妥。’余仍请辞，端曰：‘可。’余曰：‘密札须缴乎？’端曰：‘无须。’余乃退。”一委查之件，个中委曲如此，亦清季官场大吏间状态之史料，而为《官场现形记》等书描写所不及者，冯煦不获安于皖抚之任，盖即端方有以致之云。
清末政府谋中央集权，度支部尚书载泽尤主之，于是宣统元年有各省清理财政正副监理官之设。张〔陈〕氏膺湖南正监理官之命，卷下《涖湘始末》云：“宣统己酉纪元闰二月，余由金陵返故乡祭扫，忽电传被简任湖南正监理官，加四品卿衔。翌日，江督端方公电入都。
三月抵都，谒度支部尚书泽公。公曰：‘外省财政紊乱，报销多不实，故请派监理官。’余曰：‘为政在人。如其贤也，若曾文正、李文忠，必不蚀公款；如其否也，监理官安能事事相争。
事当创始，忌者必多，请辞此。’泽公曰：‘闻君屡任要差，著奇绩，独何辞？’余曰：‘有责任而无事权，斯为难耳。’泽公曰：‘姑勉为之，不至过为难也。’因与论财政固宜整顿，而闾阎尤应培养。方今四民困苦，伏莽极繁，未可任刻吏以朘民生，要在剔中饱以裕国，奖廉吏以恤民。民如获安，邦本乃固，纵有邪说，其谁应之，此方今急务也。泽公韪其言（见摄政王所言略同）。既出都，至金陵挈眷入湘，中道祖发之亦作。先是有祖发者，庖丁也，久久见其勤，使为仆。丙午在大通得痰疾，神思惝惚，月余乃瘳。余自甲申丁外难，饮食锐减，须软饭始免停积。（甲申始每食软饭半碗，阅三年增至一碗，嗣是遂以为常。）既登轮舟，以该仆曾充 丁也，传任炊。及饭具，硬甚，乃啜粥，谕之曰：‘舟中无事，汝专任炊，毋再忽也。’祖发诺焉。明日午餐，饭如故，乃呼而责之。则对曰：‘炊自他人，非己咎也。 ’诘其故，则曰：‘轮舶有庖人，仆安能事此。’怒斥之，祖发退，益哓哓不已，呵之止焉。时午餐既毕，诸客皆散步舟旁，祖发突出人丛中，投江去。停轮瞭望，形影杳然，急命武弁乘小舟罟之，卒不获，乃厚恤其家。既抵湘，而支应局（属于善后局，专司供应）供张甚备，余却之。询所赁住宅价几何，局员蒋某以由公给资对。固问，卒不言。余曰：‘此吾私宅也，可今耗公款耶？即由公款，亦须列报，可不令知其数耶。’始以月赁八十元对。顾宅狭不能容，请另赁。越日以无宅对，乃别赁李姓宅，资亦八十元，顾敞甚。蒋某争付资，复严拒，乃已。湘人初闻吾官江南夙持正，阴惮之，至是见余却供张，则忌甚。余虑其谣谤也，乃宣言俟副监理来（李葆初郎中启琛）始视事。李君方至鄂，迭电促之，旬余始至，而都中《大同报》已有招权纳贿之谣（湘人陆鸿渐主报事），时余固未视事也。既视事，定期盘查各库，而两湖米捐局独以函来曰：‘捐款随收随解，略无存款可查。 ’余曰：‘款既无存，账可查也。 ’阅其账，则存钱二十一万余千。余曰：‘此非存款乎？’曰：‘此寄钱庄（叶德辉所开德昌和），非存局也。’曰：‘此非公款乎？’曰：‘固公款也。’曰：‘何不存局而存钱庄，且何不随收随解耶？’曰：‘将解矣。’曰：‘有折据乎？’曰：‘无。’曰：‘岂有存钱二十一万千而无折据者乎？’曰：‘实无此。 ’（收支一官一绅，官曰：‘俟取来。’绅曰：‘尔误矣。’此项实无折据，其事可想。）逾旬日，拟解之九万千尚未起解。又久之，始解六万千，米捐局总稽查湘绅叶德辉迭致书副监理李君，自后多财，词鄙甚，且以舞弊取利为可耻。夫有款而云无款，不解而言随解，存诸私店，藉为营运，舞弊取利，不已甚乎，而该局总办李起荣，则视若无事。督抚知其事，且阴袒焉，盖当时湘中情状如此。余既属查米捐局，若辈乃贿满御史以祖发投江事劾之。度支部以事出鄂境，行鄂督陈夔龙、鄂监理程利川查德。陈方憾监理之不便于己也，思慴之，委员遂以祖仆被殴遍体鳞伤报。陈遂联程衔部，程固未尝查也。八月九日，电传湘正监理易人，余乃电部由副监理兼摄。电德照准，如释重负，盖敷衍则不安，认真则速祸，以微罪去，固所愿也。当未奉电复之前，余治事一如平日，或讶之。余曰：‘去留何足意，在职一日尽一日心耳。’有谓余将速行者。余曰：‘无不可对湘人之事，速去奚为？’乃遍游城外佳山水旬余，而后行侨寓金陵，闭户读书。数十年烦劳，至是乃得休息焉。度支部之请派监理也，部中设清理财政处，晏海臣参议（安澜）总其事，他函参多异之，监理既出，晏亦出京查盐务，故关于监理之事，鲜所主张。晏之道归汉口也，集部员约余前所乘舟执事人暨茶役等，诘当时情状，备悉陈督所复之诬，程监理亦以未查为深咎。苏正监理管仰之（象颐）、副监理景涵九（凌霄）腾书部中曰：‘江南署局，凡陈某所辖，一尘未染，文卷秩然。因公被诬，令人悚惧，他省监理官亦以为言。泽公悔其事，乃电约入都等商盐务，并奏调盐政处差委。泽公以程监理当事未查后认愆尤为咎。余曰文过小人，知非君子，彼自认误，方佩之不遑，夫何怨。余之去湘也，未与泽公通只字，既入都，思述当日情状，事既白矣，遂不复言。 ’”清理财政监理官与地方当局相处，每难融洽，于斯亦可略征其情状。又其时方张绅权，应付上有难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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