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文庄《水东日记》：正统十四年，统幕溃围，一戍卒尝语其家人曰：“乱歼丛中，吾见一神人，谓曰：‘尔非此处人，豆腐闸儿人也。’既而得脱。然莫晓所言何谓”未几，虏犯土城，官军接战。此卒阵殁于豆腐闸。按《博异志》，唐宪宗平淮西，赵昌时为吴元济裨将，与李愬战，被伤堕马死，至夜四更，忽如睡觉闻点兵声，唱唯相应，可千余人。赵专听，将谓点已，及竟不闻呼之。天明，起视左右死者，皆夜来闻呼姓名者也。战死亦有宿命故尔。《茅亭客话》：成都漆匠艾延祚，甲午岁，贼驱在郡署造器，宋兵至，仓卒上树蔽匿，见军士往来搜杀，甚惧，向晚始定。下就积尸间藏卧，中霄闻传呼，颇类将吏，有十数人按簿称点姓名，僵尸一一应之，唯不唱延祚而过，乃知被戮之人，故无误矣。
蔡氏《书传》，日月五星运，与朱子《诗传》不同，及其他注说与鄱阳邹李友所论，间亦有未安者。太祖尝召儒臣博士致仕钱宰等，谕以欲正是书之意，命翰林院学士刘三吾等总其事，开局翰林院，凡蔡氏《传》得者存之，失者正之。又集诸家之说，足其未备。书成赐名《书传会选》，命礼部刊行天下。然今是书，世竟鲜行。盖永乐中，翻刊《五经大全》，《书》经一依蔡《传》，士子专业，以为科举，蔡说之外，遂不复有所考故也。
元末，新安赵东山，访谒黄楚望先生于九江。楚望问年，答曰：“己未。”楚望曰：“先吾刊《六经补注》之岁也。或曰：‘书刊矣，怨无读者。’子曰：‘是读者未生耳。’岂知吾子适生是岁乎？”此扬子云著书以俟后世，复有子云之意也。前辈自信之笃，不嫌大言如此。赵方，洪武初被征修《元史》。事竣，不受官，归而卒。赵尝问黄穷经之要，黄惟告以“致思”。问“致思”之道，乃举一事为例。礼曰：“女有五不娶，其为丧父长子。”先儒以丧父无兄者当之。如使其言已然，则丧父无兄之子，何罪见绝于人如此。赵思之久，而后得曰：“此盖宋桓夫人、许穆夫人之类尔，故古注言，无所受命，犹未失也。若丧父而无兄，则期功之亲，皆得为之主矣。”黄大称善，遂授以《六经疑义》。前辈教人有法，如此。
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宋孙奕言：攻如攻人之恶之攻，已如末由也，已之已，已止也。谓攻其异端，使吾道明，则异端之害人者自止。如孟子距杨、墨，则欲杨、墨之害止。韩子辟佛、老，则欲佛、老之害止者也。我太祖皇帝有此论，舆孙暗合。
国朝《孝慈录》五服之服，皆有升降，成今制矣。
武官父母丧，不持服，不解任，不知始何世。夫金革军旅之事，无逊也者，为其不以家难避国难也。为此制者，恐武官临难得为推避计耳。天下无无父母之人，父母之丧，无贵贱一也。而文武可异道乎？今武官，时当太平之际，身列藩卫之间，有父母丧，而不少异于平日，岂谓真不得已者哉？按宋《田况传》，况乞归葬阳翟，既葬，托边事见上，泣请终制。仁宗许之。史称帅臣得终制，自况始。则况以前，武官之解任可知。《金坡遗事》云：故事，武官不持服，韩汝玉奏请持服，下两制台谏议。唐子方、欧阳永叔见各不同，于是竟为两议而上。遂诏崇班以上，持服供奉；以下不持服。论者以为，如是则官高者得为父母服，官卑者则不为，无官者将何以处之？宋人盖不满于是矣。然则，今日之事，当视其人，若典军族，方在行阵，遇丧奏闻留之，终事方听返丧次。其在府司卫所，可得尽丧礼者，当听终制。军事干涉，不得已而出视，事毕复返丧次。可代者，佐贰代之，一切勿与。庶几亦尽人子之礼。
洪武初，百官闻祖父母、伯叔、兄弟丧，俱得奔赴。二十三年，吏部言：“祖父母、伯叔、兄弟，皆系期年服，若俱令奔丧守制，或一人连遭五六期丧，或道路数千里，则居官日少，更易数系，旷官废事。今后除父母及祖父母承重者丁忧外，其余期服，制不许奔丧，但遣致祭。”从之。
洪武初，御史高原侃言：“京师人民，脩习元人旧俗，凡有丧葬，设宴会亲友作乐娱尸，惟较酒肴厚薄，无哀戚之情，流俗之坏至此，甚非所以为治。且京师者，天下之本，万民之所取则。一事非礼，则海内之人转相视效，弊可胜言。况送终礼之大者，不可不谨，乞禁止以厚风俗。”上乃诏礼官，定民丧服之制。古者，丧礼三年，怀抱之义也。周末二十五月而毕。后世二十六月者，从孔子“逾月则善”之言耳。百日之说，非本诸释氏。《礼》曰“士三月而葬”，是也卒哭，后世遂通用云。
刘宋时，袁昂幼孤，为从兄彖所养。彖卒，乃制期服。人有怪而问之，昂致书曰：“礼由恩断，服以情申，故小功他邦加制一等，同爨有缌明之典籍。昔马棱与从弟毅同居，毅亡，棱为心服二年。由也不除丧，亦缘情而致制。今欲寄其罔慕之痛，少申无已之情，虽礼无明据，乃事有先例。”春观韩退之嫂郑丧，服期以报，见其所自为文。宋丁宝臣丧其兄三年，《欧阳永叔文集》实载其事。国初，詹鼎之死，所养孤甥为持三年服，《方逊志集》载之，亦情之不能自已者也。宋何叔度姨适刘处，与叔度母情爱甚笃。叔度母早卒，奉姨若所生。姨亡，朔望必往致哀，并设祭奠食并玲新，躬自临视。若朔望应有公事，则先遣送祭，手自料筒，流涕对之。公事毕，即往致哀，以此为常。二年服竟。叔度盖为自哀其母，情缘及之，渭阳之送，亦所不能已者，不自知其过也。
正德丁卯冬，春以继祖母服，承重于家。既祥州学官来请，欲赴书院教诸学弟子员，春辞之，而以书与易训导体乾，曰：“屡辱左顾，惠恤良至，日随月积，未缘诣谢。计盛德仁明，必加情贳，君子相与，岂视末礼往复为厚薄也。敝州士友，近者何幸得贤郡公，博雅恺悌，师帅于上。而执事二三，鸿宿立之，函丈程课，其开横经肆史，造膝提耳，开发其所未知，增益其所未能多矣。鄙人桑梓，获瞻雾露，润及我躬，报德无地。连屋不通，匪情则异，千里悟对，其心实亲。而创痛砭割之馀，意销志蚀，待尽墓次，惟日为岁，百骸憔悴，尚何言乎？窃于执事交契，不思其获谅于贤郡公，盖有在矣。日本乃闻郡公视学，欲令有志生员，开具从师手本，将辟义塾，猥及鄙人。昔甲子之岁，提学先生姚公文灏，行移到州，曾有此举，致烦邻州诸县士友，纷沓裹足诣门，增我惭愧。春不得已，黾勉酬答，未及月余，遂尔谢绝。 春于时尝云， 吾处已固非泥之■111111，不致白沙之累，而化物岂有丹之妙，可为黄金之资， 此州人所悉也。区区此日，何等意绪，敢仍冒昧，以蹈前罪。祥事甫毕，摧毁方深，坐荒庐之荼蓼，守孤垅之苫块，有何问学，更接青衿。诸贤获承师帅，程课必日新时迈，大非昔比。隋珠加磨莹之奇，荆卜效琢雕之益，而更假于奄奄气息之人之力耶？且春抛弃筌蹄，积岁已久，今吾故我，判然两人。使任举业之师，更识何等香气。区区正一无鼻孔者，何由去凿浑沌，而七窍之自己息黥，补劓已乏其术，而欲探囊黄昏，以起人之废疾耶。且科举时文，志希速化，未卵斯翼，未弹斯炙。今誾誾啾啾，日坐Ａ３１舍，语及三冬足用，便恨后时，区区之迂阔迟钝，就当往昔，亦岂能副此。常恐垂帘自精，下帷独得者，于道理上虽微斥秋毫，深探重渊，亦自爱莫助之。若排比书獭，含濡墨鸩，破碎章句，旋填格式，造作主意，巧合关捩，诸贤应解访，春力不能尔，此举无乃重春之罪也乎？春极知贤郡公暨执事辈之盛心，但自揣甚明，无以塞命。此由衷语，不是面欺，千万体察，为我劲辞，庶瑟不得以干竽，蓝无求乎谢青，幸甚。”
《怀麓堂诗文后稿》，涯翁见付编次，凡为中贵作者，悉去之，翁不以为忤。唐俱文珍永贞之事，非无功，韩昌黎送之序诗，今在韩《外集》，李汉固有所不取也。太监张永尝书“穷苦”二字，请翁为之说。其中有可摘录者，例难独留，今载其略于此。《穷说》云：“按《说文》，‘穷’之为义亦多矣。为极，为竟，为究，为塞。今姑就其所谓‘塞’者言之。对富而言，则为民之穷，《孟子》曰‘鳏寡孤独，皆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也’。对达而言，则为士之穷，《孟子》曰‘穷则独善其身’；《传》曰‘士穷乃见节义，民之穷者必有待于上之人’；《书》曰‘子惠困穷者是也，若士之穷，则自守而不外慕’。《论语》所云‘君子固穷者’孔子之言也。彼庄子乃谓孔子曰‘吾讳穷久矣’，是岂知圣人者哉？韩退之作《送穷》文，称智穷、学穷、命穷、文穷、交穷者，而卒归于正。若虞乡著《穷愁》之书，段成式为《留穷》之词，唐子西亦有《留穷》之诗，皆士之流，穷而不厌者也。说者又谓，孔、孟穷而在下，则明道于后世。周公达而在上，则行道于当时。故素贫贱，则行乎贫贱；素富贵，则行乎富贵。君子之达者，岂必穷之为尚哉？惟不忘此心，思以救民之穷，振士之穷而已。某公遭盛时，居重地，位尊禄厚，固不可与穷者同日语，顾能屏省驺从，俭节自奉，而于窭人贫士，辄挥斥金币，以相济援，是可谓救民之穷。人有寸长片言，必加轸念，延誉而汲引之，惟恐不及，是可谓振士之穷矣。然独有大者焉。闻四方水旱盗贼，则为蹙然而不宁，有所推蔫，一切付之公议，而不侵其职。兹方佐天子，出政令，以宣德布泽，任贤使能，俾家给人足，民安而吏称。啼饥号寒之声不闻于野，叹老嗟卑之气不形于朝，天下之人无不获其所者。然则，公之达，施厚报，虽欲辞之不可得，何穷之足云乎？是固公之所以自警，而尤有自玉于成者也。”
《苦说》云：“‘苦’之为义，为困悴、为勤劳、为辛楚、为陵侮。今姑就‘勤’与‘困’言之。天下之味有五，而苦居其一。酸碱之类各有所偏，惟苦与甘正相对，于是有劳困之象焉。《书·五行》曰：‘炎上作苦，火之味也。’惟人之情□然，其为苦正与乐对者也。《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是以味喻志也。张良曰‘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是以味喻言也。杨雄曰‘颜苦孔之卓，是以味喻学也。盖以安居快适之时，寓勤劳困悴之义，君子固有择焉。天下之物，甘者常少，而苦者常多。天下之情，苦者常多，而乐者常少。处乐者易，而处苦者难。故为学者，必攻苦食淡，疲精力而不敢逸；立身者，必餐米啮蘖，绝嗜欲，戒游逸，而不于便安是图；莅政治事者，必劳心焦思，鞠躬尽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后学可成，身可立，而政事可行也。苦之义其尽于是乎？公入为天子股肱心膂之臣，凡政之黜陟予夺，无所不得闻。出为爪牙之将，凡令之生杀赏罚，无所不得行。然都重位而不忘乎勤，飨厚禄而不忘乎俭。宁勤吾之身，而不忍勤吾之民；宁困吾之心，而不忍困吾之事。通达民隐，奉宣德意，如古所谓问民疾苦者。暑不张盖，险不乘舆，手抚疮痍，口问疾病，如古所谓与士卒同甘苦者。公之心，盖以天下为心，而不以一人之心为心也。予故以公之所自处者为说，公有味于斯言也哉。呜呼！为是说者，亦为之穷且苦矣。”
元礼部郎中陈孚，使交趾，以至元癸巳二月三日宿丘温驿，未昏见新月，乃在天心。我太宗永乐八年，亲征北虏，学士金幼孜从。三月八日次鸣銮戍，夜仰视北斗，正直头上。以此推之，就谓天高而星辰远耶。谈天衍谓：“中国天下八分之一，合赤县神州而分为九州。”妄可知矣。
月令出土牛，以示农耕之早晚。谓于国城之南立土牛，其言立春在十二月望，策牛人近前，示其农早也。立春在十二月晦及正月朔，则策牛人当中，示其农中也。立春在正月望，策牛人在后，示其农晚也。为国之大计，不失农时，故圣人急于养民，务成东作。唐李涪刊误云云。今天下州郡，立春日，制一土牛，饰以文彩，即以彩杖鞭之。既而碎之，各持其土，以祈稔。何谓乎？胜国至元中，春牛经式，至今袭而为之。以策牛人立处，为芒神忙闲之异。牛头、角、身、蹄、尾，笼索芒神貌像，服色、蓑束一就。年月干支，为其施设，尤是可笑。
续述征记，尧即位，至永嘉三年，二千七百二十有一载。记于《尧碑》。春按，尧即位甲辰，晋武帝泰始元年乙酉，去尧即位二千七百二年。泰始二十年甲辰，是为二千七百二十一年。怀帝永嘉三年己巳，则二千七百四十六年。《尧碑》误矣。自尧即位，至我大明洪武元年，三千七百二十五年，凡六十三甲子。
唐尧元年甲辰，至我太祖洪武元年戊申，计三千七百二十五年，六十三甲子。邵氏《经世书》谓，尧得天地之中数。盖尧之时，在日甲月巳，星癸辰申，而当乾之九五，值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之中，故谓中数也。考之天开甲子，至我太祖洪武十七年甲子，计六万八千八百八十一年。胜国元明善有曰：“夏禹即位后八年，而得甲子，入午会之初运，当妒之初六。”故推胜国至元甲子，为午会第十运，则今已入第十一运之中，乃妨之九三也。欲复二帝之盛，以跻三代之长，是望于今日。
洪武十七年，钦天监博士元统言：“历日之法，其来尚矣。今历，虽以大统为名，而积分犹授时之数。况授时历法，以至元辛巳为历元，至洪武甲子，积一百四年，以历法推之，得三亿七千六百一十九万九千七百七十五分。经云：‘大约七十年而差一度，每岁差一分五十秒。’辛巳至今，年远数盈，渐差天度，拟合脩改。臣今以洪武甲子岁前冬至，为大统历元，推演得授时历，辛巳闰准分，二十四万二千五十分。洪武甲子闰分，一十八万二千七十分一十八秒。授时历辛巳气准分，五十五万六百分。洪武甲子气准分，五十五万三百七十五分。授时历辛已转准分，一十三万二百五分。洪武甲子转准分，二十万九千六百九十分。授时历辛巳交准分，二十六万三百八十八分。洪武甲子交准分，一十一万五千一百五分八秒。盖七政之源，有迟疾逆顺，伏见不齐。其理深奥，实难推演。闻磨勘司令王道享，有师郭伯玉者，精明九数之理，若得此人，推大统历法，庶几可成一代之制。盖天道无端，惟数可以推其机。天道至妙，因数可以明其理。是理因数显，数从理出。故理数可相倚，而不可相违也。”书奏，上是其言，征之。
二十六年，钦天监监副李德芳言：“故元至元辛巳为历元，上推往古，每百年长一日，每百年消一日，永久不可易也。今监正元统，改作洪武甲子历元，不用消长之法。考得春秋历，献公十五年戊寅岁，距至元辛巳，一千一百六十三年。以辛巳为历元，推得天正冬至，在甲寅日夜子初三刻，与当时实测数相合。洪武甲子元正，上距献公戊寅岁，二千二百六十一年。推得天正冬至，在己未日午正三刻，比辛巳为元，差四日六时五刻。有此不合，今当用至元辛巳为元，及消长之法，方合天道。”疏奏，元统复言：“臣所推甲子历元，实与旧法相合，略无差缪，故敢上闻。”上曰：“二统皆难凭，只验七政交会行度无差者为是。”自是，钦天监造历，以洪武甲子为历元，仍依旧法推算，不用捷法。
春往使陕西，至洮、岷间，夜闻雨雹甚久。次早，以询馆人，云“昨夜下大白雨”。彼处雹曰“白雨”，又曰“硬头雨”，无言雹者。昔宋绍兴十七年，临安雨雹，太学屋瓦皆碎，学官申朝廷修，讳言雹，遂称“硬雨”。彼土人所云，亦有自哉。
夏南热，冬北寒，天时地气古今所同。正德七年冬，燕赵河朔之地燠如，而江淮风雪特甚。南至洞庭，水缓流处，冰有至尺厚者。昔六朝梁，遣明少遐宴魏使崔︱，︱曰：“今岁奇寒，江淮亦冰。”七年之事，可为异矣。
正德十二年九月，武宗幸阳和城。二十七日方猎，天雨冰雹，军士有死者。及夜，又有星坠之异。明日，驾赴大同。又明日，达贼以众围阳和。向无二异，上意未遽回，乃知天之仁爱深矣。
《河图括地象》曰：八极之广，东西二亿三万三千里，南北二亿三万一千五百里。夏禹所治四海内地，东西二万二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淮南子》曰：禹使大章步，自东极至于西极，二亿三万三千七百五十里；使竖亥步，自北极至于南极，二亿三万三千五百七十里。《山海经》、《管子书》皆云：地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出水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尸子》曰：此太极之内，有君长之地也。我朝舆地之广，纵一万九百里，横一万一千七百五十里。其东西南北，水陆驿站，里分至到之数，具载《寰宇通衢》，其延袤大略，则如此矣。四夷之驿不与焉。於戏盛哉！
陈后山谓，颖中田理，有横有立。立土不可稻，为其不停水也。春西使时，见山陕间民，缘路因岸而穴居者。问之土人，亦谓此惟横土，可而为之居，则耐久；若逢立土，即坍塌也。
太祖平一天下，有北都意。尝御谨身殿，亲策问廷臣，曰：“北平建都，可以控制胡虏，比南京如何？”翰林脩撰鲍频对曰：“胡主起自沙漠，立国在燕，今百年地气，天运已尽，不可因也。今南京兴王之地，宫殿已完，不必改图。《传》曰：‘在德不在险也。’”永乐中，太宗定鼎于北，及震殿之灾，群臣有言不宜者，多藉口尚纟之议，可谓不知变已。
唐殿庭间种花柳，观杜诗可知。宋朝惟植槐楸，郁然有严毅气象。朱子尝言之。国家当阳，殿庭间并无栽植，两京皆同。京都傍皇城内沿种柳树，御河左右乃有松柏，若圆殿五松，琼花岛诸柏，皆金元旧物。前代宫殿、楼阁、门阙，命名立号多欠慎重，有人间得通用者。我太祖创置，一皆取义玄象方仪，闻之知其为天府也。《祖训》：宫殿之外，离宫别馆，不许营造。神孙万代，守为家法。鲜奇扁榜，自不容侧其间。於戏，是岂前代之所能及哉！
嵩阳县东九十里有山，实产黑铅。山窟穴弥望，铅生山石间。自昔居民裹粮于此，凿以入，随矿脉所在高下，曲折分析探取，有入深二三里、五七里所者。人挟水牛角，贮油燃照，所得或多或少，相补凑。大率日计直银数，星布直疋，视耕弃者，得利速且倍。故傍近惰农，或趋之穴内，深杳险峻，至有凿空石裂土崩，死生莫保。且铅气毒人，若深入久探，连月不出，则皮肤痿黄，腹膨胀不能食，多致疾而毙。故采者或十数日即归家，稍休复往，如是不止。岁月渐久，婴毒渐深，莫能免于疾以毙。然利所在，竟不能自止。夫民苟勤力农弃，衣食所得，亦足自养，尽命而终，岂有冒险致疾之虞。而以此陨命而不悔，利之误人如此哉。
嵩阳因产铅之故，居民多制胡粉为业。其法，铅块悬酒缸内，封闭之四十九日始开，则铅化为粉矣。化弗白者，炒为黄丹。黄丹渣为蜜陀僧。凡此三物，收利甚博。人有资之而得富者。然其铅气有毒，制者必食犬肉，饮酒，以御之。若枵腹中其毒，辄病至死。业久之家，长幼为毒熏蒸，多痿黄，旋致风挛瘫软之疾，不得其寿而毙，至阖户无遗类。吁，可畏哉！而县人急其利，不恤其害。继之者，自昔至今，相竞不已也。世之鄙夫，贪目前忘日后，牵于幸得，而甘取祸者，其独此一事哉？是事，孙君原贞曾有说戒其县之人。春分守河南道，其地为重，致戒云。
周世宗显德中，至淮南，尝言前、涂二山，为濠州朝冈，有王者气。后三百年，而我太祖出焉。地理之符，岂偶然哉！
南京守备太监刘郎，自陕西、河南镇守至金陵，贪忄林益甚。资积既厚，于私第建玉皇阁，延方外，以讲炉火。有术士知其信神异也，每事称帝命以动之，饕其财无算。郎有玉绦环，直价百镒。术士绐令献于玉皇，因遂窃之而去。或为诗笑曰：“堆金积玉已如山，又向仙门学炼丹。空里得来空里去，玉皇元不系绦环。”春闻诸周少卿子庚，相与冁然。
圆泉水，在郴州城南二十里会胜寺侧。张又新《煎茶记》自述，于僧室得一书，见陆羽与李季卿“论水”之目二十，而此其第十八者也。又新《记》始云，刘伯刍称水之宜茶，有七等，杨子江南零水第一，挹而试之，诚如其说。及刺永嘉，过桐庐严陵濑，家人用水泼陈黑坏茶，皆芳香，以煎佳茶，鲜馥不可名，愈于杨子南零殊远。至永嘉，取仙岩瀑布用之，亦不下南零。今考又新僧室所得书，水品次第，以庐山康王谷水帘水为冠，而桐庐严陵濑水第十九，又在圆泉之后，所谓仙岩瀑布弗与焉。然则，吾郡是水者，容可以其品目稍下，而遽轻视耶。张舜民谪郴时，求是水不得，而以永庆寺泉当之，是水既出永庆，寺虽美不足复称。后人特缘张爱，名浮休泉。永庆寺基，今入学宫；浮休泉已就湮圆泉水。春亲口其上，信有异脉。茶记不虚著也。独念盛洪之《荆州记》云，桂阳县有圆水，一边冷，一边暖。冷处清且绿，暖处白且浊。吾郡圆泉水外，别无圆水。水今无此异，岂水脉今与昔不同耶？意者，昔人好奇，耳目僻远地得凿空言之，以诧骇，常情耳。此等记录，天下往往而有，事非验之，闻见弗信可也。
燕泉，春别号也。郴城之西南，有燕泉者，在桂林坊东，而春先人故居之西，相去数十步耳。泉仰喷沙石间，寒冽而甘，四时不涸，傍泉居人，取汲焉。谓之燕者，春燕来时，泛滥东流，合三川水，过游鱼案，入通波堰，有灌田之利。燕去则否，南天秋雨多，燕之去，泉与农无功矣。宋折枢密彦质谪郴时所居，考郡志，殆即春所居之地。折寓郴，号葆光居士，尝作引春亭于泉上，为杯觞曲水。又作春和堂，日游宴其间。今遗址具存。春顷就故居之南隙，展凿一塘，得青石数段，合之则昔人之所为杯觞者，其折之遗物。数塘引泉流，种荷养鱼，自春徂秋，弗盈弗缩。方兹泉之急田利，春不敢专，及其剩于农也，春独有之，而人不以为嫌，春故于兹泉托是号焉。昔人所有亭塘觞咏之乐，宛然在目。第欲效其所为，而愧其力之弗能举，且弗暇也。家山别后，重怀丘首，简诸知己，各著文诗，庶以名泉有永云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