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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危言
清 郑观应

  卷一
  通论
  道器
  《易。系》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盖道自虚无,始生一气,凝成太极。太极判而阴阳分。天包地外,地处天中。阴中有阳,阳中有阴,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者,是也。由是,二生三,三生万物,宇宙间名物理气无不罗括而包举。是故,一者奇数也,二者偶数也。奇偶相成,参伍错综,阴阳全而万物备矣。
  故物由气生,即器由道出。《老子》云:“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昔轩辕访道于广成,孔子问礼于老氏,虞廷十六字之心传,圣门一贯之秘旨,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盖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地有中,人亦同具。秦汉以降,群言淆杂,大抵失中之旨。《大学》云:“止至善。”止此中也。《中庸》云:“得一善则拳拳服膺。”服此中也。至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此中国自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以来,列圣相传之大道,而孔子述之以教天下万世者也。
  夫道,弥纶宇宙,涵盖古今。成人成物,生天生地。虽《中庸》《周易》已详,要非俗儒所能知,亦非后天形器之学所可等量而齐观也。《易》独以形上形下发明之者,非举小不足以见大,非践迹不足以穷神。自《大学》亡“格致”一篇,《周礼》缺“考工”一册,古人名物象数之学流徒而入于泰西。其工艺之精,遂远非中国所及。盖我务其本,彼逐其末;我穷事物之理,彼研万物之质。秦汉以还,中原板荡,文物无存,学人莫窥制作之原,循空文而高谈性理。于是,我堕于虚,彼征诸实。不知虚中有实——实者,道也,实中有虚——虚者,器也。
  合之,则本末兼赅;分之,则放卷无具。
  昔我夫子不尝曰:“由博返约”乎?夫博者何?西人之所鹜格致诸门,如一切汽车、光学、化学、数学、重学、天学、地学、电学,而皆不能无所依据,器是也。约者何?一语已足包性命之原而通天人之故,道是也。今西人由外而归中正,所谓由博返约。五方俱入中土,斯即同轨、同文、同伦之见端也。由是本末具,虚实备,理与数合,物与理融,屈计数百年后,其分歧之教必寝衰,而折入于孔孟之正,趋象数之学。必研精而潜通乎性命之枢纽,直可操券而卜之矣。
  《新序》曰:“强必以霸服,霸必以王服”。恭维我皇上,天亶聪明,宅中驭外,守尧舜文武之法,绍危微精一之传。诚使设大小学馆,以育英才,开上下议院,以集众益,精理农商,藉植富国之本,简练水陆,用伐强敌之谋,由强企霸,由霸图王,四海归仁,万物得所,于以拓车书大一统之宏规而无难矣。
  公举
  公举之法,即乡举里选之遗意也。汉代行之,得人称盛。盖士崇秋实,不尚春华;人务经纶,不争词采。而化行俗美,端赖乎此。中国取士以科第,专尚时文,较所举贤良方正、孝弟、力田,先器识而后文艺者相去远矣。近代设官之意,惟重杜弊。如此省之人往彼省而筮仕,彼省之人来此省而为官,似欲阴胁其人,使不能赡宗植党以厚施,要结民心;又欲明制其人,使不能泄怨报恩,借公事愉快已意。控驭之法,似为得宜。不知朘剥百姓,贻误地方,呼吁无门,最为下策。
  何则?凡人性情,作客者不如桑梓之真挚,况言语殊异,不若同声相应之投机。人地既已生疏,情愿不相联属,休戚无关,肥瘠莫问,充其量也,官见民而生憎,民见官而生畏。名为民之父母,实则民之寇仇。故今之官剥民则无微不至,不计其至再至三也。保民则始终膜视,不闻其兴利除弊也。
  夫设官所以安百姓,而非所以危百姓;所以利地方,而非所以害地方。
  今乃特设一法,必使易地服官,而利害安危仍不免于参半,且变本加厉,则安在其为善法也?法之善者,必使有安无危,有利无害,众心共惬,人地相宜,可大可久而不可废者,其惟公举之一法乎?
  查泰西公举之法,已详于《议院论》内。有一乡公举之人,有一县公举之人,有一府公举之人,有一省公举之人。凡身家清白、有产业若干者,方可举人。
  今则无产业有俸糈、而确系土人、身家清白者,亦可举人。其预选举者,须年在二十五岁左右,有产地于国中、品学兼优、操守廉洁者,方得被选。亦有但问其才力能否胜任,不必问其身家殷实者。
  考各国选举议员之例,为民主、君民共主等国最重之典章。议员即民间之委员。由县西府,由府而国,而事之利弊、民之好恶,胥藉委员以达之。
  为委员者,将出其所学,以济民之困而养民之和。凡军国大政,其权虽决于君上,而度支转饷,其权实操诸庶民。是君民相维,上下一德,皆此例为之。
  顾其例偏重于举之之人,则尤为有理。盖必使举人者不限于资格,然后能各供所知;而于所举者必严其限制,然后能杜绝虚声也。至于陪审公正人员亦向择于众百姓中。凡仕宦教读乡勇及不谙文字本有职守者,皆不预其列。虽然公举议员陪审之法甚善,亦由泰西学校多、教育人材之盛所致。
  矧其无处不设日报馆,无人不观日报,中外之事,老少咸知。我学校尚未振兴,日报仅有数处,公举议员之法殆未可施诸今日也。
  盖议院为集众是,以求一当之地,非聚群嚣以成一哄之场。必民皆智慧,而后所举之员乃贤。议员贤,而后议论措置乃得有真是非。否则,徒滋乱萌。
  所谓欲知其利,当知其弊也。
  现我国无公举之法,有保举人才一途。惟保举人才之大员必先度自己之器识如何,才猷如何,而后能知他人之器识是否宏通,才猷是否卓越。如其但有保举之权,而于时务一无所知,学识一无所长,则何能知属员之贤否而保荐之?况知人则德,帷帝其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可知以言貌取人者,不失之伪,则失之诬。
  世之有才者,未必有德,有德者,未必有才。才德兼优之士必不肯轻易近人,不愿干谒当道,终身伏处草茅,富贵人罕识其面,则又何从而知之?
  即或知之,亦得诸耳闻,而非目睹。
  若夫奇才异能、专精于天文地理算学格致制造诸学者,皆属艺事,可以考试而定其优劣,此诚显而易见者矣,然亦非督抚所能定。盖督抚未必于以上诸学皆能窥其门径,则又何从辨人之学问深浅哉?况各部堂官,各省督抚,皆由科甲出身,其所识皆门生故吏、世好姻亲,无非名利两途庸俗之人,平日又未暇吐、握发、延揽人材,故昔日所举亦无非奉行故事,苟且塞责而已,从未闻荐一山林隐逸、市井遗贤。岂今无传说孔明侯生景略其人者乎?亦求才者未能虚心,则人才不免裹足,徒为躁进钻营者之资耳。故曰:欲祛官吏弄权躁进钻营夤缘之习,当必自广开学校、教育人材、复行乡举里选之法始。
  原君
  《淮南子》曰:“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养其欲,非以逸乐其身。神农憔悴,尧瘦臞,舜黧黑,禹胼胝。”由此观之,圣人之君人也,勤民至矣。
  自传贤之局变为世及,后世沿袭,因有攘夺篡弑之害,乃以举国为私产,兆庶为奴隶。推其原故,良由名分太尊,堂廉太远,习惯自然,忘乎天之立君者何为,民之仰望于君者何事也。或藉公而济私,或挟私而废公。为主者既各私其公,为臣者亦各私其私。君若臣皆得各擅其私利,而熙熙攘攘之民遂交受其害而不得复沾其利。然蕴利生孽,不利于民者,终亦不利于君。
  昔泰西君主之国亦恐民之有权而不能压制,于是议院不准立,新法不准行。
  乃愈压而民愈乱,乃变群民平权之政,而国始敉安。中国权操于上,冠履之辨最严。降及嬴秦,焚书坑儒,以愚黔首,直欲锢天下之耳目,缚天下之手足,惟所欲为。呜呼,酷矣!然再传而覆,所私之利,拱手让人,子孙且无噍类。
  征诸西史,罗马之提挈群豪,拿破仑之鞭笞宇宙,固已囊括欧洲,几成大一统之雄图。惟以兵力压人,不行仁政,或数传覆袭,或及身俘虏。使起数雄于九原而向之,应自悔其用心之大谬也。善夫,太公之言!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孔子曰:“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又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又曰:“先之劳之。”夫子值东周之衰,世变未极,故为此浑容之语。洎乎孟子,世变将极,上下之情愈离,故其言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又曰:“君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其悲天悯人,冀世主之一悟,不啻大声疾呼。卒之,举世聋瞆,竟无用者,终成暴秦之祸。伤已!
  汉唐以降,虽代有令辟,而要皆创业之始,挟其假仁小惠,笼络天下,以求遂其大欲。守成之主,并此而去之,百计防,维全其权,固其私,为子孙谋,去古人利天下之心愈远而愈失。此所以治乱相寻,无百年而不变。
  宋儒误引《春秋》之义,谓:“君虽至不仁,臣民必须受无贰。”呜呼!
  信如斯也,则是天下之立君专为鱼肉斯民,而天下兆民胥供一人之用,有是理乎?为君者乐其言便于一己之私,亦从而嘉许之,以布告四海。执持愈坚,缚束愈甚。于是,天下之民气愈遏抑而不能伸,天下之民心愈困穷而无所告。
  郁久猝发,若决江河,不横溃四出,尽溃堤防而不止。嗟呼!孰使然哉?
  虽然,嬴秦之暴,罗马之强,拿破仑之悍鸷,其残民求逞,倏忽败亡,亦固其所。历代以来,亦有君非甚为昏暴,臣非尽属奸贪,善政亦复屡颁,而天下莫蒙其泽。自奉未闻极侈,而四海已极其财。如人之身外似无病,而脏腑败坏于无形。求其故而不得,则上下不相爱,不相爱而相欺之害也。
  何则?君之有民,犹人骨之有肉,体之有肢,动息痛痒,一气相通。若君则晏然于上,漠然于中,其视民之困厄,不啻秦人视越人之肥瘠,谓我万民之主,食租衣税而已。百姓之资愚,其父兄教之;闾阎之生聚,其土地养之;作奸犯科,有司执法惩之。如以天子之尊,日为百姓劬苦,吾何乐为君乎?如是积久而水旱之灾不闻减膳,奇冤之屈鲜照覆盆。皆由此晏然之一念,而成此漠然之全体。此其病在君之不爱民。而民亦于束身免死之外不顾其他。以为兵戎兴败司之者有武员,国社存亡主之者有天意。其由民入仕,莫不曰:官有定价,吾多金则捐之;试有专科,吾能文则取之。必惓惓焉瘁心力以谈经济,奋忠义以济艰难,则九阍既远,莫鉴愚衷,四海殊宽,何难苟免?纵掷吾一人之身命,不足挽气运于将衰。积久而困兽铤险,显聚萑符。外患纷乘,坐资奸利,亦由此冥然之一念而成此恝然之全体。此其病在民之不爱君。二者交弊,转而为交害。此必至之势,无幸免之理也。
  难者曰:如子言,苛刻既不可为,清静又不可尚,且为奈何?则曰:无难也。
  有道以御之,则病不生;有德以濡之,则习可变。是非君民交泰不可。
  欲期交泰,非上下一心不可。欲求一心,非君民公利不可。语云:“风行则草偃,霜落而钟鸣。”感应之机,捷于影响。此其故意毋遽责之民也,责之君而已。使为君者毋日竭天下万民之利以养一人也,而日溥天下之利以养万民。予一人分而给之,总而理之,斯可矣。勤勤恳恳焉,日不及餐,夜不及寐,视天下万民之事皆己之事,视天下万民之身如己之身。尽地利、薄赋税以养之,设学校、择师傅以教之。天下有病民者吾斥之,天下有虐民者吾诛之;天下有爱民者吾亲之,天下有利民者吾显之。必使天下无一饥民,无一寒民,无一愚民,无一莠民。
  否,则勤勤恳恳,日忘餐、夜废寝者如故。自能上合天心,下合民心,天下之人惟恐其不克为千秋万世之共主。
  故知君人者,欿然视已为天下之人役,适所以永为天下之人主;侈然自为天下之人主,终且求为天下之人役焉而不可得矣。噫!
  条约
  各国初定通商条约,措辞皆言彼此均沾利益,其实皆利已以损人也。骤观之几莫能辨。惟强与强遇,则熟审两国所获之利益足以相当而后允准,否则不从。
  若一强一弱,则利必归强,而害则归弱。甚至有不谙他国强弱之势而误以弱为强、甘受其制,而因受其害者。故洋务不可不明也,而明洋务尤必兼明商务,盖条约中交涉商务者为多。
  我国昔与外国所立条约,受害甚深,事事悉为人所掣肘。同治八年,总署与英法更修条约,各节所论“洋货入内地税单”一事,只能保单内所开之货由通商口岸至单内所指之地,沿途免征税厘。若已到单内所指之地后,该货即与无单之货无异。“厘捐”一事,中国既为自主之国,其如何征收,应听自便,如他国前来干预阻碍,实不能谓之公允。“管辖”一事,条约内不归管辖之条,非准由洋人将华民应遵之章任意违背。至于领事官既有审鞫之权,则应委派实受官员充当此职,不应以商人代充。“均沾”一节,此国情沾彼国所得之益,则应同彼国所遵之章。“教务”一节,中国界内只有中国官可以管理中国百姓,而中国百姓入教与否,均应遵守中国法纪。
  按总署所论五端,事属平常。乃如进口各物,凡有夺我民生计者,不准免税,而彼不计也。烟酒害我民者也,即使重征其税,彼应无辞,而今不然也。我国之货到彼国则任彼国重征,我国之人到彼国则任彼抽税。较之日本与外国更修条约,诚有天渊之隔。而彼尚云:“万难照允。”往来辩论,久无成说。诚如崔星使所论:“两强相遇,其国势稍有等差,即其存心隐有区别。如果彼则不得不让利于彼,而归害于我。一时让而时时如斯,一事让而事事如斯。以后他国立约,亦以此心相待,而立约遂无平允之日。”
  盖泰西各国不讳言利,所以竞竞相持者,恐利源之耗于外国而欲自保其利源也。入口免税之物皆本国所急需,故以此招徕,非有所加惠于他国也。
  若酒若烟,非民生之所示以养者,则重其税,使食之者寡,则亦自保其利源也。今外国所来杂物,为行船行旅所需者,如美之麦面,岁至中国数十万包,概不征税。烟酒两项,在外国且加以极重之税,而今亦免之,则藉口于食用所必需者也。而美廷则于中国之白米、药材、衣服……凡入美国口者,其征税过于成本。
  类此者甚多。不平之事令人气塞!已于《交涉》《税则》篇中论之详矣。
  尝闻西人云:通商交涉之事胶扰虽多,一言以蔽之,曰:“抵制而已’。
  通商之约,必曰两国均益。今益于人而损于我,则我亦以损人益我者报之。
  其人如愿,则我以抵制者,增我国所收于人之税;其人如不愿,则我亦以抵制者,裁彼国所收于我之税。必使持平,方不至朘我而肥彼也。各国交涉无时不有者,我国宜加意也。
  近阅崔星使所译去年西报,纪日本下议院呈递日廷奏章所陈条约四端,确中亚洲之弊,今录之,以备参考。
  其略云:为请旨议改条约四端,以图振兴、收利权事。窃查一千八百四十八年至十九年大权旁落,外侮沓来,遂致有城下之盟,立此不公条约。
  藩王逞雄海内,强邻逼迫境中。明治初年,是以有兵戎之举。所可惜者,前与外国所立不公之约未能改换耳。
  查我国有自主之权,凡外人,庇宇下,自应归我管辖。税务亦应在我权衡,今为条约所限,不可措手,殊失国威。臣等每一思维,欷歔欲绝。外人在我国旅居,不隶我国治下,只受彼国公使领事所辖,一如在日本;然我日人往彼国,何以须遵彼之管束?至税务又格于条约,不得我行我法。我国货物至彼入口则任彼重税。是我有权,彼则夺之;是彼重征,我则依之。此我商务技艺之难以振兴,国库之所以日削者,职是故也。虽皇上深宫劼毖,励精图治,亦未由振发矣。推其初与外国订约,不深虑于日后,而苟安于目前。
  想当日秉钧大员未深谙外国情形,率尔立约,致有此掣肘之患。臣等请嗣后遇换约之期,宜为弥缝补苴之计。所有牵掣我国之款,亟图更改。谨将议就四端,为我皇上陈之。
  一、请外人在日本居住者,必须由日国管辖。二、税务如何征收,皆系我朝自立主意,外国不得预闻,条约不能限制。三、有约之国通商口岸,我国均沾其利,不得畸轻畸重。四、我国政治,外人不得干预。以上四款,伏求皇上睿智如神,俯加俞允,他年条约更换之期,望将四款增入云。
  闻日本均与各国商允矣。按中国受病之重,岂止四款?亦望我国变法自强,亟宜尽力修改,以保利源。国体幸甚!生民幸甚!
  崔星使日记云:中美两国税,则美收中国入口米税每包二角二分,每年五十万包,计税银已百余万两,而美之面粉入中国口者,竟不纳税。我之油,彼按成本抽税百之廿五,而煤油入中国,按成本仅纳百之五。丝绸,美收百之五十,美之绸布入中国仍纳百之五。两相比较,已少收十之九。烟酒,美收税极重,而中国不收税。外国药材,如屈臣氏、德记各号,分布各省,每年所售出之药计已数百万两,一概无税,而中国药材仅供华人所用者,其数甚微,金山入口收税极重。
  中国入口衣服烟酒蜜饯,始以为洋人自用,不纳税;今则各洋行出售,亦无税。中国之衣入金山口者,无不纳税,且华人附体之衣过五层者,仍纳税。何其锱铢必较,一至于斯!雅片一物,美国计两收税银一两,中国仿之,则每年收税有一万万两矣!
  昔年风气未开,通商条约粗具,所定各货税,则我国大受其损,岂可因仍隐忍,虚与委蛇?是宜由各海关聘深明各国税章、灼知洋货价值之人,并由商务大臣通饬商务局董,各将税则详细考究,何者我亏?何者彼利?何者应加?何者应改?一一核定,草本呈上,总署集议酌定。俟届修约之期,照会各国,指明应改条约,彼此各派洞明商务之使臣,会议妥订,以期彼此有益,而交谊可以永久。
  然必当讲求于平日,非可取用于临时。若平日绝不讲求,临时任通商大臣,派一二亲信私人订立,则遗漏挂误之处必多,一经修定,后悔何及!
  将年复一年,坐受亏耗,利权不可为矣。
  教养
  太古之世,浑浑噩噩。民生其间,穴居野处,饮血茹毛,饥起倦息,安熙无为,不异禽兽。迨世代叠累,而人民滋息。境内之物不足供,则必迁地就食。弋猎为粮,先从其易者取之。至易者尽,则难取者亦必思设法以致之。
  由是而智巧出矣。举凡手足之力所不及,必用法以助之。兽之猛者用金革以杀之,鸟之飞者用弓矢以射之,鱼之潜者用网罟以罗之。其金革、弓矢、网罟之器,愈制而愈精,愈用而愈密。则少者愚者必不如老者智者焉。于是,老者智者必授其精巧之法于少者愚者,以为觅食之具矣。此教养之道所由兆基于蓁莽之世也。
  及其后生齿日繁,物类渐少,猎食不易,奔驰艰苦,时则有智者出焉,因天地生息之理而教民以稼穑畜牧之事。诸事兴则民日取给而有余。遂无弋猎奔逐之劳,少迁徙流离之苦。始得族聚而群居,日渐积而成国。由此人事日增,交际日广。有圣者起,为之开物成务,为之草创经营。衣食、官室、人伦、政治日臻美备。此又教养之道所由著于草昧初开之世也。然则,教养之端由来尚矣。
  我中国文明开寰宇之先。唐虞之时已臻盛治。迄乎三代,文化尤隆。设学校以教士,授井田以养民。其时庶物咸熙,人怀帝德,猗欤盛哉!夫天生民,以教养托之于君,故有国家天下者,其责无过于教养。降及春秋,群雄竞伯,人各自私,生民涂炭,教养之道荡然无余。然而去古未远,遗风尚在。
  教养虽失于君师,而民间尤能自教自养也。
  暴秦崛兴,焚书坑儒,务愚黔首。明季制艺之科,专图锢蔽天下之人材,后世因之,则民之自教自养亦有所扰累矣。迨至蚩蚩失教,其不复等于禽兽者几希。
  为之俑者,初以天下之多事,皆豪杰为之也,遂谓天下人可愚不可智,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庶我之大业可世守。故凡能开人聪明,启人知识之事,悉欲抑而屏之。
  此三代以下人材不世出,民生所以日促也。悲乎!
  横览环球各邦,其国运之隆替,莫不系乎人材,而人材之盛衰,莫不关乎教化。其教养有道者,勃然以兴;教养失道者,忽然以亡。试观英德法美诸邦崛起近世,深得三代之遗风。庠序学校,遍布国中。人无贵贱,皆有所教。凡天地万物之理,人生日用之事,皆列于学校之中,使通国之人童而习之。各就性质之所近而肆力焉。又各设有专师,循循指导。虽理至幽微,事至奥妙,皆能有法以晓喻之,有器以窥测之。其所教由浅而深,自简及繁。
  故人之灵明日启,智慧日积。而人材济济,国势以强也。
  是故人材众则百事兴。举凡机器制造,轮船火车,皆巧夺天工,日新月盛。
  而农政商务亦日增,新法日为推广。市无游民,廛皆食力。如是则士得教而民有养。甚至疲癃残疾贫老孤婴,亦皆有院以周恤之,无一夫不得其所。
  此教养有道,而英法德美诸邦勃然隆盛也。
  又观印度、安南、缅甸、暹罗诸国,上失教养之方,下无奋兴之士,繁法严刑,横征暴敛,无异虐秦。贿赂公行,买官鬻爵,奸恶诈伪,上下相蒙。
  加之河渠不治,田畴日芜,士无所学,民多好闲。农工废业,商贾乏资,百姓流离,盗贼遍野。此其教养失道,国势陵替,而先后沦亡,如出一辙也。
  谚曰:“前车之覆,后车之戒。”我中国教养之道自三代以后渺矣。无闻政治,民风江河日下。方今时事日非,国势益促,外有强邻环视,内有伏莽堪虞。
  倘仍因循苟且,粉饰欺蒙,而不上下一心,力为图治,亟行教养,则他日之事岂忍言哉!
  夫以上古游猎之时,耕牧之世,犹尚教养,况于今日地球之中已患人满,弋猎固无以为粮,而耕牧犹虞不给,教养讵可废乎?故西人广求格致以为教养之方。
  盖世界由弋猎变而为耕牧,耕牧变而为格致。此固世运之迁移,而天地自然之理也。顾格致为何?穷天地之化机,阐万物凶理,以人事补天工,役天工于人事。
  能明其理,以一人而养千万人可,以一人而养亿兆人亦无不可。
  我中国生齿四万万人民,甲于五大洲。子此元元,可不亟图教养之方哉?
  今日之计,宜变制艺之科,兴格致之学,多设学校,广植人材,遍兴工艺厂,收养穷民,开诚布公,与民更始。庶百王之敝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复还也。
  卷二
  礼政
  西学
  今之命为清流、自居正人者,动以不谈洋务为高见。有讲求西学者,则斥之曰“名教罪人,士林败类”。噫,今日之缅甸越南,其高人亦岂少哉?
  其贤者,蹈海而沉渊;不贤者,腆颜而尚活耳。沟渎之谅于天时,人事何裨乎?且今日之洋务,犹时务也。欲捄时弊,自当对证以发药。譬诸君父有危疾,为忠臣孝子者,将百计求医而学医乎?抑痛诋医之不可恃,不求不学,誓以身殉而坐视其死亡乎?然则西学之当讲不当讲,亦可不烦言而解矣。古曰通天地人之谓儒,又曰一物不知,儒者所耻。今彼之所谓天学者,以天文为纲,而一切算法历法电学光学诸艺,皆由天学以推至其极者也。
  所谓地学者,以地舆为纲,而一切测量经纬种植车舟兵阵诸艺,皆由地学以推至其极者也。所谓人学者,以方言文字为纲,而一切政教刑法食货制造商贸工技诸艺,皆由人学以推至其极者也。
  并有益于国计民生,非奇技淫巧之谓也。此外有剽窃皮毛,好名嗜利者,则震惊他人之强盛而推崇过当,但供谈剧,亦实不能知其强盛之所以然。
  此则无本之学也。夫所贵乎通儒者,博古通今,审时度势,不薄待他人,亦不至震骇异族;不务匿己长,亦不敢回护己短,而后能建非常之业,为非常之人。中外通商已数十载,事机迭出,肆应乏才,不于今日急求忠智之士,使之练达西国制造文字,朝章政令风化,将何以维大局制强邻乎?且天下之事业文章,学问术艺,未有不积小以成高大,由浅近而臻深远者。所谓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是也。
  论泰西之学,派别条分,商政兵法,造船制器,以及农渔牧矿诸务,实无一不精,而皆导其源于汽学光学化学电学,以操御水御火御风御电之权衡,故能凿混沌之窍,而夺造化之功。方其授学伊始,易知易能,不以粗浅为羞,反以躐等为戒。迨年日长,学日深,层累而上,渐沉浸于《史记》算法,格致化学诸门。
  此力学者之所以多,而成名者亦弥众也。今人自居学者,而且不睹诸子之书,耳不闻列朝之史,以为西法创自西人,或诧为不可阶,或斥为卑无足道。噫,异矣!
  昔大挠定甲子,神农造耒耜,史皇创文字,轩辕制衣冠,蚩尤作五兵,汤作飞车,挥作弓,夷牟作矢,当其创造之始,亦何尝不惊人耳目,各树神奇?况夫星气之占,始于臾区;勾股之学始于隶首;地图之学,始于髀盖;九章之术,始于周礼;地员之说,创自管子;不仅此也,浑天之制,肪于玑衡,则测量有自来矣。
  会输子削木人为御,墨翟刻木鸢而飞,武侯作木牛流马,祖冲之之千里船不因风水施机自运,杨么之楼船,双轮激水,行驶如飞,则轮船有自来矣。秋官象胥郑注译官,则翻译有自来矣。
  阳燧取明火于日,方诸取明水于月,则格物有自来矣。一则化学,古所载烁金、腐水、离木,同重体合类异,二体不合不类。此化学之出于我也。
  一则重学,古所谓均发,均悬轻。重而发绝,其不均也。均其绝也?莫绝。此重学之出于我也。一则光学,古云:临鉴立影,二光夹一光。足被下光,故成影于上;道被上光,故成影于下。近中所鉴,大影亦大,远中所鉴,小影亦小。此光学之出于我也。一则气学,《亢仓子》蜕地之谓水,蜕水之谓气。
  此气学之出于我也。一则电学,《关尹子》石击石生光,雷电缘气以生,亦可为之。淮南子阴阳相薄为雷,激扬为电,磁石引针,琥珀拾芥。此电学之出于我也。古神圣兴物,以备民用,曰形,曰象,曰数,曰器,曰物,皆实征。诸事非虚测其理也。童子就学,教以书数,穷理精艺,实基于此。
  自学者,骛虚避实,遂以浮华无实之八股,与小楷试帖之专工,汨没性灵,虚费时日,率天下而入无用之地,而中学日见其荒,西学遂莫窥其蕴矣。
  不知我所固有者,西人特踵而行之。运以精心,持以定方,造诣精深,渊乎莫测。所谓礼失而求诸野者,此其时也。近人江慎修,融贯中西测算,兼能制造奇器,尝制木牛以耕,造木驴以代步,应声筒之制,亦先生创之。谁谓中人巧思独逊西人哉?以中国本有之学还之于中国,是犹取之外厩,纳之内厩,尚鳃鳃焉,谓西人之学,中国所未有,乃必归美于西人。西人能读中国书者,不将揶揄之乎?
  且天国于天地必有与立,究共盛衰兴废,固各有所以致此之由。学校者,人才所由出;人才者,国势所由强,故泰西之强,强于学,非强于人也。
  然则欲与之争强,非徒在枪骏战舰,也强在学中国之学,而又学其所学也。今之学其学者,不过粗通文字语言,为一己谋衣食。彼自有其精微广大之处,何尝稍涉藩蓠?故善学者,必先明本末,更明大本末,而后可言西学。分而言之,如格致制造等,学其本也;语言文字,其末也。
  合而言之,则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知其缓急,审其变通,操纵刚柔,洞达政体,教学之效,其在兹乎?
  或者曰:如子之言,其将废时文而以西学考试耶?必以西学为足以培植人材,是时文不足用也。然何以数百年来科举之制未尝变易而人材辈出?
  近时如林文忠、胡文忠,曾文正诸公皆以词科出身,掌握兵权,平定发捻回苗,功烈垂诸竹帛,声名播于环区。此数公者,何尝从西学中一为考究耶?
  况今京师则有同文馆,各省则有广方言馆,水师武备学堂,以西方学培植人材可谓盛矣。然卒未闻有杰出之士、非常之才有裨于国计民生者出乎其间。
  然则西学之效果何在与?余曰:不然。方今各国之人,航海东来,实创千古未有之局。而一切交涉之事,亦数千百年以来所未有之科条。而犹拘守旧法,蹈常习故,其将何以御外侮固邦本哉?
  且以西学与时文相较,则时文重而西学轻也。上之所重,下必有甚焉者矣。
  上之所轻,下必有不屑为者矣。若夫胡曾诸巨公皆少年登第,抛弃八股敲门砖,重研精于经济之学,故能出身加民,立功不朽,是科第以人材重,非人材从八股出也。是以时文不废,则实学不兴;西学不重,则奇才不出。必以重时文者,而移之于重西学,俾人人知所趋向,鼓舞而振兴之,数年之后,有不人才济济者,吾不信也。况向时发逆回苗,皆乌合之众,非比日本泰西训练节制之师。使移胡曾诸公于今日,亦必讲求西法,乃足御外侮耳。至如广方言馆同文馆虽罗致英才,聘师教习要,亦不过只学言语文字,若夫天文、舆地、算学、化学,直不过粗习皮毛而已。
  他如水师武备学堂,仅设于通商口岸,为数无多,且皆未能悉照西法认真学习,不如科甲之重。良以上不重之,故下亦不好。世家子弟皆不屑就,恒招募窭人子,下及舆台贱役之子弟,入充学生。况督理非人教习充数。专精研习,曾无一生,何得有杰出之士,成非常之才耶?呜呼!亚洲之事亟矣!强邻窥伺,祸患方萌,安可拘守成法哉?
  附录中国宜求格致之学论
  三代以来,风俗敦庞。学校之士无不讲求实学,故大学首章言治国平天下之道,即以致知格物为本。降而唐宋渐尚词章,而实学不讲。至今更专尚制艺,上以此求,下以此应。将毕生有之精力,尽消磨于时文试帖之中。舍是,不遑涉猎,髫龄就学,皓首无成者,比比然也。西国儒士无不讲求格致之学。吾试以各国之讲求格致,因而盛衰者大略言之。查西方各国,以希腊国向为文治之邦,于格致之学,讲求最先。各国之从学者甚众,是以各国之讲学家莫不郑而重之,曰:希腊之学。
  迨唐宋间回回国最为强盛。其所以强盛之由,亦因讲求格致之学。所致埃及、土耳其等国皆往从学,亦可谓一时之盛。及至日久,专尚虚文,不能实是求是,学业渐衰,国势因亦不振。此由强而弱、由大而小者,皆学与不学之明证也。
  至欧罗巴洲之普法英等国,以今日视之,可谓既富且强,为海上大邦。
  而讲求格致之学,尤推独步。然迹其弱小之初,则有大谬不然者。盖当日之德王常言:以天下之聪一两,即可抵书院之聪明一吨。又法都尝有儒士,因事下囹圄,佥以其精通格致之学,请贷其罪。而法王谓其无用,终不允行。
  其轻视格致之学如此。此二国者,其前如彼,其后如此。一旦憬然自悟,翻然改计,广设书院,使人皆以格致为事。其故不重可思耶?英国前亦不以格致为意,近百年来改易辙,精益求精,诚以天地五行之产,俱从格致中得来。
  是以美国格致之学,尤以讲求地质为重。盖地质之生财,又有三等:一为地中之产,五金各矿原以供国家之用。若无格致以穷其原,则精华不显。
  故美国于矿务最为考究,必使地中之产不致秘而不发。一为地上之产,五谷树木皆为养生之道。若无格致以穷其理,则地力亦有时而不宣。故或为热道,或有冷道,或为温道,或为凉道,必使物性与土性相宜,而树尽茂密,岁皆丰稔,不致有偏枯之憾。一为水中之产,川泽之利,王政所重。与其临渊而羡,不如退而结网。故美国由格致之理,以深究养鱼之法。陂湖江海各因其地,不必竭泽而求,自可山人皆足。且水师弁卒,原为防边而设。
  当此各国修好,海上承平,除习练战阵而外,无所事事,特令为养鱼之业。古者练习水师,多用渔人。今以水师而兼渔人之事,既考究各处水性,尤能独擅利权。查美国京都,每年养鱼之费约银十六万两,其余各处养鱼之费约银八万两。所费如此之巨而所获之利当更倍蓗矣。今天保民之道莫先于强兵,强兵之道莫先于富国。然富国而不思理财,理财而不求格致,犹之琢玉无刀凿之利器,建屋无栋梁之美材也。
  今皇上勤求典学,惟日孜孜,上下一心,励精图治,将见格物致知,穷理尽性。帑项不虞其支绌,庶几千古未尽之藏,宇宙永庆升平不?且巩万祀无疆之业哉?
  附论华人宜通西文兼行切音快字
  有言语而后有文字。言语者,所以达人之情意。而文字者,又所以达其言语也。韩昌黎所谓言之精者,为文是也。举凡国家大事,治民之法,制以忠孝节义,谠论名言,莫不藉文字,而后布于天壤,传诸久远,伟哉!广哉!
  文字之有益于世,岂有量哉?天地间万事万物,能垂诸亿万年而不废,可以与天地同休者,其唯文字乎。是故地球各国古时未有轮舟帆舶也,亦未有火车铁路也。道路不通,商贾不兴,各君其君,各子其民,彼此不相往来。然而无国不有文字,其文字制造之法虽不相同,而通情达意以利用,则一也。
  苟有一邦不知文字之利益,但知以言语通情达意,已往之事以结绳为记,即不成其国矣。从可知日月之所照,霜露之所队,无论东海西洋,岛屿僻壤,不生人则已。苟有人焉,则必有言语,有言语则必有文字,实为天地自然之理。我中华文字,肇自苍颉三代而还,其法益密,其用益宏。载圣人之道者,曰经,记国家之事者曰史,诗以言志,歌以永言,下逮庄骚词赋,古文时文等,莫不各有体裁,各有规模。学者专意研究,毕一生精力,尚有不能得其奥窔者。呜呼!中国之文字,精深富丽,恐他国无有能及者矣。虽然中国文字以象形、谐声、会意为主,而西文则源出子拉丁文字,即古罗马字也。考其成字之法,用二十六字母相并成声,可以千变万化至于无穷。天下万事万物皆赖此二十六字母书之。其连合之法或二三字,或五六字。间有七八字至十余字者,于是以其连合之字而调音,定音而成言,积言而成句。又可审其音而成新字。又有一种阿喇伯数目字,若中国号码之类,西洋各国因其便用,俱通行之。其数不过九字,然自小数至于亿万数只用此九字而无穷。所书之字皆系横行,读法自左而右,以左幅之页为首,与我中国文字自上而下,读法自右而左,以右幅之页为首者,适相反也。然以中西之字较其难易,则华字难而西字易,何也?华字一字一音而书法又各自不同;西字则只此二十六字母,其声音亦不出二十六字之范围。华文自上而下笔画不能相连,西文则自左达右,一字可以一笔书成。华文与言语绝然不同,而西方之浅者即言语也。
  是以西国童子不过读书数年,而已能观浅近之书,又能运笔作书信及论说等。我中国苟非绝顶聪颖子弟,未见有读书数年而即能作书信论说者也。
  可知中西人非智愚之有殊,实文字之有难易也。盖学西文较华文易学,日本文较西方尤易。查日本风气之开,如此速而且盛者,由妇孺皆识本国文字,能看报章,故也。吾闻蔡毅若,黄煜初、沈曲庄感中国识字作文之难,仿罗马省笔法创有切音快字,虽愚夫愚妇从学一月亦可通信。如蒙大吏奏请颁行。
  实足以大开民智。所谓学一月亦可通信,如蒙大吏奏请颁行,实足以利穷民而益国家,可使国内无不识字之人。复请文部大臣考究东西各国有用之书,奏饬各公使购运回国,聘精通中西文字专门名家,广为翻译,或精于一艺者,难得兼通中西文字,而所费时又多,则译西国书即请西国技艺师,兼选精通中西文字之肄业生与其对译。如译东瀛书,即请东瀛技艺师,兼选精通中东文字之肄业生与其对译。分门别类,译成后颁发各省,任人翻刻,以期嘉惠士林,籍开民智。当此需材孔亟,宜先译各种技艺矿学电学化学律学等书,以免借材异域,并通饬各省广兴学校,兼设机械制造厂,聘精于技艺师为教习,凡书中不尽之意,均为口授。庶不出几年,超等之生可为人师,俾不识东西文者,亦能晓其意义,自然制造多,谋生易,漏卮日少,富强可望,以视专习洋文,事难费多,且恐染习气,贻用夷变。夏之讥者,气象不侔矣,况无论何国学艺于人,皆不变其本国文字。
  日本近年已将泰西有用之书,择其最要者,翻译刊布。如译西文之书,难于东文,不若译东文之书,以期简易。溯自泰西通商以来,我中国人士见其国家富强,器械精利,天文地舆、格致制造,算学矿学化学等靡不效法。而各制造局肄业生,或浅尝而辄止,或泛鹜而不专,或得其皮毛而未悉实济,卒无有成一艺可与西人相颉顽者,何哉?盖因京师同文馆,上海翻译馆,各省教会所译之书,皆非精通其艺之人所译,且西书事物名目,往往中国所无,而文辞语气等又与中国文法颠倒不同,是故翻译诸书恒有辞不达意之患,似是而非之弊也。天译者技艺不精,对之如隔簾幕。学者仅知其万分之一,而欲求广其识见,增其学问,不亦难乎?
  慎勿以翻译有书,而不求师指授也。当今之世,重译四至,无论西学不能不讲。
  即华洋交涉之事,亦日多一日。官商苟不明西文,安能周旋于其间哉?而为翻译者,尤须中西文理俱优,方能融会贯通。若蹈浮少年之习,略识西文西语,便诩诩然夸耀于世,以为中国文字学问,不足学,不必知,弃若弁髦,视同疣赘,则非余之所敢知也。
  女教
  古重胎教。盖谓人生自孩提以至胜衣,大都瞻依慈母,跬步不离。此家有贤母,其子若女,必多造就。然后日之贤母,即当年之名媛。中国女学诸书,失传已久。自片语单文散见于六经诸子外,以班昭《女诫》为最先,刘向《列女传》,郑氏《女孝经》、《女训阃范》、《女范》各有发明。
  近世篮鹿洲采辑经史子集中为妇人法式者,谓之女学,颇称详赡。所惜者朝野上下间,拘于女子无才便是德之俗谚。女子独不就学,妇功亦无专师。
  其贤者稍讲求女红、中馈之间而已。
  于古人所谓妇德,妇言、妇容、妇工者,有其名无其实。礼教之不讲,政化之所由日衰也。
  泰西女学与男丁并重。人生八岁,无分男女,皆需入塾,训以读书、识字、算术等事。塾规与男塾略同。有学实学者,有学师道者,有学仕学者,有入太学院,肄业以广其闻见者。虽平民妇女不必如男子之博雅淹通,亦必能通书文,明道理,守规矩,达事情。参之以书数,绘画,纺织,烹调之事,而女红、中馈附之,乃能佐子相夫,为贤内助矣。瑞士国有大书院,准女子入内习医。如果精通,亦可给凭行道。而收生一端,关系尤重。俄国特色教女收生院,凡胎前产后一切要症,必须明白透彻,体恤入微。既讲求妇科,即内外各科,亦可兼习也。
  中国之人,生齿繁昌,心思灵巧。女范虽肃,女学多疏。诚能广筹经费,增设女塾。参仿西法,译以华文。仍将中国诸经、列传、训戒女子之书,别类分门,因材施教。而女红纺织,书数各事继之。富者出资,贫者就学,由地方官吏命妇岁月稽查,奖其勤而惩其惰。美而贤者,官吏妥为择配,以示褒嘉。至于女塾章程,必须参仿泰西,整齐严肃。庶他日为贤女,为贤妇,为贤母,三从四德童而习之,久而化之,纺精妙,书算通明。复能相子佐夫,不致虚糜坐食。愚贱皆知礼义,教化具有本原,此文武之所以化行俗美也。
  至妇女裹足。合地球五大洲,万国九万余里仅有中国而已。国朝功令已加禁,革而相沿既久,俗尚未移。夫父母之爱子也,无所不至,而钟爱女子尤甚于男儿。
  独此事酷虐残忍,殆无人理。或四五岁,或七八岁,严词厉色,陵逼百端,必使骨断筋摧,其心乃快。以为如此而后,他日适人,可矜可贵。
  苟肤圆六寸则戚里咸以为羞。此种浇风,城市倍于乡曲,世家巨室尤而效之。
  人生之不幸,作女子身更不幸。而为中国之女子,贼肢体,迫束筋骸,血肉淋漓,如膺大戮,如负重疾,如观沈灾。稚年惟剥肤之凶,毕世婴刖足之罪。气质虚弱者因以伤生,虽父母爱怜,而死者不可复生,断者不可复续矣。即幸全性命而终日需人扶掖,井臼安克操持,偶有水火盗贼之灾,则步履艰难,坐以待毙。
  伐生质以为美观,作无益以为有益,是为诲淫之尤。
  苟易裹足之功,改而就学,罄十年之力,率以读书,则天下女子之才力聪明岂果出于男子下哉!所望有转移风化之责者,重申禁令,立限一年,已裹者姑容其旧,而书“裹足”二字表其额,悬其门楣。嗣后一律禁止。故违者罪其家长,富贵者停给诰封。
  通饬各省,广立女塾,使女子皆入塾读书。其美而才者,地方官吏赠物赠扁以奖荣之。各塾女师如能教化贤才,卓有成效,咨请旌奖,以劝将来。
  一转移间,利兴弊去,二百兆裙钗皆能佐夫教子,成周之雅化关睢,麟趾之休风,无复见于今日矣。
  天下事贵自然,不贵造作。人之情行其易,不行其难。惟裹足则反是,并无益于民生,实有关于世教。且稽之三代,考之经史,无有一言美之者。
  而举世之人皆沿习成风,家家裹足。似足不小不可以为人,不可以为妇女者,真可谓贼人以为仁义,亦感之矣。
  国朝八旗妇女皆不裹足,古道犹存其风,足尚庄子云:“天子之侍御,不爪揃,不穿耳。”耳尚不穿,岂可裹足耶?应由地方大吏出示禁约,凡属贵贵望族,以及诗礼之大家俱遵王制。其倡优,隶卒,及目不识丁之小户,听其自便。如以此法行之十年,则积习渐消,天下万民皆行古之道矣。
  况妇女裹足则两仪不完,两仪不完则所生男女必柔弱,男女一柔弱则万事堕矣。
  夫裹足为贱者之服,岂可行之天下,而且行之公卿大夫之眷耶?予所以言之喋喋者,实有系于天下苍生,非仅考订其源流而已!
  我朝崇德三年七月,奉谕旨有效他国。裹足者重治其罪。顺治二年禁裹足,康熙三年又禁裹足。七年七月礼部题为恭请酌复旧章,以昭政。典事,都察院,左都御史,王熙疏内开。顺治十八年以前,民间之女子未禁裹足。
  康熙三年遵奉上谕下,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官员会议。元年以后,所生之女禁止裹足。其禁止之法,该部议覆等。因于本年正月内臣部题定。
  元年以后所生之女,若有违法裹足者,其父有官者交吏兵二部议处。民则交付刑部责四十板,该管督抚以下文职官员有疏忽于觉察者,听吏兵二部议处在案。
  查立法太严,牵连无辜,以为无关紧要事,竟中止第,使当时禁不过急,持之以恒,则今日已可永除此陋习也。
  藏书
  我朝稽古右文,尊贤礼士,车书一统,文轨大同。海内藏书之家不胜屈,然子孙未必能读,戚友无由借观,或鼠啮蠹蚀,厄于水火,则私而不公也。
  乾隆时特开四库,建文宗文汇文澜三阁,准海内稽古之士就近观览,淹通博洽,蔚为有用之才,作人养士之心至为优厚。而所在官吏奉行不善,宫墙美富,深秘藏庋,寒士末由窥见。及寇乱洊经,付之一炬,中兴将帅每克一省一郡,汲汲然设书局,复书院,建书楼,官价无多,尽人可购,故海内之士多有枕经葄史、博览群书者。
  通商日久,西学流传,南北洋亦复广译西书,以资考证。惟是穷乡僻邑,见闻无多,疆吏亦漠不关心,置之度外,则傲僻孤陋,故我依然。然后知藏书之为遍多,而广置藏书以资诵读者之为功大也。泰西各国均有藏书院、博物院,而英国之书籍尤多。
  自汉唐以来,无书不备,凡本国有新刊之书,例以二分,送院收储。如有益于国计民生者,必膺朝廷重赏,并给予独刊之权若干年。咸丰四年间,于院中筑一大厦,名曰读书堂,可容三百人,中设几案笔墨。有志读书者先向本地绅士领有凭单,开列姓名住址,持送院中董事,换给执照,准其入院观书,限阅六,月更换一次,如欲看某书某册,则以片纸注明书目,交值堂者检出付阅。阅毕缴还,不许携带出门,及损坏涂抹。倘有损失,责令赔偿,特设总管一员,司理其事。
  执事数百人,每年经费三十万金。通国书楼共二百所,藏书凡二百八十七万二千册。此外如法兰西书楼五百所,藏书凡四百五十九万八千册,俄罗斯书楼一百四十五所,藏书凡九十五万三千册;德意志书楼三百九十八所,藏书凡二百二十四万册;意大里书楼共四百九十三所,藏书凡四百三十五万册;奥大利书共五百七十七所,藏书凡五百四十七万六千册。法京巴黎另有一书楼,异常宏敞,独藏书一百七万九千册,德京伯灵之书楼,亦藏七十万册,罗马大书院除刻本外更有钞本三万五千册,细若蝇头,珍如鸿宝,洵数典之巨观,博学之津梁也。
  中国自都中四库外,镇扬杭三阁早付劫灰。其家藏最富者,如昆山徐氏之传是楼,鄞县范氏之天一阁,杭州汪氏之振绮堂,钱塘吴氏之瓶花斋,吴门黄氏之滂熹园,石塚严氏之芳茉堂,邬镇鲍氏之知不足斋,昭文张氏之爱日精庐,南浔刘氏之暝琴山馆,所藏古籍宏富异常,兵焚以来,半归散佚。
  近日则吴兴陆氏之丽宋楼,首屈一指。另建守先阁,衣于大计奏于朝廷。供一郡人氏观览。其大公无我之心,方之古人亦何多让?独是中国幅员广大,人民众多,而藏书仅此数处,何以遍惠士林?宜饬各直省督抚于各厅州县分设书院,购中外有用之书藏贮其中,派员专管。无论寒儒博士,领凭入院即可遍读群书。
  至于经费,或同上官办,或出绅捐,或由各省外销款项、科场经费。将无益无名之用度,稍为撙节,即可移购书籍而有余。仍常年储备专款,分派员役,管理稽查所有新书,随时添购。果能认真经理,数十年后贤哲挺生,兼文武之资,备将相之略,或钧无摘秘箸古今未有之奇书,或达化穷神,造中外所无之利器,于以范围天地,笼罩化夷,开一统之宏规,复三王之旧制,极巍焕,信景铄,皆于读书稽古二事基之矣。
  今天下竞言洋学矣,其实彼之天算地舆数学化学重学光学汽学电学械器兵法诸学,无一非暗袭中法而成。第中国渐失其传,而西域转存其旧,穷原竟委,未足深奇。若合天下之才智聪明,以穷中外古今之变故,标新领异,日就月将,我中国四万万之华民,必有出于九州万国之上者。苟强分畛域,墨守成规,为固陋昏蒙,甘受人制,则印度琉球越南缅甸其已事也。前车已覆,来轸方遒,有识之君子将何择焉?
  附译西士论英国伦敦博物院书楼规制
  尝谓人才之得失,系国家之盛衰。是以有国者不可不慎也。然而股肱辅弼,每资贤才,究穷物理,尤需博士。尝见蕞尔小邦,崛然振兴,巍峨大国,忽焉颓败,非尽由治理之失法,亦实缘人才之不得也。
  夫普天之下,何处无才?要在培植之得失耳。而培植之法,非学问无以立其基。欲增学问,非诵读无以开其识、然有益要务之书,卷帙甚富,价值甚昂,非寒士所易购,故书院之设尤不可不亟亟也。
  近考各国书院,列若繁星,当推英国伦敦博物院之书楼为巨擘。且英国书院之多,不胜枚举,而不费钱钞任人游观者,随在有之。若较博物院之书楼,实不可同日语矣。但观其制顶作圆形,纵广各十有四丈。除去围墙,其圆顶犹高十丈零六尺。旷观大地之上,除罗马城大庙之殿,则当以此楼为第一楼。内圆顶之下作围墙,墙之内作成槅式,槅之内即藏书之椟也。藏书极高之处,俱有阶可登,周围式同一律,取之甚便。楼内书籍任人涉猎,唯不准取出。计槅下随便可阅之书两万卷。槅上所藏乃各国语言文字,并一切实学要务等书,及月报共五万卷。
  其圆顶之制,雕镂惟精,施以金银各彩绘,皆著淡色,故楼内光怪陆离,耀人眼目。内置长桌十九张,小桌十六张,足敷三百余人之坐。自一千八百五十四年始,许妇女入观,故又设两桌以备妇女之坐。此二桌之外亦许随便坐落。长桌之正中设立板,对坐之人两不相睹,俾专心阅读者不致为人挠其兴会也。楼内之式,本属圆形,譬之车轮,长桌之设如轮之辐。桌之制则首低而尾高。虽阅者满堂而初入门,骤视之则不见人之多也。屋之中置围柜,以书目三百卷陈其上,使人易于检视,乃此柜如轮之轴。各桌俱得相接,故如置诸左右焉。围桌内极中之处,为总管书楼人之坐位。虽阅书三百余人,实不难举目而悉数也。
  溯此楼建于一千七百五十九年。初创之人名曰噶瑞,立法美善,至今俱循旧章,毫无弊病。惟制度之华美,月异日新而观书之人数加增颇巨,较前百年之气象则迥不相同矣。楼内阅书者四面俱能写字,且有执役之人。如欲观何书,即写一纸条付执役人,立刻照取。纵世家自置书楼,恐亦未必如是之便也。书楼规例亦晰录于下:一、书楼之设,原为供人阅看,增长学问。
  惟礼拜日及各节期不得入观,余日无论风雨,俱开各门。二、门开时刻,自西九月初起,至四月底止,早九点钟开门,晚八点钟关门;五月至八月,则九点开而七点闭。三、欲入观书者,先将其来意、住址写明,交总管阅看。
  四、未入,先二日须有荐函致总管。如荐举人果系可靠,本人只写住址姓名即可入内。五、荐函如不可靠,总理即不许入,或与董事同议之。六、入楼之人各领一牌,嗣后随便持牌往观,至换牌之期,凭总管更给。如不换牌者,则不得再入。七、所领之牌随身佩带。甲领之牌,乙不得冒往。八、年不满二十二岁者,不许入楼。如必欲入观,亦可与董事议之。九、不准污坏书籍。
  十、不准以纸置书上而写之。十一、楼内地图及各图画,若不向总管言明,不准以纸加图,照影描画。十二、楼内须雅静,不许高声喧嚷。十三、阅毕之书,仍置原处。十四、不遵规例者,不准入楼。十五、若擅取书籍出楼者,照偷窃例科罪。十六、使执役人所取之书,亦必交该役送回,掣取原条。如不掣回,似乎书仍未交,恐致争论。十七、本楼人有得罪看书人处,执役人有不善处,许看书人写信告明总管。
  书目册上收逐日所入之书,及各新闻纸,俱分类注。于各作家之名下书目之旁,各有暗记,阅书人不之知也。本楼人一看暗记即知其书之所在。
  观书者欲看何书,当将书名及暗记一并写明,执役人以便检取帷记。一千八百八十四年一岁之中,计阅书一百十万四百五十次,阅书者十五万四千七百念九人,加添书籍三万一千七百四十七卷。按华丽之式装订成书者,二万一千六百廿一本。此内为人增送者,三千三百七十六本。造书人照例送入者,一万一百廿七本。别国造书人送入者,一千四百八十六本。本楼购买者五千八百三十五本。此数年之内,又不知加增几许,于盛哉!夫英国近数十年来,人但诩其称雄宇内,人才辈出,而不知其培植人才之法,有以致之也。此正所谓人才得而国家兴矣。然设立书院,法似平平,久而行之,其效捷于影响。
  诚能仿而效之,人才之验,亦必接踵而兴矣。跂予望之。
  日本简派理学博士岸上某,往诺咸国莅万国水陆产博物会。途经英法德俄诸国,历游而返。谓欧洲固为人文渊薮,而以予所见,人品高尚,风俗淳厚,推英为最。其士夫通晓事理,凡谈专门之学。鲜有不解,故能国富兵强,雄视宇内与。
  盖教育已盛,加以社会熏陶之力,无往非研智修德之地。予观其二大博物院,益叹其既富且强,良非倖致,一曰英国博物院,一曰骚斯根岷邓博物院。巍然高楼,宏壮无比,于门口屋角及其他要处,安置硕学鸿儒石像,揭示英雄豪杰肖相,使人俯仰,不胜感喟。进入院内,历览各室禽兽鱼介、草木金石,以至各种机器,万象森罗,莫不具备,而分类明瞭,布置井然,或顺年代以示其沿革,或分国籍以别其风土,察古今于片时,观万国于一室,毫无遗憾。试入动物室,就一禽一兽见之,则其生长之次第,饮食栖息之状态,历历可观。机器室多陈列模型,以便于把玩细视。倘欲知其用法,指头可压一个动机,即机器忽运转矣。故到此院者,不读格致化学之书,而可知物理之概。又设研究室以资于学者。倘有外人拟研究一事者,则借给材料。假与书籍,周旋备至。或有疑义,可以质诸技师,实有麻姑搔痒之快也。其他院内有番菜店,有茶店,有吃烟室,有休憩室,倦者足以弛劳,其用意不亦至乎?此院系国家所管,费款颇饶,而曾不取分文。为人民纵览之所,比至各种学堂,其有补于风教,无有轩轾。宜哉!英之致有今日也。
  日报
  古之时,谤有木,谏有鼓,善有旌。太史采风,行人问俗,所以求通民隐、达民情者,如是其亟亟也。自秦焚书坑儒,以愚黔首,欲笼天下于智取术驭刑驱势迫之中,酷烈熏烁,天下并起而亡之,汉魏而还,人主喜秦法之便于一人也。
  明其非,暗袭其意,陵夷而肇中原陆沉之祸。唐宋代有贤者,乃始设给谏、侍御诸言官,以防雍蔽,而清议始彰然。以云民隐悉通,民情悉达,则犹未也。欲通之达之,则莫如广设日报矣。
  泰西各国上议院、下议院,各省各府各县议政局、商务局,各衙门大小案件,及分驻各国通使领事岁报新艺商务情形,凡献替之谟,兴革之事,其君相动举之是非,议员辨论之高下,内外工商之衰旺,悉听报馆,照录登报。
  主笔者触类引伸,撰为论说,使知议员之优劣,政事之从违,故日报盛行不胫而走。其名目有日报、月报、七日报、半月报之别;其体裁有新政、异闻、近事、告白之分,或一季一出,一年一出,迟速不一,种类攸分。如律家有律报,医家有医报,士农工商亦各有报。官绅士庶、军士工役之流,莫不家置一编,以广见闻而资考证。甚至小儿亦有报纸,文义粗浅,取其易知。夫强民读书,而民莫之应。不劝民阅报。而民自乐观。盖新闻者,浅近之文也。
  增人智慧,益人聪明,明义理以伸公论,俾蒙敝欺饰之习一洗而空。是以暴君污吏必深恨,日报亦泰西民政之枢纽也。
  近年英国报馆二千一百八十余家,法国报馆一千二百三十余家,德国报馆二千三百五十余家,美国报馆一万四千一百五十余家,俄国报馆四百三十余家,总中国计之,每一国有三四千种,每种一次少者数百本,多则数十万本,出报既多,阅报者亦广。大报馆为国家耳目,探访事情。每值他邦有事与本国有关系者,即专聘博雅宏通之士,前往远方探访消息。官书未达,反藉日报,得其先声。官家以其有益于民,助其成者,厥有三事:一免纸税,二助送报,三出本以资之。
  故远近各国之事无不周知。其销路之广,尤在闻见多而议论正,得失著而褒贬严。论政者之有所刺讥,与柄政者之有所申辩。
  是非众著,隐暗胥彰,一切不法之徒亦不敢肆行无忌。
  中国通商各口如上海、天津、汉口、香港等处,开设报馆,主之者皆西人。
  每遇中外交涉,闻有诋毁当轴、蛊惑民心者。近通商日久,华人主笔议论持平。
  广州复有《广报》、《中西日报》之属,大抵皆西人为主,而华人之主笔者,亦几几乎摈诸四夷矣。今宜于沿海各省次第仿行,概用华人秉笔,而西人报馆止准用。西字报章无事之时,官吏设法保护,俾于劝善惩恶,兴利除弊,以及人才之盛衰,风俗之纯疵,制作之良窳。泰西各国,政事有何更改,兵制有何变迁,商务制造有何新法,足以有益于人者,精心考核,列之报章。大小官员苟有过失,必直言无讳,不准各官与报馆为难。如有无端毁、勒诈财贿者,只准其禀明上司委员公断,以存三代之公。执笔者尤须毫无私曲,暗托者则婉谢之。纳贿者则峻拒之。胸中不染一尘,惟澄观天下之得失是非,自抒伟论。倘有徇私受贿、颠倒是非、借公事以报私仇、藉巧词以纾积忿、逞坚白异同之辩、乱斯民之视听者,则迹同秽史,罪等莠民。可援例告官惩治。如果当道挟恨,审断不公,准其登报以告天下。庶公论不稍宽假。有事之际,官吏立法稽查,于本国之兵机,不宜轻于敌。
  人之虚实,不厌详明,则常变经权,操纵在我,较今日之禁止华人,而听西人开设者,其是非得失损益,为何如也?
  夫报馆之设,其益甚多,约而举之,厥有数事。各省水旱灾区远隔,不免置之膜视,无动于中。自报纸风传,而灾民流离,困苦情形宛然心目。
  于是施衣捐赈,源源挹注,得保孑遗,此有功于救荒也。作奸犯科者,明正典刑。报纸中历历详述,见之者,胆落气沮,不敢恣意横行,而反侧渐平,闾阁安枕,此有功于除暴也。士君子读书立品,尤贵通达时务,蔚为有用之才。
  自有日报,足不踰户庭,而周知天下之事。一旦假我斧柯,不致毫无把握,此有功于学业也。其余有益于国计民情,边防商务者,更仆数之未易终也。
  而奈何掩聪塞明,箝口结舌,坐使敌国怀觊觎之志,外人操笔削之权,泰然自安,施施然甘受他人之陵侮也?
  上篇论中国沿海各省,宜次第仿行日报,以通民隐、达民情。今观中西名士所言,而叹日报之有关朝野,不独沿海各省亟行仿行。新政议论云:宏日报以广言路,是日报者,即古乡校之遗意。今西国议院之滥觞,为公是公非之所系,众好众恶之所彰,故西国日报之设,上则裨于军国,下则益于编氓。
  如一乡一邑凡公约条议各节会议时,诸员之言词举动,皆列于报章,详其得失,而民隐无不通,民情无不达也。一案一讼,凡两造律师所办之事,以及判断时陪员之可否如何,皆登诸报纸,记其精详,而民心无不惬,民志无不伸也。若夫官家之颦笑,京国之传闻,各国之约章,列邦之强弱,战守之情形,时务之缓急,物料之价值,市道之衰旺,股份之低昂,店铺之开歇,田宅之鬻售,创举之节略,生意之授受,学校之抡选,人材之兴举,民情之向背,船艘之往来,铁路之接续,邮寄之便捷,百工之处所,行客之姓名,官员之迁调,货物之出入,关税之征收,都邑之公项,司事之诚伪,医道之善法,药物之灵异,矿务之奇赢,格致之日进,植物之丰歉,杂技之优劣,陪员之轮值,水旱之灾祥,生死之报章,婚姻之纪事,案牍之消长,军政之筹画,公务之兴作,工作之需人,外国之时事,异邦之习尚,海外之奇谈,天气之寒暑,风汛之休咎,善士之品题,奇人之传记,书说之新奇,凡有益于国计民生。日用行为、性命身心者,则无不录,录无不详。
  虽极之高人之片词只字,愚妄之荡检败行,足以寓劝惩,使人鼓舞而兴感者,无不罗布发明,俾阅者快焉勤焉。征言质疑,莫善于此。
  盖秉笔者有主持清议之权,据事直书,实事求是,而曲直自分,是非自见,必无妄言谰语、子虚乌有之谈以参错其间。然后民信不疑。论事者可以之为准,则办事者即示之为趋。向使大开日报之风,尽删浮伪,一秉真肫,主笔者采访者各得尽言无隐,则其利国利民实无以尚之也。英国议政者,必以日报为众民好恶之所在,而多所折衷。法国之从政者,则以日报为足,教官吏而不敢违背。若天医学化学天学电学艺学矿学,以及治兵课士、军装战舰,皆必另设一报,不惟详言其事,而且细绘其图,此又利世利民,而欲与天下人共趋于上理也。夫日报逐日阅之,殊不费时,随事求之,必有新获。
  中国泥守古法,多所忌讳,徇情面行报复,深文曲笔以逞其私图,与夫唯诺成风,嗫嚅不出,知而不言,隐而不发,皆为旷职。故中原利益,无自而开,即民情亦不能上达,告谕亦不得周知。若日报一行,则民之识见必扩,民之志量必高。从此愈进愈深,愈求愈上,吾知其正无止境也。今如欲变法自强,宜令国中各省各府各州县俱设报馆。凡为主笔必须明外国之事,达公法之情。地方有公事,如官绅会议、陪员审案等,则派访事人员亲至其处,授笔记录,务在真实详明。
  凡外国日报所登有关于中国时事,及新出火器奇技有益于国计民生者,皆须译录至各省及都会之地。其日报馆每日所出新闻必一纸邮寄京师,上呈御览。其有志切民生、不惮指陈、持论公平、言可施行者,天子则赐以匾额,以旌直言。
  不准地方官恃势恫喝,闭塞言路,偶摘细故,无端封禁。如主笔借此勒索,无故诋毁,伤人名节者,不论大小官绅,当控诸地方官审办,并准两造公举中外陪员听讯。如果属实,则照西律分别轻重,治以禁锢之罪。
  重则在禁作苦工而已。如是则国势之隆无不蒸蒸日上。夫如是春秋之笔,褒贬从心,南董之风,斧钺不惧。将见直道复行于天下矣。
  西人谓中国人事无大小,非用压力不行。故动以兵船相要挟,当道于彼族律列、风俗,强半未谙,应争而不争,应让而不让,卒为所算,悉数难终。
  乃西报掩其不善而著其善,反谓中国之待外人如何凌辱,意在激怒其民,以与中国为难耳。如中日之战,日本西文报谓中国之兵甚于盗贼,其所述凶暴情形不啻为彼兵写照,乃反诬华兵所为。我中国惜无西文报与之辩诘。惩前毖后,或日报或礼拜报,宜亟用西文,择才识兼优者主持笔政。遇交涉不平之事,据理与争,俾天下共评曲直。东西洋各国政府均有津贴报馆之例。凡政府所不便言者,授意报馆代为发挥,所以励一时之人心,探中外之向背,关系非浅。若我行我法,人言不恤,则沧海横流,伊于何底,非我侪所敢知矣。
  医术
  医之道通于神明,自神农黄帝以来,讲明切究,以导一世于和平,登斯民于仁寿者也。今之医者类多读书不就、商贾无赀,稍猎方书,藉谋衣食。
  偶然奏效便负神奇、逞其聪明,高其声价。以谬传谬,以盲引盲,古法徒存无能变通,此所以谚有不乐为中医之说也。夫人当疾痛惨怛萃于其身,凡有血气之伦,孰不求生而恶死?乃世无和缓,竟以性命死生之重付托于轻率庸妄之夫。
  一方试病,妙诩青囊,三指杀人,怨深白刃。言及此,忍以医术一门列为方技而小道视之欤。
  考周官,冢宰有医师掌医之政令,又有食医、疾医、疡医。疾医掌医万民之病,两之以九窍之变,参之以九脏之动。凡民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终则各书其所以而入于医师。岁终稽其医事以制其食:十全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二,次之;十失三,次之;十失四为下。是考医之法古制綦严,所以重民命也。
  西国医理医法虽与中国不同,得失亦或互见,然实事求是、推详病源、慎重人命之心胜于中国近世之漫无把握,关心民瘼者所不可不知者也。各国医学设专科立法有七,曰穷理,曰化学,曰解剖,曰生理,曰病理,曰药性,曰治疗。其治病之法二十有四,大要有六:曰漏泄,曰分解,曰清凉,曰收酸,曰强壮,曰缓挛,皆由名师教诲,各尽其长。迨至学成,官为考验,必须确有心得,给予文凭方能以医师自命。其难其贵如中国之科第,故学问阅历精益求精,中国之医能如是乎?中国之官吏能如是之认真考验乎?此不若西医者一也。
  西医论人身脏腑、筋络、骨节、腠理,如钟表轮机,非开拆细验无以知其功用,及至坏之。由是以西国老人院、癫狂聋哑等院遇有死者,许医局剖析肢体,穷究病症及生生化化之原,以教后学。故西医皆明脏腑血脉之奥。
  今中国习医绝无此事,虽数世老医不知脏腑何形,遇奇险不治之症,终亦不明病源何在。此不若西医者二也。
  西医谓人之思虑智慧、知觉运动皆脑为之主,而脑有气筋,无数,散布于五官百骸,何处脑气筋坏何处有病。衰迈之人脑气不足遂有麻木昏瞆之病,幼小之童脑气过盛多有角弓反张之症。而心之为用专司乎血,心脉一跃,血行一度,验心脉之迟疾知病体之轻重。中医以切脉为治病之要,西医则谓人之一身皆有脉络。
  血犹水也,脉胳犹百川也,潮血来迥,无不震动,即无不有脉。夫血发源于心,运行百体,嘘吸生气由肺复返于心,日夜周流,运行不息,若按脉推求决无是理。
  盖周身脉管皆由心系血管而出,散布于百体四肢,岂可以两手寸许之管强分寸关尺,谓五脏六腑皆系于此?且剖验两手脉位,其管大如鸡翎之管,循臂而上,渐上渐大。上至头项即于颈中脉管通连,直达至心而止,并不与他脏相属,何以知各脏之脉必现于此耶?且直通一管,何以知三指分部界限毫不相紊耶?故谓一脉可验周身之病则可,谓某脉独主某经之病则不可。西医事事征实,日日讲求,又有显微镜能测目力难见之物,故能察隐洞微;中医多模糊影响之谈,贵空言而罕实效。此不若西医者三也。
  治病之法,中医则日木剋土,治脾胃者先平肝;火剋金,治肺者先泻心;水剋火,治心者先降肾。或曰三焦空虚之处,或曰六经有起止之方。西医则何处之病即用何处之药,而尤以保脑筋养肠胃为主。用药之法,中国多用草木,性有变迁;西国多用金石,质有一定。且无论汤丸膏散皆属医生自配,较之买自药铺,品味掺杂,炮制不精,自行煎熬不谙火候者功用固殊矣。此不若西医者四也。
  西医论略病症纷繁,内外诸症不下二千种,审察疗治医者之职。大要不外体质、功用二端,盖人之皮内筋骨合而成形,实之以脏腑,贯之以血脉,所谓体质也;一物有一物之用,无虚设无假借,所谓功用也。有体质之病,有功用之病,有体质功用相兼之病,必先细心体认,方能施治。其外症有刺割也、扎绑也、敷治也、洗涤也,事必躬亲,非心灵手敏而器具又极精良不能尝试,如自开钳、血管钳、曲铰剪、直铰剪。刀则曰钩、曰割,针则曰探曰坑,以及手钳、银丹皆精巧利用,故于外症尤著奇功。其内症更持机器于腕中,以辩声音之虚实;置寒暑表于口内,以察脏腑之寒温。一切药性病源无不本化学研究而出,故考求有素,识见自真。且有医家报章:何人何病何法医痊,必登诸报以告后世。若遇疑难大症,亦皆登报以告高明。
  或七日一纸或期月一纸,业此者购归观玩,互相质证,以尽所长。日本素学中医,今亦参用西法,活人无算,其明证已。此不及西医者五也。
  窃谓中西医学各有短长。中医失于虚,西医泥于质;中医呈其效,西医贵其功。其外治诸方俨扁鹊、华佗之遗意。有中国失传而逸于西域者,有日久考验弥近弥精者,要其制药精良用器灵妙,事有考核,医无妄人,实暗合中国古意而远胜于时,医亦不必曲为讳饰矣。
  谓宜考诸周书,参以西法,自太医院始,一律详加考核,内证主以中法,外证参以西医。各省、各府、各州、县镇市井之间,令殷户集资建立医院,考选名医允当院长。肄业诸生须由院中主教考其文理通顺者方准入院学习,悉心教授,无玩无欺。先将灵枢、素、问、内经、难经熟读,博览仲景思邈及唐宋四家之成法,参以西国之图器、剖割之奇方,精益求精,不分中外。
  学习数载,考验有成,酌予虚衔,给予执照,方能出而济世。其无照而私自悬壶、草菅人命者,重惩不贷。有能治疑难大症卓著神效者,报明医院,颁发银牌、扁额,递加虚衔、顶带,以旌其功并将治法病由登之医学日报,年终汇集刊刻成书,庶妄者不致滥竽,高明者有以自立,医之一道可与良相同功矣。
  卷三
  吏政
  吏治
  地方之治乱,视官吏之贤否为转移。朝廷求治,亦视用人何如耳。一县得人则一县治;一郡得人则一郡治;一省得人则一省治;天下得人则天下治。
  中枢之与督抚,朝庭之腹心,官守之师帅,操用人行政之大权者也。夫国家没官,本以为民,其与民最亲,而贤否得失之间,动关国家之治乱者,尤在州县。
  何则?天下者,州县之所积也。内而六部,外而两司、道府诸官皆为考察此州县者耳。
  伊古以来,未有民不聊生,而国家可以称治者,亦未有牧令非人,而疆臣政府可以坐致太平者。独奈何进身之始,科甲保举捐纳既已不一其途,而吏部铨选之章,率范之于掣签按轮之中,而不复问其人之贤否,及选补得缺则需次。日久负债累累,廉俸不足以养其身家;黜陟不足以励其志气,不肖者恣睢暴戾如蛇蝎、如虎狼。即上司风闻参撤,而乡里小民之死者,已不可复生;断者已不可复续矣。
  间有廉能之吏,一意兴利除弊、教养斯民,而知府之意见不同也,司道之威严可畏也,上官掎之同寅,笑之众庶,疑之必溃,其成而后已。故今之巧宦,莫妙于阳避处分,而阴济奸贪,一事不为,而无恶不作,上朘国计,下剥民生,但能博上宪之欢心,得同官之要誉,则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君恩不足念,民怨不足忧,作官十年而家富身肥,囊橐累累,然数十万金在握矣。于是而上司荐之曰干员,同僚推之曰能吏,小民之受其鱼肉者,虽痛心疾首,箝口侧目,而无如何也。噫!上下之间,相蒙相遁至于如此,而犹日日言自治,是犹南辕而比其辙也,其必无成也,决矣。
  况上之任人也,不专用人也,既不尽其才,又不问其能否。陆路之将可改水师,水师之将,可调陆路,刑部之员可调工部,兵部之员可调吏部,强以所不能,而不专任其所以能。岂果有兼人之资,无事不精,故能随事胜任耶?正虑其所谓无不能者,乃竟无一能耳,徒伴食贻讥,一任颠倒于胥吏之手,为可叹也。
  溯唐虞之世,设官分职,各有专司,不相兼统。如契为司徒,皋陶为司寇,伯夷作秩宗,夔典乐之类,皆以其所优为者任之。未闻以敷教之事强皋陶,以刑名之事强伯夷,以典礼之事强夔也。是以百职庶司,皆能各称其职。
  今泰西各国用人行政亦如足,其户部人员不能调刑部,陆路人员不能调水师,学古人官,量才授职,自何部何署出身,日久开迁,终于此部之首领而已,爵可崇,俸可增,而官不迁移。故职既专而事无旷废,任愈久而识更精深,富强之原,实基于此也。查户部之外有农部,专考树艺之径;工部之外有商部,专讲贸易之道;兵部之外有邮政部,专管驿地之往来。外部即我之译署,内部即我之吏部,独无礼部之设,亦我铨选之条,百僚升降,权归议院。用土人或久居其地者为官,无本省迴避之例,盖洞悉其风土人情,自易收驾轻就熟之效。听讼之事派以陪审,而肆威作福之弊祛;列以见证,而妄指诬陷之弊绝。所谓爵人于朝,与众共之;刑人于市,与众弃之。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者,昔闻其语,今见其事,而且俸精优厚,人无内顾之忧;职任精专,事有难宽之责,君民一体,上下一心,孜孜然日求有益于民,有益于国。否则,议院排之,国君斥之,不能一日居其位,此泰西诸国所以不言吏治而吏治自蒸蒸日臻于上理者,彼此之情通,声名之念重,而壅蔽之患除也。
  夫中国自秦汉以来,以文法治天下,科条非不密也,其奉行而持守之者,非不严旦明也。及其既也,适以束缚天下之君子,而便利天下之小人。
  官司益多,否塞益甚;堂廉益远,积弊益深。欲一扫而空之,诚非开设议院不可。
  即势殊地限,久而难变,亦当裁汰冗员,酌增廉俸,以渐通其隔阂,而渐化其贪婪,此自治之初基,亦即自强之本计也。夫天下虽大,其州县不过千余所,属牧令不过千余人,为上者合枢垣疆帅之才力精神以慎选之,以严考之,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赏必当功,罚必当罪,循名责实,至正大公,则吏治日清,民生日遂,国本日固,国势日强,而何畏乎英俄?何忧乎船舰?何患乎各国之协以谋我哉?故曰:“国以民为本,而致治之道,莫切于亲民之官;生乱之源,莫急于病民之政。”所谓为天下得人则天下治者,此之谓也。
  英国授职之官,无论充兵官、议员、刑员,以及内政、外政衙门,大小臣工,皆须在众人前向天发誓,谓以后当忠心为国,笃爱朝廷,身许驰驱,为国家效力。
  发誓后方能任事。今泰西各国及合众国,皆用此例,西俗国家凡有兵祸,或匪人得叛,或敌国来攻,朝廷志在安民,兴师戢暴,必令兵官誓众,以安民心,其或官民谋逆,则令彼处地方官民皆对天矢誓,其内怍者立时可睹见于颜色,朝廷即知为某也忠,某也奸,某也曲,某也直,有诸中而形诸外,自无所逃遁。然亦有刚愎不仁、强项不驯、不知敬畏帝天,虽有别谋亦复当众问誓,以为口头言语无足重轻。此等人为众所不齿,乃桀骜之尤者也。
  王爵堂星使云:法国政治以大统小,以内控外,体制与中夏略同。州郡邑乡分设专官,以理民事,而其权操之于上,咸遵一律,罔或违异。每一干端则设一官,若中国之州县,凡膺是职者,必考受律例师,凡民间琐案,悉由其剖断。苟有稍涉疑似,未臻公允者,则代为申详,上宪据法研鞫,俾成信谳。各乡镇则另设甘门一员,如中国巡检之类。凡其所设各署,俱有专职,从不兼摄数事。大抵理地方民情者,统称刑讼衙门,而官有崇卑。
  如州县乡镇等官,其小者也,其上则有大衙门二十七所,如有事控于地方官,悬案不断,或剖案不公,俱可复控诸所辖上司,遍历二十七所而后止。
  然此尚系琐细案件也,若值重大之事,其上另有专断之官,其职分约同中国按察使,各府中均设是署一所,凡有冤抑,听其赴愬。每年四期,每三月一集,开堂会鞫,并许被控者自选秉公耆老十有二人。届时质证剖理,惟毋得徇私偏袒,然后鞫者听两造之辞以辨直枉,舍寡从众,期无诬屈,以为惩劝。其追理商民公私逋负,则有钱债衙门,其官由州县百姓公举,三年一任,期满再举,但推选虽由民庶,而俞允仍归国主。凡乡民因索逋涉讼者,其数在一千五百福兰以下,即由州县上司判决;若一千五百福兰以上之案,乃控于钱债衙门,为之比追。每府皆有驻防水陆兵丁,苟有犯案,统归所主办理。至于巴黎所有衙署,不可胜数。
  凡国中官吏所断一切词讼,均必上闻,其有悬擬未决者,亦皆关白,以定是非。其中办事人员均系著名律师,除上下议院外,有参赞机密大臣,有执国政大臣,有总理度支者,有专司出纳者,有主军旅者,有榷税饷者,有专理户婚田工事者,有专理商贾事者,有治盗贼斗殴事者,有治列邦事者,有管属国地方事者。
  观其分职建官,颇能尊卑相御,内外相维,无畸重畸轻之患。其为部十二:曰内部,总理庶政,兼摄群司,职同中国之首辅,本国事件,咸听裁决;曰户部,专司出纳,国中一切财富税饷,皆其主持;曰商部,管通商事物;曰农部,管民间一切种植;曰工部,凡军械火药,修治建筑,皆其经理;曰文部,掌管学校;曰兵部,主治军旅,凡调遣一切,皆其主政;曰海部,修战舰,治水师;曰藩部,管理各处属地;曰刑部,主持律例,兼理教案;曰创例院,筹议军饷,增改律法,皆其专政。以上皆以勋爵大员为之,国有大政,国主与此数人谋之,有机要事,皆得参谋议。
  同治十一年,国会别设军机一职,由上下议院公举二十八人,伯理歪天德亦简派十五人,凡下诏谕,上笺奏,皆由此四十三人管理。据其报册,每年建官,计文员约二十万人,可谓繁矣。欧洲各国,度支往往出多入寡,皆因设官繁密,事不兼摄之故,而又给禄丰盈,食浮于人,以致经费常患不足。
  然秩虽崇而事克举,国中大小臣工,无不守法,尚廉不懈厥职。其在官者,皆民之望,即贵至执政大臣,抑且以民之可否为去留。又其榷征税饷,具有常度,涓滴必归公欸,不得朘民为生。其所谓库臣者,不过综厥大纲而已;其所谓理财者,不过司出纳,掌簿禄而已,而所谓因循蒙蔽,侵剥蚀,乾没剋扣之弊,彼反无之。凡泰西各国,大都如此,此可以想其立法之善矣。按泰西民主之国,君民共主之国,各部长归宰相自择其人,如宰相一换,而各部长虽才德素优,与宰相不情投意合者,亦必解组赋闲。
  我国家时艰,孔亟万难苟且姑安,急欲补救,量为变通。惟恐为不洞识时务,或未经历练者所误,而反归咎于变法之人,故前篇有擬清朝廷简派亲王贝勒游历一说。今时不可缓,亟宜简派亲信之王公大臣,随带翻译,游历各国,丰其经费,宽其岁月,考究各国水陆军事、炮台战舰、学校、商务、刑律。如有才德兼优之孝臣宿将,当奏请朝廷重聘回国,以其所长,分派各部佐理,非但不为属吏所欺蒙,亦当为外人敬服,是则变法自强,无不得心应手矣。
  上篇论州县为亲民之官,而贤否得失,关乎国家治乱。然督抚为朝廷之腹心,官守之师帅,统属之贤否,全在督抚。
  公正廉明,平日留心察视,不为人所蒙蔽,然后能甄别确当,一有偏私,则所贤所否者,皆不当矣。一省之中的道,佐督抚以出治者也,而用人理财,尤为藩司之专责。藩司之贤否得失,督抚居其半,若督抚大公无我,严加举劾,朝廷察其好恶,以定黜陟,人皆有自爱之心,敢不称其职守乎?
  首府者,又督抚两司所寄为耳目,而藉以进退州县,其责亦綦重矣!自有以人地相宜之条量移州县,而后各省为人择地者,十之八九,为地择人者,十无二三。
  “以尔车来,以我贿迁”,驽庸竞进以事贪婪,孰能尽心于民事哉!而以民事为事者,又每拙于逢迎。故黜陟不公,则奔竞不息,源浊而流清,未之或有也。
  守牧有表率之责,大省不过十数州郡,以督抚司道之长才,鉴别十数员知府直州之贤否,何难?大郡不过十数州县,小郡亦不过数州县,以本管知府就近察数州县之贤否,何难?愚以为甄别府厅州县,必须分别等差,平素具有灼见真知,临时乃能因才器使,所谓可小知不可大受,可大受不可小知也。其未试与已试而不堪用者为一等;廉明诚静、有守有为,足以胜任地方者为一等;贤能出众、著有劳绩,可理冲繁之地者为一等。复将通省、府厅,州县查明肥,瘠难易,一一分别注明,择其清正勤能、尽心民事者,选以优缺俾知,瘠区不可规避,美缺不待钻营,则朴实者安分,而贤能者竞奋,吏治转移或在于此。
  要之,州县为亲民之官,与州县切近而实临其上者,是为知府,州县之功过,知府得以详之司道督抚,而察其可否,以定其优劣。上之视知府重,则知府自视亦不轻,使州县有所敬畏,而不敢不为好官。所谓一县得人则一县治,一郡得人则一郡治也。
  至于关差釐局每一缺出,百计营谋,倖进之徒往往有三五年不更替者,否则交卸彼局而又接管此局,讬词事关重大,非资熟手不能胜任。其实无地方之责,不过收支银钱耳,一谨愿之吏已足为之。乃有循情市恩,不畏物议,巧者获利,拙者向隅,以致关税釐金日形短绌,已则饱填欲壑,维利是图,若以治地方,宰百姓,安望其为廉吏乎?
  黜贪崇廉,任贤而斥不肖,是又在督抚,破除情面,一秉至公也。或云朝廷下诏求贤十数年来,各督抚所举皆门生故吏及业经简在帝心之臣,无一山林隐逸之士。负奇才而励品行,尚气节者,终不得上进;无廉耻而善于钻营者,竟得保举超升。惟知削下媚上,不问民生休戚,以讳言有事为解事,以苟且了事为能事,因循玩愒,相习成风。间有洞识时务,才德兼优者,率皆秉性忠正,不善逢迎,虽欲兴利除弊,往往事多掣时,不克举行。
  亦有学西法而图自强者,又苦于不能知人善任,集思广益,多为洋人所愚,安得不为各国所欺侮乎?
  善夫,威公使之言曰:“今之督抚,如昔日林文忠、曾文正延揽人材,讲求时务,力顾大局者,罕睹其人,类皆暮气太重,拘守成例,非病于才力不足,粉饰因循,即病于瞻徇情面,假公济私。”在识见浅陋,不识时务之流,偏听节费以博虚名,虽前任遗政将来大有益于国家,惟阅时未久,尚未见效,乃不顾糜费,率行裁撤,以致功败垂成。继其任者,意见各执,重议规复,非独缓不济急,而虚靡反多。有好大喜功,任性妄为者,虽言时务,仅识皮毛,既不知简贤任能,亦不知量材器使,惟采文字虚声,或重师弟年谊,无论能否胜任,一人而兼数事。
  故其所为皆亏本多而获利少,制造不及外来之精,物价不如外来之廉,而旁观月旦己属庸中之佼佼矣。甚至以朝廷之爵位,作自己之私情,迎合权奸,毫无气节,意在植私党饱囊橐,初不知国计民生为何事。论者佥谓近日宦途风气,每以省事为老成,而甘于因循弛堕,苟勤于厥职,不惮烦劳,类招多事王嫌,执其一节之失,而并没其他事之长,坐令勇于任事者,不若尸位之辈,转足苟安而无恙也。
  悲夫!人材之绌,岂非由于不能造就人材之之过哉?造就人材之权,上在元首,下在枢廷。
  强邻日逼,时事多艰,正宜澄叙官方,安内而后可以攘外,亟当力为整顿,剔弊除奸,为百姓求贤父母,培养元气。督抚司道以民事为重,府厅州县亦罔敢不以民事为重?州县不称其职,知府揭之于上司;司道不称其职,督抚立上弹章;督抚不称其职,朝廷立予罢斥。整纲饬纪,除恶择贤,则一切病民之政,皆不难扫除净尽矣。故正本清源,必自慎用督抚始。
  泰西日报尝谓我朝内外臣工,泥古不通今,所学非所用,偏重科甲,上下相蒙,植党营私,卖官鬻爵,不能量材器使,有一人而兼数任者,吏治不讲,流弊甚多,惟身家念重,畏难苟安,以聚敛为才能,以废弛为节俭,以因循为镇静,以退缩为慎重,以调停掩饰为熟谙夷情。凡事皆有名无实,所用刑具过于残忍,所学西法亦仅得皮毛,能洞识各国政治得失,盛衰利病者无己,岂非学校未兴,人材不出所致乎?如上无圣明之君,下无忠直之臣,革故鼎新,终难富强,无异土耳其风俗,政治委靡不振等。
  噫!此皆道听途说,未读列朝圣训及名臣奏疏之故。今特敬述一二,为阅洋报而随声附和者览焉。
  恭读世宗宪皇帝批谕李敏达公雍正二年七月二十五日疏曰:“封疆大吏,关系国家隆替,若得有猷,有为,有守者二十余人,分布寰区之内,俾各涖临民,敷宣教化,则天下大治计日可期矣。无如英毛罕靓,即能公之一字,亦不易获,朕只得随材器使,量能授职,得观后效耳。雍正十二年。”
  批谕广东总督鄂文恭疏曰:“身膺封疆要任,当远大事务,不宜见识浅狭,公私界限只在几微,念虑之间,一涉瞻徇即为负国溺职,重则贻累功名事业,轻亦难免物议,于己毫无裨益。无如烛理不明者,比比皆然,每争趋些少光荣,以图目前快志,遂置日后无限悔各于不计也。”仰见圣明虚怀,集益洞悉吏治利弊,知人善任,不拘定格,不主故常。
  又读雍正二年七月二十五日李敏达公一疏,其中论用人之道,保举一端,种种流弊,略曰:“婪财纳贿,卖官鬻爵,其所恃结纳廷臣,年送规例,故穷奢极欲,毫无忌惮,至所用之人,大抵非门客帮闲,则光棍蠹吏,以至微极贱,寡廉鲜耻之徒,不行夤缘钻刺之路,尚有何事不可为?甚至道厅与堂官结为兄弟,微员认为假子,是以卖官惟论管钱粮之多寡,以定价值之高低,旦题补多系赊帐,止须印领一纸,补后方勾通开销,果能照领全楚,则为廉干之员,再有美缺,复又提升。
  用人如此,凡有才能而顾品行者,不惟无人援引,率皆怀抱羞恶,奉身而退。”
  又谓“用人之道,所关甚大,举大吏不徒论其操守,更当考其经;不徒贵乎意见之不绚,尤当求其执持之无偏。且封疆重任有统兵守土之权,若高言淡漠,必致武备不修;有察吏安民之责,倘激扬失当,必致人心不服。
  即有好官,用非其地,不惟不见其长而适以彰其短,欲其胜任而愉快也,难矣。若人地不相宜,虽清官尚至流弊,况其节操未优者乎?此举大吏之不可不详慎也。至于得举有司,若不考其实验而但录其才,则轻浮躁率、挪移科敛之弊即出其中,且仅采其声名,粉饰沽誉,钻营欺蔽之端亦寓其内。
  惟操守一节,实心为难,然犹昭然于人耳目之事,真伪可以立见,止在得举者之公私耳。臣自履任至今,每细心阅历各属员,其庸碌无长,贪劣废弛者,俱不足论,观其颇有声名,素称才能之员,一一考其实迹:有差委奔走之事,则长于办理,而抚字催科无一可取者;有长于吏治而疏于出纳,以致钱粮亏空者;有利口捷给,论事多中,而于职守事务全无实济者;又有一等巧于钻营,专工窥探上司之性情嗜好,曲意迎合,甚而言动气象无不体贴效法以求酷肖,遂致彼此投机,一遇保举,舍此而谁?岂知图得保举,则从前之官小而不少露锋芒者,至此得志而本色尽现,此又才用于诈伪而其患尤烈者也。
  更有风厉之官不近人情,循良之吏反滋弊窦。凡此数等皆以才名而多于地方有误,倘保举者仅以“才能”二字塞责,鲜有不贻害者。臣请嗣后凡保举各官,必令注明所长,不必讳其所短,验过成效,确有实迹以备简用,必求人地相宜,方有裨益也。既尽力任事,则非徒承办目下各项案件,遂为称职,当思培植地方元气作何未雨绸缪,整饰通省属员作何宽严并济,务期上有益于国计,下有利于民生。凡用人理财,经画久远,化导积习、惩创愚玩,稍为朝廷分劳宣力,方不愧于此心。且身为封疆大吏,必有经文纬武之才,博古通今之识,庶能不动声色,措置咸宜。”
  又鄂文端疏曰:“窃惟国家政治,只有理财一大事,田赋兵车,刑各教化均待理于此,财不得财,则诸事不振。故孔子不讳言财,曰:“有大道本诸洁矩。
  ’而财非人不理,人非用不得理,故为政在人,人存政举,归诺一身。是用人一事,自大吏以至于一命,皆有其责,而一身之分量等级,庶政之兴废优劣,胥视乎此,未可不勤勤加意者也。独是政有缓急难易,人有强柔短长,用违其才,虽能者亦难以自效,虽贤者亦或致误公;用当其才,即中人亦可以有为,即小人亦每能济事。因材、因地、因事、因时,必官无弃人,斯政无废事。
  朝廷设官分职,原以济事,非为聚人藏身之地,但能济事,俱属可用,虽小人亦当惜之、教之;但不能济事,俱属无用,即善人亦当移之、置之。
  忠厚老成而略无才具者,可信而不可用;聪明才智而动出范围者,可用而不可信也。”又云:“诸国各种蛮贼,凭陵江外,忽出忽没,并无定所,肆其凶残,莫可踪迹,不独劫人烧暴视为泣常;杀兵伤官亦目为故事。而文武专司,懦者托言羁縻,巧者熟筹利害,纵报知督抚提镇,率皆互相隐讳,以为妥协。间有建议征剿者,非以为好事即指为喜功,此数百年相沿锢习,即近十余年来亦不无瞻顾者也。”
  又史文靖疏曰:“督抚为特简之大员,信任专而委异重,一切兴利除弊、整纲肃纪之事,尤当不避嫌怨,不惮勤劳,不博长厚虚声,不踵因循陋习,事事凛遵训旨,实力奉行。庶几民可以安,吏可以察,政可以举,教可以兴。
  贪墨知惩,豪强敛迹,盗风止息,国赋阜盈,文武协和,兵民辑睦,方无忝节制之重任,方无负简之殊恩。今试问心自揣,果能如此奉行尽善经理咸宜乎?
  夫督抚者,群吏之表率也;政治者,斯民之观化也。若大臣身任封疆,不能使地方日有起色,风俗日见雍熙,其何以膺节钺而无愧乎?故必行之一年,则有一年之成效,行之数载,又有数载之规模,而悠忽从事,苟且自安,皆当深戒也。
  虽才具或有短长,智虑或有深浅,而有志自励者,无不可学习而至。试观今日督抚,事事悉能仰尊圣训,而又克尽抚绥封疆之职,其吏治民风实有可观者,非仅行一文、张一示,遂可为遵行不怠也;亦非举一史,劾一官,遂可为奉旨无欺也。
  既不然或奉谕旨勉行数事。畏天之威矫饰一时者,皆不可为臣心已殚,臣力已尽也”。
  大凡人臣事群,此心惟知有群,而不知有人,不知有己,斯何以任封疆之重矣!盖心者身之主,此心既肯许国,自然公忠自矢至诚无欺,不必有意迎合,而办理之事协于至当不易之理,自能上契圣心矣。愚按当时君明臣良,民康物阜,致治之隆,非无故也。何西报尚谓我国君臣偏重科甲,用非所长,因循粉饰,不能虚心讲求吏治也。然历观古今中外各国无不有君子小人,是在朝廷公黜陟,顺民情,无偏无倚,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是非黑白不致颠倒混淆,庶几源洁流清,共济时艰也夫。
  汰冗
  今之度支告绌,库藏空虚,欲减靡费而归撙节,必自汰冗员始。夫内外各员其所谓枝官备位,闲曹冷署者,屈指数之,实繁有徒。国家设官分职,原所以治民保国,使各有所职而百事俱举,如事足以一人了之,复何取乎多人?《书》曰:“官不必备,惟其人。”自捐纳一开而冗员愈众,候补拥挤,大员调剂维艰,势不得不多列名目,是皆冗员也。国家多一冗员,不持多一靡廪禄之人,即多一朘民膏之人,甚且多一偾国是之人。夫今之冗员,非犹古之散佚已也,所谓汰者,非必举高爵厚禄而尽行裁改也,亦使倖位之流,素餐之辈无所讬足耳。不然徒耗俸糈,无所短长,朝廷安赖此人以累民病国哉!
  冯氏曰:“今冗员不冗于小冗于大,不冗于闲冗于要,不冗于一、二冗于什百。”请得而备言之:一漕督以下各官。夫南漕仅三百余万石耳,曩年行漕运之时,所有漕米经过之地,有郡县,有营汎,有河员,皆可为助,何需乎多人?漕督以少司马领行台开府,握兵符,控制七行省,岂不巍然大官哉!夷考其职,不知何所为也。漕督所辖卫弁三百,标兵三千,暖衣饱食,安生无事,矧其大者复有旗丁一项,而自靡费国帑,需索漕船之外,无余事矣。漕标除盐城、海州东海二营应酌留镇标外,余皆可裁,岁省廉俸、兵饷、工食约银数十万两。
  粮道一官不过岁一临仓,责州县陆规,取盈而去,州县倚为护符,弹压生监、恫喝平民,以为陋规之酬。所谓公事者,助旗丁勒索州县,助州县鱼肉小民而已。
  今河运不可复,漕督、粮道更无所用,此外又有督粮同知、管粮通判、主簿之类,皆坐食漕规,不与漕务,又验仓收米者亦数十百人,如天庚正供招商承办,则海运委员均可裁撤,省费尤巨。
  一河务。两河岁修五百万,实用不过十之一、二耳,余皆河督以至兵夫瓜剖而豆分之。河督之驯谨者,常以十之三办工,贪冒者递减其实,非抢险不使一钱。
  窃以为不如归并地方,俾专责成。河兵饱食而嬉,办工仍调民夫,毫无所用。
  运河既免挑濬,所设闸官,闸夫纵不全撤,亦可裁减大半。
  一各关监督。体统与督抚埒,糜费繁多,故视道府管之关征收倍绌。织造公事更简,所办责成地方官足矣。各口监督税客更少,不如尽裁官差,归并地方官。
  兼理各海关道事颇清简,亦可裁撤,而深识中外文字,长于榷算道府,班为正税务司,与洋人税务司分司其事,既可省费又免漏卮。
  一盐务。盐铁置使由来已久,运使固不可省,至盐政领之督抚已定,至运同、运副、提举、知事等官,或有或无,毫无诗意。大使似州县非州县,亦出两歧。
  惟各场辽阔,不可无官,可移主簿,巡拉、驻扎兼理盐事,但存运同一员,为运使属官,驱策奔走可矣。此盐务中官必宜量裁者也。
  一督抚司道。凡与总督同城之巡抚,亦皆可省。考总督,巡抚自前明,固事设官,事定则罢,中叶始为定额,国朝因之。督抚或并设,或偏设,并设者不必治,偏设者不必不治,惟督抚权位相埒,和衷固不乏人,而同城者议论意见每多不协:同一事也,或此是而彼非;同一人也,或此好而彼恶。
  两姑之间难为妇,属吏亦几无所适从。应请将湖北、广东、福建、云南四巡抚裁并,而各以总督兼之,以一事权。盖大省则督兼抚,小省则抚兼督,岁可节省廉俸、兵饷,役食银无算。如使各直省以布政司为主,又设按察司掌刑名,按劾之事,其实刑名不过视成例而已,按劾久无其实,可并之布政。
  各道本布按之副,兵巡、盐粮各分一职,无非赘疣,酌中之法,以之、四府设一员,所司之事上其成于督抚,至郡县皆以各设一副为限制。此督抚、司道各员必宜量裁者也。
  京官自六卿九列而外,亦有应行裁减者。如东宫不设,安用官属?詹事府可归并翰林院,以副名实。科道为耳目之官,今设员八十不为不多,然半皆仗马塞蝉,曾何取乎具臣,不如减额之半,而以内官之科甲、外官之司道许其言事,殆不啻收八十人之效,未始非拾遗补缺,询事考言之一助也。
  他若内务府糜帑更多,必当大减,偏核在二十名外者,部曹五年外不解补缺者,概令回籍充山长,一以广教化,一以示体恤,事为两得,此京官之必宜量裁者也。
  至于内外武职,王公、将军、都统之外,提督十三人,总兵六十二人,亦大官太多,又如准部,回部官亦太多,新疆、奉天近日增设督抚,官愈大则率多养尊处优,恶劳好逸,能糜帑不能杀贼,宜无论大小,皆裁其半,此内外武职之必宜量裁者也。
  儒学一官,大县设教谕,小县设训导足矣,何必正副兼设。府学诸生仍归诸县,府学教授可裁也。
  迩来自厘局一开,所有捐班候补人员,悉举而纳之其中,故刘岘帅甫莅两江,凡道府以下差委之有名无实者一概裁去,兼差不领薪水,通计每年省费约三十余万金。今之局务可裁者尚多,以支应、采办、转运、牙厘而论,皆理财之类,应归藩司所管,今则采办有局,支应有局,转运牙厘又有局。
  即云藩司事繁责重,不暇兼顾,然每局派干员一人总理,亦可措置裕如,乃一局中既有督办,又有会办,以及委员司事,少则数十人,多则数百人。至于保甲、清讼、巡防,本皋司之专责,郡县相与为治者也,今乃省有局,郡有局,县有局,甚至有东局、西局之判,南局、北局之分。道府衙门又有春秋二季例差派查驿站、班馆等事,每次至少十余人,多至二、三十人,所以然者,非一人之才力不足,必须分任于众人,不过捐员日众,不得不多添差事、位置、闲员,虽然为闲员计则得矣,其如库款日绌何?要宜力加整顿,可裁则裁,可并则并,非特可省经费并杜幸进之阶。至于京害,则自枢垣台谏以外皆为闲散,各部则自掌印主稿以外,徒糜廪禄,堂官则每署四员,而兼差者尤多,文书则每日数尺,而例案极其繁琐,至于鬻爵竟及监司,而吏治坏滥极矣。
  今请首停捐纳乃政官制,用汉世太守领令长之制,唐代节度兼观察之条。
  每道设一巡抚,上通章奏,下领知县,以四五品京堂及藩臬之才望者充之,其知县开为四品,以给御编检郎员及道府之爱民者授之。巡抚以下增置参议、参军、判官等员,以道府同道改授;知县以下分设功曹、刑曹、户曹,而亦以州县进士分补其缺,其余诸吏皆听诸生考充,渐拔曹长行取郎官,其上总督皆由巡抚兼管,各因都会以为重镇,使臣胥之积弊化为士人、三老之乡官,各由民众整顿疏通乃可为治。其京官则太常、光禄、鸿胪可统于礼部,大理可并于刑部,太仆可并于兵部,通政可并于察院,其余额外冗官皆可裁汰。
  裁老弱之兵以加饷,汰闲冗之员以加俸,何莫非节用之大端乎哉!夫国家之蠹中饱而已矣,冗员愈众侵蚀愈多。一盐务计养闲员数百,一厘局计养食客数千,一漕运河运计养无用之人千万辈,甚至持一荐书,大者可得一、二百金,小者可得数十金,以一省计之,所费
  刑政
  律法
  夫西国之法犹能法古人明慎之心,苟能参酌而行之,实可以恤刑狱而致太平。
  中国三代以上立法尚宽,所设不过五刑。读《吕刑》一篇,虽在衰世,犹有哀矜恻怛之意。自后一坏于暴秦,再坏于炎汉,有罪动至夷三族,武健严酷之吏相继而起,大失古人清问之意。使不返本寻源,何以服外人之心志而追盛世之休风耶?
  西人每论中国用刑残忍,不若外国宽严有制,故不得不舍中而言外,取外而酌中。
  夫天地生人,原无厚薄也,何以案情讯鞫而酷打成招独见之于中国?夫三木之下,何求而不得?抑岂各国之人皆纯良而我国之人独凶恶,必须施以毒刑而后可得其情欤?讼之为字,从言从公,谓言于公庭使众共闻以分曲直耳。案既未定,何遂用刑?则问时要无打法。善夫,何沃生《律正》之言!
  云:“两造之中必有曲直。曲者宜罚,多此一打,是谓滥刑;直者求伸,被此一打,是谓枉法。使曲者不畏打,而故逞其凶,不挠之状其情有似乎直;直者畏打,而甘受其屈,战栗之状其情有似乎曲。夫讼所以平民之冤,抑一有此打,则冤抑愈加;讼所以剖民之是非,一有此打,则是非转昧。
  故打之一法,行之以便审官之私图则可;若行之以畏平民之志则决乎不可。”
  今夫言由心发者情也,言多遁饰者伪也。问官以忠恕待人,使其人之言情理可信而无相反之证以起其疑,则谓之直可也;问官以公明断事,使其人之言情理可疑而无相反之据以征其信,则谓之曲可也。果其有罪,自招者罪固在;即不自招,其罪仍在。果其无罪,用刑而招,其枉愈甚;用刑而不招,是谓刑非其罪。
  此理易明人所同晓。中国则必使犯人自招者,由朝廷不信问官也。夫不信问官,岂独中国为然?即外国亦然。乃中国不信问官,而问官于是乎法外施刑,必求犯人之自招以图塞责,而自此冤狱多矣。外国不信问官,而设陪审秉正人员佐官判案,不容犯人之狡展以抗公评,而于是真情出矣。且问官之怀私者无论矣,即使其居心有如白水,自问可对青天,而旁人犹不无可议,以其独断独行不询于众也。况健讼之流涛张为幻,狱成之后虽问官亦不无自疑,则何如询谋佥同舆情允洽之为愈也。
  今宜令各省府县选立秉公人员,或数十人,或数百人,每遇重案,轮班赴署,少者数人,多者十余人,与审官听讯两造之供词,以及律师之辩驳。
  审毕,审官以其案之情节申论明白,令陪员判其是非曲直,陪员可否之人数多寡以定从建。孟子曰:“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即西国公举议员之意也。“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即西国陪员议判之意也。
  若夫人非险猥,则公堂对质每多嗫嚅;人若奸顽,则虽三尺当前犹能诡辩。
  使无律师以伐伸委曲,则审官每为所愚。中国之问官司审既于律法非所素娴,而所用之刑名幕支又于律学不轻传授,生死系其只字,枉直视其片词,稍有依违,则官司之前程难保。若无贿赂,则在讼之受屈必多。则何如明张其词,按律辩论之为得也?中国亦宜以状师办案,代为冲折,使狱囚之冤情得以上达。
  至若刑者类夫秋之肃,犹赏者类夫春之温。刑者,治天下之所不能无。
  然而中国繁刑严法,未免失之于酷。特以刑莫重乎死,缳首与斩首均死也,而肢体之全缺判焉,刑莫辱乎挞,挥鞭与施杖均挞也,而受辱之轩轾攸分矣。
  故知弼教端在明刑。今欲明刑,须除苛法。试将刑之制约面计之,缳首致死,系狱苦工,监作官奴,罚锾赎罪,鞭挞示辱,充发出境之数者,足以治轻重之罪而有余矣,毋或滥也。
  至于通商交涉之件,则宜全依西例。今海禁大开,外国之人无处不至,凡属口岸无不通商,交涉之案无日无之。若仍执中国律例,则中外异法,必致龃龉,不如改用外国刑律,俾外国人亦归我管辖,一视同仁,无分畛域。
  且日本,东瀛一小国耳,参用西律宪法,西人亦归审理,非其明验耶?
  又文武官有交涉者,须通晓英文,游历外国而归,方得重用。凡外国人俱准游历内地。其独重英文,是志在推广商务;其许入内地,则是自信其西例洞明也。
  何中国犹远不及日本哉!
  往者,中国不肯改用西法,嫌其宽待狱囚耳。乃遇交涉之案,为外国人则照外国之例而从宽;为华人,反依中国之例而从猛。是华人之生于中国反不及洋人之来自外邦也。然中外一体,为政无事偏私,但执公平,则无思不服。是故,以德报怨,圣人不与;伤已徇物,贤哲所讥。况生于其地者又有土著之利权,非外来者所能搀夺也。
  泰西国内都会必由刑部派臬司以司鞫事,中国亦宜于中外通商之地专设刑司以主中外上控之案。此其人必须深明中外律例,经考超等而多所历练者,方膺是选。其审案俾以陪员主判,如外国人有久居中国、行事和平者,可与中国人一律得选,为陪员,遇交涉之案令其厕名主判,则外国人心必无不服,怀柔之道其在斯乎?
  归安沈粹生云:泰西谳狱甚合古法,不令下跪,欲悉其聪明,致其忠爱也,反是,则形格势禁,嚅嗫颠倒矣。不用刑讯,欲意论轻重,慎测浅深也,反是,则苦楚之下冤抑实多矣。处以陪审,则记与众共之道也,而肆威夺货之弊祛。列以见证,则无简不听之意也,而妄指诬陷之弊除。然有未尽善者。
  律师代陈,无理者皆得矫饰,虽是非难泯,亦竟有律师善辩脱漏法网者。审案有费,无力者怯于控诉,虽曲者代纳,亦有曲者赤贫,仍责诸理直。
  且所定刑章失之太宽,易启作乱犯上之渐。法国乱首尔朗之罪尽人皆知,以身充议员,迁延不向。败将伯沁之狱,历审日久,议论纷纭,仍从轻减。
  布国轮路受贿之案,以牵涉议员,不予追究。尤可异者,美国讼师奇笃手弑其总统,获系狱中,不加琅珰,挟刃逞杀,伤及狱卒。英国匪徒墨格林枪击其君主,虽未成伤,竟以巧言解脱,置之不问。岂因有别故,抑其君无道,咸欲弑之乎?然水懦民玩,致生乱阶。泰西一乡官辖境,狱中之犯常及千人,少亦数百人。虽云细故皆予禁锢,亦法律宽纵有以致之欤?
  或谓中国不宜尽行西律,西律亦有未尽善者。当请外国上等有名大律师、中国老成有声望之申韩幕友,再延深通律例之华人翻译,将彼此中西刑律会同参订,至公至当,为中西通商各口律例,分华洋文刊布各埠,凡在通商口案所有交涉案件,皆准此编判断,无事刑求以归一律。庶我民不至独受其亏,西人不得独蒙其利,并可徐图西旅归我有司管辖,以渐复我中国自有之权。
  此虽看似缓着,而实关系要害,宜汲汲图维也。
  国朝初起,东方制刑宽简,大辟之外惟有鞭笞。及世祖抚有中原,命大臣定律,当时议纂诸臣,学识浅陋,未能仰体皇仁,因仍故明惨法,遂至斩决之上有凌迟,斩决之次有绞。凌迟极刑,非唐虞三代所有,岂宜行于盛世?
  绞之苦,闻甚于斩,则名轻而实加重矣。闻西国决犯有击脑、闭气诸法。击脑者,用枪正对其脑,弹击可以立毙。闭气者,闭之小室,令新养气不得入,可以渐毙。皆远异斩绞之惨。
  今宜除凌迟律,犯此者改为斩决,除绞律,犯此者改用西国击脑闭气法决之,并除父母兄弟妻子连坐律,以仰体列圣仁慈之隐,继其未及改定之志,则三代后未有之仁政,自我朝开之,亿万年不拔之基在是矣。
  至今法审犯,必取其招供为凭,致问官动用非刑逼招,痛昏之下何求不得?
  若已确知其情,又焉用招?宜除取招供例,无论轻重案件,但令问官详查细审,求情定罪。除笞杖枷及责掌责嘴之件外,其余一切刑具及各衙门自制私刑,着悉行烧毁,示永不复用。内外掌刑官及非掌刑官敢有私藏旧刑具或私制新刑具者,斩立决。此亦除惨之一大端也。
  狱囚
  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哀痛恻怛,诚仁人之用心也。盖人生不幸,父母失教,既无恒产以资事畜,复无技艺以给饔,贫困无聊,流入匪类。致罹法网,横被官刑。土室棘垣,暗无天日。赭衣黑索,惨受拘挛。禁卒毒若虎狼,秽气积成疠疫。自军流以下诸罪人,本无死法而久系瘐毙者往往有之,其冤惨可胜言哉?
  近闻各直省州县多设有自新所,以处轻犯。法诚善矣。倘更能参用西法以推广之,使军流以下皆得自新自赎,则保全必多,办理亦易,全政体而广积阴功,当亦仁人所深许也。
  以西例较之,中国虽法有轻重,律有宽严,而充工一端,实可补今日刑书之缺。如汉时城旦鬼薪之类,古意之未尽亡也,实本于《周礼》。而推究其原,《周礼》“以圜土聚教罢民。”圜土,狱城也。有罪者入之,令其工作,俟其能改而舍之。
  夫莠民犯法,半迫饥寒。拘禁而生理益穷,释放而依然赤手。欲须臾缓死,必故态复萌。若不预为代筹,罪满仍无生路。故西人之治狱也,谋杀叛逆则缢杀之,余多罚锾。无力罚缴则系于狱,与凡已定军流等犯依律所限年分稽其工作,如捆屦织席等事。其有素习工艺者,使各理旧业。顽蠢罪重者,则统一切卑贱劳苦之役,如除秽、砌路、修桥、筑垒之类,皆酌给辛工,派董经理。所食每日足敷其口,留其所余于罚满发放日按名计数发给,俾得谋生。始治以应得之罪,终予以迁善之资。谁无天良?能不激励?
  至于牢狱拘禁之所,葺其房屋,勤其扫除,不使湿蒸破漏,以免受病,而便作工。更设有浴堂病馆,使医士掌之,地方清洁,饮食造口,其曲体人情若此。
  或谓中国罪犯险诈,监狱辽阔,严为防范尚虑脱逃,安能仿行西法乎?
  不知泰西犯人在内执业,仍高其墉垣,严其约束。即在外为工者,亦伍耦有数,出入有节,稽查督责,健役相随。但于法外施仁,原不因仁废法。
  正无庸鳃鳃过虑也。
  更有一法,可以上下交益者,如令罪犯修治道途是已。今中国道途崎岖破碎,多未兴修。就近者言之,则一邑有一邑应修之路,一郡有一郡应修之路。就远者言之,则津京一带为南北孔道通衢,官宦绅商士庶必由之路,乃或凸或凹,或窄或斜,平日两马一车已极迟缓,一遇淫雨,则道途泞滑,时有倾覆之虞。诚谕令地方官各按所辖地段,遣令流徙各犯兴修,酌给微赀,代为收存,俟罪满之时发给,俾日后得以作本谋生,则必不致恣意妄为,复罹法网。而从此周道坦坦,履险如夷矣。
  惟修路宜仿西法。西人修路,下皆平铺石块为基,或立或侧,或阔或狭,再以碎石及泥土平敷其上,用人马机器拽铁碌碡往来旋转,压之愈重,则路愈坚平。
  其路中高傍低,可免积水。广阔以五尺为率,而城市繁庶之处则有阔至二三丈四五丈者。要皆平整坚固,所用之石以文理细密、质刚性韧者为佳。
  中国可用砂石、花刚石、青石,质虽不硬而性黏,其悄末著水与灰同功。
  用以铺路,亦为合用。所铺之石厚至六寸,或一尺,极重之车悉可通行无阻。
  今果仿其法而行之,不惟无反无侧,正直荡平,并使各处狱囚练其筋力,调其气血,励其精神,不致常处覆盆,易生疾病,岂非一举而两得者耶?
  查西律钱债之案甚宽,凡被人控告、无钱清还者,虽贵如总统,亦可将其存欠帐目呈官报穷,摊数了结。如其所报帐目不符,查确有钱银寄顿别处实据者,即治以拐骗人财之罪。若不报穷,论欠数之多寡定监期之短长,大抵至多监禁一年而已。其伙食银由原告按月送交司狱,倘逾期一日不送,狱官即将监禁者释放。
  或有不愿食监中之伙食者,准其在外自办,早晚送入。
  凡犯钱债案者,皆同居一处,与犯别罪之人不得同处。其屋宇宽敞,楼窗高朗。每人铁床一张,毡褥被单棉枕无不洁净齐整,按七日一换。任人互相过谈看书写字作文,惟不许高声大叫耳。正副司狱必每日到处一巡,如有地方不洁等物,当饬洗刷。若有病,即饬送官医调理。病人各居一室,按月官绅士数人随同正副司狱及医生巡查一周,如有巡丁勒索等情,准其告诉绅士,交狱官审办也。我国如重商务,钱债与别案似宜分别监禁惩办焉。
  革弊
  凡事有利即有弊,有弊即有利。利与弊如影之随形,惟善用者则弊亦利,不善用者虽利亦弊。所谓为政贵得人,人存则政举,人亡则政息者,此也。
  慨自礼教衰微,人心陷溺,上下内外大小一切往来惟利是尚,有事至公庭,未有不索贿赂行苞苴者。诚如冯氏抗议曰:“今天下利而已矣。”百弊丛生皆由于此一士流之弊。士子身入痒序,宜守卧碑,乃幸得一衿,即尔作横乡曲,鱼肉良善,抗粮不究,结党恃私,出入衙署,交通官吏。甚至与差役朋比为奸,差役恃为护符,张其牙爪,随意作腹心,有利则瓜分,藉以讹诈乡愚,聚赌抽头,视为常事。浸假而为举人焉,浸假而为进士焉,所作所为亦复如是。名望愈高,声势愈大,贪吻亦愈张。动恃其律倒之熟,笔锋之利,颠倒是非。士为四民之表率,今若是,朝廷亦何必有此士子哉?
  革之之道奈何?则所谓刑乱国用重典,杀之而已矣。非过苛也。当纪纲废驰,非用重典不足以申国法,杀一以儆百,士风庶几稍肃乎?其次则褫其衣领,永不许登士籍。
  一、官员之弊。今之大小官员其出仕也,岂为朝廷乎?为一己耳。每得一官,惟量缺分之肥瘠,计班资之崇卑,每岁可获利若干。抚字则拙,催科则勤,明目张胆以号于人曰:“好官不过多得钱耳。”甚至与丁书胥役互相狼狈,倚为耳目,托为股肱。心膂为上者且如此,为下之势更肆矣。民其聊生乎?何法以处之?
  亦惟轻者斥、重者戮而已矣。
  一吏胥之弊。贱等于奴隶而权驾乎公卿,流品甚杂,心术最坏,良由积习使然,莫之能返也。江苏州县漕书,阍人得持其短长,所设关书,徒以供侵蚀,其缺可纳资为之,传之子孙。官易而吏不易,公革而私不革,权势之盛莫过于今日。
  衣冠中无耻之徒且与之往来要结。每有事,州县曰可,吏曰不可,斯不可矣。
  推而上之,卿贰、督抚曰可,吏部曰不可,斯不可矣。此犹其小焉者也。天子曰可,吏部曰不可,其不可者亦半焉。其权直出宰辅大臣之上。究其所谓可不可者,为索取部费地耳。上下其手,得失系乎一字。
  利之所在,其弊如此。今计每部不下数千人,其渠数十人,车马宫室衣服妻妾之奉埒于王侯。内外交结,隐语邮书。疾驰旁午,辇金暮夜。踪迹诡秘,莫能得其赃私。计吏兵户工四部岁不下千数百万。
  其次则曰差役之弊。差役素无工食,专倚民讼以为生。一县中大者不下千人,小者亦数百人,有十总,有六十总,魁其党者曰管班,出入裘马,僭侈无度。
  此外,所有图甲庄书皆适以追呼扰民。今计外省衙门人数之众,莫可究洁,婪赃更多,不啻千万。究其银所从来,国家之帑藏居其三,斯民之脂膏居其七。
  天下乱之由来,皆由此辈。所谓养百万虎狼于民间者是也。正名定罪,非尽杀不可。然杀者一而养之者百,则帷有永易其人。内官所用,但供奔走,而不得与闻政事;外官可并其事于幕,名之曰幕职。可以为入仕之途,重其责成,彼亦不敢侈然自放,以贪墨败名。夫吏之得以弄权,其弊者由于则倒之繁,得以任其比附,惟吏挟例以牟利。混淆黑白,颠倒是非,循至于天下大乱。胡文忠谓:“大清之律可以恪守,大清之例不能胜读”,盖早慨乎言之。原夫例之设所以治天下,而流弊之极至如此。其条目繁多,细如牛毛,徒足为吏胥舞弊之具,选人万不得已,一切以欺应之。国家设例,本以防欺,今乃适以导欺,甚且逼之使出于欺,岂不异哉?
  今欲革其弊,莫如悉索旧例付之一炬,但取明白简易者数万言足矣。旧例既废,重颁新例。凡事以简驭之,一事两可者,长官断之以理足矣。必约束以无一定之例,是疑大官而信吏也,孰甚焉!
  一、杜漕粮浮收之弊。今之赋役全书,款项繁多,名目猥狡滑,分合杂糅,莫悉其每亩征税之数。必宜改定体例,但著某县田若干亩,一亩之税米若干,银若干,主于大目通晓,吏即欲舞弊,已自无权。每岁征收钱粮必书细数,揭之大堂,俾众咸知。漕事既完,刷印征信录分送上司、各国绅士惟遍。如有不符,许其上揭,如是而不弊绝风清者,未之有也。
  一、杜赋税不均之弊。赋税不均,由于经界不正。欲正经界,须将各省田亩一切度以工部尺,而增减其赋。吴田一亩不敷二百四十岁,甚有七折八折者。林文忠疏稿所谓南方田亩狭于北方者,此也。今拟先绘图,然后明定亩数,以一县之丈地,敷一县之粮科。按亩均收,自泯偏颇。不得藉口田多丝毫增额。如是则豪强无欺隐,良懦无贻累矣。
  一、徭役差费之弊。内地各省徭役之苦,民不聊生,历经督抚奏疏言之矣。
  海疆各省差役之费骇人听闻,不论有理无理、原告被告、做禀有费、代书有费、入禀有费、差役有费,甚至被劫者役禀,被押候批准勘验而后释放,复索勘验夫马费,既受拘押之苦,又耗许多费用,鲜有破案,人赃并获者。
  故广东被劫之家多不禀迫劫盗之风益炽。闻广州府各县劫案岁有数百起,殊可慨也。查欧西平常之案,衙署上下巡捕均无费,惟大案有公堂费,归输者出,如输者无力,归胜者垫。无中国衙门费用之多,鲜有因讼倾家荡产、卖妻鬻子者。
  宜参酌除之。
  一曰州县亏空之弊宜除也。一曰贡物勒索之弊宜蠲也。
  天下之害,大抵上下两损,而归于中饱,以至于蠹国而病民。凡事,一经官吏之手,无不浮开价值,横征商民,而于上无丝毫之益。即一极琐悄事,亦必欺罔贿赂,无所不至,火者远者可知已。天下事尚可问乎?宜亟变通,一切蠲除之,以培国脉,以厚民生,则幸甚矣!
  卷四
  户政
  税则
  自道光二十二年火开海禁,与各国立约通商,洋人各货进口纳税后,即准由华商贩运各地,过关只按估价,每百两加税不得过于五两。维时,当事不知中国税额轻于各国四五倍或七八倍,故立约甚轻也。适后天下多事,始创榷货抽厘之制,藉资军饷。厘捐最旺时,岁收二千万,今虽稍减,亦有一千万百万。取于商者甚微,盖于国者甚大,较之按亩加赋,得失悬殊。无如法久弊生,或因办理不善,或因设卡过多,避重就轻,遂增于税之条。
  于是,洋商获利,华商裹足不前,迫令纳费洋人,托其出名认为已化,洋商坐收其利。者有代华商领于口半税单者,有洋商洋船装运洋药各货者,有代用护照包送无运照之土货者。且同一土货由香港来则准其报半税无厘捐,若由粤省来则不准报子口税必报厘捐;同一洋货在洋人手则无厘捐,在华人手则纳厘捐,无异为渊驱鱼为丛驱爵,不独涛张为幻,流弊日多,且先失保护已民之利权,于国体亦有大关碍也。
  查看港澳门无征收厘捐之例,商贾多乐出其途。为今之计,不如裁撤厘金,加增关税。其贩运别口者,仍纳半税,华洋一律征收,则洋人无所藉口,华商不至向隅,似亦收回利权之要道也。或虑西人不允请,俟换约之岁,预先叙明,如有不利吾民有碍吾国自主之权者,准其随时自行更变,以豫为日后酌改地步。况据《公法便览》第三章,论邦国相交之权及款待外国人民之例,注兑甚明,其二节云:“凡遇交涉,异邦客商一切章程均由各国主权自定。”实于公法吻合,彼虽狡悍,亦可以理折之也。尝考泰西各国税额,大致以值百取二十或取四十六十为率,最多则有值百取百者。美国进口货税值四征三,商虽非之,然不能违抗。
  亦有全不征税者,盖于轻重之中各寓自便之计,如洋酒烟卷等物外洋征税极重,在国中列肆卖烟酒者,尚需纳规领牌。
  今中西和约,凡进口之吕宋烟洋酒,只充伙食,概不纳税,查泰西俱无此例,尤属不公,今宜重订新章,一律加征。又如中国各种烟酒朱玉古玩等物,本非日用所必需,虽加数倍亦不为过,而土货出洋者,税宜从轻。凡我国所有者,轻税以广去路,我国所无者,重税以遏来源。收我权利,富我商民,酌盈剂虚,莫要于此。总之,泰西税法于别国进口之货税恒从重,于本国出口之货税恒从轻,或全免出口之税。今日本已仿行之矣,其税于国中者,烟酒两项特从其重,他货或免或轻,专以遏别国之利源,广本国之销路。便吾民之日用生计为主。其定税之权操诸本国,虽至大之国不能制小国之轻重,虽至小之国不致受大国之挠阻,盖通行之公法使然也。其或某国重收本国某货之税,则本国亦重收某国之税以相抵制;某国轻收本国某货之税,则本国亦轻收某国某货之税以相酬报,此又两国互立之法了。即此而推,因时制变之机权在是矣。
  当日海禁初开,华人不谙商务,一切船只之进出,货物之稽征,皆委洋人经理。京都特设总税务司,各口海关则设正副税务司,帮同监督经理榷政,税务司下又有帮办自头等以至四等,每等皆分正副。此外更有人手,皆以西人承充,惟通事及办理汉文之书启、征收税项之书吏,始用华人。夫中外通商数十余载,华人亦多精通税则,熟悉约章,与其假手他人袒护彼族,何若易用华人之为愈乎?
  或谓华人诚实者少,狡猾者多,用之恐滋弊窦。不知税则既定,中外通行,耳目众多,观瞻所系,非若各省厘卡货税之数彼此不符,虽有奸胥,安能舞弊?应请明定章程,择三品以上官员曾任关道熟悉情形者为总税务司,其各口税司帮办等皆渐易华人,照章办理,庶千万巨款权自我操,不致阴袒西人阻挠税则,不特榷政大有裨益,而于中华政体所保全者为尤大也。
  余阅吴兴税步生《通商综核表序》,云:“约章所载进口免税各物,初因品物不多,无关税额,又皆彼中日用无预华人,不予征科,以示曲体远人之至意。”
  讵向之专供旅用者,今则视为利途。非无可关者,稍与争持,而总税务司动加驳斥,商利关税交受共侵。又若同一纸也墨也金银器也氈毯也衣服也蜜饯也烟叶烟丝也,皆出口有税,进口则免。中外互市,贵取其平,免则均免,税则均税。
  苟取旧章后更定之,酌一进出皆税之则,坚持定论,彼必无词。况我国免税备物大半为日本税则所不免,何西人于日本则甘于输?
  将于中国则每形崛强?折而服之,固有词矣。按西侧,出口货税或轻或免,以期畅销土货,重征进口货税以遏来源,保我黎民,毋侵害农工,未有舍已芸人,抑内护外者也。又阅经县吴剑华《续罪言》,其税务司一条云:“按海关之制,既有老关以收商课,又有新关以收洋税。税课总归海关,而洋税则另用外人掌之,名日税务司。积各海关之税务而辖之以一总税务司,亦用外人。滥觞已久,无有悟其非者吁?何其悖也!”夫创始之时,实以洋人货价非华人所谙,故不得不藉外人之力以助其成。
  今日大非然矣,税则既定,专条章程尽人能解,何用碧眼黄发之俦越俎而代治乎?且既设一总税司以辖之,则凡为税司者,皆自以为不归关道辖活,俨成分庭抗礼之势,辄以细事动致龃龉,而所用洋人扞手,类皆袒护洋商而漠观华商。
  同为一色之货,竟估二种之介,于是华商怏怏而控之关道,关道皇皇而问之税司,税司茫茫而委之扞手,率从初议使纳重税,关道瞠视之无如何也。于是,转贿嘱洋商为护符,而华商之货皆洋商之货矣。华商贿托洋商,则货本较重,不增价则本亏,价增而华商之货日滞,洋商之货畅销矣。
  且广东各口往来港澳等处,轮船经过关口,必须停锚俟税关人役下舱查验,如系西人船主,则无庸候验。何薄于土人而厚于外人如此?而要皆一税务司阶之厉也。
  方今天下洋务月兴,不乏深明税则,畅晓条规之人。苟使任关道者留心人才,时与税务司考究,选择干员,而荐举之以税务司之副责。其学习数年有效则渐裁外人而使代之,我华人皆知奋勉,次第迭更不十年而各关皆无外族矣。然税务司乃总税务司所辖也,不先去其总,则必多方挠阻而关道终无事权,各税务司必存私心,此议卒不能行。彼日本小国耳,昔海关榷税亦用外人,今则悉举而代之以本国官矣。呜呼!何以堂堂中国不如日本?
  以天下利权授之外人之手,而使坐长奸利以笑中国之无才哉!查中外各国请外人为税务司监收国税者,只印度、中国、日本三国而已。印度税捐以鸦片为最,昔为英商承办,太阿倒持,祸致失国。
  日本初聘西人协理,今则全换土人不用西人矣。
  我中国尚属如故。考各口洋关,正税务司三十人,署税务司十余人,代理税务司二人,副税务司又十余人。尚有征税、船钞、教习三项,分内班、外班、海班,共有四千三百四十三人,其中华人三千五百七十四人,通西文且在洋关当司事者不少,何无一操守廉洁者可升为税司乎?或谓华人难免舞弊,西人岂得尽善?
  不观镇江关洋人美生之事乎?如谓华人不尽如西人,何不于其中慎选而用之?
  又谓选择甚难,然则西人独不须选择将尽人而皆贤耶?剑华所论实获我心。余细考华人之舞弊者,大抵西人俸重足以开销,华人俸薄不敷缴用。
  且闻泰西各国无关卡。有纳税印花出卖,运货纳税者计银若干即贴若干印花,关卡委员无中饱病商等弊,附录于后以备当道采择。
  附译《泰西征税略论》
  考泰西税项,共分二大纲,一明征之税,一暗征之税。明税如一人应有产业几何,来修几何,而征税几何。暗税如茶商受重税,而茶价遂贵,布商纳重税而布价遂昂,使国家榷税稍轻,其价亦可稍廉,是则纳税虽在商人,而受亏则在所购货之人矣,所购货物不已暗中征税若干哉!尝有人谓征税之法皆宜用明征之法,即暗征之税亦可向购物之人征收,然各国皆二法兼用。
  当一千八百六十年,美国明征之税共得百分之十六,暗征之税共得百分之八十一;普国于是年收明税百分之四十六,暗税得百分之四十;奥国于是年收明税得百分之三十二,暗税得百分之五十二;俄国于是年收明税得百分之二十九,暗税得百分之三十二;法国于是年收明税得百分之十七,暗税得百分之六十三;西班牙于是年收明税得百分之二十五,暗税得百分之六十二;荷兰国于是年收明税得百分之二十五,暗税得百分之五十一;葡萄牙于是年收明税得百分之二十三,暗税得百分之五十。观以上各国所征,虽皆有明税暗税之分,而暗税恒多于明税。
  其税虽分明暗,然有时为明为暗,颇难区别。
  有谓此税为明,忽有人谓之暗;有谓此税为暗,忽有人谓之明。故另有区别之法,法以家产薪水来修等为明税,而以食用各物及一切需用钱文录卖交易皆谓暗。税既分明暗二大纲,于是可详核其细目矣。
  又闻征纳税项之要有五:一、征纳税款须在国家总理,税务之人不能任人征约勒索;二、征纳须有定章,如轻重贵贱及收纳之法;三、办理宜公正,凡所收之税款,皆宜作为众人有益之用,不可有私饱侵蚀之弊;四、征收宜均平,不可稍令偏多偏少,使贫者输重税,富者输轻税;五、征收税款不可见利忘义,如国内一切奸恶有害世道人心之事,国家非独不禁且又从而利之,征其捐税,是即见利忘义也。要之势不可禁,乃从而征其税,犹可言也,如鸦片是也;可禁而不禁从而征其税,乃见利忘义,如闱姓博赌,西国榷酒酤是也。
  若论征税之法应如何为最公最精,则甚难乎其言之。盖欲征税之法轻重多寡至极公极当之处,非详核国内各项人民每年费国家之钱物工役多寡,而后定其征纳之法不可。如农工贫乏之流远引跋涉,率多徒步,则街道不易损坏而省修葺之费,有耗于国家者即少;若有乘马行于途者,则其损坏街道较诸徒步者为多;若有乘车而驰驱往来于途者,则更甚矣。然如此核算,必不能之事也。又如商船行于海,国家设兵舰藉资保护,岁中所费不赀,此皆不能详算而定也。故各国之征税因此甚难,皆不用详核之法,只视其人之贫富而定其征纳之轻重。
  若视其家产贫富而征之,其大要之法亦有二:一均平征法,如一人有家产一千金征五十金,又有一人二千金征一百金之类;二增减比例征法,如一人有家产一千金者征百分之五,又有一人家产二千金者征百分之六。其第二法近日尚未通行,然多人皆愿从第二法者,以其贫富轻重之得当也。瑞士兰国有一城名拔苏,其处用第二法征税已五十年矣,其征税之法又分二等;一家产租利之税稍重,因其取之易也;二俸禄来修之税稍轻,因其得之不易也。
  是处家产租之税定为每年二百圆美银征纳百分之二;若每年得租利有四百圆美银则征纳百分之三,若每年得租利六百圆则征纳百分之四,若每年得利八百圆则征纳百分之四分半,得利一千二百圆则征纳百分之五,如是加增至一万二千圆则征纳百分之十,自此以上,其征纳之比例加增渐迟。至如辛俸之税得产利之半耳。
  以上征税,凡二法。无论何法均须遵其章制,不得向民人乱征,使民无适从,又不可稽查时故意欺肆,妄行恫喝,与民为难。所言征税,皆其产利之税也,如家产之租利及辛俸来修是也。至其本钱则不能征,若用此法,则久之必至罄其家产归之征纳而后已也。凡征税不可扰害民人事业恒产,亦不可扰乱国内之贸易。
  又征税不可过重,但令敷国用而上,如国用忽然加增,则税项亦将加重,然亦不可任意将各项加增,故须预定其征纳之事物何者易于加增而后为常征之物,以便国用忽增之时而加重之也。不然,则任意加增,如忽增米税糖税,则米与糖必贵,天下贫者多富者少,小民食力何以聊生?
  而闾阎因之不便矣。故孟德斯鸠学日定租税之纲领,须通国人之财产而分为三;一日国人所不可一日无者;二日国人有之得藉此以图利者;三日即国人有之亦不必有益于国人者。第一则为政府者决不得而税之,第二则不妨税,第三则税之不妨稍重。近日租税之法,英国最为适中,略计贫人财产之额而免其租税,若无益之物则较有益之物料税更重,租税之法莫善于此。
  查嘉庆年间,英法常有战事,国用糜费无常,度支短绌,故英人于国内无论何物概行征税,课法重而又重。然百姓虽苦而不敢抗捐者,以国家出入公而官无私弊,凡酌捐之数皆由下议院公议批允而后饬行也。
  银行
  天下之财莫善于流,莫不善于壅滞,财流通日见有余,已与人两得其利,财壅滞时虞不足,自谓利于已而不利于人,其实亦不利于已。有之日:“惟圣人能以美利利天下。”可知利于已而不能利于人与利于民而不能利于国者,均非美利也。
  自华洋互市以来,中国金钱日流于外,有心世道者咸思仿行西法以挽回补救之,而无如逐末忘本,得皮毛遣精髓者比比然也。夫洋务之兴莫要于商务,商务之本莫切于银行。泰西各国多设银行以维持商务,长袖善舞为百业之总枢,以为财源而维大局。
  兹略举其利民利国之大要言之:银行之盛衰隐关国本,上下远近声气相通,聚通国之财,收通国之利,呼应甚灵,不形支绌,其便一;国家有大兴作,如造铁路,设船厂种种工程,可以代筹,其便二;国家有军务赈务缓急之需,随时通融,咄嗟立办,其便三;国家借款不须重息,银行自有定章,无经手中饱之弊,其便四;国家借款重叠,即或支应不敷,可以他处汇通,无须关票作押,以全国体,其便五;国中各殷实行家银号钱庄,或一时周转不灵,诸多窒碍,银行可力为转移,不至贩坏市面,商务藉可扩充,其便六;各省公寄存银行,需用之时支应与存库无异,而岁时入息仍归公项,不致被射利之徒暗中盘算,其便七;官积清俸,民蓄辛赀,存款生息,断无他虑,其便八;出洋华商可以汇兑,不致如肇兴公司动为洋人掣肘,其便九;市面银根短绌,可藉本行汇票流通以资挹注,其便十。
  有此种种便益,是民生国计所交相倚赖者也。况银行获利之丰更有可得而言者:中国银行钱庄资本不过数万,开拓场面,联络声气,能者可岁获余利二三万金,银行资本既雄,流通中外,其获利之可知者一也;殷商富户银行存项例定一年期者息五厘,半年期者息四厘,三月期者息三厘,时有往来者息二厘,若转放各处则七厘一分,等不到即取回者无息,其获利之可知者二也,外国存款甚多,不过三四厘息,遇有要需均可互相补救,其获利之可知者二也;银行钞票通行市面百数十万,视若现银不费来源之息而得无本之利,其获利之可知者四也;提单票来自远方,见票一二月利息连汇水统收,其未到期还银者,回头息只付一半,其获利之可知者五也;汇票押款过期一日仍作一月计算,其获利之可知者六也;银行所置之铁门石栈,堆放所押货物,计出栈租火险其费视他业甚廉,其获利之可知者七也;况银行生意较别项尤为稳当,只有汇票及押款押票而已,即钱庄借银必用殷实庄票,限期不过数天,押款必须的实照市价七折至五折为限,不论何处汇票先收银而后付票一事事踏实,处处认真,其获利之可知者八也。便于人者如此其多,获于己者如此其厚,所谓以美利利天下者,莫要于斯矣。
  泰西有官银行商银行,又能贫民银行,系官绅商乐善为怀,特设为贫民存款,代为支放月给利息起见。或设于各商埠,或设于各村乡,若水手银行则设于各兵船或陆路屯防之所。因负贩之辈利逐蝇头,信手得钱,恐易挥霍,其荷戈执戟者买醉赌钱,罄囊尤易。
  今将手中所蓄存之银行,积少成多,可为防贫之计,便民之法周矣。今香港、上海招集中外股本并设之汇丰银行,亦仿其美意增立新章,代贫民收储,银洋由一元至百元皆可代为收存,每人积至五千元为限,每元岁给息三厘半,随时可以提用,诚便民良法。惟一月之是存银者以百元为率,百元之外例归入下月,一年以一千二百元为度,满五千元则归并大数,不在零存之数。息银则以三厘半按月计算,以本月所存最少之数为准。譬如月头存入百元,越数日支取六十元,则止存四十元,月底或又存三十元二十元,虽并存有八十元或九十元,而计息仍照四十元结算,此则银行之于中取利也。然此原不足为银引漏也,盖人向银行存款至少非千金百金不可,若百元以内,其细已其,银行意主便民,收此奇零之款,存银之人或今日存入,明晶以出,彼亦不得不为代劳,是不啻众人之总帐房,苟不予以沾润,谁乐为之?虽然此举虽善,所利者中人之家耳。
  今有人于一日之中偶获四五十元十数元,而需用不过一二元,其余银无可安放。若置之床头则恐随手浪费,即藏诸箱笥犹恐突遭肢箧不翼而飞。
  更有长作寓公并无家宝者,有此大帐房得一元则存一元,余两元则存两元,该银行予以存折,随时可支,虽朝存夕取,不以为厌。即存折遗失拾得者,亦无所用之,盖存银之时,必签名总薄,日常支取亦必签名,所签与总薄字迹相符者乃付,不然则否。
  故存折虽失,亦自无妨,并可与银行商立补折。立法之善,蔑以加矣。其银行所出钞票,每张一元至五百元,到处通行。商银行所出者必须经官验看核,其存库钱若干,始准出票若干若今之洋商,所用银票并不由中外官吏验看虚实,不论多少,惟所欲为。闻英商汇丰银票在粤通用之票百余万,该行已获利二百余万之谱,虽有华商股份,不与华商往来,即有殷实华商公司股票亦不抵押,惟外国公司货物股票均可抵押。西商操其取而华商失其利,华商助以赀,而西商受其益,强为区别,是诚何心?中国钱庄赀本二三万,放款数十万,稍有倒欠,呼应不灵。
  所谓倒持太阿,授人以柄者非欤?今为之计,非筹集巨款,创设银行,不能以挽救商情而维持市面也。
  说者谓中国自兵燹后,帑藏空虚,加以水旱灾荒无岁不有,欲创设官银行,款将何出?纵竭力筹集而中国人情向多疑阻,迩来集股亏折,闻者咸有戒口,始疑其不成,继疑其不稳,终疑其不能长久,惑之者半,沮之者半,而事终不成矣。
  且华人之富者喜置房产而不喜经营,存储之银决不肯轻易出借,亦不肯轻易借人之银,其贫者虽欲借银而无货物产业作抵,银引虽设必不如西国获利之丰。是说也,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也。
  今不设银行则已,敬设银行,其利益甚大而筹款亦无难也。何则?数百万之成本在民间集之不易,在国家筹之即无难。就请先设官银行于京师,简派户部堂官督理,即将四成洋税拨作银行成本,约得库平银九百万两,仍由藩司督理,以专责成,此官银行之法也。设票十万,每股百金,不分官民,悉听入股,各督抚札饬府县功谕富商集办尤易,此商银行之法也。至于一切条规悉仿西法。查西国银行创自英人约翰拉乌,后人相率踵行,获利日溥。
  所出汇单虽数万里之遥,克期无误,如有折阅,一切存款钞票例必如数赔偿。
  所出钞票动至数百万,每岁行中存本之多寡必与钞票出入之数相抵,由官查核,不至钞溢于银,方能取信于人,持诸久远。
  中国如设银行,行钞票亦当先定妥善章程,用顶厚洁白纸为质,心铜板镌刻精细龙文,上列满汉文字以及皇清宝钞字样。钞既造成,盖用部印并盖银行钤记,以示信于民。民间从钞易银,可随时随地向银行支取,绝不留难,俾知存钞无异于存银,且携银反不如携钞。盖钞票有一两银一张,有十两银一张,有五十两银一张,有百两银一张者,进出一律有轻赍之便,无氈折之虞。如妥议钞章,尽杜流弊,奏请朝廷,颁示天下,官民通行,合十八省计之,不难销流数千万两。得此巨款,腾挪生息,利莫火焉。惟开办之始,尤宜晓谕商民人筹,凡厘捐、关税、捐款、地丁一切报效输纳之款及职官廉俸、兵丁口粮、一切支放之款,进出一律俱以银钞各半为程,开诚布公,昭示大信,则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每岁由官查核钞票行市者若干,本银存行者若干,必使钞本相均,否则,再行纠本,查清之后,刊登日报,俾众周知。
  惟银行用人实为第一难事,亦宜仿照西例,官总其成防其弊而不分其权。
  一切应办事宜,由股商中慎选一精明干练操守廉洁之人,综计出入,另举在股董事十人襄赞其在,重其事权,丰其廪饩,激以奖励,警以刑诛,庶利多而弊少耳。所虑者银行既设,各处皆设分行,其中帐房需人,司事需人,书契需人,招徕商客又需人,大行数百人,小行数十人。用人既多,钻谋必众,附股有荐举,亲友有恳求,达官显宦有嘱托,远近踵至,良莠不齐,偶有疏虞,即生弊窦。薪水或支用过度,钞票或作伪混行,甚至荐托愈多无从位置,推而却之,恐碍情面,乃提送干修,少则数金,多至数十金,年复一年,漏扈无底,是皆有损于银行而始无穷元弊者也。
  宜仿西法,凡银行所用之人,皆由公举不得私荐,责成官绅及诸股董各就所知保荐才能廉洁之士,荐而作弊,举主坐之,倘有亏蚀,荐主罚赔。
  以众人之耳目为耳目,以天下之是非为是非,则弊绝风清,当亦庶乎其可也。
  然而押款不实,其弊犹可虞也。盖设立银行,大半恃放息为利,中国钱庄放息以六廿厘为率,多则一分,尚多亏负。今银行取息不能更重于钱庄,格外轻微又恐亏耗,况放息嬉徇情面,则所出之款项溢于所押之货值,银行已阴受其亏,偶有数户卷逃,被累辄至巨万矣。呜乎!可欲救其弊,亦必以西法为归。西国银行与人交易必有押款抵押之法,以估价为度,如货物值十成者,所押不过六七成,多至八成而上。
  合同各执,载明限期,如过限期不还,即将所押之物拍卖偿抵。倘后卖之价不足所押之价,仍向欠户追还。其实在无力贫民,亦有报穷之举,乃始归之折阅。
  是以银行虽有亏累,为数不多,所在官司亦多认真护持追究,不似中国官吏动以钱债细故膜外置之也。其所放之款,月杪必洁,以视中国之曲徇私情,彼此往来,漫无限制,终至被累不堪者,判如霄壤矣。似宜令出使大臣将各国银行详细章程编行翻译,然后准情酌理,择善而从,以官护商,以商铺官,用商务之章程屏官场之习气,内外合力,期在必成,上下同心,联为一体,则通之四海,行之百年,度支无匮竭之忧,亿光有转输之利,而国家百世之业亦且有苞桑之固。
  磐石之安矣。
  虽然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欲设银行,仍必自建立商部始。
  盖既立商部,必定有商务通例颁行天下保护商人,使商务日新月盛,而后银行可开,钞票可设,上下通用,自然大获利益。且同一钞票中国用之而多弊,泰西用之而无弊者,无他,信不信之分耳。民情不信,虽君上之威无济于事,民情信之,虽商贾之票亦可通行。中国前行之钞,立法未尝不善,其后吏胥因缘为奸,卒不取信于民者,无商部以统率之也。故欲用钞票,须先设银行,欲设银行,须先立商部。泰西国帑皆存诸银行以为根抵,而出钞票以为凭帮,其利皆归诸国。
  中国官项悉存诸库,徒供官吏侵挪。而西号之汇兑,商家之期票,反得彼此往来,以沽什一之利。市侩专权,最为可痛,今既自设银行收回利权,当先存国本,然后再集商股,乃足取信于民。至集股之法,首当得定窄利。
  中国自矿股亏败以来,上海倾倒银号多家,丧赀百万,至今视为厉阶。
  盖中国公司集股时,官则代为招徕,股敬时,官则置之不理,是以视为畏途,无敢再与股份者。查泰西国定例,倘国家欲举一大事而力有未逮,则听民间纠集股份,国家让以利益,且为保利若干,亏则官为赔补,多则官取赢余,故虽数百万金咄嗟可办。中国能设商部,当仿此法奏明,国家保定官利每年由官给发,别人人倚信而集股自易矣。
  附英国国家总银行考
  英国总银行开设于一千六百六十四年,英人铿白伦着创,其中章程皆丕得生所定。
  逮立银行之初,意为济国起见。初,内阁允许即交户部转下议院会议。
  按英国议员亦分两党:一党为君日开化党,一党为民日守旧党。当时开化党宣言云:“银行之引,其益有六:民间利息可轻,税则或能稍减,一益也:民间产业急时可抵押行中,产业既可抵押,必当增价,人民更得有无相益,二益也;银行既设,钞票通行,无有票无银之虑,百姓亦得坚信,钞票携带轻便,随意所如,倘欲交易不啻取之宫中,三益也;自此以后,下情上达,君民通济,信协中孚,四益也;一设银行可从维持市面,虽有缓急,大局无妨,五益也;百姓所剩余囊可以付给银行取利,母以生子,子复作母,积累无穷,六益也。”守旧党亦宣言云:“不然,银行之设,流弊滋多,敛民间之钱归之国家,垄断把持在所不免。巨款已归于上,其权已为国家所操,上欲用之则取怀而与,下欲用之则推故迟延,财利属于上,势必挟引以陵百姓,而百姓苦矣,此弊之大者也。
  若夫商务之中亦多未便,有此银行,势必行用股票,股票出入价值不同,或朝贵而暮贱,或朝贱而暮贵,因此而获巨利者有之,丧巨款者又有之。
  市里之中,放利而行,同于赌博,于风气大有相关,此弊之缓者也。至若聚财于一处,积于一人,一有银行而居奇,属之于一人而众人为其所困,尚何利之足云乎?”两党相争如此,间有公正者独抒谠论,谓尔等所言均属偏见。
  以某等观之,银行之设固不能无弊,然其事获益甚大,期在必行,万不能会使中止。
  自当妥定章程,俾臻美善,使上下皆无遗憾,其估利权,方可设立。诸君以为何如?于是议员中之应许者甚多,遂公议章程,先定一例。无论士商农工,上自国君,下至民庶,或一股或合股能使国家银行集银一百五十万镑,助英国与法国交战之费者,国家当给予获利之权,准其业酒不收其税,并许于商务之中便宜行事,免取其捐。议毕各散,次日复议,谓昨议银行集银一百五十万镑可分大小两等二一等共输银一百二十万镑,准其行商免税,一等只输三十万镑。视输数之多寡,定获利之大小,其中分为三等:输最多者,一身以下三代可食国家俸糈;次多者,两代食糈;输最少者,一代食糈。以为急公好义才,劝议定之后,悬示国门,于日内即须集款。每款在七日交多至输借一万镑,倘七日内集数未足,于七日后再筹,每股多至二万傍。每一股准举司事一人,办理银行出纳之事,每年以八厘起利,又赠给行中办公费四千镑,此为章程之初定者也。既复略定细章,银行开后,虽可以汇划票款,收兑金银,定为一例,可以任人抵借,亦可向人借银,惟不准买货卖货,即向人借银亦不得过于原本。如有人存款,听其自便,但亏些之银过于原本,国家当惟银行办事人是问。其押下产业若三月后不来取赎,一律拍卖充公。
  议定遂名曰英国有限公司银行。按外国商务有有限无限之分,无限者不顾原本若干,随意经营,胜则利权独操,败则倒闭,众人波累,此干禁令者也。
  有限者须由国家准定,量赀本之多寡为商务之大小,不准逾于原本,逾则罚罪,此官定之公司也,即今之国家银行是也。
  至一千六百九十四年七月十七示谕后,十日银数已齐,遂于二十七开市,议院给示执照,分列数款:一定司事,银行中督办一人,会办一人,董事二十四人。
  督办会办由国家派委,董事则由各股东公举,每年一易,逢三月二十五日议事一次,保举董事,议至四月二十五日为止,不能逾期;二防舞弊,股分票之设,以移多者为贵,往往有利本不多,故将赀本提分。若并利给派,以为利厚而期股票兴旺购买者多,今此弊一律删除。倘股主欲收利息,只许将所获之利分给赀本,不许摇动,如有利不取,亦听其便;三定位置,行中之人虽须公举,然须有股者方能入内,督办须存股银四千镑,会办须存股银三千镑,董事须存股银二千镑,不足数者,不能与办;四一事权,行中督办、会办、董事最少用十有三人,平常之时,无论督办、会办均须一人常居,其中即督办所居之处为议事院。或督办或会办相间值日,亦无不可。行中用人均由督会办同董事会议酌定薪水;五禁妄论,行中议事均须在股之人,但股有大小,股小存银不足五百镑者,不得参言,以免意见纷歧,嚣凌争竞;六订会集,每年除董事在行,每礼拜聚议之外,股中又须聚议四次,一在四月,一在七月,一在九月,一在十二月。存银五百镑以上之小股东可以函请董事订期议事,其入股者均须本国土人,若他国之人须居英国数年,已入英籍者方准入股。
  股东所议之事,更章损益,均无不可,惟须与国家定例无碍。定议时,发言盈庭,必当以众是者为法,此皆执照中所定之例也。
  此例当时曾经议及每至十年为期,再行大议一次。自此以后,时复更张,不能备详。其所得之利最重者在一千六百九十七年至七百零八年,统计获利二十七分半,即百元中获利二十七,最轻者在一千七百五十三年至六十二年,统计获利四厘五毫,即百元中之四元五角,此统十年而计者。以一年而论,一千八百七十九年获利一分五厘,盖因商务极为交孚,即一分五厘之息
  户口
  圣贤论政,首重民数,曰:有人此有土。又曰:得众则得国。诚以民为邦本。
  邦者,民之所积也。故抚民而不知其数,则一切政事无从藉手。譬如一家之中为父兄者,子弟之多寡尚不能了然于胸,安问优劣?然则居今日而谈变法,其必自清查户口始乎!
  夫知县知府之官,顾名思义,官为知县,应知一县之事,官为知府,应知一府之事。租税营业,事虽至赜,莫非出于户口,则户口之数更应知之。
  乃问今之府县其所辖之境户口多少,类皆瞠目而不知,非不悬保甲之牌,非不造鱼鳞之册,乃户非其户,丁非其丁,生者不增,死者不减,流亡者不知其去,逃匿者不知其来,上下胥视为具文牌,册有名而无实。查东西各国,均以户口为重,有生死婚姻注册官,无丁税徭役,有片进款多者,亦有抽丁练兵者,由地方有司或饬警察署总巡,逐户稽查,编立号数。日本章程首将烟户编号,次及资产有无、衣食丰歉。
  自城镇以至乡村,其户主家族、姓名、阶级、职业、生计、年貌、行状、男女老幼、生死出入,与夫同居寄寓,乡贯往来,莫不部分而籍记之,随时阅视。
  而于家无恒产以及娼馆、旅店,巡视加密,若博徒、刑余、私窠子等类则尤平常加意察其举动,所以无赖之徒既不得朋比为奸,又苦于避匿无地,改过自新,比比皆是。遂能以三岛之地,雄视五洲。顾其章程亦与中国初无大异,何于彼则效,于此则否乎?无他,彼践其实,责成巡捕,逐日稽查,其名,但凭文告,终年不问耳。中国自西粮摊入地亩,永不加赋,非若前代之丁口有赋,隐漏有罚,因此而户口之数视为无足重轻。大吏之考核牧令之报最胥不在此,其申报督抚咨达户部者不过虚应故事耳。
  今宜设生死注册官,并依照日本警察之法,招募壮丁以为巡捕,城镇各设警察署,一二百户之乡村,各设巡捕房,畸零村户谅近编附,地方官会同警察署将辖境之内男女若干?出仕者几何?充兵者几何?为农者几何?为工者几何?为商者几何?谁为家主?谁为佣人?谁为土著?谁为寄寓?年貌老幼,逐一详记。其有产无产,有业无业,亦载册中。每月日有生死婚嫁,产业卖买,远路往返,人口增减,责令屋主告知,所司登记于岫。其渔舟埠船则用部勤之法,编号给牌。
  客栈旅馆则用循环之簿,详细注明。至于乞丐,另为编册,酌给庙宇或公所,责令丐甲查点,日间任其行乞,夜必一律归宿。
  如不归宿,即行驱逐,丐甲不察,有事连坐。以上分为稽核,而总其成于警察署署,由警察署会同地方官或按月或按季递申疆吏而达之政府。岁时由政府或疆吏轻车简从,亲自抽查,以期于事核实,于民不扰。抽查无定期,亦无定处,庶不敢如保甲牌、鱼鳞册之随意编造。如是则若纲在纲,有条不紊,然后征兵,劝学诸政可以次第施行。天下虽大不难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矣。
  当此群雄环伺中国,沿海口岸及边缴之地与各国属土犬牙相错者,时虑为人侵占,若能自治其民,则百废可兴,庶政可举,而一切皆自户口清厘始。
  愿为当轴者借箸筹之。
  值此群雄围绕窥视中国,沿海口岸以及边远的地方和各国的属地交叉在一起,时时担忧被别人侵占,如果自己能够治理好百姓,那么各种没有办的事业都可以兴办,众多的政事可以推行,而这一切都从清查户口开始。希望当权的人仔细筹算。
  卷五
  户政
  商务
  商务者,国家之元气也,通商者,疏畅其血脉也。试为援古证今:如太公之“九府法”,管子之“府海官山”,周官设市师以教商贾,龙门传货殖以示后世。
  当时讲求商法与今西制略同。子贡结驷连骑以货殖营生,百里奚贩五羊皮而相秦创霸,即汉之卜式,桑宏羊莫不以商业起家而至卿相。
  郑弦高以商却敌而保国,吕不韦以商归秦质子,郑昭商暹罗逐缅寇而主偏陲。
  美总统躬营负贩,俄前皇彼得发愤为雄,微服赴邻邦考求技艺,研究商情而归强其国。泰西各国,凡拥厚赀之商贾,辄目为体面人,准充议政局员。轮船公司往来外国者亦邀国助,凡事必求便,商情课税必权其轻重。昔罗马尼亚有贾于俄者,富甲一国,俄王与结昆弟,有女遣嫁,遣使往贺。
  亦可见中外古今不尽屏商为末务,孰谓阛阓中竟无人豪,顾可一例目为市侩哉?
  恭读康熙五十三年谕曰:“朕视商民皆赤子,无论事之巨细,俱当代为熟筹。
  今官商隔阂,情意不通,官不谙商情,商惮与官接,如何能为之代筹?
  故来自外洋无关养命之烟酒、密饯、饼饵等物,进出通商各口皆准免税,而华商营运赖以养命之米麦杂粮等项,经过邻壤外县皆须捐厘,遑问日用之百物。
  试为援比,大欠均平。皆因秉轴者不肯降气抑志,一经心于商务耳。方今门户洞开,任洋商百方垄断,一切机器示准其设厂举办,就地取材,以免厘税。其成本较土货更轻,诚喧宾夺主以攘我小民之利。我士商若再不猛著先鞭,顾私利而罔远图,存妒心而互相倾轧,徒使洋人节节制胜,中国利源不几尽为所夺耶?
  我商人生长中土,畏官守法。彼西商薄视华官,不谙外务,反得为所欲为。若华商有交涉轇轕之事,华官不惟不能助商,反朘削之、遏抑之,吁,是诚何心哉!
  虽然,官不恤商者,固由官制过于尊严,实亦国家立法之未善。纵有亲民之官,通识时务者,亦不能破格原情,时与商贾晤对坐谈,俾知商务要领,得以补偏救弊。商务之不能振兴也,良以此耳。
  昔年德国商人,虽贸易有方,亦迫于官税烦苛,更迫于匪人劫掠,谋十一者无所得利,反多折耗。因而通国商人聚议立约,歃血会盟,每埠必有商会,彼此声气相联,互相保护,名曰“保护会”,亦名“商会”。如有爵员及官兵盗贼,恃强以害商者,会中人必协力御侮,不受欺凌。或有劫掠等事,椷知四处,严搜密访,务使就获。倘国家有害商虐政,亦准其具禀申诉裁革。
  此会一兴,商务大振,于是荷兰、瑞典、挪威等国首效之,而英、法、西等国朝廷知其法善,亦准商人在本国设立公会,自为保护,以免他虞。
  今朝廷欲振兴商务,各督抚大臣果能上体宸衷,下体商情,莫若奏请。
  朝廷增设商部,以熟识商务,曾环游地球兼通中西言语文字之大臣,总司其事。并准各直省创设商务总局,总局设于省会,分局即令各处行商择地自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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