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卷。清叶酉(详见《诗经拾遗》)撰。此书多宗其师方苞《春秋通论》，但稍有以违。韩愈赠卢全诗有“《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之句，即此书名“究遗”之所出，故此书以芟除胡安国《春秋传》苛刻之说，《公羊》、《穀梁》附会之例，纠正《左传》浮夸不实之词为宗旨。叶酉认为：“三传误信传闻，有情理所必无之事，”因此往往连《左传》所记之事亦不相信。如僖公十四年《经》：“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来朝。”《左传》解释说：“鄫季姬来宁。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来朝。”此解释合情合理，必有所据。《公羊传》则云“非使来朝，使来请已也。”以季姬自择偶为说，显然不如《左传》之合乎情理。叶酉却认为季姬已许配鄫子，但鲁公悔婚，但季姬义不改嫁，故私会鄫子。再如僖公二十八年《经》：“天王狩于河阳。”《左传》云：“是会(温之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地也，且明道也。”而叶酉则认为是周王欲节省诸侯殷见之费，故自愿到温，《左传》所引仲尼之言不可信。如此之类，皆不免于臆度。书中亦有些考证，如据《汉书·地理志》，辨戎伐凡佝之楚丘非卫地；据《史记·卫世家》辨夷姜为卫宣公夫人，非庄公妾，卫宣公非蒸父妾。此书卷首有《凡例》、《春秋总说》、《春秋比例》三篇，其《春秋总说》为全书宗旨。叶氏认为：“圣人因史作经，原欲垂教于天下万世，非为鲁国修史也。故凡事之无关于劝惩，辄削而不录。其所削之事非必尽一事而削之者，或录其前而削其后，或录其后而削其前。其事之首尾，圣人以为不必备者，以有鲁史耳。”“圣人《春秋》，凡事只撮其大纲，鲁史旧文必详备”。又云：“史官之记事，大都皆循习旧例，案而不断，不足以见褒贬之义。如郑伯之归祊假田，若止如旧史之文，虽首尾详备，不过见两国之以利交耳。至郑伯目无天王之罪，必如经文两书‘郑伯’乃足以见。盖褒贬之义恒隐寓于一两字之内，此一两字非撮其大纲，则其文繁而义无由著。朱子《纲目》虽本温公《通鉴》而必先撮其要以为纲者，正仿《春秋》以一两字寓褒贬之法也。盖案者所以为史，断者所以为经。”今人卫聚贤《古史研究·春秋的研究》承袭此说。叶氏还认为，《春秋》之例“有本乎旧史者，有不本乎旧史者”，“然皆非褒贬之所寓也。褒贬之义惟当于变例求之，如归祊假田例应书‘人’而书‘郑伯’”。《春秋》除有“例”外，还有“圣人之文法”与“圣人之语气”。其《春秋比例》一篇即在阐明《春秋》之例、变例、异文、特文。现存乾隆耕余堂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