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卷。范宁(339－401)撰。范宁字武子，南阳顺阳(今河南淅川东)人，东晋著名经学家。据《晋书·范宁传》，范宁少笃学，多所通览。初为余杭令，兴学校，养生徒，风化大行。迁临淮太守，封阳遂侯，征拜中书侍郎。补豫章太守，大设庠序，改革旧制，不拘成宪，远近至者千余人。后免官家居，犹勤学不辍。又据范宁《穀梁传集解序》自称，范宁之父范汪于升平末年(316)因得罪桓温，罢官归吴，乃与门生故吏及子侄研讲经籍，及于三传。认为《左传》已有服虔、杜预之注，《公羊》已有何休之训，而释《穀梁传》者虽近十家，但都肤浅末学，不经师匠。辞理典据既无可观，又引《左氏》、《公羊》以解《穀梁》。致使文义违反，反成《穀梁》之害。于是“商略名例，敷陈疑滞，博示诸儒同异之说”，准备为《穀梁》作注。但范汪不久去世，因而范宁继承父志，“乃与二三学士及诸子弟，各记所识，并言其意”，范宁又沉思积年，乃成此书。可见此书是范氏三世的集体著作，而由范宁总其成。范宁对《穀梁传》一书的看法，与何休之于《公羊传》、杜预之于《左氏传》不同，是比较客观公允的。他评三传得失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并批评《穀梁》以卫辄拒父为尊是为子可得而叛，以不纳子纠为内恶是仇雠可得而容。当然，范宁对三传之评价以及对《穀梁》之批评只是从经学之角度而不是从史学之角度，而且其论亦未必正确。但他不曲从《穀梁》、不党同伐异的学风是应该肯定的。正由于此，故其《集解》能兼容三传。如隐公《经》“元年春王正月”引杜预《集解》“凡人君即位，欲体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之语；隐二年《穀梁》“逆女，亲者也。使大夫，非正也。以国氏者，为其来交接于我，故君子进之也。”《集解》引《公羊》“贵贱不嫌同号，美恶不嫌同辞”，又引《左传》舍族之例为说，如此之类，不胜枚举。三传之传《春秋》，《左传》主要发书不书之例，《穀梁》主要发日月例，而《公羊》则兼而发之。《穀梁》日月例与《公羊》一样，盖属曲解附会。以盟为例，《穀梁》有“内盟日，外盟不日”之说，但隐公元年《经》“九月，及宋人盟于宿”，此为内盟而不日，《穀梁》辩解说“卑者之盟不日”。然隐公八年《经》又云：“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包来。”莒人，依《公羊》乃“微者”，此记日，可证《穀梁》之说误。范宁之《集解》亦重在申发《穀梁》的日月例。如隐公元年《经》““三月，公及邾仪父盟于睐。”依《穀梁》内盟日之例，此盟应记日，但经未记日。《穀梁》解释说。“不日，其盟谕也。”范氏《集解》进一步解释说：“日者，所以谨信。盟变，故不日。七年公伐邾是也。”“日者所以谨信”乃是范氏体会《穀梁》之意而得，“公伐邾”则证“盟谕”之说。范氏又于隐公二年《经》“春，公会戎于潜”下具体阐述日月例。其云：“凡年首，月承于时，时承于年，文体相接。《春秋》因书王以配之。所以见王者，上奉时承天，而下统正万国之义。然《春秋》记事有例时者，若事在时，例者时而不月。月继事末，则月而不书王，书王必皆上承春而下属于月。文表年始事莫之先，所以致恭而不黩者。他皆放此。唯桓有月无王，以见不奉王法尔。”范氏之释日月例，多体会《穀梁》之意而得。如隐元年《经》：“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穀梁》于此未言日月例，而范氏《集解》则云：“段有徒众，攻之为害必深，故谨而月之。”又其下《经》云：“秋，七月，天王使宰晅来任惠公仲子之賵。”《穀梁》于此亦未云日月例。而范氏则云：“賵，例时。书月，以谨其晚。”又隐公二年《经》：“夏，五月，莒人入向。”《穀梁》以“内弗受”为说，不言日月例。而范氏则云：“入例时，恶甚则日，次则月。”又此月《经》云：“无侅帅师入极。”范氏引《穀梁传》日月例“灭国有三术；中国日，卑国月，夷狄时”，以为极乃卑国。如此之类甚多。后儒对范宁的《集解》评价甚高，并一直把此书作为解释《穀梁传》的权威。唐初杨士勋又为此书作疏，范注杨疏被清阮元列入《十三经注疏》之中。清钟文丞泛取唐宋以后诸家之说，以补正范注杨疏，作《穀梁补注》。清末柯劭忞因不满于范、杨、钟之注疏，又作《穀梁传注》，使《穀梁传》的研究进一步深入。现存有宋绍熙二年余仁仲万卷楼刻本宋监本、宋刻修补本、万历刻本、《四部丛刊》据宋余本影印本、《四部备要》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