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鼐(1731－1815年)，字姬传，一字梦谷，因读书室名“惜抱轩”，学者称为惜抱先生，安徽桐城人。出身于“簪缨世族”。父淑，官朝议大夫，礼部员外郎；祖父孔鍈，官翰林院编修；曾祖士基，康熙举人，官湖至罗田知县；高祖文然，官至刑部尚书。姚鼐二十岁中举人，三十三岁中进士，选庶吉士，改礼部主事。历任山东、湖南乡试考官，会试同考官，至刑部郎中，充四库全书编修官。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四十四岁时辞官归里，专力古文创作，并先后在江宁、扬州、徽州、安庆主持钟山、安定、梅花、紫阳、敬敷书院(时间长达三十余年)，广授门徒，大倡桐城派古文。

    姚鼐在官场时间不很长，但辞官后名声显赫，社会地位很高，其思想政治倾向和清王朝没有什么矛盾。不过，姚鼐个人生活颇多坎坷，先后两次娶张氏女，皆中道死去，这给他感情上带来很大创伤。他宗单程、朱理学，对儒家礼教能身体力行。早年积极用世、满怀经世济民的抱负，中年后自感“既乏经世略”，(《城南修禊诗》)，便抱着“独善其身”的思想，专力于古文了。

    姚鼐的主要著述除《惜抱轩集》(包括文集、诗集)，还有《惜抱轩尺牍》、《九经说》、《三传补注》等。她鼐所编《古文辞类纂》影响很大。

    作为桐城派的领袖人物，姚鼐不仅上承方苞、刘大櫆，而且在完善桐城派的文学理论、致力于古文创作的同时，广收门徒，扩大影响，创建了一个桐城散文流派的庞大队伍。他的哲学思想、文艺主张集中体现在《惜抱轩集》里，其中很多诗文都很注重对程、朱理学的阐发。姚鼐所处的时代，汉学已经兴盛，这时他对程，朱理学则是极力维护。他不仅指斥汉学为“枝之猎而去其根，细之搜而遗其巨”，认为程、朱才是“得圣人之旨”的“真儒”，还说：“当明佚君久政屡作，士大夫维持纲纪，明守节义，使明久而后亡，其宋儒论学之效哉！”把理学推到至神至圣的地位。姚鼐还宣称，自己孜孜以求的，就是自己的文章能“明道义维风俗以诏世者”(《复汪进士辉祖书》)。其“道义”、“风俗”，也就是程、朱理学的那一套。方、姚推崇的理学，为整个桐城派的文学创作定下了思想基调。

    姚鼐在文论上继承和发展了方苞的“义法”说，提出“义理、考证、文章”三结合的主张。他的另一贡献是提出阴阳刚柔风格论，强调“阴阳刚柔并行而不容偏废”，《海愚诗钞序》，并且探讨了作品风格与作者个性的关系。在散文创作具体方法方面，姚角提出“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的理论，认为“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学文当由粗人精，以至于“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古文辞类纂序目》)。这是对我国散文艺术和理论相当全面的总结，是对“义法”说和“三结合”论的分析性的具体说明，也正是姚鼐在理论上超越方苞和其师刘大櫆之处。

    桐城派自方苞始即非常看重作者的道德修养对创作的影响，姚鼐更是如此。他明确强调不可“以言行分为二事”(《稼门集序》，认为只有做到“艺与道合，天与人一”，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见《敦拙堂诗集序》。人品和作品的关系历代文学批评家都很强调，虽然评价“人品”高下的标准各不相同，但强调这种关系，从文学理论的角度来看，显然是正确的。

    与方苞、刘大櫆相比，姚鼐的散文给人以平和自然、淡远而不乏沉厚的感觉。姚门弟子陈用光曾评价三家古文说：“望溪理胜于辞，海峰辞胜于理，若先生，理与辞兼胜。”这就认为姚鼐的散文兼收了方、刘的长处，事实上大体如此。

    姚鼐的散文，基本上贯构了他的“义理、考证、文章”三结合的理论。以“义理”为核心，做到了“言有物”；以考证发挥义理，使文章充实浑厚；讲究文章的法度，做到了结构谨严，言辞雅洁。如《登泰山记》、《李斯论》都可以说是三结合的代表作。姚鼐的散文不像方苞那样念念不忘突出“义理”，相反，在讲究文章的神气、韵味、音调节奏方面做得更为出色，这一点在他的记游散文中表现得比较突出。姚文中多反问、设问句，行文多迂回曲折，也是其“阴柔”风格的体现。

    由于姚鼐与现实生活很少矛盾，生活面窄，接触社会少，所以文章的思想内容显得贫乏，几乎没有能够真实反映现实生活、社会矛盾的作品。在形式上，姚鼐也没能避免桐城派拘泥形式，过于追求古雅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