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闻汉祖人关，萧何收秦图籍，周知四方盈虚强弱之实，汉祖赖之以并天下。丙吉为相，匈奴尝入云中、代郡，吉使东曹考案边琐，条其兵食之有无与将吏之才否，逡巡进对，指挥遂定。由此观之，古之人所以运筹帷幄之中，制胜千里之外者，图籍之功也。

    盖事之在官，必见于书，其始无不具者，独患多而易忘，久而易灭，数十岁之后，人亡而书散，其不可考者多矣。唐李吉甫始簿录元和国计，并包巨细，无所不具。国朝三司使丁谓等因之为《景德》、《皇祐》、《治平》、《熙宁》四书，网罗一时出内之计，首尾八十余年，本末相授，有司得以居今而知昔，参酌同异，因时施宜，此前人作书之本意也。

    臣以不佞，待罪地官，上承元丰之余业，亲睹二圣之新政，时事之变易，财赋之登耗，可得而言也。

    谨按艺祖皇帝创业之始，海内分裂，租赋之入，不能半今世，然而宗室尚鲜，诸王不过数人；仕者寡少，自朝廷郡县，皆不能备官；士卒精练，常以少克众。用此三者，故能奋于不足之中，而绰然常若有余。及其列国款附，琛贡相属于道，府库充塞，创景福内库，人畜金币，为殄虏之策。太宗因之，克平太原；真宗继之，怀服契丹。二患既弭，天下安乐，日登富庶，故咸平、景德之间，号称太平。群臣称颂公德，不知所以裁之者，于是请封泰山，祀汾阴，礼亳社。属车所至，费以巨万。而上清、昭应、崇禧、景灵之宫，相继而起，累世之积糜耗多矣。其后昭应之灾，臣下复以营缮为言，大臣力争，章献感悟，沛然遂与天下休息。

    仁宗仁圣，清心省事以幸天下，然而民物蓄庶未复其旧。而夏贼窃发，边久无备，遂命益兵以应敌，急征以养兵。虽间出内藏之积以求纾民，而四方骚然，民不安其居矣。其后西戎既平，而已益之兵不复裁汰，加以宗子藩衍，充牣宫邸，官吏冗积，员溢于位，财之不赡，为日久矣。

    英宗嗣位，慨然有救弊之意，群臣竦观，几见日日新政，而大业未遂。神宗嗣世，忿流弊之委积，闵财力之伤耗，览政之初，为富国强兵之计。有司承奉，违失本旨，始为青苗助役，以病农民；继为市易盐铁，以困商贾。利孔百出，不专于三司，于是经人竭于上，民力屈于下。继以南征交趾，西讨拓拔，用兵之费，一日千金，虽内帑别藏时有以助之，而国亦惫矣。

    今二圣临御，方恭默无为，求民之疾苦而疗之，令之不便，无不释去，民亦少休矣。而西夏不宾，水旱继作，凡国之用度，大率多于前世。当此之时，而不思所以济之，岂不殆哉！

    臣历观前世，持盈守成，艰于创业之君。盖盈之必溢，而成之必毁。物理之至，有不可逃者，盈成之间，非有德者不安，非有法者不久。昔秦、隋之盛，非无法也，内建百官，外列郡县，至于汉、唐，因而行之，卒不能改，然皆二世而亡，何者？无德以为安也。汉文帝恭俭寡欲，专务以德化民，民富而国治，后世莫及，然身没之后，七国作难，几于乱亡。晋武帝削平吴、蜀，任贤使能，容受直言，有明主之风，然而亡不旋踵，子弟内叛，羌胡外乱，遂以失国。此二帝者，皆无法以为久也。

    今二圣之治，安而静，仁而怨，德积于世，秦、隋之忧，臣无所措心矣。然而空匮之极，法度不立，虽无汉、晋强臣敌国之患，而数年之后，国用旷竭，臣恐未可安枕而卧也，故臣愿得终言之。

    凡会计之实，取元丰之八年，而其为别有五：一曰收支，二曰民赋，三曰课入，四曰储运，五曰经费。五者既具，然后著之以见在，列之以通表，而天下之大计，可以画地而谈也。若夫内藏右曹之积，与天下封椿之实，非昔三司所领，则不入会计，将著之他书，以备观览焉。臣谨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