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者匈奴之众，不过汉一大县，然所以能敌之者，其国无君臣上下朝觐拿同之节，其民无谷米丝麻耕作织紝之劳，其法令以言语为约，故无文书符篆之繁，其居处以逐水草为常，故无城郭邑居聚落守望之勤，其旃裘肉酪，足以为养生送死之具，故战则人人自斗，败则驱牛羊远徙，不可得而破。盖非独占圣人法度之所不加，亦其天性之所安者，犹狙猿之不可使冠带，虎豹之不可被以羁绁也。故中行说教单于无爱汉物，所得缯絮，皆以驰草棘中，使衣煪弊裂，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汉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湮酪之便美也。由此观之，中国以法胜，而匈奴以无法胜。

    圣人知其然，是故精修其法而谨守之，筑为城郭，堑为沟池，大仓廪，实府库，明烽燧，远斥候，使民知金鼓进退坐作之节，胜不相先，败不相弃，此其所以谨守其法而不敢失也。一失其法，则不如无法之为便也。故夫各辅其性而安其生，则中国与胡，本不能相犯。惟其不然，是故皆有以相制。胡人之不可从中国之法，犹中国之不可从胡人之无法也。

    今夫佩玉服冕而垂旒者，此宗庙之服，所以登降揖让，折旋俯仰为容者也，而不可以骑射。今夫蛮夷而用中国之法，岂能尽如中国哉？苟不能尽如中国，而杂用其法，则是佩玉服冕垂旒而欲以骑射也。昔吴之先，断发文身，与鱼鳖龙蛇居者数十世，而诸侯不敢窥也。其后楚中公巫臣，始教以乘车射御，使出兵侵楚；而阖庐、夫差又逞其无厌之求，开沟通水，与齐、晋争强；黄池之会，强自冠带；吴人不胜其弊，卒入于越。夫吴之所以强者，乃其所以亡也。何者？以蛮夷之资，而贪中国之美，宜其可得而图之哉？

    西晋之亡也，匈奴、鲜卑、氏、羌之类，纷坛于中国，而其豪杰间起为之君长。如刘元海、苻坚、石勒、慕容隽之俦，皆以绝异之姿，驱驾一时之贤俊，其强者至有天下大半。然终于覆亡相继，远者不过一传再传而灭，何也？其心固安于无法也，而束缚于中国之法；中国之人，固安于法也，而苦其无法。君臣相戾，上下相厌，是以虽建都邑，立宗庙，而其今岌岌然，常若寄居于其间，而安能久乎？且人而弃其所得于天之分，未有不亡者也。

    契丹自五代南侵，乘石晋之乱，奄至京师，睹中原之富丽、庙社宫阙之壮而悦之，知不可以留也，故归而窃习焉。山前诸郡既为所并，则中国士大夫有立其朝者矣，故其朝廷之仪，百官之号，文武选举之法，都邑郡县之制，以至于衣服饮食，皆杂取中国之象。然其父子聚居，贵壮而贱老，贪得而忘失，胜不相让，败不相救者犹在也。其中未能革其犬羊豺狼之性，而外牵于华人之法，此其所以自投于罗网陷阱之中。而中国之人犹曰：今之匈奴非古也，其措置规画皆不复蛮夷之心，以为不可得而图之，亦过计矣。

    且夫天下固有沉谋阴计之士也。昔先王欲图大事，立奇功，则非斯人莫之与共。秦之尉缭、汉之陈平，皆以樽俎之间而制敌国之命，此亦王者之心，期以纾天下之祸而已。彼契丹者，有可乘之势三，而中国末之思焉，则亦足惜矣。

    臣观其朝廷百官之众，而中国士大夫交错于其间，固亦有贤俊慷慨不屈之士，而诟辱及于公卿，鞭扑行于殿陛，贵为将相，而不免囚徒之耻，宜其有惋愤郁结而思变者，特未有路耳。凡此皆可以致其心，虽不为吾用，亦以间疏其君臣，此由余之所以入秦也。

    幽燕之地，自古号多雄杰，名于图史者，往往而是。自宋之兴，所在贤俊，云合响应，无有远述，皆欲洗濯磨淬，以观上国之光，而此一方独陷于非类。昔太宗皇帝亲征幽州，未克而班师，闻之谍者曰：幽州士民谋欲执其帅以城降者，闻乘舆之还，无不泣下。且胡人以为诸郡之民，非其族类，故厚敛而虐使之，则其思内附之心，岂待深计哉！此又足为之谋也。使其上下相猜，君民相疑，然后可攻也。

    语有之曰：“鼠不容穴，衔篓数也。”彼僭立四都，分置守宰，仓廪府库，莫不备具，有一旦之急，适足以自累。守之不能，弃之不忍，华夷杂居，易以生变。如此则中国之长，足以有所施矣。然非特如此而已也，中国不能谨守其法，彼慕中国之法而不能纯用，是以胜负相持而未有决也。夫蛮夷者以力攻，以力守，以力战，顾力不能则逃。中国则不然，其守以形，其攻以势，其战以气，故百战而力有余。形者有所不守，而敌人莫不忌也；势者有所不攻，而敌人莫不惫也；气者有所不战，而敌人莫不慑也。苟去此三者而角之于力，则中国固不敌矣，尚何云乎！

    伏惟国家留意其大者而为之计，其小者，臣未敢言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