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巩《筠州学记》

曾巩
原文：
    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汉，六艺出于秦火之馀，士学于百家之后。言道德者，矜高远而遗世用；语政理者，务卑近而非师古。当是时，能明先王之道者，扬雄而已。而雄之书，世未知好也。然士之出于其时者，皆勇于自立，无苟简之心，其取与、进退、去就，必度于礼义。
    自此至于魏、晋以来，其风俗之弊，人材之乏久矣。以迄于今，士乃有特起于千载之外，明先王之道，以寤后之学者。世虽不能皆知其意，而往往好之。故习其说者，论道德之旨，而知应务之非近；议政理之体，而知法古之非迂。不乱于百家，不蔽于传疏。其所知者若此，此汉之士所不能及。
    然能尊而守之者则未必众也故乐易惇朴之俗微而诡欺薄恶之习胜其于贫富贵贱之地则养廉远耻之意少而偷合苟得之行多此俗化之美所以未及于汉也。夫所闻或浅，而其义甚高；所知有馀，而其守不足者，其故何哉？由汉之士，察举于乡间，故不得不笃于自修；今之士选用于文章，故不得不笃于所学。至于循习之深，则得于心者，亦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观之，则上所好，下必有甚者焉，岂非信欤！令汉与今有教化开导之方，有庠序养成之法，则士于学行，岂有彼此之偏，先后之过乎？夫《大学》之道，将欲诚意正心修身以治其国家天下，而必本于先致其知，则知者固善之端，而人之所难至也。以今之士，于人所难至者既几矣，则上之施化，莫易于斯时，顾所以导之如何尔。
    筠为州，在大江之西，其地僻绝。当庆历之初，诏天下立学，而独筠不能应诏，州之士以为病。至治平三年，盖二十有三年矣，始告于知州事、尚书都官郎中董君仪。董君乃与通判州事、国子博士郑君蒨，相州之东南，得亢爽之地，筑宫于其上。经始于其春，而落成于八月之望。既而来学者常数十百人。二君乃以书走京师，请记于予。
予谓二君之于政，可谓知所务矣。使筠之士，相与升降乎其中，讲先王之遗文，以致其知。其贤者超然自信而独立，其中材勉焉，以待上之教化。则是宫之作，非独使夫来者玩思于空言，以干世取禄而已。故为之著予之所闻者以为记，而使归刻焉。
                                                                              （有删改）

译文：
    周王朝日渐衰微，先王们的遗存也就消亡了。到了汉代，六艺经传从秦朝焚书的余烬中复出，读书人于是可以跟着百家继续学习。谈道论德的人，自夸德行崇高远大而忘了为世所用；议论为政之道的人，力求卑下浅近而不去学习古人。在那个时候，能够通晓先王之道的人，只有杨雄而已。但是杨雄的文章，世人不知道它好在什么地方。然而出现在那个时代的读书人，他们都在保持自我操守上很着力，没有草率简略的思想，他们对于物质上的索取与给予，官位上的提拔或废退，道义上的取舍，一定会从礼义方面来考虑。
    从那时候到魏晋以来，社会风气低劣人才匮乏已经很久了。而到了当世，才有读书人从千年之外的典籍开始专研，阐明先王之道，来让后学之子觉悟。世人虽然不能全部了解那些的思想，但是却常常喜欢它。所以学习那些道理的人，论及道德的主旨，知道应该不在近代追求它：议论政事治事理的规矩，知道效法古人不是绕远的。他们不被百家之言所扰乱，不被经传上的解释所蒙蔽。他们像这样的博学，这是汉代的读书人所不能比的。
    然而能尊重而奉行的，就未必有那么多人了。所以像《乐》、《易》那样淳厚的风气已经衰微了，那种诡异欺骗浅薄丑陋的风习占了优势。他们不论处在贫富、贵贱的地位，培养廉洁、远离耻辱的心意就少，而苟且相合求得的行为就多。这习俗教化的美德，之所以赶不上汉代。（汉代的读书人）见闻有时很浅薄，但是他们的道义很高；见闻很渊博，但是他们的操守却不够，这是什么缘故呢？缘于汉代的读书人是从乡里被推举的，所以不能不专注于自我修养。现今是用文章来选用的，所以不能不专注于学习。至于那些学习深入的，理解到了内心深处的人，也不知道自己到了哪种境界。从这个现象看，那么朝廷喜欢的东西，朝野的人一定比之更厉害啊。难道不是真的吗？如果使汉代和今天都有教化开导的方法，都有学校培养成才的方法，那么读书人在学问品行方面，难道有彼此之间的偏差，先后的过失吗?《大学》中的道理，将想用诚意、正心、修身，来达到治理国家天下，而必定要先求得知识，那么有知识的人，本来就是为善的开端，而一般人们所难于达到的。今天的读书人，对于一般人所难于达到的知识境界，已经相差不远了。那么，在上位的人施行教化，没有比这时更容易的，看你所用来引导的办法怎样了。
    筠州也算是个州，在大江之西，地理偏僻与世隔绝。在庆历初年，天子下诏设立学校，但是只有筠州不能呼应诏令，筠州的读书人认为是个弊端。到治平三年，大概有二十三,才有人报告知州事、尚书都官郎中董君仪。董君就和通判州事、国子博士郑君蒨察看州的东南，发现一块地势高旷之地，在上面建造了学舍。在治平三年的春天开始经营，而在八月十五日落成。不久来学习的人常有数十到数百人。两位贤君就带着报呈的文书去了京城，并嘱咐我写篇记。
    我认为两位贤君对筠州的政事，真的是有所追求的。使筠州的读书人相互出入在学宫中，讲述先王的遗文，以求得知识。他们中有贤德的人能够超然自信而独立于世，那些中等资质的人得以自勉以等待上一位次的教育。那么这个学宫的兴造，不独使来学习的人品味思索一些空洞不实的言词，来求取禄位罢了。所以替他们写上我的见闻而成了这篇记，等他们回来之后刻石记录这件盛事吧。

曾巩《筠州学记》